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政权
1644年夏，当造反军在山西、北直隶和山东横冲直撞时，中国南北交通遭到严重破坏。黄河以南的明朝军事当局陷入混乱、拖拉与缺乏指挥的状态，邮传和运输路线上的在职人员大都放弃职守，道路上挤满了难民，他们把瘟疫、惊慌、敌探和关于北方情况的种种可怕的传闻带到南方。4月5日，崇祯皇帝曾下诏天下勤王。但在造反者攻陷北京21天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仍未发兵。又过了20多天，崇祯皇帝自缢的可靠消息才到达南京。
这个消息不仅震动了南京和北直隶的官场和社会贤达，而且传遍南方，在晚明的社会动乱中掀起新浪潮——城市暴乱、佃户和奴仆反抗主人、工场和矿厂工人罢工、土匪袭击、各式各样地方武装集团造反——这股浪潮在许多地区几十年都没有平息。第一个南明朝廷正是在地方失去控制和整个社会缺乏有指导的、协调的军事化的情况下，企图建立一个恢复北方和明帝国的基础。
首先要考虑的是崇祯皇帝的继承者。当时谁也不知道皇太子（朱慈烺）或他的两个幸存的弟弟的下落，[1]有些人出于这个理由，主张推迟新君主的选择。但更多的人感到及时拥立一个君主对于团结全国是迫切需要的。到5月22日，当留都南京职位最高的在职官员第一次聚集来商讨这一问题时，几个从河南和山东的封地逃出来的明朝藩王已经到了淮河地区。其中最重要的是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2]
严格从继承顺序考虑，在崇祯皇帝自己的几个儿子之后，显然就是福王，然后是另外三个藩王，他们这时还不知在南京附近的什么地方，潞王是第五位。但潞王得到一些有影响的人的支持，一则因他在品格和智力上被认为优于福王，再则因许多“耿直”派官员担心福王成为国君后对他们不利，甚至带来灾难。这种担心的缘由要往上推三朝。万历皇帝曾想越过他的第一个儿子，指定福王的父亲为皇太子。这个意图许多年受到激烈反对，最后为东林的拥护者所挫败，导致一系列派别斗争与不和，直到崇祯朝仍未停止。[3]因此，福王一旦做了皇帝，他可能因为这个缘故而向“清流”报复。史可法由于知道福王名声不好，更容易受到那些心怀疑虑的东林党人的影响。
不过，绝大多数官员担心越过世系选择君主的潜在含糊性，大多数意见赞成福王。凤阳总督马士英看出这一点，开始了一个大胆的政治花招。他一方面赶忙把福王弄到南京郊区，一方面在镇守江北的将领中进行支持福王的活动，将来新朝廷的安全要依靠他们。史可法看到这种压力，当福王在6月初到达长江边时，他放弃了他的保留意见（如果找到皇太子将出现分裂），而接受了马士英的既成事实。
1644年6月5日，福王以藩王仪制进入南京，第二天，他暂时即监国位，仿照1449年景泰皇帝的先例。6月7日，他搬进皇宫，俨然就是一国之君了。作为监国或事实上的摄政，他在七天内正式任命了六部和内阁等文武百官，以图重振这奄奄一息的留都。
从15世纪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起，南京作为南方的京城已名存实亡。这里有与中央的大多数部门相似的部门，不过这些职位人员较少，也没有声望，被看作是过渡性的，经常空缺。对王朝来说，南京主要有两个功能：首先是作为一个军事基地，保卫和管辖富饶的江南地区，特别是长江和大运河运输网；其次是作为最重要的行省南直隶实际上的省城，南直隶以产品或因转运而供养北直隶。因此，明末南京最重要的官员是南京的户部尚书和安全上的“三执政”——兵部尚书（他通常又是参赞机务）、五军都督（通常是一个太监）和操江提督。[4]
除去充实南京原有各部门的许多空缺外，这个新政权还必须重建北京的几乎全部政府机构，包括京城警卫系统；改变赋税和运输的流向；调整行政范围；重建或修复旧皇宫中的宫殿和住所。所有这些都是在相当大的混乱中开始的，缺乏胜任的或有经验的人手。但是，在明朝原来的国都复兴明朝，这里不仅有开国者而且有建文帝的陵墓，在心理上是一个不小的鼓舞。在万历朝，建文皇帝重新成为开国者合法的继承人，作为正统的象征和抵抗北方不道德的残暴势力的象征，他在南方恢复了声望。[5]
最初的高级官员选择，在大多数旁观者看来，似乎是既适当又公平的；尽管有少数几个知名人物拒绝参加，或勉强参加，或被迫参加，但许多有着耿直名声的人接受了重要职位，例如，史可法、高弘图和姜曰广都当了大学士。此外，明显出于对稳定的关心，大家认为监国福王有尽早择吉即帝位的必要。为他的登基草拟了25条施政纲领，以争取官僚、贵族和百姓的广泛支持。它们包括招纳贤士，审慎地任用被造反者驱逐或因党派斗争而离职的人，宽大处理那些曾“身陷”造反者手中的官员，反对随便征税，减少晚明加派的捐税，豁免特别困苦地区的赋税。尽管有这些充满希望的初步措施，仍然很快就出现了分歧，首先是文职与武职人员之间的冲突。
早期的问题与后果
起初，作为报酬，马士英得到作为兵部尚书和大学士的有名无实的职位，但实际上他仍是凤阳总督。因为是他使福王成了皇帝，所以他感到现在他不能被排除在国家的最高议事机构之外。他很快领着一支军队来到南京，催促监国福王赶快登基，并事实上胁迫朝廷委派他到南京任兵部尚书和大学士。6月19日福王正式成为弘光皇帝时，马士英随侍左右。第二天，由于几个受马士英影响的有权势的将领的建议，史可法要求解除他在朝中的职务，去长江以北督师。他不久就在扬州设立了行辕。这一事态发展不仅震动了官场，而且在南京引起了反对的舆论，认为像史可法这样一位能干和得人心的大臣应当留在皇帝身边，而马士英作为一个在将领中闻名的军事战略家，应当到战场上去。但史可法没有鼓励这种抗议活动，这也许是因为他希望避免同马士英的冲突，以维护这时内阁中脆弱的团结。
初期调整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把当时在南直隶北部到处乱窜并造成破坏的各支军队编为四镇。各镇的领兵将领和防区如下：（1）高杰占据南直隶北部的黄淮地区，负责河南北部的战事；（2）刘良佐占据淮河以南的南直隶中西部地区，负责河南中部和南部的战事；（3）黄得功占据长江以北的南直隶中部地区，负责支援在他北面的高杰和刘良佐；（4）刘泽清占据淮安州，负责南直隶东北和山东南部的战事。每镇的士兵，要靠耕种被遗弃的或瘠薄的土地来取得粮食；武器、装备和其他物资则靠每个防区在本区征收的税款来购买。此外，每镇定员3万人，每个士兵每年由中央政府发给饷银20两。史可法和他的3万人的军队集中在扬州和徐州之间，作为他们的督师。
除此之外，来归顺弘光皇帝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后来者，即湖广的左良玉和他的5万多散漫杂乱的军队，他将作为第五镇的统兵将领。在安庆和镇江各部署了一支军队，它们之间有几处驻扎着江防军，以保卫长江，它们中间的南京则另有一支6万人的应急军队。此外，还加强了操江提督在南京对岸浦口的军队。九江和凤阳的两个总督以及在安庆—芜湖、怀安—扬州和河南东部三地的巡抚，将部分地得到中央政府配给的支援。
这样一个军事部署的总开支预计要700多万两——就是说，至少超出南京户部当年预计的收入100多万两。而预计的收入还得用于薪俸、建设和朝廷的礼仪开支。由于豁免了遭受土匪劫掠地区的赋税；地方赋税被挪用来增加军事设施；失去了福建和两广[6]大部分地区的赋税，南京只能指望南直隶南部和浙江的赋税收入，而这些地区到晚明时在粮食上已不能自给自足和从地区间的贸易获取财富。此外，当年严重干旱。即使军队的数量不急速增加，即使有最好的财政官员和军需官员，供应也将不足，何况弘光皇帝两者都没有。
为了获得军队的忠诚（这是它非常缺乏的），朝廷用两种办法讨好他们。一是允许军队在各自的防区内有获取食物的完全自由，甚至可以自己任命管理人员，一是对带兵的将领滥予加官晋爵，不是为了赏功而是为了激励他们的军事才能。这种政策导致严重的冲突。文官看不惯武将的贪婪和自负，认为他们全是无功受禄；居民反对在他们的城镇驻扎军队，而军队则认为驻在城镇比乡下和军垦区舒服，因为这里更富足，货源更充分（而且有墙把各小队保护起来，互不干扰）。此外，各个防区在出产和收入上的不平均，加剧了将领之间的地方性对抗。
平民鄙视士兵，而一些士兵则鄙视另一些士兵，把他们看作吃皇粮的土匪。的确，许多部队原来就是叛乱的团伙。特别是在河南中部的大多数地区，那里布满了堡砦，其中一些就是由当地的叛乱者和刚得到弘光朝廷任命的人指挥的。[7]但这种情况并不使他们与正规军有何不同。他们都是大伙武装起来的人，靠打、砸、抢为生，有的得到军官的庇护，有的则不。
朝廷本身从一开始就由于高级文官与勋臣之间的分歧而分裂。后者控制着南京周围的大部分军队。他们企图参与政府大计并得到民政官员更多的尊重。当时的操江提督刘孔昭就企图在内阁中谋一个职位。他受到吏部尚书张慎言的反对，理由是没有先例。其他的勋臣和刘孔昭联合起来指责张慎言在任命官职上轻视武将；文臣则反驳说，武官无权过问朝廷的事。这次争吵的结果是张慎言辞去官僚机构中这个最重要的职位。
这类争吵本身已够严重了，它们还同马士英的竭力增加个人权势和朝中“清流派”与“逆党”之间的斗争始终纠缠在一起，这些斗争始于16世纪末的东林党人。尽管马士英是一个有一定才干的人，胸怀宽大的人也可以与他共事，但文官都不喜欢他，东林党和复社的不妥协的追随者尤其不喜欢他。
马士英知道这一点，所以在文职机构以外，他拉拢那些不满分子：将领、勋臣和宗室中的野心家；在文职机构以内，则拉拢那些由于清流派的反对导致仕途受到阻挠的人。“清流派”前辈、左都御史刘宗周严厉的奏疏，使马士英更加感到需要这样一种策略。刘宗周常批评军人，对朝中的“小人”提出警告，强烈要求惩治某些不服从命令的将领，主张将马士英送回凤阳。[8]马士英决定采取一切手段加强他的地位，同朝中反对他的这班文官进行斗争。这个决定启动了他无法控制的各种势力。
“清流派”不信任马士英，是因为他同阮大铖向来过从甚密，而阮大铖是复社深恶痛绝的人。据说在17世纪20年代，阮大铖为了争夺一个他垂涎的职位，曾与臭名昭彰的太监魏忠贤勾结，陷害东林的一个盟友。后来，崇祯朝将魏忠贤及其党羽定为“逆案”，阮大铖作为次要人物被列入“阉党”，削职夺官，永不叙用。但这还不足以抵消复社名士对阮大铖的憎恨，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甚至公开辱骂他，把他排斥在官场和上层社会之外。[9]阮大铖想当官的强烈欲望加上他的工于心计与报仇心切，使他在他们眼中成了邪恶的化身。弘光朝廷发生的事，似乎证实了这种担心，但从阮大铖受到党人过分的刺激与羞辱来看，他们的担心也可能是主观臆断的。
“清流派”的反对激怒了马士英，他决定替阮大铖复官，明知这会引起一场风波。不仅因前朝对阮大铖有永不叙用的定案，更糟的是，这次任命出自中旨，不是按照惯例先行推荐，然后再经过朝廷大臣的审议。这种走捷径的办法，始于成化年间，此后常被滥用，在天启、崇祯两朝曾引起很大的争论并导致恶果。[10]阮大铖终于在1644年9月30日成了兵部右侍郎，这加速了高弘图、姜曰广和刘宗周的去职。第二年他升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巡阅江防，他的高升给那些既想升官又想报仇的人指出一条途径，即依附马士英。
为了肃清政府中的反对派，马士英和一些过去受到排斥的人如通政使杨维垣等诡称，应当受到惩治的“邪党”不是那些与天启朝的太监有所谓联系的人，而是那些与北方的造反者有勾结的人。他们还企图为列入“逆案”的人翻案，甚至要求重新出版《三朝要典》——一本由阉党编辑的诬陷东林官员的书。[11]某些“清流派”官员在为南京朝廷定策时不赞成拥立福王，也作为一个重大问题被提了出来。政治迫害愈演愈烈，甚至超过马士英的初衷。最为世诟病的是，阮大铖诬陷他的仇人周镳通敌，因为周镳的一个远亲曾在北京的李自成政权中为官。周镳不像许多复社名士那样在阮大铖得势时被逮捕，但他也没有逃走，1645年5月初他奉命自杀。
这种清洗可能加强了马阮集团，但大大削弱了政府。它转移了政府对更重要的问题的注意，把好人赶出朝廷，并对制定一项对于那些被怀疑对李自成抵抗不力或甚至予以帮助的人的明确政策增加了困难。这些人有的受到欢迎，有的受到恐吓。有的复官，有的被处死，基本上根据党派关系决定。因此毫不奇怪，许多人宁愿留在弘光朝廷的势力范围之外，即在造反者或满族人一边。
马士英为了巩固他的权力，还从政治目的出发任命将领。此外，他也怂恿某些明宗室干预朝廷事务，只要能利用他们攻击他的政敌。在谴责马士英的政敌的将领中，刘孔昭和刘泽清叫嚷得最响，在宗室中，朱统依附马阮集团迫害反对派，以期获得官职（宗室一般不得担任官职）。由此引起了宗室钻营官职之风，但这比起防御指挥的政治化来，还是个次要问题。史可法在驾驭江北四镇骄横的将领方面，一开始就遇到很大的困难，加之他们与南京兵部（受马、阮控制）有直接联系，史可法就更加为难。这个情况引起的严重后果是刺激了左良玉，他早先曾受到一个东林人物的很深的影响，僧恨马、阮。马士英为了防范他，故意克扣军饷，并企图在他和九江的总督之间制造不和，尽管马士英也担心左良玉的纪律极坏的军队可能叛变。御史黄澎利用这种情况竭力鼓动，首先检举马士英“十大罪状”，随后说服左良玉起兵反对马士英。
对马士英的成功和弘光朝廷的命运最重要的是他和皇帝的关系。朱由崧本来不愿继承帝位。他像所有的藩王一样，习于享乐，被禁止参加政治活动。他从来不曾显示出坚强的性格、决断，或对政府事务和统治权的知识，而这些都是他现在所需要的。不过，在他即位后的最初几个月，他确实作出很大的努力履行皇帝的职责，直率地承认他需要一个有能力的首辅的指导和帮助。虽然他起初选择了高弘图，但不久马士英就设法取代他成了首辅。
他利用皇帝的自卑感与不安全感，迎合他想把一团糟的朝廷事务委托给某个人的愿望，达到了这个目的。各种检举、清洗和政治花招所强调的，是“清流派”想拥立鲁王，是东林集团冤枉了朱由崧的父亲和祖母，是某些人竟然胆敢议论皇帝的亲族（突出的宗室）以及其他的人阻止太监想把部分税银解入内库的企图。虽然皇帝既未发动也未鼓励这种制造分裂的指责，但也缺乏加以制止的决心。他依靠伴随他从河南来的少数太监，而疏远先前驻在南京的政治上更机敏的太监。
皇帝逐渐缩入深宫，引起种种谣言，如关于他的好色、放荡、不理朝政，以及马士英和阮大铖助长这种荒淫的卑鄙手段。不论这些传说真实与否，马士英之获得有限制的权力主要不是靠赢得皇帝的信任，而是靠架空他。为了支付内廷的靡费，特别是选择皇后和举行结婚大礼，导致政府的财政支绌。
财政上的危急情况引出了各种对策，其中大多数是老一套办法，即增加赋税。除派出官员和太监催促赋税和食盐专卖收入的运送外，相当大的注意力是放在苛捐杂税上。有人提出开矿和取消海上贸易限制以取得更多的关税，同时政府在江南对酒和房地产征收新税，并铸造弘光钱币。政府标出价钱，卖官鬻爵，罪犯可以花钱减刑。
但对政府的名声影响最坏的，是任命一切官职都需要行贿。马、阮及其同伙公开这样做，表明这是他们筹措政府经费的一种公然手段。但这种意图从未正式说明过，它看起来更像是个人的腐败行为。在人民的眼里，则是“长官多如羊，小吏贱似狗……可叹江南钱，尽入马家手”。
敌人和战略
当时迫切需要的，是增进文武官员之间的团结，但谁是主要敌人，在弘光时期从未弄清楚或取得一致。是造反者还是满族人，应该在什么地方抵抗谁？如果主要威胁是造反者，那么是陕西的李自成还是四川的张献忠最有可能首先下江南？如果主要威胁是满族人，那么他们是在对付了造反者之前还是之后向江南进军并走哪条路线？在山东和北直隶的清军是仅仅想肃清造反者以准备对付西边的李自成呢，还是想伺机南下进一步侵犯和占领中国领土？他们是否可能同造反者联合起来进攻南方？
由于这种复杂性，这个财政上陷入困境的政权必须同时在四条战线上保卫自己：湖广中部，河南中部和东南部，河南东北部，南直隶北部。此外，从长江上游，长江以北的大运河和浙江来的叛军的接近，使南京经常处于惶惶不安之中。在弘光朝的头五个月，朝廷担心的是农民起义军；到冬天，它比较清楚地看到满族人的危险性；结果问题变成了是打清军还是打明朝内部的敌人。总的来说，朝廷以及所有的南明机构始终低估了满族“蛮子”的意图和能力。
起初，史可法和整个朝廷都希望满族人真像他们宣称的那样，帮助明朝主持正义——就是说，若不被激怒，他们愿意同南明朝廷合作，满足于某种报偿、让步和特殊利益。为了探索这种可能性和鼓励满族人的谈判态度，弘光朝廷在1644年7月开始计划派使节去北京。使节的目的规定为：（1）适当地安葬崇祯皇帝；（2）赠与吴三桂爵位和贺礼，[12]对他的效忠满清，暗中加以破坏，吴三桂原是明朝北方的将领，曾有效地反对农民起义军；（3）向满洲人赠送谢礼（补偿），感谢他们把农民起义军赶出北京；（4）劝诱满族人撤军，条件是让与山海关以外的全部领土，每年纳10万两岁币，默许其统治者除“皇帝”之外的任何称号。他们不知道摄政王多尔衮为了取得“天下”的战略利益，这时正把年轻的顺治皇帝从沈阳接到北京。
1644年8月初，正式任命三个人担任这一使命，以新提升的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左懋第为首，左都督陈弘范和太仆少卿马绍愉随行。这不是最好的一组人选。三个都是次要人物，选择他们的主要原因是，只有他们似乎愿意去。左懋第决心在蛮子面前维护明朝的荣誉，不欲进行谈判。此外，他公开反对委派马绍愉，因为马在崇祯朝同满族人谈判时有讨好对手之嫌。[13]陈弘范则是清廷这时所要找的一个中间人，希图通过他说服南方的将领归顺。
使节走走停停，由于供应和运输问题以及遇上土匪，沿大运河北上的进程很慢。他们进入济宁以北的满族人占领区后，受到很冷淡的接待，不提供住处，并加以许多限制，在10月的最后几天当他们接近北京时，这些限制越多。人家对待他们不像平等国家的使节，而像从一个属国来的进贡者，最后，他们由于企图同吴三桂联系而被拘留在鸿胪寺。在这里，满族大学士刚林见了他们两次，责骂他们和南方的政府，没收了他们带来的礼物，不许祭奠或重葬崇祯皇帝及其后妃，认为没什么可谈判的，因为清军已经发动了对南方的战役。最后，他们被允许在11月25日在严密监视下离开北京，但不久就有一支清军赶来，将左懋第和马绍愉俘虏。陈弘范这时已与清廷合作，继续前进去向弘光朝廷报告即将来临的对南京的猛攻。
关于清廷的狂妄与好战的报告并不使史可法感到意外。8月下旬，多尔衮曾给史可法送来一封信，信中对比了清廷的自我牺牲精神取得的成功和南方朝廷的自私自利导致的失败，敦促史可法投降。史可法在10月15日发出了他的著名的回信，[14]雄辩地驳斥了多尔衮，坚决地拒绝了背叛，从那时起他就采取步骤增强防御，预备对付清兵可能的猛攻。早先，史可法纯正的人品和爱国心曾深深感动了土匪出身的高杰，在江北四镇的将领中他最强也最难驾驭。现在，史可法重新部署军队，就派高杰驻守咽喉之地徐州。11月和12月，清军在南直隶东北边境被击退，于是人们希望明朝军队至少可以守住长江防线。
