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是整个社会的崩溃，是极严重的文化失调，而其苦闷之焦点，则著见于政治问题之没法解决。假定于政治问题的如何解决没有成竹在胸，而谈其他的，都是白费。我们的乡村组织是理想社会的一端倪、一苗芽，预备从这里重建中国文化。但必待经济进步，此端倪、苗芽者才得开展生长而不虚枉；经济进步则又必待政治问题的解决，才得开出机会来往前走。我们现在就预备谈一谈政治问题的解决。于此，我们先要分疏几个问题；将这几个问题分疏清楚，则政治问题解决的途径自见。

第一节　社会与政治

我们先来分疏“社会与政治”或“政治与社会”的问题。

近些年来，有许多朋友看我们只是埋头作一种社会改良运动，仿佛 不想管政治，也管不了政治；误会我们是要把政治问题放在最后，以为社会好了，政治自能好。有此误会，就对我们深不谓然。他们说：你不过问政治，政治却要过问你哩！撇开政治而专致力于社会能做得通吗？这让我想起来，这实在是一个多年的老问题了。从清末到现在，一切有心人不断地有这个疑问：还是赶紧解决政治问题呢？还是先致力于社会呢？一时倾向于此，一时倾向于彼，翻来复去有好几次。大略说在清末大家都热心政治改造，不论是立宪派或革命派，全集中心力于此点。革命成功后，便分出两不同倾向。像宋教仁一派，就注意政治不肯放松；另一派如蔡元培、汪精卫、李石曾、吴稚晖等，则愿从社会一面或文化上、学术上尽力，他们结盟相约都不做官，都不做议员。到民国三、四年袁世凯当政，并且进一步要做皇帝，此时国民、进步两党素不相合的也结合起来，一致奔走倒袁。可是当时有一个人，即黄远庸先生，为有名之政论家、批评家，他独有新觉悟。他写一封信给章行严，在《甲寅杂志》上发表。他大意是说：政治我不干了，这是毫无结果的努力！大家忘记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吗？欧洲的文艺复兴是近代文明的根本；中国现在也应当在根本上求，我们要努力于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但当时则无人赞成他这见解；章行严也驳他说，不倒袁，不解决政治问题，一切都是无办法。

但不几年，到民国六、七年上这风气就大变了。民国五年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引陈独秀、胡适之为助，于是有新思潮、新文化运动影响全国。当时便有人说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在这个时候，办大学，出杂志，创学会，出丛书，南北报纸讲究办副刊（如《学灯》等），谈学术思想、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极一时之盛。许多人从政治又回到社会上来。转变最清楚的，是梁任公、林长民一般向来热心政治的先生；他们组织一“新学会”，有篇《新学会成立宣言》，最足以表示他们的转变觉悟。他们也要舍政治而致力社会，致力文化。此风气发展的结 果，因有共产党的产生；同时（十二年）以曹锟贿选政治上腐败混沌之极，乃有民国十三年国民党的改组，自此以后便又转入热心政治时期了。十五、十六、十七年之北伐，革命热潮达于最高度；十七年而后，则又为之一变。因北伐完成，全国统一，大家的注意点又从上而转移到下，如地方自治、民众教育、乡村教育、乡村建设、县政改革等，作种种调查、研究、设计、实验。此唱彼和，影响传播直到现在。虽然其问题名目非一，然而由上到下，由整个总解决到零碎个别研究，注意社会实际问题，取途于文化运动，则总为一个风气。

从事一阵政治，觉得不对，用不上力气，还是致力于社会；致力于社会，觉得不行，又归到政治。二十多年来的转折翻复，见出了人们的烦躁和不知所措。本来社会与政治是互为影响的；政治不过是从社会来的一个反映，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同时社会要想进步，也不能不靠适宜的政治环境为前提。总之，社会的良窳视其政治条件；同时政治的良窳又视其社会基础。两面相影响至为迅捷，无论从哪一面用力，都可通到另一面的。实无所用其着急烦闷，也并没有用力于社会就放弃政治，用力于政治就放弃社会的嫌疑。然本来不应成为问题的，而在我们竟成了一个二三十年不能决的老问题。仿佛政治与社会、社会与政治，距离都很远的样子，岂不可怪！其实不是的，社会与政治仍是密切相关的。不过，我们眼前立脚的地方，距离我们要求达到之目的地则真是很远。在此距离的中间或称过渡期间，中国社会正在崩溃，我们一切的努力自不易见效，于是就着急了。

过去的错误全在不了解中国社会崩溃，一切努力中通没有将它打算在内；因而预期的效果就不能见。预期的效果固不能见，然力气也不白费。——中国局面就由此而推移到现在。现在的局面就是一面社会崩溃到最后，一面萌露新生机。在今日却不容再错误，而必须认识中国不是在常态中。在常态中，你致力于社会两眼就只照顾社会，奔走政治两眼 就只看政治，也许就够了。在崩溃混乱中，而求局面的好转，则必须合社会与政治当一件事来做，同时注意两面才行。此时你愈要求政治好，愈不能单在政治上用力，而需致力社会；你愈要求社会进步，愈不能单用力于社会，而需努力政治。我们的乡村运动表面上埋头于下层工作，但何曾一刻忘记上面的政治呢（《乡村建设论文集》自第二至第八各篇均明爽地论到政治）！我们常说政治力量比什么都大；它有三个优越点：

一、它占了一个顶正大的名义。它说它代表公家的；它以国家或地方的名义压倒你。你是私人，想干什么都干不了。它要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二、它有强制力。强制力一面从它的名义来，一面因握有武力。武力独握，是为政府的特征。以武力制裁一切，尚何所不可呢？

三、它有钱。有了大名义和强制力，它就可以征捐敛税，将人们的钱集中在它手里。钱的力量是大的，有了钱则所往无不如意。

这三个优点，前二点为我们私人所不能有；后一点虽可有也万不如它。因此我们如想为社会或国家做什么事，最好以政治力量来做，那最痛快，最方便，所不必言。最怕与政治力量分家，它是它，我是我；此时彼此所抱方针稍有出入不同，此一点不同就成了大问题。因为彼此都是动的，而不是静的。所以不相顺则相逆；逆则只有它而不容有我了。譬如我们做乡村建设，若政府与我们不是一个方针，我们的力量太小，它的力量太大，我们不曾做得一分，它那面做得八分九分；早相消而有余。所以除非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控制了它，要它听我们的才行。但你如果看政治要紧，就来干政治，其它且待政治解决了再说，则又错误。我们非双管齐下不能解决中国问题；非一只手把握着两端向前进，不能解决中国问题 。详细办法待后说出。

第二节　眼前与将来

我们再来分疏一个问题——在政治问题的苦闷中，我们的要求究竟在哪里？我们看见中国人都为政治问题所苦，而追问他们的要求在哪里，则似乎又不一样。这自然各有各的背景立场，不能从同；但似乎从中国政治问题本身，也就让我们有两个要求：一个是对眼前的要求；一个是对将来的要求。我们在数千年旧政治制度废弃后，当然要求一个新制度出来。此新制度一定要它合于理想。不然，是不甘心的。因为世界交通，我们的眼界已经开了，许多理想皆在活动，如不得满足势难稳定得住。这是说我们的计较很多，不肯放低我们的要求，而宁为远大的创造。但同时竟有一相反的心理，其势力也很大。就是：我们什么都不计较了，任何制度皆可以，谁来掌握政权也好。我们只希望大局统一稳定，对外好应付国际环境，对内法律渐得有效，政治渐趋清明。这是为二三十年扰攘不宁，望不见一点出路，不复敢望高处想。从前非民治不可，现在独裁也好；从前反对资本主义，现在就是资本主义也好。尤其外患日亟，非得统一有力政府不可；但能得此，不求附任何条件。此两不同要求，不但同存在这社会，而且可以看见同具于一人之身。这是矛盾呢？是不矛盾呢？我看不矛盾的。这并非思想不统一，而是中国政治问题原要分两步解决。在眼前应求一相当解决；在未来应求一根本解决。

不晓得双管齐下合作社会与政治当一件事来做，是错误的；不晓得分开两步来解决政治问题，而并两步做一步，也是错误的 。这两层意思同是为中国社会已崩溃到最后，要重新慢慢建造的原故。关于后一层，我曾有《中国现在尚不到宪法成功的时候》一文说过，可参看。有人以为国民党分训政与宪政两时期，也就是要分两步来解决中国政治问题。诚然有些相近，而其实不对。我们根本的着眼，是在调整社会关系，开出机会来以求中国社会的进步；从进步上，就使社会关系有一点新开展 新建立，而社会更得进步。如是辗转相生，重建一新中国社会。所谓分两步走，粗说是两步，其容易指见者是两步，实则细分是无数的（因为是循环的）。所谓政治问题的相当解决，就是指社会关系的一种调整，还说不上为某种政治机构的一时安立。因为社会崩溃到最后，任何一种政治机构也难形成于其上。像训政那样制度，若能安立在上边，则中国社会早不算是什么崩溃了。他想藉训政来过渡到理想的新政治制度之建立，其过渡的意思是对的；其借重于政治来负过渡的任务是错的。除了没深切认识社会的崩溃，没深切认识要从头做起，没深切认识过渡的意义之外，同时也是不明中国历史。历史上的中国，其政治从来是消极无为没有力量的，社会生活的进行从来不倚靠它；当此过渡期间，更如何能靠它来过渡呢 ？中国社会的支点重心向来在社会不在政治，到了这没办法的时候，仍只有反求于社会而不能乞灵于政治。这一个问题和前一个问题相联；前若明白，此也不烦言而解。我们着手于社会乃可收效于政治；着手于政治乃可收效于社会。过渡期间的政治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其解决不能靠政治，而正有赖乎社会。

必须分开两步解决是要看清的；过渡期间其支点在社会是要看清的。

第三节　政权属彼与政权属我

我们不要求现在就建立一新政治制度，我们只要求从现在过渡到新政治制度的实现。眼前任何制度也建立不起，制度问题用不着谈（这实是从讲认识中国问题之部起直讲到现在一贯的意思）。那末，还有没有政权属谁的问题呢（属谁才好，属谁才对）？从上面（第一节）我们要控制政治的话，好像政权要属于我们才行。但其实不然。这里也没有政权谁属的问题。因为这里没有我，也没有彼 ；彼我无从分也。试看下面 的分析。

我是谁呢？我是乡村运动者吗！彼是谁呢？彼是军阀吗！假令这样分，我想也是分不清的。在今日中国就没有凭藉法律制度建立的政权，一切政权都直接从武力而来；政权只是附属于军权的。那末，一旦乡村运动者掌握政权，必是先已掌了军权，成了军阀（若寄附军阀之下，或与军阀相结托，虽不是握军权，却也不算自掌政权，因那政权是从人家借来的）。这是逻辑上，也是事实上，一定而不易的。同时，军阀若一旦高谈乡村建设，也何尝不就是乡村运动者。所以结果彼我之界，实无从分。想要分只是两条道：

一条道，是乡村运动者自己始终不直操政权，——这实在是乡村运动者应抱持的态度；后面有说明。

一条道，是乡村运动者要自有其来历背景，划然不同于其它；所谓乡村运动者不单从其主观志愿来说，更以其客观背景为决定。则乡村运动者就不是人人都可以算的了。

前一条道，是从事后来严彼我之界。彼我之界诚可从此而严，而政权用不着属于我才可完成乡村运动者的意思也就有了。后一条道，是于事先来定彼我之界。彼我之界诚然这样来定最好，但无奈这客观条件实在寻不出来（后面自详）。那末，人人皆得而为乡村运动者，则政权用不着定要属于我，也就可以明白了。

