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即使不是标志资产阶级的诞生，至少也是标志其开始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力量。明清两代商人阶层的发展，使得资产阶级有可能在沿海大城市中出现。18世纪的人口增长和区域间贸易的扩展，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人口据估计已达2400万。[1]商人们在各方面也加强其活动。各地区的会馆在全国猛增，在《南京条约》规定将宁波和上海辟为商埠开放对外贸易之前，各种形式的信贷已经在各地区出现。[2]

19世纪后半期，西方的势力进入到中国，给沿海城市以新的推动力，并引起了中国经济巨大的变化。在城市占统治地位的各阶层，都急于想从中获利，官僚和商人各有其优势。前者握有行政管理权及财政权，有责任感和领导能力；后者拥有个人财富，而且互相团结，并热心于变革。在两者既不情愿的合作，又部分地互相融合中，产生了一个界限含混的精英阶层，即所谓“绅商”。20世纪初，清政府的衰落，也削弱了官僚士绅在精英阶层中的地位。虽然辛亥革命是反映这一变化，并加速了其发展，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才真正登上行动的舞台。大战时期，外国竞争者退出中国市场，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打开了国内外市场。活动领域的拓宽和活动方式的多样化，促进了一代新型的企业家——银行家和实业家从商人中分化出来，并夺取了旧式商人手中的领导权。大战时期和战后的年代，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但是1927年的官僚主义和军事专制政权的复活，开始了一个反动时期。资产阶级中最富有活力、最富有创业精神的人遂即失势，代之而来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基本上是高级官僚的资本主义。

20世纪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是一段受挫折的历史；在以后的叙述中，将设法寻找其原因，要从中吸取教训则更为困难。我们固然可以回到某些能熟悉的论题，第三种势力难道不仅是一种幻象吗？第三世界向自鸣得意的西方去效仿，这不是画饼充饥吗？从另外的观点来看，还可以就资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提出疑问：可以不可以绕过这个阶段，或者把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由资产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来承担？

历史上每一次失败的潮流，都可能被当做是无关紧要的偏向。中国官僚主义的回潮，先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后来又是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但都不能抹杀现代、民主与国际主义三者在中国的传统；而这个传统都源于资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中所作的贡献。同样，官僚主义也不能阻止这个传统的复兴。说来好像自相矛盾，只有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观察，才能深刻认识并对当年那场为时短暂、范围有限的资产阶级实验作出公正的结论。

中国资产阶级的诞生

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经济剧变

中国在对外开放以前的许多世纪，都是繁荣和发达的。精耕细作的密集型农业，保证粮食产量高于欧洲在工业革命以前的产量。中国的人口在18世纪增加了一倍，据统计，到1850年已超过4亿。费用低廉而管理良好的内河运输系统，承担着日益繁忙的地区之间的交通运输。城市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市场网络日益将农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手工业已成为农村里的第二职业。传统技术已发展到极其完美的水平。如果不进行一场工业革命，看来更进一步的改进是不可能的，而且又无利可图。而受到人口压力，平均收入低下，消费需求不足，劳动力充足，以及相对的原料短缺，则又阻碍了工业革命的实现。中国的经济似乎已陷入了“超稳定的陷阱”之中。关于这个问题，伊懋可曾有很好的论述。[3]

西方势力的进入中国，对于中国经济体制的运转产生了深刻的冲击。在过去，由于明清两代政府抑制贸易和航海事业，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变成内向型的。“松动并最终打破中国的超稳定的陷阱，是西方的历史性贡献。”[4]在19世纪中期的战争和叛乱的危机中，中国经济发展的许多新动力因素正在聚集。1860年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急剧增长，建立了最初的现代企业，包括兵工厂、轮船公司、钢铁厂和纺织厂。这种新发展的中心是在沿海的城市，其中的上海很快即确立其突出的显著地位。这些新的港口城市，与中国过去时代的城镇大不相同。16世纪至18世纪，以往具有中等重要性的城市，既是市场或行政中心，也是商人们渴望与之合流的官僚士绅聚居之地，似乎政治与社会秩序完美的结合于其中。而其领袖人物，同时也是这个秩序中的活跃分子和主要受益者。清末的沿海港口，与上述城市不同之处，不在于其高度集中的人口——这使上海成为20世纪亚洲最大的城市之一。马可·波罗不是早就指出，中世纪的一些中国城市人口已为数百万计了吗？19世纪后半期勃兴的沿海大城市，由于其已成为技术革新和政治变革中心，遂脱离了中国城市的传统。中国沿海城市的这种双重演变，是由外国人的到来所引起的；中国人从外国人那里学到新的生产技术和组织方法，并且在外国租界内谴责清政府的暴虐与无能。尽管清政府虽竭尽全力，但再也不能像过去控制内地城市那样，来控制这些新兴城市了。诚然，上海—广州—香港轴线，仅是在这个大陆帝国边缘形成的一个狭窄走廊。但是，通过这个缺口，却涌现出行将被推倒（或许仅是动摇其基础）持续数千年之久的文明观念、技术和人才。

中国的资产阶级正是在这些新兴的城市中诞生的。其成长过程，和这个边缘地带对西方的影响的开放程度，是分不开的。在有些人看来，这个地带和孔夫子的“真正”农村中国，是格格不入的。[5]同样的指责也落到资产阶级身上，并因其由买办组成而遭排斥——必要时，因其为中国人而获得谅解。商埠的概念，也合乎作为航海国家的中国传统——这种传统，与占主导地位的内陆帝国传统一样也确实一样存在，现代资产阶级是被嫁接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之中的。

复杂的社会基础

当现代经济部门开始在19世纪下半叶形成时，占统治地位的城市阶层——官僚和商人力图对这些经济部门加以控制，并将由此而来的好处据为己有。

由于容易接近权力和掌握国家资金，政府官员获得了双重特权。实际上，在所有“不发达的国家”中，掌握政权的人，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高级官员以政府的名义进行活动，收集情报，获得颁授特权——垄断权、免税权和贷款权。在中国，国家控制整个商人团体的传统，只能加强当局对现代化的压制。官僚们得到其天然盟友士绅的支持。从18世纪起，为数众多的地主已开始走向城市。由于把料理乡下田产的事务交给了别人，这些进入城市的新贵们即投身于高利贷和商业，或社会公益事业。从这一时期起，兴起了各式各样的慈善组织（善堂）和公务部门（局）。在这些善堂和局中，士绅和较低级的机关合作，实际上负责管理市政。[6]尽管士绅们的创业意识和管理才能得到政府的关照，但国家资金的拮据和新的生产技术的复杂性，迫使官员常去寻求商人的帮助。

商人阶级的传统可以上溯到帝国的初始年代。这个阶级在中世纪的经济革命时期，曾得到蓬勃的发展。自从18世纪以后，这个阶级显出了再度的繁荣，并提高了威信，可以从地方行会与行业同业公会数目的猛增得到证明。中国商人从漫长的历史中，继承了商业和财务两方面的高度才能，繁琐的规章，中介人的繁多，以及运转的专业分工，使得商人能够将小手工业者和农民的产品成为商品化，并将其纳入——但不是控制本地的，或者是区域的；在较少的情况下，或是全国的市场。

中国商人能有抓住和利用时机致富的非凡才能，鼓励其与外国人合作。在一些开放的港口城市里，西方人办的工厂和运输公司为数众多。在1900年前后，将自己的才能为外国企业服务的买办人数，据估计已达2万。[7]通过一些业务上的接触，中国商人获得了现代的管理和生产技术。这些人构成了一个面向外部世界的开拓者集团；其与外国社会的关系，也许比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更为密切。但是中国商人在与外国人的接触中，其民族和社会的特性，并没有如信奉基督教和流行穿着西装的人那样数典忘祖，而是表现为地区行会、行业同业公会和1914年以后的商会之中，并以新的力量来激发这些组织。

但是，各式各样的障碍，延缓了商人阶级转变为企业家和实业家组成的现代资产阶级进程。这些障碍，部分来自商人传统自身，如来自销售和生产两个系统之间的严格区分。在19世纪下半叶以前，中国几乎没有采用由商人将原料分发给手工业者加工的办法；而在曼彻斯特和里昂，正是这种制度的广泛采用，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诞生。同样，中国商人嗜好商业投机，为迅速获得高额的利润而甘冒风险。但最主要的还是商人社会地位的低下，阻碍了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转变。当然，不能把儒家对商业的谴责看得过分认真；过去数百年来，实践一直在与僵化死板的原则相对抗。[8]实际上，商人对公共权力的让步，并不表示商业活动受到压制，而是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控制与合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7世纪和18世纪的食盐销售制度。不过，商人这种退让的主动性，是为发财致富争取更多的机会。扬州盐商的豪富与权力便是明证。[9]商人阶级的成员要想脱离自己的出身，爬上更高的社会阶梯，或者是由官僚的提携，或者是通过科举考试，或者花钱捐得官衔。不过这种向上爬的运动，也为一部分士绅从事反方向的运动所抵消。所谓反方向运动，就是这些人暗中或间接投身于商业活动。

19世纪末，以官僚和士绅阶层为一方，与商人为另一方的合作增强了，并且有了部分的相互融合，结果就产生了商业资产阶级。在政府的倡导下，在现代经济部门中出现了混合企业（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由公私两方共同出资，在上级官员监督之下，由商人来从事经营。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少国家行政色彩了。当20世纪的最初10年，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发展到最佳状态时，企业领导人亦官亦商的双重依附关系，构成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唯一基础，例如张謇和严信厚。[10]这一新的城市绅商群体的出现，受到19世纪中叶以来的大量捐官的认可，也受到20世纪初叶（1903年的诏书）商人地位的上升的认可，更使官吏和退职官员对经商表现出日益增长的兴趣和鼓励。

在这个新的混杂的阶级队伍里，各种力量的对比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在20世纪始初阶段，官吏似乎处于主宰地位。官僚主持着上海和广州的各种慈善协会（爱育善堂），也主持着雏形市议会的上海华界总工局，甚至担任新的商会长（清末商会的总数已达800左右）。[11]但在以后的年代里，由于科举制的废除（1905年），中央政权的衰落，地方政权的军事化，官僚阶级的势力因之而削弱。商人们逐渐在城市绅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参加了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由此也显示其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不可轻视的影响。加入资产阶级队伍的官吏或其子孙的行为，越来越像公司的首脑和私人资本家。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在1920年前后，成了庞大的中国实业家协会的主要领袖和代言人之一。

条约口岸的作用

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也有其外部环境的原因，即由外国势力的进入和条约口岸租界所造成的。

在明朝，中国最初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没有开花结果，也没有促成一场技术革命，更没有产生现代的资产阶级就枯萎了。历史学家们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遭受挫折的原因，至今还没有清楚地说明。学者们对此各执一词，归咎于官僚主义的压迫（e.巴拉兹）、制度运转不灵（费维恺）、原料缺乏，认为是习于按常规办事的小生产和信息灵通的商人之间缺少配合（伊懋可），甚至还有人认为是缺乏能源。[12]充其量也只能像e.巴拉兹那样指出，在许多世纪中，商人阶层的兴旺，都是与国家权力和官僚控制的减弱同时出现。但是，一旦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秩序受到削弱，就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可是这个萌芽，又将或迟或早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秩序的减弱，因而为发生的变乱所扼杀。因此，对于处在瘫痪过程中的专制和儒教政权，唯一的代替物似乎就是具有破坏性的无政府状态。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的迅速兴起，是由官僚主义控制的削弱（商人将其能量释放出来），以及相对安全而有秩序的孤岛，即“租界的庇护”（这种庇护保存了商人的能量）这两者同时的存在促成的。[13]尽管居住在租界里的中国商人，受到二等居民的待遇，长期被剥夺了参与城市管理的权利而又必须纳税，但也因外国人的存在而受益。租界里的巡捕，必要时能够得到从外国居民中招募的义勇队的支持，使条约口岸免受骚乱的干扰，也免受19世纪末以来各省连年不断的小规模叛乱的侵扰。这些义勇队的武装实力并无多大作用，而是停泊在主要口岸，或沿扬子江上下游弋的炮舰的威胁，足以保持这些“国中之国”的安全。在这种安全避难所里，各种公共事业（海关和邮局）引进了公正和正规化等行政优点。“模范租界”提供公用事业，如廉价的民用和工业用电，自来水、电车和电话，完全可以和西方的大城市媲美。但是中国的绅商们在租界内首先寻求的，是财产和人身的安全，把自己的钱财存入外国银行，其保险库是北京政府永远无法打开的；还可以向租界的会审公廨提出申诉，以抵制清政府官员的高压政策。[14]外国人为了本地区的商业利益，希望保证其正常发展，不要受到政府当局的干扰，上海租界工部局于1902年提出，任何在租界内的中国居民，原则上在未被会审公廨审判定罪之前，均不得引渡交给清政府当局，在1903年的“苏报案”中，这个原则得到明确的验证。当南京的两江总督要求立即引渡激进的反满新闻记者时，工部局中的英国多数派对会审公廨施加压力，要求按西方法治原则审判，结果只判处了短期监禁。[15]

革命的反清运动与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都得益于由租界发展而成的国际飞地的存在；两者齐头并进，互相支持。

1911年：不明确的资产阶级革命

1911年真有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吗？

首先要抛弃或多或少被广泛接受的假说，认为1911年的革命不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在1949年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将其历史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重新作了解释，把1911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或多或少描写为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必不可缺的资产阶级阶段，把资产阶级设想成为这次革命的指导者和主要受益者。这不是事实——除非放宽资产阶级的定义，除了工商界和城市知识分子而外，也包括高级官吏、地主、军官、秘密会社首领和各种武装帮伙；而这些社会成分的特点和本性，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的界说是不相容的。这样的理解资产阶级，会把资产阶级与大体上仍然是农民和传统社会的统治阶级混为一谈。[16]根据严格的定义，城市资产阶级只限定为和现代工商业相联系的阶级；可是，这个阶级显然在辛亥革命中只起次要的作用。武装暴动，由地方士绅领导的起义——这次最初的革命，超越了资产阶级，并脱离了资产阶级的控制。[17]

革命成功之后，资产阶级曾企图利用形势为自己牟取好处，但只获得了一半的成功，即仅取得了对资产阶级利益的尊重；除了局部地区外，并未取得权力。

虽然不能把辛亥革命称作资产阶级革命，但这场革命对资产阶级的命运起了重要作用。这次革命是资产阶级第一次卷入于政治，正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有人评论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亮相说：“当前的革命清楚指明，强大的商人阶层通过商会中介，采取行动所表现出的影响和稳定。”[18]然而，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还很脆弱，而现代经济还很不发达，并且这些现代经济还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资产阶级的社会界限还不明确：因其与官僚集团言归于好而增强力量，但却削弱了其独立性。既是如此，那么，资产阶级政治作用的重要性从何而来？

1912年，农商部列举了794个主要和次要的商会，计有196636个会员。[19]由于商会会员既包括个人，也包括人数众多而由个人代表的社团、同业公会或者公司，因此加入商会的商人——作为个人或者通过其指定的代表的人数，显然比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要多得多。如果连家属也计算在内，商人阶级中最富有和最受尊重的部分，必然已超过150万人至200万人，几乎占全国总人口数的0.5％。这个百分比看起来并不大，但是与统治阶级中的其他集团相比，商人的数目与军官（1.7万）[20]、学生（3万）、归国学生（3.5万）[21]、官员（5万），甚至比上层士绅（20万）[22]都多得多。商会多达794个，说明商人阶级遍布全国。由于上述的原因（发财致富的新机会，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保障），大多数最有生气和最富有的商人，都聚居在大的条约口岸，尤其是在上海——这些人最直接地进人现代社会。虽然在全国人口只占少数，但商人阶级在统治集团中却是人数最多的阶级之一；和士绅阶级联合在一起，则代表了条约口岸中新的现代化中国的主要精英。

中国资产阶级在当时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可以看作是由意识形态起决定作用的现象。这个中国阶级的出现，正值从西方引进的民主思想和民族主义在全国传播；而在18世纪至19世纪的西方，民主思想和民族主义的形成，一般是和民族资产阶级取得政权联系在一起的。青年知识分子和新军的一些军官传播了这些思想（不是没有歪曲和遗漏），并作这个思想体系继承者。中国资产阶级力图将这种舶来的意识形态，与中国的现实状况结合起来。反清运动领袖们所宣扬的民主、宪政和民族主义，正与资产阶级的愿望相吻合，遂使这个阶级急速觉悟的过程相应加快了。

资产阶级积极支持革命派；改良派和革命派也都得益于资产阶级的援助。当一种意识形态正在摸索中形成之时，而纲领的模糊不清尚待名人来影响之际，资产阶级表现的迟疑不决，是不足为奇的。在下层资产阶级与上层资产阶级之间，在买办和民族企业家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分界线；改良派资产阶级和革命派资产阶级之间的划分，似乎也很难预测。这里也像许多其他领域一样，私人关系在起作用。因此，反对派的领袖在繁忙的旅途中与商人社团建立的联系，就显得十分重要。然而，在革命前夕，改良主义似乎赢得大陆资产阶级的赞同，而移居海外的华侨则表现得很为激进。在条约口岸的企业，总是和士绅阶级密切结成联盟；而且与这些士绅一样，具有十分实际的社会保守主义精神，对整个中国的局势无疑持更为现实的乐观看法。通过商会，商人们在立宪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09年，其中很多人被选入省1议局议员，1910年，又参与速开国会的斗争。[23]

海外华侨渴望的，是建立现代化的政治经济组织形式，来恢复祖国在国际上的威望。香港、横滨和新加坡的华侨，首先从经济上资助孙逸仙的政治活动。1905年以后，孙逸仙的思想传播到知识分子和新军之中，并为其所接受；孙氏与华侨商人的联系仍如以往一样牢固。当然，海外华侨加入激进的反抗运动，也不可强调的太过分。改良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也能赢得海外同胞的理解，并从中得到很多经济援助。此外，在清政府最后几年中，有志改良的大臣们也在海外找到可贵的合作者。如富商张弼士从新加坡回国，帮助盛宣怀发展国家的铁路系统和建立商部。[24]在中国境内，条约口岸的商人虽然参加了宪政运动，并支持改良主义政策，却在时机到来时，转而投身于革命阵营，支持起义，并负责管理地方事务，以待新政权的建立。

商人与革命起义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是由军人发动的。商人们虽然促成了导致革命爆发的局势，但并没有直接参加起义。1911年的春夏之交，震动四川全省的反对铁路国有化风潮，得到重庆和成都的商会和各同业公会的积极支持。当年10月，武昌商人迅速起来支持军事起义者。10月12日，起义者对商人作出保证，宣布：