“三大疑案”
在南京，士气愈来愈低落，偏执狂和党争以及伴随而来的清洗和迫害，无可挽回地削弱了弘光政权。关于三大疑案的真假问题，从1645年1月起直到这个政权结束，始终占据了人们的注意，它们最好的揭示了这个时候弘光朝廷的党派活动。这些案件本来都是可以宽宏大量地或者圆滑地加以解决的，却被阮大铖及其党羽用来达到报复的目的，说这是他们的政敌在煽动叛乱。结果产生出种种谣言，使百姓疏远朝廷。
第一件是大悲案，大悲是个和尚，他在南京城外因形迹可疑被捕。官方的秘密审问报告说，大悲故作疯癫，先供称崇祯时封他为齐王，后来又说是吴王，这些说法显然都是假的。但是，一些人认为他的陈述证明他了解包括福王在内的一些藩王的情况，而掌权的人不愿把这些情况暴露出来。不论大悲和尚是真疯还是装疯，负责审问的官员都想快些在暗中了结此案。只有阮大铖看出有追究的理由，他开了一份赞成潞王和挑唆大悲颠覆弘光朝廷的人的黑名单。但这时马士英制止了他，这个案件在1645年3月27日以公开处决疯和尚结束。
就在同一天，皇帝得到报告说，在浙江发现了一个自称是崇祯皇帝长子和太子的年轻人，于是派太监去把他请到南京。起初对他采取审慎的尊敬态度，官员们特别是崇祯诸子的讲读和熟悉北京宫廷生活的人聚在一起向他提出问题。尽管这个年轻人确实认出了一个讲读，并看来相当熟悉北京皇宫的布置，但他对许多问题未能作出正确的回答。一些记载说，在严密盘问下，他承认他叫王之明，是太子的近卫。另一些记载声称这个鉴定是伪造的，说这个年轻人虽然受到屈辱，但始终坚持他是真太子。
弘光皇帝似乎真诚欢迎找到太子，但他接受了这个年轻人是骗子的决定，并反复说明这一定罪，以回答前线将领的奏疏，他们对谣传太子受到朝廷中坏人的诽谤和折磨表示震惊。由于对“王之明”和三个所谓主谋者的严刑拷问，这种谣传更耸人听闻了。
使真太子命运这一历史问题变得复杂的，是这样一件事，三个月之前，另一个自称太子的人在北方出现，在清廷引起一桩公案，其微妙与政治影响在每一点上都与南京的案件相似。[15]满族人最后处死了北方那个自称太子的人，但更大的意见分歧阻止南方采取这个办法，因为在南方，尽管缺乏证据，却普遍地并往往是狂热地相信“假太子”是真的。
就在审问“假太子”的同时，一个自称是弘光皇帝妃子童氏的人，正从河南被护送到南京。她一到南京就被打入冷宫，因为皇帝愤怒地一口咬定她的故事是编造的，拒绝再听到这件事。有些记述说她是如何动人地诉说与写出她和福王的关系以及遭受的苦难，另一些记述则说她很快承认她的配偶是另一个藩王，她误以为他已经在南京登基。总之，从“假皇妃”在受刑时提到的一些人名，得出了她与某些人合谋推翻朝廷的结论。这些和其他有关她的性生活的指责，自然在政治人物中引起很大的不满；弘光皇帝让这个女人瘐死狱中这种明显的残酷行为，在他的不得人心之外又增加上一层怀疑：他自己才是骗子。[16]
供应短缺、清洗和“真伪太子案”加上逃出清军追击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有南下长江流域之势，终于引起南京久已担心的兵变：左良玉军以“清君侧”为名的东征。
弘光政权的结局
自从1644年6月占领没有防御和混乱的北京后，满族领袖即认识到必须给李自成起义军和中国北方的一般亡命之徒以决定性的打击。只有到那时才能考虑征讨南方的政权，因为当时满族人还不知道它在政治和军事上很脆弱。于是，在1644年夏和初秋，他们的领袖首先集中打击陕西南部的李自成军队，然后肃清山东北部和东部的零散起义军。清军逐渐在黄河（它从1495年起流向山东半岛之南）以北的平原上建立起一道薄弱的防线。到秋末，援军已经进入山东南部和南直隶北部，以对付从南方来的进攻。在北直隶南部和河南北部，他们肃清仍然活跃在这些地区的李自成残部。在这个时期中，明朝前线的一些军人提议合作；他们有的真的忠于南京，有的动摇不定，有的则真想背叛。最严重的背叛涉及驻守开封的总兵官许定国。
在后方得到一定程度的巩固并得知南明的情况后，清廷在11月中旬决定同时发动对西安和南京的战役。这两个战役分别由多尔衮之兄阿济格王、其弟多铎王指挥。但后来河南东北部出现的局势威胁着这两个战役的成功。于是对战略作了修改：多铎在平定黄河以南洛阳至开封地区之后，转而进攻李自成在潼关的最坚固的防线，同时阿济格从北边进攻西安，对李自成的根据地形成两面夹攻。
多铎的任务执行得迅速而顺利。1645年1月初，他的军队在河南西北部渡过黄河，占领洛阳及其以东直至开封的所有据点。他们击败起义军，俘虏或接受了几个明朝将领的投降。没有后顾之忧，多铎遂引兵向西，经过激烈战斗，于2月9日攻破潼关。这时李自成放弃了西安。在阿济格的追击下，他带着一支约20万人的军队向东南方向逃走，沿陕西、河南边界进入湖广北部。多铎留在后面完成在陕西和河南西北部的作战计划。但3月11日后不久，他接到进军江南的命令。
明廷的反应是把最好的军队派到前线，击退清军并沿黄河南岸标出新的防区。但有两件事严重地削弱了朝廷应付清军进一步挑战的能力：高杰的被害和左良玉的起义。高杰是江北四镇中最能打仗也是最骄悍强横的将领，他受命从驻地徐州向西进军以保卫洛阳和开封之间的战略要道，同时与总兵官许定国协同作战。
由于高杰与许定国从前有仇隙，两人素来互相嫉恨。现在两人都表示友好与宽宏。但是，1645年2月8日夜，许定国在他的睢州驻地宴请高杰，将他杀害。随后他渡过黄河投奔清军，在他们眼中，他的杀害高杰大大提高了他的身价。同时这一行动使高杰的大军陷入愤怒与混乱之中。其他各镇将领对高杰的怨恨和南京的政治阴谋，挫败了史可法重建高杰军的领导的企图。当他们不受管束地进入南直隶向扬州溃退时，守住黄河防线的希望就破灭了。
清军在陕西击败李自成，增加了左良玉部下的担心；他们害怕他们给养和纪律都很差的军队将面临来自西北的起义军的猛攻。此外，关于可疑的太子和童妃的谣言传到湖广，增加了左良玉对马—阮集团的厌恶。年老、有病、精神不济的左良玉在部下祈求下，把一封假造的太子求援的书信当作真的接受，并以此作为移师向东清除马士英的借口。4月19日，当清军向东穿过河南北部而李自成的溃军在阿济格追击下迫近武昌时，左良玉开始了他的“东征”。
左良玉在九江遇到江楚总督袁继咸时，才认识到自己受了愚弄，袁继咸拒绝支持他。他们两人的军队都不听命令，密谋劫掠九江城。左良玉因懊悔致使病情恶化，不几天死去。他的义子担任叛军的领导，继续东下，沿途“征集粮食”。马士英和阮大铖怕左良玉甚于怕满族人，他们以为可以通过谈判使后者缓和下来。因此，当清军迫近徐州和凤阳时，马士英命令长江以北的明朝将领包括史可法在内移师南京以西去阻止左良玉的军队。虽然荻港附近的驻军足能阻止现已成了一帮散兵游勇的挺进队，但在这紧急时刻，注意力和兵力被从淮河地区引开了。
多铎的军队于4月1日从潼关出发以后，分三路前进：一路经虎牢关；一路经洛阳地区，沿颍水而下；一路越过兰阳，从开封东边穿过。他们在归德会合后，再分兵渡淮河。一支指向临淮，另一支指向盱眙。后一支在徐州再分出一支精兵，在准塔王率领下沿黄河东北取淮安。直到清军在5月13日抵达扬州，他们沿途没有遇到抵抗。相反，许多明朝将领投降并为敌人效力。
史可法的军队不是大量被调走就是开了小差，留下守扬州的人很少。顽强的扬州人民回击清军的进攻，拒绝多铎反复的投降引诱。最后在5月20日，城墙被大炮攻破。也许为了做给其他可能想抵抗的城市看，满洲人下令屠城，可怕的大屠杀持续了10天。史可法自杀未遂被俘，在他拒绝顺从多铎后被杀。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爱国义士之一。[17]
到1645年5月30日，清军主力集结在长江北岸仪真至瓜州之间。对岸，在大运河入长江处，有大量明朝军队保卫府城镇江和那里的运输站。6月1日夜，清军利用黑夜和大雾，将扎有火炬的木筏送过江，引诱明守军开炮射击。同时，一支先头部队在西边偷渡过江。第二天早晨，当镇江守军发现清军就在附近时大为恐慌，弃城而逃。
地图28 清军出征中国南方（1644—1650年）
阿济格追击李自成，经过左良玉放弃的武昌地区，进入江西西北边境的山区，6月初，李自成也许在这里为村民所杀。[18]一部分清军继续寻找李自成，其他的则尾随左良玉军沿江而下，计划从后面攻击它。但5月下旬，清军刚到九江，这支七零八落、走入迷途的明朝军队就来投降，未经任何战斗。
镇江陷落的消息使南京陷入一片混乱。1645年6月3日夜，弘光皇帝带着少数人秘密出城，向西南方向芜湖附近的黄得功驻地逃去。第二天，当发现皇帝不见了时，马士英带着一支庞大的卫队和一个据说是皇太后的女人向南边的杭州逃去。其余大多数官员也逃的逃，走的走，有的干脆闭门等候，老百姓则洗劫了皇宫和高官住宅。一个监生领着一伙暴民从狱中救出“太子”，让他穿上宫中的戏装“登基”，并在武英殿建立一个小朝廷。但总督京营圻城伯赵之龙这时站了出来，他想保持城内的平静并保护好这座城池。他容忍“太子”的支持者，同时向多铎作出和解姿态，直到他确信能以有利条件投降并把南京交给满族人。
6月7日和8日，清军到达南京城外，在直接通向皇宫的主要城门外扎营。在这里，在倾盆大雨和泥泞中，他们接受了明勋臣和文武官员头面人物的投降。多铎在他们的忠诚得到证实，和平占领这座城市有了保证之后，于6月16日从南门进城。同时，在芜湖的弘光皇帝和留下来的少数支持者打算去杭州，在南宋时这里曾是中国的国都。但他还没来得及动身，刘良佐就领着一支清军到了。黄得功由于部下的背叛和受了重伤而自杀，皇帝被刘良佐捉去。6月17日和18日，这个原来的皇帝穿着平民的衣服，被押送回南京，沿途受到人民的辱骂。到南京后他在一个有多铎和“太子”参加的宴会上受到羞辱，然后被关在南京附近一个地方。
另一支8万人的清军，沿大运河南下取苏州，然后继续向南，以粉碎效忠明室的人在杭州建立国都的计划。在那里，潞王起初拒绝然后同意就监国位，[19]但并未采取任何实际措施，直到满族亲王博洛率领一支清军于7月6日突然出现在杭州城下。潞王开城门投降，这个地区的大部分明朝军队争先恐后渡过钱塘江，向东南退去，钱塘江和杭州湾这时就成了明、清军队的主要分界线。[20]
长江下游地区的抗清活动
到目前为止，清廷采用的是军事手段，现在，在一个安定是征服者将来的成功所系的地区，清廷转而采取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绥靖手段。清廷相信长江三角洲地区贮藏着大量稻米，可用以缓和北直隶因长期干旱引起的粮食短缺，首先采取步骤恢复大运河的航运，这条河实际上已有两年不用，像黄河大堤一样需要维修。出于象征的与行政的理由，清廷派出它自己的官员到各州县（大多数明朝官员已弃职而去），征收当地的赋税和保护税册。
明朝的南京和南直隶，需要某种形式的政府。8月中旬，清廷废除明朝的行政体制，改南京为江宁；从此它仅是江南（原南直隶）的省城。[21]对南京的官僚机构因而进行了缩减与改组，勋臣和武将则被并入清军。多铎成功地完成了艰巨的征战后，清廷解除了他的职务，派他的侄子勒克德浑代镇江宁，命声名狼藉但非常能干的明降将洪承畴总督军务，掌管地方上的一切行政事宜。[22]
人民更关心的是将在6月24日开始实行的38条法令。与头年在北方颁布的相仿，它们包括：大赦；废除明朝的一切苛捐杂税及其拖欠；严惩贪赃枉法的官吏；豁免赋税，特别是豁免顺从清统治的地区的赋税；审慎地起用真心归附的文武官员，并广为延请前朝其他勋臣、官员和有才干的知名人士；恢复商业；关心穷人和家庭团聚；归还被地方豪强霸占的财产，让人民安居乐业；重建官学和科举制度以及其他收买人心的表示。对还不屈服的敌人，清廷提出种种劝诱：对投降的起义军宽大处理；对愿意投降的明朝抗清领袖，以同样的品级、头衔和俸禄任用；对向清当局自首的明朝诸王以礼相待，包括国家给予补助。
其中一条与前此的清政策很不一样。这就是7月21日在江宁颁布的薙发令。所有不是僧道的成年男人都要采用满族发式——剃去头部前面的头发，梳一条长辫子——和改穿满族服装以显示他们对清的忠心。法令规定，各地从它到达之日起，10天内强制执行，违者处死，这条法令在北方曾被暂时取消，也许是因为它太伤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当多铎最初统制南京时曾明确表示，只有参加清军的中国武职人员才需要改变发式和服装。[23]在江南颁布并严厉推行这条法令，比任何其他因素更加激起人民的抗清情绪。
在明朝的两座京城相继失陷后，江南的地方豪族和次要官员曾竭力压制各种不满与不法分子（主要是佃农、奴仆和秘密会党）的动乱，他们现在欢迎任何人来掌权，只要能恢复他们所习惯的社会秩序。因此，当汉族的清官吏最初出现时，在许多地方并未引起大的动荡，因为社会上的头面人物都采取等着瞧的态度。但是，当“留发不留头”的最后通牒到达各州县时，事情很明显，真正当家作主的是“蛮子”，于是反清的共同事业把各种社会成分团结起来，若不是这样，他们就会吵作一团。
这种抵抗在四个地区变得最坚决：（1）苏松三角洲东北的高度商业化地区；（2）苏州西边和东南边的太湖和泖湖地区，这里便于行动与隐匿；（3）南京西南宁国与休宁之间的山区通道；（4）江西东北部，这里住有许多明宗室成员。
这些地区的抵抗采取许多形式：坚守城池抵御清军围攻；在乡村地区伏击清军或将他们逐出战略要地；袭击清军已占领的城市或军事据点；发动城市暴动，暗杀清官吏。支持并有时接替这种抵抗运动的，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成分。他们包括在职与退职的明朝文武官员，地方衙门或自安机构的成员，明宗室，地方乡绅和商人，政治与文学团体的领袖，明朝官军，地方民团，民间军事专家，财主家的打手，农民自卫军，尚武的僧人，秘密帮会，反叛的佃农和“奴仆”，海盗和匪帮。
这帮奇特的共事者，他们的利益是如此不同与互相冲突，他们各人心向往之的秩序（如果有的话）是如此不确定，因此，坚强与持久的抵抗势难维持。此外，尽管许多抵抗领袖接受了设在浙江和福建的南明政府的正式委任，但明朝政府在南直隶任何有影响的存在已经消失，没有机构来协调各地的行动。甚至抵抗者所共有的对顺从蛮子习俗的反感也受到了破坏，因为攻击他们的几乎全由汉人组成的军队往往比他们的满族主子更加野蛮。对顽抗的城镇进行残酷屠杀的清政策，也吓住了抵抗者。总计起来，生命和财产的损失，数目大得惊人。
在已经成为清第二基地的地区普遍发生的抵抗运动，不是满族人没有立刻南进的唯一原因。八旗军和将领们需要轮换和休息。此外，清廷不仅要供应占领江南的军队，而且要供应荒芜了的湖广省的驻军，这个地区以往向东输出多余的粮食。南方新上任的要员洪承畴需要重新估计总的形势。也许这是真的：长江下游地区的抗清运动减慢了清军的势头，从而给南方其他地区明朝抵抗力量的组织和准备赢得了时间。但很难说这是明朝的转机。
地图29 南明朝廷的主要驻地
鲁王政权和隆武政权
两个朝廷的并存
弘光时期，给许多从北方到南方来避难的明藩王指定了新的居住地点。鲁王朱以海从山东迁到浙江东南部；唐王朱聿键的封地在河南，当南京陷落时，他正经过苏州去广西。[24]唐王曾继续南行。当杭州陷落时，他在一个正在撤退的将领郑鸿逵的保护下，退到钱塘江上游。[25]在连续接到礼部尚书黄道周的三封劝说信后，他于1645年7月10日在衢州宣布即监国位的决定。然后他继续沿浙江福建之间的陆路南行，穿过江西的东北角，翻越仙霞岭，沿途为建立他的朝廷制定具体计划。
唐王在7月26日到达福州郊外。三天后，他进城正式即监国位。这时发生了一次常见的争论，一些人认为唐王暂即监国位比较慎重，待他恢复了福建以外相当一部分疆土后再即皇帝位，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只有皇帝的号召力才能振奋人民精神，组织起他们的支持。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1645年8月18日，唐王在福州成了隆武皇帝。
同时，清先遣人员和新派的地方官员已经迅速进入通常称为浙东的富庶地区。[26]人民对这种霸占权力和当地许多掌权者轻易屈服的反感，7月31日在余姚爆发成为起义。在乡绅领袖的领导下，撤换了地方官吏，几天内，明官军将领和邻近地区均起而响应。清的官员和与之勾结的人被处死或监禁；建立起各种民军；清军被赶回钱塘江西岸。这些起义的领袖立即支持台州的起义领袖们，他们正要求鲁王在浙东就监国位以鼓舞人民的抵抗。鲁王爽快地接受这个要求，于8月下旬在绍兴正式成为监国。[27]
虽然鲁王的支持者中有几个人当大臣颇有经验，但他的政权的主要人物实际上全是浙东本地人。还有一些人受到重视，是因为他们发起并领导地区的志愿组织和民军，激发他们的是对乡土的骄傲与关心。这种乡土观念有很大的作用。它说明这个地区人民对鲁王政权的支持为什么高于其他任何南明政权所得到的支持。它还使他们能够迅速部署战斗人员到关键性的防御地点；他们熟悉本地情况，因而占了上风。他们以值得称赞的敏捷，沿钱塘江东岸和杭州湾南岸建立起一条弧形防线。他们还努力与浙江北部、西部和长江三角洲河湖地区的抵抗活动取得联系。然而，他们很少考虑扩大朝廷的影响，使其超出这个小小的地区。
隆武政权的管辖范围比鲁王政权大，这本是福建即位者的优势所在。朝廷中最著名的人物大学士黄道周是福建人；在天启和崇祯朝，他作为“正义”事业直言不讳的辩护者远近闻名。此外，隆武皇帝特别注重从福建以外招徕人才。他很有抱负，想同浙江、江西、湖广以及大别山区几百个据点的抗清领袖取得联系并授予他们头衔。[28]他希望广东和广西的文武官员服从他，期待从四川那么远的地方来的报告。但是，福建在经济和地形上的限制，加上大多数隆武朝的重要支持者只图自保，阻挠了对其他省份的实际控制；持自保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郑鸿逵和郑芝龙兄弟，他们的利益仅限于福建省。
郑芝龙（当时外国人称他为尼古拉斯·伊昆）起初在中日海外贸易中充当翻译和助手。尽管两国政府有种种限制，他仍逐渐成为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和这一带水域的霸主。他最初以一个不寻常的强盗而著名，具有出色的组织与训练才能，极欲充当社会领袖，愿意不时地与政府当局合作。1628年，明朝政府争取到他的投降。此后，在明朝军事机构的庇护下，他扩大了势力，最后升到总兵的职位。[29]