照上边所说，那末，当真政权无论属谁都是一样的吗？诚然，无论谁全是一样的——一样可以完成乡村建设。因为任何谁的政权，都没有妨碍我们乡村运动的必然性，却皆有跟着我们走的可能性。于此，我们先来说一说我们意思要求的申达机会并不难。我们知道有两种不同的国家：一种国家，大体上说，是把政权公开于众，容社会上各方面的人发抒意见，社会上的众人，有力量来推动政府，申达自己的要求；并可循着法律轨道，取得政权，行其所志；还有一种国家，其政权不是公开 的，而是垄断于一阶级一集团，在此范围外的人，就没有参加的机会；好多人的意思要求很难申达，除非你推翻现政权，自己上台。仿佛世界上的国家，都可以分别归类在这两种里面；但中国则两种都不是。表面上，现在政权是属于国民党，以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旁人都没有份；前些年高唱着“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党权高于一切”，很像是第二种国家。而其实党界不清，直等于没有，派别则分歧不可胜数，实际政权分属于几个军事领袖，根本国权未立，不成其为国家。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固无从循轨道以求政权，申达所志；也难实行革命，自己上台。凡我们主张要求的，倒别有其申达机会，并不为难。

这种局面（军阀割据之局）已是二三十年，其祸国殃民自不用说；然也有其好的一面。那就是，谁也包办不了，而给各方面不同的意思要求以申达发挥的机会。在这局面中，政权是分裂单弱而不固定 。分裂为人所共见；单弱是以其分裂故单弱；不固定是因其没有根故不固定。二三十年来的政局，不知变化了多少次，最强如袁世凯也不过三四年，最长久就是现在的蒋公，而数年间也下了几次台。如此情形下，谁还拦挡得了谁呢？试以我们自己来说，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们的乡村建设主张，固不违反三民主义，却是自成系统，不同于人。这个地方不容，还有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不容，还有第三个地方。当初容了下来，由此就有后来的发展。总而言之，散而且乱的中国社会，反映到政治也是散而且乱，没有自由的空气，却有自由的事实 。我尝讲过“统制与实验”的问题。我说：中国需要讲统制，中国也需要讲实验。但统制就不容实验，实验则统制讲不了。二者不可得兼，我将舍统制而取实验。从表面情势上看，对于统制极其需切，所以普通人都可以见到。但骨子里当此文化上大转变时期，非给各方以实验机会，则生机杜绝，一切创造将不可能。而且事实使统制不能讲；事实使实验能够行。这也就是告诉我们此刻要实验，而不要统制了。不过，统制的需要，终不可否认，统制的 可能，慢慢要加大。到能统制，也就是要统制 。我相信中国是要从实验到统制的。眼前的中国政局，就还在容各方实验的阶段。

照普通之例，政府为一面，社会为一面，中间总有点隔离。国家愈大，则政府愈高，离社会不免更远。说句笑话，中国幸好不统一，政府是多个的，社会与政府间的隔离得以缩小些。好像政府与政府间的分离空隙，和社会与政府间的隔离空隙，成反比例。即政府分的愈多，社会与政府隔离愈小。假若全国分化为一万个政府，那末，我想许多不同的意见主张，将更得着各自申达的机会；许多社会隐曲痛苦要求，也许比较容易宣通。倘若所有的政府与政府都合起来，总成为一面，而与社会相对；那就彼此各为一立场，俨然两个营垒了。两方情感要求，此时恐怕就难以相通；矛盾隔阂未有不大的。就在彼此一分一合之间，而形势大异；这个必须体会认识，现在好的是，中国社会散，政府本身也散，大家都散到一处去；所以没什么不可越的鸿沟界限，没什么尖锐的矛盾严重的冲突利害痛痒，说它（政府）同我们一致，这个话固难讲；说不是一致而全然两样的，恐怕也不衷于事实 。所以常有人问我：乡村运动与军阀不冲突吗？我说：不致冲突。他们说：现在虽不感觉冲突，照你们的计划干下去，怕不见容吧？然我相信终归不冲突；我敢包不冲突。这就是因为军阀没有其特殊一定的根据背景在社会，因而它也就没有一定不易和我们不同的立场。更其没有什么后盾势力，与我们冲突到底。中国社会向来就没有本有源的两种势力。我们代表大社会，他代表什么？他没有后盾，他干什么与我们冲突？偶然小不合，不算数的。我们代表大社会，他也在大社会中间，最后他只有同化于我们完事。

若明白军阀不会与我们冲突之理，则我们不能自操政权之理，也可明白。这都是一个理，其理皆在彼我根本不可分。盖必从社会上有划然可分之彼我，则冲突不可逃，而后反逼出我有自操政权之必要，而后反逼出我有自操政权之可能。什么是可能呢？什么是不可能呢？如果乡村 运动者能成功一个党团，则操政权为可能；不成党团，则不可能 。此成党团与否，决于社会形势，而不决于我们自己。中国社会从其形势上说，是不能产生党团的。所以三民主义成不了党，乡村建设也成不了党。因为三民主义成不了党，所以中国政治问题在北伐以后，还同北伐之前一样没曾解决。那末，乡村建设成不了党，乡村运动者自操政权，又岂有两样？即便政权属我，又有什么用呢？总不过是一隅之地，固不能统治全国；总不过是两年短命，断不会什么长久的。在二三十年“分裂单弱而不固定”的戏剧里，添演一幕，好没意味！所以问题决不在政权属谁。

第四节　何谓中国政治问题的相当解决

有人叹息乡村建设的主张，没能为政府采用作国是、国策。其实，在中央，在各地方；像乡村建设这一类的设施提倡，不已经很多吗？在中央，除了农村复兴委员会之外，和它类似的大小机关组织，听说还有四五个。如嫌不够，再增几个也不难。然而，这有什么用呢？又有许多人，以为自己拿到政权就有办法；其意似乎就恨政权不在手。其实要上台有何难？上台之后，一样的没有办法。说起内战，还是起内战，武力横行，还是武力横行；法律失效；政治腐败，乡村常被牺牲，没有建设机会，种种还是一样免不了！不要说你上台不行；就是圣人上台也不行！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那里？问题本只一个，而眼前感受的痛苦或说是病象则可列举为几点：

1.武力横行，法律无效——武力本来是最后的手段，而中国此刻几乎变成最初的手段，一上来就是武力。社会的秩序性已降至最低度。社会之成为一社会，全靠秩序；武力的露头、武力的横行，实在是不能再 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予我们的痛苦祸害，无法细数。怎样把武力慢慢收起来，而理性抬头，秩序渐复，是我们第一个要求。

2. 政府的腐败——此指用人行政一切浮滥不经济，贪污不法。在此贫乏的国家为最大的浪费消耗，且集中人才而毁坏之，以种种不良习惯影响予社会；最可痛惜之事莫过于此。常听到有廉洁政府的呼吁，政府也或以此为口号。其实是一句解不通的话。如果一切都有预算，一切都有规矩条理，那末，循守无违就是了。有什么贪污廉洁问题？贪污就不容于法，格外廉洁也用不着。难道一月一百元薪水，偏要拿八十吗？从廉洁的口号，就见出行政上漫无凭准，未上轨道。要国家有转机，不能不先从政府改好做起。这是我们第二个要求。

3. 下情隔膜措施不当——这里面包涵问题多的很。在政府，尤其中央和地方上级政府，不知做了多少为国为民的政令计划，而结果反而给老百姓加重痛苦，为害无穷。要真了解下情是很不容易的。即以我们在邹平天天讲乡村，说乡村，而所做所为尚不免隔阂之讥。试问高坐在各部、院、厅、府的长官，和留洋回来的专门家，其发号施令，有几成可以有当于事实呢？多少好力气都用在错道上，这绝不是小问题。如何宣通下情，使政府措施皆得其当，为我们的第三个要求。

4. 内战及内战前内战后的一切——内战的直接破坏损失，固不可胜计；内战前，为养兵为购军火而滥用去的民脂民膏，和战后间接的破坏损失，更不可胜计。二三十年来国势的沉沦，国际侵略压迫的加重，全由于此。如何制止内战，是我们最根本的一个要求。

总而言之，以上四点都是使国势急剧地向下，足以毁灭我们民族的。必须免去这个，社会才有向上进步的机会。这四点其病源皆是一个，就是军权政权分裂，国权树立不起。只要能稳定大局，统一国家，则其余一切自然可以就绪。内战问题是不统一不稳定的直接表露，固不必说；其余问题也总由大局扰攘不宁，常在一种临时状态中，一切讲不 起而致。大局稳定下来，好比混水慢慢澄清，有什么问题才可以觉察发现，才可以讲求解决之道。要紧的就是要开这发觉问题解决问题之门。所谓中国政治问题的相当解决，就是这个；就是要做到“统一稳定”四字。这样才开出来机会让社会进步。乡村建设非他，就是有方针有整个计划的，使社会进步到达一个理想社会的工作。这工作的开始，不能不以大局统一稳定为前提。但如何可以做到统一稳定呢？

笫五节　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在哪里

上节我们指明了我们迫切要解决的问题；现在则想求得解决问题的那个动力，问题便好解决。有人爱谈计划、方策、办法（类如中国应如何行经济建设等），而问其如何能见诸实行，则答不上来。这样，就可证明他未曾想到解决问题的动力，其所谓办法显然无用。办法实在不忙讲，要紧是寻得解决问题的动力；没有能动的力量，一切都是白说。能动的力量有了，他自然会想办法，比你替他想的还周到切实。又有人勇于自任，仿佛国家问题、社会问题，从个人的志愿、同志的号召，就可解决。其实我们在社会中甚为渺小；社会决定我们，我们却难要他听我们的。天下大事非你我可以解决；解决的力量天然存在于问题之中 。任何聪明有本领的人，也不过有眼光能发现这力量所在，而投身于其中，藉着自然形势的力量为他的力量。必须这样，而后拿出来的办法，才是从眼前脚下可以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而不是托希望于不可知之数，这眼光也不是天生的，是从历史启发出来的。

关于解决中国问题动力的研究，我早曾写过《中国问题之解决》一文，又《我们政治上第二个不通的路》一文均曾谈过（均见《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兹节录前文于次：

一、中国问题之解决的主动力何在？换句话说，靠什么人来解决中国问题？

二、中国问题之解决的方式如何？是改良，抑或革命？

要决定这两点，必先认识中国问题是个什么样问题？譬如认定中国问题是在外不在内，如同印度人受制于英国人一样：那末对第一点，就应当是整个中国民族来解决这问题；对第二点，就应当说是民族革命。又如认定中国问题在内而不在外，如同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爆发，或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爆发一样；那末对第一点，就应当是社会中某阶级或其如何联结为原动力；对第二点，就应当是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诸如此类，可推而知。

从一九一一年的中国革命看去，很像是中国社会内部问题，即是对待满洲皇帝之一种民主革命；但从一九二六—二七年的中国革命看去，又像是对外打倒帝国主义的运动，而且含着浓厚的经济革命色彩，现在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不独国民党与共产党不同；即在国民党内或共产党内，也复见解纷歧派别对峙；至于其它如国家主义派等等更不须说了。又如胡适之先生不认中国为对外问题，也似不认中国为对内问题，而有其五大魔之说；殆认中国问题在其本身文化上的缺欠。本来自数十年前之变法维新运动，以及十年前之新文化运动，大家都是着眼在自己文化缺欠，而从事于改良运动的。罗素也尝说中国问题包有政治、经济、文化之三者。大概中国问题是在内或在外，是政治或经济或文化，几乎因时而异其向，因人而异其词；但似乎只有欹轻欹重之不同，没有专执一面或一点者。

照我想，我们的中国问题大概就是这样复杂难言的一个问题，原不如别人家的问题之简单决定。中国问题的特征，一则是“不一”；二则是“不定”。“不一”，是说外面内部以至种种都有。“不定”，因其不一自然不定；而我们意思更指问题中的各方面，其关 系不决定。关系决定者如封建地主与农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帝国主义者与其殖民地。但中国问题中，方面既多，关系复含混模棱不定。就外面说，压迫侵略我们的欧、美、日本帝国主义者并不能一致对我，形成彼此简单的两方面；而且我们也只是半独立国家，未曾干脆地作了人家殖民地。就内部说，则中国社会在封建社会与资本社会之间，谁也说不清是个什么社会；俄国共产党干部派尝名我们为“半封建”。——大概遇到中国事加一“半”字都颇适当。其实中国社会，一半因其不进步，一半因文化的特殊，乃异常散漫而流动。他不独没有形成阶级的对抗，乃至职业的或经济上同地位的联结，也每为家族的或地方乡土的关系之所掩 。（中国社会构造密于家族，亲于乡里，其它关系皆轻。）自满清推翻，共和宣布，法律上看去更像是政治机会已经公开而平等，但实际上则任何法律制度均未建树得起，廿年来已陷于无法律状态。于是乃由散漫流动，而更进于混乱不清 ，此时而欲于其问分出几方面，判定其关系，直为不可能。