虐待商人者，斩；妨碍商务者，斩；企图关闭商店者，斩；促进贸易者，赏。[25]

作为对保证的交换条件，商人须参加维持秩序，并组织商团搜捕抢劫者和纵火犯；商会会长甚至被任命为维持治安的负责人。商会立即向起义者提供20万两白银的贷款。

在上海，资产阶级与革命者的合作不是在起义发生之后，而是在其以前，已为起义铺平了道路。[26]

1911年4月，商人们与同盟会领袖陈其美、朱少屏与银行家沈缦云建立了联系。沈缦云在新成立的爱国组织中国国民总会任会长，并曾任上海商务总会议董、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议事会议董，即上海华界自治公所。同时，1906年建立的商团也进行了改组，由革命党与商会统一领导。这支当时估计有350人至700人的武装力量，到1911年11月初，扩展至2000人左右。这支队伍由上海的志愿者所组成，与公共租界的义勇队“中国连”至少有政治上的联系。这支中国义勇队由华界自治公所总董李钟珏（平书）指挥。李氏是属于绅商中的官僚派，但是在上海，绅商们已形成统一战线。[27]不论其出身是商人还是文人，也不论其居住在租界或华界，似乎都同样的同情革命。只是对清政府的不满和受爱国心的驱使，是难以解释这种一致的。应该承认，是不是为数不多起带头作用的领导人组成绅商组织起的作用呢？这些领导人顶多只有数十人，却领导着商会、商团和华界自治公所。武昌起义后，在沈缦云资助的革命报纸《民立报》报馆中举行每日例会上，陈其美和李钟珏两人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商团控制了上海城市，华界自治公所使当地警察保持中立，商会答应给革命者以经济补助。[28]当陈其美在11月3日打败了清军，并占领了江南制造总局以后，上海即实现了共和。

中国人团结一致的精神，作为辛亥革命的特征大大爆发了出来，但各省的城市情况也不完全相同。上海资产阶级所公认的特殊经历，不能被用来评价整个资产阶级的作用。在广州，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消息，只不过促使两广总督张鸣岐为保住自己的权力，宣布在内战中保持中立，并加强地方自治。张鸣岐的计划得到绅士阶层的支持，但却遭到商人的反对。士绅们于10月29日在爱育善堂集会，拥护共和，宣布广东独立[29]；但商人们却对其决议不予实施。直到11月9日，张鸣岐迫于革命的压力，只得从广州一走了之，将权力留给同盟会的代表胡汉民。因此，尽管广州在商业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广州的商人在辛亥革命中只起有限的作用；商人的分裂，为其软弱无力的主要原因。商会不能支配其下属的72个行会和9个善堂，不能成为整个商人阶级的代言人；再者，经济近代化的缓慢，也妨碍了城市绅商的团结。面对坚持其特权和享有传统利益的士绅阶级，广州的商人仅组成了一个没有多大作用的孤立团体。

因此，在不同的城市，资产阶级的作用也各不相同。在新近才移民垦殖的东北地区，资产阶级根本不为人所注意，只满足于保持秩序和采取“等着瞧”的态度。而在内地各省，例如湖南，军队、士绅和秘密会社之间，正在进行互相角逐。在沿海地区，如山东、浙江、江苏，或长江中游大口岸的汉口，资产阶级则比较活跃。

一般说，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的各地起义中，没有起到领导作用，只满足于根据自己的实力，对其他社会集团造成的地方政治形势，作出自己的反应。即使是在上海，资产阶级也只是扮演赞助革命的角色。不过无论如何，资产阶级毕竟持同情的态度，满怀自信的欢迎革命。革命并没有带来任何严重的经济危机。交通受阻和流动资金缺乏，曾引起商业和工业活动的暂时下降，但没有发生恐慌。到12月中旬，上海便很快恢复正常。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些历史学者，强调资产阶级自身固有的内在矛盾，资产阶级站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军官一边投身革命，然后——为剧烈的革命激变吓倒，又急剧后退，为保障其阶级利益，又站到士绅们一边去了。[30]1911年12月在广州的商人中和1912年初在成都的商人出现的情绪逆转，使上述说法显得有些道理。一般的说，中国商人似乎与其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并没能看出起义的保守性，也没有意识到这种保守性以革命的名义表现出来。在这里，是不是可以说，这是“意识形态的混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呢？[31]如果我们同意周锡瑞的看法，承认在中国政治传统中，自由主义不应从个人的意义上说明，而是对中央政府极权主义的反抗。[32]那么，地方的士绅们看到其权力已经建立起来，认为自由与民主已经获得胜利，就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了。

商人与名流的联合阵线

在革命的前夜，中央政权的衰落与政府当局的腐败，致使城市绅商承担起管理所在城市的责任。“清朝被推翻以后，在长达数月之久的时间里，中国大多数城市实际是由商会和同业公会联合管理。”[33]

商界介入到地方政治与行政事务，反映了自19世纪以来城市绅商在全国各地（包括内地）已获得重要地位。但这并不是新的政治现象，只不过是延续——并且扩大了行业联盟的传统，其作用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危机时期已经奠定了。[34]当时这些行业联盟已超出社团范围，致力于城市公益事业，在儒家公德责任心的驱动下，尽力补救当局的无能，并保护其在城市的切身利益。

1912年，商会在大小城镇已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其目的都是维护社会秩序，与强盗、土匪、散兵游勇以及秘密会社进行斗争。商人和士绅阶级从事的事业是共同的。在这由一位名流组成的联合阵线中，虽没有必要把商人特别突现出来，但其在行动中的活力的确是出色的。商会和行业公会承担军饷，贿赂土匪使其离境，遣散军队，并在互争雄长的将领之间进行斡旋和调解。一位时人评论说，“在中国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商界是最团结，也是最保守的”[35]。

不论商界的介入有多么广泛，但其在政治上却只获得了有限的作用。实际上，商人只是要打进早已建立的体制框架里去，力图纠正其在运转中的缺点而已。商人们并没有为自己谋求权力，而只满足于能同现当权者参与协商。真正的当权者仍是在位的官僚、将领，或者是骤登大位的革命军人。这种间接控制的方法包含着不少风险。地方掌权者经常背叛商人，科以苛捐杂税，甚至会遭到威胁和绑架。尽管商人掌握着施加财政压力的手段（因为商人提供资金，或者为发行纸币作担保），商人虽为当权者建立政权出了不少力，可是还是成了这个权力的第一个牺牲品。在大多数情况下，商人并没有准备直接掌权。因为传统上商人是被排斥政权之外的，对革命的介入，也只是暂时的。

在这场波及整个政治制度的总危机中，这种权宜之计显然是无效的。不安全感继续存在，而且日甚一日。广东省完全变成了“海盗共和国”[36]。商人们曾经要求废除的厘金制度，又在以商捐或统捐的新名目下出现了。政府缺少正常的国库收入，商人们也无力独自长期承担公共行政费用。由于地方政权之间缺乏协作，以及对农村的漠然视之，商人们要求安定和统一市场计划的努力，最终都归于失败。在中国的各个省份里，商人的力量不足以取代中央和地方官僚的权力，其所能做到的，只是尽量限制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破坏。和过去一样，一旦帝制的王朝崩溃了，取而代之的，仍然是一场无政府状态的混乱。

上海的资产阶级和南京临时政府

在上海，一个强有力而组织严密的商人集团，正从过去的压抑中摆脱出来，继续受到租界内相对安全和稳定的秩序保护；并抓住辛亥革命所提供的机会，力求实现其在本地和全国范围内施展其政治抱负。

1911年，驻守上海的清军被击溃后，公共租界和华界的主要商人，毫不迟疑地参加陈其美都督建立的军政府。陈都督聘请总商会的董事们担任其顾问（虞洽卿和周舜卿），将财政事务托付给银行家朱葆三和沈缦云等人主管，并由一位买办郁屏翰办理；商业管理交给船商和实业家王一亭，市政管理交给公共工程承包商李平书和粮商顾馨一；李、顾二人遂成了陈其美的助手。[37]

在最适合的环境里——即在中国沿海的世界性现代化，资产阶级表明自己要成为主导的政治力量。如果条约口岸真像有的著作指出的那样，成了国际飞地，缺少与内地的联系，上海商人也许不会梦想将自己的活动推行到全国。然而，沿海地带的经济发展，既朝向海外，也朝向内地；其繁荣同样既依赖于各省，又依赖于同国外的联系。这种经济上的一致性，加强了民族统一的需要和愿望。上海的资产阶级接受了孙逸仙的共和政治纲领，并在实现现代化的努力中与其合作。也像孙逸仙一样，上海资产阶级一道为了塑造一个新中国，并为此目的而向海外华侨呼吁给予援助；更想控制广袤的内地，将其按沿海形象予以改造，以便资本主义和民主的萌芽，也能在那些地方开花结实。

据估计，上海商人资助了700万两白银[38]，帮助孙逸仙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各省代表投票使之合法化。新政府宣布其为全国性政府，颁布了重复同盟会纲领的内容。孙逸仙在1912年1月5日发表的宣言中，谴责愚昧的清朝，“贼害吾民，以图自利。宗支近系，时拥特权，多数平民，听其支配……又复征苛细不法之赋税，任意取求，迹近掳劫。商埠而外，不许邻国之通商；常税不足，更敛厘金以取益，阻国内商务之发展……妨殖产业工之繁兴”。孙逸仙保证，“吾人当更张法律，改订民、刑、商法及采矿规则；改良财政，蠲除工商各业种种之限制……”[39]

在新任的实业总长张謇的倡议下，设立了工政司，将中央政府的指示贯彻到各省，并协调其工作。[40]银行家沈缦云自海外华侨中募得500万美元，在孙逸仙和上海总商会会长周金箴[41]的共同支持下，创办了中华实业银行；可是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三个月，当然不可能有多大成就。然而，该银行能不能有更大的成就呢？在孙逸仙就任大总统的数周内，“银行家、富有的商人和买办……开始感到这个政权的统治不堪忍受”[42]。商界和陈其美之间的关系恶化，这位沪军都督有时为了得到需要的款项，竟采取严厉手段。[43]2月初，临时政府决定以轮船招商局抵押向外国借款，遭到包括周金箴在内的股东们的强烈抗议。[44]

1912年在上海发生的冲突，与20年代坚持特殊论的广东资产阶级对国民政府的抵抗，看起来并不相同。当时的国民政府急于在统一国家的基础上扩展其活动，甚至不惜以发动艰难的北伐为代价。上海的资产阶级支持孙逸仙要求统一中国的主张；无疑也希望在其资助下建立的南京政府，能迅速扩大基础，并获得国内其他方面的支持。但资产阶级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南京政府很难得到高效率政党的支持。同盟会本来就是个松散的组织，早在1912年初就遭到一些新政党的竞争，没过多久，就只剩下孙逸仙及其少数追随者了。在拥有强大正规军，并得到官僚和旧式士绅支持的北京一武昌联盟压力下，孙逸仙被迫妥协，于1912年2月将民国总统拱手让给了袁世凯。

于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一次政治实验，于1912年春以双重的失败而告终。的确，在这段时间里，人们感到了资产阶级的分量。在各省，资产阶级曾协同保证商业照常营业，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秩序；其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支持，阻止了不得人心的清朝复辟，并为共和政体的建立作出了贡献。但是，资产阶级没能建立起对自身发展不可缺少的政治结构；在各省，其社会基础的界限也定得含糊不清，所采取的行动，也很难与士绅们的行动真正区别开来。连上海的企业家也无力将全国性政权单独掌握在自己手中，更无力将新秩序移植到中国内地的农村和官僚社会；这些新秩序是建立在贸易和技术、自由竞争和相对和谐的民主态度之上的。这些新秩序由于外国的参与，在条约口岸有可能建立。

尽管沿海地区已经有了资产阶级，但整个国家的命运仍决定在内陆的军事和官僚政治机构——只有这个机构才能控制整个国家。

倒退

袁世凯之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开始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倒退时期。经过了数月的混乱之后，商业界急于要恢复稳定和安全；在稍作犹豫之后，就表示对袁世凯的拥护。这标志着政治转向的开始。商界与革命的共和派联系就更为松弛了。1912年4月，上海“敢死队”总指挥刘福标[45]在公共租界被捕时，就谴责上海总商会的背叛。资产阶级的依附者都被吸引到新的温和的政党里，这些党派在1912年5月改组为共和党。在1912年12月至1913年1月的全国选举中，上海的温和派支持共和党。此外，袁世凯尽量向商人们提供补偿和保证，承担南京临时政府与上海商界签订合同的义务[46]，并答应赔偿汉口商人在1911年10月商店被捣毁所蒙受的损失。[47]袁世凯长时间出席1912年4月29日在北京召开的临时参议院会议，为了争取资产阶级的支持，宣布了一系列的改革，取消厘金，减低出口税，统一币制和一项关于发展实业的方案。

度过了1912年初的数月不景气之后，商业的恢复把资产阶级从政治活动中吸引开去。由于农业的丰收和国际市场的白银价格上涨，与1911年相比，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下降甚微。1912年是8.43亿海关两，1911年为8.48亿海关两。[48]这种繁荣也扩大到实业部门。1912年，电力的供应必须增加4倍，才能满足新工厂——特别是沿苏州河两岸正在兴建的碾米厂和正在扩充生产能力的纺织厂的需要。[49]同一时期，面粉业经历了一次迅速发展（在上海、满洲和长江沿岸城市，1913年登记的53家企业中，有14家是在1911年以后成立的）。[50]机械工厂的数目也有大幅度增加，1912—1913年间，新建厂5家，大多都在上海。[51]汉阳钢铁厂的高炉，在1911年10月起义时即被闲置不用，这时又恢复开工。此后的操作人员全部都是中国人。[52]在采矿业方面，勘探和开采都有所发展，有时也得到外国资本的援助。[53]上海华界电车路系统（南道）的建设，从计划到完工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完全没有依靠外国的帮助。[54]这些业绩得到十几个省区或全国性社团的支持与协作；这些团体都是为振兴实业而于1912年组建成功的。[55]

在这种情况下，工商界最担心的政治与军事上的混乱重演。1913年3月22日，袁世凯唆使人暗杀了宋教仁，在上海的巨商中引起了深深的不安。[56]然而，比起袁世凯的背叛来，更使巨商们忧虑的是孙逸仙作出敌对反应。在新的共和国体制和自由处于危急存亡的当头，资产阶级所担心的，新的危机将会给其带来直接的麻烦。对革命实验的失望，有秩序政权的吸引力，经济发展激起的希望，三者结合在一起，推动资产阶级趋向保持中立。[57]1913年夏季的危机，将迫使其作出抉择。

1913年7月，袁世凯与孙逸仙的冲突爆发以后，南方各省都督宣布独立。上海也卷入了这次运动，陈其美担任了讨袁军总司令。是公开反对讨袁运动，还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机会主义态度？商人们对此犹豫不决。总商会拒不批准独立宣言，又不向陈其美提供其所需之资金。商人们最大的希望，是避免讨袁军与重新占据江南制造总局的袁军之间的战斗。“鉴于上海是商埠而非战场……任何一方挑起战端，均将被视为人民之公敌。”[58]商人们一个集团的私利，就如此简单地等同于全体人民的利益了。

在广州，广东都督陈炯明于6月21日宣布独立，但却遭到商人们的敌视和冷遇。[59]国民党为数不多支持陈炯明的人，都来自海外华侨或港澳。可是没过多久，其中最活跃的郑席儒就被港英当局取消其居住权。在长江流域的主要港口，如重庆、长沙、芜湖、南京，商人们也表现得小心翼翼，对讨袁军抱着不公开的敌视态度。[60]当地的商会致力于保全其城市，贿赂讨袁军士兵，促其速即撤离，并为袁军的和平返回做好准备。商人们在这些方面也都获得了一些成就。可是商人们在南京的这些做法却未能奏效，首先被迫交给讨袁军大量的金钱；而袁军入城以后，又遭到大肆抢劫而倾家荡产（1913年9月1日至3日）。[61]

资产阶级对“二次革命”的敌视，只是很小心地表现出来，在那些宣布独立的省份尤其如此。各地商人不曾表示公开反对，而只是拒不给予财政上的合作——只要压力不是太大。无论如何，斗争的结局，主要取决于各省都督及其统率军队的人数与质量。袁世凯在这方面占有压倒优势。资产阶级对二次革命的反对，毋宁说是袖手旁观，并没有起决定的作用。正如在辛亥革命时期一样，资产阶级的支持革命，对事态的发展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影响。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资产阶级对革命都是次要的力量。

1913年二次革命的失败，带来了沉重的苛捐杂税和商店的横遭抢劫，迫使资产阶级去保护自己眼前的短期利益。袁世凯鼓励商人回到其在传统社会的孤立中去，远离政治。在挫败了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不再满足于迫使革命领导人流亡海外，而是首先解散国民党（1913年11月），然后又解散国会（1913年12月），企图以此来消灭革命。袁世凯进而又把目标指向革命以后地方士绅建立起来的代议机构，于1914年2月4日下令解散省议会和地方议会；1912—1913年冬季，这些议会是在扩大选民范围基础上（占成年男性人口的25％）恢复的。[62]自革命以后，这些地方议会接管了许多原本属政府官僚机构的行政、财政和军政事务。[63]此外，议会还成为当时人数逐渐增多的新工业家、教育工作者、手工业者和妇女组织的论坛和活动舞台。正是这些社会组织，整个社会各阶层——士绅，包括文人学士和小商人都纳入国家政治生活之中。这些地方议会在中国传统之内，其代表性很似自由主义的内容，起着保护地方利益，也捍卫了被官僚机构拒绝或忽视的社会集团的作用。在袁世凯心目中，议会对其个人权力和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威胁，因为此人把国家的统一，看成仅仅就是严厉的中央集权。

对于上海的商人来说，二次革命是异乎寻常经历的结束。在革命以后，华界的市政当局重新命名为市政厅。被称为绅商的上海士绅，曾有机会证明其管理能力和现代化才干，对民主程序的理解及其对重大问题的兴趣。[64]现在，上海商界将永远不能恢复其地方行政和政治自治权。袁世凯用来代替原来市政厅的“工巡局”（负责管理公共工程、巡警、捐税），被置于地方官的严格管辖之下。1914年制定的法律，加强了对商会的控制，剥夺了商人表达政治意见的发言权。

