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蔡元培先生[1]

三十一年二月自香港返桂林，《文化杂志》以时届蔡先生逝世二周年，属为纪念之文。余于蔡先生逝世之初，曾为一文发表于重庆《大公报》，大意申论中国近二三十年之新机运，蔡先生实开之，今不重述。今只述蔡先生的伟大兼及余个人知遇之感于此。

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运会来临，许多人都参预其间的。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

我说运会，是指历史演到那时，刚好是上次大战将了，好多旧东西于此结束，而人类一新机运于此初步展开。在社会人生，在经济，在政治，种种上面都茁露新潮流，与十八九世纪所谓“近代潮流”者不同。而中国呢，刚好在感受“近代潮流”引发第一度革命之后，反动的（袁氏）帝制运动（民国五年，即1916年），清室复辟运动（民国六年，1917年），此覆彼起，新旧势力相搏之际。蔡先生即于袁倒黎继，南北统一内阁之下，应教育总长范静生先生之请，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范先生原是蔡先生做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引为次长的，两公之相得，自不待言。而况蔡先生以清朝翰林为革命巨子，新旧资望备于一身。此时欲从扩演近代潮流之中，更进而输入最新潮流，使许多新意识在中国社会一面深刻化，一面普遍化，俾克服旧势力于无形，实在除蔡先生能肩负此任务外，更无他人具有这气力的了。

这还不单是说蔡先生能得政府和教育界的支持，蔡先生的资望品概能服人而已；更要紧的乃在蔡先生的器局识见，恰能胜任愉快。从世界大交通东西密接以来，国人注意西洋文化多在有形的实用的一面，而忽于其无形的超实用的地方。虽然关涉政治制度社会礼俗的，像是“自由”、“平等”、“民主”一类观念，后来亦经输入，仍不够深刻，仍没有探到文化的根本处。惟独蔡先生富于哲学兴趣，恰是游心乎无形的超实用的所在。讲到他的器局，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便从这里可见。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

关于蔡先生兼容并包之量，时下论者多能言之。但我愿指出说明的：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得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

譬如在蔡先生包容中，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数陈独秀先生，次则胡适之先生，且不论他们两位学问深浅如何，但都有一种本领就是能以自己把握得的一点意思度与众人。胡先生头脑明爽，凡所发挥，人人易晓。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自不能不归功于他。然未若陈先生之精辟廉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两位先生固然同得到蔡先生的支持，却是胡先生为人和易平正，原不须蔡先生怎样费力支持。陈先生就不同了。在校内得罪人不少，在校外引起的反对更多。而且细行不检，予人口实。若非得蔡先生出大力气支持，便不得存立住。若问蔡先生何以能这般出大力气支持他呢？就为蔡先生虽知他有种种短处，而终竟对他的为人抱有真爱好，对他的言论主张具有真的同意和同情。——不是蔡先生，换任何一人都不会支持他；而在蔡先生若不是真爱他、真同情他，亦不会支持他的。

胡先生的白话文运动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干。然未若新人生思想之更属新文化运动的灵魂。此则唯借陈先生对于旧道德的勇猛进攻，乃得引发开展。自清末以来数十年中西文化的较量斗争，至此乃追究到最后，乃彻见根底。尽管现在人们看他两位已经过时，不复能领导后进。然而今日的局面、今日的风气 （不问是好是坏）却是那时他们打开来的，虽甚不喜之者亦埋没不得。自然是说起当时人物并不止陈、胡二位。例如李守常（大钊）、顾孟余、陶孟和、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高一涵诸先生皆其著者，且亦各有各的神通。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的新机运亦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

这时我个人固然同在蔡先生聚拢包容之中，然论这运会却数不到我。因我不是属于这新派的一伙，同时旧派学者中亦数不到我。那是自有辜汤生（鸿铭）、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弢（汉章）、马夷初（叙伦）等等诸位先生的。我只是在当时北京大学内得到培养的一个人，而不是在当时北大得到发抒的一个人。于此，我们又可以说蔡先生的伟大非止能聚拢许多人，更且能培养许多人。除了许多学生不说，如我这样虽非学生而实受培养者盖亦不少也。

我到北大任讲席始于民国六年（1917年），而受聘则在其前一年，即蔡先生初接任校长之时。蔡先生之知我，是因我有《究元决疑论》之作，发表于上海《东方杂志》（约在民国五年夏，连载于六、七、八月三期，后来收入东方文库为一单行本）。此论之作盖兴感于黄远庸先生之惨死。那时我在北京得到远庸从上海写给我的信，同时读到他的忏悔录（渡美舟中作，发表于《东方杂志》），随亦听到他在美国被刺的讯息。此论发挥印度出世思想，指示人生惟一的路在皈依佛法。原稿寄给章行严先生（士钊）。适章先生奔走倒袁离沪，为蒋竹庄先生（维乔）所得，付《东方杂志》刊出。不久袁倒黎继，蔡先生既应范公之请，由海外返国，我以自十几岁爱好哲学，很早读到蔡先生的《哲学要领》一类著作，久慕先生而未一深谈（民国元年我为新闻记者，蔡先生为阁员，见过几面），特因范公介绍晋谒先生于其家，不料一见面，先生就说要请我到北大任教的话。

记得有一天，蔡先生约我与陈仲甫先生（独秀）相会于校长室，提出请我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陈先生新聘为文科学长，相当今所谓文学院院长）。我说我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我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的呀！蔡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我总不敢冒昧承当。先生又申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我只有应承下来。

虽则答应了，无奈我当时分不开身。当时我正为司法总长张镕西先生（耀曾）担任司法部秘书。同时任秘书者有沈衡山先生（钧儒）。沈先生多为张公照料外面周旋应付之事，我则为掌理机要函电。倒袁者本以西南各省为主，张公实代表西南滇川两粤而入阁。正在南北初统一，政治上往来机密函电极多，我常常忙到入夜。我既于此门功课夙无准备，况且要编出讲义，如何办得来？末后只得转推许季上先生（丹）为我代课。

及至次一年，经过张勋复辟之役，政府改组，镕西先生下野，我亦去职南游入湘。10月间在衡山的北军王汝贤等部溃走长沙，大掠而北。我亦不得安居，随着溃兵难民退达武汉，就回北京了。因感于内战为祸之烈，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呼吁有心人出来组织“国民息兵会”，共同制止内战，养成民主势力。自己印刷数千册，到处分送与人。恰这时许先生大病，自暑假开学便缺课，蔡先生促我到校接替，于是才到北大。

我在北大前后共七年，即自民国六年至十三年（从新思潮的酝酿、五四运动的爆发，到国民党改组）。中间曾因脑病求去两次，皆经蔡先生恳切挽劝而留住，其详不烦说了。七年之间从蔡先生和诸同事诸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数之不尽。总之，北京大学实在培养了我。论年辈，蔡先生长于我廿六岁，我只算得一个学生。然七年之间与先生书信往返中，先生总称我“漱溟先生”，我未尝辞，亦未尝自称晚生后学。盖在校内原为校长教员的关系，不敢不自尊，且以成蔡先生之谦德。后来离校，我每次写信，便自称晚学了。

近中四川报纸有传我初投考北大未见录取，后乃转而被聘为教授者，非事实。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那时蔡先生以讲师聘我亦非教授）。不过我初到北大时，实只廿四岁，与诸同学年齿相若，且有比我大两岁者。如今名教授冯友兰、顾颉刚、孙本文、朱谦之诸君皆当日相聚于课堂的。更有少时与我为同学友，而其时却正求学于北大的，如雷国能（在法科），如张申府（崧年，在理科）诸兄是。

当时蔡先生为什么引我到北大，且再三挽留我呢？我既不属新派（外间且有目我为陈、胡的反对派者），又无旧学，又非有科学专长的啊。此即上文所说蔡先生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之故了。他或者感觉到我富于研究兴趣，算个好学深思的人，放在大学里总是好的。同时呢，他对于我讲的印度哲学、中国文化等等自亦颇感兴味，不存成见。这就是一种气度。这一气度完全由他富于哲学兴趣相应而俱来的。换言之，若胸怀意识太偏于实用，或有独断固执脾气的人，便不会如此了。这气度为大学校长所必要的；老实说，这于一个为政于国的人有时亦同属必要吧！

由于蔡先生爱好哲学，又请来有哲学兴趣的教员，亦就开发了学生们的哲学兴趣。在我眼见的七年中，哲学系始终是最重要的一个学系。当其盛时，比任何一学系的学生都多。除了注册选修哲学课程者外，其他学生自由来听讲的亦很多。校外的人（例如琉璃厂高师的学生、太仆寺街法专的学生，还有些不是学生的人）经常来听讲者亦颇有之。注册部所安排的教室每不合用。就为按照注册人数，这间教室本可以容纳下，而临时实到听讲的人数却加多，甚至加多达一倍，非掉换大教室不可。我自己的经验，当民国十二年（1923年）及十三年（1924年）上半年，我讲儒家思想时，必须用第二院大讲堂才行。通常听讲人数总在二百左右，到课程结束，举行考试时的试卷亦有九十多本，此即正式注册的学生了。闻人言近年（指抗战前和抗战中）南北各大学哲学系学生少得可怜，几乎没有人愿入哲学系。此固一时一地风气不同，然可见蔡先生当年倡导总算成功。

若问蔡先生何以能有这种种成功——他能罗致人才，能造成学风，能影响到全国大局，使后之言历史者不能不看做划时代的大节目，其成功之由果何在？我可以告诉你：此无他，他只是有他的真好恶。何谓真好恶？儒书上指点得明白：“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便是。有真好恶，而后他的一言一动，不论做什么事，总有一段真意行乎其间。这样，他便能打动人。人或者甘心情愿跟着他走，或随着他有一段鼓舞于衷而不自知。朱晦翁尝说的一句话：“是真虎，必有风”，正谓此。他不要笼络天下人，他更不想强制天下人听他的。一切威迫利诱的手段，他都不用。然而天下人却自为他所带动。他毕竟成功了，毕竟不可磨灭地成功了。反之，那玩手段的欺人自欺，亦或自觉得一世之雄，却每每白费力，落得一场空。这亦就是儒书上“不诚无物”一句话了。

总之，我所了解的蔡先生，其伟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更进一层说：坦率真诚，休休有容；亦或者是伟大人物之所以为伟大吧。