中国问题既如此不一定，因而于我们所要讨论之两点，自有许多不同意见出来。关于第一点大概有下列几说：

一、全民革命说国民党中吴稚晖先生主之；又国家主义派也同此主张。大意在反对沿用共产党之阶级斗争观念，为农工小资产阶级联盟之说者。他们大都声明“全民”非中国人全体一个不缺之谓；但表其为各阶级大家合作，不出于某阶级或某部分人。

二、各阶级觉悟分子团结革命说国民党中汪精卫先生主之。他说国民党是超阶级的，由于各阶级觉悟分子的结合来行革命。他从民族对外来立言；其意也在反对一阶级革命说，及某某等阶级联合革命说。

三、农工小资产阶级（或小市民）联盟的革命说国民党中 所谓改组派如陈公博等许多人倡之。他们说国民党要在这三项人上成立其革命队伍，并且最好有一定比例即农百分之五十，工百分之三十，小资产阶级百分之二十。其意革命必有某阶级或某部分人为被革者，及牵于利害不肯革命者；若云“全民”即等于不革命。

四、被压迫民众的革命说十七年南京中央党部颁发出来的党员训练大纲，于上列三说均不取，而说：“中国社会大体只有农工商学兵妇女各界地位职业和性别的区分，而没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之显著事实；而农工商学兵妇女各界民众互相间不仅没有激烈的普遍的深刻的利害冲突，他们所受痛苦和所欲消灭的敌人大体又复相同；所以全国被压迫民众不能不团结一致，共立本党旗帜之下，谋全民族的解放和全社会生存问题的解决。”

五、有产者革命说一九二三讫一九二七年以前的共产党，大都认中国革命属于对外的民族革命及对内的民主革命；而这种革命都是要出自资产阶级的。一九二七年以后共产党里面对中国问题分开两种不同见解，其中斯大林派（或称干部派）仍不出此意；所以他们以为中国将来的政权应该是资产阶级性的工农民主政府。

六、无产者革命说共产党中反对现在干部之托洛斯基派，认为中国社会已资本主义化，而且自经两度革命（一九一一年及一九二六—二七年）后，资产阶级也已掌握政权；此刻正革命高潮一时歇落之际，将到临之第三度革命应当是无产阶级起来树立其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如同俄国的十月革命一样。

上列各说，有的不能令我们满意，有的我们认为错误。论者若非否认中国革命之对内性，即不应将革命力量笼统地属之中国人，如所云“全民”，或“一切各阶级”。我们本来问，靠谁革命？乃回答，全都革命；实没指得出来。汪说也不能稍愈于吴说。所谓觉悟分子之“觉悟”何指？必不能是和尚悟道之“觉悟”；自该是觉悟 要革命之“觉悟”。说各阶级觉悟分子来革命，即等于说：“谁革命？要革命的人革命。”这话如同没说一样，何能令人满意！被压迫民众说也不能稍胜。这等于问，谁起来反抗压迫？而回答，被压迫者起来反抗压迫；宁非无味。况且眼前的中国社会已完全陷于无法律无秩序状态，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已失其决定性，而没有分野。因最高权力寄于枪杆，大小不等，头绪纷纭，又且是转移无定，得失瞬变的。凡此近于滑稽，无当事实，囫囵吞枣的说法，一半固由中国人喜作不着边际的巧文章；一半正为中国原是这么混乱复杂没从指划剖别的一个东西。其他三说的批评；及各家说法的真正短处，则讨论到后面比较之可见。

我对于第一点的答案是：

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主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

欲说明此答案，还须翻回说明中国问题。照我的分析研究，现在之中国问题并不是其社会内部自己爆发的问题，而是受西洋文化的势力 （欧美并日本皆在内），压迫打击，引起文化上相形见绌之注意，而急求如何自救的问题 。大家要注意，中国社会内部并不是没问题；——至少满洲统治者是一个问题。但若东西始终隔绝，中国还是中国，不受西洋文化影响，即有问题爆发出来，其性质其形式也必非如现在这样。他将为旧日历史的重演，而必不会有新式的民主革命、民生革命、共产革命。“现在之中国问题”，发自内部者轻而来自外面者重；或也可说，由外面问题引发内部问题，并以外来的新形式演之者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颇能点出中国问题的内涵是些什么。其民族主义就是外面问题；——民族对外自求解放。其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就是内部的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虽曰内部问题，而实从外面引发的。所谓“外面引发”， 具有三义：

一、受外面的压迫打击，激起自己内部整顿改造的要求；

二、领会了外来的新理想，发动其对固有文化革命的要求；

三、外面势力及外面文化实际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将其卷到外面世界漩涡来，强迫地构生一全新的中国问题。

因此，其所谓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乃含有多分世界新性质，而不能不与外面相关，直可说成了世界问题之一部分。问题虽如此具有外面性，然而语其问题之如何解决，乃又重在内部。外面迫害所以有不可抗之势，及新理想为什么使中国人对固有文化起革命，乃至中国为什么不能改变推动外面世界而被改变于外面被卷到世界上来，胥由自家文化的特殊性与其很大缺欠而来。唯有将内部文化补充增高，使其物质与其人渐得跻于外面世界水平线的程度，是其问题解决所必要的功夫，而断不是以排开外面迫害为解决的。说到此处，使我们想起胡适之先生于打倒帝国主义不置意，而独创其五大魔之说，虽立言不免稍笨，而正非无所谓也。本身的缺欠由外面相形而益见。中国人于其固有政治、固有经济，初未必到了不能安不能忍的分际；其所以成为问题，实有文化改良、文化提高之意义，与其不得不然之势在。故我以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

按照上面的分析与说明，就可知道中国问题的发动，不能不靠其社会中之知识分子，而且必须是最先与外面接触的知识分子 。因为问题虽普遍地及于中国人之身，而看见了解这个问题的只有他；问题之紧迫虐苦或更在蚩蚩无知之分子，而感触亲切成为问题并有一方向摆在面前的，则必在他。我们试按之于历史事实，自变法维新运动、立宪运动以讫两度革命运动，其发动奔走者何人，就可证明了。日本人长谷川如是闲的话是对的；他说：“中国革命几为知 识阶级的事业，在一种孤立状态”；又说：“这知识阶级，人虽是中国人，但产生他们的是欧美日本近代国家的历史。”我们还可加上一句注释：第一度革命多是游日学生；第二度革命则是游俄学生。而革命人物多出自沿海的南方各省，革命势力且必以广东为根据地，似也皆由问题性质所规定而然。

不但问题发动，非于问题有认识的知识分子不可；尤且是解决问题的功夫，即是文化之推进增高，更非富于世界知识的知识分子不办。所以我们说，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主动以至于完成，都要靠其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似乎一社会问题之解决，原无不靠其社会中有头脑有知识者；一革命运动之前驱，原无不是思想家知识分子为领导者；何必独于中国为然？这其中却有个分别。在问题简单决定的社会，其问题是摆出在客观的，凡在问题中人于其方向所指，不必宣之于口而已喻之于心 。大抵是两方面：一面是要维持现秩序；一面是非破坏现秩序不可。所谓思想家者，不过于此时供给一套否认现秩序的理论与建设新秩序的理想；其破坏现秩序之革命基础力量，原别有在而不在他。新秩序之建设完成，自也要假手有头脑的人才行；然而方向之决定不在他身上。于此际，思想家有头脑者是宾不是主；主人自有在也。然若中国问题之真正主人为谁邪？以民族问题言之，宜为吾全民族；以政治问题言之，宜为有资产者；以经济问题言之，宜为无产阶级。问题复杂牵缠，主人多歧不定，互相消而等于无。如前所示国共两党各派领袖之聚讼纷纭，是有头脑者且迷于所向，彼社会中一般人更不自辨其出路；此时所得而依为解决问题之能动力量者果何在邪？于此际也，所谓在孤立状态的革命者之知识阶级，已自落于主人地位；欲不为主人其又让诸谁？更进一层言之，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其民族问题并不径直对外排开迫害，而引发内部问题；其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均非径直自 己发生的问题，而实于对世界为文化增高上有其意义。若果径直对外抗敌，或可合全民族为一力量；今引发内部问题，则何可能？若果径直自己发生的政治问题，或径直自己发生的经济问题，则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或可当主人之位；今顾非是，则何可以相拟？要知道，中国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重大的民族自救文化改造问题，早掩盖了其它问题；纵有革命亦是在民族自救意义内的，此民族自救运动，求诸全民族则宽泛无当；求诸某阶级某部分人，则狭窄不洽；而谓不在接触外面之先知先觉感触亲切之志士仁人而又在谁？文化改造之任，不在一社会文化中心之知识分子而又在谁 ？于此际也，先知先觉知识分子明明是主而不是宾矣。

我们现在可以看出许多先生呆笨地想从农工、无产者、被压迫者，寻求中国革命的动力之错误。在他们是设想这些人都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机会最不好的；则要起来推翻现状，求政治上经济上机会平等的，必是这些人。他们殊不知：

一、散漫流动又加混乱失序的中国社会，其政治上经济上机会之种种不等，非限于阶级大势之定然，顾落于个人运际之偶然；个人自求出路于现状之中，较诸破坏现状为社会谋出路容易得多； “非革命不可”形势造不成。不要说他不革命；革命了，他个人稍得地位机会，便留恋现状而落于不革命或反革命去。

二、在大势上定无好机会者，则唯穷乡僻壤蚩蚩无知之人。可以说：在中国现社会受压迫剥削最甚者，即于知识智力最低者。他不但没有新知识而已，同时他大半是离开外面世界最远者，陶铸于旧习惯最深者。他不动则已，动则为翻转回去的动。天下岂有问题中正主人，其解决问题的方向，走向反面去者？与其认他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不如说他正是中国问题的对象 ；前所谓文化改造民 族自救，其功夫正要在他身上做也。

反之，如果我们承认解决中国问题的人，必对于现代问题有判别力；则无论从其知识程度之取得测之，或既得后推之，其人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机会固已甚优越。中国问题可说是一个变例：革命的，不在多数被压迫剥削的劳力生产者，顾在少数可以压迫剥削他人以自了之人。这全为中国革命，是受外来文化刺激而为意识地牵拉使之向前改变；不同于因经济演进而社会自尔机械地被推动向前变化，如西洋往例 。

据说中国不识字的人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此百分之八十以上之不识字的人，大概被压迫剥削之劳力生产者占成数很多；其百分之十至二十识字的人，则军政各界土豪劣绅一切混饭寄生之辈占成数很多，而革命分子正也居其中。中国革命至少要出于识字的人；因为不像在西洋社会里，纵或受不到有形教育，其无形教育影响正大；在中国社会里，不靠有形教育作接引，更靠什么 ？但虽说中国革命必出于知识分子，而不能说知识分子一定革命。其革命或否，全在他意识的自由，几乎就是热心不热心的问题。在共产党自不爱听这话，然而他自己正也不能逃于此例。北平的大学学生虽多，究不胜洋车夫多，而共产党尽多是大学学生。此大学生之愿意作共产党，正如他同学之或愿作传教士，或愿作买办，或愿作官僚政客一样。