弘光皇帝封郑芝龙为伯爵；隆武皇帝封郑鸿逵和郑芝龙为侯爵，以报答他们帮助他建立朝廷。此外，鉴于郑芝龙实际上控制了福建的财政，皇帝授予他广泛的权力，让他兼户、工、兵三部尚书。起初，隆武皇帝庆幸得到这样一个人的支持，容许他把自己的许多亲戚朋友安插在重要部门。由于没有孩子，皇帝甚至过继郑芝龙的长子郑森为己子，赐姓朱，取名成功，号称“国姓爷”，仪同驸马都尉。隆武皇帝和这位“国姓爷”（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郑成功）的亲密关系，对南明事业有深远的影响。
合作失败
直到1645年10月，隆武朝廷才知道在浙江建立了另一个朝廷。立即派出一个使臣带着隆武皇帝的诏书去绍兴。他在10月下旬到达，他的到来在鲁王的大臣中引起了分裂。起初，鲁王愿意退位，支持他在福建的“皇叔父”。几个素有重望的人也力劝他以大局为重，受隆武皇帝节制。但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张国维激烈反对，说福州“鞭长莫及”；如果监国退位，浙东脆弱的抵抗运动就会瓦解；在这个时候改换朝廷，将使君臣之间失去信任。
鲁王听信了这些话。其他的官员被迫对抵制隆武朝廷表示一致同意，于是遣回使臣，并带去一封按照张国维的意见写的回书。结果，虽然鲁王的许多文武官员秘密地请求或接受了隆武皇帝的任命和封号，但鲁王朝廷根本不想与隆武朝廷合作，于是，两个朝廷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水火不相容”。
1646年2月，隆武皇帝曾给他的“皇侄”送去一封令人感动的信，恳求他为了中兴事业进行合作，并发誓不同室操戈。他诚恳地说明他要求最高统治权并非出于自私，说明由于战略上的原因，他不能避免在鲁王的地区计划军事行动。[30]但不知这封信是否送到了绍兴的鲁王朝廷。那年春末，隆武皇帝派一个御史带了许多银两去犒劳驻守在钱塘江的军队，但得不到鲁王当局的保护，结果被不受约束的军队杀害。夏初，鲁王派一个使臣去福建，被隆武皇帝监禁并处死，这也许是由于怀疑他与郑芝龙勾结。
要解释这一系列悲痛的事件，我们必须从地理、两位藩王的性格和当时恐惧的心情来看。福建和浙江的人口稠密地区之间，绵亘着几座大山，阻塞了直接的交往，即使在最好的时期，福州与绍兴之间也不可能有迅速的交通。
第二，唐王和鲁王以相反的性格特点保持他们的统治地位。鲁王监国仁慈温厚，他只做礼仪上需要他做的事，而让文臣武将发挥主动精神。但他下定决心并真心愿意充当那些想为明朝而战的人的傀儡领袖，也许他感到他不能抛弃他的支持者。
唐王此时40多岁，饱经忧患，在囚禁中度过半生。他在整个童年和部分成年时期都与被他祖父不公正地囚禁的父亲做伴。1636年当北京受到满族人的威胁时，他带兵勤王，违犯了明朝律令，被废为庶人，在1644年弘光帝登极大赦，释放他并恢复他的王位之前，他不过是在明朝囚禁罪宗的凤阳高墙内苟活而已。
此时，从禁锢中解放出来，他甚至表现出更大的决心与主动精神，这种决心和主动精神曾招致崇祯皇帝对他的非难。他俭朴、勤勉，只有一个10年来和他一起备尝辛苦的妻室曾氏，他不怕物质上的牺牲。他很有学问，特别是在历史和明朝的制度方面，他以他的继承权而骄傲，这是他历尽苦难得来的，他相信他的时机已经到来，他是唯一能中兴明朝的藩王。虽然他对待鲁王很审慎，但以完全不同的态度对待1645年秋在广西桂林称帝失败的靖江王朱亨嘉。这个不走运的藩王被押送到福建，废为庶人，死于狱中，以昭示这个地区其他明宗室成员。很明显，隆武皇帝具有一种强烈的、出自内心的使命感，不欲与别人分享领导权，即使是他自己的大臣们。
第三，对与另一个权力中心的合作两个政权都不够放心。紧张、敌意和党派偏见，使争取皇帝好感的对手均被指责为煽动叛乱。此外，许多得到鲁王和隆武政权双重任命的人，这样做只是为图私利，玷污了这种本来是高贵的行为。
内部问题和战略问题
鲁王政权和隆武政权起初都采取防御姿态。为什么它们都没有取得进攻的优势，原因大同小异：缺乏供应基地；后勤上的困难加上文武官员之间的敌视；依靠正义精神对待硬性的军事组织、纪律和训练问题；两位藩王不同的统治方法。对这些我们还可以加上福建普遍发生的各种社会动乱。两个政权都面对满族骑兵无可置疑的陆上优势。但这要到一年以后才成为现实，而在此期间，两个政权都不是变得更强而是更弱了。
鲁王的兵力约20万人，全靠钱塘江或杭州湾沿岸的浙东地区供应。由于支撑政权的基层的性质、鲁监国消极的统治方式和在财政及军队供应上普遍的分散倾向，没有建立起一个中央的税收部门。开始实行的是一个宽松的原则，即明朝官军的军饷出自他们所在的州县的赋税收入，而民兵和志愿兵（由各种“义士”领导的军队）则靠他们原来的地区自愿捐助。官军不满于这种安排，要求将所有为进行战事而增加的钱物，交由他们控制，根据战略需要进行分配。但是，“义军”领袖[31]不信任官军，不同意这个建议。折中方案是，所有的军队，包括官军和义军，应从最近的地点得到支援，可以是赋税收入，也可以是爱国捐献，这个方案主要不是出于原则，而是出于权宜之计。没有一个后勤方案真正解决了在“分地和分饷”问题上的争吵。
1645年和1646年之间的冬季，愈来愈严重的供应短缺，促使官军偷窃预定给志愿军的给养，导致一片混乱。当饥饿在鲁王的军队中成为普遍现象后，许多“义军”战士干脆拔腿回家，而官军则求助于抢劫和敲诈勒索。在没有中央的后勤管理的情况下，任何中央的指挥机构都是无能为力的。此外，当明水师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被清军击败后转移到鲁王地区，陷于走投无路的瓦解境地时，他们也不能做些什么。
战术问题上也同样存在分歧。在将领中，有的赞成迅速攻打杭州，有的提出应首先加强绍兴的防御。几次成功的跨过钱塘江的进攻对杭州造成了威胁；而且，明军队穿过浙江西部几乎到达太湖，暂时使这个地区的清军陷于孤立。但这类进攻失败的时候居多，原因是鲁王军队之间、鲁王军队与他们希望会合的清军后方的抵抗团体之间，配合与联络都很差。文人领导的“义军”喜欢独立行动，不考虑别人的计划和所冒的危险。在1646年2月的另一次进攻杭州失败后，这种情况仍在继续。鲁王的将领不得不把钱塘江以西的土地让给清军。寄希望于明军的水上优势以抵御清军水师的进攻，或横渡杭州湾，从海宁西北进入敌后，鼓动人民起来反抗。
隆武政权的兵源、财源和给养主要来自福建，其次来自广东和广西；但都不够充分。朝廷建立后不久，就认识到即使是最低限度的军事开支，也远远超过福建和两广目前赋税收入的总和。这个问题一方面试图以加紧搜刮来解决。从桥梁和港口征收五花八门的通行税；经常向店家和食盐专卖行业摊派各种费用；搜刮地方财政的盈余；卖官鬻爵；征收各种爱国捐助，如地主按照土地面积的“大户助”，绅士按照功名的“绅助”，官吏按照品级的“官助”。另一方面则希望逐渐缩小军队的部署。郑芝龙在1646年5月报告说，供应和武装当时驻守福建的所有军队，需要156万两白银——仍然远远超出政权的支付能力。
于是，皇帝同意将福建的赋税收入只用于支援福建。这个乐观的计划要招募3万人把守各关口，1万人维护州县的自安，每年花费86.2万两。浙江西南部、江西和湖广的军事行动，军费必须全部就地筹措。把守各关隘的军队实际人数，从未达到计划的数字，而部署在那里的少数几千人得到的配给，经常在标准以下。广东直接向江西南部和福建的隆武朝廷提供一些赋税收入。但数目只相当于正常税收的一个零头，根本不能满足朝廷的迫切需要。
有几个因素合起来限制了税收进入隆武朝廷和给养到达前线。一个是地理上的。福建主要河系的上游，地势崎岖，山关险要，这些地方的运输机构根本担负不起一场较大的战争的紧急任务。其他因素不是与普遍的社会动乱有关，就是与郑芝龙的人品和动机有关。
前面已经提到，明朝两个首都的相继陷落以及伴随而来的行省和地方政府的惊慌失措，使非法活动和潜在的社会冲突迅速表面化。在福建、江西、广东三省交界的山区地带，麻烦有增无减。由于这个地区的土匪很难控制，长期以来在赣南（江西南部赣州周围地区）驻有专门镇压土匪的军队，这里的居民也常在自卫中被杀害。现在，大批匪帮袭击广东东部和福建西南部的地区，不仅需要转移人力物力来对付他们，而且危及陆上的交通运输路线。邻近地点的佃农起来反对地主，因为他们在收租时“大斗进，小斗出”[32]。随着日月推移，在福建全境都发生了“山贼”的袭击，拦路抢劫成为常事，地方争斗不受约束，由于郑芝龙的注意力转向别处，甚至一些海盗也重操旧业了。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无法知道新派来的官吏和新增加的捐税是否合法，自然把他们所有的一切藏起来，以保证他们自己生存的需要。
此外，在福建的许多文官和士绅看来，从前的海盗郑芝龙现在不过是一个监守自盗者。他们怀疑他企图从他们的地区和他们身上榨取更多的钱财。许多人不但不响应爱国捐输的号召，甚至连正规的货物税也不交付。传统史学对郑芝龙有很大偏见，难以客观地评价这个人。的确，他能干、狡猾、野心勃勃，并在一定范围内很有权势。的确，他希望通过支持隆武皇帝扩大与深化他在福建的势力。但同样明显的是，他不愿削弱或牺牲他辛苦得来的赚钱的海事基地，去进行一场内陆战争，其结果可能是朝廷迁往别的省份。也许他一再以给养和准备不足为由而反对皇帝所热衷的“亲征”，是根据对形势的正确判断。但郑芝龙的拖延（它引起朝廷里著名文臣对他的嘲笑以及皇帝不露声色的轻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自己的长远打算与皇帝的长远打算产生根本冲突。
文臣一派希望把皇帝从福建及其土皇帝的限制中解救出来，所以他们辩论说，迅速的进攻将鼓舞浙江和江西人民的反抗精神，因为他们正受到征服者的蹂躏。武将一派（特别是郑氏兄弟，他们希望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辩论说，需要谨慎，要慢慢来；他们反对走出福建的主要山口，到外面去作战。这个斗争集中表现在黄道周与郑芝龙的摩擦中。
为了反对郑芝龙的阻挠，黄道周在1645年11月自请督师北伐，去援助最近在江西东北部遭到失败的明朝义军。他没有得到郑氏兄弟任何帮助，就带着一小支全由热心的志愿者组成的乌合之众和一个月的口粮离开了福建。他相信沿路上他能全凭“忠义”的号召，得到他所需要的人员和给养。黄道周的出征在福建和江西得到热烈的响应，但他的军队太缺乏训练，与陈兵江南南端的清军根本不能匹敌。1646年2月初，黄道周在那里很容易地被清军击败了。两个月后，他和他最亲密的同事在南京被杀。这对隆武皇帝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他一直依靠黄道周帮助他维持朝中文武官员的均势。
隆武皇帝坚强的性格表现出诸多矛盾的倾向，在平时，这些倾向可能得到调和，但在受到挫折时，就更加显露出来了。他希望以东汉的光武帝（统治时期为公元25—57年）为榜样，后者以杰出的将才使汉朝得到中兴，他喜欢大臣们鼓励他这样做。他在即皇帝位七天后，就宣布了他的亲征计划，指定他的弟弟新唐王朱聿在他不在时处理福州的事务。由于上面谈到的各种原因，他一直不能离开福州，直到1646年1月，他进驻建宁，宣布他想直接从那里出发，前往长江下游地区的广大战场。
同时，他十分看重皇帝作为文学艺术的榜样和保护人所起的作用，经常亲自起草他的公告，写得又快又好，热情地接受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成百卷书籍，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固执地坚持科举制度。他反复告诫军队不要扰民；但他无可奈何地看到社会上充满武装冲突，慨叹政权不再能控制黩武主义和好斗精神了。
在用人上，隆武皇帝的态度也自相矛盾。他的热情使他欢迎任何看起来同他有共同目的的人。结果，许多只会吹牛的无能之辈被派出去担任重要职务，而在朝廷里，皇帝又想亲自做太多的事，而没有利用他清闲、臃肿的内阁中几个有真才的人。
隆武皇帝在战略问题上反复无常。部分原因是他急于对来自前沿省份（浙江、江西和湖广）的任何消息，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积极作出回答，于是就先下命令，然后才考虑命令的可行性。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最坚定的舵手也要和犹豫不决进行斗争。首先，是郑氏兄弟的态度，他们公开支持，暗中拖延。似乎他们的准备工作永远做不完，他们的给养永远不够充分，他们永远不会执行从杉关和分水关向西向北出击的任务。这样，皇帝只能走到建宁为止。其次，很难得到准确的情报：关于清军在钱塘江上游的实力，关于用水师成功地进攻杭州和苏州地区的可能性，关于江西千变万化的局势，关于遥远的湖广的复杂事态，等等。
这种情况打乱了皇帝的战略。起初，他计划沿钱塘江而下，在去南京的路上收复杭州。然后，他希望把福建、江西北部和湖广中部的明朝军队集合在他的领导下，从鄱阳湖以东的某处顺流而下直捣南京。最后，当清军对福建西北各关口的压力增加时，他考虑移跸赣州，从那里他可以收复江西北部，或把他的朝廷迁到相对说来防御较强的湖广南部。结果，他看来更可能前往江西或穿过江西，而不是进入浙江或江南，1646年3月，他回驻延平，在这里他再次宣誓出关，决不回福州。
两个政权相继灭亡
隆武皇帝一直特别关心守住江西南部，因为如果清军完全占领该省，就会堵塞所有出入福建的主要陆上通道，并使广东易于受到进攻。他授予在那里积极进行抵抗的明朝官员以很高的官职，并派他的一些最得力的大臣，包括大学士苏观生和郭维经，去帮助保卫那个地区。1646年5月下旬，传来赣州被围的消息，隆武朝廷面临真正的危险，他们尽一切努力挽救局势。
赣州的明军总数在4万人以上，但他们是一锅大杂烩：来自福建、江西、广东和湖广的明官军（许多是新近才招募的），来自江西和贵州的土著，出于利害关系而与明朝的事业相结合的山贼。尽管这时清军在江西的指挥混乱，而且士气低落，但明军的统帅却不能集中力量把清军从赣州赶走，使这座城市愈来愈孤立。
同时，浙江的清军逐渐巩固了他们在钱塘江以西的地位，尽管南京与杭州之间的地区并不完全安定。1646年4月，清廷命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6月14日，他率师进驻杭州，准备从杭州南面的大堤渡过钱塘江。但东南持续的干旱使江水暴落，水流缓慢，泥沙淤积。从上游一些距离绍兴不太远的地方骑马渡江成为可能。7月10日，当清军骑兵在桐庐渡过钱塘江时，防守军队立即向绍兴溃逃。清骑兵在后面追赶，并与另一支从杭州用船渡过钱塘江口的清军在绍兴地区会合。
鲁监国听说方国安和他的军队向绍兴撤退时，就逃出了绍兴。他显然害怕这支军队会洗劫这座城市，而他自己将被方国安劫留，作为投降的礼物。他很快从陆路逃往台州，但在那里他险些被方国安的一个朝同一方向撤退的部下所劫持。因此他从海门出海，得到水师提督张名振的保护，后者随即将他转移至舟山。
7月末，在延平的隆武朝廷听到清军渡过钱塘江的消息。此后不久，郑芝龙借口对付海盗袭击，离开了延平。他手下驻守在西北各关口的少数军队，不久也随他而去。虽然隆武皇帝试图支援浙江东南并加强福建北部边界，但失败主义的看法充斥他的朝廷。重新激发他的支持者的效忠精神的努力，未能防止他的政府的解体。
仙霞关告急才终于促使皇帝踏上去赣州的道路，他的随行人员在1646年9月29—30日依次离开延平。但两天后，清军占领延平的消息使他们感到惊慌。许多人星散，一些人试图追随皇帝，皇帝则带着少数侍卫向汀州急行。他在汀州被一小队清军赶上，随即于10月6日同皇后一起被杀。[33]
1646年10月17日，当满族贵族不战而进入福州时，这座城市几乎空了。郑芝龙可能已同清方谈判了一些时候。投降条件仍未确定，他摧毁了他在福州的火药库，退到更南一些的主要基地。但一个月后，郑芝龙不顾他的儿子和部下许多将领的反对，在福州正式向清投降，对方答应他任福建和广东总督。但不久他就在去“朝见[新]皇帝”的借口下被带到北方，随即在北京被严密地监视起来。其他隆武朝廷投降清廷的文官武将，被允许帮助清军征服广东，以观后效。
两广和湖广南部的永历政权，1646—1652年
永历与绍武的对立
1645年，当弘光皇帝的死讯传到边远的南方时，那里的许多官员，包括广西巡抚瞿式耜和两广总督丁魁楚在内，都赞成拥立朱由，他是新近去世的桂王的儿子，按世系应继承福王。1643年，当张献忠的队伍侵犯湖广南部时，朱由和他的父亲从他们的封地逃到广西梧州避难，1644年，他父亲在那里死去。朱由和其他一些人把唐王看成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发户，认为他的称帝破坏了按次序继承的原则。但他们把他的登基作为既成事实接受下来，并作为隆武的臣属履行职责。但朱由在袭桂王王位之后不久突然死去。
这样就剩下他父亲最小的儿子永明王朱由榔。[34]他22岁，生命的大部分在舒适的闲散中度过，直到张献忠的人马使他备受逃亡、被俘和差点被处死的惊吓。他好歹从湖广西南部逃到江西；后来被丁魁楚安置在肇庆。现在，由于他的兄长们一个接一个死去，他突然成了万历皇帝唯一活着的亲孙，明朝皇位的合法继承者。
当福建传来不祥的消息时，瞿式耜和其他官员试探出永明王愿意登基当皇帝。唯一表示坚决反对的，是永明王名义上的母亲王氏，她现在操纵她丈夫身后唯一继承人的全部事务。她认为永明王太年轻，没有经验，软弱，担负不起这乱世的重任，而广东现时又没有很多大臣，甚至连一支像样的军队也没有，无法组成一个政府并保卫它。
1646年11月初，丁魁楚接到隆武皇帝殉国的确实消息，问题就变得紧迫了。瞿式耜和丁魁楚强调国不可以一日无君，说服永明王于11月中旬在肇庆即监国位，肇庆曾是明朝一处封地的所在地，广东巡抚和两广总督的行辕也设在这里。[35]瞿式耜和丁魁楚成为新朝廷的大学士，湖广的主要官员被授以其他重要职位，各级武职则授予湖广、广西、四川和贵州的几十个将领。
先前，广东派出大部分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去支援江西南部的防御。只留下少数难以控制的地方武装去对付（或参加）成群结队的土匪和海盗，自从1644年北京陷落的消息传到广东后，他们的活动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接着在11月下旬，新监国得知赣州的义军已于12天前被清军击破，感到他和他的家室很不安全，就西去梧州。那里离清军的威胁较远而离广西忠于明室的军队较近。他不知道另一个威胁正在附近出现。