今者距新思潮之风动全国既二十年，距余之离开北大既十七八年，距蔡先生之身故既满两年，而余亦浸浸五十之年矣。自顾尚无所成就以答蔡先生之知遇，以报北京大学之培养。窃不敢妄自菲薄，将致力于新文化运动之建设的工作，无使蔡先生之精神徒如过去新思潮所表现者而止，而更有其最后之成果焉。是则区区心愿之所在也。因纪念蔡先生，并志于此以自励。

附记

此文写于民国卅一年，即1942年；1970年忽于乱纸堆中发现吾手稿原迹，计经廿有八年矣。既审视其不无可存，则重为抄录一通，复就回忆所及五十年前之往事附记于其后。

文中说蔡先生有多方面之爱好，极广博之兴趣，其可征之事例甚多。今试举其一。尔时（约在1917年）京中有蜀人张克成先生宣讲佛家唯识论著于广济寺，任人听讲，蔡先生时出掌北大校事非久，竟然拨冗偕友几次往听。其实张先生信佛虽笃，却不通唯识，其错解可笑，愚著《唯识述义》曾指出之。然蔡先生之好学岂可及耶？

文中说北大哲学系尔时之盛况，曾及1923—1924年愚讲儒家思想时来听者之多。却须知听众非尽属思想上的同调，为求学习而来者。愚曾闻有反对派来听，倡言“我听听他荒谬到什么地步”。（注：同学中有彭基相、余文伟以我为唯心主义，夙示反对。）此正见出当时思想自由活泼之气象；凡哲学界所以成其盛况者讵不在此耶？

1970年11月3日记

又文中“他不要笼络天下人，更不想强制天下人听他的，……反之那玩手段的自欺欺人，亦或自觉得一世之雄，却每每白费力，落得一场空；这亦就是儒书上‘不诚无物’一句话了。”盖有感于当时执政者蒋介石而发，时当抗日战争中期，百事望之于蒋，而误于蒋，深有慨于心也。

同年11月8日

又记此文纪念蔡先生兼及当年愚受任北大哲学系讲席之事，因回忆往昔同学盛况如次：计同班同学有孙本文、顾颉刚、冯友兰、黄文弼、朱自清诸君。其时我廿四岁，论年齿彼此大致均相若。班上惟一年长者为谭鸣谦，即是后来革命运动中出名的谭平山其人，他年近三十矣。同学诸友固远不止此数，此举其后来学问上各有造诣，且均为大学的名教授，我此一时偶尔回忆中者数人而已。且在北大首尾七年之间，所熟识交好者初不止于哲学系诸同学，而泛及于其他系科。如罗常培、罗庸皆国文系，如陈政则德文系，如叶麐 理科，如黄艮庸则在预科，朱谦之（自由听课，不属任何学系）、王恩洋（旁听生）。谷源瑞则属哲学系，后因在国民参政会任秘书，而特别相熟。至如王星贤（英文系）虽在学校时不相知而晚年来过从颇密，十分契合。

1984年2月5日再识

[1] 写于1942年。

纪念梁启超先生[1]

今天为梁任公（启超）先生逝世第十四周年，友人张旭光、周之风诸君提议撰写纪念文。去年漱溟自香港返桂，尝应友人嘱写有蔡孑民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文一篇。愚往者既同受知于蔡、梁两先生，则兹于纪念梁先生之文，自不容辞。纪念蔡先生文中曾指出蔡先生之伟大处，复自道其知遇之感。今为此文，大致亦同。

一、怎样认识任公先生的伟大

欲知任公先生的伟大，须从其前后同时人物作一比较。例如蔡先生即其前后同时人物之一。两位同于近五十年的中国，有最伟大之贡献。而且其贡献同在思想学术界，特别是同一引进新思潮，冲破旧网罗，推动了整个国家大局。然而奇怪的是任公少于蔡先生八岁，论年辈应稍后，而其所发生之影响却在前。就在近五十年之始，便是他工作开始之时。在距今四十年前，在思想界已造成了整个是他的天下。在距今三十五年前后的中国政治全为立宪运动所支配，而这一运动即以他为主。当他的全盛时代，年长的蔡先生却默默无闻（蔡先生诚早露头角，但对广大社会而言则是如此）。蔡先生从“五四运动”打出来他的天下，那是距今二十四年的事。欧战以后的新思潮于此输入（特别是反资本主义潮流），国民革命于此种其因。所以他的影响到大局政治，不过是近二十年的事。

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康氏原为任公之师，任公原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却是不数年间，任公的声光远出康氏之上，而掩盖了他。但须注意者，他这一段时期并不甚长。像是登台秉政之年（民国二年，即1913年；民国六年，即1917年，两年度），早已不是他的时代了。再进到“五四运动”以后，他反而要随着那时代潮流走了。民国八、九年（1919年、1920年）后，他和他的一班朋友蒋百里、林长民、蓝志先、张东荪等，放弃政治活动，组织“新学会”，出版《解放与改造》，及共学社丛书，并在南北各大学中讲学，完全是受蔡先生在北京大学开出来的新风气所影响。

[1] 写于1943年。

因此，论到所给予社会影响之久暂比较上，任公每又不如其他的人。所以有人评论他几句话：

其出现如长彗烛天，如琼花照世，不旋踵而光沉响绝，政治学术两界胥不发生绵续之影响。——此正任公之特异处。

《陈伯庄通讯》

《思想与时代》，第十三期

这是很对的。我们由是可以明白诸位先生虽都是伟大的，然而其所以伟大却各异，不可马虎混同。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像是当下不为人所了解，历时愈久而价值愈见者，就不是他所有的事了。这亦就是为何他三十岁左右便造成他的天下，而蔡先生却要待到五十多岁的理由。他给中国社会的影响，在空间上大过蔡先生，而在时间上将不及蔡先生，亦由此而定。

从前韩信和汉高祖各有卓越的天才，一个善将兵，一个善将将。蔡、梁两先生比较，正复相似。蔡先生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班英雄，共图大事。任公无论治学和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他给予人们的影响是直接的，为蔡先生所不及。

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

二、任公先生的生平得失

吾人纪念前贤，亦许应当专表彰他的功德。无奈我想念起任公先生来，总随着有替他抱憾抱悔之心。任公学术上的成就，量过于质，限于篇幅，不能悉数。今就其在政治上得失说一说。

清季政治上有排满革命和君主立宪两大派。任公一度出入其间，而大体上站在立宪一面，且为其领袖。固然最后革命派胜利，而国人政治思想之启发，仍得力于他者甚多，间接帮助了辛亥革命者甚大。国人应念其功，他自己亦可引以为慰。

民国成立，宋钝初（教仁）想实行政党内阁，正与任公夙怀符合。当时曾约定以全力助宋，可惜宋氏被刺，两派合作机会遂失。加以袁世凯方面种种笼络，国民党方面种种刺激，卒成组织进步党对抗国民党之局。更进而有熊希龄受袁命组阁，隐然由进步党执政之局。末了，就陷于副署袁氏解散国会命令之重大责任，而不能逃。国会既散，政党根据全失，熊阁当然亦站不住。政治脱轨，大局败坏，任公于此悔恨不及。这是他政治生活第一度失败。自然当日之事，由各方造成，任公不独尸其咎。却是春秋责备贤者，贤者引咎自责，不能不如此。

由任公先生之知悔，遂在袁氏帝制时，有奋起倒袁之举。在倒袁运动上，先生尽了最大力量。假如说创建民国是革命派的首功，那么这次再造共和，却不得不让他的一派居首功了。当日事实自有史家载之史乘，兹不多述。这是任公先生在政治活动对于国家第一度伟大不磨之贡献。

可惜在倒袁中忽遭父丧，袁倒后先生治丧持服，未得出而秉政。于是种下了民国六年（1917年）佐段（祺瑞）登台之事。在这里面还夹着一段反对康（有为）、张（勋）复辟。信有如任公几十年前所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者，可算作他第二度对于国家的贡献。

复辟既败，共和三造，段、梁携手执政，居然又有几分进步党内阁气概。此固为任公登台应有之阵容。但千不该，万不该，不肯恢复国会，而另造新国会，以致破坏法统，引起“护法之役”，陷国家于内战连年。这是他政治生活第二度严重失败。这次责任别无可诿，与前次不同。我们末学只有替他老先生惋惜，而他的政治生涯亦于此告终。

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这是与我纪念蔡先生文中所说：蔡先生所成就者非学术，非事功，而在其酿成一种潮流，推动大局，影响后世，正复相同的。

三、我个人对任公先生的感念

我早年是感受任公先生启发甚深之一人。论年纪，我小于先生二十岁。当他二十几岁举办《时务报》、《清议报》之时，我固不能读他的文章。即在他三十岁创刊《新民丛报》亦还不行。直待我十五岁，好像《新民丛报》已停刊，我寻到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册《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全年一巨册（约五六百万字以上），又《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本（任公与汪精卫、胡汉民等往复辩难所有文章之辑合本）才得饱读。当时寝馈其中者约三四年。十八岁时，《国风报》出版，正好接着读下去。这是比我读五年中学更丰富而切实的教育。虽在今日，论时代相隔三十年以上，若使青年们读了还是非常有用的。可惜今日仅存《饮冰室文集》，而原报殆不可得。那其中还有旁人许多文章和新闻时事等记载，约占十之八，亦重要。至今想来，我还认为是我的莫大幸福。

蔡先生著作无多，我读到亦不多，在精神上却同深向往。民国五年（1916年）曾因范静生（源廉）先生介绍而拜见蔡先生。但对任公先生则未曾求见。因我先父多年敬佩任公，当他从海外返国，亲往访四次未得一见，两度投书亦无回答，我更不敢冒昧。到民国九年（1920年），任公渐渐知道我。一日忽承他偕同蒋百里、林宰平两先生移尊枉步访我于家。由此乃时常往还。民国十四年（1925年）我编印先父遗书既成，送他一部。书中有先父自记屡访不遇投书不答之事，而深致其慨叹。我写信特指出这段话，请他看。他回信痛哭流涕数百言，深自咎责。嘱我于春秋上祭时，为他昭告说“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指我父）之教”。盖先父于慨叹其慢士之余，仍以救国大任期望于他也。此事在先父若有知，当为心快。而在我为人子者，当然十分感激他（注：任公先生此一回信附后）。