我们对于感受迫害虐苦的多数人之亟求解除苦痛那件事实，原不否认；只是他自己大没方向。然此自是社会中潜伏的解决社会问题之一大力量，为有革命方向的知识分子所必凭藉。否则，知识分子而热心革命者为数几何；又何能斡旋得全个社会成此远业？不过照我们的认识，他是宾而不是主耳。主与宾，何由定，方向在谁身上，谁是主；从乎其方向来完成其事者为宾 。于此，可以打个譬 喻。一社会知识智力之士，是其社会头脑心思之所寄；社会众人离他不得。一个人的行动，虽无不经过头脑判定而身体活动出来；但方向有早决于体内者，有待决于头脑者。唯社会亦然。西洋革命往例，好像一个人饥饿或干渴的问题先发自体内；而头脑为之觅饮求食。虽问题的判明与如何活动无不经过头脑者，而方向固已早决于体内，且上达之于脑，头脑不过从而映现于意识完成其事耳。饥一定求食，渴一定求饮，无容商量。现在的中国革命，好像一个人病了，身体内种种不适，而头脑为之觅药求医。此时问题的认取，——病在那里？解决的方向，——当吃什么药？一待头脑慎思明辨而后决；甚至身体初时尚不爱吃这药，待服下去后，方感得好。是则头脑决定方向，身体从而完成其事，比之前例，主宾互易，正自不同也。

所谓革命的知识分子所必凭藉的社会中潜伏之一大力量，我是指乡村间居民而说。我们可以看见历来对于中国问题之发动，有两种不同形式：

一种是通习外面世界情势之知识分子所发动者 ；历来的各种维新运动、各种革命运动皆属此例；

一种是不通外面情势之内地无知农民所发动者 ；同治、光绪年间闹的无数教案，1900年义和团之扶清灭洋运动，以及近年北方各省之红枪会、天门会，四川之神兵等等皆属此例。

虽然前一种也未见得果能认识中国问题，而为有眼光的发动；但其所认识的在当时就算最有眼光，而仿佛无以易之的了。若后一种则正同于一个病人为痛痒苦楚所激起的身体乱动 。许多先生期望径从这里得着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当然是错想；然事实上却也不能外乎此，而成其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 。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殆在引后种动力并入前者，而为一种动力 。然而这引的功夫，是要 由前者来作的。换句话说，革命的知识分子要下乡间去，与乡间居民打拼一起拖引他们上来。

于此，我们要分两步说明。

先说明我们为什么不用“农民”“农工”“被压迫民众”“无产阶级”等词，而特标“乡村居民”。我以为“有产”、“无产”是不适于拿来分别中国社会的。“产”若作生产工具讲，则有二亩地的贫农与自营手工业者都应有产了；有产无产相去不能以寸。产字若即作钱字解，则有钱无钱其以多少为准，更不好分。以“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来分，没有指实，不成一句话；而且已混乱无序，分别不来。农工二字似有所指，然其散漫与不一致，亦几为一空概念，没有实体。现在中国社会，其显然有厚薄之分、舒惨之异者，唯都市与乡村耳。此厚薄之分，在旧日固已有然；自西洋式的经济、西洋式的政治传入中国，更加取之此而益于彼；近年军阀与土匪并盛，一切压迫掠夺所不敢施什一于都市者，骈集于乡村；既饱则扬于都市。固然中国无所谓逃于封建领主的自由市民；然身体生命财产的自由，在都市居民比较还有点，乡村居民已绝对无可言者。乡村居民的苦痛，表现中国问题的灼点 不堪其苦者，避居于都市或外国租借地，便仿佛入了另一世界。故中国社会本不好分判得开，唯乡村与都市无论就政治言就经济言，却见形分势异 。避离乡间者皆地主乡绅；其所余乡村居民内部非无问题，然宜待后一步解决 ，我们所以不称“农民”而称“乡村居民”，其意盖在此。又交通不便，阶级不明，散散漫漫的中国人，其职业的或阶级的联系，远不如地方同乡里的关系之深、团结之易。而在都市中人则不足语此；他们是疏落不相干的。只有同一个乡村的人较为亲切，有时能形成一个力量。一面激于痛苦，一面易有团结，此所以为革命的知识分子所必凭藉也。

从历来中国问题之两种发动看去，其间有一大苦楚，即两种动力乖离，上下不相通 ，在下层动力固盲动而无益于事；在上层动力，以其离开问题所在而纯秉虚见从人事 ，其结果乃不能不落于二者：

一、搔不着痛痒 ；

二、背叛民众 。

所谓离开问题，即指其离开乡村；所谓纯秉虚见，即指其但袭外来眼光，摸不着自身问题，不为欧洲近代文明之景仰，即为欧洲最近潮流之追从。欧洲近代文明，一都市文明也；景仰都市文明，岂所以振拔乡村痛苦者？自教育实业警察陆军之兴，法律政治种种之改良，而乡村痛苦乃十倍于前！然此其背叛民众犹为不自觉的。欧洲最近潮流，一都市文明（或工业文明）之反响也；追从都市文明之反响，其何当于解决乡村问题？自国民革命兴，而军阀益以强，捐税征发益以重；自共产革命兴，而土匪日以张，乡村墟里日以毁。纵将巍巍的中央政府成立起来，其如早已离开民众而至背叛民众何？当初固自号代表多数民众，现在也非不自知其离开民众，背叛民众，而究竟无法纠正，无法善后！盖不从乡村起，自不能归本乡村；离开乡村，即离开民众；入手即错，其不走向背叛民众去固不止也。

我敢断言，如果这上层动力与下层动力总不接气，则中国问题永不得解决；而上下果一接气，中国问题马上有解决之望。

最要紧的一点，是中国问题自外引发，而非内部自发的。如果没有外力进门，只顺着它自己历史向下演，它只能为一治一乱的循环，而不会有近代式的革命。清廷固然有一天要倒，但不过再出一个明太祖，而不会出孙中山。因为问题不在内，所以不是阶级性的 ；因为问题自外来，所以是民族性的 。因此，就不要以阶级眼光寻求动力。再则，中国 问题是整个文化问题，而包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要谈政治问题，要谈经济问题，须不要忘记它原是一个文化问题 。因此，知识分子、教育工夫，遂为解决中国问题的要件。留洋学生在动力上，几乎要占第一位。中国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必生于澳门，长于香港，而不出于陕甘等内地；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开成立会，独缺甘肃人；也就是为此。

从中国社会的成份上看，除知识分子外，还有三项重要的人。一是军人；二是工商业者；三是农民。表面上看，军人最有力量；其次工商业者有钱，也有力量，农民虽多，而太散漫固陋，不见力量。知识分子虽在解决中国问题动力上极重要，却不能单独解决中国问题。过去总是结合军人，以为这个最有效力。然中国军人在经济上，无其地位根据，他非间接取之于旁人没饭吃，就非得旁人拥护不能稳固其势力。你靠他，他还不知道靠谁！在社会上真正有根的势力，还是在经济结构上不可少的人（地主、资本家、农、工、商）。军人绝不能代表社会；与军人结合，则自己也同变成一种无根的势力。所以知识分子不联合工商业者，就要联合农民才行。工商业者的力量虽可见，而在中国大社会里还是太小。农民的力量虽不见，而在中国大社会里还是大的。工商业者似乎好联合，而其实怕联合不上。农民看着不好联合，而其实必然还是他。并且联合工商业者，不免遗漏农民；联合农民，却包涵得工商业者（后面自详）。知识分子今后要想在解决中国问题上表见力量，非与农民联起来，为农民而说话，以农民作后盾不可。

上说联结农民，就是要去组织乡村。所以要组织乡村的，上面所引文中亦说及。就是三点：（一）地方乡土关系，重于职业的联系；（二）乡村有其整个性，更且我们此时要以乡村作整个看；（三）一乡一村团结较易。再从工商业者要依于乡村而存在那点上看，则工商业者也未尝不可一同联包在内；那末，不仅代表农民，也就可以代表大社会了。

第六节　解决眼前政治问题的途径

我尝想写一本书名为《中国政治问题之社会形势论》，现在未暇去写。大意是：要解决政治问题须理会其社会形势 。凡事都有个窍要，解决政治问题的窍要，须在这里求。那末，中国社会形势是如何呢？且不忙一口道破，先从事实上来指点看。那就请看，中国的内战、中国的分裂，是和外国不同的，例如美国从前也有南北战争；例如英国也有爱尔兰要求自治独立的事。但其性质、其事实内容，与我们显然两回事。他们是社会与社会冲突，而我们则只是政府与政府的冲突。他们是这一方社会与那一方社会不合，而反映到政治上有分裂有战争出现。我们则尽你政府与政府开战，于社会并不相干。我尝说，如果许我们说一句不通的话，我们可以说：若将政府除外，中国国家原来是统一的 。不过，可惜当说国家时，没有把政府除外的道理罢了。因为我们亲眼看见，当南北战争时，全国各省教育会，还照常举行全国联合会；乃至全国司法会议，那还可以开。这在外国人无论如何弄不明白的了。像从前齐（燮元）卢（永祥）之战，并非江浙两省地方上人有什么问题，而且两省人士还联合起来呼吁息兵呢！又如刘湘与刘文辉打仗，绝不是川东人与川西人有仇。二三十年来的内战，哪一件是问题发生在社会的呢？可知中国之分，分于上；外国之分，分于下 。

我们早说过了，中国人向来过的是散漫和平的生活；西洋人过的是集团斗争的生活。他们的国家虽是统一的，而其社会则有许多不同的分野，此疆彼界，隐然敌国。这许多分别或从宗教来，或从种族来，或为地域关系，或为阶级分化，或因职业联系，或因身份不同，种种问题多的很。大约最早的关键在宗教 ，后来的问题在阶级 。所以背景来历，都不是很浅；利害冲突，每每躲避不开。生在散漫和平社会中的我们，简直意识不到其意味之深刻、情势之严重。中国人恰好与他们相反。谁和 谁也不是仇敌；谁和谁也不是一家。也没有不容躲闪的冲突，也没有利害一致的相联。说分不分，说合不合，此其所以为散漫。从整个大社会说，倒是雍雍熙熙大家怪和气的。尤其浸濡在中国文化的中国本部地方，人口尽管数万万之多，南北东西千万里之遥，大山大川的阻隔，旧日交通之不便，曾没有什么分裂离异问题发生。反观西洋，英伦三岛已经很小，而爱尔兰与英格兰还要分；爱尔兰已经很小，而南爱尔兰与北爱尔兰还要分；简直让我们不可解，以中国之地面，以中国之人口，若搁在欧洲，不知分成若干国家，演成多少国际竞争。然在中国，竟是情感相通的一个社会而不分。此中消息正应该仔细参详。

我们再来看二三十年来的内战，其间军事首领彼此为友为敌，忽离忽合，前后变幻同于儿戏，恐怕他自己本人事后想起来都会失笑。同时在政争上的政治人物各大党派，思想之左倾右倾，主张之忽彼忽此，转变离奇前后矛盾，也有同样情形。追源其故；恐怕就是因为各人均没有一定背景，所以就没有一定立场。若在西洋社会的政党、革命党，各从其社会上一定基础背景而来，哪能没有其一贯的立场。所以我尝说，中国社会天然不能产生党团。强要模仿外国组党，组出来也是假的。外国是从其社会分野，已先分为几方不同的势力，相抗衡，相竞争，从而有党的组织。其党也真，其争也公。中国人则先无所依据，只为有所争夺而结党，其争也私，其党也假。否则，如国民党、如国家主义派，超然不着边际，想要代表全体，代表一切，结果是一切代表不了；空荡飘浮，不成其为党。在外国一党的政纲政策一切主张，多半是从他自身发出来的亲切要求。而我们的三民主义，则只是三句好话，人人得而赞成之：却是毫不亲切。我为此言，不是指摘国民党，我是点明这正是中国社会的产物，全不合西洋格律。

