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再没有从因安禄山叛乱造成的震动中恢复过来。皇家世系的恢复，似乎终止了反叛大剧，但想复原国家从前的繁荣却是不可能的。在叛乱期间，唐朝丢掉了它除安南之外的全部境外领地。八年的内战（755—763年），加上抢劫的损失，财富的破坏，以及农田的荒废，导致了人口的极大缩减。内战前夕，在一段一百四十年的国内和平时期之后，公元754年的人口调查，显示了相当于5200万人口的家庭总数。公元839年，在复辟王朝已经用了四分之三世纪来抹去战争创伤之后，人口调查却显示，全国人口不超过3000万。

人口数量的下降，伴随的是前所未有的经济与社会危机。在唐代，国家理论上仍旧是土地的唯一所有者。而实际上，它只满足于做一个分配者。每个农民到了成年之时，都会得到一份分配的乡村土地，面积从7.5到15英亩不等。这些地终生都是他的；农民还能得到一份最多3.5英亩的“地产”，他有权利留给自己的子孙；所有田地都是不可转让的。这些恩惠使农民有责任承担土地税、服劳役与兵役。当他死却之后，这份地要返还给村社以重新分配。只有官员才能获得大量地产，而且可以通过继承来保有，这一点至关重要。由此产生的大土地所有者，将他们的土地交给农业劳工去耕作，并且按年度向后者支付报酬。这些大地产或者由管家打理，或者出租给佃农。

在公元8世纪中期，农民的小块土地（在每个乡村，农民的生活都要靠这小块土地给予耕种者的恩赐）突然间消失了。安禄山反叛摧毁了王朝的财政，对叛乱的镇压，则使征兵的持续增长成为必要。马伯乐写道，税赋、劳役和兵役变得如此深重，农村人口的债务又如此紧迫，以至于大部分农民都将其土地卖给大地主，自己则变成了佃户或者农业农工，也就是说，比农奴好不到哪里去（尽管法律禁止这样的交易）。小地产就这样消失，被大庄园给吞并了。到了8世纪末期，拥有土地的家庭只占全部人口的5%，此时的中国不再有富裕的农民，而只剩下一种农业无产阶级了。

贸易同样被摧毁了。在公元781到783年间，为了重新充实被内战掏空的国库，政府向所有商人征收了他们的部分货物。在这项措施实行之后，帝国首都长安——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丝绸之路的出发点，以及印度和波斯湾沙漠商队的目的地——衰败得就如同被蛮族洗劫过一样。财政上的强求如此严酷，从而导致了骚乱。然而，政府继续对每一种商品的买卖，以及所有商业行为与交易，征收极为沉重的税收。例如，在公元793年，来自四川的茶叶要交10%的税。

革命的舞台已经搭好。在公元874年年底，它终于爆发了。反叛的主要推动者，是一位心怀怨恨的知识分子，名叫黄巢。此人非常聪明，不讲道德且精力充沛，是一起明目张胆的审判不公正之受害者。叛乱发生于河北南部与山东的交界处，从黄巾起义到义和团，这一地区一直都是类似暴动的策源地。正如我们先前所说的一样，此地人口过剩，低洼的冲积土和黄土平原上散布着贫困的村庄，没有一英寸的土地被闲置，但土地容易遭受周期性的旱涝灾害，毁坏农作物，并引发可怕的饥荒。公元874年的运动，是以一场农民暴动拉开序幕的，一群孤注一掷的人揭竿而起，将他们自己组织成“大团伙”，意在打家劫舍。为了对抗此次叛乱，政府采取的一项措施，只是起到了加剧动乱并使其普遍化的作用：它命令农民将自己武装起来，并为他们提供战斗装备。那些因为过度的税负被迫卖掉自家土地的农夫，以及被税收官逼上绝路的店主，一旦有了武器，很快就加入到了叛乱者阵营。

黄巢将这些不同门类的造反者整合起来。在短短几个月内，他就洗劫了山东部分地区，以及河南富庶的开封平原。从那里，他带着自己的团伙抢掠了华南两大港口：福州（878年）和广州（879年）。在当时，广州是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有着“外国船只停泊最多的港口，以及能满足全部海上贸易的仓库”。阿拉伯的地理学家（他们将其称为广府）告诉我们，广州有着一个极为重要的阿拉伯人及波斯商人聚居地，他们的信仰各不相同——有穆斯林、基督徒、摩尼教徒及犹太信徒，出口的货物包括丝绸、瓷器、茶叶、樟脑、芦荟，以及其他中国产品。当黄巢大军到达时，广州人紧闭门户，准备对抗围城。黄巢提出，如果朝廷任命自己为广州节度使，他就讲和。朝中大臣们拒绝了。“广州市舶宝货所聚，岂可令贼得之。”黄巢用武力占领了城市，屠杀了所有市民，包括阿拉伯人移民，并对其仓库进行了从屋顶到地窖的彻底洗劫。“除此之外，他还下令毁掉了整个地区的所有桑树，如此一来，在很长时间里，没有丝绸出口到阿拉伯帝国”。（879年秋季）与此同时，黄巢叛军中的农民，即北方各省的土著，遭受广州热带气候的折磨，因疟疾而大量死亡。黄巢率领幸存者返回北方，占领了帝国的都城洛阳及长安，洗劫两座城市并屠杀它们的居民。同时，皇室成员再一次逃到了四川。