这个时候，一批隆武朝廷的官员陆续到达广州近郊。这些人中有几个曾与永明王的支持者有联系。但都感到他们不能全心全意参加那个政权，原因是个人的失意，他们做惯了大官，不屑做小官，或因肇庆集团对他们感恩戴德的隆武皇帝抱有成见。有的人还对这个新监国缺乏信心，特别是当他一看到危险，就那么轻易地离开广东之后。总之，当隆武皇帝的弟弟朱聿于12月5日从海路到达广州后，人们抱着热烈的期望迎接他。几天以后，根据弟弟可以继承哥哥的原则，他在广州称帝，即绍武皇帝。这个政权最重要的一些官职，几乎全由广州本地人担任。
梧州的永明朝廷得知朱聿称帝的消息时，立即决定永明王应回肇庆即皇帝位，认为他的大臣们的较高的威望和较广泛的权力最终能使他的朝廷得到普遍的支持。于是，1646年12月24日，监国永明王在肇庆成了永历皇帝，并匆忙在肇庆与广州之间的西江各战略地点设防。
武力较弱的永历朝廷企图进行谈判，结果他们的使者在绍武朝廷被杀。到目前为止，广州一直有广东土司的军队驻守，[36]是一个易于防守的地区，这个情况增加了绍武集团的信心，尽管他们自己的军队主要由不可靠的山贼和海盗组成，是被说服在官方的旗号下作战的。永历和绍武两军之间接连发生两次战斗：第一次，在1647年1月4日，被永历的兵部侍郎轻易赢了；但三天后的第二次，永历军队几乎全被歼灭。
两个朝廷的注意力和珍贵的人力物力，被用在这种自相残杀上，而双方更大的共同敌人却被暂时忘却了。正当绍武朝廷为庆祝他们对永历军队的胜利，在1647年1月20日举行正式的军事检阅时，广州却遭了浩劫：清军骑兵只遇到惊惶而无组织的抵抗。他们从福建的漳州一路赶来，没有被全神贯注于别的事情上的绍武朝廷所发觉。由于现在已不可能进行任何抵抗，首辅遂自杀；他的大多数同僚投降。绍武皇帝企图逃走但被抓住，跟当时聚集在广州的其他许多明藩王一样，后来被杀。[37]
当关于这场灾难的消息传到肇庆的永历朝廷时，最初的反应是怀疑。但接着而来的报告驱散了一切幻想。1月下旬，永历皇帝匆忙离开肇庆去梧州。从那里，他继续前往桂林，形成了一种望风而逃的格局。这个格局有效地排除了西南各地真正的地区支持的发展，特别是使广东的人民永远地疏远了。
清军初次突破两广
如此神速地侵入广州的清军，是两支军队的典型结合：可靠，有纪律的八旗兵小部队和不太可靠、纪律较差的前明军的大部队——他们在清军进入北直隶后就投降了。这一次率领清军的是佟养甲，他原是辽东的汉人，出生于镶蓝旗，最近跟随博洛出征浙江和福建。率领前明军的是李成栋，他自从1645年在徐州投降后，几乎不停地替清军打仗，平定长江三角洲地区，征服福建。
广州平定后，佟养甲和几百人留下，李成栋继续取肇庆，他从那里派出两支小分队，一支沿北江而上，一支南下雷州半岛，后者后来渡过海峡到海南岛。同时，李成栋领着他的主力沿西江去梧州，于3月5日到达。他从这里派出侦察队到广西中部和西北方向的桂林，1647年4月15日，清军小部队的一次突然袭击差点占领了桂林。
整个广东和半个广西在清军面前以惊人的速度沦陷。清军再次扩张得太快，这种局面在清征服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重复发生。明朝政府的外部标志——官印、衙门、城墙、岗哨——是容易接管的，只要这些地区的明朝政府已经失去威信。清当局常常发现比这困难得多的事是恢复社会秩序，特别是因为各种破坏分子都与抗清复明的忠臣义士结盟，开始打出正统的旗号。
许多地方只是为了保存自己，自动武装和组织起来杀一切入侵者——满族人、北兵、义军、明官军、土匪或海盗。佟养甲知道，广东的平定有赖于恢复从广州经湖广至长江中游地区，特别是经江西至江南地区的贸易路线的畅通。那些现在在广东除了打斗和偷窃就无以为生的人，那时就可以找到建设性的工作。但这时佟养甲没有足够的人去完成这个任务。
由于李成栋驻在西边，三角洲地区的土匪和义军不久就看出广州的清军只能勉强守住城市，无法应付这个府其他部分的武装起义。于是，从1647年3月中旬直到11月底，著名的“广东三忠”（东莞的张家玉、顺德的陈邦彦、南海的陈子壮）领导了一系列短期的抗战。[38]他们无论与永历或绍武政权都没有密切关系，因此他们在这个期间的所作所为应看成是一般地为了恢复明朝，而不是特别为了永历王朝，尽管这对后者有利。
当这些抗战活动一开始，佟养甲就命李成栋立即回到广州地区，他于4月初到达那里。从那时起直到秋天，他被迫疯狂地从一个地区赶到另一个地区，镇压一次又一次起义。最后，他的军队优越的实力和组织占了上风。10月中旬，陈邦彦在清军围攻清远时被俘；11月初，张家玉在增城与李成栋军的一次激烈战斗中被杀；11月下旬，陈子壮在李成栋军占领高明时被俘。陈邦彦和陈子壮都在广州被公开地残酷处死。
这些爱国志士之所以未能恢复明朝对广东中部的控制，是因为他们招募了许多土匪和海盗参加他们的战斗队伍。结果，他们在自己的家乡不能得到其他社会贤达的广泛支持。但是，通过迫使李成栋从梧州回救广州，并留在广东中部，他们成功地解除了永历朝廷受到的直接压力，从而帮助这个朝廷度过1647年的许多磨难，并生存下来。
流亡朝廷在广西和湖广东南
3月中旬，永历皇帝一行曾在桂林作短暂停留，广西巡抚瞿式耜的衙门即设在这里。鉴于离清军很近，朝廷继续往更远的地方迁移，于3月20日溯桂江至全州，这里是广西和湖广之间的门户。这次迁移也有正当理由。现在明朝人数最多的军队是在湖广南部和西部。如果能把长江中游地区（现今的湖北和湖南）从清廷手中夺回来，那么，这里比更南的任何位置更有利于进攻。
但是，湖广各部队的供应基地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极不稳定。总督何腾蛟在逃出左良玉叛变引起的灾难后，面临一个压倒一切的任务，即把被搞乱了的湖广各部队组成一支军队：第一，张献忠进犯时，有五支明官军隐藏在偏僻地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脱离了中央的指挥和供应；第二，有三支原左良玉的军队在江西向清军假投降后，反正回到湖广；第三，有一支从云南去支援南京的军队，但在途中弘光政权就垮台了；第四，李自成的残部，他们分裂成四支，每支都曾模棱两可地与清军进行谈判，后来接受了明朝方面的官职和头衔，先是从隆武朝廷，随后从永历朝廷。
湖广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曾先后遭受张献忠和左良玉部队的破坏，不能承受这样大规模集中的军队，甚至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可能。现在，这些军队大多靠抢劫为生，甚至总督直接指挥下的军队也惯于用敲诈勒索的方式从已经一无所有的居民中榨取一点可怜的给养。各方面的镇将所关心的，主要是他们的指挥权不受侵犯，他们互相提防，只有在牺牲别人以加强自己的供应和防御的前提下，他们才听从何腾蛟的命令。
在朝廷，瞿式耜规劝说，皇帝一听到风声紧急就仓促走避，有失去民心的危险。但因为皇帝已经去了全州，瞿式耜就劝告他安心留在那儿，准备一次“亲征”，经过湖广南部到武汉，他的莅临，会使湖广的军队团结起来，一致对敌。
但是，永历皇帝即将表现出他的两面性，这是他整个在位时期的特点。一方面，他不喜欢他的心胸高贵的大臣们要他勇敢、坚毅、有远见的劝谏。他怀疑他们的豪言壮语，感到他们十分乐意让他置身于危险之中。另一方面，他心怀感激地投向任何一个军阀的怀抱，只要他看起来能保他和皇室的平安。唯一使他恼怒的，是这种保护常常强加给他种种限制。
这时，湖广最跋扈的镇将刘承胤胤说服皇帝于5月19日把朝廷从全州迁到湖广西南部他的驻地武冈。这样一来，皇帝不是去监督湖广的各镇将，而成了他们之中最受人憎恨的一个镇将的人质。在武冈，刘承胤和他的亲信大权在握，不可一世，用强硬手段把皇帝和他们所反对的大臣隔开。
整个1647年，清军在湖广的进展慢于广东。首先，为了与他们自己的宣传相一致，他们把进攻李自成残部列为首要任务，而李自成残部在何腾蛟的同意下，已经从洞庭湖向西和西北方向转移。其次，为了稳固武昌的后方，他们费了很大的气力平定义军和其他不顺从分子，这些人控制了湖广东北部的许多堡砦。因此，尽管北京在1646年9月就已宣布出征湖广南部，但孔有德直到1647年3月才占领长沙。尽管何腾蛟对清军这次进攻组织的抵抗十分无力，孔有德仍然感到情况令人沮丧。他没有立即打听出永历皇帝的下落，他的军队直到9月中旬才向武冈进发。
在武冈外围进行了几天保卫战后，刘承胤在9月23日准备投降，允许永历皇帝及皇室逃跑。带着少数互不团结的随行人员，主要在锦衣卫指挥使马吉翔的帮助下，永历皇帝一路历尽艰险，绕道逃回广西。1647年，许多留在广西的大臣加入暂时留在象州的皇帝一行。
由于广东中部的抵抗增强，所有的清军均已撤出广西。但到1647年秋末，李成栋镇压了“三忠”，并于12月再次占领梧州，从而使肇庆的朝廷可能受到攻击。于是决定，皇室中的妇女应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南宁，而皇帝则听从瞿式耜和其他人的劝谏返回桂林，他于12月30日到达那儿。
本来希望皇帝莅临桂林能促进几支湖广军队之间的合作，他们是在孔有德的推进面前退下来的，现在正忧心忡忡地挤在广西东北一隅。不幸的是，皇帝的到来只引来郝永忠的特殊请求，[39]他对其他将领的战斗能力没有信心。为了给继续撤退找一个合法的借口，他企图说服皇帝在他的护送下深入广西内地。在瞿式耜的坚持下，皇帝留了下来。但在1648年3月14日，郝永忠带着他的军队退到桂林，引起极大的混乱，并扬言清军骑兵已在附近。结果，瞿式耜被不守纪律的军队劫持，皇帝则在混乱中与郝永忠失散。后来，他向西南去南宁和他的家室团聚，瞿式耜设法回到桂林。尽管那座城市已被军队掠夺一空，但瞿式耜与何腾蛟仍能集合足够的军队打退清军在1648年4月14日对桂林的第三次进攻。
这时，发生了完全出乎永历政权预料的事，解救了这个危局。
金声桓和李成栋反正
金声桓自从1645年夏随左良玉军在九江投降阿济格，到1646年秋攻克赣州，他在清军平定江西的战事中是一个关键人物。金声桓在这个时期的副手和亲密同事是副总兵王得仁，原李自成部下一个将领。金声桓、王得仁与清当局的关系，表面看来不错，其实是互相猜疑的。
清廷不久就知道金声桓喜欢夸大他的功劳，而且只报喜不报忧；王得仁由于以屠杀和抢劫著名，也在及早清除之列。因此，清廷觉得金声桓不加掩饰的非分要求是难以容忍的放肆。金声桓作为一个“发号施令”的将领，从暂时掌管文武大权中尝到了甜头。但是，清廷没有正式任命他担当这样的职务，使他感到非常失望。他发现他们不仅不想让他插手民政，而且还降低他在军事上的地位，使他同这个省的其他投降将领没有区别。作为对他的让步，他最后被授予总兵，提督江西军务事，但是清廷派到江西来的两个上司——傲慢的巡抚和巡按使他恼怒。
因此，金声桓决定归顺明朝。但他迟迟不行动，要等到同江西的义军和湖广的永历朝廷作好秘密安排。但王得仁得知一个清廷官员已经控告他在平定江西时的恶劣行为。于是，在他自己队伍中的义军分子的怂恿下，他逼使金声桓摊牌。1648年2月20—21日，清廷的江西巡抚在南昌被执，巡按被杀。金声桓和王得仁打起明朝的旗号，派使者去找永历朝廷，报告他们反正的消息。
尽管金声桓的行动是出于个人动机，而且这个人也缺乏领袖的远见或才具，但他的反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江西义军纷起，而且远在湖广西部和福建沿海的官员也重新归顺明朝。湖广北部结寨固守的抵抗者再度活跃起来，沿长江而下直到南京都有同情者攻击清军阵地。但在赣州这个要害地方，官员仍然忠于清廷。在讨论战略上的选择时，有人劝说金声桓趁清军不备，进攻南京。但在赣州和通往广东的关口仍受清军控制的情况下，金声桓担心他的后方不安全。他决定在进攻江南之前先攻下赣州。
但是，最重要的反应来自李成栋。他也是很久以来就对清廷没有慷慨报答他和他的部下而感到失望。（1648年6月，佟养甲被任命为两广总督，而李成栋只得到广东的一个较低的官职。）传说李成栋的反正不仅由于受了许多被他屠杀的义军的赤诚的感化，而且他最后决定归顺明朝是受了他的爱妾自刎的激发。[40]也许李成栋是一个天良未泯的人，我们只能猜测他心中想的是什么。最可靠的证据说明他的基本动机是，害怕金声桓和永历朝的将领在江西和湖广联合起来以后，他会陷于孤立，容易受到攻击。
总之，李成栋在1648年5月初同他最亲近的支持者商量好之后，胁迫佟养甲一起宣布归顺永历朝廷，也许曾威胁要杀掉佟养甲的八旗兵和所有采取满族生活方式的人。李成栋开始使用明两广总督的印信，又派人从梧州去南宁迎接永历皇帝还都肇庆。随后又送去一封书信，请求不要怀疑他是故设圈套。
但永历皇帝仍然没有尽快返回广东。朝廷起初曾考虑瞿式耜所坚持的回桂林的意见，但后来又同意了李成栋的理由，即皇帝若不莅临，他既不能安定广东的民心，又不能保证该省的安全。由于金声桓和李成栋如此明显地扭转了朝廷的命运，人们感到皇帝应回到肇庆以表示鼓励。这样，皇帝一行终于在1648年9月下旬到达肇庆；他们在经历了一年的艰苦与屈辱之后，高兴地看到李成栋待他们十分丰厚。
在北方，这些事态发展震动了清廷。一支完全由旗兵组成的军队，在满族和蒙古将领的带领下，从北京直奔金声桓而来。此时金声桓和王得仁尚未攻下赣州，不得不匆忙撤退，回救南昌。他们刚来得及在清军于7月9日对南昌发动第一次预定的进攻之前重新进入该城。但到8月下旬，清军的这种进攻并不成功，于是准备围困这座城市，用饥饿迫使它屈服。
与此同时，清军从湖广南部的前沿阵地往后撤；在1648年一年中，何腾蛟和几个原来被困在广西东北部的将领，因此得以收复湖广南部许多地方。金声桓和王得仁曾向何腾蛟求救。但由于何腾蛟对所部将领并无多大实际控制权，不能从湖广东南部发动一次有效的陆地攻势进入江西西北部，因此援军一直没有到达南昌。南昌被围八个月之后，久已人相食，这时一些士兵秘密同意投降，清军得以在1649年3月1日攀登城墙入城。金声桓自尽，王得仁在战斗中被俘，并被处死。
同一天，在湖广中部，何腾蛟在湘潭被俘。六天后他在长沙被杀。接着在4月中旬，李成栋在江西南部涉水渡河时淹死。这是在一次收复赣州的艰苦战斗中被清军击败以后。何腾蛟的失败，是原左良玉部将领、李自成残部首领和他们名义上的上级浙广南部巡抚堵胤锡之间的一次争吵造成的。李成栋的失败，是因为清廷能接济与增援赣州，而李成栋一过梅关往北出了广东地界，永历朝廷就不能接济他。这样，三个几乎奇迹般地恢复了明朝的整个南方的人——金声桓、何腾蛟和李成栋，在1649年春一个月的时间之内，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还都肇庆后的永历朝廷
回到广东后，朝廷的头一件事是封官晋爵。这件事的主要困难，是在分配官职和权力上要在两派人之间保持平衡，一派是在皇帝颠沛流离中的“护驾元勋”，一派是跟随李成栋从广州来的“反正功臣”。但是不久，旧臣与新贵之间的矛盾就被更加典型的由同乡、师生和同寅关系形成的党派之间的矛盾所代替。为了生存和取得支配地位，一个党派必须在内廷、外廷和地方政府（这在永历时期就是各地将领控制下的机构）都有得力的成员。党派竞争的目标是获取官职，特别是内阁中的高级官职，从而影响甚至控制皇帝的行动。
形成了两个大党。占优势的楚党的核心成员在都察院（外廷）。它在太监和锦衣卫（内廷）中也有拥护者和同情者。此外，它还得到了地方的军事领袖（主要是李成栋，他现在是整个东南的总督，和瞿式耜，他任兵部尚书，负责保卫桂林）以及宰辅的支持。这一党的领袖，左都御史袁彭年、吏科给事中丁时魁，加上御史刘湘客、蒙正发和金堡，以他们在政治上的跋扈，被称为“五虎”[41]。
较弱的吴党从内廷获取支持：太监、外戚，特别是马吉翔，他作为锦衣卫指挥使，成了皇帝身边有影响的随从和大臣。这一党在地方上的主要支持者是庆国公陈邦傅，他不断地并经常非法地扩张他在广西的势力。外廷的拥护者大多是各部的低级官员，在大学士中有两人被认为是吴党。
各党的名称，来自各党领袖的原籍，这至少说明了一点，即为什么在一个岌岌可危的政权里，有那么多人得到了官职。他们远离沦陷的家乡，除去俸禄、当官的特权和政府官职提供的贪污受贿的机会之外，没有别的收入。这一点对爱国义士和投机者都一样。前者可能很少想到个人利益；他们追求高官是为了对抵抗运动进行领导。后者追求高官是为了俸禄和可能收到的“遗赠”。他们还希望，当他们将来有一天向清廷投降时，清廷能承认他们从前的官品。但楚党绝非个个都是爱国义士，吴党也不都是投机者。
在朝廷留在肇庆的一年零四个月中，楚党始终保持优势。一部分原因是朝廷依赖李成栋，他手下的将领控制着广东，他的儿子控制着锦衣卫，他死后也如此。一部分原因是楚党植根于外廷的官僚机构，他们竭力评弹时政，参劾官吏。这种直言敢谏，特别是金堡严厉尖刻的言词，可能使皇帝和那些（特别是吴党中的）可以称之为“现实主义者”的人感到烦恼。但朝廷又需要以此来吸引大批真心实意的文官，因为可以通过他们在它名义上控制下的各省面前树立一个真诚政府的形象。换句话说，楚党代表了明朝的正统，而这是永历朝廷这时所最需要的。不幸的是，把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朝廷和高官身上，而对省的管理注意得不够。
在早年的颠沛流离中，锦衣卫马吉翔和其他与内廷有关系的人，亲自负责皇帝的安全，从而权势日增。他们在肇庆时也是这样。这种情况是永历皇帝胆怯的性格造成的。他对明朝统治结构的无知，使他把太监和马吉翔当作挡箭牌。他在耿直的朝臣向他提出的要求面前退缩。此外，某些楚党的批评是虚伪的或空洞的，因为由于与军阀勾结以施加压力，由于提拔私人和收受贿赂，他们也变成了他们所悲叹的贪污腐化的一部分。
有一个问题特别说明这个时期统治与政策讨论的情形：张献忠义子孙可望由于宣布拥戴明朝，并听从朝廷要他把大军部署在云南的安排，要求封他为秦王。“现实主义者”主张迎合军阀的虚荣心甚至他们的领土野心，只要这些能增强朝廷的防卫；认为皇帝的封赐可以把潜在敌人化为有价值的盟友。
但是，以给事中金堡为首的明制度的限制原则和朝廷尊严的捍卫者，激烈反对这种做法。首先，正如金堡指出的，明朝“祖训”不允许对异姓封王。其次，朝廷因这件尴尬事情在百官心目中受到的威望上的损失，肯定超过从一个臭名昭彰的土匪头子的军事支持中可能得到的补偿。不论封王与否，朝廷都不可能实际控制孙可望。但如果朝廷的态度坚决，孙可望也许知难而止，会自愿效忠并且服从。[42]金堡的奏疏博学雄辩，但也迂腐至极；它中止了对这个问题的公开辩论达一年之久，直到楚党失势。朝廷决定改封孙可望为景国公。
但有人在这件事情上采取越权行动。堵胤胤锡和陈邦傅出于不同的理由，主要是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势，各自伪造敕书，封孙可望为王。陈邦傅授他以他所贪图的秦王，堵胤儿锡授他以郡王的爵位。[43]当孙可望接到这些互相矛盾的封号时，大为愤恨，派人去朝廷要求说明。于是舆论哗然，文章参劾，过了几个月，朝廷才决定批准堵胤锡的说法，但对这件事的处置失当，已经把与孙可望的关系引向灾难性的后果。
