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两大难处——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在研究院讲演
今天要同大家谈的，是“我们的两大难处”。原来我本拟为“两大苦处”，后来又改成“两大难处”。无论苦也罢，难也罢，反正是不好受的意思。所谓“我们的两大难处”是什么呢？头一点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 第二点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 。底下我解释这两句话：
头一点——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这是一个矛盾。旁处的乡村工作，也许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是在作一方面的或一项的改良工作、建设工作。说得不好听一点，他们是枝枝节节的工作。他们本来不说社会改造，这便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我们说要社会大改造，而非枝枝节节的做一点好事。既说社会改造，那就不应当接近政权，依靠政权。为什么呢？如果你（我们自己）承认现在的政权是一个革命政权，你所要完成的社会改造，也就是他所要完成的社会改造；那末，就用不着你再作什么社会改造运动了！你现在既作社会改造运动，则明明是你看他（现政权）改造不了。他既改造不了，你就应当否认他，你就应当夺取政权来完成社会改造！你既不否认他，而又顺随他在他底下活动；那 末，你本身就失掉了革命性，又怎么能完成社会改造呢？你不但在他底下活动，而且依附于他，这怎么能完成社会改造呢？照例，政府和社会比较；政府最代表那惰性、不进步性的；而大凡新的潮流、新的运动、新的创造，都是从社会发生的。除非他是一个革命政权；否则那个政权只代表惰性，不进步性的。比如苏俄共产党政府，那是一个革命政权；他所代表的是新的潮流、新的势力，他能够创造，能够完成革命。然而照一般的政权说，皆所未能。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求社会大改造，而实际上靠现政权作事，这是一个大矛盾！这个矛盾，以现在乡村工作的趋势看，像是更要加重的样子。在此刻，长江一带讨论“政教合一”的问题，讨论得非常热闹。这个名词，实不大妥当，可是他们都很喜欢用。究其所谓“政教合一”者，说的是什么呢？他们就是要：一面借行政上强制的力量办教育。尤其是办民众教育；一面拿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夫，来推行政府所要推行的各项新政。他们觉得办民众教育没有政府的力量为后盾，很难办，故要求政治力量来帮助；同时又感觉到，新政之推行不用教育的工夫，也很难推行得好，所以需要借重教育。这样一个内容，用“政教合一”这样一个名词；在南方闹得很热闹，大家很喜欢讨论，也有许多地方正在实验，如此结果下去，有让乡村工作行政化的趋势——乡村工作变成地方下级行政。乡村工作果真变成这样，那还有什么社会改造可谈呢？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第二点——“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这个话，差不多是一个事实。在无锡我们开的乡村工作讨论会，乃至去年在定县的一届年会，都可以看出其间乡村农民的代表差不多没有。放宽点说：即令有，为数也太少；最多的，还是教育界的人。其他如农业家、公共卫生家，这样的技术人才倒有；政府的人也很不少，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都有人出席；可是从乡村来的，代表农民的，真是凤毛麟角。即此可见乡村之不动。仿佛乡村工作讨论会和乡村没大关系，乡下人漠不关心，只是乡村 以外的人瞎嚷嚷，不但如此，我们试以乡村工作的几个重要的地方说：头一个定县平教会，在定县人并不欢迎。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惟不动，甚且因为我们动，反来和他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此足见我们未能代表乡村的要求！