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军攻克北京以后，中国重归统一，首都亦由北京迁至南京，北京则改为北平。
北京曾为辽、金、元、明、清五代的首都，历时1000余年。现在国都固然改为南京，北平却仍旧是文化和艺术的中心。中国知识阶级除了本地方言之外所说的，以及广播电台所采用和学校所教授的“官话”或“国语”就是以北京方言做基础的。
国民政府从北方黄河流域迁都南方的长江流域，主要原因有二：第一个理由是革命精神已经弥漫长江流域，因此也是革命精神比较容易生根的肥沃土壤，黄河流域则是反动军阀的根据地。第二个理由是长江流域是中国金融力量的中心，足以供应政府必需的经费。
在1851年至1864年之间，南京曾是太平天国的首都。太平军溃败以后，南京破坏殆尽，而且始终不曾恢复旧观。城内的废墟、麦田、菜圃、果园比盖了房子的街道还多。街道狭窄，路面高低不平，而且肮脏不堪，电灯昏暗如菜油灯。差个专人送封信往往比打电话还快。
这座雄踞扬子江边的古城，在古时是文物教化的中心，尤其是在南朝时代，所谓南朝金粉是也。女人、醇酒、清歌、妙舞一直萦回在历代骚人墨客的记忆里。秦淮河横越城内，连接了盛长百合的湖泊。河上满是金碧辉煌高悬彩灯的画舫。秦淮河两岸酒楼歌榭栉比，雕梁画栋，门口挂着竹帘子，妙曼的曲调和醉人的幽香从竹帘后一阵阵飘送出来，此所谓：
此曲只应天上有，
人间哪得几回闻。
这就是旧日京华。但是南京是战略要地，国内每有重大战事，南京必定要遭一场浩劫，每经一次战祸，它的精华也就失去其大半。战事结束，和平重临，南京又会在废墟上重建，恢复旧日的光辉。我所描写的往昔金陵生活，就是根据历史记载而来的。
不过，自从太平天国灭亡，劫后南京一直未曾恢复昔日的美丽。历次重建似乎只是庸俗艺匠对于古本的临摹，经过一再临摹之后，原作的光辉渐渐消失，留下的只是俗不可耐的赝品。
秦淮河仍旧在南京城内流过，画舫歌榭也依然存在。但是形式、素质和内容都远非昔比了。风雅的生活已经随滚滚江流冲走了。
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以后，一种新精神随之诞生——一种改革和建设的精神。大家要拿现代科学来复兴往昔的艺术。在这疮痍满目的废墟上，一座柏油马路四通八达的现代城市建立起来了。街道旁栽种了葱翠的树木，供市民游息的公园也先后开始设计和建立。自动电话、电灯和自来水也装设了。停泊南京附近的美国兵舰的水上飞机则从空中测绘了一幅南京地图，南京的新都市计划就是根据这幅地图设计的。国民政府成立了首都建设设计委员会，我以教育部长的身份成为该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这个设计委员会在一位美国建筑师的协助下，辛勤工作了一年多。这位美国建筑师对北京的中国宫殿式建筑很有研究，委员会的目标是尽量保持中国建筑的宏伟和华丽，同时兼有现代都市的便利和卫生设备。
陈旧倾圮的建筑被拆除了，以便铺筑道路或重建新屋。商业日渐发达，现代戏院倍增，人口急速增加。秦淮河和湖泊一一加以疏浚，古刹和其他公共建筑也都开始修葺。
政府建造了中央博物院，来陈列北平故宫博物院的一部分珍品，而且在南京城内朝天宫一座小山里，造了一个不虞空袭的钢骨水泥的地下室，来保藏贵重文物。因为中央博物院的董事们早已预料到日本不久即将发动对华侵略，南京当然是他们攻击的目标。华北局势恶化，长城战云密布之时，故宫博物院的贵重宝藏即以数百辆火车运至南京，并且在南京失陷之前，全部转运内地，保留于山洞石室之中。
交通部大楼和铁道部大楼都是钢骨水泥的建筑，里面有现代的照明、通风等设备。但是它们的建筑图样却是完全中式的，釉瓦、雕梁、画栋、花窗，以及其他古色古香的装潢。这两幢雄伟的建筑峙立在新都交通要道中山路的两旁，成为配合现代需要的中国古代艺术的纪程碑。其他的建筑也已设计好蓝图，后以战事影响而告搁置。