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件事上，对两种做法没有任何认真的批评，而这在四年前的弘光朝是会受到严厉谴责的。这就是广泛授予文武官员以便宜行事的权力，使一些人可以像土皇帝一样行事，对武将封官进爵不是出于奖励他的突出功劳，而是为了确保他的忠诚。只有像陈邦傅那样明目张胆的要求（赐封浔梧等地给他世守）才受到强烈反对。
在这里指出其他一些对官僚权力的侵占，也许是有用的。武将现在对各种政治问题向朝廷上疏或直接对话，几乎跟文官一样自由，而没有引起异议。皇室成员充任各种次要职务，有些被正式批准为军队领导，也许因为现在正规的官僚不再视他们为无能的闯入者而瞧不起，反之，他们相应的能力和忠诚与其他人相比，现在特别有价值。
我们还发现没有关于财政的讨论，偶尔的披露也限于州以下的。户部尚书的任命是走形式，他们极少行使职责。在永历朝廷和它下面的任何省份之间，没有正规的财政联系，也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建立这种联系。没有集中的后勤管理，各个将领各自为政，有的尚诚实守法，但大多数横征暴敛。临时国都设在哪里，朝廷的物质生活就仰给予控制该地的军阀，没有一个朝臣把这当作问题。
1650年2月6日，肇庆得知明守军在听到清军靠近时，放弃了广东北方的屏障韶州。两天后，皇帝离开了肇庆，去广西东部的梧州。
朝廷的西逃
1649年，永历朝廷已经失去了对湖广和江西的控制。更早一些时候，在1648年10月，满族郑亲王济尔哈郎奉命消灭李自成残部中最大的一股李赤心部。[44]但当他在1649年春在湖广南部开始进军时，发现推进他的军队并不难，难的是控制他已经通过的地方。而且，根本找不到真正的李赤心，他已经离开湖广，去了广西。经过1649年夏季，济尔哈郎的军队控制了湖广最南部的所有主要城市，但他们对这片领土的控制很不牢靠。
不过，济尔哈郎实际上并未被授权入侵广东或广西，他也没准备这样做。江西清军也仅限于占领南昌，解救赣州和消灭该省义军的活动。李成栋的军队在赣州附近崩溃后，清军只是守住梅关，没有进入广东。此外，在北方，清廷正在镇压另一起反叛。1649年1月15日，清军镇守山西大同的总兵姜瓖起兵反正，波及全省，包括靠近北京的一些地方。他最后被出卖，于10月4日被杀。
尽管如此，1649年6月28日，北京的朝廷以隆重的形式命令三个藩王——都是投降满清的汉人——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出师征服两广。中间发生了一些耽搁，原因是耿仲明受到揭发，他的部下在军中藏匿逃人，罪当死，他在江西自尽。他的儿子耿继茂代领其众，出征才按原定计划进行。1650年11月，孔有德从长沙向南，致力于重新占领广西东北部，与此同时，耿继茂和尚可喜通过梅关进入广东北部。
这次进军，清军比以前审慎，集中在少数目标上。全州至桂林的通路仍有危险，在广东中西部，关键要地仍在永历军手中。1650年4月间，孔有德在去全州的通路上巩固了自己的据点，但他直到秋天才向前推进。耿继茂和尚可喜则迅速前进，在3月向广州进攻。进攻失败后，他们在疟疾流行的夏天准备好进行一次艰难的围攻。
永历朝廷一到梧州，党争重新开始。皇帝以严厉惩治“五虎”中的四虎来发泄他的怒气和怨恨（袁彭年以策动李成栋反正有功得到赦免）。他们被锦衣卫逮捕并非刑拷打，金堡受刑尤酷，大腿折断。罪名是图谋不轨，其实都是捏造的。抗议的奏疏雪片般飞向朝廷，指出这不是惩治官吏的时候，一些朝廷所依靠的重臣向皇帝挑战，要求也惩治他们，因为他们与被关押的四人有联系。到仲夏，陈邦傅的一个军事上的对手把他的一部分军队开向梧州，支持那些想释放关在笼子里的“老虎”的人，迫害才告结束。金堡和丁时魁被谪戍贵州，刘湘客和蒙正发用钱赎罪，削籍为民。
同时，吴党有了取代楚党的机会，但未成功。虽然吴党的支持者重新入阁，许多吴党人士得到提升，但他们缺乏结成新的党派组织以进行统治所需要的才能和凝聚力。现在朝中没有为首的人，丧失了任何可称为目标或方向的东西，朝臣间的辩论降至极为琐屑的水平。湖广的军队自从何腾蛟死后便缺乏统领，朝廷就让他们各自为政。这样，当清军耐心地从北面和东面逼过来时，永历朝廷和军队统帅之间的事情都由于内部纷争和政治原因而更加恶化了。
一件有趣的事反映出此时内廷的焦虑，这便是王太后和司礼太监庞天寿请求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世在精神上（如果可能也在政治上）给予支援。庞天寿和瞿式耜曾接受耶稣教洗礼，也许是他们把德国耶稣会士安德烈亚斯·科夫勒介绍给皇室的。随后，科夫勒给两位太后、皇后和永历太子施行了洗礼，取了教名，并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寻求对朝廷的军事援助。但是，尽管他同皇室关系密切，对永历在政治上却看不出有什么影响。
在朝廷新近的一次逃亡中，实际上不是科夫勒而是他的助手波兰耶稣会士米歇尔·博伊姆跟随朝廷从肇庆逃到梧州。接着，博伊姆同意把老太后和庞天寿的两封信（写信日期为1650年11月1日和4日）带往梵蒂冈。这些信真诚地请求教皇为他们的灵魂和明朝的中兴祈祷，请求派更多的天主教教士来中国。到1658年，当博伊姆终于带着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的一封在精神上鼓励但政治上含糊的信回到东京湾时，老太后已经死去，而永历朝廷也已经被迫迁往西南他所不能到达的地方。[45]
1650年秋末，清军突破明朝在广东和广西的防御。11月24日，尚可喜终于攻克广州，他使这座城市（它顽强地坚持了八个半月）遭受一次可怕的大屠杀。孔有德利用明朝将领之间的一次普遍分裂和全州的一次兵变，在11月27日占领桂林。瞿式耜和一个忠心的助手一起被执，拒绝投降，遂于次年1月被杀。12月2日，正当清军准备进入肇庆时，永历皇帝一行在仓皇逃往梧州的路上被抢劫，皇帝差一点被打算投降的明军所执。在西南250英里的南宁，重新组成一个缩小了许多的朝廷，进入它历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监国鲁王的海上政权，1646—1652年
监国鲁王在海上漂泊的复杂情况，在时间和距离上可与永历朝廷在陆上的颠沛流离相比。但是，与永历皇帝和他的朝廷对照，监国鲁王，一个快30岁的人，始终如一地表示，为了他的支持者和明朝，愿意拿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去冒千难万险；他的政权，尽管从官员人数和版图上说都是最小的，却始终博得它的拥护者的最高度的忠诚。这一政权虽未受到思想或党派分歧的折磨，但也确实同样表现出削弱每一个南明政权的努力的互相倾轧。
明朝在失去沿海省份后重建据点
1646年的夏天和秋天，虽有许多鲁王和隆武朝廷的官员逃进浙东和福建的山中，但幸存者中最重要的人物却奔向海滨，寻求各陆师和水师将领的援助。在浙江沿海，这些人中最强的是张名振和黄斌卿。在福建沿海，是溃散的郑芝龙部下的将领。不过，沿海地区还有其他武装力量——众多的海盗组织。实际上，许多明水师将领都是海盗出身，明朝在浙江和福建的政府垮台后，他们相互间常常为争夺好水手、基地和给养而争斗。不可否认，有些是忠于明朝的爱国志士；不过，支持朝廷的军阀之间的自相残杀，削弱了鲁王政权的抗清努力。
这时最重要的军阀是黄斌卿。1645年，当隆武皇帝命他在杭州湾地区配合反攻行动时，他开始在浙江北部沿海的舟山岛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基地。后来，他只在对他有利的前提下与其他明水师将领合作。不久，他就以更爱跟自己的同胞而不是跟清军打仗出了名，但由于他的战略位置，这种态度被容忍了。
两件亲身经历的事似乎巩固了黄斌卿对基地的选择，即优先考虑海上基地而不是大陆基地。第一件事，1647年春，清松江总兵吴胜兆准备反正，黄斌卿参加了从外面去支援的尝试。但是，支援的舰队被台风吹散，后来当它到达长江口时，被清军防守部队歼灭了不少人。吴胜兆军队中的爱国志士拒绝因此而放弃他们的计划，在5月24日企图举事，但没有成功。许多文武官员在这次事件后被处死。[46]清当局于是决心制服湖“匪”、苏松军人中的叛逆和沿海的忠于鲁王分子这个煽动叛乱的渊薮。
第二件事，黄斌卿被说服带领一支水师去宁波，那里的爱国志士计划起义，把这个府从清的控制下夺过来。但密谋者被出卖，起义没有发生。接着又有许多人被捕和处死。[47]在这两件事以后，黄斌卿再也不参与对大陆的进攻。他甚至更不愿意让监国鲁王在舟山建立朝廷。
郑芝龙不能说服他家族中最重要的战斗成员跟他一起降清。在他被带往北京后一个时期内，郑家在安平（靠近厦门）的老家没有受到清军的袭击。这种大度当然是清廷策略的一部分。但是，清廷以为只要郑芝龙活着并对他们有好感，他们就可以不用一兵一卒而得到郑家其他人的支持。因此，郑氏得以保持对福建南部沿海地区的控制，并在厦门和金门岛上建立基地。接替郑芝龙的主要人选是他的弟弟郑鸿逵、他的族人郑彩和他22岁的儿子郑成功。[48]郑成功象征性地奉隆武正朔，并在时机到来时改用永历年号；他从不承认鲁王的监国地位。由于几乎没有自己的军队，他开始积蓄进攻泉州和漳州所必需的经验和他所需要的人员。
在拒绝承认监国鲁王上，郑成功是个别的。重新集合在鲁王旗帜下的人，大约有一半属于从前的隆武朝廷，他们差不多全是从浙江、福建乘船来的，此外，南直隶来的约占一半。现在在东南沿海形成的明朝抗清力量的党派之分，不是先前鲁王派与隆武派对抗的继续，而是监国鲁王的新政权与变化中的郑氏集团之间的党派之分，后者最后被郑成功控制。
郑彩比较矛盾。他似乎希望有机会仿效早先郑芝龙充当隆武皇帝的保护者的角色，成为监国鲁王的下一个主宰者和供养者。1646年12月，他驶船到舟山地区，把鲁王接回厦门。郑彩与郑成功的对立，使后者更有理由不理监国鲁王，但郑成功由于还无力对郑彩采取敌对行动，遂不作任何要把鲁王从郑氏基地赶走的尝试。
福建阶段
1647年从春到秋，支持鲁王的军队进攻漳州府（在福建最南边）和福州府的清阵地，包括省治在内。进行这些进攻的，是郑彩与其他早先曾在鲁王和隆武政权下任职的水师将领。到9月初，为了更直接地鼓励对福州的进攻，监国鲁王已从厦门岛北移至长垣岛。[49]从这时起到鲁王政权实际结束止，鲁王军队活动在从福州向东北到浙江一带，郑成功的军队活动在从泉州向西南到广东一带。这种划分不是正式商定的，而是情况使然。
11月，监国鲁王开始在长垣岛重建一个正式朝廷，任命了许多大臣，他们中有的来自前绍兴朝廷，有的来自前福州朝廷。两个阵营的官员在一起工作得很融洽，当收复了福建东北部的几个地区时，精神都很振奋。福建山地的义军对鲁王在沿海的进攻作出的反应也是令人鼓舞的。1647年的秋冬两季，福建中部山区到处都有明藩王和当地义军领导的暴动。第一次这样的暴动甚至威胁到清军对他们的山区重镇浦城的控制。不久，福建中北部的几乎每一个地区都起来反抗。尽管清军设法保住或夺回一些要害地点，但对这个地区的征剿一直持续到1651年。
地图30 南明的灭亡
这次在福建对清军的挑战，并非一切都始终顺利。最带来损害的，是郑彩与监国鲁王的某些其他支持者之间产生了不和。郑彩是个军人，他想把持朝政的企图看来引起对他极大的不满。但除去这个问题，鲁王政权也缺乏足够的人力与内地的义军联合行动。再有，在这里如同在别处一样，清军更擅长陆战，在战术上比明军有更大的灵活性。
到1648年春，清军重新占领了几乎全部鲁王军队在福州府的据点。一年后，福建东北部已经收复的地方重又丧失。这时候，郑彩失去了支持鲁王政权的兴趣，回到厦门，希望与郑成功和解。监国鲁王留在海滨，直到张名振再一次救了他。1649年7月，张名振收复了海岸要塞健跳所，监国鲁王得以在那里重建他的朝廷。
浙江阶段
鲁王朝廷从健跳所很容易与浙东南山区的各武装组织取得联系，他们是从1646年清军侵入周围地区后就在那里坚持战斗的。他们包括爱国志士和投机的地方豪绅。此外，与福建东北部毗连的温州府的各支义军也得到鲁王朝廷的鼓励和帮助。监国鲁王现在有两个机会在浙江建立一个陆上基地，但都没抓住。一方面是因为清军能够坚持住。另一方面是因为鲁王政权缺少人力；而且，在新的执掌兵权者张名振和他的政治上的批评者之间，有相当大的摩擦。
在四明山依山结寨抵抗清军的人中，最强大与最得人心的是王翊，他是个倔强的战士，出身低微。他在1648年春被清军打败后，重新拉起队伍，当鲁王朝廷到达健跳所时，他正处在他的力量的顶峰。但是，尽管他坚决反清，却不愿对张名振丧失他的独立。在鲁王朝廷与各山寨之间没有达成协议。
到1649年秋，健跳所的供应严重短缺，事情很明显，监国鲁王的朝廷必须放弃它在大陆上的立足点。张名振和他的部下这时与心怀不平的将领密谋除掉黄斌卿，把舟山岛作为监国鲁王朝廷较安全的驻地。黄斌卿失败后，于10月29日在舟山自尽，鲁王朝廷于11月移至岛上。1649年以后，鲁王政权处于孤立状态，并采取守势；它最关心的是生存下去。
清廷的战略是建立一支胜任的水师，与此同时镇压钱塘江东西两岸山中的明义军。除此之外，继续封锁与舟山的贸易，欢迎明军中的逃兵来归。1650年10月，清军对四明山中的抵抗者发动一次有计划的进攻，有效地摧毁了王翊的组织。1651年3月，由于琐屑的然而激烈的争吵，一个被暗杀的明将领的某些部下逃到清方，向敌人报告了舟山的情况。这样，到1651年秋，清军怀着相当的信心准备进攻这个岛屿。
从10月4日到15日，清军成功地完成了一次精心策划的夺取舟山的战役。这次战斗的主要冲击力量，是来自定海的一支清军，它在舟山海道上摧毁了明军的一支主要舰队。监国鲁王可能事先得到警告，同张名振离开舟山城，留在一艘船上。10月15日，在坚守了10天之后，城墙终于被大炮攻破。鲁王的大多数亲属和朝臣壮烈牺牲，其中许多人自尽。
随后，张名振带着监国鲁王沿海岸南行。1652年初，他们和朝中的少数幸存者在厦门被郑成功收留。这时郑成功或者已经消灭他在郑氏集团中的对手，或者已经将他们置于控制之下。此外，张名振现在力量很弱，不能不听从郑成功的统率。郑成功与两广的永历朝廷保持象征性的联系，接受永历的封爵，[50]并对永历的求援作出了反应，尽管不成功。鉴于这些情况，郑成功很可能是以藩王之礼对待鲁王，而不承认他的监国地位。总之，监国鲁王在厦门岛定居下来，于1653年放弃监国地位。[51]
从日本求援
以水师支援监国鲁王的人，就是那些在晚明时期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从事大规模非法贸易的人。郑氏集团不过是这种海盗贸易者中组织得最好的。郑成功在日本出生，他的母亲是日本人。像郑成功这样的人，长期以来就跟受益于中国贸易的日本地方贵族和官员关系密切。尽管明廷在一世纪前就禁止这种贸易，并在16世纪90年代断绝了与日本的外交关系，但日本人仍然坚持与中国贸易。甚至在17世纪30年代，为了消灭在日本的基督教和缩减并控制进入日本的欧洲贸易船只而实行一项排外政策时，这种情况仍然不变。此外，以建立德川幕府告终的1600—1615年之间的战争，使日本武士得到了勇猛的名声。因此，南明的海上支持者不断去日本招募兵士，取得武器和战争物资，是并不奇怪的。[52]
首先向日本请兵的是郑芝龙，1645年12月，他的代表出现在日本指定的外事港口长崎。两个月后，隆武政权的一个将领来求兵和盔甲。对第一位使者的答复没有记载；对第二位使者的要求则根据明朝和日本都禁止出口武器的条文予以拒绝。隆武朝廷的下一个使者似乎对江户幕府感到兴趣。1646年10月，黄徵明既作为郑芝龙个人的代表又作为朝廷的密使，想要获得一些日本最好的军队。这一次幕府的回答暂时是否定的，因为日本领导人显然正在考虑某种军事行动，需要知道更多的关于中国的情况。但是，在把回答传达给黄徵明之前，福建沦陷和郑芝龙降清的消息传到江户。所有进行军事援助的想法都被放弃了。接下来是1647年春由监国鲁王的追随者担任的正式使命，但这次被日本人用站不住的借口拒绝了。
于是企图绕过幕府，直接求助于有势力的岛津氏族，他们从萨摩岛上的领地与中国进行贸易，关系密切，对明朝抱同情态度。1647年夏，黄斌卿允许他的弟弟陪伴热情的沿海抗清战士冯京第去萨摩岛，也许是希望重提先前未达成的关于获得人员、粮食和武器的协议。据说岛津氏族的确送了大量明初的货币去舟山，但不是军事援助。
尽管接连失败，明朝爱国志士仍然希望通过贸易和文化渊源关系从日本得到某种形式的援助。郑氏尤其坚持谋求以中国药材、丝、白银和其他货物换取日本的武器和给养（特别是制造黑色火药的硝石）。在舟山时，鲁王政权曾企图赠送珍贵的佛物给长崎的一座庙宇以博得好感。虽然这个使者未被接见，但据说后来日本人为解救舟山的饥馑，送去大量谷物。而郑成功，通过恭维和通过透露他的日本血统，可能得到了一些大炮和武器。
虽然我们很少知道日本人对这些请求的具体答复，但看来他们大体上出于三个理由，不愿给明朝的爱国志士以直接军事援助：忙于国内问题；新近实行的排外政策（它除了排斥欧洲人外，也禁止日本人出国）；对南明的能力估计不高。渡过公海进入中国的军事冒险，可能严重破坏新的德川政府达到的脆弱均势。此外，这样的行动将增加在滨海地带与好战的欧洲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许多人还记得由于水师弱小，在1592—1598年的朝鲜战争中日本遭受的失败。但是，最明显的是日本文献中触目的对比：一方面是对明朝力量和爱国志士的希望的夸大描述，一方面是通过长崎、朝鲜和琉球感觉到明朝的不团结和爱国志士的虚弱。日本人丝毫也不同情清，也不把满族人征服中国看成必然。但他们确实看到了中国的混乱，可以理解，他们不愿卷进这样一种不确定的局势中。
西南和东南，1652—1662年
1652—1662年间，对明朝有组织的支持主要局限于帝国的南部边陲。清廷把镇压看作令人讨厌的杂务，但又是财政与政治稳定所必需的。
地处内陆、发展不充分的西南——贵州和云南——与广东、福建和浙江沿海青翠的东南海岛情况十分悬殊。在17世纪50年代，明朝的文职官僚机构在这两个地区都被军事组织所盖过，这些军事组织原来是在明朝控制之外发展起来的。由于新的领导人员来自造反者和海盗，帝国政府就逐渐失去了它一贯的基础。“明”愈来愈表示一种抵抗外国入侵与征服的无畏意志。
张献忠的遗产
从1644年夏天起，西南三省四川、贵州和云南发生了一系列次要的戏剧性事件，影响到永历朝廷最后10年的进程。主要起义领袖之一的张献忠，在崇祯时期没有被李自成消灭或吞并，1643年在湖广中部第一个称王。1644年，他率部入川，建立大西国，定都成都。他从这里控制了四川广大地区中最发达的部分[53]，继续进行了两年的恐怖统治，使人口和资源锐减。[54]
