de la reproduction d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

只有到这里，只有到现在，我们才终于可以来回答那个让我费了很长篇幅却仍然悬而未决的核心问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如何得到保障的？

如果用地形学的语言（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我们可以说：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通过上层建筑来保障的，通过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来保障的。

但是，既然我们此前认为必须超越这种依然是描述性的语言，我们可以说：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通过国家政权在国家机器——一方面是镇压性国家机器，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运用来保障的。

我们要把前面所说的一切都考虑进来，并把它们归纳为以下三个特征：

1. 所有国家机器都既通过镇压也通过意识形态发挥功能。区别在于镇压性国家机器大量并首要地通过镇压发挥功能，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大量并首要地通过意识形态发挥功能——在这两种情况中，都必然包含各种各样的细微差别。

2. 镇压性国家机器构成了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它的不同组成部分通过一个指挥上的统一而集中在一起，这个统一就是由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来实施的阶级斗争的政治；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多样的、彼此各异的、相对自主的，并且能够给各种矛盾的展开提供一个客观的场域，这些矛盾以有限的但有时候又极端的形式表现了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之间冲突的后果，以及这些斗争的次要形式（例如19世纪中前期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例如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等等）。

3. 镇压性国家机器的统一是通过统一的、集中化的组织来保障的，这个组织由掌握政权的各阶级中实行着这些阶级的阶级斗争政治的代表们领导着；而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统一是通过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来保障的——为了说明这种意识形态的后果，我们必须称之为国家的意识形态。

一、论生产关系再生产中的某种“劳动分工”[1]

如果同意把这些特征考虑进来，我们就能根据某种“劳动分工”，以如下方式来表述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镇压性国家机器的作用，就其作为镇压机器来说，本质在于用（肉体的或非肉体的）武力来保障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政治条件。国家机器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自身的再生产[2]，而且同时特别要通过镇压（从最野蛮的肉体施暴，到纯粹的行政命令和禁令，直到公开和隐蔽的审查制度，等等）来保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运行的一般政治条件。

实际上，作为理所当然的结论，正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镇压性国家机器为它们提供的“盾牌”后面，保障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本身。也正是在这里，国家的意识形态（即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得以大量地发挥作用。正是通过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即国家的意识形态这个中介，镇压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以及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时有摩擦）的“和谐”才得到了保障。

因此，我们恰恰必须在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唯一的（因为是共同的）作用——即生产关系再生产的作用——中，根据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多样性，来考虑接下来的假设。

事实上，我们已经列举了相当多的、存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宗教机器、学校机器、家庭机器、政治机器、工会机器、传播机器、“文化”（包括体育）机器等等。

然而，在“农奴制的”（通常称为封建的）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存在着单一的镇压性国家机器，而且它从已知最早的古代国家起（更不要说绝对君主制了），就已经与我们今天熟悉的形式非常相似，但在那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数量却要少得多，而且它们的特性也与现在不同。

例如，我们看到，以前教会（宗教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兼具了许多功能，这些功能今天已经转交给了若干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我们刚才提到的过去相比是全新的。曾经与教会并列的还有家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扮演的角色与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所扮演的角色又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不管表面现象如何，教会和家庭并不是当时仅有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还有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三级会议、最高法院、作为现代政党前身的不同政治派别和政治同盟，以及由自由的公社和随后的市政机关构成的整个政治系统）。如果我们能冒昧地使用一个与当时时代不符的说法的话，那么还有一种强大的“前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强大的商会和银行行会以及帮工协会等等）。出版和传播本身也获得了无可争议的发展，演出[3]也一样，它们起初是作为教会的组成部分，随后从它那里越来越独立了出来。

二、存在着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今天，它就是学校

在我们极其概括地考察的前资本主义历史时期，最清楚不过的是，存在着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它不仅把宗教的功能，而且还把教育的功能，以及大部分传播、“文化”和出版的功能集于一身[4]。从16世纪到18世纪，从宗教改革的最初动荡开始，全部的意识形态斗争，之所以都集中于反教权和反宗教的斗争，恰恰取决于宗教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占据的绝对统治地位。

法国大革命首要的目标和结果，不仅在于把国家政权从封建贵族手中转移到商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手中，打碎了一部分以前的镇压性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镇压性国家机器（如国民卫队），而且在于打击了头号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因此才出现了世俗的教士机构，没收了教会财产，创造了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取代宗教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占统治地位的作用。

当然，这些事都不是自动发生的：政教协议、王朝复辟，以及贵族与工业资产阶级在整个19世纪进行的长期的阶级斗争，就是证明。这场斗争是为了确立资产阶级对以往由教会履行的各种功能的领导权。资产阶级在大革命最初几年就建立了新的（即议会民主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后来又经过长期激烈的斗争，在1848年的几个月和第二帝国垮台后的数十年重建了它。可以说，资产阶级正是依靠这架新机器展开了反对教会的斗争，并剥夺了它的意识形态功能：简言之，不仅保障了自己的政治领导权，而且保障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所必需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正因为如此，我们自信有理由提出以下的论点（冒着它将带来的一切风险）。我们认为，经过同旧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了激烈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之后，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建立起来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学校的意识形态机器。

