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杭州到上海以后，就进当时最大的书局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同时兼了江苏省教育会的一名理事，膳宿就由教育会供给。但是年轻人干不惯磨桌子的生活，一年之后我就辞职了。与商务印书馆之间的银钱往来也在翌年清结。
我与几位朋友在国立北京大学和江苏省教育会赞助下开始发行《新教育》月刊，由我任主编。杂志创办后六个月就销到一万份。它的主要目标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
那时正是欧战后不久，自由与民主正风靡全世界，威尔逊主义已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注意。中国青年正浸淫于战后由欧美涌至的新思想。报纸与杂志均以巨大篇幅报道国际新闻和近代发展。中国已经开始追上世界的新思潮了。
《新青年》正在鼓吹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以求中国新生。这本思想激进的杂志原为几年前陈独秀所创办，后来由北京大学的一群教授共同编辑。《新青年》在介绍新思想时，自然而然对旧信仰和旧传统展开激烈的攻击。有些投稿人甚至高喊“打倒孔家店”！这些激烈的言论固然招致一般读者的强烈反感，但是全国青年却已普遍沾染知识革命的情绪。
孙中山先生于民国七年移居上海。我们前面已经谈过新诞生的民国的坎坷命运，而且一部分正受着割据各省的军阀统治。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最强大的据点是南方和上海。1917年，国民党成立新政府对抗北京政府，以求维护革命人士所致力的原则，并进而推广于全国。当时广州的南方政府是由总裁控制的。若干参加分子的政治见解非常肤浅，孙先生无法同意，乃离粤北上定居沪渎，从事中国实业计划的研究。
他的目光远超乎当时的政治纷争之外，他的实业计划如果顺利实现，可以解除人民贫困，促使国家富强，并使中国跻于现代工业化国家之林。根据中山先生的计划，中国的工业建设分为食衣住行四大类。这些都是人民生活所必需的。孙先生就根据这些因素计划中国的工业建设。
他设计了贯串中国广大领土内所有重要商业路线和军运路线的铁路网和公路网；他定下发展中国商埠和海港计划；他也定下疏浚河流、水利建设、荒地开垦等的计划大纲。他又设计了发展天然资源和建设轻重工业的蓝图。他鉴于中国森林砍伐过度，又定下在华中华北造林的计划。
他对工业发展规定了两个原则：（一）凡是可以由私人经营的就归私人经营；（二）私人能力所不及或可能造成垄断的则归国家经营。政府有责鼓励私人企业，并以法律保护之。苛捐杂税必须废除，币制必须改善并予以统一。官方干涉和障碍必须清除。交通必须发展以利商品的流通。
铁道、公路、疏浚河流、水利、垦荒、商埠、海港等都规定由国家主持。政府必须在山西省建立大规模的煤铁工厂。欢迎外国资本，并将雇用外国专家。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第一位有过现代科学训练的政治家。他的科学知识和精确的计算实在惊人。为了计划中国的工业发展，他亲自绘制地图和表格，并收集资料，详加核对。实业计划中所包括的河床和港湾的深度和层次等细节，他无不了如指掌。有一次我给他一张导淮委员会的淮河水利图，他马上把它在地板上展开，非常认真地加以研究。后来我发现这幅水利图在他书房的壁上挂着。
在他仔细研究工业建设的有关问题和解决办法以后，他就用英文写下来。打字工作全部归孙夫人负责，校阅原稿的工作则由余日章和我负责。一切资料数字都详予核对，如果有什么建议，孙先生无不乐于考虑。凡是孙先生所计划的工作，无论是政治的、哲学的、科学的或其他，他都以极大的热忱去进行。他虚怀若谷，对于任何建议和批评都乐于接受。
