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都说中国的四万万人像一盘散沙，如果说中国的人是由许多自治的小单位构成的，倒更切近事实。中国的民主体制包括千千万万的这种单位，由几千年来累积下来的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生活理想疏松地联系在一起。这些或大或小的单位是以家庭、行业和传统为基础而形成的。个人由这些共同的关系与各自治团体发生联系，因此团体内各分子的关系比对广大的社会更为亲切。他们对地方问题比对国家大事了解较深。这就是立宪国会失败的症结，也是老百姓听凭军阀统治的原因。我们在前面曾经一再提到“天高皇帝远”的观念，帝制时代的这种观念就是上述心理状态产生的。

个人如非因特殊事故与所属社会破裂，永远是小单位的一部分，但是各单位之间并无全国性的组织使其密切团结。这是中国国民生活中的优点，同时也是弱点。好处在于使中国生活民主，虽经数百年之战乱以及异族之入侵而仍能屹立无恙，坏处在于中央政权软弱无能，因而易遭异族侵凌。

中国人民生活中这些单位的存在是有它历史的背景的。它们是几千年历史演变的结果。我们的祖先逐渐向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迁移时，他们总是成群结队而行，在各地构成许多独立的部落，这些部落后来便发展为自治的村庄或乡镇。广大的中华帝国就是千百年来由这些聚族而居者向边疆和平原拓殖而形成的。近年来由于研究中国各地方言的结果，我们已经追溯出这种发展的途径。我们发现广东话与唐朝的口语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多数的广东人是唐朝的后裔。迁到广东较晚的移民又另行形成不同的部落，所说的方言也迥然不同，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客家话。客家话所显示的语言特征是属于近世纪的。甚至长江流域各地方言之间的些微差别，也可以隐约显示拓殖过程中的先后。

第十世纪，唐朝灭亡，中国北方普遍遭塞外入侵的异族蹂躏，因而也加速了中国人口的南迁。南方各省，尤其是广东、湖北和浙江一带，不易遭受外族的侵略，所受战祸较轻，因此就成了中国文化的蓄水库，并在过去六七十年内灌溉了新中国大块的土地。

如果要使某一改革对国家统一与团结切实有效，这种改革必须直接使这些古老的区域单位在家庭制度上、行业上和传统上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反过来说，这些单位系共同的语言、文化和生活理想所维系，那么任何经由共同语言所产生的文化和理想的变化，也势必影响这些社会集团的生活，并且进而影响国家的生活。

外国商品开始影响中国行业时，中国就开始变化了，维系中国社会的三条绳索之一因而松散。这是受现代影响的最初改变，这种改变人们是不大知道的。以后现代思想经由书籍、报纸和学校制度等输入中国，又松散了传统这一条绳索。最后留下来的一条绳索——家庭的联系，也终于不得不随其他两条绳索一起松散。

人们因探索新的有效的团结而引起各式各样的纷乱。首先受到新思潮影响的是学生，首先闹事的也是他们；新兴工业的工人丧失了旧日行业的维系力量，因此也就跟着学生一起滋生事端。军阀之间的内战，宪政的失败，以及败坏风气的陋规制度，既未阻止旧有社会组织的瓦解，亦未阻滞社会的进步。军阀所引起的祸患只是中国广大的“社会之海”面上的泡沫。不论有没有互相残杀的军阀，或者声誉扫地的国会，或者败坏风气的陋规，海面底下的潜流仍在滚滚而进。军阀、国会、陋规只是浮面上的祸患，那些自治单位本身仍然宁静如恒，在道德方面也洁净无瑕。

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尤其在唐朝末年以后中国的国防一直很脆弱，因为侵略她的异族全部组织严密，随时准备作战，而中国的社会组织却是升平世界的产物。国防部队是由太平无事的社会中征募来的，维持这些军队的中央政府也只是一个和平社会上层的空架子。

明室领导下的汉族之所以能推翻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并非由于汉人本身的军事力量，而是由于蒙古人本身力量的衰竭。成吉思汗的子孙在欧亚两大陆连年征战之后，武力已消耗殆尽。中国在明成祖御宇期间，曾经组织成一支强大的军队，并且征服了满洲的大部分；但是成祖驾崩以后，这支军队的实力也就日趋式微。骁勇善战的满洲人在关外崛起以后，明室对鞑靼入侵简直束手无策，结果没有经过激烈战斗，明朝就亡在满洲人手里了。满清入主中国一百余年以后，结果也染上了汉人的和平习气，等到西方列强的兵舰来攻击中国时，清室也是同样束手无策。