我们反复申明的，不外要大家深刻地认识中国旧日社会之散，深刻地认识今日社会之乱（这均在前讲认识问题之部讲了很多）。散漫而又 乱了向的中国人，表见在政治上，自有如上所说那可笑的情形。而因其夹着武力一个因素在内，就变成了人间的惨祸。武力是一工具，待人来用。人是散的，武力何能不分？人是乱的，武力何能不为祸？武力这工具，至少在今日还不能废，不但用以卫国，并且国内秩序的维持仍少不了它。普通都是法律摆在前面，而武力为后盾。法律显，而武力隐。在极有秩序的国家，连警察都少用，更用不着军队；但始终有武力在。这就是统治被统治未能泯然化合一体的原故。当前的问题，只是“如何善于控制武力而用之 ”的一个问题。武力问题安排妥当，政治问题就得一相当解决。

我们来看人家外国武力问题是怎样安排的呢？表面上他们武力是属国家所有。但国家一半为实体；一半是假名。所谓假名，是指其社会里面分成几方不同的势力，矛盾冲突并非一体。但此矛盾冲突之几方面，实又互相依存而不可离，对外尤见其统一性，所以一半还是实体。其武力所以很少对内用而多为对外用，就是其一半实体的表见。其武力总不免有对内维持秩序意味，就是由于内部矛盾而有的必要。从对内说，武力属国有的话，就非真。此时武力实属于一方面或一阶级，虽然也许不很直接不很明显。于是其社会就隐然成为两面：在武力之上者为统治一面；在武力之下者为被统治一面。两面是粗分着说；若细加体察，实像一复杂的机械，在巧妙地结构着 。因为是其社会内大小强弱几方不同势力都在参加，而且若分若合，一起一伏，关系位置各有不同。在统治一面，大约是一种势力，或以一种势力为主。也许他原来就占优势，也许凭藉政权就更以强越。遇事当然要听他的。他对外就代表国家；对内虽不免有其自己立场，但总是以公家名义维持大社会。所以内里非一事，而外则处处表见为统一国家者，就赖此。质言之，在一国里面必须有此一较强势力隐然为中心支柱才行。

前说：中国之分，分于上；外国之分，分于下。所谓分于下，就是 下面尽管有相抗衡相竞争的诸不同势力，而无碍上面政权的统一。所谓分于上，就是下面尽管不见有此疆彼界隐然敌国的各方势力，而上面政权却不免分裂。不留心的人一定以为外国内部没有什么分裂问题，只有中国才四分五裂。其实颠倒了。中国这种分裂浅浅地在表面；哪有外国内部矛盾的尖锐、冲突的严重呢？不留心的人一定以为中国社会既然没有什么此疆彼界的分野，那国家还不应当统一吗？其实颠倒了。正唯其为有此疆彼界，融浑难分，所以没有成片段成形体的一种势力，可以为中心支柱，可以越居统治一面 。而在经济组织实际关系未达于社会一体的时候，统治被统治就非分不可；你融浑难分，也得分！有本有源已成片段的势力既不可得，临时凑合又凑合不像（国民党等党派），于是只落在姓张的姓李的这一位那一位的个人头上。然而若大一个大社会，那一位也包办不来，则“分裂单弱而不固定”就为不可逃的局面了。

或者有人要问，历史上的中国不亦是一人为万姓之主吗？这个我们早讲过了，历史上的中国是没有政治的；武力是收起来的；以教化代政令，以礼俗代法律，是消极相安之局，非积极统治之局，在今日消极既非环境所许，强调的统治就得武力才行。武力必须操于阶级，不能掌于个人之手（此层前已讲过）。且在反对“家天下”之后，军队地盘属个人私有，众情不容；在推翻专制皇帝之后，大权独揽也为群情所不平。往日的一切迷信和礼教已经破除；新兴的“革命”与“打倒”正好借词；实在谁也维持不了这个局面。然而核心问题还在武力无处交代。我尝在乡间看见大批军队走过，我就纳闷：这是谁的武力呢？这是中国的吗？在逻辑上当然可以这样讲。但中国又在那里呢？实在太空泛，不亲切。他们名为西北军，那末，算是西北地方所有的吗？按之事实，亦不是。那末，他是冯玉祥个人所有吗？这倒亲切一些了。然而他实在也没有这么大家业本钱来养这么些人，来置备这一切；他也没有这么大 家业需要这么大武力来保护。究竟谁要养这武力？养来干什么用？真成疑问。冯先生也不过其一时的指挥者，一个带兵官，似不能算一主体而据有之。那末，这竟成了天地间无主之物！你说玄不玄呢？无主之物当然容易被人利用，二三十年来合纵连横忽彼忽此，无目的，无主宰，完全失去其工具性（川局即为中国之缩影，研究中国问题者最好看四川）。散漫无力的乡村社会，就整个在这下面牺牲（参看前讲乡村自救运动一段）。而不晓事的人，还在做武力统一的迷梦。其实武力统一中国不难，倒难在谁来统一武力呢！

谈至此，好像我们要想为武力造成一阶级势力为其主体了。不是这样；若这样，那便是不从中国的社会形势里去发见中国问题的解决途径；而硬要比照外国社会形势一步一趋地效颦了。况此主体也万万造不成的（社会无秩序则阶级培养不成，阶级不立而秩序更没有，二者如连环相扣，可参看前讲中国社会崩溃一段）。问题解决的窍要就藏在问题里面，近在眼前，何必远求。这边走不通，就走那边 将外国统一的法子，倒转过来就是中国统一的法子。那就是不求统一于上，而求统一于下 ，天下事情，短处翻过来就是长处，原来都是如此的。所谓求统一于下怎么讲呢？那就是求统一于社会。人家都说：国家统一则社会粗安；我们却应该说：社会统一则国家粗安 。在外国是把上面的统一掩盖下面的不统一。中国走那条道，既不可能，就把下面的统一来统摄上面的不统一，好了。中国社会不见此疆彼界，并不是联系融合了，而是散漫不成片段，反映在政权上，自然是分散的，现在就是要从社会方面做到下列三点：

1. 要从散漫进于联系 ；

2. 要见出一共同要求趋向来 ；

3. 要比以前有力量 。

这三点是相联的一回事。没有共同要求趋向，便联系不成；而联系 成了便有力量，无待更求力量。我们须知在外国社会里，所谓一方面的势力，即是一方面的要求。强越的势力，即是强越的要求。其国家的统一实在就统一于此强越要求之上 。全国一致的要求，偶然可以有，不是常有的。散而且乱的中国社会，就是苦于寻不出一强越有力的要求，掩盖其它；同时又说不上全国一致，而只见其散漫迷糊，离奇复杂，今日惟一要紧的事，必须调理出一个大方向（大要求）来，则大局夫何难定！ 明眼人一定可以看到此点的。

中国社会，果然从一个大致地共同趋向要求而相当地联系起来，则无主的武力此时便隐然有了主 ；没遮拦的武力此时也不致没遮拦。二三十年来，内战说发就发，武力横行，人民的生命财产自由不当一回事，实为社会太无力量，一味消极忍让放纵所致。一种力量要它不滥用，自己约束没有外力牵阻的容易有效。社会的联系体也不能直接地自操武力；而只能是间接地控制了它 。此控制不外两面：一面可说是约束；一面可说是遮拦。中国武力问题的妥当安排，只有此道。——这是从中国社会形势所看出来的惟一的一条道，再没有别的道。

第七节　一个具体的设计

上面将如何解决眼前政治问题的途径说了一个大意。底下我们再将具体的设计说出来。

我们的主张用一句话说，就是启发社会力量来稳定大局。这也不是新发明，许多人都曾看到此。记得曾有人（胡适之先生等）主张全国各职业团体联合起来过问政治；又有人（吴鼎昌、张伯苓诸先生等）提倡过废止内战大同盟，用意大都相近。可惜方法浮浅，缺点甚多，当然不会成功。职业团体联合之议，缺点在现来制造力量现用。要知新力量是 要一边养一边用的；未及培养锻炼就用，必不成功。而且所谓职业团体多半是空的，只想利用现成的东西，不想从社会深处来启发力量，也是不行的。所以有两个原则要记住：一是植根不深，便没有力量；一是新力量要在养中用，用中养，不得其养则力量不成 。废止内战大同盟缺点在专从内战损失之大，为祸之惨说话；徒以感情动人，而缺乏理智的分析判断。好像一个病人要不要开刀施手术，应当有很科学的诊断；不能说我怕痛，我怕流血。这样说话是太没力量的。我们对于中国问题，也须有一科学的诊断才能说话；说出话来才有力量。而且它只有消极的要求（废止内战），并无积极目标，可以往前进行。好比走路，只说不往西走；“不往西走”这句话，只能包涵在往东走那句话里边。若单说不往西走，谁知道你往那里去呢！这个断不会发生力量出来的。于此我们又有两个原则要记住：一是人类的力量在理智，缺乏理智便没有力量；一是力量生于积极活动，若只消极的要求不成其为力量 。于此我们又有两个原则要记住。

我们具体地设计，就是将我们分析认定的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给他组织起来。照我们的分析是：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主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合成的一种力量。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要在知识分子和乡下人身上求；已是无疑，不必再说：要研究的是他们以何种方式构成一力量。那自然就是我们乡村运动这一条道了。且不忙谈乡村运动，先来看看知识分子这一项人。

知识分子这一项人，无疑地是在完成中国社会改造文化改造上顶重要的人；他们的力量是大的，几十年来兴风作浪，好事歹事都是他们干的。但力量虽大，多半枉用了。要想他们一改其在过去政治上、社会上有害无益的作为，而发生其正当作用，那必须先治两个病：一个是“散”；一个是“乱”。“散”、“乱”本来是中国社会的病，却特别表著在他们身上。散莫散过他们；乱莫乱过他们。他们领着头散；他们领着头乱。要想中国社会不散不乱；必自他们不散不乱始。他们的散，根 于中国无宗教而理性开发最早来的（参看前讲《认识问题之部》及《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九五——二○○页）；他们的乱，就因为他们容易超然无一定立场，遇着这历史大转变、社会大改造时代，自然就思想纷歧，趋向靡定了。上天下地，由他去想；左倾右倾，一时而变。再加文人相轻，谁也不服谁。你有你的主义，我还有一套呢！心服口不服；口服心不服。在今日一个人若能说降十个知识分子，这本领就很大。怕圣人复生，也难将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统一。废止内战大同盟，只说消极的要求，不标积极的主张，何尝只是有一个消极的要求而止。他实在晓得一提出正面主张，肯于签名随着走的，就没有几个人了。只说到废止内战而止，或者能广结同情（民国六、七年间，我有《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小册子发表，就是一种反对内战运动，当时也从消极立言，正同一心理）。此中苦心，足可证明在今日要想标出一主张倡导一运动之难了。然没有一共同趋向目标，又怎能组织起来；不依旧是乱的散的！此一问题，谁能答复？

其次再来看乡下人如何呢？乡下人头脑没那末复杂，散虽散，大致还不很乱；心地实在，也不至于不肯服人；这是比较知识分子好的地方。然而他们有一大缺欠，就是十个有九个不识字，缺乏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的工具。现在要为广大的联络，不是很小的组织，岂是口头约会就行的？非用文字不能谈组织，而他们就是不通文字，这一问题又如何办呢？

说到此处，几乎智穷路绝。然而天下事，许多办法凭你想是想不出的，事实却会来凑泊你，殆有所谓天不绝人者。于是就有近十年来的乡村运动发生。从乡村运动不费力的就解答了上面两个难题。乡村运动由何发生，我们从一开头就讲过了（见前《讲乡村建设运动由何而起》）。现在叙一叙乡村运动发生的事实经过。乡村运动如不追溯很远，大概是发动于民国十四五年间。例如平教会成立的虽早，但其定县实验区则开 始于此时；陶知行 * 先生的晓庄师范，也创办于此时；今在无锡的教育学院，当时则经赵叔愚先生等各位以民众教育的名义，倡办于苏州；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南一带的农村改进工作，也于此时创始；还有华洋义赈会在河北各县乡间的合作运动，稍前于此时也有限。河南村治学院成立于民国八年，然豫鲁地方乡村自救乡村自卫却也萌芽于十五年间。就是王鸿一先生规定了农村立国制的《中华民国治平大纲草案》，也出版于此际。我个人所谓“乡治”那个意思，则决定于友人王平叔等自武汉北归之后，那恰是十五年尾。略就所知，屈指数之如此。时期虽如此凑巧相近，但实在各有各的来历不同。平教会是从识字运动，进而为乡村运动的。华洋义赈会是从救灾工作，不期而转到乡村运动的。晓庄为近年乡村教育的开山，那是从教育改造的动机而出现的。无锡的工作，则本于民众教育民众运动而来。中华职教社之农村改进，则为其职业教育运动之一新转向。河南山东的乡村自卫，是受刺激于兵匪之祸。若鸿一先生同我，则从中国问题多年烦闷后之一种开悟而来。至于各方面从救济农村而有的那许多乡村工作或事业，似乎是较后的事。