尽管四川与外界相对来说是隔绝的，但张献忠并不安全。他未能完全消灭明朝的将领，他们幸存下来，并在西部和南部重整旗鼓。在北面，他起初受到他的老对手李自成的威胁，然后是清军的威胁。1646年底，在四川作为一个基地已被消耗殆尽后，张献忠开始向陕西进发，企图与清争夺西安。但当他在四川北部一个地点扎营时，于1647年1月2日被一支清军所杀。
张献忠死后一个月，他的四个部下，其中最重要的是孙可望和李定国，[55]试图收拾和带领残部去比较安全的贵州。他们攻克重庆，接收了大部分防军，重新壮大了力量，1647年初春，他们继续南行，通过遵义，占领贵阳。一路上很少遇到明朝文武官员的抵抗。但军队没有在贵州停留多久，因为张献忠的继承人共推的领袖孙可望不久就被一种非常情况吸引到云南去了。
有明一代，云南的治理很特殊。像西南其他省份一样，云南采用通常的省、府和州县的民政机构与世袭的土司（非汉族居民的地方政府）和宣威司（通常是在土著居民地区）相结合的治理办法。[56]与这两种体制相平行的，是沐家的军事体制（和广大的庄园），沐家是明太祖义子沐英的后代，沐英封于云南。实际上是沐氏家族使云南成为明朝的一个省，并使其成为汉族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家族的声望一直很高，它的权势是没有争议的，历代黔国公是明朝唯一持续掌握实际领土权力的勋臣。
但在崇祯朝，有两种情况削弱了沐家的控制。第一，现袭黔国公沐天波让事权落入一个腐败的下属之手，此人的傲慢态度既得罪了沐天波的汉族僚属，也惹恼了当地土司。第二，沐天波的某些僚属以及土司由于在外镇压湖广的汉族起义者和贵州的土著叛乱，逐渐滋长了野心。这些情况终于导致云南东南部土司沙定洲的叛乱，他于1646年1月攻占云南府（今昆明），企图取代沐天波为世袭的都督。沙定洲篡夺沐天波的职务，打败或合并了他的大部分军队，胁迫明朝的民政官员服从。但他不能消灭在云南西北部坚持不走的沐天波。这个僵局由于一个本地的将军邀请孙可望进入云南而被打破，孙可望则由于平定沙定洲叛乱而摆出不可一世的样子。
现在回到张献忠残部的首领的问题。1647年春，造反军借口为沐家复仇和恢复明朝的统治入侵云南。他们突破沙定洲的东部防线，将他赶出云南府，赶回他的老巢。整个夏季，李定国跟沙定洲的支持者作战，并镇压了云南东南部人民对造反者入侵的反抗，同时孙可望倾全力击败并俘虏了沐天波。沐天波怀疑孙可望自称的忠于明朝，但同意合作，条件是停止暴行和平定沙定洲。这一点由李定国在1648年秋完成了。
这时孙李之间出现不和。先前，李定国接受孙可望为领袖，因为孙是张献忠四个继承人中年龄较长的，可是他不喜欢孙可望，因为后者想抬高自己的权位，充当第二个张献忠。在孙可望这方面，则嫉妒李定国的将才和他在兵士中的声望。孙可望向永历朝廷要求秦王的封号，[57]它将正式肯定他高于他的“兄弟伙”。这意味着他继承张献忠的遗产，并为他将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甚至当皇帝铺平道路。当永历朝廷迟迟不给他封号，使他的计划受挫时，他就非常愤怒。
不过，造反者中间的一次公开分裂暂时被避免了。需要安定云南，重新占据贵州，进攻四川和湖广南部以阻止清军的推进。1650年9月，孙可望派他的军队回到贵州，从那里向北向东进攻。尽管在四川的战役相当成功，但孙可望的人不能得到在四川和湖广交界地区的李自成残部的合作。[58]四川省仍处于无政府状态。[59]
1652年，李定国在湖广南部和广西东部发动了几次战役，他在这些战役中很好地发挥了晚明流寇的长处。这就是依靠行动迅速的大部队的突然袭击，使用地区性的资源，如这一次，使用了战象和土著战士。他们的短处是依赖个别领导人，不愿或不能坚守领土。李定国的战役包括对桂林的一次突然袭击。清军统帅孔有德没有料到造反者的这次突然进攻，他在李军于8月7日蜂拥进入这座城市时自尽。结果，清军在广西占领的所有地点尽归明朝版图，只有梧州还留在清军手里。此外，李定国占据衡州（今衡阳）时，他的军队伏击并杀死了北京派来救援的敬谨亲王尼堪。尽管有这些和其他一些快速的成功，李定国仍不能守住他所占领的城市。1653年初，当代替尼堪的人到达后，李定国被迫撤到广东北部。
李定国得胜的报告，使孙可望又喜又忧，他这时已在贵阳设立第二个行政中心，并侵入湖广南部的宝庆地区。这些行动，可以被李定国看成是对他的支援，也可以看成是对他的威胁。事实上，据说孙可望曾几次派人去拆李定国的台。总之，李定国留在两广，可能是因为他不能再忍受孙可望的节制。他避免公开破裂，也许是看在他从前与孙可望的亲密关系上，也许出于对孙可望的军事力量实际上的畏惧。
1653—1654年，李定国两次出征广东西部。第一次，他进攻肇庆，威胁到广州。但他很快从这个试探性的袭击中撤退，去广西作某些休整，路上想重占桂林未成。第二年春，李定国开始一次更加深思熟虑的推进，经过广西南部和广东进入雷州半岛腹地，他在那里逗留了几个月，等到病愈。入秋，他继续推进到新会，这是他计划取广州的关键地点。由于在三角洲地区缺乏船只，李定国两次请求郑成功从福建给他的广东之役以支援，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及时得到这种帮助。[60]1655年1月，李定国军队受到清援军的沉重打击，遭到严重损失，被逼入广西南部。当李定国的军队在南宁重新聚合时，只剩下几千人。
与此同时，孙可望在湖广西部的战役遇到同样的结果。1652—1653年之间的冬天，他从沅州发动一次两路进攻。但在宝庆附近为清统帅屯齐所败，随即回到贵阳。1655年春，孙可望的一支军队再次深入湖广中部。但这时总督洪承畴已掌管湖广事务，他止住了孙军的进一步侵入。战争行动暂时停止。清廷集中注意力加强他们对湖广、四川北部和两广的全面控制，此时永历朝廷仅有的支持者——张献忠从前的一些部下却卷入了自相残杀的斗争。
孙可望和李定国控制下的永历朝廷
当孙可望巩固他在云南和贵州的收获时，永历皇帝一行已于1650年12月到达南宁。第二年春，孙可望派人率兵“入卫”，并建议皇帝去云南。这些人随即杀掉反对封孙可望为秦王的大学士严起恒等人。完全慑于恐吓，皇帝正式封孙可望为王，赐国姓和一个新的名字。
与此同时，清军在广西取得进展，1651年10月，永历朝廷被迫逃离南宁，这次走了一条经过广西西南极边的困难路线。第二年3月，孙可望派人护送皇帝一行到贵州西南的安隆，此地是万山丛中一个荒僻的戍所。于是，朝廷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被隔绝在这里达四年之久，而孙可望则以王者的派头开府贵阳，设立六部，任命高官，并按他自己对于经书的解释开科取士，据说还阴谋废黜永历皇帝，建立他自己的“后明”。
李定国取得胜利和他疏远孙可望的消息传到朝廷后，皇帝两次密敕李定国救援。许封李定国为一等亲王，条件是让朝廷脱离孙可望的控制。但孙可望发现了这个密谋。1654年春，他派他的亲信入朝查问，企图找出每一个参与策划与李定国联系的人。永历皇帝禀性难移，不愿承认他自己的责任，而让“安隆十八先生”[61]被判处死刑。
在这个期间，李定国把全副精神放在湖广和广东战役上，不能照朝廷的要求去做。尽管他对永历皇帝和明朝的中兴事业忠心耿耿，但直到他在两广的战役中完全失败后，才把注意力转向安隆。到这时，李定国的运气虽然不好，他在孙可望的同僚和部下将领中的声望却增加了。部分原因是李定国待人诚恳，部分原因则是他们也厌恶孙可望的帝王派头和他对永历朝廷的无礼。因而，当李定国1655年秋从广西西部撤退，前往安隆时，他得到孙可望派去阻止他这一行动的某些人的暗中合作。
1656年2月，李定国到达朝廷，几天后护送永历帝一行离开了安隆。随后，他在云南府显示了一次力量，吓得那里的将领们承认了他的权威。3月下旬，永历皇帝被送到云南府，现在称为云南都城。为了努力显得像个政府，皇帝开始封官晋爵，对象大多是李定国的部下和伙伴。
这之后，无论是孙可望还是李定国都感到在自己的领土上不够安全，都行动起来反对对方。双方都发生了倒戈、变节和阴谋反叛的事。李定国几次想与孙可望和解，但他讲和的表示都被拒绝了。1657年夏末，孙可望被人说服发动一次对李定国的惩罚性战争，却不知道劝他这样做的人是同他的对手商量好的。9月下旬，孙可望的军队越过贵州西部，10月，他的军队在云南东部与李定国军相遇，两军于是交战。孙可望的主要将领这时按事先商量好的计策，倒过来反对他，孙可望的图谋全部化为泡影。他退回贵州，军队受到很大损失，自尊心也大受伤害。
又羞又恼的孙可望前往湖广，于1657年12月向宝庆的清当局投降，以发泄他对背叛者的仇恨。他强烈要求满族人给他一个“雪耻”的机会，让他带领清军出征四川、贵州和云南。清军统帅对他不大信任，没有给他这样的任命，但他们确实待他不错。
朝廷逃入缅甸
1658年，在孙可望投降后一个月，清军分三路出兵，吴三桂从四川西北，洛託从湖广西南，卓布泰从广西东北进入贵州。1658年6月下旬，三支军队在贵阳会合。随后，他们与洪承畴共商下一步行动。
在云南，永历朝廷调集军队抵御贵州的清军，但行动缓慢。到8月，才在贵州西南部选定三个防御阵地防守各渡口。但这些防御工事顶不住清军的协力攻击。从12月底至1659年1月，清军沿三条路线推进：吴三桂经七星关向北；铎尼（他的军队刚换下洛託的军队）从北盘江上游渡河；卓布泰从北盘江下游渡河。李定国在中央阵地死命阻挡卓布泰的推进，但受到沉重打击，匆忙回云南府安排将朝廷迁移到较安全的地点。
这时可以考虑迁移到四川东部或广西南部，但朝廷除了继续向西撤退外，实际上别无选择。少数人希望考虑逃过中国的西南边界；朝廷仍希望保持对大理以西领土的控制。1659年1月7日，当清军进入云南，皇帝一行离开了云南府。护送他们的是沐天波，他在一路上遇到的土著官员中仍有影响。同时，李定国和他最好的将领们准备拖住清军的推进。
2月2日，吴三桂和卓布泰从昆明湖地区向西追击，摧毁所有的抵抗。3月10日，清军进入永昌，这时，一再遭到自己的护送军队抢劫的狼狈不堪的永历朝廷到达了中缅边界中国一侧的腾越。然后，李定国在怒江西边磨盘山中的羊肠小道上停下来，对清军进行最后一次顽强的抵抗。在那里，清军险些中了精心布置的埋伏，接着发生一场激烈的战斗，双方都伤亡惨重。李定国和他的残部设法南逃至边界地区。饱受兵变折磨的永历皇帝一行，在3月下旬通过一处边关进入缅甸领土，[62]从腾越出发时有4000人，这时只剩下三分之一。磨盘山伏击削弱了清军并打击了他们的士气，他们的追踪，过腾越不远即止，没有穷追。
当李定国和他的伙伴白文选分别在缅甸东北地区恢复元气时，清廷在云南府周围和其他地点派兵驻守。在总督洪承畴的指引下，清廷暂时集中注意恢复农业，学习驾驭土著领袖，并向缅甸人施加外交压力。他们希望失败、饥饿和疟疾将最终毁灭李定国剩下的军队。
永历皇帝在缅甸的困境
在边界的缅甸一边，几乎已被所有的兵士抛弃的永历帝一行，在继续前进之前，被迫放下武器。几天后，皇帝和646个随行人员在大金沙江（伊洛瓦底江）岸的蛮莫上船。其余的人陆行，相约与皇帝一行会于缅京阿瓦。但皇帝一行在井梗被暂时扣留。陆行者也许被误认为入侵者，于5月初在阿瓦地区被杀，只有几十人逃进了荒野。1659年6月，永历皇帝一行到达阿瓦，被安置在京城对岸一处简陋的营地。皇帝一行长时间受到缅甸政府的冷遇。虽是粗茶淡饭，但还过得去，皇帝的随行人员努力适应主人的愿望和缅甸的风俗。
明代中国所称的缅甸，仅指这个地区的几个“蛮夷”国家和部落联盟之一。在洪武和永乐两朝，通过设置“宣慰使司”（指定宣慰使但不指定僚属）令其朝贡和配合军事行动，对这些政治实体建立了名义上的宗主权。缅甸各部人民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好。有一个时期缅甸不复存在，到16世纪中叶才再度出现。万历时期，缅甸向北扩张的战争侵入了云南。特别是在16世纪的最后10年，缅甸和云南当局经常发生战斗，争夺边界上的小州县。17世纪初，缅甸再次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但关系紧张，在万历朝结束后没有来往。实际上，这时上缅甸各部屈服于缅甸，并开始接受阿瓦的缅甸政府的行政管理。[63]
现在的缅王他格利远比他具有革新精神的前辈软弱，出于人道考虑，允许永历皇帝避难，但他拿退入缅甸的中国军队没有办法。这主要是李定国和白文选的队伍，他们不仅在缅甸东北部造成很大的破坏，而且以煽动边境的部族叛乱相威胁。事实上，从1660年春开始，这些军队几次进逼阿瓦，要求迎归永历皇帝。这使缅甸人感到恼火，因为即使交出皇帝，也不能保证他及其难以驾驭的支持者愿意或者能够离开缅甸；而他格利控制下的阿瓦，没有能力将他们赶出去。遵照主人的要求，永历朝廷的一些人以皇帝的名义敕令入侵者离开，但两位中国将军干脆予以拒绝。
随着对缅京军事入侵可能性的增加，缅甸人对永历帝一行就不怎么客气了。到1660年中秋，朝廷处于极度匮乏的境地。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用来换了食物。1661年6月，缅王弟猛白弑兄自立，情况就变得更坏。猛白比其兄有魄力，准备同中国入侵者开战。[64]不久，永历的全体官员被邀请参加向新王效忠的典礼，并安排这个朝廷的最后解散。这件事变成了一次大屠杀，所有健壮的人均被杀害，其余许多人自尽。患严重气喘病的皇帝现在只有少数亲属和随从陪伴，虽然活着，但处境极坏。所有这些不仅是新的缅王表示决心而已，而且可能是在执行清廷的要求。
1659年12月，北京命吴三桂总管云南事务。他建议采取坚决步骤立即根除永历朝廷及其支持者，因为他们一直在煽动云南人抗清。北京的朝廷纯粹出于财政上的原因，迟迟不批准这个行动。1660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考虑财政和后勤问题，直到9月才最后批准出征缅甸。
从1661年12月下旬至第二年1月，吴三桂和内大臣爱星阿经木邦入缅甸。他们击败了李定国最强的伙伴，迫使李定国向东撤退。1月20日，清军到达阿瓦东南约20英里的地方，几天后永历皇帝被交给吴三桂手下的人。不久，皇帝开始了三个月的跋涉，回到云南府。1662年5月下旬，他和他的十几岁的儿子被秘密处死，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出现引起了安全问题。[65]李定国甚至被认为不值得追赶，大约在8月，在云南和今老挝边界附近的某个地方，他在绝望中死去。[66]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吴三桂被满洲人封为亲王。
郑成功的崛起
在中国和日本，郑成功是一个使历史家、剧作家和说书人着迷的传奇人物。[67]他的名气来自几个因素，包括政治事件、生意才干和个人魅力。
第一，郑成功仿效他的父亲，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海上组织。尽管有官方的禁令与阻挠，中国沿海与东亚和东南亚各货物集散地之间的贸易额，到16世纪末一直在增长。这种增长受到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具侵略性的贸易和航运的影响。中国东南沿海的许多居民，直接或间接依靠海外贸易和国内的沿海贸易为生。这些人似乎愿意服从任何种类有组织的控制，只要它能保护他们不受到太大的干扰。明朝政府留下的这个空白，就由像郑芝龙这样的人及其族人所填补了。
郑成功利用海上贸易的收益，加上他在商业上的一大部分人力、制造技术和商船的总吨数抗衡清廷。但是，一个人能在什么程度上领导松散的海事集团进行战争，是有限度的。事实上，这个时期有许多中国人逃避郑成功的勒索和军事化，而移居台湾、暹罗、吕宋甚至南美洲西海岸。
郑成功崛起的第二个因素，是他抓住了清廷在心理上和地理上的弱点。满族人以其骑战传统为最大骄傲，在陆上他们是杰出的。虽然他们很快适应了江河与湖泊上的战斗，但对于大海他们感到困惑和害怕。在陆上和内河战无不胜，使他们有能力完全征服中国（除去东南沿海一带），俘获明宗室的最后一个代表，并“剿灭”被指责毁灭了明朝的造反军。因此，满族人在一帮对海事同样无知的中国官员的劝告下，最后才选择消灭郑成功一途，是可以理解的。
即使清廷迅速克服了它对沿海地区的厌恶，财政上也受到阻碍。浙江东南部、福建和广东最东部的难以进入和有限的农业资源，使得运送军队到那里去和维持大量驻军费用太大。如果采取驻防的办法，那么就需要极大数目的兵士驻守海岸线上的每一座城市中心以对付“海盗”的进攻。实际上，与海上的造反者打交道，将需要一大笔投资——亦即建立一支水师。所以并不奇怪，清廷最初企图跟郑成功谈判，并且选择了依靠陆地（把居民迁往内地）的战略，[68]直到17世纪60年代他们才终于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到海上的战场上来。在这样做时，清廷的目标不仅要夺取郑成功军队的一切陆上基地；更重要的是，他们想釜底抽薪，断绝一切日常供应：从居民得到产品和服务——粮食、食品、木材和造船技术。[69]
郑成功崛起的第三个因素，是他的自觉。从1646年他拒绝跟随他的父亲降清起，他就开始训练他自己的小队战士。他对个人命运有一种不寻常的意识。此外，与这种意识相结合的，是相当的管理技巧、商人的精明和竞争性。他在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才能以及他的超凡魅力，使他能用铁腕约束部下。他在招纳从前的对手上取得明显的成功，用这种方法得到几个最有价值的将领。但是，他对部下所犯的即使是比较小的错误进行过分严厉的惩罚，不论他们职位的高低与关系的亲疏，导致部下的变节，从而削弱了他的运动，损害了他的利益。
第四，也是最后一个因素，是郑成功聪明地打出明朝正统的旗号，尽管他离朝廷很远。他与隆武皇帝的亲密关系、他的接受国姓和他的殊荣，前面已经谈到了。同朝廷的这种直接联系对郑成功决定献身明朝的事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他领导下的机构逐渐壮大，他采用明朝的各种制度形式，只略作修改以适合他的情况。[70]他以完美无缺的礼节和谦卑处理他同遥远的永历朝廷的关系；但他也学会只在符合他在东南战场的企图时服从命令。对他来说，献身于明朝的事业更多地出自抵抗异族征服的本性，而不是为了维护一种政治制度。这样，他从一个适合于他的个性的象征中得到力量，而又不受制于皇帝的官僚机构或一个真正的君主。最主要的是，他能够把他的集团的利益与朝廷的利益等同起来。