因为他的眼光和计划超越了他的时代，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常常觉得他的计划不切实际，常常引用“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传统观念来答复他。他对这些人的短视常常感到困扰。当他在40年前倡导革命运动时，他就曾遭遇到同样的障碍。后来他写了一篇叫《心理建设》的文章，提倡知难行易的学说。中西思想重点不同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中国人重应用，而西洋人重理知。中国人重实际，所以常常过分强调实践过程中的困难，有时是实在的困难，有时只是想象的，以致忽视实际问题背后的原理原则。凡是经常接触抽象原则和理论的人，或者熟悉如何由问题中找出基本原则的人，都不难了解中山先生的立论。在另一方面，凡是惯常注重近功实利而不耐深思熟虑的人，可就不容易了解中山先生的主张了。在清室式微的日子里，中国并不缺乏锐意改革的人，但是真能洞烛病根，且能策定治本计划的人却很少。孙先生深知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同时对中国的发展前途具有远大的眼光，因此他深感超越近功近利的原理原则的重要，他知道只有高瞻远瞩的知识才能彻底了解问题的本质。
只要我们把握这种基本的知识，实践起来就不会有不可解除的困难了。真正的困难在于发现基本的道理。事实上，不但真知灼见的事情，必能便利地推行，而在许多地方，即使所知不深，亦能推行无阻。例如水泥匠和木匠，只要他们照着建筑师的吩咐去做，即使他们不懂得建筑学，也照样能执行复杂的建筑蓝图。医药方面的情况更明显，诊断常常比用药困难。医科学生知道得很清楚，在研究医学之前，他必须对生理学和解剖学先有相当的了解，而在研究生理学和解剖学之前则又得先研究物理与化学等普通科学。每一种科学都是许多为学问而学问的人们经过几百年继续不断研究所积聚的结果。由此可见医学的基础知识之获得比行医远为艰难。
与孙先生同时代的人只求近功，不肯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症结所在，希望不必根据历史、社会学、心理学、科学等所得的知识就把事情办好，更不愿根据科学知识来订定国家的建设计划。因此他们诬蔑孙先生的计划是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他们的“现实的”眼光根本看不到远大的问题，更不知道他们自己的缺点就是无知和浅见，缺乏实际能力倒在其次。以实在而论，他们自己认为知道的东西，实只限于浅薄的个人经验或不过根据一种常识的推论。这样的知识虽然容易获得，但以此为实践基础反而常常会遭受最后的失败。
在西洋人看起来，这些或许只是理论与实践，或者知识与行为的哲学论争，似乎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不发生关系。但是中山先生却把它看得很严重，认为心理建设是其他建设的基础，不论是政治建设、实业建设或社会建设。有一天我和罗志希同杜威先生谒见孙先生谈到知难行易问题，杜威教授对中山先生说：“过重实用，则反不切实用。在西方没有人相信‘知’是一件容易的事。”
《新教育》月刊，一方面受到思想界革命风气的影响，一方面因为我个人受到中山先生的启示，所以在教学法上主张自发自动，强调儿童的需要，拥护杜威教授在他的《民主与教育》中所提出的主张。在中国的教育原理方面，《新教育》拥护孟子的性善主张，因此认为教育就是使儿童的本性得到正常的发展。事实上孔子以后，中国教育的主流一直都遵循着性善的原则。不过年代一久，所谓人性中的“善”就慢慢地变为受古代传统所规范的某些道德教条了。因此我们的主张在理论上似很新鲜，实践起来却可能离本来的原则很远很远。所谓“发展本性”在事实上可能变为只是遵守传统教条，中国发生的实际情形正是如此。
自从卢梭、裴斯塔洛齐、福禄培，以及后来的杜威等人的学说被介绍至中国思想界以后，大家对孟子学说开始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中国儿童应该从不合现代需要的刻板的行为规律中解放出来。我们应该诱导儿童自行思想，协助他们根据他们本身的需要，而不是根据大人的需要，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应该启发儿童对自然环境的兴趣。根据儿童心理学的原则，儿童只能看做儿童；他不是一个小大人，不能单拿知识来填，更不应拿书本来填，教育应该帮助儿童在心智、身体和团体活动各方面成长。
这些就是指导《新教育》的思想原则。读者不难觉察，这与当时国内的革命思想是恰好符合的。《新教育》月刊与北京大学师生间知识上的密切关系，终于使我在第二年跑进这个知识革命的大漩涡，担任了教育学教授，并于校长蔡先生请假时代理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