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美国第一年的10月底以前，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变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关于这件事，在美国的中国学生队里有两种不同的传说：一说慈禧太后先去世，她的亲信怕光绪皇帝重掌政权，于是谋杀光绪皇帝以绝后患。另一说法是慈禧太后临死前派了一名太监到囚禁光绪的瀛台，告诉病弱的光绪帝说，“老佛爷”希望他服用她送去的药。光绪帝自然了解太后的用意，就把药吞服了，不久毒发身亡。慈禧太后驾崩以前，已经接到光绪帝服毒死亡的报告，于是发下圣旨，宣布光绪之死，并由光绪的小侄子溥仪继承皇位。
不论这些说法的真确性如何，在卜技利的中国学生一致认为“老太婆”（这是大家私底下给慈禧太后的诨号）一死，中国必定有一场大乱。后来事实证明确是如此。溥仪登基以后，他的父亲载淳出任摄政王。皇帝是个小孩子，摄政王对政务也毫无经验，因此清廷的威信一落千丈。三年以后，辛亥革命成功，清室终于被推翻。
我早在1909年参加《大同日报》担任主笔。这报是孙中山先生在旧金山的革命机关报。那一年的一个秋天晚上，我与《大同日报》的另一个编辑，以后在国内大名鼎鼎的刘麻哥成禺，初次晋谒孙先生。他住在唐人街附近的史多克顿街的一家旅馆里。我进门的时候，因为心情紧张，一颗心怦怦直跳。孙先生在他的房间里很客气地接见我们。房间很小，一张床，几张椅子，还有一张小书桌。靠窗的地方有个小小的洗脸盆，窗帘是拉上的。
刘麻哥把我介绍给这位中国革命运动的领袖。孙先生似乎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引力，任何人如果有机会和他谈话，马上会完全信赖他。他的天庭饱满，眉毛浓黑，一望而知是位智慧极高，意念坚强的人物。他的澄澈而和善的眼睛显示了他的坦率和热情。他的紧闭的嘴唇和坚定的下巴，则显示出他是个勇敢果断的人。他的肌肉坚实，身体强壮，予人镇定沉着的印象。谈话时他的论据清楚而有力，即使你不同意他的看法，也会觉得他的观点无可批驳。除非你有意打断话头，他总是娓娓不倦地向你发挥他的理论。他说话很慢，但是句句清楚，使人觉得他的话无不出于至诚。他也能很安详地听别人讲话，但是很快就抓住人家的谈话要点。
后来我发现他对各种书都有浓厚的兴趣，不论是中文书，或者英文书。他把可能节省下来的钱全部用来买书。他读书不快，但是记忆力却非常惊人。孙先生博览群书，所以对中西文化的发展有清晰的了解。
他喜欢听笑话，虽然他自己很少说，每次听到有趣的笑话时总是大笑不止。
他喜欢鱼类和蔬菜，很少吃肉类食物。喜欢中菜，不大喜欢西菜。他常说：“中国菜是全世界最好的菜。”
孙先生是位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他曾在旧金山唐人街的街头演说。头顶飘扬着国民党的党旗，他就站在人行道上向围集他四周的人演说。孙中山先生非常了解一般人的心理，总是尽量选用通俗平易的词句来表达他的思想。他会故意地问：“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打倒满洲佬。”听众很容易明白他的意思，因此就跟着喊“打倒满洲佬”。接着他就用极浅近的话解释，为什么必须打倒满洲佬，推翻满清、建立共和以后他的计划怎么样，老百姓在新政府下可以享受什么好处等等。
在开始讲话以前，他总先估量一下他的听众，然后选择适当的题目，临时决定适当的讲话的方式，然后再滔滔不绝地发表他的意见。他能自始至终把握听众的注意力。他也随时愿意发表演说，因为他有惊人的演说天才。
孙中山先生对人性有深切的了解，对于祖国和人民有热烈的爱，对于建立新中国所需要的东西有深邃的见解。这一切的一切，使他在新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成为无可置辩的领袖。他常常到南部各州、东部各州去旅行，有时又到欧洲，但是经常要回到旧金山来。每次回到旧金山，我和刘麻哥就去看他。