这个论点可能看起来是悖论性的，因为在大家看来，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想要给自己和被剥削阶级提供的意识形态表述中，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似乎的确不是学校，而是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即与普选和党派斗争相匹配的议会民主政体。

然而，历史（甚至是最近的历史）表明，资产阶级曾经并且现在仍然完全有能力适应不同于议会民主制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各种形式：单就法国来说，就有过第一和第二帝国、君主立宪制（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议会君主制（路易·菲利普）和总统民主制（戴高乐）。在英国，事情就更为明显。从资产阶级观点看，那里的革命尤其“成功”，因为不像在法国，资产阶级（部分地由于小贵族的愚蠢）不得不听任农民和平民在“革命日”把自己拥上权力的宝座，并不得不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英国资产阶级则能够与贵族“妥协”，并能长期与之“分享”国家政权以及国家机器（统治阶级中所有心怀善念的人们共享太平！）。而在德国，事情更令人吃惊。因为那里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委身于那种非常“民族”、非常“社会主义”但……很少“民主的”政治机器即纳粹主义之前，是躲在由帝国的容克（以俾斯麦为代表）及其军队、警察提供庇护和领袖人物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背后，支离破碎地进入到历史里来的。

因此我们认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资产阶级自己进行着政治斗争，并把政治斗争的折磨强加给人民群众，但在这些政治斗争的“舞台”背后，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头号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学校机器，它实际上已经在功能上取代了先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即教会。我们甚至可以补充说：学校—家庭这个对子已经取代了教会—家庭这个对子。

为什么说学校机器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呢？它又是怎样发挥功能的呢？我们将在最近一部著作中阐明这些问题。[5]目前只说以下几点就够了：

1. 所有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无论它们是哪一种，都服务于同样的结果：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即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再生产。

2. 每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以其特有的方式服务于这个唯一的结果。政治机器的方式是，使个人臣服于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臣服于间接的（议会制的）或直接的（全民公投的或法西斯主义的）“民主的”意识形态。传播机器的方式，则是利用出版物、广播和电视，每天用一定剂量向每个“公民”灌输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自由主义和道德主义等等。文化机器等等也是一样的（在沙文主义中，体育的作用占首位）。宗教机器的方式，则是在布道和其他有关出生、结婚和死亡的重大典礼中提醒人们：人只是尘土，除非他懂得爱他的同类，爱到有人打他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6]。学校机器的方式，我们马上会详细讨论。家庭机器等等也就没有必要再说下去了。

3. 这台音乐会由一个唯一的总谱统治着，但在其中人们能听到一些“走调的音符”（无产者及其组织的极不和谐的音符，对立的或同时也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音符，等等）。这个总谱就是现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即国家的意识形态，它把——在基督教之前就创造了希腊奇迹、以后又创造了不朽之城罗马的荣耀的——伟大先辈的那些人文主义[7]的伟大主题，以及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等等主题，理所当然地统统融合到它的音乐当中。民族主义、道德主义和经济主义。贝当曾说得更厚颜无耻：劳动、家庭、祖国[8]。

4. 不过，在这台音乐会上，有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确确实实地起着占统治地位的作用，尽管没有人，或几乎没有人留意它的声音：它是如此沉默！这就是学校。

从幼儿园开始，学校接纳了各个社会阶级的儿童，并且从幼儿园开始，在以后的若干年里（这是儿童在家庭国家机器和学校国家机器的双重挤压下最“脆弱的”几年），使用各种或新或旧的方法，反复向他们灌输一些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包裹着的“本领”（法文、算术、自然史、科学、文学），或者干脆就是纯粹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伦理、公民教育和哲学）。到大约16岁左右，大批孩子就掉“到生产中去”，成为工人和小农。另一部分可培养的年轻人继续学业，好歹多学几年，直到中途落伍，充当中小管理人员、雇佣劳动者、中小行政人员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资产者。最后一部分达到顶点，或者成为不完全就业（或半失业）的知识分子，或者充当剥削的当事人和镇压的当事人，职业的意识形态家（各式各样的僧侣，可以确信其中大多数都是“俗人”），以及科学实践的当事人。

沿途掉队的每一批人，撇开或多或少的失误或失败不说，实际上大致都被提供了与他们在阶级社会必须充当的角色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被剥削者的角色需要“高度发达的”“职业的”“道德的”“公民的”“民族的”和非政治的意识；剥削的当事人的角色需要一种向工人发号施令和对他们讲话的能力；镇压的当事人的角色需要有发号施令和强迫人们“无条件”服从的能力，或是玩弄政治领袖的修辞术进行煽动的能力；而职业的意识形态家的角色则需要一种带着尊重（即带着恰如其分的轻蔑、敲诈和煽动）去影响人们意识的能力，以大谈道德、德性、“超越”、民族和法兰西的世界地位之类的论调。