在这面，有很可注意的一点，就是乡村运动很像是中国的一种新教育运动。这不但如平教会、如晓庄、如无锡、如职教社都本来是在办教育，研究教育，其为新教育运动固不待言。就如我们本非从教育转过来的邹平工作，自己也无意谈教育，而总是被人看做一种新教育运动。美国霍金（hoking）教授以及教育家罗格（rugg）等，全是这样看法；庄泽宣先生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也以邹平当中国的新教育工作而报告。可巧我们的工作，也是藉着“乡农学校”“村学乡学”这些形式而进行，自己回省起来也确乎就是一种教育工作。又中国社会教育社，屡次开年会皆以“乡村建设复兴民族”为其讨论的中心问题。社会教育运动与乡 村建设运动，殆已合为一流（参看《漱溟教育文录》，二六九 —二七六页。最近四川乡村建设学院改称教育学院，也可为证）。国内各地乡村工作，统算起来，形式上当做一种教育而进行的居多数。我们虽原初没想谈教育，而至此也不得不谈了，故有《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一文，提出我根本改造中国教育制度的具体意见（见《漱溟教育文录》，一八○—一九八页）。其中指点出社会改造期间的教育，必须不同于常时；为完成中国革命，格外须有其教育设施。所谈的固然是教育，也就是乡村建设。

随着这新教育潮流而来的，还有两点可注意的事。一是现在流行的所谓 “政教合一”（用此名词殊不的当）。其内容就是：办社会教育的机关，藉政府力量施行他的社会教育，而政府则藉社会教育工夫，推行他的政令。或将下级行政机关，合并于社会教育机关（江苏昆山等处以区公所合并于民众教育馆）；或就下级地方组织，而设教育机关（江西等处就保甲组织设保学）；或以教育机关，而兼负下级行政的任务。种种不一。很多人说此风气以邹平开其先。不管是谁开的风气；也不管这里面用意安排浅深粗细各有不同；总之大家都要走这条道，似不难普及全国。还有一点，也同在流行着的是 “建教合作”。其内容是建设和教育合起来进行。因为各省都有建设厅和教育厅，各县都有建设局（或科）和教育局（或科）；经济一方面的如农业、如造林、如合作等等向属建设范围，实有放在民众教育里面来推行的必要；而同时办民众教育，单在文字上不在经济上做工夫也不行。彼此互相需要，此即 “建教合作”口号的由来。这些风气都与乡村运动联混地在开展中。同时还有 “县政改革”一件事，从实验区实验县而亦联在一起了；地方自治遂也包涵在内。留心时事的人，更可以看见最近学术机关和行政机关，彼此渐相联络，作着一些研究改革的事，亦正为进行上几项工作，彼此有相需之处。种种名色、种种工作，牵联混合，让人看见很欠整齐条理，简直莫 明其妙。然而这是事实的演变要到这一步，你能怪得谁呢！

我们谈这些话，是为什么呢？我们是想从近年社会上一些事实的发展，来证明我们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从而也就可以指点出知识分子和乡下人构合的方式来。我们以前分析中国政治上没办法的来由，曾指出“社会事实与意识要求不合”一层，非常重要。照通常的例子，旧社会秩序被推翻时，必其新社会之机构已孕育相当成熟；类似蝉之蜕壳；新旧之间自有一种交替。但今日中国问题不自内发，旧秩序以遭外来理想之否认，与激于民族自救之急切心理，骤被推翻；而新社会之机构初未有若何历史的孕育，遂致青黄不接，要想完成新社会的建设，自必先求社会的进步；而社会进步，则有赖经济建设。所以我们常说，中国要“以建设完成革命，从进步得到平等”，就是此意。然此推进整个社会向前进步的工作，表面上是经济建设为主，骨子里无在不是社会教育工夫。建设、教育二者，不能分开。新社会之所以为新社会，要紧的还是在人上，在社会关系上；不过人的提高、关系的合理，离不开经济条件就是了。从人一面说，就是教育；从物一面说，就是建设。物待人兴；建设必寓于教育。乡村建设本没旁的意思，就是要求中国社会的平均发展真实进步，其不能不归于教育一途，势所当然。

所以有“建教合作”的话，从上也可明白。“政教合一”，则因为此新教育运动与政府的兴革设施，只能相顺不许相逆，亦不致相逆而必能相顺。其必互相借助，亦势所当然。但此新教育若迳纳入行政系统，变成下级行政，则大不可。此层前讲“乡村组织”已经谈过从社会改进而联及行政改革，亦当有之事。无论社会改进或行政改革，大事小事，任何问题，都需要学术研究来指导。学术研究机关与实际工作机关，渐渐取得联络，亦是时势需要使然。所以从学术研究以至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应当融合贯通成为一个系统，与各级行政机关大小地方组织，相配合相沟通，来担负推动社会谋一切改革进步之责。此一大机构实为建设 新中国所必要。此新机构成功，自无名色杂多，条理不清，如今日之弊。所有知识分子，无论为专门为普通，均可于此系统中，有其地位。或居实验室，或入乡村，各尽力于建设新社会之大业。并不要知识分子全都下乡；不过比例上，下乡者当居最大多数。其与乡下人相结合的方式，当参考我所讲之“村学乡学”。在原则上，那是最能适应中国问题的。其详，还请看《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

似上不觉说向将来去了。就眼前说，一时还不能那样合理化系统化。乡村运动此刻正从不同的来历，在不同的地方，各自活动开展而互相影响着。大约将先为横的联络，纵的系统才得跟着而有；纵横辗转扩大去，逐渐走入系统化合理化。因事实在先，理论在后，结果自当如此。能于推进社会有最大效率的，要在纵的系统机构建立之后；而能于稳定政局开出社会进步机会的，则在横的广大联合之时 。前说中国问题苦于上层动力与下层动力总不接气，上下果一接气，就是转机到来。其头一步全在知识分子下乡。我推想是如下的：

一、知识分子于回到乡间去之前或后，必须有相当联络组织。

二、即从回乡的知识分子间之广大联络，逐渐有于散漫无统纪的中国社会，形成一中心势力之望。今日社会太没力量（尚不如清末），而只见滥充执行国权的军阀有无限威力；由此形势可望转移。

三、知识分子下乡后，其眼光见解乃剀切问题而不骛虚蹈空，其心志乃一定于革命而不移；——知识分子若徜徉于空气松和的都市或租界，无望其革命；只有下乡而且要到问题最多痛苦最烈的乡间，一定革命。在乡间人一面，则渐得开化，不再盲动于反对的方向去；不为土豪劣绅所操弄，乐近知识分子而不疑，双方各受变于对方，相接近而构生一个新动力；于是仿佛下层动力得了头脑眼目，又像上层动力得了基础根干。

四、此广大联合而植基某乡村的势力一形成，则形势顿即转移过 来，彼破坏乡村的势力乃不得不软化威胁克服于我。这好比病人身体元气复，生机开，则一切客邪不成问题一样。所谓社会中潜伏的大力量之开发而现其功用，即指此。

此乡村运动之广大联合，我推想将始终为一联合体，为二重组织；而非单一团体。那就是说：各地的乡村运动，各为一组织，再联合起来；亦许联合之上又联合，总非单一团体就是了。

我们再来说明这里面含有的意义。第一，知识分子下乡工作，可渐渐免除乡下人缺乏交通工具的困难；同时并促进其彼此间的联合活动。更且从乡村工作的联合，以知识分子为媒介，而农民亦不难广大联合起来。或有人问：这样不会知识分子冒充农民代表吗？我们可以回答：乡村运动除非将来不开展，如其一天一天能开展扩大的时候，其结果一定是将乡下人搅动起来，而不会只是知识分子唱独脚戏。开头固然知识分子地位重、力量大，不敢说没有以知识分子的意思为农民意思的事情。可是乡下人跟随着亦就起来了；他们的知识头脑渐渐开发，活动力量一天一天增长。终归有一天，这个势力的轻重大小慢慢地倒转过来。知识分子不能左右乡下人，而乡下人能左右知识分子。表面上也许乡下人听知识分子的话；实际上知识分子要为乡下人尽力，真能代表他的要求，他才听你的，不然，他是不听的。这个转变趋势完全涵在乡村运动之中，愈久愈见。所以从大势上看，前途是很稳的；知识分子没法子背叛民众，出卖民众的。更且要知道，我们的乡村运动与过去的农民运动在启发农民力量上是两条不同的路，过去的农民运动其所以领导农民者，每每目标太远太大，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等在农民都看得不切己，他没法子跟着你走。他要跟着你走，只有抛下了他的锄头拾起了枪杆。这在多数中国农民是不能干的，不肯干的。又如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虽然切近他的问题了；但纯属破坏行动，没土地没生路的少数农民也许跟着你走，大体上还是不行的。即令一时引动起来，也 许走到半路仍废然思返。在此破坏性的运动中，于农民自身的培养进步往往无暇做功夫（从某一面上也许有些进步）。终不如乡村建设运动在农民切身的问题上指点他向上求进步的路，从比较容易进行而于他有好处的事情做起，一定可以引动他起来，而养成他的力量。——这是说，乡下人只有借着乡村运动才可组织起来。

更巧妙的，是解决了知识分子散乱纷歧的问题。试分几点说明：

一、乡村运动只拈出问题，要大家注意，共谋解决；他和历来所有的运动径直标举主张者不同。历来各项运动莫不提出一个主张来，如主张废科举兴学校，如主张开国会行共和等；而乡村运动则只点醒人注意乡村，要向乡村下工夫而已。他于乡村的许多的问题，并未有一定之主张，很可以从容商讨。以主张示人，便有正反两面，或赞或否；谁能轻易相从？以问题示人，问题本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谁能否认？大家正无妨一同注意；注意之后，还无妨各本所见去下工夫，彼此不必强同？这是能容纳不同意见的人之一点。

二、乡村运动如其说他有主张，那只是主张建设，主张进步，主张要合理化，像这样主张，又有谁能反对呢？我们常说乡村建设是求中国社会的平均发展，真实进步。进步是大家所共求，平均更易得人同情。所以提起乡村工作，人家总赞为好事。这是能广结同情之一点。

三、乡村运动均不高谈主义，而切近事实去工作；这是人所共见的。谈主义则生争论，并且是永不得完的争论。着重事实找办法，事实只有一个，办得通，就是办法；办不通，不能算数。所以，不谈主义是关了分争之门；着重事实是开了彼此接近归一之门。此两门一关一开，大不相同。知识分子间所闹的许多不同，常常是名词之争、意气之争。愈争则愈争。什么事情本是相对的，而说起话来容易趋于一端。譬如倾向社会主义者，临到事实，社会抹杀个人太过，他怕也觉得不合适；倾向自由主义者，临到事实，个人妨碍社会太过，他也未必赞成。所谓人 情大抵不相远，事实未到跟前，彼此总是争执的，要想以意见消灭意见 ，是做不到的 ；只有以事实消灭之 ，乡村运动者很少发生口舌之争，而彼此在工作上倒颇能互相观摩，取益于人，就是为此。这是借着事实使大家自能归于一途之一点。