我们自以为我们的工作和乡村有好处，然而乡村并不欢迎；至少是彼此两回事，没有打成一片。即我们邹平，假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征求乡下人的意见——乡村建设研究院要搬家了，你们愿意不愿意？投票的结果如何，我也不敢担保。自然也有一些人觉得研究院，多少还没有劣迹，仿佛在这里也还不错，县长也很不坏，不走也好。顶多如此。或者他简直不表示，仿佛无成见，走也不留，不走也可以。真正的老乡，恐怕就是这个态度的。这个就足见你运动你的，与他无关，他并没动。此种现象，可以反证出我们是未能与乡村打成一片；让他知道我们是为他，而造成一种不可分离的形势。邹平定县是如此，河南镇平内乡一带也许比我们强一点；因为他确是地方人（彭禹廷先生等）自己起来的，真替乡村解除了不少痛苦。削平匪患，即其大而易见者。就是苛捐杂税，头几年他们也有办法抗不交纳。那里真有乡村自救自卫的样子。想像着他对于农民，大概比我们融和，可是有两点要注意的：一则像这样的例太少；而且我们也看不出乡村工作有按镇平这方式开展的趋势。再则，严格的讲，在镇平究竟乡下人动起来没有，也很难说；其地方领袖虽然很替乡村打算了，而到底同乡村融成一片没有，也很难保。从这些情形看，这又是一个大的矛盾！如果乡下人不动，那末，我们乡村运动算怎么一回事呢？这样能发生大力量吗？不能的！我们乡村运动天然要以农民作基础力量，而向前开展；如果我们动而乡村不动，那有什么前途呢？不能代表乡村的要求，不能发动乡村的力量，那怎么能行呢！
总之，我所提出的这两大问题，也可算是两大矛盾、两大危机。如果我们作乡村工作的人当初就是作假，并不是真想干社会改造；我们是“挂羊头卖狗肉”，欺骗人的，则也无所谓危机；乡村不动就不动，你不动也碍不了我还照旧工作。可是你心里要不是假的，还当个真要求，那就真是危机了。你所苦心焦思地在那里干的，照这样下去，明明做不到，非失败不可的；这不是危机吗？可是现在我们不说是矛盾，也不说是危机，而只轻轻地说是两大难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还不承认它是两大矛盾，不看它为两大危机。我再三想，左右想，想了半天，只好说是两大难处。底下我要解释这是两个难处；而不是矛盾，不是危机；我对前途还是乐观，不认为要失败。这个解释，也就是回答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到底你能不能够从改造政治而完成社会改造呢？再一个问题是：你到底能不能代表乡村的利益，代表农民的要求，让乡下人动起来跟着你走，发生大力量而转移大局呢？
刚才所提出的问题，不过举其大者而言之；其实不止此。仔细分析起来，我们的矛盾、危机很多很多；细心一点的人都会看出。例如乡村运动者，自己不能合为一个力量；各有其来历背景，各有其意见主张。那末，期望它来改造社会又如何能行？因为没有一定的方针要求，就不成功一个大力量。这个问题也很不小，连前两个问题合起来，也可说我们的三大问题。此三大问题排列出来就是：
一、与政府应分而不分；
二、与农民应合而合不来；
三、彼此也不能合而为一。
乍看去，三大问题有一于此，乡村运动便不会成功；何况三者具备？可是我不是这样看法，我只说是我们无法避免的难处；而此一切难处均有其所从来。在这里尚不见其是我们的矛盾，尚不能断定我们的前途！在我看，我们一切的难处，是从三层来的：
第一层，中国问题自外引发而非社会内部自发的；
第二层，乡村运动之起，在社会旧秩序被推翻以后；
第三层，中国旧日社会散漫流动，缺乏阶级，现在则更加混乱失序，依然不成阶级。
上列三大问题都是从这三层来的。这三层都是早经在乡村建设理论中讲过的意思。凡是于从前所讲能体会在心，则此刻稍加指点，不难明白。
第一层，“中国问题自外引发而非社会内部自发的”，这是最根本的一点，必须认清的。此点认清，则知中国几十年来的种种运动，实在都是一个“文化改造、民族自救”，很缺乏政治斗争性。它几乎不像一个革命，因它不是一个新的阶级势力起来推翻固有的秩序。民族问题早掩盖了阶级问题。然而也不是对外的民族斗争，而是民族自救。民族对外的意思虽然常常有，而工夫到底还在如何自救。因此像外国那样革命斗争的阵势，非常缺乏，分不清楚。这是无可如何的事实。我们常常处于这囫囵整个的问题之下 （说民族、说文化，均见其为囫囵整个的），是最不好办 。所谓难处，大半就难在这里了。这是一点。又因其为“文化改造、民族自救”，对内的问题小，所需的破坏工夫就小，而主要的在有所培养进步。换一句话说，全需要建设工夫和教育工夫。而这种工夫和有所破坏推翻正相反；那是自下而上，这是自上而下 。中国的革命，大多数老百姓是被动。自过去的变法维新、两次革命，以至今日乡村运动，均不免自上而下。许多难处，由此而生。这是一点。凡事要破坏容易，要生长进步则是快不来的。这能慢不能快， 也是我们工作上发生困难的由来。这又是一点。