当然，许多这些相反相成的德性（一方面是谦逊节制、听天由命、温良顺从，另一方面是玩世不恭、轻蔑傲慢、狂妄自负乃至巧言令色和狡诈），也会在家庭、教会、军队、各种美书[9]和电影里，甚至体育场上传授。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没有任何别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能在这么多年的时期里，有全体儿童每周六天、每天八小时来充当义务的（并且最不值一提的，还是免费的）听众。

然而，正是通过在这个学徒期学习的东西——它们最终可以归结为由大量灌输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包裹起来的一些确定的本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即被剥削者对剥削者和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关系）才真正被再生产出来。在这里，我要对我们即将提供的论证进行预支，我要说，造成这个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生死攸关的结果的机制，自然被一种普遍盛行的关于学校的意识形态掩盖和隐瞒了。之所以普遍盛行，是因为它就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形式之一：这种意识形态把学校表述为没有意识形态的中立环境（因为它是……世俗的）。在学校里，尊重孩子“良知”和“自由”的教师们，面对“家长”（即孩子们的所有者，那些同样自由的人）满怀信任所托付的孩子，以自身为榜样，运用知识、文学，以及文学的或科学的人文主义广为人知的“解放”能力[10]，为孩子们开辟了通向成年人的自由、道德和责任感的道路。

我要请另一些教师原谅，因为他们在不可能的、甚至恶劣的条件下，仍然试图利用他们从历史上、从他们所“教授”的学问中所能找到的科学的和政治的武器，来反对自己所陷入的意识形态、体系和实践。他们算得上是一类英雄。但是他们人数很少，而且有多少人（绝大多数！）甚至还从没有怀疑过这个体系（比他们要强大并且会把他们压垮的体系）所强加给他们的这项“工作”，更糟糕的是，他们用最先进的意识，倾注自己的全部身心和聪明才智（各种著名的新方法！）来完成这项“工作”，就像我们在幼儿园、小学、中学和技术学校的“试点”班所见到的那样。

他们对这项“工作”的怀疑如此微不足道，以致他们用自己的忠诚本身维护和滋养了对学校的意识形态表述，这种表述使今天的学校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显得那样“自然”、必需，甚至有益，就像几个世纪前，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教会也是那样的“自然”、必要、慷慨大度。事实上，学校今天已经取代了教会：学校继教会之后，占据了后者占统治地位的领域，虽然这个领域有所缩小（因为有非义务的教会，以及像学校一样既义务又免费的军队，细心地从侧翼掩护着它）。确实，学校可以指望家庭的帮助——尽管从《共产党宣言》宣告了家庭的“解体”之后，家庭会发出一些“尖锐的摩擦声”，扰乱学校先前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功能的发挥（它的功能的发挥在过去是非常稳当的）。但从今往后，情况将有所不同：五月之后，最上层的资产阶级家庭本身明白了一些道理，这些道理不可改变地动摇了他们，甚至经常使他们“颤抖”。

* * *

[1]关于“劳动分工”一词的译法，详见第87页译注。——译注

[2]和从前存在一些世袭的君主家族完全一样，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着一些政客家族、军人家族。比如以传统方式招募海军军官，就和古代从贵族阶层中选拔外交团体完全一样。

[3]“演出”原文为“spectacles”，详见第175页译注。——译注

[4]另外，我们可以说，因为教会曾是封建剥削的直接相关方，它拥有巨额的“教会财产”，因此它也是一股强大的经济势力。

[5]《学校》（écoles），将于1969年秋出版（马斯佩罗出版社）［原编者按：实际上，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参见书前艾蒂安·巴利巴尔的“法文版序”］ （参见第6页及该页注释，另参见第110页及该页注释。——译注）。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注意使资本主义教育系统和封建教会区别开来的那个巨大差别：与封建教会相反，资本主义教育系统不是一种“经济势力”，也不参与资本主义剥削。然而，对于某些科学研究部门，我们却不能说同样的话，哪怕进行了必要的细微修正。

[6]语出《新约·马太福音》5:39：“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译注

[7]“人文主义”原文为“humanisme”，也译为“人道主义”。详见第278-279页相关论述。——译注

[8]1940年法国战败后，贝当建立了与纳粹德国合作的维希政府，制定了新宪法，新宪法用“法兰西国家”代替了“法兰西共和国”，用“劳动、家庭、祖国”代替了自1789年继承下来的“自由、平等、博爱”。——译注

[9]“美书”原文为“beaux livres”，指开本较大、装帧精美、包含大量图片的“插图书”，一般用于普及性地介绍各种主题知识或艺术作品。——译注

[10]“能力”一词原文为“vertu”，也译为“德性”“效能”。——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