十八年（1929年）春上，我在广州闻任公先生逝世之讯，心中好大难过。念相交以来，过承奖爱，时时商量学问，虚心咨访（先生著作关于佛教者恒以初稿见示征问意见），而我未有以报。第一，他奔走国事数十年，所以求中国之问题之解决者甚切，而于民族出路何在，还认不清。第二，他自谓服膺儒家，亦好谈佛学，在人生问题上诚为一个热心有志之士，而实没有弄明白。我于此两大问题渐渐若有所窥，亟思以一点心得当面请正。岂料先生竟作古人，更无从见面谈心，只有抱恨无穷而已。今为此文，虽时间又过去十多年，还是不胜其追怀与感念！

1943年1月

附：任公先生十四年答漱溟信

漱溟宗兄惠鉴：

读报知巨川先生遗文已裒辑印布，正思驰书奉乞，顷承惠简先施，感喜不可言罄。读简后，更检《伏卵录》中一段敬读，乃知先生所以相期许者如此其厚，而启超之所以遇先生者，乃如彼其无状。今前事浑不省记，而断不敢有他辞自讳饰其罪。一言蔽之，学不鞭辟近里，不能以至诚负天下之重，以致虚情慢士，日侪于流俗人而不自觉，岂唯昔者，今犹是也。自先生殉节后，启超在报中读遗言，感涕至不可仰，深自懊恨并世有此人，而我乃不获一见（原注：后读兄著述而喜之，亦殊不知兄即先生之嗣，宰平相告，乃知之，故纳交之心益切）。岂知先生固尝辱教至四五，而我乃偃蹇自绝如此耶！《伏卵录》中相教之语虽不多，正如晦翁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其所以嘉惠启超者实至大。末数语，盖犹不以启超为不可教，终不忍绝之；先生德量益使我知勉矣！愿兄于春秋絮祀时，得间为我昭告，为言：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天下溺，斯即所以报先生也。遗书尚未全部精读，但此种俊伟坚卓的人格感化，吾敢信其片纸只字皆关世道。其效力不见于今，亦必见于后。吾漱溟其益思所以继述而光大之，即先生固不死也！校事草创，课业颇忙。又正为亡妻营葬，益卒卒日不暇给。草草敬覆奉谢，不宣万一。

启超再拜。十月一日。

回忆李大钊先生[1]

李大钊先生是我的故交，是至熟至熟之友，通常都称呼他“守常”——这是他习惯用的别号和笔名。在1919年以前和其后那些年，我每次到北京大学讲课，在上课之前和下课之后，必定去他图书馆主任办公室盘桓十分钟至二十分钟。因为彼此很熟，他忙他的事，我进门或离去，均不打招呼。他主编的《每周评论》，我顺手取阅。他有时主动地要我看什么书刊，便顺手递给我，亦不加说明。我接过翻阅后，往往亦无表示。遇有重要书刊，我就声明带回家去看，下次来时交还。总之，彼此十分随便，没有什么客气俗套。

我们相识稍先于北京大学同事之时，彼时（1916年）守常在北京《晨钟报》（后改名《晨报》）任职。曾记得一次他宴客于南城瑞记饭庄，我和陈仲甫（独秀）在座上初次相遇。陈当时是为亚东图书馆募股来京的。恰值蔡元培先生方接任北大校长，蔡、陈早相熟，立即邀陈入北大担任文科学长（后改称文学院院长）。同时，我亦受印度哲学讲席之聘，而守常则是以章行严（士钊）先生之荐接任图书馆主任的——此职原由章任之，章离京南去。于是，我们便同聚于北大了。

1921年冬月，我走访守常于其家，告诉他我即将结婚。他笑着说，这在他已是过去二十年前的事了。因而自述生在父死之后，而母亲又在生他之后不久亦死去。所以他竟没有见到父母的面，全靠祖父母抚养长大。《光明日报》1979年10月31日纪念李大钊一文，说他两岁丧父，三岁丧母，全不对。另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传》一书，说他尚未生而父先死，他生后十六个月母亦故去，与我所闻于守常自述者尚差不远，祖父母自顾年老，便为他早早成婚。婚后不太久，祖父母就故去，只余他和他的赵氏夫人。赵年长于他好几岁——似是他十一二岁，而赵十八九岁。赵夫人甚贤慧，自愿守在家园而促他去永平府中学求学。中学卒业后，他进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后又去日本留学。这些是后话，非当时所谈及。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为首的是陈独秀、李大钊两先生，一时曾有“南陈北李”之称。我记得1927年春，有一天去东交民巷旧俄国使馆内访看守常，只见来人满屋，大都是青年求见者，守常接待忙碌，我不便打扰他，随即退出。不多日后就闻知他全家被捕的消息，原来他家大小同住一起，还有些同志亦同住，因而被拘捕时一同遭难者颇有多人，但亦有恰好出门而幸免于难者。当时正是张作霖自称大元帅驻军和执政于北京之时，我闻讯从西郊赶入城内访章行严先生，愿与章老一同出面将守常家眷保释出来，俾守常少牵挂之念。惜章老不同意，自称与张的亲信参谋长杨宇霆相熟，他将去见杨，可保守常亦不死。其结果，直至守常死时，不知道他的家属儿女有没有受到连累；熟友如我未得尽小小之力，抱憾于衷。

[1] 此文约写成于1985年。

当我闻悉守常被害，立即从西郊赶入城内，一面看望其家属情况，一面看视他装殓的情况。他家属已回到西城朝阳里旧居。我望见守常夫人卧床哀泣不起。我随即留下十元钱，退出来，改往下斜街长椿寺——据闻守常遗体停柩在此。我到达寺门时，门外一警察对我说： “你们亲友到来，我有交代，我就走了。”我点首应承，随即入内巡视。只见棺材菲薄不堪，即从寺内通电话于章宅吴弱男夫人。盖我夙知守常曾为其子女章可、章用、章因的家庭教师，宾主甚相得。弱男夫人来到时，各方面人士亦陆续而来，共议改行装殓之事。

我出寺门，路遇陈博生走来。他是福建人，与守常同主《晨钟报》笔政。其他的人今不尽记忆。

守常当年的熟友，眼前现有张申府（崧年）、于树德（永滋）和我几个人。张、于两位原与守常同为中国共产党人，但有始无终。我则根本是个党外人。今天回首思索起来，奇妙的是守常他们各位朋友全不曾介绍我入党——连半点意向亦不见。于此，显然我这个人条件不合。守常为中国共产党发起人和领袖，终且为党捐躯，而我则根本不在党。那么尽管友好相熟，究不便冒昧地自居于交谊深挚之列了。此点应当先自己坦白的。

提起正当“五四”运动时代的那些社会活动、政治活动，我十分惭愧没有能像守常那样勇往地和诸同学们在一起，甚且可以说，他是居于领导而我则追随亦不力。因此，许多事就记忆不清，现在亦就说不清楚了。再则，事情过去且将六十年之久，而今脑力衰颓的我，就只能点点滴滴列举其目如次：

（一）少年中国学会组织的发起成立，守常实为骨干。此会在当年十分重要，会员包含了南北许多青年有志之士，其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主义派 （中国青年党）有些人就是从此会分裂出来的。倾左的有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黄日葵等人，倾右的有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等人。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各自表现不同，而却是具有一定分量的，虽然分量大小轻重不同。

我仿佛未曾参加此会为一成员，却曾应邀为此会的田汉和曾琦两成员之间在宗教问题上的争论，作过一长篇讲演（讲词大意可见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

（二）当年守常先生的活动繁忙，有些群众大会开在前门大街，我亦曾去过。有一次在总统府门外的集会，我没有参加，类乎此者，现在记忆不清。

（三）记得守常和我两人曾致力于裁兵运动倡导。当时蒋百里（方震）先生且曾写出裁兵计划一书问世。可厌的南北军阀混战既多年不休，在洛阳的吴佩孚颇有势力，恰好守常的同学白坚武正在吴的幕府。守常因白的殷勤介绍，走访洛阳，似乎不止一次。访吴谈一谈是次要的，根本要造成舆论，发动广大社会力量才行。我们曾想联络上海、天津的工商界人士，而就近人手则在眼前的知识阶层。正在要邀请北京八校同人聚谈，不料被胡适、陶孟和等几位抢先召集，且又转变出“好人政府主义”一场戏来。随后果然出现王宠惠、罗文干为首的政府。我们二人只有苦笑！王、罗二位即是参加了胡适那次集会者。

（四）1919年秋末，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因学生李超自杀身死开追悼会，守常和我亦偕往参加，在蔡元培、陈独秀、蒋梦麟各位讲话后，守常和我亦各有发言，后来我的发言录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五章内。

（五）我与守常既而相熟，有时便一同游息。中国革命博物馆存有一张守常、张申府、雷国能和我四人在中央公园照的相片，推计其时间当距今五十年以上。五十年来，既有日军入侵，世局动乱剧烈，此照片我手中无存，展视之余，不胜追怀感叹之情。

伍庸伯先生传略[1]

伍庸伯先生名观淇（旧名冠球），广东番禺县南浦村人，生于清末丙戌年（1886），卒于解放后1952年，寿六十七。南浦村在上番禺，旧归慕德里司，所属尽是土地瘠薄之区。当地人单靠农业生产不足以养家，多去佛山镇作生意。他家亦如此，从事自产自销的小手工业，描画佛像神像等，不算读书人家。到他这一辈才读书。他先曾在广东高等学堂肄业，却在一次学潮中与其他几个同学被开除[2] 。随后考入将弁学堂。这是为了在两广创建新式陆军而设的一种军官学校。入民国后，广东不少著名将领如邓铿、叶举、熊略等均出身于此。而伍先生在同学侪辈中才学最称优秀。当时创办而又主持将弁学堂的为浙人周孝怀先生（善培），是个有思想有才能的官吏，而且后来还能深造于学问的人（著有《周易杂卦证解》一书）。他非常爱重伍先生，伍先生亦确曾受到他的教益。虽然此后两入学问路数不同，却结下了终身深厚交谊。伍先生毕业时以成绩最优被任为新军管带（相当于营长）。他的同学友如邓、叶、熊等都做了他的部属（相当于连排长）。

伍先生任职管带约近三年，自己年纪还很轻，特请离职北上，求学于保定军官学校。辛亥革命军起义，即南下投效于姚雨平部，又转至南京临时政府参谋部任职。清廷退位，大局既定，又继续求学军校。毕业时是作为陆军大学第一班毕业的，其学业成绩又是最好的一个人。[3]