第二层，“乡村建设运动之起，在社会旧秩序被推翻以后”；若在旧秩序未推翻的时候，多少还有点自下往上的样子。现在连这一点也没有，则阵线更不明。若在旧秩序未推翻的时候，多少还需要破坏工夫， 现在唯有建设工夫、教育工夫，更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更是能慢不能快的。若在旧秩序未推翻的时候，旧秩序便是一个有力的革命对象，大家的要求都还集中在一点上，事情就容易办。现在则对象非一个，要求不一致，说不上来同谁拼命，说不上来社会最大的最有力的要求是什么。这个就难办了。
第三层，“中国旧日社会散漫流动，缺乏阶级，现在则更加混乱失序，依然不成阶级”。这就是在此社会中，没有两面不可躲闪的冲突，同时也没有相联一致的势力。谁与谁都不是仇敌，可是谁与谁也不是一家。如此，则上下依违，友敌分合之际，自不能不有许多难处了。（以上三层，总起来只是一回事）。
试根据以上三层，来解释第一个问题。我们所以与政府当分而不分的，实为中国社会改造运动不以某阶级为背景，而是民族文化的改造。我们固然自负是革命的，政府也未尝不革命。今日的政府，不正是革命党的政府吗？他们不早曾做过激烈的农民运动吗！不过落到今日，你说他还能完成革命则不配；你说他妨碍革命，那也不然。中国的党派在空间上没有很大分别，而时间上的分别大 。这就是因为不是社会内部问题，缺乏阶级背景，所以空间上的彼此对立不显著。而因为问题是外来的，外面世界变化很快，问题自身一时一时演变不同，则虽同一党派对于问题的反应自也不能同。请看孙中山先生一手领导的革命团体，前后四十年变化多少次。即以最近的国民党而说，北伐前和北伐后简直判若两党。说他们在当初就非革命的或假革命的，那是冤屈他；说他至今还能担负革命任务而完成中国革命，那也是过奖他。假若是社会内部的阶级革命，断不会如此。唯其是从外引发的囫囵整个问题，势必一时有一时的反应，谁也不能看得很远。现操政权的国民党，好像已经完了其在中国革命史中的一段使命。今后来完成中国革命的工作，要靠乡村运动，而他能从旁协助，即为最善的尽力。此其所以然，分析下来有三点：
第一点，现在的政府，我们简直不知道它要到哪里去！我不否认它想干好事，但它自身已无方针 。大约世界上的好法子，它都想要尽量采用；而对中国社会本身则缺乏认识，从而对前途出路更无眼光。要完成革命，必须要靠从历史启发出来的一种眼光；它没有这眼光，行动就没有指针，那如何靠得它？
第二点，国民党假若未操政权，其自身也许不致很分裂。今既拥有武力，自操政权，便陷身问题之中。像我们所说要站在社会一面，求社会的统一，来解决眼前中国政治问题，它就办不了。不能解决眼前政治问题，就无法谈建设，无法完成革命。
第三点，政府都是惰性的；他自上至下成一大系统，一层一层都是被动，极有机械性而缺乏创造性。但今后建设新中国的工作，完全是一种创造，处处要创新，没有成规可循。非有社会运动团体之自发的志愿不可，非有教育家循循善诱来启发人的态度不可；非有学术家研究实验的态度不可。总而言之，非普通行政机关所能办。
从以上这三点也就证明所以在现政府之外，必须有我们乡村运动才行。本来为整个社会求为有方向的进步，应当有一最高机关总持一切，照例就是以政府当其任。然而中国恰好不能。中国如我们所分析，是要以社会运动团体和现政权两大系统，来完成这工作的。其详另谈。现在只点明我们与政府是彼此相需的，而非不相容的。至于我们落到依附政权，则也有不得不然者。头一点，说句最老实的话，就是因为乡村运动自己没有财源 。如果是暴力革命一种破坏工作，或者不用找经常的财源，因为那是短期的临时拼命。但我们现在所做，则是能慢不能快的建设和教育工夫。事业的举办，要事业费；自身的生活，要生活费。革命时要我们流血杀身倒容易，可是平白的好好饿死谁也做不到。何况知识分子怎样降低生活程度，亦还是不能很低。因此乡村工作经常的财源，就成为一大问题。国内各地乡村工作的财源，不外两个来历：一是从政 府来的；一是从外国来的。定县平教会的财源，是靠外国募捐；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等处，也是靠国外。得不到外国朋友帮忙的，就只好找政府了。找政府，除了为财源问题，还有权力问题。有不少的事，都非借政权不办的。恰好政府他也要讲建设办教育。在这些建设上教育上，他也不得不觅人才，寻方法。在社会上乡村教育的风气倡起来，它也得随着讲乡村教育。