商人们就这样被剥夺了主动权，失去了过去十余年中曾鼓舞起对伟大理想的兴趣。由于不能使全国都接受商人在中国所开创的现代化，于是就转而全神贯注于自身的短期利益。面对一个虽不曾向往，但也并不难于接受的军事官僚政权，商人们只得在外国势力的庇护下，努力去加强自己地理和社会基础的自治；因此，要求南京的英国领事将租界[65]扩展到下关码头和商业区，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在上海，华界闸北居住的一些社会名流，则请求公共租界的巡捕进行保护，用一位外国侨民具有讽刺意味的话说，寻求“我们自治暴政的保护”。

不过袁世凯接掌权力，并不是简单旧政权的复辟。袁世凯在担任总统期内，表现新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决心，完成了商业立法，稳定了财政与货币制度，鼓励私人企业。[66]1913年10月至1915年12月，农商总长张謇促使关于商业企业和公司注册，关于开设公司的法令获得通过；建立培植棉花和甘蔗的示范站，并计划统一全国的度量衡标准。1914年2月，在梁士诒的策划下，作为统一货币的第一步，铸造了袁世凯头像的银元。

袁世凯的这种鼓励商业的意愿，与其拒绝给予资产阶级最微小的权利，恰形成奇特的对比。袁世凯本人在清末就是传统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现在，此人又回到现代官僚主义传统的老路。作为一个独裁者，袁世凯的权力支柱是军队和官僚集团，没有必要去讨好商人。因此，如果把袁世凯的经济政策看成是对资产阶级的支持，那就完全错了。同时，把袁世凯统治时期各大商埠的繁荣，归因于袁世凯的这一政策，也是错误的。把中国资产阶级推向其黄金时代的动力，乃是来自他处，即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国际局势的改变。

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1917—1923年

尽管资产阶级只是有限度地参加辛亥革命，对社会的动乱采取保守反应，但这并不足以否定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于此，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辛亥革命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引进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对弄清1911—1913年所发生的事件也许意义不大，但是对中国较长时期社会经济分析是有用的。这样，过渡演变的概念（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演变和从官僚主义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过渡演变），就应当代替革命突变的概念。这种变化产生于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中国，这一过程始于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传统经济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正如已经指出的，这一演变在19世纪变得十分明显；在辛亥革命之后，继续成为20世纪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因此，把资产阶级兴起的发展过程，简单归结为一个革命事件，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10年至15年的时间内，辛亥革命是否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是否改变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力量对比，是否促进了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兴起呢？一些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者，在提到革命正是为了释放“野蛮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能量时，总是强调这一进程发展得十分缓慢。[67]在中国，情形恰截然与之相反。革命后10年到20年代初，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就开足了马力，出现了新一代从事工业生产和采用工资雇佣制的企业家。但是，这一都市经济和社会的巨大进步，更多地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经济奇迹，而很少受惠于被军阀所长期占有的革命成果。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逻辑，必然是受外部国际关系的演变所制约。

战时与战后的繁荣，1914—1923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19世纪被不平等条约所剥夺的一部分市场，又归还给了中国；交战国双方全力以赴贯注于战争，无暇顾及于中国。欧洲的衰落，正有利于中国恢复民族工业的发展，也助长了日本和美国势力的扩张——这就为中国带来新的障碍，并为未来的冲突播下了种子。

同时，战争使世界对于食品和原料的需求（有色金属、植物油）。作为原料的主要产地，中国正适应这一需要的供应。再者，西方列强不断在银本位的中国和印度增加白银的采购量，自1913年墨西哥关闭诸银矿以来，刺激了国际银价持续进一步升值。这样，中国的货币单位“两”变得坚挺，数年之内，在西方市场上的购买力提高了三倍。可是，虽然中国外债的负担因此减轻了，但进口，特别是工业设备的进口却并没有受益。因为战争虽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但对此机遇的掌握和利用，却受到中国“不发达”经济框架的限制，而且中国经济的基础，是深为各种障碍所困扰的半殖民地制度，作这些障碍则来自波及全球的战争。

由于交战国征用商船，商业性海运吨位的减少，结果是运费的上升，阻碍了国际贸易的进行。实行外汇管制，1917年英、法两国实施的丝绸和茶叶的禁运，使中国传统的出口商品失去了市场。欧洲列强优先发展军火工业，使对中国的设备供应受到不利影响。正当外国竞争减少，刺激中国民族工业增长时，但中国工业发展所需要的机器变得十分困难。[6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发展水平，尚不能使其从外国势力的撤退中获得充分的利益。战争引起的困难，只是无利可图，而不是直接的损失。对于中国经济中的现代部门，战争的年代是一个繁荣时期；但是直到和平恢复以后，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黄金时代”方才到来。

迟至1919年，中国的现代经济部门，才开始获得世界大战和重新恢复和平所提供的利益；对原料的需求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战争的需要被建设的需要所代替。1919年的上海出口值，较之前一年提高了30％。在出口的增长中，尤为突出的是银价的上涨，以及随之而来的“白银”汇率的升高；欧洲买主的迫切需求，使之其不惜高价购买。由于海运能力的增加和战时工业又恢复到战前状态，中国的实业家能够重新转向西方市场，去购买所需要的原料。其购买纺织设备所花费的白银，从1918年的180万两增加到1919年390万两。[69]由于各种条件异乎寻常的配合，以前由外国进口货所开拓的国内市场，中国企业能够从所需求中受益；并从外国竞争的减弱，及购自欧美市场的设备和有利的汇率中受益。

在经过1917年以前缓慢发展时期之后，对外贸易总值从1918年的10.4亿两，增至1923年的16.7亿两；出口量和品种两方面都有进展。[70]进口增长并不迅速，但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变，消费品，特别棉纺织品（中国的纺织工业正发展）的进口下降；生产资料的进口则上升了。1920年，这类生产资料的进口，占中国进口货物总值的28.5％。[71]进口与出口货物的不等量增长，促使贸易恢复了平衡。1919年的贸易逆差不超过1600万两。[72]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仍属于“不发达”经济的类型，但这种贸易已经不再是依赖型的经济了，大致相当于现代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

由于受到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刺激，生产增加了。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相互配合，以满足各种需求。迄于1919年，远洋运输力的不足和设备的缺乏，妨碍了现代工业的增长，但对于传统的手工业部门却没有多少影响。在1915—1916年期间，华北和华中各省织布机的数量都在增加，生产是面向国内市场。城市的作坊有所发展；以大都市为中心，商业资本遍及附近的乡村。纺织、成衣、针织、玻璃、火柴、榨油等产品取得新的进展，并不只限于原有生产方法的复苏。相反，手工业此时采用改进了的技术，取用工业的原材料（棉纱、化工产品）。手工业活动表现适应趋势的能动性。这种适应趋势，正是手工业向近代工业过渡很好的例子。因此，h.h.福克斯所说的“工业进步只限于最主要的口岸”[73]，虽然这个说法为同时代的人所普遍首肯，但我们未敢苟同。

沿海城市现代企业的增长，只是企业更加普遍发展的一个方面，无疑这是最显著的一个方面。从1912年至1920年，中国现代工业的增长率达到13.8％[74]（这样迅速的增长，只是在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才再度遇到）。在中国现代工业增长中，首屈一指的是棉纺织业。全国的纱锭数从1919年的658748锭，升至1922年的1506634锭，其中有63％属于中国工厂主。[75]1928年登记的120家纱厂中，有47家是在1920年至1922年间建立的。自1917年至1922年，共开办了26家面粉厂[76]，还购进了一些原来外商的榨油厂，证明了食品工业的增长。烟草和卷烟工业也有相当发展。但是这个黄金时代的狂热，却很少影响到重工业领域。南方各省有色金属（特别是锑和锡）采炼的短暂繁荣，完全是国际投机引起的，也随其活动的结束而消失。现代的煤矿和铁矿，仍然有75％至100％归外国资本所控制。机械制造业的进步最惹人注意。[77]上海及其附近一带地方，是这一发展的主要受益者；这种发展也波及了天津、广州和武汉，但受其影响的程度较小。

在整个繁荣时期，贸易和工业的增长都得到信贷发达的支持，并受到物价和利润上涨的刺激。外国银行的衰落，妨碍了对外贸易业务，却没有影响到国内市场，因为国内市场的资金一直掌握在中国人手中。相反，国内金融市场为民族工业提供了大量资金，例如社会显要和买办的大量资金，过去出于安全和对利润的考虑，一直是投资于外国企业，现在却转向民族工商业了。中国的新式银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兴起的，仅在1918年和1919年两年，就创办了96家[78]，其中大多数都与政府当局保持有密切联系。官方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79]和数十家省银行，都属于此类。另外，还有许多“政治”银行，其创办人都来自政界或与政府高级官员有密切关系。所有这些银行的活动，都只限于经营国家的资金和信贷。另有十多家新式银行，大部分设在上海，纯粹是商业经营；可是当其参与民族工商业金融活动时，却始终受到市场古老结构的阻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没有证券和商品交易所。设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股票交易所，经营的只是外国股票交易。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创办和成功，促使许多人群效仿。到1921年末，上海共有交易所140家，大多数只经营自己的股票；数月之后，发生了“信交风潮”的股票交易倒闭风，才将这股雨后春笋般的交易所创建浪潮刹住。[80]

为了向企业提供资金，新式银行也不得不像旧式钱庄一样经营直接信贷。但新式银行要求顾客以财产抵押或货物抵押作担保，而钱庄却按向来的惯例，在私人关系的基础上“靠信任”提供贷款，这样就使银行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尽管新式银行规模可观，但其兴起基本是投机性的，真正的商业银行还是“钱庄”。1920年，上海有71家钱庄；而1913年还只有31家。1920年，钱庄所控制的资本为770万元，是世界大战前的5倍。

由于缺乏证券交易市场和国家贴现制度，上海金融市场各银行间互相贷款的利率（银拆），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1919年的每月利率平均为0.06（每千两每日利率一分），1922年升至0.17。虽然可以将银价的升值解释为纯财政原因（外国银行将黄金运回本国的储备中心，世界市场对黄金的投机抢购），但是毫无疑问，经济发展的需要也起了作用。例如，在各大城市的金融市场上，销售特别指定输出的农产品，就要筹措越来越多的资金。

根据不同种类的调查和用各种方法推论出的物价指数，不可能加以精确的分析。[81]但是物价指数的确表明，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批发价格上涨了20％至40％。和同时期西方国家相比，这并不算大。因为和工业品价格猛涨相反，农产品价格是稳定的。在传统的农业经济中，除了供出口的产品外，农产品价格之稳定，较多原因表明年景好，而不表明市场疲软——也就是表明农业社会的相对稳定。农产品价格的稳定和工业品价格的上涨，这是繁荣时期的互相补充现象。

在这一繁荣期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工商界。从1914年至1919年，纺纱厂每支纱的利润增加了70％。而钱庄的利润增加了74％。[82]一些重要公司的利润增加了20倍，有的甚至50倍，红利达到30％—40％，有时甚至90％。[83]因为企业家们并不与其雇员分享收益，这样高利润的意义就更为重大。实际上技工和壮工的工资，在广州只上升了6.9％，在上海上升了10％—20％。[84]

正是在这物质繁荣的基础上，都市社会在沿海大城里，越来越受西方影响发展了。

都市社会的兴起和资产阶级的转变

随着经济繁荣而来的是加速的都市化。城市人口的年增长率，大大超过了人口的总增长率。这个现象在上海特别明显，华界人口在10年之中增长3倍（参看表38）；其他条约口岸，如天津、青岛也吸引了许多新来者。

表38　战争年代中国部分城市人口增加统计[86]

内地城市也经历了迅速发展，但不那么明显。在山东省的济南，1914年至1919年的年增长率为3％，而全省人口的增长率只有1％。[85]

城市的迅速发展，既不是因为内地发生了饥荒，也不是由于社会动荡的特别恶化，而实质上是反映了新的发展中心对农业社会的吸引。贫苦农民，农村中的闲杂无业者，都到城市的作坊或新建的工厂中找工作，或者到码头上当搬运工，当苦力，或拉洋车。许多农村的士绅，也搬到省城或本地区的城镇去居住，一部分人是想在地方政府或各种自治团体中谋个职位，部分人是为了子女能有受到新式教育的机会——这是都市居民的特权。

都市范围的向外扩大，郊外也被纳入于建设范围；而古老城墙和牌楼式的城门，给由郊区进入市中心造成很大困难。但在许多城市里——例如长沙、梧州和广州的城墙被拆除以修建新区。虽然新的建筑大多是住宅，商业建筑却最宏伟。汉口的新世界商场大楼，足可以与1919年上海开张的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的百货大楼相媲美。在广州，大新商场的9家商店，自1918年起即雄踞珠江岸上。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1915年批准41项建筑工程（西式建筑），1920年批准109项。包括中式建筑、作坊、仓库以及其他各种建筑，工部局在这段时期内批准的建筑工程费用，从500万两上升至1100万两。[87]

在这些迅速发展的城市里，人口从未停止增长。各个社会集团变得更加复杂，阶级分化也更加明显，出现了工业无产阶级，从城市士绅中诞生了现代知识阶层和现代资产阶级。这一社会演变引起了外国历史学家的注意，开始注意到这些新的精英是如何对西方经验作出的反应；同时也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注意，将此种现象从其所处的基本的传统中孤立出来，以便更好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88]

实际上这些演变是很有限的：不但从整个中国社会的观点来看是这样，即使从城市方面来看，甚至在已经现代化的沿海地区，相对来说，看来也是如此。在辛亥革命前夜，被周锡瑞称之为“城市改良派精英”的一群名流，和法国历史上被称之为旧制度的资产阶级的一些人物十分相似。[89]不先研究这些人的固执和演变，就不可能了解新企业家所起的作用（稍大于新型知识分子们所起的作用）。

虽然这些名流所从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与农村士绅们所从事的很不相同，但其对地产的兴趣和与政府的密切关系，仍然和旧制度的结构保持着联系；辛亥革命普遍使其地位更加重要，其领袖人物总是站在最前列。例如张謇（1853—1926年），是清朝的状元，袁世凯政府的实业总长[90]；在其故乡南通办的大生纱厂，在1914年至1921年间，纱锭增加了一倍。[91]再以虞洽卿（1868—1945年）为例，曾任上海总商会和宁波同业公会的董事，在大战时期投资200万两办轮船公司——三北（1917年）、宁绍（1917年）、鸿安（1918年）。[92]还有朱葆三（1847—1926年），在1919年72岁时仍在上海任总商会会长。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巩固了荣氏兄弟——荣宗敬（1873—1938年）和荣德生（1875—1952年）的财产。[93]荣氏兄弟二人出身无锡商人兼小官吏家庭，1901年创办茂新面粉厂，1913年又创办福新面粉厂。在1914年至1920年期间，这两家公司共开创8家新厂，其中有些厂资金达150万两。荣氏兄弟更将其企业活动伸展到纺织业，创办了申新纱厂。这些企业先驱者在经营上的成功，都得力于其个人的优秀品质，在条约口岸通过与外国人的接触，获得了经营企业的一些不完全的起码知识，进而了解到掌握现代技术和管理方法的重要性。

但大多数的城市精英，主要是以其政治倾向和社会影响著称，而不是由其对现代企业的参与。辛亥革命后，代表地方利益创立的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和农会等新的权力网络，取代了官僚政治机构；但这与袁世凯中央集权化的企图相冲突，在地方上又与互相争雄的野心军阀相矛盾。但是城市精英的权力毕竟还是增长了，虽然这些城市精英未能成功地为当地保住1912年至1914年间争得的行政权力（尤其是税收权），但其对官僚机构的影响，还是比革命以前大多了。揆其原因，无疑是因为这官僚大多是来自当地；出身本乡本土官僚的比例，在革命初期曾经很高（1912年的浙江都督府，每7名高级官员中，就有5人是浙江人），后来有所降低（1920年，浙江每8名高级官员中，有4人是浙江人）。[94]但是“回避法”并没恢复；清代规定，禁止从本地学者中选任地方官。城市精英或者地方代表机构直接表达意见，或者间接向地方官施加压力，以保障其利益不受政府干涉，也不受外国人侵犯，并防止群众的各种无理要求。

就是这样，“旧制度的资产阶级”作为稳定力量，在中国社会出现了。浙江省的一个地区首府，1925年控制地方政府的人物中，有40％早在辛亥革命时就很活跃了。不过在这个人群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有功名的文人学士（进士、举人、贡生）的作用已经减弱。1918年至1921年间，在浙江省议会中，这些有功名的人数不超过6％，而在革命前夕却占46％。[95]死亡为其人数减少的原因之一；而另一原因，为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使其人数得不到补充。原来历来由其所掌握的慈善团体的账房和管事的职位，遂逐渐为政府当局和卫生与公共工程的专门人才所取代。例如在济南，情况就是如此，1917年，广仁善局就为政府的善局所代替。[96]

这种情况的发展，加深了城市绅商和一直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名流之间的裂痕；同时，也扩大了城乡之间的鸿沟，迫使农村为城市的各种事业提供资金。以济南为例，维持一支负责卫生、公共交通、法律与秩序以及消防的警察力量所需费用，其来自全省收入的款数，与来自都市税收的数额，恰好是相等的。

此后，都市的名流，从商人、地主和新式学校的毕业生中补充力量。这样，绅商的界限就不很清楚了；在省议会中会凝为一体，并在省议会中占大多数——1921年至1926年间的浙江占88％。[97]这些新的知名人士，继续维护已重新组合的地主利益，现在更竭力保证商人的利益。商人们常在省议会中居支配地位，商会会长兼任地方城市议会议长的情况并不少见。有时城市商会会长竟完全取代城市议会的位置，例如1922年的浙江绍兴就是如此。20年代商会的数目激增，浙江省的嘉兴县原来只批准设立两个商会，但到1924年，却已经有了13个。商会在地方各种代表机构中，逐渐占据了首要地位。[98]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都市上流社会中出现了一个人数不多的社会集团，献身于振兴实业，自由企业经营和合理化经济思想。这是一个真正现代化的资产阶级。由于受经济奇迹的影响，在由西方支配的半殖民地环境中，这种转变的发生是很自然的。现代的资产阶级新一代企业家们曾经在外国留学，对当时世界的现实情况有较多的了解，并且比较少受旧传统的束缚。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穆湘玥（穆藕初，1876—1942年），出生于上海，为棉花商之子，学习英语，并于1900年通过考试进入海关工作。穆氏因1905年积极参加抵制美货运动，而被迫辞职，遂于33岁时赴美接受技术教育，先后在伊利诺斯大学学习农艺学，然后又转入得克萨斯农业机械学院学习纺织工程。在1914年回国以后，穆湘玥努力改进设备，使自己的纺织厂现代化，并引进美国的长绒棉种种植。穆氏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厚生纺织厂，1916年又创办德大纱厂，1920年在郑州创办豫丰纱厂；1920年，参加组建棉花交易所，任理事长至1926年。此为极少数经受住1921年投机风潮的交易所之一。为了帮助培养中国实业界所急需的人才，穆氏给其最好的学徒提供奖学金到美国留学，其中包括1921年赴美，后来成为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的方显廷。[99]