在陆大毕业后就被留在陆大担任教官，同时又兼任参谋本部某局第三科科长。这个科是主管空军的，那时北京南苑有个航空教练所，即归属于它。这种官僚生活，伍先生大约度过有三年光景（1913—1916年）。这正是袁世凯武力统一全国，国内工矿企业因欧洲大战机会而得到一些发展，北京相当繁盛时期。他官位虽不高而薪俸所入颇丰，生活安定优裕。并且他美满的婚姻亦正成就于此时，——结婚在1914年12月，伍先生二十九岁未满。然而他竟不愿这样生活下去，断然辞职去官，结束了这种生活。

据我们所闻，伍先生早曾一度对军人生活起过疑问：一个人究竟应该不应该做军人？此一疑问起于何时，是在陆大学习时，抑或在陆大担任教官时，现在不易查清楚。但其辞去陆大教官，确先于辞科长一年余。即是辞教官在1915年春，辞科长在1916年秋。所有职位先后辞脱，一家人生计断绝来源，这是何等事？这勇气不是平常人所有。平常人迫于谋生，在世俗种种需求上忙个不了，就把一切看做当然的，不起疑问，顺流走去，没有什么不安于心。偶然受到刺激，引起反省，萌露反感，亦如电光一闪，在环境压迫下，难得持续思索，追求究竟。人们一生大都这样混过去。然而求真之心、好善之心明且强的人——如伍先生——却每每疑闷不解，萦绕胸际，不容自昧；当其积闷成痗 ，便真有活不下去之苦，那只有摆脱眼前束缚，屏除百事，在维持此命不绝之前提下，专心致力于寻求真理功夫，务必得一安心立命所在。……一切一切要待自己有了安心立命处再说。

[1] 此系原文经编者作少量删节而成。原文见《梁漱溟全集》卷四。

[2] 因有学生演说言词涉及扑灭满清，盖受孙中山先生倡导革命之影响。学校当局大骇，以伍某素为学生首脑，竟开除先生及同学严博球等数人。

[3] 据闻陆大毕业考试，例以兵团为野战实习行之，自排长以上至总指挥各员均由大学主考官就同学诸生一一点名分派充任之，以鉴定其学力成绩如何。当诸同学各经指派后，临末乃宣布以伍某为总指挥云。——漱注

他正是在世俗所求都不成问题后，内心才开出空隙来，大大透露了对人生意义的根本怀疑寻问。质言之，伍先生之弃官求学颇有似于释迦牟尼当初舍弃其正宫太子的生活而入山求道，要都从其对人生有绝大感触，不得自安而来。[1]

据伍夫人黄敬如女士谈，伍先生弃官求学之意萌露很早，早在他们结婚之前。当其怀有弃官之念，原亦不打算结婚。那时他已经各处求师访友而尤多亲近广济寺清一老和尚（此老为禅宗大德，湖南人方表曾为作传，蒋维乔的《中国佛教史》亦叙述及之）。据说其结婚还是听从老和尚之劝的，惜乎不知其详。当他以辞官征求伍夫人意见，伍夫人表示一切听他自己决定，她不会因为怕吃苦而妨碍着他。这又是很难得的。

当他辞官之先，亦曾和朋友知交讨论过，朋友中初无一人赞成其事。但辞官之后却因朋友们资助得以度日。这就是张孟新（国元）、冯竹贤、李任潮（济深）或尚有冯祝万等几位先生；每人每月各出银币五元。他们原都是班次稍后的陆大同学，又都是广东同乡（李虽为梧州人，其实何异于广东同乡），又都任职陆大教官，而且同住于礼路胡同陆军大学宿舍的。他们平素都钦服伍先生，其后又都常听伍先生谈学的。（详后）

辞官后便不能再居住公家宿舍，且须紧缩用度，夫妇一迁再迁，末后迁至伍夫人的母家同住西直门内火药局七号，一直住到1921年8月伍先生挈眷回粤。

关于伍先生专力求学这一段经过的事情，未闻他自己系统地讲述过，更缺乏有心人从旁留心注意其间思想转折的首尾线索。今天所能说出的只有如下三层：

（一）弃官求学之初，似曾作了个以五年为期的打算，即是暂定五年内专心解决自己思想上的问题。事实上，后来亦差不多就是五年而有了归着。但若把弃官之前乃至结婚之前那二三年的奔走寻访计算在内则首尾至少在七年以上。

（二）在此七年内，对于种种不同的人生思想——世法、出世法、中西、新旧——均加参访，勤求不怠。当年他所请教过的那些人，今天多已指数不出。仅仅知道在佛法一面，同清一老和尚往还最密且久，时常留宿广济寺内。有一时期亦常常留宿西郊的圆广寺，其所亲近请益者何人已说不出。在道教方面，伍先生亦曾在白云观内借住和一位九十多岁的道士盘桓一个时期。天主教、耶稣教的礼拜堂或讲道场所，在某一时期亦恒有伍先生踪迹。在这方面且有海军部次长李某（一个字的单名）先生似乎给伍先生印象颇深，我曾闻伍先生谈其访问经过，惜乎记忆不清。民国八年（1919年）新思潮正盛时期，伍先生每天从西直门步行到北京大学旁听，前后约达一年之久。因而与北大一些同学接触相熟。例如吴康（敬轩）即其最熟之一人。其间曾否叩访于那时著名新思想家（如陈独秀、胡适）则不详。对于儒家之学似乎反复研求用力最多，但伍先生所共切磋研究者只听说有一位萧隐公先生（住嘉应会馆内），此外却难于举数。并且萧先生往往是伍先生谈学时一位争辩的对手，而非多所受教之人。

（三）在几个不同方向的人生思想都经过一番参访研究后，伍先生终归落实到儒家这一方面。不过人们切莫从自家旧观念中的儒家去联想伍先生之所心得。他的心得是他思想问题的最后解决，而在普通人却没有这样深刻的问题。

我们又不要以为伍先生是从茫然无主中周览了各不同思想后终于选择其一。这是不合于实际的一种猜想。人生道路的取舍，主要在生活实践中体认决定。见闻思辨信有助于实践体认，而主要不在思辨上，见闻在外，体认在内。所谓安心立命者原是内心得其宁贴，自己在人生道路上日益踏实稳定地走去之谓也。

还有两点须得在此指出如左：

人生道路的取舍固必决定于自己内心，但伍先生取舍的标准则为一切人而设想，要能适应人间普遍的需要。他常说：学问必须是解决问题的，问题必须是人民大众所同有的问题，而后这种学问乃为人人所需要，人人亦都能用功夫去学习。假如是社会上只有少数人才能去讲求的学问功夫，那便证明这种学问——例如道家、佛家特有的功夫——尚未到讲习它的时期。他发愿，愿为当前人们同样需切之学而尽力。他在寻访各宗教、各学派时，其取舍的标准便是如此。这是第一点。

伍先生早年（二三十岁时）立身行事恒自勉于“言忠信，行笃敬”两句格言，后来感觉到不够。怎么不够？要必掌握着认识忠信、理解笃敬的根本才行。要得其根本，从根本出发，忠信笃敬自在其中。这是他走上学问路数，逐渐讲求到《大学》书文的由来。但原非为讲书而讲书的。他要走的道路既定，其他学问道路便绝口不讲（亦少见评论）；为人讲说时，除与《大学》相发明的古书文外，亦从不去谈它。

当伍先生于人生道路自己体认有得，且认为人们普泛需要时，就出其心得者为朋友们讲说，此事究始于何时无可确指，不过此讲会之形成，大约在1919年下半年，而结束于1921年8月他移家回粤的前夕。参加讲会的人似最多总不过十二三人。其间有的人或系临时入座，亦有的人偶尔缺席。多半是陆大学友和两广同乡，外人亦有之，不多。我仅仅在民国九年（1920年）临时参加过两次而已。

我与伍先生相识始于民国八年（1919年）在林宰平（志钧）先生家。那时我正在北京大学担任印度哲学讲席，伍先生主动要林先生作介绍，意在问佛学于我。第一次见面谈话，在彼此问答之间，并不投契。却是我深觉他人的气味好，心生敬慕，留有印象不忘。隔了许久，我自动访他谈学，才渐多往来。（关于我与伍先由朋友又成了亲戚一段姻缘拟另述。）林、伍两先生相熟识，较早两年或三年。听林先生谈，他们第一次相遇是在嘉应馆萧隐公先生座上，当时林先生偶然不客气地驳了伍先生一句什么话，伍先生感觉他没有世故俗套，因而渐渐相好起来。其后数十年关系不断，彼此（林伍、伍梁）各都成了终身友谊。然而林先生和我却非其讲会中人。如上所述我只临时参加过两次，林先生大约亦只是偶尔参加过。

当年那讲会上经常参加的人，是伍先生另一班朋友（见前）。然而其中特如李任潮先生亦就因在那会上同我和林先生相遇而结识了，成为后此关系非浅的朋友。

1921年8月初旬伍先生挈眷回到广州，正值粤局在纷拢中。孙先生位居总统，下面陈炯明所部谓曰粤军。盖另有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湘军谭延闿、程潜，豫军樊钟秀等等都来在广东，而广东省内尚有半独立性的小军阀邓本殷等割据各方。（此为笔者粗略记忆，有待考订。）广州为陈部驻守，但市区内任听各友军随意出入。各军既不相统属，且纪律不严，下级官兵有不法行为每每此军诿过他军，或彼此寻殴，秩序甚难维持。市内商民既不堪其苦，陈炯明乃设立军警督察处，委任粤军长官叶举为处长，以策治安。伍先生适于此时返来，老同学叶举立即求助于伍先生。伍先生觉得义不容辞，接受了督察处总参议名义，躬自率领数十名士兵日夜巡罗市街，遇有问题当下处理。两三个月内竟在未杀一人的过程中完成其使命。伍先生居常每诵“劳谦，君子有终，吉” （见《周易·谦卦》）一句话，而身体力行之。“劳”就是事必躬亲，不怕劳苦；“谦”就是对人对事谦虚谨慎。其成功，夫岂偶然哉！

伍先生从北京南归的本旨，原是本着《大学》上修身齐家的理念，尽力于自己家乡的事情。这便是去走明德修身的正当途径。所以在广州省城停留不久，就挈眷回他的南浦村，要在解决乡里实际问题上，自己磨炼学习。[2]