在如此绝境之下，唐朝向一个被称为“沙丘”的突厥人部落求助——在突厥语中叫作“tchol”，在汉语中名为沙陀。这个部落起源于戈壁，过去作为唐朝的盟友，一直住在鄂尔多斯河套。近来乘内战之机，他们在山西北部定居下来（878年）。沙陀人的首领李克用，此时年仅二十八岁，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同情心的人物之一。在此番唐朝落幕的大戏中，这位突厥人的勇敢和忠诚，与其他角色的腐败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朝廷向李克用求助，以使自己从叛乱者那里解救出来。他答应了，并且此后从来没有动摇对大唐事业的忠诚。他的骑兵（因为他们身着黑衣，被称为李克用的“鸦儿军”）从山西进军长安。在这里，黄巢的部队明显已经消失了。在洗劫了首都之后，这些农民造反者想的不过是将自己的战利品运回安全的地方，于是就一批接一批地逃跑，为的是回到他们的村庄。公元883年年初，李克用驱逐了最后一批残留的叛乱者，并将皇帝请了回来。“荆棘满城，狐兔纵横。”黄巢逃到了山东，在那里被杀。他的重要将领朱温，及时重整队伍，投入到了朝廷的平叛事业中，并获得了一块重要的封建开封（汴州），作为自己的回报。朝廷的救世主李克用得到了山西省，后来他又得到了河北北部。

事实上，这些只是全面分割帝国的最为突出之例证。各地长官及军队将领，利用内战和地方民军武装，不同程度地都独立了。在整个国家之内，一种世袭的封建制度在发展壮大，正如大约同一时期的法国（也是在有些类似的形势下）在加洛林王朝崩溃时所发生的事情。整个华南以这样的方式，很快被分成了七个割据政权；同时，在北方出现了两位竞争者：突厥首领李克用和前土匪头子朱温。

最终获胜的是朱温。李克用受制于其忠君思想，这位有着骑士精神的突厥人，拒绝违背自己对于唐王朝的忠诚誓言。但朱温却没有被这样的顾虑所困扰。这个前强盗领袖试图将李克用诱进陷阱，从而除掉他自己的对手。朱温邀请后者参加一场宴会，让他喝醉，接着派出一队杀手袭击此人。李克用的随从将冷水浇在主子脸上，从而唤醒他，随后用绳子将他从城墙顶上顺下去，设法让他脱逃了。

朱温对待自己的士兵，也如对付敌人一样无情，他在部下脸上刻下了编队的番号，如此一来，任何逃兵都能被轻易认出，并立即被斩首。他将皇室引诱到自己在河南的封地，随后又暗杀了皇帝（904年9月22日）。随后，朱温又将其牺牲品的兄弟们聚集在一次宴会上，散席时，他将这八人全部杀害。（905年）与此同时，他将最后一位唐朝皇子推上帝位，这是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公元907年5月12日，朱温废黜了这孩子（9个月之后又将其杀害），并自封为皇帝。

此后半个世纪，中原大地重新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华南地区被七个地方王朝瓜分。帝国本土此时已经缩减到了北方几省，朱温家族以河南为中心，仅仅执政了十六年（907—923年）。他们被李克用家族所驱逐，但轮到后者执政时，其统治也不过只持续了十三年（923—936年）。随后被另一个突厥血统的家族所取代。到这个时候，无论在生活方式还是衣着打扮上，沙陀人已经彻底汉化了。不过此时，在辽东地区出现了一支依旧完全野蛮的部落：这就是契丹人，他们声称要在瓜分中原中得到份额。

契丹是一个蒙古人种的民族，在东北、位于辽阳和达来诺尔（呼伦湖）之间的松辽盆地上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干预中原事务的机会，是由汉人自己提供的。公元936年，一位反叛朝廷的中原军官石敬塘，向契丹求助。后者的可汗耶律德光，率领五万骑兵南下进入河北，帮助石敬塘本人成为了一个新帝国的缔造者，定都开封。作为他们干预的价码，契丹得到了包括今天北京在内的河北最北部，以及包括大同在内的山西最北部。蛮族人从此就深入长城以内，在北部边境定居，并得以控制中原政治。石敬塘的叛国，打开了中原版图完整性的第一个缺口，这一缺口后来被加宽，在12世纪征服华北、13世纪征服整个中国的游牧民族，正是从这里席卷而至的。北京地区被耶律德光占领之后，它从契丹的蒙古部落手中，转移到了通古斯部落的女真那里，又再次从女真处转给了成吉思汗的蒙古，从公元936到1368年，它以这样的方式，一直为鞑靼人所控制。

契丹人控制北京的痛苦后果，很快就被促成它的同一批人感受到了。石敬塘的继承者，决心将自己从契丹那不堪承受的保护中摆脱出来，但他只是成功地激起了后者的进一步入侵。公元947年1月25日，耶律德光开进了帝国都城开封。在返回北京之前，他审慎认真地洗劫了这座城市，并将全部中国官员作为俘虏带走。契丹人撤走之后，一个新王朝登上了开封的皇位，但他们只是维持了四年（947—951年）。到了公元960年2月，皇位传给了一个伟大的王朝，即宋朝。但因另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汉人王国之建立，中原的分裂却进一步加深。后者在山西建国，以太原为都城。因为华南已经分裂成为了七个独立王国，这样一来，就有了八个地方割据政权与一个中央帝国相敌对。实际上，后者只控制着陕西、河南、安徽北部、山东及河北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