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是个内陆城市。住在长沙的一段时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远离海洋。甚至在留美期间，我也一直住在沿海地区，先在加里福尼亚住了四年，后来又在纽约住了五年。住在内陆城市使我有干燥之感，虽然长沙的气候很潮湿，而且离洞庭湖也不远。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居所是大平原附近的山区，或者山区附近的平原，但是都不能离海太远。离海过远，我心目中的空间似乎就会被坚实的土地所充塞，觉得身心都不舒畅。

我到达长沙时，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已经先到那里。在动乱时期主持一所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我一面为战局担忧，一面又为战区里或沦陷区里的亲戚朋友担心，我的身体就有点支持不住了。“头痛”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但是真正的胃病可使我的精神和体力大受影响。虽然胃病时发，我仍勉强打起精神和梅校长共同负起责任来。幸靠同仁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

联合大学在长沙成立以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学生都陆续来了。有的是从天津搭英国轮船先到香港，然后再搭飞机或粤汉铁路火车来的，有的则由北平搭平汉铁路火车先到汉口，然后转粤汉铁路到长沙。几星期之内，大概就有200名教授和1000多名学生齐集在长沙圣经学校了。联合大学租了圣经学校为临时校舍。书籍和实验仪器则是在香港购置运来的，不到两个月，联大就粗具规模了。

因为在长沙城内找不到地方，我们就把文学院搬到佛教圣地南岳衡山。我曾经到南岳去过两次，留下许多不可磨灭的回忆。其中一次我和几位朋友曾深入丛山之中畅游三日，途中还曾经过一条山路，明朝末年一位流亡皇帝（永历帝）在300年前为逃避清兵追赶曾经走过这条山路。现在路旁还树着一座纪念碑，碑上刻着所有追随他的臣子的名字。在我们经过的一所寺庙里，看见一棵松树，据一位老僧说是永历帝所手植的。说来奇怪，这棵松树竟长得像一位佝偻的老翁，似乎是长途跋涉之后正在那里休息。我们先后在同一路上走过，而且暂驻在同一寺庙里，为什么？同是因为北方来的异族入侵，1000多年来，中国始终为外来侵略所苦。

第一夜我们住宿在方广寺。明朝灭亡以后，一位著名的遗老即曾在方广寺度其余年。那天晚上夜空澄澈，团沔明月在山头冉冉移动，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低、这样近的月亮，好像一伸手就可以触到它这张笑脸。

第二夜我们住在接近南岳极峰的一个寺院里。山峰的顶端有清泉汩汩流出，泉旁有个火神庙。这个庙颇足代表中国通俗的想法，我们一向认为火旁边随时预备着水，因为水可以克火。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这火神庙附近看到了日出奇观，太阳从云海里冉冉升起，最先透过云层发出紫色的光辉，接着发出金黄色、粉红和蓝色的光彩，最后浮出云端，像一个金色的鸵鸟蛋躺卧在雪白的天鹅绒垫子上。忽然之间它分裂为四个金光灿烂的橘子，转瞬之间却又复合为一个大火球。接着的一段短暂时刻中，它似乎每秒钟都在变换色彩，很像电影的彩色镜头在转动。一会儿它又暂时停住不动了，四散发射着柔和的金光，最后又变为一个耀目大火球，使我们不得不转移视线。云海中的冰山不见了，平静的云浪也跟着消逝，只剩下一层轻雾笼罩着脚下的山谷。透过轻雾，我们看到缕缕炊烟正在煦和的旭日照耀下袅袅升起。

来南岳朝山进香的人络绎于途，有的香客还是从几百里之外步行来的。男女老幼，贫贱富贵，都来向菩萨顶礼膜拜。

长沙是湖南的省会。湖南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所产稻米养活了全省人口以外，还可以供应省外几百万人的食用。湘江里最多的是鱼、虾、鳝、鳗和甲鱼，省内所产橘子和柿子鲜红艳丽。贫富咸宜的豆腐洁白匀净如浓缩的牛奶。唯一的缺点是湿气太重，一年之中雨天和阴天远较晴天为多。

我每次坐飞机由长沙起飞时，总会想到海龙王的水晶宫。我的头上有悠悠白云，脚下则是轻纱样的薄雾笼罩着全城，正像一层蛋白围绕着蛋黄。再向上升，更有一层云挡住了阳光。在长沙天空飞行终逃不了层层遮盖的云。

湖南人的身体健壮，个性刚强，而且刻苦耐劳，他们尚武好斗，一言不合就彼此骂起来，甚至动拳头。公路车站上我们常常看到“不要开口骂人，不要动手打人”的标语。人力车夫在街上慢吞吞像散步，绝不肯拔步飞奔。如果你要他跑得快一点，他准会告诉你“你老下来拉吧——我倒要看看你老怎么个跑法”。湖南人的性子固然急，但行动却不和脾气相同，一个人脾气的缓急和行动的快慢可见并不一致的，湖南人拉黄包车就是一个例子。

他们很爽直，也很真挚，但是脾气固执，不容易受别人意见的影响。他们要么就是你的朋友，要么就是你的敌人，没有折衷的余地。他们是很出色的军人，所以有“无湘不成军”的说法。曾国藩在清同治三年（1864）击败太平军，就是靠他的湘军。现在的军队里，差不多各单位都有湖南人，湖南是中国的斯巴达。

抗战期间，日本人曾三度进犯长沙而连遭三次大败。老百姓在枪林弹雨中协助国军抗敌，伤亡惨重。

在长沙我们不断有上海战事的消息。国军以血肉之躯抵御日军的火海和弹雨，使敌人无法越过国军防线达三月之久。后来国军为避免继续作无谓的牺牲，终于撤出上海。敌军接着包围南京，首都人民开始全面撤退，千千万万的人沿公路涌至长沙。卡车、轿车成群结队到达，长沙忽然之间挤满了难民。从南京撤出的政府部会，有的迁至长沙，有的则迁到汉口。

日军不久进入南京，士兵兽性大发，许多妇女被轮奸杀死，无辜百姓在逃难时遭到日军机枪任意扫射。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将在人类历史上永远留下不可磨灭的污点。

新年里，日军溯江进逼南昌。中国军队结集在汉口附近，日军则似有进窥长沙模样。湖南省会已随时有受到敌人攻击的危险。我飞到汉口，想探探政府对联大续迁内地的意见。我先去看教育部陈立夫部长，他建议我最好还是去看总司令本人。因此我就去谒见委员长了。他赞成把联大再往西迁，我建议迁往昆明，因为那里可以经滇越铁路与海运衔接。他马上表示同意，并且提议应先派人到昆明勘寻校址。

1938年正月，就在准备搬迁中过去了。书籍和科学仪器都装了箱，卡车和汽油也买了。2月间，准备工作已经大致完成，我从长沙飞到香港，然后搭法国邮船到越南的海防。我从海防搭火车到法属越南首府河内，再由河内乘滇越铁路火车，经过丛山峻岭而达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