银行家陈光甫（1880—1974年。原文如此，应为1881—1976年。——译者注）的事业，和穆藕初十分相似。陈氏生于商人家庭，11岁当学徒，1904年赴美学习商业6年，回国后，找到一些老同学，同精通现代会计方法的海关和邮局职员合作，于1915年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1940年以前，由陈氏自己负责银行的经营管理，是当时最兴旺的私营银行之一。

还有一批工程师，出生于小康之家，也在外国受过教育，从事双重职业——既是公务员，又是企业家。其代表人物有江顺德（1880—？年），是近代油漆染料工业的先驱之一。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1936年），于1921年至1925年间管理热河的北票煤矿公司。

最后，新一代实业家大量来自华侨，和留学生一样，对现代世界有实际经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简氏兄弟——简照南（1875—1923年）和简玉阶（1877—1957年）——在香港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其产品在泰国和新加坡的华侨中行销。1912年至1917年间，南洋公司的产量提高了610％[100]，并在宁波、汉口、上海设立分厂。上海分厂于1919年改为总厂办事处。简照南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企业家之一，任上海总商会董事。简照南死后，其弟简玉阶继承乃兄的事业，1949年以后，在共产党政权下，仍然是一位民族资本家。

马玉山（1878—1929年）的事业要短暂一些，初在菲律宾以饼干生产商的身份开始其事业；辛亥革命后，回到广州和香港，开设了一些新厂；其后居住上海，于沪上置总管理处管理各地分公司。1912年，马氏企图建立中国新式制糖工业，在吴淞开设了国民制糖公司，上海的资本家投资1000万两。1913年，马玉山游历西方各国，收集制糖技术情报，准备在满洲种植甜菜；但不久试验失败，马氏遂返回东南亚。[101]

聂云台在上海商界享有特殊的权威和声望，为城市名流和企业家二者之间的纽带。聂云台为聂缉槼之子，曾国藩总督之外孙，是上层绅士中的一员；虽是居住在中国，却对英语有精深的造诣。当其24岁，其父任浙江巡抚时，命其去管理一家用公款收购的纱厂。这家名为恒丰的纱厂，在第一次大战时有了发展；到1919年，资本已达到100万美元，各车间共雇用1300名工人。到1921年，聂云台创建了大中华纱厂，并向益中机器厂投资。聂氏既是一个组织者，又是一个企业家；1918年，参加创建华商纱厂联合会，并组建一个改良原棉委员会；成功地促使东南大学和许多美国专家参加改良原棉的工作。在1919年至1920年的危机中，当上海总商会中的保守派和激进派互相水火之时，聂云台由于出任会长，得以出面调解[102]，而开辟了和解的道路。

我们的回顾到此为止。还可以举出一些其他名字，一些是威望不高的，但是加起来也不会很多——也许是几百人。这些就真能构成一个资产阶级吗？

必须首先指出的，在出现这一群企业家的同时，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也正在形成。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郭秉文等新型知识分子，也大都在外国受过教育，在世界大战开始时回国，拥有新技能和新思想。这些新型知识分子，脱离了中国旧社会，并与国家开科取士和政教合一的传统割断了联系；同时提倡以尊重个性主义为基础的新式教育制度。[103]这个新的知识阶层出现，对新生的资产阶级是一个鼓励。这两大集团的联合，双方的力量都得到加强；但是其影响，主要在于其继续与城市名流保持联系。

这些年轻知识分子和年轻企业家，得到其先辈很大的支持，这既便于其行动，又保证其影响和成功。如果没有具有代表性和强有力的江苏省教育会的支持，蒋梦麟的新教育运动是绝难有所成就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进口的染料来源断绝，传统商人因投机而获巨额利润，并将所获此巨额利润付给穆藕初。若非如此，穆藕初到何处去筹措开办其经营的第一个纱厂的资本？简照南刚从香港到上海，得到上海总商会董事们的合作。以城市名流为一方，以知识阶层和现代资产阶级为另一方之间的团结，是建立在社会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对国家权威缺乏信任感的共同基础之上的。

新生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与政治战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成立的各种商业协会内部形成的。这些协会与职业或手工业的行会不同，也和同乡会不同。两者只是某方面代表商人利益的组织，也不同于朝廷强行加给地方团体的商会。这些商业协会是团结一致，并且是在自发活动中产生的；实际上，其主动性是来自受益集团自身。1918年建立的华商纱厂联合会，使一个保护性团体获得官方的合法身份，该团体在一年前为争取保留原棉出口税团结组织起来的。而当时的日本棉花购买商正要废除这种税。1920年，北京的主要银行家每周举行两次友好聚餐会，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银行联合会。华商纱厂联合会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性组织。第一个地区性银行联合会成立于1920年12月，与全国银行总会成立相隔不到三年。

这些新的现代性商业联合会，表现于对任务的了解，也不再从事宗教或慈善事业的活动；而传统的行会为这些活动献出其大部分财力。现代性的商业联合会采取了国际资本主义的观点，以发展、进步和竞争为主旨，开始传播经济信息，并出版当时最卓越的经济学家合编的专业评论杂志。因此，在此后数年中，上海的《银行周报》（1917年），《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1919年），北京的《银行月刊》（1921年），汉口的《银行杂志》（1923年）相继创刊。这些刊物提供了当时现代经济部门的活动，在发展途中所遇到的障碍，都有异常丰富而精确的证据。由于其对外国市场研究的重视，为中国能在世界各种经济力量的潮流中，获得发展作出了贡献。

此时，阶级利益呈现出现代面貌，过去行会的团结是基于既得利益之上的，而现在则是为争取尚未得到的利益而团结一致。发展的意识取代了垄断的传统。

这一群年轻的雇主，虽然只是代表商业资产阶级的一个狭窄边缘部分，但是这个先锋队的影响，却在商人权力的正式组织中发挥了作用——各个商会被迫使自己现代化，并且也多少使自己民主化一些。

在世界大战刚爆发之时，上海总商会好像只是受强大的宁波帮所操纵的一个帮会联盟；高达数百两的年捐认额，将会员名额限制在300人。除了帮会以外，只有一些最重要的企业在商会有代表，董事会为35名所垄断。作出决定的权力在德高望重的董事长朱葆三。董事会的董事，大多是从老一代商人和买办中选出的。而在1919年至1920年以后，由于受到内外压力的影响，商会选举了新的董事会；虽然选举的范围并没有多少扩大，但新选的董事会自后确实有了一些代表性。自新董事会诞生以后，上海总商会一直是从现代产业部门接纳代表，而这些现代产业部门代表一般是仍同传统商业保持联系的商人，如王一亭、虞洽卿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商会的董事会扩大，包括银行家（宋汉章、傅筱庵、赵锡恩）、纱厂主（穆藕初、聂云台）、实业家（简照南、荣宗敬），其利益及活动完全是朝向现代产业部分。在商会内，这些董事的活动，继续沿着各企业联合会的框架中已开始的方向，传播经济情报，鼓励新技术，发展职业教育，与政府当局谈判协商。

不过，“旧制度的资产阶级”和新式企业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完全是一帆风顺的。上海总商会在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时，内部出现了一场危机。[104]对立面并不是来自新的商业联合会，而是来自一些旧式的同乡会。这些同乡会和帮会不同，一直让小业主甚至普通工人参加。1909年，由陈洪赉组织的宁波旅沪同乡会，作为宁波帮会的分支，其贵族气就比帮会少一些。但是在各组织中最激进的，要数汤富福（汤节之）任主席的广东同业公会。在商会内部，约有60名会员组成的反对派，迫使朱葆三在1919年3月辞职；并提出改革方案，要求放宽会员条件，降低每年所交的会费，扩大董事会，成立经济信息服务机构。1920年8月，董事会改选，改革派在35席中占20席。这是一些什么人呢？其中的一些人——例如汤富福或者冯少山，都因其广东籍贯和政治活动而引起重视。许多人简直是新一代企业家。

改革派未能将商会吸收会员的条件民主化，但其影响却可以从1921年创办的《上海总商会月报》中表现出来，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提出了新的见解。最卓越的分析家中包括方椒伯（积蕃），特别是冯少山。方椒伯1884年生于宁波一个显赫的家庭，是一名银行家和实业家，曾于1922年任上海市总商会副会长；冯少山也生于1884年，广州人，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股东。

1919年春，伟大的民族主义总动员期间产生的新组织，接受了总商会拒绝扮演政治先锋队角色。1919年5月创立的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作为地方社会的代言人出现的；广东籍的活动家汤富福、冯少山在其间起了重要作用。虽然联合会的激进主义联盟，经常与商会的保守主义发生冲突，而在两个组织中身居要津的却常是同一些人（特别是虞洽卿）。两者的社会结构几乎没有区别，只是代表同一个资产阶级的两个方面。

数月后，许多“马路联合会”成立，代表上海各主要商业街道的中国商人，动员自己的会员——拥有自己商店的店主起来反对租界工部局的征税政策。因为上海是外国势力的堡垒，在这一地区发生冲突，对整个民族的解放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上海总商会想对“马路联合会”加以抑制的呼声，又在其他场合发生了。“上海商会已不能像往日一样代表中国社会了；其权威性已由其他的组织所代替”——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1920年作如是说。[105]这些自己创建的新组织。或在传统组织中活动的一代新人的指导下，资产阶级正准备要重登政治舞台了。

士绅阶级衰落以后，资产阶级在城市的绅商中占了主导地位，团结大部分“旧制度”的名流和少数新生的现代企业家，组成了一个朝气蓬勃的联盟，并从前者继承了其对社会的稳定作用，从后者继承了其改革创新精神。这样的资产阶级丝毫没丧失其典型性，相反，却是真正代表了当时的都市社会。但是这个都市社会，却越来越孤立于中国的政治社会之外了；其进步和西化——这必然与其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扩大了其与农业社会之间的鸿沟。作为一个广阔的农业帝国，中国怎能为几个少数新兴的沿海城市所统治呢？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失败

资产阶级和袁世凯政权本来就是非情愿的结合；没有持续多久，袁世凯的独裁作风和随心所欲的苛捐杂税，在商人中引起的不满，在上海总商会中引起了反响。商人的嘴巴可以强行封住，但武力并不能防止其同情心的迅速冷却。[106]1915年各省反对复辟帝制的起义，1916年政府在财政上的失败，加上官办银行延期付款的命令，合在一起把市场搅乱了。其结果是资产阶级与政府分道扬镳。

由于无力扭转政府的施政方向，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只得独善其身，梦想在社会中创造出一个繁荣安全的孤岛；在博爱传统的鼓舞下，想像出一个模范社会——有时甚至达到要实现的地步。张謇要把南通建成模范城市；朱葆三在上海郊区购买1000亩地，准备在该地建成一模范区。[107]

走向参政

另一方面，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要求制度的改革——统一币制，改革财政，恢复关税自主。这些要求，又一次向中央政府提出了挑战，对中国也是因国际条约造成的半殖民地地位的挑战。近代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抱负，必然将其引向更广阔的战场。日益众多的企业家开始认识到，其命运是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发展繁荣联系在一起的。“人不能离开社会独自生活，吾人不能脱离纷乱而无组织之今日中国社会，而自成一体。”[108]

在1921年的商联会的年会上，汤富福发表了激烈的演说，要求参与政治。这与过去不同，已经不是支持这个党或那个党，拥护这个强者或那个强者的问题；“我们不能信任任何人……救世主是没有的……”各商会应当把直接的责任承担起来。

面对目前境遇的商人们，现在应该是抛弃过时的不过问政治的传统的时候了！我们长期以来拒绝参与所谓肮脏的政治；但是如果政治是肮脏的，那是因为商人们允许其肮脏。各商会过去一贯坚持不过问政治，但是在今天，这种不过问已经变得可耻了。[109]

穆藕初用平和一点的语气重复了相同的意见。

以前我们认为工商业者只应该关心工商业，这种陈旧的观念今天已经没有了。团结起来，用一切办法迫使政府改良内政，已经成了我们工商业者的责任……我们相信，只有这样办才有希望使我们国家的工商业复兴。如果我们不采取这样的步骤，其结果将是所有的企业失败，国民将无以为生，国家将遭到毁灭。[110]

资产阶级在经济发展中碰到各种制度性障碍，而突然出现的政治觉悟，是受到五四运动奋发精神的激励而产生的。国家的前途，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资本家在国家工业建设中的作用，都成了每次讨论的中心话题。从中国贫穷和落后这个确定的事实出发，唯一的药方是发展工业；唯一的办法是从欧洲和美国的经验中吸取教益，但必须避免出现劳资冲突。这些在1918年停战后，是孙逸仙所写的《中国的国际开发》[111]一书的主要论题。这是一本带有圣·西门式的工业抒情诗情调的著作。同样的思想，约翰·杜威于1919年至1921年间，在中国各大学所作讲学中，作了进一步发挥。在杜威影响下，由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张东荪、胡适）加以维护；还在一个短时间内，未来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也对此给予支持。[112]

五四思想家们所设想的，是部分由国家控制的发展；这个发展是建立在新兴的阶级基础之上的；而这个新兴的阶级既包括资产阶级，也包括工人阶级。在1919—1920年间，人们强调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面对发展任务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团结。“人类进步之基本动力在于互助合作，不在于斗争。”[113]在自由派与激进派于1921年至1922年间爆发争论之前[114]，经济发展必须与民族主义、工业发展、社会和谐结合在一起。当时中国的政治思想，以非常典型的方式开始为乌托邦而奋斗的实现过程。

这些直接或间接以资产阶级的作用为中心的论题，引起了商界的密切注意。上海总商会接待了约翰·杜威和伯特兰·罗素。从张东荪主办的《时事新报》看来，似乎极其靠拢上海的青年企业家们，支持其商会的行动。孙逸仙在商界也享有崇高的威信，一部分商人准备在上海修建其在《中国的国际开发》书中所描述的东方大港。[115]

但是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观念更多的来源于商人的实践，而不是理论上的推论。在这方面，大战时期和战后具有决定意义的经验，是政治混乱中的经济繁荣。资产阶级更多的意识到经济繁荣带来的好处，而很少注意到政治混乱带来的麻烦。资产阶级几乎还完全不曾经历过现代的经济周期，短暂的兴高采烈掩盖了充满不测的未来；其乐观主义恰恰与乌托邦的理论合拍；因缺乏经验而产生的幻想，和政治思想上的犹豫不决，正在融为一体。

伟大的向往

资产阶级在商会中所采取的立场，在专业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以及工商业者发表声明所表达的观点，全都集中在自相矛盾的主题上，既要民族主义又要国际合作，既要工业革命又要社会安定。

中国资产阶级附和所有要求废除不公正的呼声，废除二十一条，取消治外法权，恢复关税自主。[116]这些论题没有一个是资产阶级所特有的。对于当时促使都市社会反对外国侵略的潮流，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只起辅助性的作用。和大城市中的精英分子一样，商人们——如银行家赵锡恩所说，忍受着“社会不公”所带来的痛苦。“外商在上海似乎形成了一个排他性团体，中国的商人或公司没有和他们来往的权利……这种贵族式生活方式，全然不顾及其主人与顾客，伤害了我们商人的感情。”[117]

但是，外国的扩张虽然损害了被统治国家的一般利益，却以更直接的方式涉及商业、工业和金融领域，而这些正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特殊活动的领域。中国商人因此发现其受到双重影响，既作为急于救国的公民，又作为竞争的企业家。天津商会的一个负责人，在1912年举行的银行公会全国代表大会上致词，强调其所负的责任说：我真诚希望大家把发展工业和管理金融事业，看作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中国人谋福利。[118]

资产阶级意识到要控制经济的发展，并从中为自己谋得利益，有赖于与外国合作，“如果我们现在想给工业以新的动力，首先必须采取自由贸易的原则，利用外资，从外国引进机器……如果国家想着只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工业，这目标是无法达到的。”[119]

中国的商人于是寄希望于外国的援助，“我们希望你们利用一切机会，援助我们的商业与工业企业”[120]。但是中国商人对这种援助定下了严格的条件。“合作决不可以任何形式干涉我国的财政，也不应妨碍我们的发展。”[121]外国不应该是控制，而应该是“明智的互利行为”[122]。为了在中国境内建立法国的商会，主席昂希·马迪埃主张所谓“友好的经济协作”。中国资产阶级寄希望于外国人的明智和善意，希望“盟国和友邦中的健康力量，能够影响其政府，废除或修改有害于合作精神的条约”[123]。由于受到威尔逊幻想的迷惑，中国实业界特别寄希望于美国，1918年，满怀热情的美国总统特使、百万富翁查尔斯·克兰先生特地从芝加哥赶来中国，以表示其对中国的同情和援助之意。

由于缺乏资金，这种想依赖他人善意的想法，包括本来设想的努力都只能成为乌托邦的空想。中国的资产阶级在1919年至1920年面对的问题，即不发达国家接受外援的问题，至今仍具有头等重大的意义。问题的性质是非常清楚的，如何在取得外援的同时，又使国家的独立受到尊重，还要照顾到有关列强的相互利益。这虽然很难付诸实施，但也不是一个新鲜的观念，而在当时却是革命性的。这与19世纪以来追求特权和势力范围的国际外交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同时，也摒弃了儒家传统的中国为世界中心的观念。这种错误观念，对于国与国之间的互惠关系表现为十足的无知。