郑成功的崛起有三个阶段。在1647—1651年间，他以一个无可争论的海上领袖出现在中国东南沿海；从1652—1655年，他建立了一个强固的基地，并增加了人力；从1655—1659年，他试图把他所控制的范围从沿海扩大到中国腹地。
地图31 郑成功的活动
第一个阶段包括一系列家族内部的权力斗争。起初，当郑成功直接指挥下的兵士逐渐增加时，他和他的族人在漳州和泉州协力作战。清廷为了报复，于1647年春袭击了郑氏的老家安平，在这次行动中，郑成功的母亲自尽。随后，在1648年和1649年，郑成功在广东潮州独立作战，在后勤、战略和补充新兵方面取得宝贵经验。当他于1650年9月从这次出征回来时，他已经强大到能从他的族叔郑联和郑彩手中夺过控制权。[71]两个月后，郑成功接到永历朝廷的请求，要他支援长期被围困的广州。1651年3月，他为这个目的开始西征，但在海上为暴风雨所阻。4月下旬，他听说清军趁他不在时对厦门进行了一次破坏性袭击。郑成功半途终止了西征广州，立即赶回。5月底，他将负责厦门防务的族叔斩首，迫使另一个族叔隐退。
这样，到1651年夏，郑成功已经排除或完全制服了他在郑氏家族中所有的对手。此外，在这年年底，他合并了绍兴的鲁王朝廷失败后幸存的水师。这标志郑成功崛起的第一阶段的结束。他这时是27岁。
经过这些年，郑成功已经成为一个更加成熟的领袖。到1654年，他控制了整个漳州，轻易地击退清军的反扑。1655年初，他北移至毗连的泉州。在这个时期，郑成功没有忽视训练和正规化问题。他照明朝的体制分军为五，自为中军，到1655年，共有军队33镇，[72]大约16.5万人。在此时期他接到李定国求援的要求，当时李定国正企图夺取广州。但郑成功懂得，在他的基地周围有一条坚固的防护带之前，他不能离开。所以他只派去一个代表，而继续巩固漳州和泉州周围地区的防务。
1655年以后，郑成功集中全部注意力于准备到目前为止的他的最富雄心的事业：“北伐”浙江和南直隶。他最后集合了25万多人（50多镇）和至少2300只船。1655年，他照明朝的样子建立他的行政机构，尽管大多数文职人员主要地管理军事事务。[73]而且，他从永历朝廷接受了他此后最为人知的封号延平王，把他在厦门的主要基地中左所更名为思明州。[74]为了争取更广泛的支持，他开始教育他的军队洗去海盗的名声，以赢得外省人民的心。
同清廷谈判
从1652年起，郑成功对清廷来说有如芒刺在背，那年秋，顺治皇帝开始了一个历时两年的交涉，目的是软化他。在这里，我们看见郑成功一生中最狡诈的表演。他真的考虑降清吗？他对落在清廷手中的父亲和其他亲属的命运真的无动于衷吗？或者，他拖延谈判是为了筹集战争资金和保护他的父亲？这些是难以回答的问题，部分地是由于文献材料本身的模棱两可性质。但是，有几点是无可争论的。
第一，双方都抱有怀疑。清廷自然想用郑的父亲郑芝龙来使儿子顺从。但他们对郑芝龙很不信任，于1652年9月1日，以保护为名，将他软禁起来。1646年他投降时，清廷答应任命他为“闽粤总督”，晋封为“三省王爵”，但被带到北京后，这些官爵都成了泡影。郑芝龙受到的这种对待，并未逃过他儿子的注意。1653年2月，郑成功忽然接到郑芝龙的一封信，信中宽恕他对清军入侵的对抗，但力劝他停止敌对行动。郑成功直率地问他，他是不是真的期望他的儿子会那么天真，竟会步他的后尘，钻进同样的圈套。这个奚落在以后的通信中一再重复，表明当儿子的绝对不会在孝顺的名义下上当受骗。
第二，清廷是在他们的军队不能调动或无能为力时发起和议的。因此，尽管郑成功对郑芝龙的答复是否定的，清廷仍发现有乐观的理由，并于1653年6月提出一个具体建议：封他为海澄公，任泉州总兵，对沿海有广泛而明确的职权，清军从沿海地区撤退以示信。顺治皇帝还在一道表示和解的敕令中，谴责已死的摄政王多尔衮和某些作恶多端的地方官员过去给郑成功造成的不幸。郑成功的拒绝是傲慢的和轻蔑的，但清廷仍认为，四个州的地盘和将军的印信，可能会使他回心转意。
这些让步是在郑成功显示出他真正的力量并具有扩张到福建以外的能力时提出的。郑成功发现清廷急于讲和并迅速作出让步，就充分利用他们的这种姿态和需要与北京通信而拖延的时间。他在对清廷1653年的第一次建议作出答复后，相信在谈判结束之前不会受到攻击，立即开始把军队转移到沿海地区。在郑成功的鼓动下，1653年和1654年，张名振三次带领远征军进入长江口，在大运河与长江的会合处镇江骚扰运河上的交通。[75]虽然郑成功后来声称他对自己的军队进行了约束，实际上却利用他们来加强自己的阵地并对清军保持尽可能大的压力，而没有导致谈判过早破裂。清廷使他有充分理由感到自己的优越。
第三，清当局和郑成功对谈判的看法相去很远。郑成功把“和议”看成是一种缓兵之计。而清廷的目的则是“招抚”，就是说，让郑成功心安理得地投降。这样，双方永远达不成协议。
总计，在1654年，郑成功同清廷的和议代表以及派来说服他的郑氏族人纠缠了差不多有八个月之久。清廷的官员抱怨他没有投降的诚意。1654年8月，顺治皇帝要他表明态度，打定主意不允许郑成功所要求的沿海省份的特殊地位，并在需要时用武力平定福建。郑成功则指责清廷的官员傲慢无礼，对他进行威胁，威胁不成就欺骗。郑成功写给郑芝龙的最后一封信，在1654年12月22日被交给清廷，这封信排除了和议的任何可能性。
要理解郑成功的行动，需要考察他的意义含糊的陈述。他要求建立某种类似朝鲜或交趾那样的半独立或封建王国，由福建、浙江和广东组成。郑成功可能把这样一种安排正式通知了清廷，同时他不薙发，甚至可能仍奉明朝正朔。很难说他是把这个领地想象成清廷的一个永久同盟呢，还是一个策划明朝中兴的地方。当然，从清廷方面看，这样的要求是荒谬的。但郑成功了解他自己的力量和满族人的虚弱，所以他公开训斥清廷低估了他，并宣称要进攻他们所控制的长江地区。
当和议的希望逐渐消失，郑芝龙、他的族人和他在北京的家属相应地成了清廷的负担。现在要加给他们图谋不轨的罪名，证明是容易的。郑成功知道，如果和议破裂，他的家庭的未来将是悲惨的，但他仍然明白地回答他们的请求。由于选择政治上的忠诚作为更高的原则，他似乎对父亲缺乏同情。在郑成功给郑芝龙的最后一封信中，他指出，由于他父亲“自投虎口”，就必须承担后果。
北伐
早在1653年，郑成功就开始认真考虑把战争推进到长江地区。同清廷议和，使他的计划耽搁了两年，但在1655年，他显出比以往更大的决心，要把计划付诸实行。为此可以举出几个理由。最根本的，也许是郑成功自视甚高，他感到他有义务把他的控制范围扩大到东南海岸之外。还有就是，处在西南一隅的永历朝廷，愈来愈与外界隔绝，因此，使明朝的存在在这个国家人口最稠密和政治上最重要的地区广为人知，是值得一试的。清廷议和在三方面鼓舞了郑成功北伐的雄心：使他得以增加粮食储备；在清廷能够对他的不妥协进行报复之前，使他得以增强他对浙江和南直隶进行先发制人的袭击的威力；使他更加急于显示他的杰出才能并使清廷对拒绝他的条件感到后悔。总之，在议和失败后，双方都急于一决雌雄。
1655年1月，清帝命郑亲王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率师征讨郑成功。从仲夏至秋，郑成功拆除了大陆上邻近厦门的大多数城市和据点的城墙，连厦门本身也撤空了。同时，清廷颁布了第一道海禁命令。这样，就画出一条战争地带，增加了对附近人民或在海上工作的人的损害。济度于1655年10月到达福建，他的军队由于长途行军而疲惫不堪。直到1656年5月9日，他才能对金门岛发动一次进攻。随后的战斗被飓风打断，结果清军舰队全被摧毁。这证实了郑成功的看法，即清廷占领并守住福建的代价将高到它承受不起。
在海上失败后，清廷转而采取更有效的办法。扩大了沿海地区与敌人进行贸易的禁令，同时对投降的“海贼”实行特赦和其他引诱。这些政策取得成果，郑成功的一个将领降清，并交出海澄的军火库。这个据点的丧失，可能迫使郑成功提前开始他的北伐的第一个阶段。
实际上，北伐不是一个单一的行动，而是一系列中间有间断的行动，形成四个阶段：舟山和福建东北部，1655年11月至1657年4月；浙江台州，1657年9月至11月；浙江东南沿海，1658年6月至1659年6月；长江下游地区，1659年6月至9月。[76]
为了建立一个在战略上更适合的基地，郑成功在1656年秋占领了闽江的闽安城。他从这里对福州的邻近地区发动进攻并向北推进到三沙湾周围的地区。在那里，他于1657年2月歼灭了一支八旗兵有生力量并杀死三个著名的清军将领。这些轻易获得的成功增强了郑成功认为清军不是对手的看法。
1655年8月，郑成功派他的一个福建水师将领随同张名振远征敌人的“心腹之地”——即进攻清军在浙江和南直隶的海岸设施。但由于天气不好，这次出征只到舟山为止，张名振于1656年1月在那里死去。[77]此外，那年清军再克舟山时，另外两个重要的义师将领被杀，第三个投降。这样，到1657年秋，就再没有前鲁王的水师将领来引导郑成功进入杭州湾以北和以东他所不熟悉的水域了。因此，尽管郑成功在扩大他在福建的作战基地方面获得成功，他还是回到厦门，从而结束了他的北伐的第一个阶段。
第二阶段时间最短。1655年夏末在福建为搜集给养进行袭击之后，郑成功直接扬帆北上，进入浙江的灵江口。他于10月初轻易攻下台州。但这时闽安为清军所袭。郑成功迅即回救，但为时已晚；11月，他再度回到厦门，遣散了远征军，准备过冬。第二年春天，他开始一个新的训练计划，第一次创立了著名的“铁人”军——披铠的壮士。
1658年6月中旬，郑成功再度进入浙江。温州被围困了一些时日，但在搜集了足够的给养之后，郑成功即把舰队带往舟山，这时的舟山已被清军撤退一空。当他北去长江口的崇明岛时，他的舰队中途停在羊山岛，在这里遇上猛烈的台风，损失惨重。仅在一只船上，就有230名郑氏亲属和家人牺牲。战士的士气十分低落，舰队的残余部分回到浙江东南沿海休整。1658年12月，郑成功占据温州附近的瓯江口，把军队分散到沿岸的管辖地过冬。尽管郑成功这时处境不好，但清军未能将他逐出温州地区，使他能够驻在那里直到1659年6月。
然后，郑成功开始了他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个阶段的北伐。他首先在宁波取得物资，并使附近定海的清水师失去战斗力。7月7日，他的舰队到达崇明岛南面的沙岸。他让舰队把守长江宽阔的外口，在这个月剩下的时间里，对附近的乡村进行有限的但必要的劫掠。
郑成功通常对他的谋略守口如瓶，因此，他对这次出征长江毫无掩饰之意是值得注意的。从1653年起，他的水师就在他的命令下骚扰长江口，从1655年起，他不止一次直截了当地告诉清廷，他想进攻南京地区。现在，他在沿江而上之前拖延了21天，随后又采取了较慢的行动方针，似乎不在乎给清军以结集防御力量的时间。
这样做的原因，大概是郑成功太自信了。他想进行一场尽可能的大规模战斗，这样，他的胜利将在汉族人民和满族领导层中产生相应的心理影响。他在前几次征战中也都坚持这一战略；但将它用于江南时，由于过分自恃而遭到失败。首先，清廷在别处的控制并不像他所想的那样已经崩溃，而南京在任何情况下都驻有重兵，不像沿海的州县。此外，近几年来张名振和其他人一再威胁长江三角洲地带，使清军有了经验，促使他们采取特别的措施阻止敌船通过镇江。郑成功来得太晚，如在一年以前，当清军的主要力量在西南各省作战时，他可能获得成功。但当他在1659年夏天到达时，这些远征军的大部分正陆续回到南京。
然而郑成功拥有重要的军事手段以及广为传播的名声。他的兵力强大——约2000条大小船只，运载约20万名训练有素的战士——他的军官富有经验，如果对生疏的长江地区略感不安，那也是微不足道的。此外，在这次战役中郑成功依靠一个对长江具有宝贵经验的人，一个一心一意献身明朝中兴的人。张煌言在监国鲁王和永历两个朝廷都担任兵部尚书之职。自从1646年浙江和福建沦陷后，他就积极参加进沿海的抗清运动，他曾长期担任张名振的助手。[78]
因此，当郑成功终于进军长江时，张煌言率所部先行。他的英勇行动，使郑成功能在1659年8月4日占领瓜洲。然后张煌言带领一支水军沿江而上，郑成功则进攻镇江，这座城市在8月10日投降。接着他围南京，他的大军于14天后即8月24日到达。郑成功把他的军队驻扎在南京城外西北角，不去阻止清军增援部队进入城内。虽然有惊人之多的地方派代表向郑成功和张煌言表示拥护，[79]但既无一个现成的政治计划又无一批行政官员去对这种表示作出任何有组织的回答。张煌言深信地方父老同仇敌忾的精神能够改变事件的进程，而郑成功只寄希望于他的战士和赢得胜利，这使张煌言十分惊愕。
郑成功的战略是等待敌人完全做好准备，然后给他们彻底一击。这明显地把主动权交给了对方，同时使郑成功的军队松弛下来。结果郑成功中了敌人的计谋，被优势的清骑兵和步兵击败。9月8日清军开始进攻，接着在第二天发生激烈战斗，郑成功失去几个他最得力的将领。他的军队伤亡惨重。
幸好水师没有受到损伤，得以把郑成功和剩下的人运到镇江，然后去崇明。张煌言被困在上游，被一支清水师所败。郑成功进攻崇明驻军，同时向清廷提出新的和议。但他的军队士气太差，打得不好，而清廷拒绝了谈判。因此，当张煌言从江南西南部经陆路拼死逃至浙江沿海时，郑成功从海路回到厦门，时为1659年秋。
退到台湾
回到厦门不久，郑成功开始准备对付清军的一次大规模进攻。当1659年8月，他侵入江南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清廷遣将军达素率领援军南下。当达素于1660年2月到达福州时，郑成功召集他的仍然不算少的军队和水师保卫他家乡的岛屿。但是，尽管他的兵力仍很强大，信心却因南京的失败而动摇了。
6月，达素从泉州和漳州发动对厦门和金门岛的进攻。像以前那样，清舰队被击败，但这时郑成功没有理由庆祝胜利。因为清军的准备工作给他的印象太深了，而他自己的战士的表现则不能使他满意。他还知道，清军此时已在其他各战场取得胜利，因此能够把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福建，进行不断的进攻。的确，在8月和9月，清廷派靖南王耿继茂镇福建，并派难以对付的安南将军洛託做他的助手。郑成功要在强敌的反复进攻下保住这块弹丸之地，看来是不可能的。
于是，在1661年春初，郑成功要他的将领接受一个早先被否决了的建议：把郑氏的主要基地移到台湾。有人反对说，台湾远在海中，是一个疾病流行的蛮荒之地。但郑成功之意已决，因为他需要一片比从前更大和更安全的领土，这片领土仍然要靠近东亚的贸易路线。也许他这时轻信地回想起关于台湾是如何富饶的夸张描绘，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个中国雇员告诉他的。
从1624年起，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他们称为福摩萨）的西南海岸保持一个贸易殖民地。他们同郑芝龙的关系一直不好，同郑成功的关系更加不好，因为后者为了进行抗清的战争，经常干扰贸易。公司的许多办事人员担心郑成功在沿海遭受挫折后会占领台湾。1652年，在这个殖民地日益增加的中国移居者中发生过一次反抗，被认为是郑成功派人煽动的。从那时起，厦门周围的每一次出征准备都引起新的谣言，说郑成功将入侵台湾，特别是当他在南京失败以后。但设在巴达维亚的公司总部无意在台湾投入更多的警戒部队，也不大相信谣言，没有采取步骤加强殖民地的防务。
1661年3月，郑成功下令出征台湾。4月21日，他的舰队离开金门，但在澎湖列岛因坏天气受阻七天。不幸的是，郑成功确信航行一定顺利，到了台湾就会有食物，因此舰队几乎没有携带给养。当郑成功的人于4月30日[80]终于到达荷兰殖民地附近的海岸时，他们饿得要死。不过，一支由为数可观的船只组成的舰队上的数千人，必定使台湾凭借破旧的城塞和两支战舰的几百个荷兰人完全气馁。
5月1日，郑成功要求荷兰人的两个要塞投降。他答应让荷兰人安全离去，因为他对他们没有恶意，只需要他们“交还”他父亲允许他们使用的领土。他拒绝了该公司的福摩萨议事会和总督揆一提出的同那里的基督教徒和平共处的建议。赤嵌无法防守，首先被放弃，但安平城上升起“血的旗帜”，摆开了战场。
郑成功出于几个理由没有立即进攻安平。首先，他从来不喜欢代价很大的围攻。他认为夏季的季风将使向巴达维亚的呼救推迟好几个月，在这个期间饥饿将使荷兰抵抗者投降。此外，郑成功自己也面临食物短缺。预期从大陆来的供应船只没有来。大米几乎不可能得到，本地的谷物和芋头远远不够。结果，郑成功被迫把大多数战士投入农耕。他们中有许多人死去或染上当地的疾病。他完全没料到越过台湾海峡有这么困难，也没料到台湾是这样落后。要不是荷兰方面的颇为异常的举动，他也许根本不会成功。
8月12日，出乎郑成功意料，一支荷兰“救援”舰队到达，并设法要将人员食物和物资运进安平。9月，郑成功被迫恢复进攻，尽管现在他的军队实力大减，但舰队首领由于敌人的众多和安平的困难状况而感到气馁，遇到第一个机会就抛弃这个殖民地逃之夭夭。这自然使安平的守卫者丧气，12月16日，有一些荷兰兵叛逃到郑成功这边来。领头的叛逃者向郑成功提出有价值的劝告，教他如何最有效地进攻这座要塞。1月27日，总督揆一和议事会决定谈判投降，于1662年2月1日正式缔约，结束了历时九个月的苦难。[81]
在荷兰人离开之前，郑成功就已把他的这块地盘命名为东都。虽然他继续奉永历正朔，但开始像独立王国的统治者那样治理台湾，制定税制，规范渔猎，分配土地，并傲慢地要求吕宋的西班牙总督“进贡”。
当郑成功的个人要求同他的追随者的私利发生矛盾时，他对这个他精心培育起来的组织的权力开始瓦解。这在下述事情上表现得特别明显：1662年3月，他命他的长子郑经和留守厦门与金门的将领放弃这些岛屿，携家眷去台湾。由于知道台湾很艰苦，他们拒绝服从。郑成功愈来愈不顺心，他惩治部下的不道德行为，严厉到近乎疯狂。
1662年6月，当郑成功得知郑经与乳婢奸生一子，情况就变得危急起来。他立即下令处死郑经、乳婢、孩子，甚至他的妻子，因为她失于管教。当他部下的将领试图用乳婢母子的头来使他消气时，他愈加愤怒，下令把他们一同处死。这些稀奇古怪的事，在其他将领之中引起相互猜疑，于是开始叛变。清水师封锁的影响也显露出来，这导致更多的官员叛变。
这时郑成功还得知永历皇帝被俘，也许已被杀。他由此感到的绝望，加上他父亲在1661年11月24日被清廷处死的消息以及儿子的违抗，使他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遂一病不起。他于1662年6月23日死于台湾，死因可能是精神错乱和它所引起的某种疾病的综合征。[82]时年37岁。
张煌言和他的抗清战士在浙江福建沿海的骚扰活动失败。他几次请求监国鲁王复出，再给中国人民一个中兴明朝的机会。但是鲁王已经病重，于1662年12月23日死于气喘病。