常时禺北地方紧急需要的，是平息械斗和肃清盗匪。伍先生访悉此两大问题实有密切关系：械斗之局非必是乡村间彼此真有恶感深仇，而多是有枪的盗匪和地痞赌徒勾结所造成。待将各乡地痞清查出来，加以处理，从而平息械斗，进而肃清了盗匪。

在求得乡里安定后，便要兴教育。这原是伍先生回乡抱的大愿之所在。然而兴教育于社会就在肃清匪患盗风中，既已开其端了。学校教育应即与社会教育并举，于是有慎修学校小学班之开办。校长先推乡中老辈担任，后来事实上名义上都落在伍先生一人身上。这又是他守定劳谦之训。

1924年春，在孙先生主持下联俄容共，改组中国国民党，是其（国民）党的生命一大转机。1925年在蒋李合作下统一了广东。1926年决定出师北伐，蒋为总司令要去前方督师，李为总参谋长负留守后方之责。并且国民政府不久亦将迁往武汉。

李自顾责任太重，于是向蒋提议请出伍先生帮他才行。蒋素闻伍先生贤名，甚表同意，属李邀请来省当面商谈。

伍先生身为粤人，关心粤事，兼以伍李关系势须出为臂助。然自忖素不预闻国民党内大事，仍不敢冒昧，随李面蒋时，特提出三点请问：（一）孙总理的三民主义以及三大政策自己向少学习，尚待尽心研究，请允许他暂不入党。——这在国民革命空气高涨的当时，是无人敢于涉想的请求。蒋闻之，有些迟疑，卒亦微笑点首。（二）自己愿为后方治安及后勤业务帮助李公；至如北伐战略；国家大计则不敢妄参意见。蒋表同意。（三）自己身体瘦弱，精力有限，习惯午睡片时，愿先声请许可，以重纪律。蒋笑谓此无问题。最后协议伍先生以少将总参议名义担任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后来事实上总部大小印信，一切公章均由伍先生掌握，可以代李批答往来公文电报，只有少数待李决定。

我的行动应附带在此际一为述及。我原想在广东开办乡治讲习所，试行乡治之主张。但环境似乎不顺，即借词考察各地乡村改进工作，于1929年春初（夏历正月初旬）率领一部分同人北游江南、河北和山西，曾写有《北游所见纪略》一文，可参看。而就在此时李公被扣，我无意回粤，便留于北方了。

日寇1937年大举入侵，先华北，次华东，1938年10月遂及武汉并广州。粤省当局事先部署抗敌，伍先生即被任为番禺县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1938年成立民众抗日自卫团队统帅委员会，全省聘任二十余人为委员。伍先生受聘为委员，负责番禺、花县、增城、从化、三水等地区，称为第二游击区。广州失守后，则令改编为游击纵队，不久则又令改游击纵队为挺进纵队。伍先生于是受任挺进第四纵队司令，以迄于最后日寇投降，首尾七年而无改。七年之间其各区负责的司令人选多更换，唯独挺四纵队负责地区无变，且由伍先生始终其事焉。其为偶然之事欤，抑非尽偶然耶！

挺四主力队伍时时狙击敌人，实行游击战，一进一退大抵由伍先生亲自率领指挥之；其各地分驻队伍侦察敌情，亦复随时袭敌。如是大小战役实难计数。据伍先生旧部称说，首尾七年，对敌大小作战次数统计约在三百至四百次之间云。

如是累年作战次数中，最为人称扬者是良田袭敌一役。良田驻有日寇统属的伪军一个大队。深夜偷袭，先设法制止狗吠，次泼油纵火，用重机枪攻打炮台，当场生擒敌方顾问日军中尉深丁为雄一名，击毙深丁的老婆及另一名日军顾问官，伪军纷纷逃散，遂一举而消灭其全大队焉。

在七年对敌作战中，先后俘获之日寇官兵约计二十至三十之数，均随时押送战区司令长官部验收，上级均有令嘉奖勉励。据传日俘供称他们最怕我军独九旅（旅长姓名未详）和伍观淇的游击队，虽特加戒备犹不免时而受到损失云。

1945年9月日寇既投降，挺四司令部暨所属队伍随即奉令结束解散了。

时局既定，番禺县成立县参议会，伍先生当选为议长，同时兼任禺北联防处主任、预闻本地方诸般之事。迨全国解放，局面一新，始引退而去。1950年北上入京访友，寄寓李任潮先生家。时李公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经其向领导上介绍后得到生活照顾。我趁先生晚年闲暇，偕同学诸友共请先生讲解《大学》及《论语》、《孟子》诸书而笔录之。同人在其间亦颇有讨论，今并录存以贻后世。

此文自伍先生逝世之后即着笔，历二十余年，数易稿，乃得完成。其间所叙事迹盖经多方访查对证者。

1977年9月漱溟

[1] 伍先生任职参谋本部时，适有袁世凯帝制运动发生，北京政府大小官吏曾由各官署分别联名具书劝进，人人在内，不可能有例外。伍先生独不肯签名其间，态度平实，坚定，从容，不失于谦谨。同官僚友虽多谏阻劝勉，心为之危，卒亦无事。他辞官是在袁死之后，部中长官曾给予参议名义，每日致送一百二十元车马费，他辞谢不受。——漱注

[2] 以家族为本的中国社会，数千年来历经了不少的变化。往古且莫妄谈，例如清末即不同于明代和清初，而全国解放后的今天又大不同于清末和民国初期。如象《大学》篇内所云“齐家”的家，既不是今天几口人的小家庭；“治国”的国，更不是今天几亿人民的大国。那时是贵族世家为主的社会，国甚小而家却大。伍先生从他家乡入手工作是不违古义而合乎他的现实情况的。——漱注

怀念熊十力先生[1]

1919年我任北京大学讲席时，忽接得熊先生从天津南开中学寄来一明信片，略云：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一文，我见到了，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不久，各学校放暑假，先生到京，借居广济寺内，遂得把握快谈——此便是彼此结交端始。

事情的缘起，是民国初年梁任公先生主编的《庸言》杂志某期，刊出熊先生写的札记内有指斥佛家的话。他说佛家谈空，使人流荡失守 ，而我在《究元决疑论》中则评议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而指名说：此土凡夫熊升恒……愚昧无知云云。

因此，见面交谈，一入手便是讨论佛氏之教，其结果便是我劝他研究佛学，而得他同意首肯。不多日，熊先生即出京回德安去了。

1920年（民国九年）暑期我访问南京支那内学院，向欧阳竟无大师求教，同时即介绍熊先生入学，熊先生的佛学研究由此开端。他便是从江西德安到南京的。附带说，此次或翌年，我还先后介绍了王恩洋、朱谦之两人求学内院。朱未久留即去；王则留下深造，大有成就，后此曾名扬海外南洋云。

我入北大开讲印度哲学始于1917年，后来增讲佛家唯识之学，写出《唯识述义》第一第二两小册。因顾虑自己有无知妄谈之处，未敢续出第三册。夙仰内学院擅讲法相唯识之学，征得蔡校长同意，我特赴内学院要延聘一位讲师北来。初意在聘请吕秋逸（澂 ）君，惜欧阳先生以吕为他最得力助手而不肯放。此时熊先生住内学院约计首尾有三年（1920年至1922年），度必饫闻此学，我遂改计邀熊先生来北大主讲唯识。

岂知我设想者完全错了！错在我对熊先生缺乏认识。我自己小心谨慎，惟恐讲错了古人学问，乃去聘请内行专家；不料想熊先生是才气横溢的豪杰，虽从学于内学院而思想却不因袭之。一到北大讲课就标出《新唯识论》来，不守故常，恰恰大反乎我的本意。事情到此地步，我束手无计。好在蔡校长从来是兼容并包的，亦就相安下去。

熊先生此时与南京支那内学院通讯中，竟然揭陈他的新论，立刻遭到驳斥。彼此论辩往复颇久，这里不加叙述。我自审无真知灼见，从来不敢赞一词。

[1] 写于1983年。

计从1922年熊先生北来后，与从游于我的黄艮庸、王平叔等多人，朝夕同处者历有多年。1924年夏我辞北大，应邀去山东曹州讲学，先生亦辞北大同往；翌年我偕诸友回京，先生也是同回的。居处每有转移，先生与我等均相从不离，其事例不必悉数。然而踪迹上四十年间虽少有别离，但由于先生与我彼此性格不同，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而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先生著作甚富，每出一书我必先睹。我读之，曾深深叹服，摘录为《熊著选粹》一册以示后学。但读后，心有不谓然者复甚多，感受殊不同。于是写出《读熊著各书书后》一文甚长，缕缕陈其所见！

如我所见，熊先生精力壮盛时，不少传世之作。比及暮年则意气自雄，时有差错，藐视一切，不惜诋斥昔贤。例如《体用论》、《明心篇》、《乾坤演》，即其著笔行文的拖拉冗复，不即征见出思想意识的混乱支离乎。吾在《书后》一文中，分别的或致其诚服崇敬，又或指摘之，而慨叹其荒唐，要皆忠于学术也。学术天下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吾不敢有负于四十年交谊也。

1983年4月23日于北京

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1]

《读熊著各书书后》一文写完辄引起四五十年往事之回忆，因略记当年诸师友会合之缘于此。

我与熊先生初不相识，约在民国八年（1919）忽接得其从天津南开中学寄来一明信片。内容大意云：你写的《究元决疑论》，我读到了；你骂我的那些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彼此相交往即由此开端。《究元决疑论》是我所写一篇谈佛理的文章（今天看起来实在是乱谈一气），先在民国四年夏季各期的《东方杂志》上刊出（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又收入《东方文库》为小册，我于文中有批评到熊先生的几句话。因先时他在《庸言》（梁任公主编的定期刊物）上发表过札记式的文章，署名熊升恒（此为其本名，字子贞），代表宋明儒的思想，有反对佛家之语，所以引起了我对他的批评。他信片所云即指此。

不久他就从天津到了北京，住西四牌楼广济寺西院（当时寺僧以余屋出租给客人住）。彼此一见如故，从此，时相过从谈学。他并于离京时，介绍张难先（义痴）先生与我相识，讨论当时的新思潮问题，以后彼此亦成了很好的朋友。