在国内政治水准上，这种国际合作与工业革命所需要的社会和谐思想，正好可以互相配合。

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所表现的关注，可能反映了一些信奉基督教雇主的担心，像聂云台、欧鹏（译音，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人之一）和银行家徐恩元都属于此类。总之，这正与基督教青年会和c.f.雷默、歇伍德·艾地等人，自20世纪20年代起领导的运动巧合。这些影响与行会自治传统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温情主义思想，追求将劳动者的福利与雇主的利益调和起来。1920年创刊的《工商之友》宣传减少工时、增加工资，工人分享利润[124]，在提高效率的名义下，社会进步的必要性被人们所普遍承认。穆藕初在1920年创办的一家新纱厂开幕式上说，工人的力量是“工业的看不见的资本……这个资本决不可以浪费掉”。面对艰巨的发展任务，资产阶级认为其与工人阶级是相互依赖的，主张制定“民主实业的新制度，实行业主与劳工的互助”[125]。这种认识，在某些工人团体中也得到响应。[126]民族工业正遭到外国的竞争，对共同危险的认识则加强了团结精神。因此，工人阶级的进步不是对大家有害的斗争结果；不是抛开资产阶级，而是和资产阶级一道取得进步，并要依靠资产阶级的主动精神。胡适认为，“在充分明智和强大的公众舆论形成之前，在有效的法律通过之前，要解决中国的劳工问题，只有靠聪明的雇主如聂、穆诸先生自愿地执行一种改善工人境遇的政策”[127]。

上海的中国报刊一再重复资产阶级有“聪明”和“有远见”的话题，强调“中国资本家的觉悟”的必要性，并为达此目的而努力不懈。自由主义大报《申报》要求提高工资，并解释说，这并不会损及股东们的利益。

实业界为大众教育而作的宣传，坚持社会团结的主旨，其直接目的显然是为工业提供所需要的职工。而1917年创刊的《教育与职业》坚持说，群众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工业与教育协调一致发展的结果，“雇主与学校合作，工作与教育并进”[128]。

在1919年，资产阶级的哲学为扩展的哲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圣·西门主义）以及英、美的自由主义之间，在某些方面颇有类似之处，并不应完全归之于文化史；把一切都考虑在内，其来源颇为相似的经历——成长的经历。因此，资产阶级黄金时代的乌托邦，在现代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反映了那个时代短暂的现实：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产生，但却是没有前途的经济奇迹。

民族主义的动员

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阶级，其各个组成部分，对于外国势力和侵略的反应也是不同的。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在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分析，所划分的界限，看来并不正确。一方面，大部分新式民族工业都依赖外国人——即使只是在财政资金上；外国银行一直为中国工业提供直接贷款。例如亚细亚银行就向郑州豫丰纱厂投资，还有日资东洋拓殖会社、东亚兴业会社、中日实业会社等，也都曾向中国企业投资。[129]同时，由于缺乏资金（这是当时经营方式所固有的问题），中国企业家不得不向旧式银行（钱庄）取得短期贷款，而这些钱庄本身又是部分由外国银行提供资金的。另一方面，即令有任何纯粹的民族资本确实存在，也不能认为是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条件。在有些情况下，由于中国企业家从与外国人的经济合作中获得利益，自然就倾向妥协。因此，在五四运动开始时，上海总商会采取的亲日立场，可以用其主席朱葆三和主要的理事们，如广州商人顾馨一、买办王一亭、宁波的煤炭商人谢衡牕等人，与日本财界和商界的商业关系来解释。[130]但是经济上的依靠，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屈从。就在这同一时期，天津买办、同业公会的积极反日分子主要支持者，就是天津商会副会长卞荫昌。[131]因此，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并不依赖于纯粹华资企业的发展。

各商业和职业团体发表的声明和采取的立场表明，爱国主义分裂成为激进的和温和的两翼。正如所已指出的，上海总商会在参加五四问题上表现得犹豫不决；当其在5月13日决定参加时，也是十分谨慎；而在6月3日，拒不批准由学生所发起的罢市。面对这样的既成事实，商会的主要考虑是维持秩序。商会的临时会长虞洽卿对地方军政当局要求商店开市，努力从旁协助。6月9日，商会正式宣布罢市，但是商人们没有服从这个决定。在整个这段时间内，别的组织在起带头作用。上海商联会于5月6日致电大总统[132]，抗议凡尔赛和会的决定称，“至学生爱国，起与卖国贼为难，正合全国民意……应请政府垂念学生，无罪即行释放……否则，全国暴动，更难收拾”[133]。在5月10日的电报中，商联会进一步谴责了总商会的亲日立场。6月4日，地区商会就已讨论了罢市的计划。正是这些商人在6月5日自行决定关门罢市，并在门上贴出启事，“因外交失败，无心营业”[134]。6月9日，宁波、广州、山东帮会和宁波同乡会，措辞尖刻地拒绝了总商会要求复工的呼吁[135]。

这些不同联合会的积极参与和总商会的节制之间的差异，部分反映了其社会组成的不同，银行家、买办、工业家和企业家为一方，商人、小店主为另一方。但是现在只有极少数会员还能弄清姓名的这些联合会，到底有多大程度上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一个特殊阶层？这个阶级的结构还很不完善，不同集团之间的联系很复杂；同是一些人，在积极的和保守的两类组织中都担任领袖。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和主要的董事虞洽卿，同时也都是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有影响的董事。顾馨一是地区的商会会长，同时也是总商会的老牌领袖。这些人的态度是可以随时改变的，并且显然是自相矛盾。5月底，支持改良派的虞洽卿，参与了要求朱葆三复职的活动，朱葆三因其亲日的立场于不久前下台。另一方面，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的创建人之一，广州买办兼实业家陈炳谦，却同时又是保守派的领袖。[136]

这种政治倾向上的混乱，说明社会组织的阶级结构还未能彻底和家族与地区的关系分离开来。并且，出于对儒家教义的尊重和社会威信的需要，激进派资产阶级继续有赖于其长辈。在上层资产阶级方面，为了不脱离广大工商业者阶层，常常又不得不认可这些长辈们的决定。在1919年至1920年，公共租界的中国居民和工部局的斗争中，商会勉强支持马路联合会的店主们宣布的抗税斗争。因为按照朱葆三的说法，既然商人们都反对交这些税，商会也只好与之采取相同立场；因为我们也是商人，应该与商店主采取共同行动。[137]

经济的繁荣和近代商人的出现，促进了商人的团结和儒家式的民主，从而淡化了利益上的差异；但这些企业家有时也和其长辈们一样保守。例如穆藕初就坚决反对1919年6月的罢市。然而这些新式商人宁愿作出必要的妥协；调和激进派和温和派的责任，就落在这些人的肩上。1920年，聂云台当选商会会长，为这种妥协打下了基础。以同样的方式，公共租界的商人和居民，在抗议上海总商会“未经纳税人同意，就自称为其代表”以后，却选举了穆藕初、宋汉章和银行家陈光甫进入顾问委员会，负责在工部局中为其代表；穆、宋、陈三人都是商会的董事。[138]

这种激进分子和温和分子之间的合作，似乎在天津也重演了。天津商会颇不愿在副会长卞荫昌的诱导下，去参加抗日运动。卞荫昌的支持者有买办、纱厂，以及各类活动家组成的商会联合会和一个十人团。[139]

由于其内聚力，从最激进的一派和学生、雇员以及一些工人形成的联盟，资产阶级从其中得到了好处。这个联盟支持城市广大民众的要求，而使之得以实现市民作出的贡献。正是因为上海总商会和各银行联合会的坚持，北京政府才同意于1919年6月10日将三个亲日派部长[140]撤职。另一方面，群众运动的热情使资产阶级在国家利益和名义下，增强了自己对抗外国势力的地位。

经济抵制，是进行国民动员卓有成效的资产阶级方法。1905年的反美运动，1908—1915年的反日运动中，商人们都用其自身的方法，来抗议外国的侵略和不平等行为的反应虽是激烈，但却为时短暂，且常带有排外主义，因而在政治上与经济上之成效均甚微。1919年以后，在五四运动激起的民族主义鼓舞下，这种经济抵制遂成永久性的。紧接在1919年至1921年的运动之后，又爆发了1923年的运动[141]，一直延续到1924年；到1925年至1926年发展成普遍性的运动[142]，其后又成了革命斗争战略的一部分。[143]在这期间，资产阶级常力图利用经济抵制来争取民族市场，促成一个新的工业社会。

从1919年至1923年，抵制运动完全是针对日本的。在第一次大战期间，西方列强自中国撤退，日本的廉价“劣货”潮水般充斥中国市场，直接和中国企业的产品竞争。1919年至1920年，由学生发起，而由商人付诸实施的抵制日货运动，不失成为缺乏关税保护的一种补救。日本在中国新建企业的速度减慢，日货的进口减少，也许部分是由于这一抵制运动。不过，除了抵制运动以外，日本当时正经历着危机复苏期，很难区分两方面原因所导致的后果有何不同。在抵制日本“劣货”的同时，中国掀起了提倡本国产品和“服用国货”的爱国运动，遂使这一运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抵制运动不再是对某一特定措施，或对某一特定政策的敌视，而是变成了促进中国建立自己工业“长远计划”的永久性组织原则。“当每一个地方都回响着‘中国人自己建立的股份工业公司万岁’的口号声时……这一次抵制运动的目的才算达到了。”[144]资产阶级所表现的已不再是排外思想和短暂的激情，而是代之以工业救国思想。各种情绪的反应必须让位给“国策”[145]。抵制运动首先要考虑到“民族经济利益”[146]。这是目的，不是手段。[147]聂云台将这个分析引向极端，变成了类似甘地的不合作主义。[148]

在这样的环境中，抵制的责任又落到商人的肩上，在此后应实施抵制的各种规定，商人并亲自保证加以监督[149]，学生则不应参加进来。这实际上是为了防止出事故和出现混乱，是为了避免无谓的财产损失，也是使群众运动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发展服务。

在1919年至1920年间的各种经济报道，充满了有关抵制对建立中国工业激励作用的记载。[150]但是，如何能把构成这种形势的特定因素，从其背景中孤立抽出来加以考察呢？

资产阶级为了特定的具体任务而进行斗争时，是比较容易评价其结果的。1920年10月，列强签署了一项协定，决定组织一个国际银行团，负责向中国当局提供全部政府贷款。银行团企图以贷款担保的方式，取得对中国公共收入的控制权，如铁路的收入，甚至——根据一再否认的谣传——地产税。银行团的条款公然规定，“欢迎中国资本予以合作”[151]。中国的金融团体1920年12月举行第一次全国会议时，决定不申请加入这个银行团，自己组织一个银行团以应对外国的挑战，并称：“国际银行团一再宣布援助中国的意愿……对此，我们深表谢意。但是，对中国行政事务进行根本性改革，是中国人自己的事。”[152]

《上海总商会月报》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硬的社论，谴责列强包藏祸心，并揭发其“经济瓜分”的诡计，认为中国正受到这一阴谋的威胁，指出“指鹿为马，以鸩为醴……昔之自由割据各独享受者，今变为合力并吞分赃享受耳”[153]。

中国官员和财政界坚持不懈的敌视态度，使国际银行团的投资计划未能实现。这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胜利。在此前的年代中，资产阶级力图在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取代外国人，也获得一些成就；现在要取代外国人，充当向政府提供贷款和控制政府财源的人了。列强由于低估了中国银行家的力量和决心，犯了一个错误。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的华盛顿会议，为列强提供了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在英国支持下，美国的外交政策把赌注押在中国的资产阶级身上，推行了预示20世纪后半期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力图确保中国的权力过渡到地方精英分子，特别是实业界人士手中。

华盛顿公告发表以后，中国的舆论被发动起来了，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民外交”运动，各商会和金融团体在其中起着领导作用。这种由公众直接进行的外交活动，宛似一个没有统一政府的国家，也是在其政府代表的合法性引起争议时的最后一着。正是如此，1921年10月12日至17日，教育界和商会代表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时，蒋梦麟和余日章两位代表奉命去华盛顿表示“民意”[154]。这些区别于政府代表团的“国民”代表，主要是教师，但这两位国民代表和商界都有密切关系。蒋梦麟是一位钱庄主人的孙子，家里是上海钱庄的股东，在1918年和孙逸仙合作出版《中国的国际开发》一书时，对经济事业就发生了兴趣。余日章作为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也和实业界的领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同时，作为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议董（在工部局中代表中国居民利益），和银行家宋汉章、陈光甫以及纱厂主穆藕初都有联系，都是亲密的同事。[155]

在华盛顿会议中，国民代表们虽是间接的，但却起了积极的作用，捍卫了中国在山东的主权，要求恢复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而这是金融团体和商会所特别强调的。华盛顿会议，部分实现了中国民族主义者所寄予的希望。无疑，这也是由于世界列强外交战略的互相冲突，才使中国国民外交获得这一成功的结果。“如果一只瞎眼的猫抓住一只老鼠，那完全是由于运气！”一位英国记者这样评论说。[156]但是，毕竟还是需要那只瞎眼的猫把爪子伸出去。中国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组织，表现了其存在和决心；正是在这一点上，才导致英美将外交赌注押在其身上。

实际上，华盛顿会议以后，在华的外交官和企业家的呼声也有所提高。“代表中国经济生活的人们，有责任直接参加中国的政治改组”——新任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爵士到北京就任时就作如是说。[157]而汇丰银行总裁a.o.兰则认为，“正是中国商界舆论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主要部分……将证明其在不久的将来是主要力量。”[158]太古洋行老板兼上海英国侨民组织的中国协会主席e.f.麦凯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159]这些呼声提出的根据，是各埠“所有”商人的利益都是一致的。要使经济发展陷于瘫痪的动乱停止，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能从中同样得到好处。中国商人有责任保证外国人所企盼的政治改革得以进行；这种改革的动力应来自中国社会内部，但也可有从外部加以援助。因此，外国人向中国商人发出的这些敦促，充满了各式各样提供援助的建议。《字林西报》社论作者建议，“一名具备良好资格的顾问，在商界的支持下，能够代表一个诚实的政府很快改组财政工作”[160]。而e.f.麦凯则预言，在清除了腐败的官僚以后，“商界将接管权力，必要时可以由外国顾问协助”[161]。

外国人正在精心策划一场政治运动，急于利用其潜在力量，动力似乎来自汉口。1922年11月，在该地曾开了一次万国公民大会，并且和正在该地举行全国联席会年会的中国各商会的代表取得联系。[162]双方就遣散军队和建立立宪政权方案达成了协议。资产阶级热烈欢迎这一政治上的合作，但极力否认其有建立“一个附属于他们（外国人）的封建资本主义制度”的任何意图——这是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对其所作的指控。[163]“敦请一友邦为佐理，系自动的而非被动的……系暂时的而非永久的。”[164]孙逸仙本人在1923年1月26日发表的《和平统一宣言》中，似乎也支持“和平之要，首在裁兵”的主张，认为可以“敦请一友邦为佐理，筹划裁兵方案及经费”[165]。

英美外交政策所设想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的建议，意在推动中国资产阶级逐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角色；但其这一意图显得异常的不够成熟，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在当时，尚无力承担其外国老师梦想赋予的政治使命。

行动中的自由主义

要了解资产阶级在20世纪20年代所进行的，但又是失败的政治游戏，必须对其发展的环境进行深入的考察。不掌权的资产阶级政治心理的形成，不可避免要受到既定政权性质的制约。在中国当时，传统的观念和名流阶层已经衰落，却又未能引入新的自由予以填充。在这个失去了已经验证的组织形式的社会中，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已渐趋成熟的中国资产阶级，形势要求承担起各种责任。专制主义已不再与帝制或袁世凯的军事独裁有紧密的联系，但其仍然存在，并以军阀割据的形式出现。其为数之多，使之反对军阀者虽付出巨大代价后，所取得的胜利也完全没有意义。如果说资产阶级的参与常常表现为模棱两可，毫无章法，而且收效甚微，部分则为其在形成过程中所处之政治环境性质所决定。

军阀时代是毫无安全感和争权夺利的时代，每个社会集团都受到影响。处身在条约口岸外国租界的资产阶级，可以避免内地商人所受的抢掠和横征暴敛；但其经济活动是在地区交流的框架内发展的，因此，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可靠性也就每况愈下，并受到交通及货币混乱的直接不利影响。军阀混乱的冲击对半自给自足农业社会的影响，具有波及面较小的特点。如果一个村庄被一支路过的军队蹂躏，而相距不远的另一村庄就可能幸免。但是，这些社会动乱的扩散，尽管发生在广大的地区在受灾难波及之后，却可以不改变地区性和局部性的基本特点。这是一场分散灾难的积累。商人也和其他的人一样，要受到这些事件的损害，店铺被抢劫，仓库被焚毁；同时还要遭受发生于别处的混乱之苦，有时甚至是来自相距很远的地方。四川的战争对江苏的农民不会造成威胁，但却使上海的工厂主失去了一个重要市场。在20年代初，商业资产阶级的发展与繁荣，是直接有赖于中国国内和平与民族团结唯一的阶级。就这点而言，资产阶级可视为是反对和平与统一的军事独裁的直接牺牲品。

资产阶级所建议的政治上补救方案，各商会和金融团体所通过的决议，在企业界各种专业刊物的社论中都提了出来。而在许多方面，这些方案和社论紧跟《努力周报》所发表的思想；《努力周报》是胡适及其周围自由主义理论家们新创办的刊物。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两个集团，都同样呼吁“好人”参政，寻求用专门技能来解决专门性“问题”，开出了“好人政府”的药方（也就是所谓“公开的政府”，必须将财政收支向全国公布），并要制订计划，使之能在保存个人主动精神的前提下，确定各个阶段的发展。[166]

这些彼此类似的观点，可以从各种个人的、家族的和组织的关系中得到解释，正是这些关系，才将城市的名流们联合在一起。例如1922年10月，教育联合会的代表和商会联合会的代表，在上海开“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共同拟定政治主张。[167]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将企业家们看作是胡适的信徒，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是通过妨碍其发展经济的种种障碍，如军事独裁，财政混乱，官吏专横跋扈的认识，而独立获得自己的政治觉悟，不存在胡适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问题。外国的影响在胡适的政治思想中占主导地位，就排除了这样理解的可能性。但是这两股思潮——文化的和资产阶级的却一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中国的自由主义，经常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史中异常的插曲。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卷入，自由主义才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

虽然《努力周报》的思想家们和商会中的实干家们，所采取的立场往往是完全相同的；在行动中，自由主义还是被歪曲了，或者说作了必要的修改。自由主义中国化最惹人注意的特点，就是其以捍卫地区的自由代替了捍卫个人自由。胡适与其友人由于受了西方模式的影响，主张保持个人的权利。企业家们则根据其共同的或各自的实践，将保护其社会集体不受政权的过分干涉，视此为高于一切的任务。但是由于接受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资产阶级只好采取折中办法，将自治的愿望寄托在更加广泛的组织体系上，认为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最终保证自由的实现，其结果，就是从传统的“自治”主题转向“联省自治”。中央政权的式微，给了资产阶级重新规定其与国家关系的机会。资产阶级极力想打破多少世纪以来的恶性循环，即或企业自由和社会动乱并存，或政治稳定和经济剥削（或压迫）同在，这一直是设想任何新的国家结构仅有的选择。这样，在一段时期内，自治和联邦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实现其政治策略和阶级抱负的工具。