1911年10月8日，大概晚上八点钟左右，孙先生穿着一件深色的大衣和一顶礼帽，到了《大同日报》的编辑部。他似乎很快乐，但是很镇静。他平静地告诉我们，据他从某方面得到的消息，一切似乎很顺利，计划在武汉起义的一群人已经完成部署，随时可以采取行动。两天以后，消息传至旧金山，武昌已经爆发革命了。这就是辛亥年10月10日的武汉革命，接着满清政府被推翻，这一天也成为中华民国的国庆日。
在孙先生的指导之下，我和刘麻哥为《大同日报》连续写了三年的社论。开始时我们两人轮流隔日撰写。我们一方面在加大读书，一方面为报纸写社论，常常开夜车到深夜，赶写第二天早上见报的文章。大学的功课绝不轻松，我们，尤其是我，深感这种额外工作负担之重。革命成功以后，刘麻哥回国了，我只好独立承当每日社论的重任。我虽然深深关切祖国的前途，但是这种身不由己的经常写作，终于扼杀了我一切写作的兴趣。我一直在无休无止的压力下工作，而且仓促成文，作品的素质日见低落，而且养成散漫而匆促的思想习惯，用字也无暇推敲。有时思想阻滞，如同阻塞了的水管里的水滴，但是笔头的字还是像一群漫无目的的流浪者涌到纸上。我对于这些不速之客实在生气，但是我还是由他们去了，因为他们至少可以填满空白。
最初担任这份工作时，对于写作的确非常有兴趣，字斟句酌，务求至当。这情形很像选择适当的钱币，使它能投进自动售货机的放钱口。如果你匆匆忙忙希望把一大把钱币同时挤进放钱口，机器自然就阻塞了，多余的钱怎么也放不进去，结果就散落一地。一个人不得不在匆忙中写文章，情形就是这样，结果是毫无意义的一大堆文字浪费了篇幅。
1912年毕业后，我终于放弃了这份工作，心里感到很轻松。从此以后我一直怕写文章，很像美国小学生怕用拉丁文作文一样。工作如果成为苦差，并且必须在匆忙中完成，这种工作绝无好成绩。这样养成的坏习惯后来很难矫正。
在我四年大学时期里，约有5万华侨集中在西海岸的各城市，包括萨克拉孟多、旧金山、屋 、圣多谢、洛杉矶等，另外还有零星的小群华侨和个人散布在较小的城镇和乡村。华侨集中的区域就叫唐人街或中国城，也称华埠。旧金山的华埠是美洲各城中最大的一个，共有华侨2万余人。主要的街道原来叫杜邦街，后来改称葛兰德路，究竟为什么改，我不知道。葛兰德路很繁华。东方古董铺，普通称为“杂碎馆”的中国饭馆，算命测字的摊子，假借俱乐部名义的赌场，供奉中国神佛的庙宇等等，吸引了无数的游客和寻欢作乐的人。有一个年轻美丽的美国人告诉我，她曾在一家东方古董铺中看到一件非常稀奇的东西——一尊坐在一朵莲花座上的大佛；她还在一家中国饭馆吃过鸟巢（燕窝）、鱼翅和杂碎。她对这一切感到新奇万分，说得手舞足蹈。她的妹妹们都睁着眼睛，张着嘴巴听她讲。“真的啊？”她的老祖母从眼镜上面望着她，两只手则仍旧不停地织着毛线。
“你用筷子怎么喝汤呢？”一位小妹妹满腹狐疑地问。
“正像你用麦管吸汽水一样吸汤呀，小妹妹。”我代为回答，引得大家大笑。
也有许多华侨开洗衣店。他们一天到晚忙着浆洗衣服，常常忙到深夜。许多美国家庭喜欢把衣服送到中国洗衣店洗，因为手洗不像机器那样容易损坏衣服。这些来自“天朝”的子孙，节衣缩食省下有限的一点钱，把省下的钱装在袋里藏在床下。但是他们却慷慨地捐钱给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或者把钱寄回广东，扶养他们的家人或亲戚，同时使他们的故乡变为富足。
广东是中国最富的省份，一方面是广东人在香港以及其他地方经商发财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各地华侨把积蓄汇回广东的缘故。华侨遍布于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及南美、北美各地。各地的华侨多半是从广东或福建来的。