中山陵位于城外紫金山之麓，上覆琉璃瓦，柱子全部是白色大理石。陵前有层层叠叠步步高升花岗岩的石阶。山上栽种着从全国各地移来的不同林木。山坡上点缀着各种各样的花木和果树，山脚建造了一个运动场和游泳池。
政府在南京附近规划了一个示范新村，由市府设计包括道路、下水道、电话、电灯、学校等的建设蓝图。几年之内，私人新建房屋到处矗立，房屋周围都有广大的空地，辟为东方式的花园，树木葱翠，花枝招展，小鸟啁啾，溪水低吟。古老的生活方式已为新生活所取代，科学与艺术，工作与娱乐，天工与人力，齐头并进，相得益彰。
这就是实验中的胚芽，大家希望它发展滋长，将来有一天可以推广到全国的每一角落。这只是个平凡的开端，但是已经有了相当的成果，因为这个新村运动已经在数年之内推广到许多大城市及附近地区。如果持之以恒，而且经济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些新村势将使新中国的生活方式全面改观。
我们无法奢望北京政府垮台之后，军阀们随之销声匿迹。他们的实力仍旧根深蒂固地盘踞在各省。中国幅员辽阔，交通不便，兼以人心未定，凡此种种，无不使军阀们蠢蠢欲动。时机一到，他们就企图扩张势力：他们像血液中的细菌一样潜伏在各省，身体衰弱，就会乘机偷袭。蒋总司令从挥军攻克北京到对日抗战的前夕，十年间为统一国家真是宵旰辛劳，席不暇暖。
罗马帝国的将军们曾以纵横辐辏的道路巩固其帝国，蒋总司令也深知开辟公路、铁路和航空线的重要。他以南京为中心，建筑了向各省辐射的公路、铁路和航空线。国民政府成立以前，交通网的一部分业已存在。国民党执政以后，就以原有的交通网为基础，新建了许多支线和衔接线。边远城市则辟航空线以资联系。从新首都北飞可达北平、开封、西安和兰州，南飞可达福州、广州和昆明，西航则达汉口、重庆及成都。
连接汉口与广州及香港对岸九龙的新铁路也筑成了。如果日本不在此时侵略东北，我们很可能在1931年就可以从香港或上海乘火车直达巴黎。如果从上海出发，可搭直达车经南京、济南到天津，从天津搭北宁路出长城到沈阳，从沈阳搭中国自建而与日人所有的南满铁路平行的长春铁路到齐齐哈尔；从齐齐哈尔有铁路支线与西伯利亚铁路连接。中国统一努力的进展以及在东北自建铁路，促使日人企图一举而占满洲（即东三省），乃在1931年9月18日挑起“沈阳事件”，亦即“九一八事变”。
沪杭甬铁路钱塘江至曹娥江之间的一段缺口也填补起来了，但是铺轨工作却因战事发生而停止。不过苏州与杭州之间的苏杭铁道刚在战事开始以前就铺筑完成了。另一条从杭州到江西的浙赣铁路刚好在抗战前完成，抗战期间更西延至湖南境内，在株洲与粤汉路衔接。后来湘桂铁路完成，再往西可以直达广西的桂林。
公路的发展更为迅速。京杭国道是在我居留南京期间建成的，在这条公路正式开放以前，我曾经很荣幸地参加通车典礼。京杭国道穿越江浙两省最富庶的地区。当车子沿太湖奔驰时，我们真想留下来小住几天，坐在松树之下，眺望着远帆在夕阳余晖中出没。渔人们在湖边撒网捕鱼，渔网中跳跃着金鳞闪烁的鲤鱼。太湖是我国五大湖之一，湖水灌溉了我国人口最密、文化最高的江浙两省千万亩肥沃的农田。
京杭国道同时经过一个盗匪如毛的区域，但是公路通车以后，盗匪随之销声匿迹，因为现在如遇匪警，军队可以随时赶到出事地点了。
建设进展之时，各地也不断发生事故。有时缺乏现代道路的地区发生变乱，铁路和公路常常需要以赛跑的姿态赶筑到出事地点。杭战前一年，福建省发生叛变，中央军迅速沿新筑成的浙赣铁路及公路从杭州赶赴福建，变乱旋即敉平。铁路公路愈多，叛乱与盗匪也愈会减少，各地间货运赖以畅流更不必说了。