次年（1920）我到南京访欧阳竟无先生于内学院，盘桓经旬。我特向欧阳先生介绍熊先生来内学院求学。此时他正在江西德安乡间，经我写信敦促，他即到内学院，问佛学于欧阳先生，一住三年。

熊先生之到北京大学讲唯识论，亦是经我介绍的。我在北大哲学系先讲授印度哲学，写有《印度哲学概论》（商务印书馆出版），嗣后又添讲佛家唯识学，写有语体文的《唯识述义》，先后出过两薄册（京华印书馆印行）。第三册却未敢付印。盖自觉对于唯识学不全明白。要讲此学，只有请内院的人来讲才行。我先劝请吕秋逸（澂 ）先生来北京任教。他不肯来，大约欧阳先生亦不放他来。于是改邀熊先生。熊先生之到北大，似在民国十一年冬了。

他此番到京，即来在地安门内吉安所（街道名称）和我及一些朋友同住。这里离北京大学不远。这些朋友亦多是北大同学，且多为北大哲学系的同学，如陈亚三、黄艮庸[2] 、朱谦之[3] 、王显珠等。

[1] 写于1976年。

[2] 黄艮庸（1906—1976），名庆，广东番禺县人。1919年入北大哲学系，同年参加“五四”学生运动被捕。次年参加“五一”劳动节游行再次被捕。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师秘书。1927年任广东军事厅政治部主任。1928年任广东省一中校长。1933年参加福建人民政府，任文化委员会委员，次年因反蒋失败被通缉。1934年往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先后任研究部班主任、训练部主任等职。1938年任四川省南充民众教育馆馆长。1939年随梁漱溟赴山东敌后巡视。1940年参加创立勉仁中学并任校长。1947年任中山大学教授。1941年加入民盟。1943年至1966年任民盟中委，1944年曾任中执委。1962年起先后任民盟史料组组长、盟史办公室主任等职。

[3] 朱谦之（1899—1972），字情牵，福州人。1917年入北大法预科及哲学系。1920年因反对北洋军阀、散发传单被捕。1924年任厦门大学讲师。1929年游学日本。1931年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1932—1952年历任中山大学教授，先后兼历史系、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1952年后任北大哲学系教授。1963年起任中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著述甚丰，有《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扶桑国考证》、《日本的朱子学》等。

关于我之到北大哲学系讲课，亦可附此回溯一说。那亦是从《究元决疑论》一文引起来的。我十几岁时就爱谈哲学，而那时哲学书极少见。只见到蔡元培先生的《哲学要领》和王静庵（国维）先生从日本文翻译过来的《哲学丛书》（线装本）等。民国元年我作新闻记者，对蔡先生言论丰采复甚倾慕。虽在一些集会上见到他，却无缘接近请教。民国五年，我任职司法部秘书时，蔡先生以当时教育总长范静生（源廉）先生力邀，从欧洲返国出任北大校长。我以《究元决疑论》文稿为贽，浼范先生送请蔡先生教正。经范公为先容后，我谒蔡先生于官菜园上街他的寓所，蔡先生一见面，即说早从《东方杂志》上看到此文，并存记在心。此次就任北大，特加意办好哲学系，希望我来担任印度哲学讲席。我回答，据闻欧洲人乃至日本人所谓印度哲学者系指数论胜论等六派哲学而说，其中并不包含佛家，而我至多亦不过稍通佛家之旨，对于六派全然未曾留意，何能胜任。蔡先生却说，你固然于所谓印度哲学无研究，但谁又曾研究过呢？我就不知有其人。我立意要将好哲学的朋友聚拢来，创开风气，互相帮助，促进研究。你应明白此意，作为共同学习的一个人来参加，不要以为来这里就是来教人。我这才应承下来。虽应承下来，而牵于司法部事务繁重，终难兼顾，只得恳托许季上（丹）先生，代为授课约近一年。次年我离开司法部而许先生适因病缺课，乃接过手来。——这就是我到北大的一段经过。

再回头来叙述吉安所的事。我到北大，正是“五四”运动前夕，国人接受西洋近代思潮（代表资产阶级的）似较以前为深入，而现代思潮（代表无产阶级的）则适于此时发端，整个学术界风气是极其菲薄东方固有学术的。我既倾心东方古人之学，在精神上自感受到一种压迫，必须在自己思想上求一解决。此即《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长篇讲演的由来。先开讲于北大，由同学陈仲瑜（政）笔录，后讲于山东暑期讲演会，由同学罗常培（莘田）笔录。讲演中提出再倡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近代的社会运动结合为一的主张，所以要聚合一些朋友同志，而当时亦就有人响应我这一号召。除北大三五同学外，还有从四川远道来投我的王平叔（维彻）[1] 、张俶知[2] 等。在吉安所租得的房屋，即为这些朋友同住共学之处。这些朋友论年龄均略小于我，而熊先生则长于我八岁。他们大都以师称我，因而亦称熊先生为师。后来凡是从我问学或随我做事的朋友大都亦算熊先生的学生，且往往有结下多年密切关系者。寻其端倪盖在此时。

熊著各书中多次提到的林宰平先生（志钧），亦是因我之介绍而后他们才相识，以至成为数十年交契至好的。我写《读熊著各书书后》一文既竟，所最感缺憾者即不及奉此文以请教于林先生。林先生逝世迄兹经年矣。他长于我十四岁，其人品之可钦敬，其学识之可佩服，为我一生所仅见。（忆熊挽林联语云：德备清和，先生既圣；学穷今古，当世几人。）然而我之得以亲近林先生，却还由他先有纳交之意。他正亦是为看了《究元决疑论》，乃嘱托余越园（绍宋）致意于我，而后约会见面的，那时是民国五年 （1916），越园与我同在司法部任职，固朝夕间易得相见也。

《十力语要》中一次说及偕游赤壁的伍庸伯先生（观淇），更是因我的关系而来。但伍先生和我的关系，却又由林先生居间介绍来的。林、伍两先生相熟在先，大约民国八年他托林先生约我相会于林家，向我问佛法。第一次会面谈话，殊不投契。然我实心服其人之真切不苟，断断不肯放过，屡次访他，卒成至交。熊先生与伍先生因之遂亦成为谈学之友。

此外如夏溥斋先生（继泉）、梅撷云先生（光羲）亦均是看到我的《究元决疑论》而引起纳交的。其人皆佛法中所谓大善知识，我从而受益不少。

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讲演而引起结交的朋友更多。而关系最深，踪迹至密，几于毕生相依者，则为王平叔、黄艮庸、陈亚三[3] 。

平叔毕业于四川高师，依中等学校教书为生，而当“五四”运动前后，思想烦闷不得解决，几于自杀。既得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决心从游于我。不顾家人生计，辞去教职。路费无所出，则尽卖去其书物。其事至足动人。熊书（《十力语要》）中所见有张俶知、钟伯良、刘砚僧等姓名，盖皆平叔在高师同学友好，有动于平叔之风，亦先后北来从我，并同问学熊先生者。惜伯良、砚僧故去均早。——似均不足四十岁。而平叔之故（1940年）亦只四十二三岁而已。平叔在吾侪朋友中最具有主动力，恒能主动帮助人，无论同辈后辈莫不身受其益。回忆我所得朋友的帮助，屈指而计，必首推平叔也。

后生如卢瀚、文德阳并因平叔而接近我。

艮庸、亚三同我的关系皆以北大同学之故而略先于平叔。然北大同学多矣，彼此之接近固自更有缘由。忆“五四”运动后，北京学生界（特别是北大同学间）各种群众性运动甚多，曾有一种“反宗教同盟”，而“少年中国学会”则发起作讨论宗教问题之讲演。其时屠正叔（孝实）在北大讲授宗教哲学，我则讲印度哲学（其内容大抵出于宗教），因而首先被邀；此外则邀请有李石曾等多人。讲演场在第三院大讲堂（容量最大），愚讲演长达三四小时之久，颇涉及人生问题。艮庸坐听，似深深触动其衷怀，次日访我于家。此即彼此结交之始。当时愚所讲实为后此《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长篇讲演之一部分。

当时与艮庸一同坐听者尚有叶石荪（麐 ）[4] ，尔后亦多接近往还。叶、黄在彼时青年界中盖同为倾向无政府主义者。因艮庸而接近我者有其友云大琦。云非北大同学，而是当时北京法专学生。在《十力语要》中屡见有云颂天[5] 之名，颂天盖即大琦之弟。颂天为学恳切为己，师友侪辈无不钦重其人。 自1924年远从广东海南岛北来投我，同学共处数十年，愚自忖受朋友之益，必不能不念及颂天也 。

说到亚三，则必先说山东王鸿一先生（朝俊）。关于鸿一先生之为人，愚往昔有《悼王鸿一先生》一文宜参看。以今日眼光看去则其思想正富于人民性，其人正富于革命精神，其内蕴之侠义骨气直可干云。然先生于中国古人为己而尽伦之学独能体会而力行之。清末之革命既为其先驱，对于“五四”运动新思潮之兴起复深感兴味。顾于深感兴味之中，复大有所不安。不安于其菲薄固有学术文化也。恒谓时人之一意欧化或俄化者皆思想上之奴化云。亚三为鸿一先生之得意学生。民国九年亚三在北大聆愚所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讲演，暑假返鲁为鸿一先生述之。先生大喜，谓颇能解决其思想上之问题，即来京相晤，并邀愚次年赴济南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即成于此。其后民十三（1924）为筹备曲阜大学而先办曹州中学高中部（预备学生）及重华书院（预备师资），民十八（1929）出版《村治》月刊，皆由鸿一倡议而愚赞成之，两人合作。时时居间联系并为愚助手者则亚三也。愚在曹州虽不过半年时间（其事当另详），然其草创颇费一段功夫，聚合一些朋友，且因招收学生而引进一些青年，有自此相从数十年不离者，如武绍文、李渊庭[6] 、席朝杰[7] 、吕烈卿[8] 等皆是。

熊先生亦当时同赴曹州共事之一人。《十力语要》最初辑录出于高赞非（佩纶）之手，题曰《尊闻录》。赞非之从游熊先生即始于曹州。先是赞非之父高庄先生闻愚办学曹州，特遣赞非兄弟自郯城来从学。愚审其资质及学历未令入高中部，而令其专从熊先生。赞非既随熊先生多年，庄由是亦与熊先生时时通信问学而相熟。今《十力语要》所存者不过其书信之一二。其后在乡村工作中，赞非为愚得力助手之一。