日本研究历史的结果，认为历史是会重演的，因此就在1894年发动对中国大陆的攻击。到那一年为止，日本的设想并没有错。但是自从中国学到西方的“诀窍”以后，中国的历史演变途径就开始转向了。日本不是对这种转变懵然无知，就是有意防患于未然。无论动机如何，日本终于在30年之后又向中国大陆发动了另一次战争，结果发现它的途程上障碍重重，使它大感意外。

日本遭遇的障碍就是中国的社会进步，日本已经看到高踞中国社会之上的腐败无能的北京帝制政府，这个政府的财政力量已经被陋规制度腐蚀殆尽；稍后日本又在水面上看到互相征战的军阀；但是它对过去50年间在中国的浩瀚海洋之中缓慢地、然而不断地流动的潜流，却茫然无知。

在过去，秘密帮会是全国组织的维系力量。帮会弟兄生活于乡村单位之外而聚集于大城市附近或通商孔道。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互相保护，抵制压迫，但是这种动机有时候会堕落为不法买卖，他们在内乱时可以表现出相当大的力量，但是以之应付外国侵略却无多大用处。他们缺乏现代思想，也不懂什么叫社会进步。

现在的情形可不同了，全国千千万万自治单位的边缘，已经围集了充满国家观念和爱国热情的人，他们反对地域偏见和家族观念。这些人像蜜蜂一样绕着蜂巢喧嚷不休，最后就在蜂巢边缘聚集起来。从蜂巢里面溜出来参加巢外集团的个人愈来愈多。外面围集的群众数量增加以后，他们开始闯进蜂巢，终至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生活。同时他们开始把自己组织为全国性的社会，拿中国作为他们的共同蜂巢。

中国现代的全国性社团就是这样形成的。轮船、公路、铁路、航空等交通网的迅速扩展，更加速了社团发展的过程。教育会、商会、工会、科学团体、工程学会、政治学会等社团都纷纷成立全国性组织。所有政党，包括国民党以及意见与其相左的政党，都鼓励人民考虑全国性的问题。大专学校吸收了家庭的分子，而把他们塑造成国家的领袖。学校都在努力把国家民族观念和爱国心灌输到新生一代正在发育的心灵里。

虽然内战频仍，各省的公立学校甚至在国家统一之前就已经增加了好几倍。私人常常以创办学校来表达他们的爱国忠忱。千千万万的小学毕业生，跑进本乡本土的自治社会，把爱国观念散布到全国的每一角落。

中日正沿长城作战时，我在内地旅行，途中看到一个孤单的小孩在扮军人作游戏。他把一棵树当作假想敌，拿他的匕首猛刺这棵树。然后他又想象敌人向他还击，他装出自卫的姿势，接着躺倒在地上，闭起眼睛自言自语说：“我为国牺牲了！”显然地他在想象自己为保卫国家而抵抗日本侵略。抗战后期，我在后方边荒地区看到一个小孩拿铲子挖了一个小坟。坟挖成以后，他在坟上立了一个木牌，上书“汉奸”。那时少数重庆政要已经出亡投靠日本去了。有一次，一位矿冶工程师经过某山区，那里离最近的学校也有好几里路，他却看到几位小孩在他们村庄的墙上书写“三民主义万岁！”这些例子可以显示全国性的团结力量已经代地方性的维系力量兴起了。

小孩子们在新的教育制度影响之下，大家都能拿纸折飞机抛在空中滑翔。他们制造小小的抽水机，也能做玩具汽车。他们开始养成研究机械的习惯，这对国家的未来工业化运动也是个良好的基础。

近年来轻工业的发展，从地方单位吸收了许多人，他们开始彼此联系，组成全国性的团体。广播从空中给人民带来许多新观念。风俗习惯、迷信、方言、民歌、宗教、家庭工业、垂危的本地行业及苦难农民的经济情况，都经过仔细调查，并且根据高等学府和学术团体所收集的资料很科学地加以研究。中国已开始从科学研究中了解她自己了。

50年的动荡已经促使人们思索，他们的人生观开始转变了。他们希望在侵略威胁下从事有效的组织，以团结全国的力量，同时为国家的进步辛勤工作，期望能在混乱中创造安定。这种新生的社会意识和国家意识或许还不够坚强，因为它还不能充分应付战争。但是这种意识可以产生坚忍不拔的意志来进行坚强的抵抗。从这一方面来看，社会意识和国家意识的力量是惊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