在社会上乡村建设潮流起来了，他也随着做乡村建设。你总不能拦住他，不许他做。他做的时候，总盼望他能切合实际，能经济而有效；当然我们就要接引他。那末，这时候我们与政府又怎能分得开呢？我们与政府既同处此社会中，就没法子不和他发生关系。虽然每个政府，实际上都脱不了破坏乡村（参看前讲“乡村自救运动”一段），然固非其本愿。他没有定要反对我们的一种背景；他正也要建设乡村完成革命而苦不得其门。尤其要知道的：你不能排除他，就要用他；不反对他，就要拉住他 。否则，你就不算会办事；你就要自己吃亏，而于事无益。现在问题不在应分应合（因为分也分不到那里去，合也合不到那里去， ）乃是孰为宾孰为主的问题。说明白一点：是我们用他呢？还是他用我们？ 倘使我们不能为主以用他，反而落到为他所用，则结果必至完全失败。末后我们可以讨论这问题。在这里归结的一句话，我们与政府合作也不要紧，但不要因为与他合作而失掉了自己 。
再来解释第二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与农民应合而合不来。从上面的话里，大家可以见出这件事非常奇怪，我们是走上了一个站在政府一边来改造农民，而不是站在农民一边来改造政府的道路。中国的社会改造，其形势之变化一至于此者，有他历史的来历、社会的背景，没有办法的。这样，则我们与农民处于对立的地位； 他们是被改造的，我们要改造他们。譬如定县从贫、愚、弱、私四大病，而有所谓四大教育；很显然地贫、愚、弱、私是在农民身上，我们要用教育改造他们。这怎能合而为一呢？其中最核心的一点问题，就是农民偏乎静，我们偏乎动； 农民偏乎旧，我们偏乎新。我们虽然不赞成像现在政府那样东建设西建设的多事，但无论如何总是进取的态度，到底不能如农民所要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简直是他们最亲切的要求，这是最没办法的。又我们虽然不同于习染西洋风气的青年，处处违反乡村人心理，但无论如何我们思想行动还是新的。总之，从心理上根本合不来，所谓“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就因为我们在性质上天然有和乡下人不能一致之处，这个问题最苦痛了！自然除此以外，还有问题。例如农民为苛捐杂税所苦，而我们不能马上替他们减轻负担；农民没有土地，我们不能分给他们土地。他们所要求的有好多事，需要从政治上解决：而在我们开头下乡工作时，还没有解决政治问题的力量。那末，当然抓不住他们的痛痒，就抓不住他们的心。这些难处都是无法避免的，只有待于形势慢慢转移。归结来说，现在问题也不在我们与农民应分应合；分也分不到哪里去，合也合不到哪里去。还是那个话，是一个宾主问题。不过这与对政府者不同 。我们所要求的形势，不是我为主而他为宾，却是要做到他为主我为宾。就是我们要启发农民，渐渐农民力量起来为主；虽然开头不免有我们来主动的样子。这问题很大。假若农民力量老开发不出来，老是我们主动，则乡村运动终无前途。怎样可以转过这形势来，不负我们初心；末后可以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只点明这难处自有所从来，并不是我们路线走错。或者说，错不错，还看今后的努力。
再来解释第三个问题，乡村运动者自己到底能不能形成一个力量？如果他们真能形成一个力量，而主动地担负起来转移大局的工作，中国就有希望。不然，就一切均无下落了。因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非解决问题的动力，农民本身也是问题，其力量还待启发；那末，乡村运动者再不形成一个力量，那还盼望谁呢？而照现在的情形看，这希望似乎很不容易，南北各地乡村运动者，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背景。有的是 社会团体，有的是政府机关，有的是教育机关；其思想有的左倾，有的右倾，其主张有的如此，有的如彼。如像世界上没有这样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事，而可以说是做一运动的！其本身如此杂乱纷歧，散漫不整，而要担负一个至重至大的责任，似乎很难完成他的使命。这乍然看去，殊觉可忧之至。其实他还是从我们所说那三层来的。他如果是从社会内部矛盾而逼出来的一种运动，站在一定的立场，代表一方面的要求，当然就不会这样散漫纷杂。然在中国问题之下，而有此散漫纷杂的反应，却正见其将汇合到一路上来 。我早说过了，中国的党派、中国的运动，你不要站在社会中间横面的来看他的静态，分别这方面那方面，都不关重要的。