《十力语要》中又见有马乾符之名，乾符盖其时曹州高中教员。当时高中教员亲近熊先生者非止乾符一人，不过未见于《语要》而已。

1924年尾愚一人先离去曹州，仍嘱同人继续维持至次年暑期，满一学年而后退出（惟亚三仍留于其间）。曹州高中暨重华书院为彼时聚合朋友，引进青年之一缘会。此一缘会既失，熊先生仍回北大授课，徐名鸿（艮庸之友）[9] 仍回师大附中，马乾符仍回山西，钟伯良则经愚介绍至南开中学任教，……其余大都类是。唯愚及平叔、艮庸等数人益切志于学，不谋职业，则赁屋于十刹海东煤厂以为共学聚处。此处离北大不甚远，熊先生仍同住。曹州新收学生武绍文、吕烈卿等，以平叔之启发，向学情殷，亦相从不离，虽知此间无毕业文凭可得，不计也。

是年（1925）年尾，平叔、艮庸、名鸿偕同去广州，旋即随陈真如（铭枢）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役。而愚同熊先生挈诸生则于 1926年迁居西郊万寿山大有庄一处大房内（其时尚有西友卫西琴先生同住）。

平叔等三人之去广州，盖由于其时广州李任潮、陈真如、张难先三公迭次来信劝我暨熊先生南下（共事革命，勿闭户讲学），而我等则推平叔等先往。关于我与李、陈、张三公结识缘由，就此简略一叙：愚之识李，系1920年在伍庸伯先生讲学座上，详愚所为伍先生传略中。识陈则由1923年夏秋间（此时熊先生住缨子胡同我家），陈北来访我于家。陈在欧阳先生门下学佛，曾与熊先生同住南京内学院相熟，从而知我也。识张则由熊先生之介绍，已见前。又经愚之介绍而张、伍遂相交好，张亦于伍先生讲会上而熟李，李在粤任两江督办时，邀张共事；李平定南路后，推荐张出任琼厓 民政厅长。1925年正是大革命前夕，革命空气紧张热烈，三公既投身其中，亦以革命大义责我等也。其后1927年愚乃应邀前往（平叔、艮庸偕行），则政治空气既已大变矣。

熊先生与我有颇长一段时间分手，即在我赴粤以及我在河南、山东从事乡村工作之十年间（1927—1937），抗日战争起后，彼此先后入川复相聚。然愚为抗战奔走，殊少宁息，除在璧山来凤驿西寿寺同住一时而外，盖亦不多见面也。

我两人间虽不多见面，其时平叔、艮庸、俶知、颂天以及其他诸友正亦筹办勉仁中学，先则聚于璧山城内或来凤驿，后则移至北碚，熊先生固时时与诸友相依而处，仿佛过去在北京聚处时。我偶得宁息，亦必回至其间，与熊先生及诸友盘桓数日也。盖自1935年8月先室黄靖贤身故，两儿皆在入学年龄，我自己既难照料，大抵皆依靠诸友为我照顾之。朋友聚处即是我的家。

附识一：艮庸为我二侄女培昭之婿，富眉生（介寿）为我表妹张敬孚之婿。两儿失母后，皆尝得昭侄、敬孚及平叔夫人陈慧卿女士之照料。

附识二：如上所说，1927年我南下到粤即与熊先生长时分手，抗战入川乃始有时会合。此时熊先生思想似犹未大变，偶尔谈学不契，亦不强求同。解放后聚首北京者三四年，各自有其所事，殊少深谈。及至1954年熊先生移住上海之后，其《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各书陆续出版，种种怪论乃著见其间，则莫能救矣。愚为读熊著书后一文所以未用与熊先 生通信论学方式，盖深知此中是非难可与共商榷，只好不出以相示。此或者落于姑息而非君子爱人之道乎？抑亦势所不得不然邪？愚窃莫能明审之矣。

以上为1962年旧稿，今1976年偶得便续写其他各友关系于另纸，恐有疏漏不周。年逾八十后，精力渐渐不逮也。

今续记各师友关系，信手写来，殊无次序。然大约有因北京大学而生关系者，有因河南山东乡村运动而发生关系者，不妨分别叙述之。

我任北京大学讲席是从1917至1924年之一期间。在人数众多同学中结有友好关系者，其或既著见前文即不再赘及。前文未之见而精神上形迹上相亲合者有罗膺中（庸）。1948年膺中应勉仁文学院之聘从西南联大来北碚，不久竟尔身故，可惜莫甚。幸有王星贤（培德）[10] 廿年至今同住北京，时常相会，最为彼此得益。我的书籍大部分约三万余册，1950年捐赠重庆的西南图书馆，小部分为京寓常用书，在1966年8月24日“文化大革命”中为红卫兵小将所撕毁或运走不知去向。治学写稿不能离参考书，只有索借于朋友。索借对象王星贤其一。至今手边案上架上盖不少借之星贤者。我写《人心与人生》，每写出一部分即送星贤看，星贤有意见辄指出修改之。

十年来（1966—1976）我借书对象星贤而外约有如下几家：

一为朱谦之。谦之收藏颇富，得其助益不少。谦之故后，其夫人何绛云犹时时供给一些。（今其书或捐赠或出售，已无存。）

一为老同学张申府。申府好收书，又多旧藏。申府富于学识，资助我者不少。（七十年前申府与我在顺天中学同学。）

一为郭大中（镛）。大中的书不算多，但我今案头用的书有些却是他的。大中与我结识，由张云川介绍，那是我1950年由川来京后的事。结交虽晚于他友，但近年过从较密者不能不数大中。

于是转而谈到张云川[11] 。云川原名张长濬 ，徐州人。为人爽朗有豪气，其夫人李芸书则温文有礼。云川与我的关系似是从宋乐颜[12] 而来。1929年乐颜随我在辉县百泉河南村治学院时闻云川在青岛被捕，托我设法营救。现在事隔几近五十年，记忆不清。乐颜与云川相识似是在1927年北伐军中。乐颜从我工作颇早，且甚久（云川未尝随我工作），先在河南，后在邹平，末后在北碚勉仁中学，竟故于勉中。

河南村治学院之设立，值得一为叙说：先是河南省教育界争取得教育经费独立，成立河南省教育款产处，由教育界推举王柄程（怡柯）任处长，主持其事。柄程人格俊伟，尤长于经理营运财务，卒使全省教育经费无绌欠而外，且有储存。村治学院即赖此储存款项而得举办。柄程与镇平彭禹廷（锡田）、孟县梁仲华（耀祖）为兄弟交。村治学院即由彭任院长、梁任副院长。1929年设筹备处时，我适从广东北返，且因广东政局改变，不回广东。经王鸿一先生介绍，与仲华、禹廷、柄程会晤于北京。我在广东原有“村治讲习所”之建议而未及实现。至此乃受聘为村院教务长，共同致力北方的乡村工作。

1929年正是冯玉祥驻兵河南时，村院之得以建立据闻盖经由王鸿一、梁式堂（建章）素为冯所礼敬的两先生而建白于冯者。

然此事之发动亦自有其由来。民国以来河南一省为东西南北四战之地，兵败为匪，匪聚为兵，积年兵匪之祸迫使村农组成红枪会以自卫。会中恒杂有迷信邪教，且有时为人操纵，彼此冲突。有心人士如彭王诸君盖发愿为知识分子领导的开明的农村自卫运动也。

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村院成立未满周年，即以蒋军入主开封而告终。学生三百余人结业散去，其中有以精神感召始终不失联系者数人，为孟宪光[13] 、赵道一（德庆）、李健三、常泰和等。

继河南村治学院而起者，是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冯部将领韩复榘先为河南省政府主席（有名义无实权），冯部西撤入关中时韩脱离冯而东进，蒋以中央政府名义任命他为山东省政府主席。村院结束，副院长梁仲华去济南向韩做报告，韩即面邀村院同人到山东来继续未竟之志。我与仲华及诸同人商议不沿用“村治”或“乡治”两词，而提出“乡村建设”一词，又改学院为研究院。院内分设乡村建设研究部及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推仲华为院长而我为研究部主任。其他人事安排大抵多用一些山东人。

彭禹廷未预闻山东事，回其镇平本县，闹“地方革命”（彭所创名词），改革田赋制度，有地三亩以下者可不纳粮，向地多之地主则累追加重征收。全县原分十个乡区，即成立“十区联合办事处”，俨然将代行县政府职权。凡其所为极得群众赞同钦仰。然不幸其后竟为奸人杀害而死。

乡建院于前述研究训练两部外，更有乡村建设实验区，即以院址所在之邹平县地区为之。县政府隶属研究院，县长人选由院方提名而省政府任命之。其后在全国第二届内政会议上通过县政实验区方案，则县政府之组织规程亦得以自为设计实验，不必循乎一般。

乡建院始于1931年春季，至1937年日寇入侵而结束。七年之间我自己曾以院长兼县长者偶尔有一次，时间不过两个月。如此短时间更不必报省府，前后任县长者不一其人，今不尽省忆。其间任县长两次且为1937年末任县长者为徐树人[14] 。

大约在1932年间，我兼主编《村治》月刊，月刊社设于北京旧刑部街（此街道，今并入复兴门大路），我有时由邹平回家（家属在京）亦到月刊社看看。一日忽遇徐树人来月刊社购书攀谈相识。盖徐有老父住家离月刊社不远。他本人那时方任河北省东光县县长，偶然请假省亲到京。据他谈，我在《村治》月刊上发表的《敢告今之言地方自治者》一文对时弊——中央部院官吏昧于地方基层病态实况——抉发最透辟。他初任县长本想为地方自治事业建树一点基础，方符合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之意旨。岂知在现行法制政令之下，举凡上级（中央或省府）所责成于县乡的一切事务只有假手土豪劣绅才得敷衍门面，应付办到。自己内心痛苦不安而无可如何。东光适在津浦铁路线上，我来往北京济南所必经过，他遂邀我路过东光时，到他县府休息一谈。后来他竟辞去县长到邹平求学。经过一段时间，我用他为院长室秘书。后来就推荐他担任邹平县长。