四、乡村运动既各有不同来历，而中国地方太大，风土各异，也正须分头工作，没有一家包办的必要与可能。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全国将永为一联合体，而非单一团体。这样，意气相投的人可以组织在一起；然后再与其它团体联合。联合的关系先来是宽泛的；顺着事实需要而加紧切。联合的中枢亦慢慢随着关系之增进而权力加强。这样就不是从一个中心向外扩大，而是从四下里集拢来，树立一个中心，这样就不是谁来包办，不是强人从我，而是各自都要舍己从人。此为最能将不同的许多方面收合在一起之一点。

五、乡村运动并不像组党一样要拥戴一个党魁，号召一切。其将来最高领袖人物正可从小范围内陶炼而慢慢拔露，得到较高地位，以至最高。在团体组织中万不能无领袖；而领袖问题常有很多困难，凡以领袖问题而致组织上之困难者，这样可以减少许多。因人的不和而不能合作者，却可以增加大家彼此合作的机会。此第五点。

总之，散而且乱的中国社会，天然不能产生西洋式的党团；而只能这样地凑拢联系起来，从分散而集中，从疏远而密近，从杂乱而到有条理。这是崩溃后的大社会向前去的一种转变。——惟一可能的转变；也就是促成知识分子可以合作的惟一机会；就社会说，是惟一的转机，舍此更无旁的转机可求。就知识分子说，只有这样才得有其供献于社会；不然，只有为害或不得其尽力之方。

我们前说要启发社会力量，应注意之四原则：第一，植根要深。我们植根于乡村农民身上，就合了这条件。第二，新力量要一边用一边养，不可用之太骤。如我们这条道，农民在乡村中，乡村运动在大社会 中，正都是这样慢慢以成其力量。第三，缺乏理智便没有力量。我们这条道，全从对于中国问题的深刻分析而来。真金不怕火炼；尽你批评，更增认识。第四，要有积极目标做积极活动。乡村建设正是积极的，而且目标远大，又能从眼前从脚下做起。他的活动由粗浅到精微，由一方面联到各方面，正不难从活动而养成力量，所有原则都是相合的。

第八节　几点的解说

关于从乡村运动解决眼前政治问题，我们还有几点的解说。有人对于乡村运动能以解决大局问题，相信不及。其实二三十年来的大局问题，据我们看见不都是决于人心之向背吗？清廷为什么必得退位？孙总理革命为什么能成功？决不是实力的较量，袁世凯于统一中国之后，为什么几十天工夫便倾覆下来？蔡松坡云南孤军起义，又靠什么成功？十五年北伐，为用兵最多之一次，而其成功还亦不在实力。若以实力相较，则广东出来的三万多枝枪，如何抵得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张作霖，这些大军阀多少万的军队呢？总之，大局问题并不决于实力。一胜一负、一成一败，更非偶然。凡躬预其事，或留心时事者，都亲眼看见人心向背的力量有多么大了！本来散漫的中国社会，其人多半没有一定不移的立场。“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的老话，就从这里产生。不过，总是要在大问题上才有较明白的反应；又只见其为消极的反应，不容易见其积极的表示罢了（消极否认，不积极拥护进取）。这其故亦是由于散漫。散漫了，有谁敢来积极呢？因此，“人心”这一大力量不易见得出，也就不好利用。虽不好利用，却不是没有。要对外复兴民族，非启发这力量不可。要对内解决社会问题，都非启发这力量不可。如何得从痛痒亲切处 ，条达出来多数人内心的要求 ，而贯串统一 之，是中国的生死问题 。得着这个法，便起死回生；得不着这个法，便只有等死！然而这个法是有的，明眼人自能看到。中国大多数人不是在乡村吗？经济上不是至今还靠农民支撑吗？他们的痛痒要求，抑闭而莫能伸；而他们的生死利害，又适为整个社会荣枯之所寄。那末，除了抓住这一点而导达之、启发之、贯串之、统一之，还有什么话说呢？人心在大问题上有反应，随那个问题都可有反应；消极上有力量，积极上更可有力量。只是没有人肯发深心大愿来做此巨大迂缓工夫而已；果然做去，解决大局问题何难之有。

有人以为：乡下人数量诚然极大，但穷苦蔽塞，论其力量比都市人差的很远；启发社会力量不求于都市而求于乡村，似乎不行。不知在资本主义国家，其乡村与都市诚然非一事，而且其间显有矛盾；但中国不然。中国未走上工商业的路，大小都市皆不过军事、政治、文化的中心，以及土货洋货进出的商业中心，而不是生产的；其生活全靠农村维持。本末相联，说乡村未尝遗弃都市。这就从救济乡村的呼声，不发于乡村而发于都市，可以证明。自民国十九年后，全国农业生产力大被破坏，乡村购买力随以降低，国际贸易出口进口相牵的急剧减退，影响百业，牵动全国。（今年二十五年，全国农产丰收，工商百业立见起色，如响斯应）。此时最先感觉到问题而着急说话的，实是上海金融界。盖上海为全国经济总枢，而金融机关又像分布在全国的神经网系。它对于全国经济从农业这一根本点而动摇崩溃的线索关系，知之最清；其本身的利害甚切，所以前途的可怕看得最明。其次教育界虽眼光敏锐不如金融家，而热心注意则甚早，所以都从乡村立场而要求教育改造。其次政府，也很注意而图挽救，不过其自身陷于矛盾形势中，建设不及破坏多，可说有心无力（参看前讲《乡村自救运动》一段）。倒是身在局中的乡下人，苦痛也苦痛惯了；有苦痛也不会说；更不知其关系牵涉之大，尚认为一己的命运不济，所以正有待于启发。了解这形势，抓住农 村不就是抓住全社会吗？还有一个很好的证明。在历届的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上，到会的各方面的人都有。有的是中央机关，有的是地方行政官吏，有的是大学教授，有农业家，有工业家，有医学家，有银行家，有教育家，自高等教育以至初等教育，自学校教育以至社会教育，有学术团体，有宗教团体，还有社会服务团体，如是种种。其包罗之广，为任何集会所不能比。假使我们掩起乡村工作讨论会这题目，而要想从到会人身上发现这是一种什么会议，简直不可能。而且这是自动集会，并非命令召集；每个人都要自出旅费，并无那个任招待。这就是告诉我们 ，乡村问题是全国各行各业各阶层各部分－共同的问题 ；除此而外，更难找到第二个这样的题目。自此会场上看，我们觉得散的中国社会连为一体的机会到了。乡村运动的广大联合，实不难将全社会联系为一体，那里止于是乡下人呢？

有人以为：要知识分子下乡，怕不容易；乡村运动既然是知识分子的下乡运动，其前途是很可怀疑的。诚然，今日知识分子与乡村间，有很多杆格不通的地方。一边骛新，一边守旧，一边生活欲望提高，一边生活最苦不过。所以无人肯去；去了，也不免做不通而跑回来。但如果明白几十年的社会变迁，和此时的社会大势，就知道知识分子虽然下乡不易，而终归脱不了下乡。所谓几十年来的社会变迁，就是中国自受西洋文化影响以后，不得不学西洋，而教育上的改变、学术上的改变居先。这种改变的结果，便是将乡村间的许多青年子弟引出乡村之外，不复能回去。因为西洋都市与中国乡村两边距离最大；而所谓新教育便是西洋化的教育，并且是都市文明体系中的一种制度。无论从知识思想、生活习惯，那一点上说，合于此者便不合于彼。所以乡村子弟受教育的那天，便是脱离乡村的那一天。恰好那时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乃至一切事均在模仿西洋。虽脱离乡村，仍不患无去处，至少还可以教书、办教育（此所以有轮回教育之讥）。但最初很希罕的洋学生，到 后愈来愈多了；而真正西洋都市文明的路又走不上去（工商不发达，都市无生产），就无出路可寻。于是自都拥挤在所谓军政学界。其饭碗竞争之激烈，未尝不是二三十年来政潮叠起一有力因素。乡村的负担入民国后便重于前清，几乎与年俱增，愈到后来愈重；亦无非为新知识分子愈充塞于都市，所谓军政学界不能不借种种名色强取之于乡村。初时乡村未甚破坏，尚可担负。入后乡村破坏愈甚，知识分子不独不能耐受其苦，兵匪骚乱亦受不了，走入都市者愈多；乡村竟成人财两空之势。而捐税敲剥仍有加无已，更遇大水大旱；“九一八”之变（北方各省受影响最大），“一 ·二八”之役（南方各省受影响最大），于是就陷于大崩溃（从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全国经济景象最惨）。到此时减轻农民负担，救济乡村的呼声，乃遍于上下。中央为此特召集全国财政会议，督饬各省厉行废除苛捐杂税。据财政部报告，各省自二十三年七月至二十四年八月，已实行裁减者共计五千余种，为数四千九百余万元。实际上其裁减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但往前去，恐怕有加无可加之势；知识分子再不为社会求出路，其自身也唯有陷于绝境而已。须知大家都要吃现成便宜饭是不行的；终有吃塌了的一天。如今已到此时际。只有转过来，合力为社会求出路，就在社会出路中有自己的出路。果为社会尽一分力，社会哪里能负你。所谓为社会求出路，头一步只有尽力于复兴农业生产，求全国经济的复苏；跟着从农业引发工业，完成经济建设。这是中国社会惟一的一条生路，也就是知识分子的生路所在。质言之，社会的生路要在乡村求，知识分子的生路也要在乡村求。这条路，初去是难，但愈走愈宽。都市里过剩的知识分子，尽你不愿回乡，而形势所逼恐怕非回来不可。自从乡村运动提倡以来，知识分子回乡已见其端。但难关尚未打开，只待运动再开展，而后乡村愈安定，生活愈好转，到那时一切转过来，自然没有什么难了。末后，乡村建设完成，则乡村都市不分；知识分子与乡下人也不分。统观社会前后变迁，好像当初有意地将 乡村子弟引出来；现在又送回去。当初若不出来，不行；现在不回去，亦不行。当初不出来，如何能洋化？不洋化，如何能与西洋文明接气，而引科学技术团体组织于中国？不洋化，如何能脱离乡村而逼成乡村崩溃？乡村不崩溃，如何能引起人注意乡村，而发动乡村运动？没有乡村运动，知识分子如何能回去，而建设新社会？一步一步相引而至，相逼而来，而结果是绕一个大圈，完成东西文明的沟通工作。

中国原来是一大乡村社会。中西相遇，引发中国社会的变化，此变化的结果就是乡村破坏。所以我们常说一部中国近百年史，从头至尾就是一部乡村破坏史。然在此大乡村社会中，知识分子超居经济机构之外，其负担生产之劳者则无知识；即商人亦无甚知识中国文化是经济与知识学术分离很远的一种文化）。乡村一天一天破坏，在农工生产者虽感痛苦，因无知识，不能说话。知识分子虽有说话资格，而未易感觉若何切肤痛苦。同时复以没有在乡村以外的一种势力，与乡村相对待，乡村意识不分明，自没有人专为乡村说话。所以乡村尽管破坏，却从来不闻人呼痛，也没有发生激烈的争执。然而到最近这些年农村经济大崩溃，实达于此破坏史的最后阶段；好比利刃直刺到命根上，到底不能不痛，这才呼声四起。虽说为时甚晚，然而天下事大都不到最后不见转机 。到此才见转机，固甚惨痛；然而转机就是要从惨痛中才得有 。散漫麻痹的神经顿得凝聚苏醒。痛极而呼的还是知识分子；因为在此社会中知觉最敏的还是他。

