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似乎有些荒谬，如果我们将中国历史与任何其他伟大的人类社会相比较的话，首先应该选择的是加拿大或者美国。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洲大陆，基本和实质性的关注，远非政治的兴衰变迁，而是一个辛劳民族对无边无际的处女地之征服。在他们的拓荒之路中，汉人能够发现的只有半游牧族群。这场征服中最为困难的部分，必定是与大自然本身的直接抗争：清理土地，砍伐原始森林，驯服河流，以及在所到各处开辟可耕地。不过，法裔加拿大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只用了三个世纪就将北美大陆开拓完毕，汉人的农业征服却花费了几乎四千年。公元前第二个千年，这场征服在黄土地与中原的边界之内开始，直到今天仍未完全完成。因为在西南的崇山峻岭之中，倮倮和苗族“土著居民”依然在抵挡着汉族农夫的干涉。

毫无疑问，在商代中期（公元前14世纪），汉人殖民者就开始形成了紧密团体，越过中原的边界，去“蛮夷部落”那里开垦新的耕地。后者要么被他们征服，要么被同化，或者被争取过来。这一进程，与汉人19世纪在蒙古草原上占地耕田，或者20世纪开发砍伐满洲森林相比，可以说没有多大区别。汉人最早的这次扩张，向南前进到了长江流域，当时此地几乎完全为森林所覆盖；向北到达了山西的黄土梯田，向西北来到了陕西与世隔绝的渭河河谷，这是一处同样从黄土中开拓出的区域。在接近长江的地方，中原农夫遭遇到了一些依旧处于半开化状态的部落（尽管毫无疑问和汉人属于同一种族），他们靠打猎和捕鱼为生，并在汉人的指引下，逐步过上了定居农业的生活方式。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西北。一个勤劳的拓荒者部落——周人在这一区域定居下来，并承担起了清理并耕种这片丰饶的冲积平原之任务。他们将自己置于一位农业神人“后稷”的保护之下，此举很有象征意义。这是一片从黄土中开拓出的领地，覆盖着精细的灰黄色黏土。正是在这里，后来修建了陕西省府西安城，或称长安。此地盛产玉米和粟稷，堪与加拿大相媲美。古代史书带着有所克制的热情，谈及在这里定居的周人家族最早的首领们，说他们在其他所有人之前“就开始耕地和播种”。他们将创立一套“屯垦”制度，能够持久地对抗其定居地周边的蛮夷部落。荒凉的中国西部之定居者，与所有类似位置的殖民者一样，都过着粗陋生活。他们开拓可耕地的顽固决心，危害了毗邻梯田地区的半游牧部落，也让自己付出了高昂代价。古老的史书显示，他们一度在野蛮人的攻击下被迫撤退，接着，再次从黄土高原下来，奔向渭河流域，“将士扶老携幼”。

周文王

作为边界捍卫者及高原开拓者，周人的首领们在严酷的工作中适应了战争的艰苦。公元前11世纪中叶，他们之中的一人，在历史上以武王而闻名，因商朝末代君主受辛的不受欢迎而受益，后者由于其残忍及放荡而广受憎恶。武王领导了一场反叛，并歼灭了王室军队。受辛逃回自己的宫殿，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自杀：“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武王凯旋进入都城。“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铖斩纣头，县大白之旗。”

周武王

姜太公

这是边境之民，是西部高原河谷的粗俗拓荒者，对奢华的朝廷，对中原富裕的耕作者之胜利。周人就这样夺取了政权，并拥有在渭河流域维持其住所近三百年的智慧，他们将自己的力量归因于地理位置，从这里，周人能够控制中原。这一时期（公元前11和前10世纪）的艺术，以风格比前代更为粗糙的青铜器为主要特征，带有一种严苛的线条韵律（或者以龙为主题），有时还会有相当笨重的几何图案。瑞典考古学家高本汉（karlgren）最近对此做了毋庸置疑的确认。如果我们能相信这些迹象的话，就可以推测，相比商代那些奢华而让人炫目的艺术作品，周代最初统治者的物质文明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倒退。

一场灾难终结了周朝的强盛。公元前771年，他们的首都遭到了西部蛮族的突袭和劫掠。这个王朝抛弃了其边境的住所，迁移到了洛阳地区，这里是中原的门户，也是当时中国的中心。周人在洛阳获得了大得多的安全，但很快丢掉了他们的武士个性；国王退缩成了有名无实的王室领袖，与此同时，真正的权力转移到了封建诸侯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