自1920年起，自治运动好像把基本上互相对立的支持者聚集到了一起，其中包括保守的名流和开明的士绅，或者是野心勃勃的军人，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商会。资产阶级力图利用自治运动来实现其互相矛盾的愿望，即自由与秩序。商人们鼓吹制定省宪，鼓励恢复地方政府机构，希望借此来加强自己的权力，以对抗来自政府或军事官僚机构的干涉。在这场运动中，首先受益的是非官方的乡绅；正如我们所已经看到的那样，商人阶层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此外，省或地方机构，看来特别适宜开展“职业主义”的活动。这个活动，正是当时从丁文江到武堉幹等自由主义思想家所鼓吹的[168]，部分是受约翰·杜威的行会社会主义的说教所启发。职业主义提倡将公共事务的责任，交给专家。“工匠、农艺师、教授和知识分子的政府万岁！劳动者的政府万岁！……打倒无所事事人的政府！”[169]《上海总商会月报》以论战的口吻重复了这一主题，主张“职业政治”，剥夺一切“无职业者”的公民权——指“贵族、军阀、官僚和政客”[170]。

大多数制定省宪的主张没有走得这么远。省宪在保护职业利益的同时，也给地方当局以广泛的经济权力，例如管理铁路、电话、电报，以及创办发行纸币的银行。[171]

资产阶级不只是希望通过自治从官僚主义下获得解放，希望按着自己的利益建立控制社会的有效体系。新近的研究强调，在自治的政府各机关和“里甲”型征税制度，或发展到“保甲”型保安制度之间的共存关系。[172]20世纪20年代初，商团的发展同样证明，企业界急于负责保障社会秩序的愿望。1916年，对这类团练组织作了严格规定；这是袁世凯1914年解散地方议会的结果，表明了官僚主义复辟。随着自治运动的发展，商人们要求放宽对团练组织的限制，“请政府允各商会自练商团而行自卫”[173]。汉口商会援引汉撒同盟[174]的先例，要求组织真正的城市联盟，并认为如果全国各城市能真正团结一致，商人将拥有极大之权力。[175]

虽然北京政权的衰落鼓励了自治的倾向，但商人们也遇到消极影响；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也没有办法引导经济现代化，因为经济现代化要加速前进的步伐，要求有统一的货币和关税制度。从各个商会提出要求中央发出命令、禁令、纠正错误等议案中，表现出其强而有力对国家的怀念。因而，即使是要求自治的同时，商人仍不肯放弃中央集权的好处；认为采用联邦制就能克服这一矛盾，完满的调节中央政权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知识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宪法知识的较量，不断地比较德国、奥地利和美国宪法的优劣。而上海总商会坚持市政管理和警察职能必须归地方当局负责，主张工矿企业不能由中央政府管辖，“不但因为这样会使工业本身的发展陷于瘫痪，而且还会使中央政府有可能将这些企业的权益抵押或出售”[176]。因此，资产阶级一方面害怕国家政权的专横行为，另一方面又感到自己不能没有这个政府。经过10年的篡权夺位和高压政策之后，资产阶级感到复兴1912年《临时约法》所建立的民国法律实体，是困难的。1921年10月，商业公团联合会支持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建议各省议会和各商业、各教育团体的代表聚集在一起负责决定政体，保证统一国家，遣散军队和改组财政。[177]

在1922年3月至9月国民议会开会期间，大会只限于提出一些宪法草案。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确都寄希望于吴佩孚将军。吴佩孚把1917年解散的旧国会议员，都召回到北京，似乎要以共和国法统的名义打出重新统一全国这张牌。可是1922年北京的政治春天太短了，不可能出现商界所企求的宪政复兴。重建地区自由和共和原则的努力，遂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在省一级，自治运动被善于投机取巧的武人所利用，成了变相的军阀割据。在国家一级，1923年10月10日颁布的宪法，则是中央集权和单一政府的胜利。

不过，这部流产的宪法，条文比其颁布时的形势更为重要。曹锟于1923年6月14日发动政变，解除黎元洪总统职务所引起的最后危机，葬送了这部宪法想要恢复民国的合法实体。为了解决这一全国性的危机，上海总商会想建立一个商人政权——其迅速以半喜剧半悲剧的方式而崩溃，说明中国资产阶级所起作用的局限性。

6月23日，上海总商会召开非常会议，会上“宣布独立”[178]。脱离[179]，作为中国历史上表示反对的典型形式，一般是地区掌权者所采取的行动；从地理的观点来看，此种现象一般表现为混乱年代政治重心的突然转移。现在，像上海总商会这样一个既无地盘，又无军队的组织，竟然采用这种战略，未免令人感到吃惊。上海商界在和信誉扫地的民国合法政府断绝关系以后，又回到这样的看法，即中国政治要交回“人民手中”才能得到解决——就是召开国民会议。但商界不愿将这个会议扩大，让各方面的都市名流都参加；自行建立一个由70名委员组成的“民治委员会”来恢复“民主”，总商会的35名董事成了委员会的当然委员。这个商人政权，抛开了各省自治的庇护，又无任何宪法根据，实际是要求统治整个国家。

商会的这个胆大妄为的做法，引起了两位国民党员徐谦和杨铨的讽刺性批评说：“最可笑者，上海商会妄欲组织商人政府……若除商人外无人民者，又若除上海商人外无人民者……”“我国商人向缺乏政治常识，每激于一时之热情，辄思有所振作，殊不知盲从妄作，根本已错……今日上海之商人政府，仅限于商会中会员……以之办理本商会范围内之事，固属甚宜；若谓其即可处理国事，宁非可笑？”[180]说来奇怪，唯一的鼓励来自毛泽东，支持其统一战线政策，说“上海商人……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进步的非常之快”[181]。曾经鼓励商人参与政治的美英外交官们，对事件的发展并不感到庆幸。《字林西报》讽刺商会要求军人不要干涉政治的做法，把商人比做伊索寓言中的老鼠，问道：“谁去给猫挂上铃铛呢？”[182]

商人政权的幻想，事实上很快就消失了。从8月起，上海总商会又开始和军阀们谈判维持当地和平的问题；民治委员会让位给一个反对苏浙两省战争的苏浙和平协会。[183]

商人们既无建立新的政权，只好进行谈判——如其一向所作的一样，和现在的当权者谈判。不过在黄金时代的那些年，传统的实用主义谈判，此时取得了新的意义；除了保护某些集团的利益外，还能通过对具体问题的逐步解决来保证其进步。在胡适的鼓吹下，这种主张被中国银行家所采纳，用来处理其与已衰弱的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想借此迫使政府接受其主张，“在进步已不可能的局势下，总也需要采取某些步骤”[184]。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北京的中央政府的财政极为困难，又不能向外国贷款（受1920年新银行团协议的限制），中国银行家因之处于强势的有利地位。中国的新式银行被外国银行截断了向对外贸易提供贷款的渠道，又被旧式的钱庄堵死了向国内贸易网提供资金的通路，于是就利用政府增加国内借款的机会而获利。由于国家财政处境艰难，这种投资比表面上看起来往往更有利可图。利息实际上是按债券的面额计算的，而债券常常是以极高的贴现率取得的，利润与风险成正比：二者都很高，因为在政局混乱的情况下，公款的投资与兑现自然是非常危险的。

大多数从事这种业务的银行，不是具有官方的地位，就是和政界有某种关系。这些银行大都设在北京或天津，其董事和贷款人中，就有不少过去的总长或未来的总长，例如周自齐、王克敏、曹汝霖、叶恭绰。

北京的银行界和政界之间的关系微妙，可以利用交通系的活动来加以说明。人们会乍然以为自1920年以来，使银行家们和总长们分裂的对抗，只不过是掌握统治权的军事政治官僚集团内部派系斗争的表现。[185]这样的分析也对，但不够全面，没有考虑到在银行家之间已发展至团结一致，以及其对政府的无能与错误的不满。

北京银行家协会体现了当地金融界的团结和力量，其在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中的影响，足可以与上海各银行的影响相抗衡。1920年12月6日，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警告政府称，如果想得到资金，就必须缩减军费开支，调整内债，改革币制。[186]用张嘉璈的话来说，银行家们的不妥协态度，只不过是“他们爱国心的表现”，“他们准备为任何有助于国家的公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187]。1921年1月成立的中国银行团，在政府同意为国家公共利益而工作的前提下，与其帮助政府的意愿是一致的。银行团随即拨给的款项，如车辆借款，沪造币厂借款，北京十月借款，都是在银行团成立后不久贷与的，并附有严格的条款；强制性规定改革币制和整理内债。政府同意银行团的要求，指派了一个币制改革委员会，并公布一个偿还长期贷款的计划。

银行界成为对北京政府高度警惕性的批评者，当时似乎成了代表国家更高利益的发言人。“这是一部分民众的主张——开始时，势必只能是一部分人对其统治者的主张，这就意味着民主……从财政繁荣和民主的立场来看，近来中国银行家们的发展应该受到赞扬。”[188]但是，为一切人而建立的控制，与为私人利益而建立的控制之间——即在民主与财阀统治之间的界限是非常不明确的。银行团在1922年贷款给梁士诒内阁时，就把自己的原则抛在脑后去了。在贷款合同中，银行家们获得了异常高的利率，放弃了对政府的控制而愿为其效劳，并把赌注押在政府身上。用来代替不彻底的自由主义，是不起作用的实用主义。

于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能力成了问题。中国的商人和银行家们，是不是应像那些失望的皮格梅隆，如外国批评家所指责的，认为是其缺乏主动性呢？还是真的“无力作出任何有效的与建设性的集体努力”[189]吗？真的“总是宁愿花钱而不愿承担起自己的责任”[190]吗？

无疑，资产阶级失败的原因，在于其政治上不成熟的反复无常，有时仓促行动而不能坚持到底。“在各商会中不乏远见卓识之士……但不能不令吾人引为焦虑者，即休会之后众人作鸟兽散……谁将为实现此未竟之业者？”[191]

这场失败还可以从所用的方法，所选择的目标，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些持久的因素来解释；方法就是妥协和谈判。商人们相信，其声明和通电能说服军阀放下武器。“谁会相信军阀们会充耳不闻，一如既往扩充军队呢。”[192]也有一部分人清楚地看到这种方法的现实，认为“与督办和政客们商谈解散军队……这无异于与虎谋皮”[193]。但是，这种战术本身，不正是与其所朝向的目标紧密相连的吗？这种战术不正是以此来寻求胜利，保证其为自由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吗？这种战术不是已经成为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了吗？

在20年代的中国，实现自由主义的出路究竟如何呢？根据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理论——无论热衷于输出样板的美国公使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还是急于从中汲取灵感西化的精英人物胡适，都不承认这个理论，在精心设计的自治和议会程序的形式下，自由主义的政体只有在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中才能发挥作用。这里指的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在其内部具有最低限度的一致性，使不同利益的集团即使完全对立，也不致因其分歧而演变为暴力行为，也不致引起永久的社会分裂。认为自由主义对饱经内战及主权受到威胁的中国，所患病症的医治无能为力，还是不够的；实际上，这些病症已十分严重，自由主义根本无法在中国扎根。

但是，1920年至1923年期间自由主义的努力，却不只是思想史的表现；其与城市社会的兴起同时，基础是大企业和现工业，而且集中在条约口岸。这个都市社会和广大的内地农业地区相比，虽享有较多的自治，而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却不能离开内地而生存；但却又无力确保与内地结合成一个整体，更不能对其加以控制。事实上，将无数的市镇、村庄和农民的中国统一起来，并使之发展，不仅是自由主义，即使是中国化了的自由主义，也是无能为力的；需要自由主义之外的意识形态，就是官僚机构和军事力量。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其黄金时代虽然在经济上逐渐繁荣，始终都未能克服上述矛盾。

从经济危机到政治上的退让，1923—1927年

1923年以后，经济奇迹的结束和革命运动的勃兴，使资产阶级越来越孤立。资产阶级和外国人的合作在瓜分利润时，本来已很困难；到经济危机袭来时，更变成殊死竞争。但是资产阶级即使退到反帝国主义的立场，却也不足以使其与激进的知识界或无产阶级结成同盟。这些人的革命民族主义的社会主张，对于雇用者来说，其危险性并不亚于竞争。资产阶级一方面在其外国伙伴已不再装出合作的样子时，不肯与之合作中妥协；另一方面又不会走上直接威胁到其切身利益的革命道路，而宁愿促使传统类型的国家权力的重建，即官僚主义和军事独裁的复辟。希望这样既能保证民族解放，又能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

经济危机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失败以后，经济危机又打破了其与外国进行合作的迷梦。华盛顿会议的精神消失了。1923年，西方列强在谴责日本对中国进行扩张政策的同时，仍然重申和日本保持团结。帝国主义侵略的恢复，粉碎了中国资产阶级寄托在外国人的“通情达理”和“良好愿望”之上的希望。

民族工业的危机

1920年以后，影响西方和日本的经济危机中，中国的情况倒是比较良好；丝茶出口商由于外贸的阻碍而受到打击，出口总值由1919年的关银6.3亿两，降到1920年的5.4亿两。但是巨大的国内市场活力，阻止了危机的扩大和价格的下降；“本来供出口的货物，外国人不能购买，都在国内消费了”[194]。进口商也经历了同样的困难，无力提取已经订购的货物（灾难性的银价下跌，导致银两的相应贬值）。但和19世纪以来的多次投机风潮一样，条约口岸的市场只是受到震动，并没有引起崩溃。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仍然是工业还在蓬勃发展，并继续获得高额利润。可是在1923年，正当西方和日本市场开始出现转机时，中国却受到了打击。

困难在1920年秋季开始，当时棉价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波动，原棉价格上涨，而棉纱价格却下跌。1920年至1921年，由于气候恶劣，棉花歉收；而此时正在全速生产的中国棉纱厂对原棉消耗量，却从1918年的270万担增至1922年的630万担。[195]中国纱厂不得不进口越来越多的原棉（1922年达110万担，几乎占其总消耗量的1/3），因之而感受到世界范围价格上涨的影响。1920—1922年华北各省的饥荒，1922年吉林、四川、福建的内战，都减少了棉纱的销售量。1921年，纱厂每包棉纱尚可获得25两的平均利润，而到1923年，每包要亏损15两，许多纱厂都减产。安装一两年订购的纱锭增加了生产能力，但停工的机器数目也随之而增加。与此同时，日本的纱厂却继续日夜开工，付给股东们30％的红利，大多数英国纱厂也避开了这次危机。

竞争与控制

中国的实业家们对这次危机作过各种各样的分析，责怪是“市场不利”，“资金不足”，“固定资本比例太高”[196]，“长期负债”[197]，“经营缺乏远见”[198]，“红利过度膨胀”[199]。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的实业家们还是不同意英国商务参赞的意见，认为“日本和英国的纱厂所以能较好地经受住这场风暴，由于其管理较好和融资健全”[200]；并称：即使我们的技术和管理像外国人一样的好，我们也无法避开他们的竞争。[201]

在中国企业家看来，中国企业明显的弱点在于总的环境，即是受外人主宰的经济；而外国企业的优势，则在于其与世界各地强有力的联系。根据这一观点，中国民族工业的危机，主要是由日本造成的，日本的经济侵略是十足的殖民主义政策。

“我们的纺织业有一个敌人，也只有一个日本这个敌人。”[202]这个对日本的指控，不仅反映了日本对中国进行领土扩张和攫取政治权利的野心，也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对日本侵略引发的敌意。日本商人对中国市场超常的进攻，也引起了中国实业界的焦虑。自1918年至1924年，日本在华纱厂的纱锭增加了388％。[203]“他们（日本人）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中国。”[204]伴随日本在中国的工业投资，也染指中国纱厂的财政。在1917年至1922年间，中国纱厂所谈判的19项贷款中，有14项是由日本公司提供的。当1922年中国实业家们无力偿还债务时，日本的参与投资就变成了控制，1923年的华丰纱厂和1925年的宝成纱厂就是例子。[205]

使中国实业家们感到惊恐的，还不只是经济攻势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这种攻势所采取的集中而系统的形式。实业家们从中觉察到不折不扣的“纺织政策”[206]，是一种将“吾国棉业扑灭则已”的“阴谋”[207]。他们谴责日本主宰和独占中国市场的野心。

1923年春天实行的原棉禁运，表明是中日实业家之间的一场力量的较量。原棉价格上涨，使中国纱厂主遇到了困难，于是要求完全禁止原棉出口。[208]当时，中国出口的全部棉花，几乎全由日本纱厂主收买（1923年出口97.4万担中的80.3万担）。[209]这些出口的原棉，只占中国全部产量的10％—13％，但这占全部商品棉的一半。日本遂夺走了中国纱厂传统的纺线和絮制衣，留给中国纱厂的原棉只有1/4。

虽然中国的分析家并非不知道棉花生产不足，由于工业化加速和世界棉价演变，在这次危机中所起的作用，但仍然认为禁止原棉出口是解决原棉价格上涨的关键。[210]毫无疑问，中国的分析家是正确的。即使禁止原棉出口，不能解决保持农业发展与工业化之间的平衡关系，也不能阻止设在中国的日本纱厂在本地市场购买棉花，但仍能在短期内减轻中国纱厂主们的困难。中国人自己也说，这是“暂时解救燃眉之急”，易于实施并可收速效。

华商纱厂联合会在1922年底提出禁止原棉出口的请求，得到北京政府的批准，并予以正式发布。[211]但日本对此提出抗议，并得到外交使团的支持；使团援引其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为据。面对“受惠国”的一致反对，中国政府只得于1923年5月取消这一禁令。[212]

这次为解救中国工业的燃眉之急而禁止棉花出口的尝试，引起了列强共同阵线的再度出现。当警报响起之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战胜了其彼此之间的分歧；美国也为日本保卫“条约权利”来帮腔。

危机加剧了经济竞争，使之政治上的合作越来越不可能。在1923年，许多外国观察家和侨民感到其与中国资产阶级的关系在恶化——认为这种关系太弱，也太死板，要求在华盛顿会议上制定的外交路线。除有其他原因外，有一事件引起了这次政策的转变。