厦门的将领拥戴郑经为他的父亲的继承人，在他和得到台湾文武官员支持的郑成功的弟弟郑袭[83]之间，展开了一场权力斗争。郑经暂时击败了他在台湾的反对者，并保住了福建的基地，但福建于1664年被清军接管。虽然他和他的儿子保持郑氏在台湾的统治有20年，但“明”作为复兴的号召，已完全失去力量，它只使人想起过去的伟大。
* * *
[1]定王（朱慈灿）和永王（朱慈焕）。关于这些藩王的名字、头衔和身份，标准资料有混淆和错误。见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374]（1961年；台北，1965年重印），第61—64页。
[2]这个藩王的封号故意写作“luh”，以别于下述在绍兴摄政的鲁（lu）王。
[3]见本书第十章的《天启末年的政治动荡》、《崇祯朝》、《魏忠贤的垮台》、《温体仁和崇祯皇帝》、《杨嗣昌的浮沉》、《政治和军事上的崩溃》、《顺朝过渡时期》。
[4]龙文彬编：《明会要》[364]（1887年；北京，1956年重印），1，第541、566—567页，2，第1230—1231页；黄开华：《明史论集》[247]（九龙，1972年），第1章。
[5]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特刊，25（1945年；香港，1969年影印本），第38—41页。又见本书第四章的《永乐统治时期》。
[6]即广东和广西。
[7]吴伟业：《绥寇纪略》[598]（清初；台北，1968年重印），补遗，下，第17—22页。
[8]刘宗周：《刘子全书》[353]《约1821—1850年；台北重印，尤日期），18，第3—5、13—15页。
[9]罗伯特·b.克劳福德：《阮大铖传》[127]，见《中国文化》，6，2（1965年3月），第28—105页。
[10]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斯坦福，1966年），第209—210页。
[11]见本书第十章的《魏忠贤掌权》、《魏忠贤的垮台》。
[12]安杰拉·席：《吴三桂在1644年：重新评价》[209]，见《亚洲研究杂志》，34，2（1975年2月），第443—453页；陈生玺：《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55]，见《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1982年），特别是第723—735页。
[13]赵翼：《廿二史劄记》[46]（1795年和1800年序；上海，1937年重印），35，第740页。
[14]赫尔穆特·威廉：《多尔衮与史可法之间的通信》，见《中国》，7，5—6（1933年），第239—245页。史可法答多尔衮书有不同的版本。见谈迁《枣林杂俎》[499]（17世纪中叶；重印，载《笔记小说大观》；台北，1962年重印），壬集，第18页；比较温睿临《南疆逸史》[561]（1711年；上海，1960年重印；重印，《晚明史料丛书》，第1卷，东京，1967年），5，第38—39页，与史可法《史忠正公集》[470]（1784年；台北，1968年重印），2，第23—25页。
[15]钱：《甲申传信录》[81]（清初；重印，《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8，上海，1947年；台北，1964年重印），第149—153页；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374]，第29—43页。
[16]钱秉镫：《南渡三疑案》，载《所知录》[82]（1651年；台北，1970年摹印本），3；林时对：《荷牐丛谈》[344]（17世纪中叶；重印，《台湾文献丛刊》，153，台北，1962年），第126—129页。
[17]写史可法的书和文章很多。最新的是史元庆的《史可法先生年谱》[472]（台北，1979年）。
[18]彭普生：《李自成被害日期探考》[422]，《故宫博物院院刊》，3（1980年8月），第35—39页。
[19]几种权威资料说潞王没有正式就监国位。关于他7月1日就监国位的确实证据，见黄道周《黄漳浦文选》[256]，陈寿祺编（1830年；重印，《台湾文献丛刊》，137，台北，1962年），第2卷，第161—163、282—283页，祁彪佳（1602—1645年）：《甲乙日历》[69]（第1版，绍兴，1937年；重印，《台湾文献丛刊》，279，台北，1969年），第113页。又见张道《临安旬制记》[40]（1885年序；台北，1967年重印），2。
[20]福王、潞王和“太子”于1645年10月被多铎带到北京。清廷为绝后患，借口在京明朝诸王与外地明大臣勾结，蓄意谋反，下令将他们一概处死，其中好像有潞王，这事发生在1646年6月和7月；《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494]（1672年；1739年修订；重印，台北，1964年，载《大清历朝实录》），26，第10—11页，一个典型的错误，是将潞王的潞字写错。福王据说死于1648年春。谈迁：《国榷》[498]（约1653年；北京，1958年重印），6，第6217页。
[21]江南从前是，现在仍然是长江下游地区的统称。从这个时候起到康熙朝初年，它也是省的名称，该省后来分为今天的江苏和安徽。
[22]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325]，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7（1948年4月），第277—301页。
[23]中山八郎：《中国的发辫问题——清初薙发令的施行》[406]，见《中国史研究》，5（1968年），第1—24页。
[24]根据现存的世系档案推算，这两个藩王的祖先分别是太祖第9子和第22子。见理查德·c.鲁道夫《明监国鲁王之真墓》[441]，《华裔学志》，29（1970—1971年），第487—489页；陈燕翼（1634年进士）：《思文大纪》[60]（重印，《台湾文献丛刊》，111，台北，1967年），2，第2—3页。这与《诸王世表》二、三中所记不同，见张廷玉等编：《明史》[41]（1736年；北京，1974年重印）。无论如何，朱聿键作为太祖的9世孙，被公认是太祖10世孙朱以海的长辈。
[25]严格地说，这条江仅在流入杭州湾的尽头一段称为钱塘江，但为方便起见，在这里将直到江西东北部的整条江均称作钱塘江。
[26]即浙江钱塘江以东和杭州湾以南地区。
[27]关于在绍兴即监国位的日期，原始资料的说法很不一致。见杨云萍《南明鲁监国事迹的研究》[613]，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8（1976年5月），第34—36页。
[28]王葆心：《蕲黄四十八砦纪事》[552]（19世纪后期；1906年重印；1966年台北重印），1。
[29]廖汉臣：《郑芝龙考》[338]，见《台湾文献》，10，4（1959年12月），第63—72页和11，3（1960年9月），第1—15页。
[30]《隆武遗事》[365]，附录（清初；1911—1912年上海重印；1968年台北影印），第11—12页。
[31]在汉语中，志愿为事业而战称为“义”。在这里，“义”还增加了一层含义，即“义军”的领袖们与晚明政治中的“清流派”有联系。
[32]森正夫：《17世纪福建宁化县黄通的抗租叛乱》[396]，见《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史学系列，20（1973年），第1—31页；21（1974年），第13—25页；25（1978年），第25—65页。
[33]关于隆武皇帝和皇后的最后命运有各种说法。这里的记述根据江日昇：《台湾外记》[74]（约1708—1718年；重印，《台湾文献丛刊》，60，台北，1960年），2，第94页和《清实录·顺治实录》[494]，29，第2页（第341页）。
[34]清代和20世纪的许多记述称朱由榔为桂王。这是不确切的，因为在隆武皇帝死前，他的承袭并未批准。
[35]江蕃等撰：《广东通志》[71]，阮元等编（1864年；1934年上海影印），18，第1页；83，第28页。
[36]江蕃等撰：《广东通志》[71]，173，第17页。
[37]朱希祖：《南明广州殉国诸王考》[100]，见《文史杂志》，2，7—8（1942年8月），第51—54页。
[38]黎杰：《南明广东三忠史迹考》[314]，见《珠海学报》，3（1970年6月），第162—173页。
[39]原名郝摇旗。隆武皇帝赐予郝摇旗和李自成残部的其他将领新的名字，以表示他们从造反者转变为国家的忠仆。
[40]简友文：《南明民族女英雄张玉桥考证》[78]，见《大陆杂志》，41，6（1970年9月），第1—19页。
[41]他们被公开地画成一只有五个部分的虎，五个人分别是虎头、虎牙、虎皮、虎脚、虎尾。何是非：《风倒梧桐记》[206]（顺治时期[1644—1661年]或康熙[1662—1722年]初期），见《荆驼逸史》（道光时期[1821—1850年]；上海1911年重印），2，第1页。
[42]金堡：《岭海焚余》[86]（1645—1650年；《台湾文献丛刊》，302，重印，台北，1972年），第51—54页。
[43]根据明朝成例，功臣封爵有公、侯、伯三等，不能封为王或郡王，只有公爵死后可以追赠为王。申时行编：《大明会典》[465]（1587年；台北影印，1964年），6，第1—2页。
[44]李赤心是李自成的侄子和养子，在与南明结盟之前用过两个名字：李过与李锦。
[45]保罗·佩利奥特：《米歇尔·博伊姆》[420]，《通报》，第2辑，31，1—2（1935年），第95—151页；弗里茨·耶格尔：《瞿式耜的晚年》[278]，《中国》，8，5—6（1933年），第197—207页；桑原骘藏：《明朝庞天寿致书罗马教皇》[301]，见《史学杂志》，11，3（1900年3月），第338—349页，和11，5（1900年5月），第617—630页。
[46]后来同情爱国志士的记载，指认只有十几岁的热情的抗清者夏完淳为文官密谋者中的主要人物。见查继佐：《东山国语》[16]，沈起增订（1669—1676年间；重印，《台湾文献丛刊》，163，台北，1963年），第101—103页。
[47]高宇泰：《雪交亭正气录》[283]（1655年；重印，《台湾文献丛刊》，163，台北，1963年），第101—103页。
[48]见本章的《两个朝廷的并存》。
[49]长垣是福州沿海一群岛屿的合称，其中最大的即今马祖岛。见盛成《沈光文与明思宗及南渡诸王》[469]，《学术季刊》，4，3（1956年3月），第51—52页。
[50]朱希祖：《郑延平王受明官爵考》[96]，《国立北平大学国学季刊》，3，1（1932年3月），第94—97页。
[51]没有任何原始资料令人满意地记载了监国鲁王的到达日期，或他在厦门被接待的情况。关于第二手研究，见庄金德《明监国鲁王以海纪事年表》[113]，载《台湾文献》，2，1（1951年3月），第30—31页，和第234—235页、242页的注释，以及张菼《郑成功纪事编年》[39]（台北，1965年），第46页注释。
[52]石源道博：《明末清初日本乞师之研究》[276]（东京，1945年），第1—187页；林春斋编：《华夷变态》[199]（东京，1958—1959年），1，1，第]1—45页。
[53]明时四川包括今贵州北部的三分之一、今云南东北角和近代西康东部三分之一。
[54]詹姆斯·b.帕森斯：《一次中国农民起义的顶点：张献忠在四川，1644—1646年》[417]，载《亚洲研究杂志》，16，3（1957年5月），第387—400页。
[55]郭影秋：《李定国纪年》[300]（上海，1960年）。他们都是张献忠的义子，并赐姓称王。
[56]余贻泽：《中国土司制度》[621]（重庆，1944年），第2章。
[57]见本章的《还都肇庆后的永历朝廷》。
[58]赵俪生、高昭一编：《“夔东十三家”考》[47]，见《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上海，1955年），第154—162页。
[59]黎光明：《明末清初之四川》[323]，《东方杂志》，31，1（1934年1月），第171—181页。
[60]见下《郑成功的崛起》。
[61]朱希祖：《永历大狱十八先生史料评》[101]，《国学季刊》，2，2（1929年12月），第237—259页。
[62]1659年阴历头三个月的日期，不仅由于原始资料的错误，而且由于永历历与现在的清历之间的歧异而变得复杂。由于闰月的插入不同，清历与南明的各种历在这里涉及的下列各年不一致：1648年，1650—1651年，1653年，1659年和1662年。见黄典权《南明大统历》[257]（台南，1962年），和傅以礼：《残明大统历》[180]，载《二十五史补编》，6（上海，1937年），第8841—8845页。
[63]张诚孙：《中英滇缅疆界问题》[28]（北京，1937年），第19—23页；维克托·b.利伯曼：《缅甸洞吾的地方改革》[342]，《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43，3（1980年），第548—549页。
[64]蒙亭昂：《缅甸史》（纽约，1967年），第149—150页。
[65]关于这次处死，官方资料没有记载。5月19日和25日的日期，分别来自杨德泽的《杨监笔记》[610]（康熙时期[1662—1722年]；重印，上虞，1916年），第28页，和邓凯的《也是录》[508]（晚明时期[1368—1644年]；上海重印，1896和1936年），第351页。
[66]郭影秋：《李定国纪年》[300]，第27—30、186页。
[67]拉尔夫·c.克罗采：《国姓爷与中国民族主义：历史，神话与英雄》[130]（坎布里奇，1977年）；唐纳德·基恩：《国姓爷的战事：近松的木偶戏，其背景与影响》[284]（伦敦，1951年）。
[68]谢国桢：《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220]，见《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221]（上海，1934年），附录2，第290—328页。
[69]庄金德：《郑氏军粮问题的研讨》[112]，《台湾文献》，12，1（1961年3月），第55—66页；方豪：《由顺治八年福建武闱试题论郑氏抗清的主力》[155]，《大陆杂志》，22，6（1961年3月），第1—20页。
[70]石万寿：《论郑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镇》[471]，《幼师学志》，11，2（1973年6月），第10、18页。
[71]关于郑联和郑彩与郑芝龙的血缘关系，见郑喜文《明郑史事五则》[63]，《台北文物》，10，1（1961年3月），第81—84页。
[72]石万寿：《论郑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镇》[471]，第7页。
[73]郑成功手下获得爵位和文武官职的人的详尽名单，见赖永祥《明郑藩下官爵表》[303]，《台湾研究》，1（1956年），第79—101页，和2（1957年），第47—78页。
[74]关于郑成功接受永历帝一系列爵位的日期，主要资料说法不一。对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见朱希祖《郑延平王受明官爵考》[96]，第87—112页。
[75]关于很受称许的“三征长江”的日期和情况很难确定。这里根据的是李学智的推论和考证，见他的《重考李振华先生〈明末海师三征长江考〉》[322]，《大陆杂志》，7，11（1953年12月15日），第7—8页，和7，12（1953年12月30日），第21—27页，附有《文献丛编》的补充证明，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北平，1930—1937年；台北，1964年重印），1，第426—428页。
[76]关于这一点和下面提到的见解，见廖汉臣《延平王北伐考评》[341]，《台湾文献》，15，2（1964年6月），第47—74页。
[77]关于张名振的死期，廖汉臣的有所根据的猜测（见他的《鲁王抗清与二张之武功》[340]，《台湾文献》，11，1（1960年3月），第102页），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的《明清史料》[118]（北平，1930年）第一编第4卷第576页有明确的证实，即在1月12日至25日之间的某个时候。
[78]李振华：《张苍水传》[312]（台北，1967年）；石源道博：《张煌言之江南江北经略》[275]，《台湾风物》，5，11—12（1955年），第7—53页。
[79]7个州，3个县和32个地区。这个数字是从各种资料推算出来的，大于通常所引用的张煌言《北征得失纪略》[34]中的记载，见《张苍水诗文集》（1659年；重印，《台湾文献丛刊》，142，卷1，1967年），第3—4页。
[80]确定郑成功在台湾登陆的准确日期，一直是个问题。关于结论性的研究，见陈国强《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间问题》[54]，《厦门大学学报》，1（1962年4月），第158—164页；田大熊：《国姓爷的登陆台湾》[512]，石万寿译：《台北文献》，44（1978年6月），第111—121页（最初发表于1938年）。
[81]c.k.s.[弗雷德里克·揆一]：《被忽视的福摩萨》[14]，伊内兹·德·波克莱尔等编（台北，1975年）。
[82]李腾嶽：《郑成功的死因考》[332]，《文献专刊》，1，3（1950年8月），第35—44页。
[83]提到他的资料通常称他为郑世袭，因为除长子外，郑芝龙的其他儿子的名字都加了“世”字。关于安平郑氏宗谱，见廖汉臣《郑氏世系及人物考》[339]，《文献专刊》，1，3（1950年），第54—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