你要超出社会之上，而看其整个的演变；从前到后为纵的历史观察，而理会其动态。还是那句话，空间上的分别不大，而时间上的分别大。此散漫纷杂者，是在空间上散漫纷杂；在时间上前后比较，却有其一致之点 。从前中国人对于中国问题的反应，大抵要求总解决（如革命、立宪、共产等），两眼注意看上面，注意根本问题，爱谈理想原则，仿佛总要有所破坏推翻；而现在风气一变，好像不求总解决而要做零碎解决；两眼向上看而转到向下看，注意于小的实际问题；不高谈主义而切近事实寻求办法；不去破坏推翻而要为培养建设，总而言之，他要抓住一个问题（虽然也许是小范围的片面的），而踏实地细心地干一下。乡村工作即代表此风气。其他如讲求行政效率、研究县政改革、清查户口、清查土地、清理财政、种种均从乡村工作而引发出来。从社会改进，不期而牵连到地方行政的改革。此时虽然他们（乡村工作者）来历背景不同，思想主张不同，工作方式不同，而终是代表一个风气。在这点上大家是相同的；而显然不同于从前的那些。那末，虽然纷杂还是一致 。这是必须认取的。不但如此，从此再向前去，他们更将接近而汇合为一。因为从此慢慢就可使大家认识中国社会了。其好处，全在落归实际，而不要空想乱想。本来在理想目标上，彼此虽不见得一样，也不 一定不同。在目标上先不多说它，而在实际办法上用心讲求。这时就开了大家彼此接近归一的门，闭上了大家彼此分争的门。眼前的事实只一个，看谁的办法做得通。一切不合事实的主张办法，自然都要被淘汰；终有一个合乎事实的得到最后胜利。不但一切思想意见的隔阂慢慢得到沟通；更且彼此利害要求的不一致也慢慢接近，这是中国社会事实会要转到这一步的。这样就是从四下里往一个中心点去归拢，而形成一个潮流势力。这是散漫社会在囫囵整个问题下惟一可能有的转变； 恰与西洋社会从一个中心 （一方面或一阶级）向外扩大而成功的势力不同 。这里包含许多事实的分析，但为时间所限不及细讲。归结一句话：乡村运动会要形成一个代表中国大社会的力量；待此力量形成，则中国局面决定。那时政府与农民皆被转移过来，往前去完全是坦途了。不过事情总不是容易的。一面固然形势推移，自有其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者；但一面却也要小心谨慎地认定路线，不要错走一步。大约我们和政府间的问题，我们和乡下人之间的问题，我们自己（乡村运动者）彼此间的问题，这三个问题要应付得好，而不致自毁前途，必须注意下列五点：
第一点，我们要守定社会运动的立场，绝对不自操政权。这样，才能代表社会，唯能代表社会，才能形成一大力量。亦唯有不上台，才可免于自身的分裂，完成乡村运动的统一联合。这是要紧的一点，把握得这一点，则三个问题都可有好结果，而不生差错。
第二点，我的接近政权而使用它也无妨的，却须认清一个原则；就是要保持我们与它之间的一定比例平衡，社会上潮流声势起来一点，就无妨使用政权一点，总不要过了分；同时政府给我们的机会愈大，我们的领袖愈要退居政府之外，此即能保持平衡，这是为乡村运动初起时言之。末后乡村运动大联合成功时，全部政权都要置于联合中枢的指导之下，就没有什么大小多少之分了。
第三点，最好如丹麦民众教育之例，其工作机关（国民高等学校） 只受政府津贴而不受政府干涉。政府站在奖励扶助地位，没有什么法令章则来限制他。这样，我们自己先花费许多精神财力，有一番辛苦在内，志气就以淬砺而愈坚。不但用钱经济，工作效率要高。更容易与农民融成一片；更容易巩固乡村运动的联合。
第四点，假如没有像上面所说的机会，而是加入在政府的机关学校任职服务，也未尝不可，但必须同人之间有一种团体组织，志愿为乡村服务，而互相砥砺切磋。此团体组织是超机关的，而与乡村运动团体相联合。不如此，难免我们被政府吸收，而不能自成系统；自己不成系统，则无前途可言。
第五点，乡村运动者所做的工作，无妨是枝节的、改良的，但必须有远大的目标。在政治上、经济上几个重要问题，都必须有鲜明的主张、确定的立场。小处入手，大处着眼，脚步须稳，要求宜强。这是要注意的。关于这些主张、信条、纲领之类，各乡运团体无妨各自订定。大致总不会十分相远。就是有不同的地方，也不要紧，终归要接近的。开头若没有不同，则亦得不到后来的真同。所谓不打不成相识。尤其要紧的，若没有鲜明的主张，便不能领导政府，便不能结合农民，而开展我们的运动。
对于以上五点，果然能循守无违，则无论如何不会失掉我们自己，而大局亦必可随之转移过来。这是没有疑问的。难处虽多，危机虽伏，都还不是致命伤；就怕志趣不坚，认题不清，立脚不稳，此外没有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