合作进入了死胡同：1923年的临城事件

1923年5月6日，一列快车在山东省临城被土匪拦截，并绑架了许多乘客，其中有24名外国人。这一事件引发了舆论的评议，并触怒了外侨，要求恢复武力干涉的老政策。对于那些一直都批评“华盛顿错觉”的老中国通，认为这次事件为其提供了报复的机会，要求利用这次机会，外国政府应向中国提出尽可能严厉的要求。[213]

外交团于1923年8月10日提出，由所有列强（包括没有直接受事件影响的国家）签署的照会，要求在赔偿和罚款之外，再建立一支由外国军官指挥的特别铁路警察部队。[214]

事件的结果，又回到帝国主义最典型的做法。一系列其他事件——传教士被杀害，商人被绑架的清单上，又加了临城事件。在19世纪后半期，这类事件一直是列强军事和外交惩罚的导火线。

外国人信心十足，以为这一次旧传统的恢复，会得到中国资产阶级的谅解和支持。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是商人，都同样需要安全。商人知道必须团结一致，才能重建秩序。在上海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完全相信本地资产阶级的默契，其商会和侨民协会在加强外国人对中国的控制的共同纲领中，结论性的提到“中国主要商界和银行界都同意，他们对局势的混乱感到不满，只是自己不敢采取行动”[215]。

中国商人真的不敢采取行动吗？《北华捷报》责备其“巧妙的装聋作哑”[216]。但是，这恰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拒绝参与认为不合于其利益和尊严之举，甚至与其存在联系在一起吗？中国商人的确把临城事件视为国家耻辱，并竭尽一切可能帮助解决这次事件。各主要商会甚至派出代表，亲赴出事地点与绑匪进行谈判。事件固然可悲，但却不能证明因此就应该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

“敝会深信，各友邦与敝国均有多年之友好关系，必不致因地方之骚扰事件而遽损敝国之主权，致引起敝国民众有反应之行动。”[217]各行业组织和各商会由此更进一步采取攻势，将此次事件的责任，归咎于“各国银行及军械洋行……违反中国商民之公意，接纳中国任何方面之军人，予以助长内乱之借款与军械”[218]。

各商会和商人团体的行动，得到共产党人的称许，誉之为对“帝国主义助长中国内乱”有了认识。“我们号召商界的同志，重新走上革命民族主义的道路。”外国人采取强硬立场，并且拒绝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岂不是驱之其走向革命吗？资产阶级又怎能适应这两种势不两立的力量呢？但是又怎样能逃脱得了呢？

革命运动的兴起和资产阶级日趋孤立

1923年，孙逸仙与共产党人的合作和“统一战线”政策逐步形成，给了革命运动以新的推动力，并在广州建立了根据地。工会主义也随之而兴起；1925年伟大的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及上一章所讲的北伐，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城市中，大批工人和知识分子协力支持革命。而资产阶级——既包括“旧制度的资产阶级”，也包括新企业家资产阶级却与之越来越疏远。五四运动时期使人们团结一致的民族主义口号，再也不能抑制当前各种社会与政治的对立。于是斗争迭起——在商会与孙逸仙之间，在商团军与国民革命军的军校学生之间，在工会与商会之间。

1923年秋季在广州发生的关余事件，导致了孙逸仙与列强之间的直接对抗。尽管数月前临城事件造成了紧张气氛，资产阶级还是拒绝支持孙逸仙的行动，因为孙氏选作挑战的领域，早已被资产阶级视为其独占的禁区。广州政府发起的攻势，实际上有使偿还内债的体制受到损害的危险。

在大战末期，海关税收的增加使每年都有大量的关余[219]，外国银行将这笔余款交北京政府处理。1919年，广州护法军政府要求分得关余的一部分。而实际上也的确分得了一部分（13.7％）使用。1920年，广州政府被逐出广州，遂停止了此项要求。1923年3月，孙逸仙重新掌握广州政府权后，要求重新获得这笔款项，并要求清偿前两年的欠款。但在此期间，北京政府总统于1922年7月29日已颁布命令，将全部关余拨充偿付整理内债的基金。1923年9月，外交使团以遵守条约为借口，向孙逸仙提出警告，如其要用武力夺取当地海关收入，列强就要用武力进行干预，并于12月派遣23艘炮舰驶入广州水域。

在此期间，资产阶级始终考虑其当前所负责任的代价；上海和天津的商会和金融团体，请求孙逸仙不要危害其利益说：“我公手创共和……素以恤民为宗旨，务恳保全关税，以裕基金，不使商民损失。”[220]

虽然孙逸仙强调，内债是由北京政府所发行的，广州政府不承认其合法性。而银行家们却不愿卷入政治争论，说“当时南方政府承认与否，以及北京政府发行该项公债时之用途如何，民众未便过问。关余既系整理公债基金之重要部分，无论何方，稍涉牵动，民众血本所关，均不能予以承认”。

孙逸仙的共产党盟友站出来为其政策辩护，力图提高争论的层次以开导资产阶级，使之认识其真正利益之所在，并将未来发展的前景和眼前的利益作了对比。“孙中山氏的唯一政策，在收回关税主权……此项政策不仅无丝毫损害商界银行界的意义，而且是专为国家主权和中流阶级的利益设定的……可怜的中国商人和银行家及一部分新闻记者，未免太缺乏政治上的关心与常识。”[221]

但是，中国商人却宁愿向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呼吁，请其“维护公共信用”。[222]

如果说临城事件表明了中外合作的极限，那么，关余事件则表明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局限性。在关余事件中，孙逸仙遭到近代化的大资产阶级——租界里的商人和银行家的反对，这些人是政府财政的主要支持者。但是传统城市名流的敌对情绪也同样强烈，在数月后的广州商团冲突中达到了顶点。

孙逸仙在1922年被逐出广州，次年初，靠了云南和广西的雇佣军，又重返广州；此时所建立的军政府软弱无力，无法约束军队对其提供保护，各路将军们又不断向其索要钱财。为了满足财政上的需要，孙逸仙设法与广州商会谈判贷款100万元。孙氏并开征许多附加税，允许重开赌场，将其所得交给雇佣军；还强夺祠堂和数处宗教和地方团体的“公共”产业，以及被其“国有化”的私营企业。市政收入在一年之内增加了3倍，在1923年达到900万元。但是这种程度的剥削，致使全市每个债权人和富有的广东海外华侨，群起反对孙氏及其政府和雇佣军；而这些华侨在辛亥革命时曾给予孙逸仙以宝贵的支持。这些反对者感到，自孙逸仙重返广东以来，土匪流氓云集如蚁，如何还能希望别人再会为祖国工业化而投资？“还不如把钱掷到太平洋里。”[223]

孙逸仙和广东当地资产阶级间的紧张关系也继续加剧。1924年，商人和经纪人拒绝接受当局发行的期票，并频繁举行罢市，还呼吁商团给予支持。

在商会的建议下建立的商团，在广州迅速有了发展。1923年末，商团有1.3万余人，其经费由各商业负担，有的商行供养30余民兵。[224]这种民兵武装队伍遍布广东省内数百个城市。1924年6月，所有这些志愿人员汇集在一起，结合成了一个省商团，由汇丰银行买办广州商会会长的兄弟陈伯廉指挥。陈伯廉把商团运动与保护当地利益联系在一起，说：“内地交通常被阻绝，贸易屡被中断，原料不能运抵市场，投资遭到损失，我们对此感到厌烦……广东新商团军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成为一支无党派的地方自卫部队……经验告诉我们，人民必须依靠自己……为共同防卫与自治而一致努力，这是以后考虑并实施其他同样有益政策的一个开端。”[225]

广州商人在1924年提出的要求，要重复地方自治的话题，将城市治安与金融管理交给行会，并取消苛捐杂税。因此，这些商人武装中所体现的思想观念和政治倾向，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但是孙逸仙政府在1923年至1924年间的迅速激化，使得商团的保守性就突出出来了。

商人们对广州当局的贪婪和专横行为的反抗，与全国范围的地方团体和商会反对军阀的斗争颇有一致之处。孙逸仙虽也常使用军阀的手段，但却与军阀根本不同。自从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改组大会[226]以后，孙逸仙政府一直在努力争取群众的支持。1924年五一节，孙逸仙继续庆祝中国工人和资本家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同盟。而与此同时，由廖仲恺召开的广州工人代表大会，要求政府禁止企业职工参加商团，并且为工人申请组织自卫武装的权利。

以商人组织为一方，以革命政府与工会为另一方，1924年夏天爆发了冲突，挑明了自治口号中隐含的不同选择。保护地方权益的斗争，一旦和民主的概念混同在一起，显得只不过是保护那些绅商们；自治口号经常提到的“民众”，只是少数债权人。正如上海资产阶级1912年拒绝为共和政府的建立提供经费一样，广州的资产阶级在1924年也拒绝为统一全国的北伐承担费用。广东商人反对孙逸仙的计划，而且因其亲共亲苏倾向而倍加深恶痛绝。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的失败，只反映其社会基础的狭隘，与孙逸仙的全国性雄心之不相称；而1924年广州政府与商人斗争所导致的武装冲突，却具有阶级战争的全部暴烈性质。

城市绅商一直利用民众的支持，来维护其自身利益，一旦失去这个支持，遂不得不向外国求援。广州商人在英国领事馆、汇丰银行和海关内，为订购、付款和进口武器来建立商团军，进行了广泛的关系网及阴谋诡计，着实惊人。有了大量的武器进口，自然会导致最后的武装对抗。1924年10月15日，政府军粉碎了商团[227]，而位于广州西关的商民总部却遭到洗劫，并被焚毁。

在中国，保卫自由与保卫地区特权，经常是一回事情，所以，阶级斗争的爆发与省自治与生俱来，就不足为奇了。被共产党历史学者称之为法西斯分子的商团，证明资产阶级对其地区的利益，是非常执着的。不论1924年粉碎商团事件的意义有多么重大，但这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在下一年，当1925年的五卅运动在中国所有主要城市爆发时，资产阶级和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就上升到全国性的规模了。

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一样，1925年的五卅运动，也是在民族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下开展起来的。五卅运动开始于一个地区性事件：一名在上海日本纱厂的罢工工人之死和为对其进行悼念而举行的示威游行遭到血腥的镇压。运动迅速扩大到中国其他地区，同样严重的事件，于6月12日在汉口爆发，6月23日在广州爆发。五卅运动是外国势力在中国存在的结果，是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以及租界的行政管理的结果。

由总商会于1925年6月提出13条要求，作为北京政府特派员与外交使团代表之间谈判的基础，除要求惩办有关人员和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外，并提出以下的条件：将会审公廨的司法权归还中国（第6条），中国居民派代表参加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第9条），将越界所筑之路归还中国当局（第10条），取消关于扩大港口权限和检查权法令的计划（第11条）。但是示威者和中国报纸（特别此时在工厂、学校和军队中获得很大成功的地下报纸）[228]却走得更远，要求完全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向英国和日本开战。

行动的方式并没有改变。5月31日上海开始的总罢工，持续到6月25日。罢工扩大到其他城市，在广州持续了6个月；同时还举行了抵制日货，后来又抵制英国货的运动。这次抵制运动，引起了学生和商人之间经常发生冲突。

也和1919年的情况一样，资产阶级的内部分裂最后变得明显了。一方面是温和派，如上海总商会的领袖们，只把大多数组织提出的17条中，呈交当局其中的13条；在呈报当局过程中，删除了关于工会权利、领事裁判权、撤除外国军舰等条款。另一方面则是团结在上海马路工会和商业公团联合会中的激进分子，以及在6月7日为统一行动而组成的工商学联合会中的好斗分子。

1925年运动的特点，是在中国各大城市，特别是在上海，出现了由列宁主义式的革命政党领导强大的工人运动。1925年在上海组成由共产党控制的总工会，将117个工人组织联合在一起，会员21.8万人。这是一支很有组织的力量。工人阶级强有力的干预，一方面改变了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对话（或者是对抗）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民族主义运动核心力量的对比。

1925年，在华的外国侨民害怕了。自义和团运动以来，外国还不曾经历过如此的惊恐。罢工使香港的港口和上海的工厂陷于瘫痪状态，外国却不能用国际武装力量的讨伐来解决，只得要求谈判和妥协。各外国商会，各外侨联合会，上海万国商团的官方报纸（特别是《字林西报》，不久前还一直在反对华盛顿会议的“荒谬的宽宏大量”），从现在起，都极力表示同情中国的要求[229]，并频繁与中方保持接触。在上海，享有特权的商务关系人，自然是总商会的领袖们。为了和总商会的一些人结成联盟，外国愿意归还会审公廨，承认中国居民在工部局中的有效代表权，并答应逐步重建中国的海关自主权。由于工人阶级的介入，民族主义运动获得了新的锐气，而资产阶级也终于得到自1905年以来一直要求得到的东西。

如果外国侨民想通过这些让步，来换取中国资产阶级的支持，其措施也只有一半是成功的。在7月16日所作的第一次努力，被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和副会长方椒伯接受了。但是虞、方二人却受到银行家宋汉章影响同事的抵制。[230]而且虽然在达成协议之后，虞洽卿热烈表示其感激之情，而商会会报对此却另有看法，认为“英国人只是在侮辱了我们，欺凌了我们，并给我们造成了一切损害之后，才采取了这一步骤。因此我们不能感谢和赞扬他们”[231]。

1925年夏天，上海资产阶级就这样沿着危机前业已存在的不同路线而分裂了：老一辈的买办保守派，新一代的银行家与企业家，和广州行会或马路联合会激进的店主。这次危机的复杂性，主要来自各个不同集团的态度，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而不是由于突然变得惊慌失措的资产阶级的急遽变化。在开始的时候，危机向各商业组织提供了一个居间调停的机会；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抓住了这个机会。而公共租界当局无疑正是为了改变资产阶级这一种仲裁者地位，迫使其和雇主们组成共同阵线——从而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在7月6日切断了电力供应，迫使迄今为止尚未罢工的中国工厂关闭。

这一行动真的足以使资产阶级与革命运动分裂吗？换个说法，两者之间曾有过真正的联盟吗？

在1925年，很多报刊都重提民族团结的老话题，并指出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232]同时，统一战线的辩证法提供的理论基础，认为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个政党之间，是可以进行合作。但是当孙逸仙于1925年3月逝世时，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已变得很松弛了。尽管孙逸仙不久前曾使工商界感到失望，但因其在1911年创建的共和国伟业，唤起了工商业界人士内心发出感激与崇敬之情，而现在这位众望所归的老革命领袖去世了。在个人威信常常比纲领更重要的政治环境中，孙逸仙的逝世，的确扩大了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鸿沟。

但是，由于受到1925年五卅运动巨大爱国热情的鼓舞，上海资产阶级仍然支持罢工者；总商会募集并分配了220万银元。[233]在工会、学生和教育团体的帮助下，总商会组织了一个临时救济会，并通过对仓库中的英国货、日本货征收特别税，筹集到一笔罢工基金。[234]但是把这种互助理解为真正的政治联盟，那就错了。事实上在1925年夏季的高涨爱国热潮中，支持罢工者是个普遍运动，连军阀和北京政府也提供了资金。[235]

上海总商会的领袖们倾向于和罢工者谈判，正如其愿同任何找麻烦的人谈判一样。和各省城中的名流一样，这些领袖人物也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持当地的秩序，并且准备作出可观的财政牺牲来确保“公众的安宁”。虞洽卿的出色活动，在危机期间起着主导作用，其行动不只是作为上海总商会会长和商界的代言人，而是所有谈判中的首领。虞洽卿在2月和3月间曾积极谈判建立商埠[236]，并被提名为未来商埠的会办，使其成为当地利益的官方代表。[237]虞洽卿急于维护其个人威信，很重视公众舆论，说“我们愿意听取很小的中国团体最琐细的批评”[238]。当罢工者要采取暴力行动时——例如8月13日5000名码头工人为向商会索取罢工补贴，抢走了虞洽卿的三北公司的两艘轮船，虞氏当然更有理由让步。[239]

除了雇主们对工人事业的同情外，上海总商会在1925年夏季对罢工者的帮助，反映出其害怕群众运动，也反映出其以儒家社会的和谐理想而实行的妥协（以及被外国观察家和历史学家不客气的称之为脚踏两只船）的惯常做法。资产阶级在夏季已逐渐脱离运动，反映出是新的力量的平衡，而不是资产阶在创造平衡。采取主动的，是在让步与恐吓之间摇摆不定的外国人，也是把罢工扩展到中国工厂和行政机构的工会。和往常一样，资产阶级对事件作出了反映，但没有在事件中采取主动；采取增加工资，试图分裂工人组织，并在罢工者和外国工厂主之间进行调停，让工人回到日本公司（8月）和英国公司（10月）工作进行谈判。这是古已有之的谨小慎微？或是其自身的内部矛盾而处于无能为力？资产阶级穷于应付具体的局面，却又一次未能把握住历史的进程。

转向蒋介石，1927年4月

向蒋介石靠拢，使之作为政治力量的资产阶级，迅速被排除出去，但这并非1927年革命扩展所留下的最后一条出路。自1923年至1924年以来，这是资产阶级一直在进行政治思考进程所达到的选择。

这个运动来自接近新资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阶层。1924年，蒋梦麟注意到自由主义[240]和新教育已经失败的事实，两者都强调个人的发展。《中国教育改革》在新任编辑陈启天主持下，宣传旨在造就对国家有用公民的国家主义教育。在中国青年党及其刊物《醒狮周报》支持下，国家主义思潮在五卅运动中的作用，比一般想像的为大。青年党领袖曾琦（1892—1951年）和李璜（1895—1991年），可能于20年代初在法国受到查理·莫拉的影响，宣传国家的“永恒结构”，称其是超越社会变迁的；并号召全民革命，即恢复经济、政治和文化平衡，而不改组社会秩序。

国家主义运动，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反动；在某些方面，与自强思想有相似之处。虽然其内涵确实包含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倾向，但一开始并不排斥一切民主实践，其所标榜的精英统治论，实际是被弱化的民粹主义。

在国民党内，戴季陶（1894—1949年）此时也采取了与之相似的路线。但由于戴氏曾信仰共产主义，所以强调列宁主义组织方法的重要性，梦想把列宁主义的组织方法应用于民族主义革命（国民革命），以求建立“一个在中央集权主义政治领导之下的大一统国家”[241]。