交通是现代化和改革的关键，也是发现国家未来发展机会的钥匙。因此国民政府的建设计划就从建筑铁路公路着手。交通建设也是确保国家统一之一法，如果有完善的道路可资利用，地方性变乱很容易就可以敉平。除此之外，交通愈便利愈发达，人民交往也愈频繁，观念交流也愈容易。偏僻地区的名胜风景，旦夕之间就成为学者、画家、诗人和爱好自然者的徜徉之所了。
各省在国民政府影响之下也开始修筑更多的道路。原有道路在国民党执政以后很快就开始修补拓展。因之抗战期间军队得以在各省之间畅通无阻。抗战前一两年，旅客可以从南京坐汽车直达昆明，换一句话说，可以从华东沿海直达西南边城，也就是滇缅公路的起点。
在行政方面，政府正设法增加行政效率。政府设计了一种新式的档案处理办法并在各机关试行。公文程式也经过简化。
文官考试制度重新恢复，但是见过清朝科举制度的人也许会失望，因为考试录取的人已经不再有从前那种煊赫的排场和荣耀。
新的法典也开始拟订。妇女的地位提高到与男人一样。过去只有儿子可以继承父母的产业，现在女儿也享有同等的继承权了。男女到达结婚年龄就可以享受婚姻自由。只要当事两造协议，就可构成合法的离婚。
学校课程统一，科学钟点增加，体育普遍受重视。管理大学的法律也公布了。中央研究院等机构先后成立，以进行科学、历史、经济学和工程等的高深研究。
厘金制度宣告废止。对于这种苛扰的国内关卡制度，我们将在下章再加论列。政府财政基础渐见巩固，全国币制统一，政府所属的各银行也加以改组。不久之后，银元禁止流通，一律改用法币。抗战期间我们开始了解此一措施的重要，如果我们一直依赖笨重的银子作交易的媒介，势将无法进行长期抗战。如果在抗战期间才进行币制改革，也必定要引起严重的紊乱。
从1927年定都南京开始，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止，其间只有短短十年工夫让国民政府从事建设。十年之间还有断续的变乱和其他障碍阻滞改革和建设的进展，但在这短期间内，居然建筑了四千五百多公里的铁路，而在过去50年内所建的铁路也不过一万六千公里而已。十年之内建筑的公路超过十万公里，新添电报线路则在一万多公里以上。在这样短的时间之内，自然各方面的建设就都很有限，评断成绩时，不能不考虑到时间因素。
国民党执政以后，与共产党的斗争仍在继续进行。共产党虽然失去对城市的控制，他们在乡村地区的势力却渐渐扩展，同时在农民之间积极展开工作。从1928年到1934年之间，农民暴动遍及18行省内200余县，无数地主被“清算”，土地被分配给农民，手段之激烈与俄国革命初期无异。
共产党的根据地是江西省，一共占领了59县，经过国民政府军队多次围剿，共产党终于撤退到西北边陲，而在延安建立“陕甘宁边区政府”。他们为适应环境暂时放弃激烈手段，而采取一种比较温和的土地改革政策，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土地减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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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显著而且最富戏剧性的例子就是西安事变。当时蒋委员长出巡，先至洛阳，继飞西安。他召集了许多军政首长在西安会商国事并面授机宜。突然一件梦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蒋委员长曾经花了不少心血培植张学良，这次事变实在出他的意料之外。不过在另一方面来说，西安事变却也反映了人民希望国家统一以抵抗日本侵略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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