上千万的华侨生活在外国，他们在外国辛勤工作从不剥削别人，相反地，他们的劳力却常常受到剥削。他们除父母所赐的血肉之躯外，别无资本。他们像一群蜜蜂，辛勤工作，节衣缩食，忍气吞声，把花蜜从遥远的花朵送到在中国的蜂房。他们得不到任何政治力量的支持，他们也没有携带枪炮到外国来。他们帮着居留地的人民筑路、开矿、种植树木，以一天辛劳的工作换回几个美金或先令。不错，有些人，尤其是在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确发了财，住着皇宫样的大厦和别墅，生活得像印度的土大王，另一些人也跻入中产阶级，买田置产，但是富有的和小康的究竟还是少数。大多数的华侨必须辛勤工作，而且只有辛勤工作才能糊口或稍有积蓄。
在美国的华侨，没有很富的，也没有很穷的。多数都是老实可靠，辛勤工作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寄一点钱回广东。他们的生活方式主要是中国式的。你如果乘一只船沿萨克拉孟多江航行，你可以看到两岸散布着一些华侨城镇和村落，店铺门前挂着大字书写的中文招牌如“长途粮食”、“道地药材”等类。你可能以为自己是在沿着长江或运河航行呢。
有一天，我曾经在萨克拉孟多江沿岸的一处中国城上岸，拜访一位芦笋园的主人。这位主人叫丁山，是孙中山先生的朋友，他拿鲜嫩的芦笋招待我，非常肥美多汁。后来一吃到芦笋，我总要想起他。他还有一间制造芦笋的罐头厂，所制的罐头借用美国商标出售。因此我常常想，美国的某些芦笋罐头，可能就是华侨种植和装罐的。他赚钱的办法的确好，而且很巧妙。他为工人开设了许多娱乐场所，他说，工人们辛苦了一天，必须有散散心的地方；如果他不开办娱乐场所，工人们就会找到他的邻居所开的娱乐场所去。他的用意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结果到他娱乐场所来玩的人，都贡献了一点“肥水”，他的财产也就愈来愈多了。
在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侨，真不愧为炎黄裔胄。男子留着辫子，女人甚至还缠足。在旧金山的华侨街头，可以发现卖卦算命的摊子。有一位算命先生告诉一位来算命的白人说：“好运道，快快的，大发财。”旁边一位黑人也想算算命，算命先生把同样的话重复一遍，黑人大为得意。如果这位算命先生说到此地为止，自然太平无事，但是他偏偏要画蛇添足，对黑人说：“快快地，不再黑，像他——”同时用手指着那位白人。黑人气得一脚踢翻算命摊子，阿谀过分成为侮辱，此即一例。
华侨还有许多杂货店，出售咸鱼、鳗鲞、蛇肉、酱油、鱼翅、燕窝、干鲍，以及其他从广州或香港运到美国的货色。有一次，我到一家杂货铺想买一些东西。但是我的广东话太蹩脚，没法使店员明白我要买的东西，只好拿一张纸把它写下来。旁边站着一位老太婆只晓得中国有许多不同的方言，却不晓得中国只有一种共同的文字，看了我写的文字大为惊奇，她问店里的人：这位唐人既然不能讲唐话（她指广东话），为什么他能写唐字呢？许多好奇的人围住我看，有一位稍稍懂点普通话的人问道：“你到广州省城去过没有？”我回答说：“没有。”“那么你过去在哪里买东西呢？”“上海。”我笑着夹起一瓶酱油和一包货物走了。
唐人街的学校仍旧保持旧式的课程。学生们要高声朗诵古书，和我小时候的情形一模一样。离唐人街不远的美国学校，对它们毫无影响。
这是辛亥革命以前的情形。革命以后，唐人街开始起了变化，因为中国本身也在变化，而且是急遽的变化。短短几年之内，算命卖卦的不见了。辫子的数目也迅速减少，终至完全绝迹。青年女子停止缠足了。学校制度改革了，采用了新式的课程；送到附近美国学校上学的孩子逐渐增加。唐人街虽然想抗拒美国邻居的影响，但是祖国有了改革，而且在生活方式上有了改变以后，这些忠贞的炎黄裔胄也终于亦步亦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