今所谓知识分子，便是从前所谓念书人。如我们所讲，他是代表理性，维持社会的。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众人之师，负着领导教化之责，很能超然照顾大局，不落一边。在辟建理想新社会的工作上说，他是最合条件不过的。因新社会的辟建，一定要能先知先觉，一定要用教育工夫（不过教育的内容，从前偏于人生行谊，此则知识技术的成分要重）。尢其要紧的在没有阶级立场，才能调整社会关系使进于理想社会。 三条具备，所以他天然适当来做这工作。如果不能尽其天职，只顾自己贪吃便宜饭，而且要吃好饭，那便是社会之贼。今之知识分子其将为师乎？其将为贼乎？于此二途，必当有所抉择。这好像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不能保其必为师而不为贼。在分析社会问题的时候，就不能作何论断。然而不然。中国问题不自内发，革命的不在多数被压迫剥削的劳力生产者，顾在少数可以压迫剥削他人以自了之知识分子；恰不能为机械力的解决，而必靠理性解决。其最高动力就在人类的向上心，可说原是一个道德问题。如果过去的知识分子没有向上心，早不会有过去的维新革命。过去既可有维新革命，今日就可有乡村运动。几十年来民族自救运动，再起再仆，再仆再起，虽或一时寻不出方向而沉闷，但并没有衰歇。那次运动无不以知识分子为前锋，决未看见其没出息。或为师，或为贼，两途果然分明，就可推断其走向乡村而无所难。以知识分子下乡不易，而虑及乡村运动前途者，似未能看到这里。

有人以为：军阀是中国实际上的支配者，不能除此祸根，则中国政治问题不算解决；而乡村运动似未能提出消灭军阀的办法。说军阀是中国的祸根，自然没有错。人人想消灭他，而总像是消灭不了；其实亦何难。凡事来有来踪去有去路；若问他怎样消灭，还须知道他怎样长起来。历史是最能启发我们眼光的。若从头至尾，将三四十年来大局变化统看一遍，则对此问题便可了然于胸。他并非传统存在着的东西；俗语称“封建军阀”，实有未当。在前清时，军权政权都是统一的。袁世凯练新军，所谓北洋军队经其一手造成。然而清廷说将兵权收回就收回（收归陆军部）；再则让他退休，就得退休。一九一一年那次革命，何曾闻有军阀这句话来。军阀之有，实在从有民国那一天才有的。因民国的成立，是成立于各省都督联合之上。都督便是军阀的开头。我们说军阀就是指自己握有武力者而说。在此以前，武力属于清廷；在此以后，武力论理应属于革命团体应属于民国。然而革命则有之，团体则难言；民 国则更难言。谁是民国呢？民国是谁呢？事实上还不落在某个人某个人之手吗？一大批队伍为自存计，亦须好歹拥一个领袖，据一个地盘；军阀割据之局由此而成。然割据之势虽成，军阀势力还不大。军阀势力是慢慢长起来的。就为政治上相竞争的各方面都要利用他；利用一度，势力增高一度。政客群来奔走其门，气焰自为之大张。初时发电报说话，总先说：“我本武人，不谙政治”，“军人本不当干政”几句话，后来也不说了。都被知识分子恭维的糊涂了。傲然以政府后台自居，而高于一切。这些事实都是我们亲眼见的。那末，军阀之为物；与其说为传统势力 ，毋宁说为新兴势力 这句话，不单在一九一一年那次革命后是正确的；即在十五年北伐后的今日局面，不还是正确的吗？因为无论新军阀旧军阀，都是借着革命潮流才起来的。说军阀是中国的实际支配者，就近处看，自是如此。远里看，则知军阀也是被支配的，尚有一大势力高越其上。此绝大势力维何？那就是三十年来国内一时一时的思想潮流。武力虽强，独不能抗潮流。试看三十年前武力全属清廷，清廷有那样大武力，可曾抗得革命潮流来？袁世凯也唯能顺应潮流，才得据有中国；一旦背逆潮流，随即倒败。十五年北伐，北洋军阀如摧枯拉朽而尽。唯早迎合潮流者，能苟存。不是武力的制胜，全是革命空气吹倒的。武力本身实无威灵 ，武力和潮流接合起来方有威灵 ；武力离去潮流 ，威灵便失 ，其一起一落，皆随潮流为变化，无能久者。久而不败，莫如山西阎公。然他是一机会主义者，一识时务的俊杰，善于应付环境而已。所以军阀非脆即弱，何足言强？总结起来，支配三十年来大局的是潮流而非武力。

思想激流其力强于武力，此理也不难明白。人类本是用头脑的动物，武力不过等于拳脚之用，如何做得主宰支配一切呢？武力还是工具；脑筋中一转，武力随之转向。制胜于武力是末；制胜于脑是本。若得其本，何患于末。思想潮流在中国这几十年来，三年五年一变，不但 古所未有，即外国也没有。盖此所谓潮流者，就是中国人对中国问题一时一时反应不同。中国人为中国问题所刺激，急切求一解决。初时望着前面像一条道，马上赶去，赶过去又不对。折而望着那面，又像一条道；赶过去又不对。屡试而不得其门，再仆再起，在前领导者都是知识分子。因为他有眼，他有脑。然而，本身社会构造微妙，外面环境瞬变不息，谁也看不准。所以一时有一时的朝向。其间一往一复，自有许多关系在。事后未尝不可发见其谬误；在当时却都能主宰一时的人心，从而左右武力，变更政局。自闽变失败，我们尝推断南京政府大约不容易倒了。这不是说南京政府武力更强固；乃是说闽变似在国民党共产党之间开一条路，代表一小小潮流；现在既不中用，再没有可以起而号召的主义旗帜。南京虽不是代表什么潮流，但在没有新的有力潮流起来之前，他没有法子倒；虽欲倒，也无人接替。单纯的武力是不配出头的。及今国际压迫严重，国人向心力强，也算一种潮流；南京之稳固可无待卜。但这决不足以解决军阀问题（可参看前讲《解决眼前政治问题的途径》一节）。若想解决军阀问题 ，必须抓住潮流而善用之 。试言之如下。

照我们的认识，乡村运动是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说潮流，他便是最后的潮流。近四十年间，民族自救运动总算起来可大别为一个前期、一个后期。此前期后期者，倒不是我们自成分段如此。特以西洋有近世的个人主义，又有最近的反个人主义；前后转变不同，其给我们的刺激也就不同，于是我们也就被动的截然有二期了。无论前期运动、后期运动，总都仿佛机械的反射运动一样，未有自觉的意识。方其造端经始，亦非没人看到其错误，预断其失败。然个人的先见可以有，社会则是没有先见的。当一世之人，心思耳目方有所蔽之时，要扭转得这社会的倾向，实有绝对地不可能。远从世界来的剧变，将这数千年历史长久不变的庞大社会卷入旋涡，而扰动发生的大转变，其波折往复有非偶然。我们已往的错误，或者一一皆是铁的。然而民族觉悟的时机，今天 是已到了。自近年从经济上将资本帝国主义揭穿，一切欧化的国家——或云近代国家——是一个什么东西亦既明白矣。“欧化不必良，欧人不足法”，是后期运动在中国人意识上开出的一大进步。此时还要复返于前期运动，真是所谓思想落伍，谁则能从公等之后者？自前两年革命热潮过后，沉下来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乃知补作中国社会史的分析研究工夫；今后之革命运动将非复感情冲动的产物，而不能不取决于理性。要知今日已是被动于西洋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终局 。前期运动过去了；后期运动过去了；再不能有第三期。就中国一面言之，一向懵懂糊涂，既没认清他人，又不了解自己者，由事实之推演，而逐步进于认识与自觉。就西洋一面言之，西洋戏法到得这一步，亦就穷了，更没什么新鲜的了！中国人学西洋，学到这一步，亦就完了，更没有什么可学的了；不觉悟，也会要觉悟了！今后除非中华民族更无前途 ，即也没什么自救运动再发动起来 ；如其有之，新运动之趋向，将不能不从“民族自觉”出发 。

民族自觉的头一步，便是觉悟到乡村；从这一步就可以觉悟到一切 。觉悟到我们原来社会构造的特殊，觉悟到我们不能不自有我们的前途；——虽然西洋的长处必要尽量地采用。十年来的乡村运动正是民族自觉的开端。无疑地，向前就是要从这里发展去，为一大潮流。过去潮流最强大者，当数一九一一及一九二六年两度革命；那是破坏运动，当然急骤热烈。这是建设运动，便天然是慢工夫而要沉着用力，其潮流的起来不能很快，表面上也难见热烈情绪。进展虽慢，但是很稳；他是长久下去的（不似其它潮流三年五年便成过去），其力弥大而不形。你不要因为看不出什么来而轻量了他。所谓抓住而善用之，就是乡村运动团体要守定在野的营垒 ，自己不操政权 。这样，军阀自然可以消灭 。何以言之：

一、军阀自其产生以至势力长大，都是藉着时代潮流和政治上的种 种风气。一句话说，全是知识分子捧起来的。好像俗说水母借鱼虾为眼睛，知识分子若不帮忙他，他自己有什么好办法？从前长起来的，此时就可消下去。尤其有资望的知识分子，若真有心救国，最好不上台。因现在所苦就是上重下轻，社会太没力量。大家都上台，则社会愈空。坐在社会一面，隐持清议，比较自己任一部长亲理行政所贡献者要大的多。并且照我们所计划的，在野不徒主持清议而已。树立起来乡村运动的联合中枢，就隐然为此一大社会的总脑筋。果有抱负，非不能施展。即此是消灭军阀之道。

二、中国社会本来缺乏对立的两面；然而政府与社会、社会与政府，却隐然有相对之意。站在政府，便像脱离社会，所以代表潮流的必不可以上台。潮流上台，则失去社会基础，也就是失去其所以为潮流，反而无力量。此其中有一个要点，就是武力的关系。政府拥有武力，社会则讲理性。理性就是彼此能说话，所以同处于社会立场，情意很容易相通。武力则挡住人说话，所以政府与社会两个情意很难相通。试问与社会情意隔阂的时候，还算什么潮流呢？武力不但于社会是分着的，是对立的；更且武力与武力是分着的，是对立的（因为中国的武力天然不会成一个）。所以乡村运动团体，若守定在野地位则与社会为一家，而且其自身团体也可稳固。一旦上台，恐怕自己也要分家。就是自己不分家，也难免与其它政权鼎立。谁若与武力结合起来 ，谁便陷身问题之中 ，不复能为解决问题的力量了 ！反之，抓住潮流；守定社会；潮流本是一大力量，超居武力之外，不用来解决武力，武力就可驯服。军阀就于此消灭。

三、大家说到要除军阀这一祸根，就仿佛他真是一个有根的东西，要斩除才行。其实他是无形之物，国家秩序建立，武力就范，军阀自无。军阀就是要用空气包围他，加以软性的压迫（最忌与之斗力）而化之使无；这是惟一的消除军阀之策。我担保中国军阀必可消灭；其消灭 就是这样消灭，更无他途。

综而言之，中国现在是要从调整社会关系以达于新社会关系的建立；却不是要造成一不平等社会关系（阶级统治），将来再求平等。调整之道，先要稳住它，再徐徐调理它；只在顺乎自然大势的转变推移，而无须多少人为的造作。我们一面建立否认一切内战的理论，让国人在这一点上有个明确的认识（这是我们目前应做的重要工作之一）；一面很斩决的不要政权，并让大家都晓得自操政权之无味。我们分析的很清楚，军阀不是革命对象，现在是没有秩序，而不是有一不平等秩序。我们绝对不承认有任何理由任何名义可以对内作战。中国此刻正在一过渡时代，只有大家各自小心谨慎，委曲求全，才可以渡过。中国社会问题不能为机械的解决，因为他原是从意识觉醒而来的文化改造，不是机械性的冲突。只有发挥理性去求解决，我们拒绝所有暴乱的行动。同时从乡村建设这个方向条理出大众的要求，而使散漫社会得一联系。上面不必要的分裂冲突消除，下面各方的了解与关系增进。一消一长之间，社会关系得到调整，便若有其意志可见，便自然有力量。唯社会有权，而后国权乃立。——这是和其它国家不同的地方。乡村建设运动就眼前说，其使命实在于形成一个社会意志，以立国权。在此以后，一切建设才可如飞地前进。我们也可以说，乡村建设需要一个机会才得进行；谁能开出这机会来呢？就是要它自己开出这机会来，更无其它力量可以替它开出机会来。乡村运动的最大意义正在此处；后来的建设尚在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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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陶行知（1891—1946），教育家，名文漕，字知行，后改行知。——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