于是联想到萧克木[15] 。克木遇我于《村治》月刊社售书处，其情景恰与树人相似。我见其意殷殷，即引其进客厅叙谈。克木竟然伏地下拜，说对我钦仰已久，非如此不足以申其夙敬。他自陈先在上海新月书店学徒，后被召来京为胡适之掌理私人图书，极有志进修云云。我即许其到邹平一边工作一边进修。后来在邹平院内担任出版股工作，治事条理清楚，有创造计划，而自己勤恳修学尤不可及。抗日战争中设乡村书店于汉阳门码头，武汉退守又迁书店于重庆市衢，克木皆身为经理，功不可没。（后以敌机投弹轰炸重庆乃歇业。）

[1] 王平叔（1897—1940），四川巴县人，成都高师毕业。1921年来北平随作者共学，此后彼此即常往来或共事。

[2] 张俶知（1896—1989），四川石柱人。成都高师毕业。后在北大学习，得与作者相识。1926年参加北伐，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广东省一中任教。1930年工作于河南村治学院。1934—1937年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总务长兼研究部导师。此后，先后任四川省南充民众教育馆、勉仁中学、勉仁文学院教师、校长、教授等职。

[3] 陈亚三（1895—1964），山东郓城人。192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终生大部时间追随著者左右。1931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创办后，先后任训练部主任，菏泽乡建分院副院长。1935年任菏泽乡建实验县县长。1940年任著者创办之勉仁中学校长（四川重庆北碚）。1948年又任教于勉仁文学院。解放后随著者来北京。先生对先秦哲学、宋明理学均有研究，对易经研究尤有独到之处，并深有道家修养。

[4] 叶麐 （1893—1977），字石荪，四川兴文县人。1911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入北大哲学系。1921年赴法游学，专攻心理学。1929年获里昂大学博士学位。1930年起先后任清华、北大、川大、武大、山东大学等校教授、系主任、教务长等职。1952—1977年任西南师院教授。

[5] 云颂天（1901—1983），海南省文昌县人。自1924年来京从学于著者，即毕生追随左右，1928年任广东省立一中教员。1931—1934年在杭州问学于马一浮先生。1934—1937年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讲师。1940—1965年任勉仁中学教师，校长，并曾兼任勉仁文学院讲师。

[6] 李渊庭（1906—1994），名澂 ，内蒙托克托县人。1924年入曹州中学高中部，此后常追随著者左右。1943年入民盟。1950年起任著者秘书。

[7] 席朝杰（1906—1952），四川秀山县人。1924年至山东菏泽入省立六中高中部求学。 1925年随著者至北京相聚共学，并在北大旁听。1926年南下参加北伐。1927年参加南昌“八一”建军运动，1928年任广东省一中教员。1933年参加福建人民政府运动。1935—1937年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导师。1939年任四川南充省民教馆实验部主任，1946—1949年任乡村建设学院教授。

[8] 吕烈卿（1909—1987），浙江嵊县人。1924年入曹州中学高中部，后追随著者至北平、广州。1934—1936年就学于哈尔滨y.m.c.a学院。此后在多处中学任教。1952年起任西南师范学院副教授。

[9] 徐名鸿（1897—1934），广东丰顺人。1919年北京高师毕业。北伐任国民革命军四军十师政治部主任，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参加南昌“八一”起义。“一·二八”淞沪抗战任十九路军秘书长。1933年中央政府及红军签订《抗日作战协定》。闽变失败，1934年2月25日被粤军杀害于广东大埔。后追认为革命烈士。

[10] 王星贤（1901—1990），名培德，山东威海人。1925年北大英文系毕业。后在威海、杭州、桂林等地中学或师范任教。1939年任教于浙大。1940年入复性书院随马一浮先生工作学习。译有《修墓老人》等，并编校有《荀子集解》、《礼记集解》、《朱子语类》等古籍。

[11] 张云川（1904—1965），安徽萧县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六期。1928年随军北伐。1930年加入邓演达创建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41年加入民盟，任中委，同年赴港协助作者创办《光明报》。解放后历任民盟中委、副秘书长、农工民主党中委、常委、执行局委员等。历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12] 宋乐颜，山东菏泽人。曾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组主任、山东邹平县乡村师范校长、县教育科科长。抗战中于鲁西敌后任军委政治部直属第三政治大队二支队长。1951年起任勉十二中学校长。死于“文化大革命”。

[13] 孟宪光（1910—2000），河南荥阳人。河南村治学院学生，后在河北定县平教会、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七七”后从军抗日。胜利后在四川璧山县平教会实验区工作。解放后在南充任中学教员。

[14] 徐树人（1898—1989），江苏吴县人。早年曾就读于德人所办之青岛兰森大学。1929年任河北东光县县长。1931年与作者相识。1933—1937年在山东乡建院工作，曾任院长秘书、邹平实验县县长等职。抗战时任湖南永顺县县长、省府秘书等。胜利后在农民银行总行工作，曾任秘书、农贷督导员、办事处主任等职。解放后在人民银行重庆分行工作。1958年被勒令退职。

[15] 萧克木（1905—1985），江西永新县人。1922年起先后就读于北京汇文中学，中法大学。后曾供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32年起工作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乡村书店经理。解放后任东北银行专门学校和东北财经学院副教授。1985年于辽宁大学退休。

有关师友同住共学的记述三则[1]

一、朝会的来历及其意义

讲到朝会的来历，就要谈到我的生活。大体上说，我自二十岁至二十九岁为一段落。此段落为出世思想，走佛家的路。二十九岁以后重转回入世的路，一直到现在。二十九岁那年，在济南教育厅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先时已在北大讲过），民国十年付印，其中有一段意思曾说到求友；在结论中又曾说到我的主张和希望——要复兴古人讲学之风，使讲学与社会运动打成一片。近十数年来我就是如此做，从那时起（民国十一年）也就有了许多朋友跟我在一块。于是我的生活几乎是成了两面的了：一面是家庭，一面是朋友；一面是家庭之一员，一面是朋友团体之一员。朋友们在一起相处，虽然是一种团体生活，但没有什么会章。大家只是以人生向上来共相策励，每日只是读书，讲一讲学问。民国十三年，我辞去北大教职，和一些朋友到曹州去办高中，后来又辞职回北平，高中学生即有一些随着我们到北平的。

在北平师生共约十人，我们在什刹海租了一所房，共同居住，朝会自那时就很认真去做，大家共勉互进，讲求策励，极为认真。如在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皆在静默，惟间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的感觉心地清明、兴奋、静寂，觉得世人都在睡梦中，我独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在我们团坐时，都静默着，一点声息皆无。静默真是如何有意思啊！这样静默有时很长，最后亦不一定要讲话，即[使]讲话也讲得很少。无论说话与否，都觉得很有意义，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反省自己，只要能兴奋反省，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

十七年我在广东接办省立第一中学，朋友团体也随着到了广东，当时我同黄艮庸先生等拟了许多办法，都是与其他学校不同的。其中最要紧者有五点，现在在邹平还保存有二点，即朝会与部班主任制。十八年创办河南村治学院，其学则是我拟的，内容大多是从那边——广东一中转来的。现在邹平则又是从河南转来的。

在第一届研究部时，朝会每由我来讲话，初时都作静默，要大家心不旁骛，讲话则声音低微而沉着，话亦简切。到后来则有些变了，声音较大，话亦较长。但无论如何，朝会必须要早，要郑重，才能有朝气，意念沉着，能达入人心者深，能引人反省之念者亦强。

[1] 写于1934年。

二、秋意

现在秋意渐深。四时皆能激发人：春使人活泼高兴；夏天使人盛大；秋冬各有意思。我觉得秋天的意思最深，让人起许多感想，在心里动，而意味甚含蓄。不似其余节气或过于发露，或过于严刻。我觉得在秋天很易使人反省，使人动人生感慨。人在世上生活，如无人生的反省，则其一生就活得太粗浅，太无味了。无反省则无领略。秋天恰是一年发舒的气往回收，最能启人反省人生，而富感动的时候。但念头要转，感情要平。心平下来，平就对了。越落得对，其意味越深长；意味越深长越是对。我在秋天夜里醒时，心里感慨最多。每当微风吹动，身感薄凉的时候，感想之多，有如泉涌。可是最后归结，还是在人生的勉励上，仿佛是感触一番，还是收拾收拾往前走。我夙短于文学，但很知道文学就是对人生要有最大的领略与认识；他是与哲学相辅而行的。人人都应当受一点文学教育。这即是说人人都应当领略人生。心粗的人也当让他反省反省人生。也当让他有许多感想起来。当他在种种不同形式中生活时，如：四时、家庭、作客、作学生、当军人、一聚一散等等，都 应使他反省其生活，领略其生活。这种感想的启发都是帮助人生向上的。

三、我自己的长短

我的长处，归结言之，可有两点：一点为好学深思，思想深刻；一点则为不肯苟同于人。至于短处，不能用一句话说出来，大概说来就是自己不会调理自己，运用自己。头脑好像一条长的绳索，发挥放射出去，就收不回来，如我之好犯失眠症即其显证。要治此病，我自己也有一个方法，就是“诚”。大家或许也看出我是一片真诚；不过，实在说来，也在某一些地方上的念头不单纯。意思多就是不诚。不诚，则自己全副生命不能凝集于一处。意思分歧，念头就拴不住，仍然是不由自主的在活动。

在表面上似是自己能管理自己，旁人也看我是如此，如吃苦耐劳，屏绝嗜好，食色都很淡泊，其实这都是自己在勉强自己，勉强就等于以一个我管理一个我。他不是整个生命力的伟大活泼，就是不诚、不真切，这是不对的。我自己很知道生命力要是活泼的整个的才对，可是老是做不到。别人看我像是很好，其实内里也有毛病。

求到而做不到，这在我的确很苦，所以我求师求友之念极切。常想如何得遇哲人救我一下。孔子，是千载不遇的；就是遇到阳明先生及其弟子来教导我一下也好。我如果遇到，就把全生命交给他，要我如何我便如何。但这样的人在现在人类社会中仿佛没有，也或许是我求师求友之念不很真切吧？

大概一切生物都像机器一样，不停止的、不自主的在那里转，只有中国和印度的古代贤哲是比较进步了好多，他了解自己是如何去转，能以自动的转，不是机械的转。我自己觉得我现在还是在那里不自主的转。在学理上，我是比普通所谓学者的能了解人是自主的、自由的，自己可以运用自己，即中国印度贤哲的境界我知道了一点（普通人大都是不自主而自己还不了解，此实糊涂危险）；但还是没有做到那一种地步。这是我的一个缺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