在1927年至1928年南京政府建立以后，大部分民族主义、阶级合作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都被国民党正式采纳，因此，很难评价其各自在1927年之前的影响。在此期间，这似乎在传统的和现代的城市精英中，都获得了最大的成功。这种意识形态保持了某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反对帝国主义，要求经济现代化；同时排斥阶级斗争，因而符合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在一些基本点上，如社会和谐，民族独立和物质进步，1925年的纲领使人回忆起1919年纲领；但两者的精神却并不一样。为了实现这些纲领，资产阶级和知识阶层以前是寄希望于西方，现在似乎要依靠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民族主义了。在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戴季陶用孔子的语言来重新解释孙逸仙的学说。这种向中国本源的回归，绝不会吓跑资产阶级。聂云台对城市纨绔子弟宣传节俭之类的说教，或穆藕初为了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到和尚庙里去求签，这都是效仿的做法。

更令人感到诧异的，是资产阶级赞同这样的看法，即由一个有无限权力的政府作为国家统一和繁荣的保证。这种求助于政府的想法，与新近引进但尚未被完全吸收的自由主义相违背，更与传统的商人阶级的自立精神相抵触。如果资产阶级竟然把建立民族主义的统一国家作为最终方案，那是因为（正如大多数作家所强调的那样）把这样的国家当做对抗工人的要求和革命纷扰的最有效的保障。但是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资产阶级认为，只有强大的政权才能重获而且保持民族的独立。

中国资产阶级并不完全是由于倦怠和恐惧，不得不听从蒋介石当权——如其曾听从袁世凯当权一样，只是希望蒋氏能使其摆脱固有矛盾，从而调和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蒋介石与资产阶级的和解，由于旧的私人关系和上海商人团体的衰落，而更加容易实现。

辛亥革命时期，沪军都督陈其美随从人员中的私人关系，似乎已经建立起来了。陈其美死后，其在上海总商会和浙江帮里的老盟友虞洽卿和张人杰（静江），帮助了陈氏的门徒蒋介石发了迹。1920年，虞洽卿为了解决孙逸仙所急需的资金，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让蒋介石加入了这项经营。在这里聚集了所有以后在蒋介石兴起中起重要作用的人——陈其美之侄陈果夫，国民党卓越理论家戴季陶，上海总商会董事、虞洽卿的朋友闻兰亭。

这种私人关系的重要性，在1925年孙逸仙逝世后，国民党核心中的力量重新组合和右派的形成中，显示了出来。西山会议派引证戴季陶的著作，反对共产党人进入国民党核心。有证据表明，虞洽卿和张人杰插手了西山会议派渗透进入上海的事。在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和企业之间的联系，比较难于建立。直到1925年11月商团被击败为止，温和派的商人似乎宁愿投向孙逸仙的对手陈炯明。而且直到1926年3月20日事件[242]，国民政府的激进路线，阻碍了蒋介石集团的右派力量的重新聚集。但是张人杰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老板简照南到了广州，并时时参与政府事务，却暗示国民党右派，蒋介石与企业之间的接触，从不曾间断过。

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超出了联盟的范围；特别是在广州，这种关系反映出1925年至1926年间所有政治上的矛盾状态。对于经过1924年的镇压而严厉检验过的商业团体，国民政府继续使用引诱（强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和警告性两种手法），目的在防止要求自治的资产阶级力量东山再起，禁止重建商团，一切社会援助和慈善活动被置于严格控制之下。[243]同时，政府设法与准备合作的商人达成谅解，鼓励其成立新的组织，与原来建立的组织相竞争；在等待各商会改变态度的同时，建立起广州商人协会，以与商会相对抗[244]；还组织了市民团代替商团，由各公司出资，其政治与军事结构均由政府控制。[245]任何不顺从者，都将被列为“买办型商人”，被置于国民党商人部的直接管制之下。[246]南洋公司因拒绝向政府提供贷款，被指控为压制工会而遭到抵制。[247]

这些做法不只是对商人政治上的操纵。在西方受教育的宋子文，是一位经济现代化和扩大民主的鼓吹者，此时任广州政府商务委员[248]，兼1925年成立的中央银行行长。[249]宋氏在与商人打交道中，似乎是一位诚恳而友善的调解人。国民党——即使在其激进时期，也并不打算瓦解和毁灭商人团体，只是要将其置于党的监护之下，使之其为党服务（党化）。蒋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事件之后，巩固了其权力，但其政策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改变。早在6月份已经开始，在7月份北伐军出发后，加剧的工人运动遭受镇压一事，却使资产阶级从中得到了好处。广州根据地成了此后南京政府的战略试验场。1924年10月，广州商团被消灭后，最富有的商人因逃避“赤色分子”而出走。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联系多，而与现代企业家联系较少，这种为时已较久的特点，都有助于这个政策的成功。

广州的资产阶级就是这样被压服了，上海的资产阶级则正在被争取过来。伊罗生和安德列·马尔罗的著名解释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因受到1926年11月和1927年1月暴动罢工的威胁，而作出了反革命的选择。事实上，投靠蒋介石是商人集团核心中进步因素的成功。1926年夏季以来，在北伐胜利进军与前此和同时的起义之后，群众运动已经迫使上海资产阶级处于守势。要就是支持群众运动，要就是抵制群众运动，没有真正选择的余地。可以选择的，只是采取什么方法来抵制。有的建议，与浙江孙传芳[250]所代表的本地军阀结成联盟；另外一些更精明，或更了解蒋介石真正目的的人，则设法同国民党内的非共产党分子联合。

1926年6月进行的总商会选举，清楚地表明商人阶级内部的政治分化。在孙传芳的支持下，1919年至1920年间被排斥在外的老亲日派又恢复了活动，重新出现。为了对这次不公正选举表示抗议，前任会长虞洽卿离沪到了日本，150名会员拒绝参加投票。这些人的弃权，反倒帮了倒忙，使代表性不大的清一色董事会取得了权力。银行家傅筱庵（宗耀）在履行其使命时，其作用与是否称职，仍大有争议。[251]商会核心里的多数人就这样被击败，被迫从根本上重新调整政治方向。虞洽卿担任商会会长时期（1924—1926年），恰值内战开始及大军云集江浙两省同时，曾想方设法使上海及附近地区维持中立，让聚集在市内和江南制造局成为撤退败兵的难民区。虞氏同样努力推进淞沪商埠自治区的建立，打算使之成为自治市，摆脱江苏省的控制。[252]虞洽卿信守本地士绅的思想与做法，其行动受到上海人，也受到北京政府的欢迎。

孙传芳急于恢复对上海及其财源的控制，在1926年提出其特殊的大上海计划，把此计划交给胡适的一位朋友、地质学家丁文江去组织实施；但在一开始即限制了上海的司法权，以保证上海服从于江苏省的管辖。[253]商界的一个大派系反对这个政策，聚集在虞洽卿周围，开始鼓动自治。这个运动在1926年秋季变得特别强大。[254]但自此以后，孙传芳得到了商会的支持，商会不反对重开江南制造局；会长傅筱庵还将其担任董事的招商局为孙传芳运送军队。[255]但是，1927年2月17日起义者罢工，虽被孙传芳的军警野蛮地镇压下去，却仍不能吸引资产阶级向其靠拢，因为孙传芳此时在战场上的败局已定。

1927年3月末和4月初，资产阶级和蒋介石结成了联盟，帮助蒋氏在上海取得了权力，并不是资产阶级右翼，而是资产阶级中最拥护民族主义，也最现代化和较具有民主理念的分子。

如同1924年之在广州，1927年春上海革命形势的发展，引起了社会结构的普遍重新组合。20年代初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继续为争取工部局中的华人代表权，废除会审公廨，反对军阀的侵犯而斗争；但此时其在政治棋局中的地位已完全改变了。在一群买办影响下，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套话后面，隐藏着另外一种现实，即由于社会—政治紧张关系的全面变化，改变了资产阶级及其他集团和政治人物的关系，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已经变质为保守主义了。这种保守主义，似乎很像卡尔·曼海姆所解释的那样，基本上是一场作为存在的有力运动，对激进主义有意识的否定。[256]

通过研究1927年春季商人团体结构发生的重新改组，可以证实上述的分析是正确的。1926年改选后产生的总商会失去了领导地位，让位于虞洽卿倡导建立的商业联合会。正是这个联合会，在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时，与之取得了联系，并立即按照蒋氏恢复秩序而需索取的代价，为其提供了300万元的贷款，实际就是要蒋介石去摧毁共产党工会的力量。这个联合会是上海各主要商业组织的政治代言人，在团结一致的坚实基础上，同时又加入了沪商协会。这个沪商协会，也和所有1926年建立的官方的或地下的商人协会一样，是属于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建立的商民部[257]，是一个国民党组织。在1927年3月20日沪商协会公开以前，很少有人知道。但沪商协会好像和马路联合会的关系很密切，在1927年4月发生的事变中，为了加速沪商协会的发展，将马路联合会的各分会接收了过来。[258]由此不难看出，商业联合会与马路联合会的融合，前者是为帮助蒋介石起家而成立，后者从五四运动期间出现之时，就被历史学家认为是进步小资产阶级的喉舌。

与资产阶级合作，得到大多数商业团体的支持，对蒋介石是至关重要。商人拒绝参加3月29日在共产党工会领导下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259]，使工人组织的政治主动性陷于瘫痪。[260]给予蒋介石的钱能使其招募卫队，大多数为青帮分子，于4月12日晨攻击工人纠察队，并解除其武装。

本来是合作的关系，几乎马上变成了从属与被剥削的关系。4月12日的政变刚一结束，蒋介石马上又向商人勒索700万元，强行借贷3000万元。蒋氏不放过任何敲诈勒索的机会，在商人中引起了恐慌。[261]和任何省商会头面人物被军阀勒索时一样，上海的资产阶级对此也一筹莫展。在这种事件中，店主和金融家们在拥有枪杆子人的面前，历来都是如此，商人却因内部分裂而引起的分歧更为严重了。商会已失去了以前所拥有的政治威信。蒋介石和一个组织一个组织的分别谈判，使其不可能进行反抗，而逐一被吸收进国民党的机构中。另一方面，蒋介石在1927年4月下旬对资产阶级的压迫，又好像是资产阶级内部派系自相火并的继续；向傅筱庵发出通缉令，没收其大部分货物，取消其当选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职务，并将总商会置于管制之下。这一切都令虞洽卿及其朋友们感到满意。傅筱庵这一派在1926年被剥夺了对商会的领导权；1927年4月底，而另一派中的虞洽卿、王震（一亭）、冯少山（培熺）三人，奉命出任负责监督商会活动的政府委员时，又重新控制了商会。

以前每当政府滥用职权时，资产阶级总是极力加以谴责，并起而斗争。而这次之所以没有反抗，因为符合其中最大一派的利益。1927年，资产阶级不仅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同时也是对其自身的背叛。由于资产阶级放弃了一切政治权利，便很容易受到国家权力的打击；而这种权力又正是由其帮助才得以恢复的。

官僚政治的卷土重来与资产阶级走向衰落，1927—1937年

长期以来，南京政府治理下的十年（1927—1937年），被看作是资产阶级发展的极盛时期。30年代的观察家和新闻工作者同意这一论点，并且也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接受。迟至1975年，琼·切斯诺还写道，“它的（国民党）权力是建立在保守的管理人员和亲西方的企业家阶级联盟的基础之上”[262]。按照这个观点，商业资产阶级，特别是上海的资本家和地主，是这个政权的主要支持者和受益者。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学者们，一般是采取相似的解释[263]，只是在修辞上谨慎地满足于谴责买办和官僚资本家，但是事实上是很清楚的，整个资产阶级牵连到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其实，这只是一个假定。在共产党历史学者眼里，的确，正是资产阶级对这个政权的支持，才赋予这个或那个企业家以买办或官僚的特性。谁也不知道民族资产阶级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却不可思议的从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消失了。

最近的研究[264]，已经开始重新考虑国民党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个困难的问题。在极端的方式上，这种经过修正的观点认为，“都市经济的利益并没有控制在南京政权手里，也没有对其产生重大的影响”；并认为蒋介石政府关心的，仅仅“从政治上削弱城市绅商，并从经济的现代化部门牟利”[265]。

诚如我们所相信的那样，这种经过修正的理论是有根据的。那么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看法，为什么会如此长期的被广泛接受呢？解释的困难，显然证明这个难以分析和描述的政权，确有其模糊不清之处。当一位历史学者失去信心时，很可能会问自己：是不是现在论述的是一个没有阶级基础的政权。[266]但是这种误解，似乎是中国人自己故意促成的。急于把中国的发展，描述为符合马克思主义客观规律的中国理论家们，试图证实存在一个资产阶级，无论是买办的、官僚的，还是半封建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蒋介石政府巧妙地创造一个于其最有利的形象，一个可望得到西方的同情并予以财政援助的形象。正像毛泽东的中国宣扬节俭和友爱，把西方的激进派和左派人士弄得眼花缭乱一样。蒋介石的中国，也热衷于夸大其词的宣扬其都市化、现代化和自由化的特点。蒋介石的资产阶级特点，以说服和争取欧美民主国家，双方都成功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这说明西方对中国是多么无知，因为外国人与中国的接触究竟是有限的，不得不依靠一个中介人或翻译。对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宋子文是担任这个角色最有名的人物。宋氏是在哈佛大学受的教育，精通英语。对其主持记者招待会，接待企业家和外国顾问，正如琼·蒙内特说，“我和宋子文打交道很容易，他的文化是欧洲式的”[267]。但是，南京政府并不像宋子文那样关怀资本家，这对蒙内特或其他相似的人来说，就困难得多了。在宋子文说给其外国友人所制造的神话后面，人们今天开始看到完全不同的情景，资产阶级从属于并被结合进国家机器。一个转变中的国家的官僚政治，其目的和手段都是不明确的，其现代经济部门总是处在国际舞台的各种风险支配之下。

资产阶级的异化

自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所享有的政治主动权，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又得到了增强，但却被1927年后重新建立的极端权力和权威政府剥夺了。这个官僚机构比起清朝政府，其目标是更具有野心，成功地取消了19世纪商人阶级获得受惠的社会自治权。在抵御这些来自政府当局侵夺权利中，外国租界只能使用愈加脆弱和虚幻的保护。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却别无选择了，不管是祸是福，只有把自己的命运系到国家机器上去。

资产阶级的组织依附国民党政权

南京政府为了使商人组织从属于自己，在1927年至1932年间，采取分化和互相牵制的策略，展开了迫使商人组织就范的进攻：建立平行机构，改组或取消原有机构，逐渐减少资产阶级的政治与社会活动。上海是资本主义的堡垒和国民党的总部，为这次攻势的开展与成功提供了最好的例子。

在第一阶段：成立于1927年的上海商民协会，成倍地增加了分会：这就造成了传统法人团体间的某种统一。从事同种职业活动的行会——如丝织业和养蚕业，或豆类和稻米贸易业，都被要求改组。采用统一的组织结构，往往和管理机构的深刻变化是一致的。旧式官僚被指责为名流统治论和买办主义，遂失去人们的信任，被迫让位给追随国民党而获得信任的继承者。

政府一旦建立起对基层组织的控制，开始攻击各商会。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9年3月）上，曾要求压服商会，但未获成功。在上海，从1929年5月至1930年6月，以虞洽卿为首的委员会改组了总商会。在统一商业利益的代表借口下，总商会和南道分会[268]与闸北分会合并，给商民协会的代表保留1/3席位。居住在公共租界里的大多数领袖人物均被撤换；而正是这些人物在20年代初，使商会成为有威信和有影响的组织。自此以后，商界受华界小企业主和商民协会的控制，没有能力或不愿反对当权的政府，新的大上海市商会只不过是上海市政府的一个齿轮罢了。[269]

根据1927年7月和1930年5月颁布的法令，上海市政府[270]在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下，享有极其广泛和重要的行政权与司法权，所有上海市的商业组织都要受到上海市社会局的监督。自19世纪以来，商业组织的发展得以掌握各都市社区的管理，现在被粗暴地扭转了。行会间一切职业上的争端，都要由市政府来解决；收集各种经济统计资料，办理各种慈善事业，也都由市政府负责。

资产阶级被剥夺了自主的代表机构，失去了对地方事务的管理权，并从其传统的活动中被驱逐出来；同样也失去了某些反对外国运动的控制。20多年来，资产阶级曾致力于发展这个运动，并从中得到受益。

纳税华人协会继续抗议公共租界工部局强征税收，不过不再是从商会的显要人物接受指示，而是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商民部接受指示。[271]抵制运动，本来是商人抗议外国权势的自发社会抵抗形式，政府终于试图将其制度化。政府得到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对付帝国主义，同时又可以对付资产阶级。日军于1927年6月登陆青岛所引发的抗议运动中，学生和商人都没有掌握主动权。群众团体集合的地方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各种规定也都是该部发出，对违反规定者的处分也由该部公布。虽然准备用来囚禁奸商的牢房似乎经常空着，但这次抵制仍然给当局一次控制商业团体的机会。抵制的制度化，在以后的运动过程中变得更加正规。为了反对日军在山东登陆，1928年组织的抵制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由政府控制和指导。5月初的《中央日报》大字标题下，内容是“万众愤慨反对日本出兵；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272]。7月末，举行的一次全国反日会议，规定了全国所有抵制组织的正当行动。这次牢房并没有空着，至少在汉口是如此。[273]

1931年至1932年的抵制洋货运动，标志着这一发展的高峰。反对日本侵占满洲的全国性抗议斗争，完全掌握在国民党当局手中。日本在国际联盟中竟称，是中国当局自己组织了这场运动。这是确实由中国当局组织的运动。日本人引证了一份文件——1931年9月25日行政院发给各省市当局的备忘录，标题是抗日行动计划，明确指示各级党部，都应通过各群众团体组织“抗日救国会”[274]。c.f.雷默向全世界为中国辩护，说这是一次自发自主的行动，政府当局并未插手。但雷默也承认，这次抵制运动和以往各次相比，配合得更好。受控制的“自发”群众运动的策略，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新发明。

资产阶级被剥夺了主动权之后，发现其长期进行的“救国”斗争，现在却被用来对付自己了。事实上在1932年末，对真正的或莫须有的违反抵制规定者的惩罚，都带有新的特点，不再像以前那样登记在案，罚款或销毁货物。现在有些秘密团体开始以赤裸裸的恐怖手段对付那些得罪人的商人。这些团体的名称，让人引起历史的回忆，如“上海除奸热血团”、“铁血团”等等。在政府官员，国民党强硬派，以及受国民党保护的地痞流氓掌握下，抵制运动变成了威吓和进行恐怖活动的手段，变成了迫使资产阶级顺从国家权力的又一手段。

受到威胁的租界庇护所

租界的存在，曾经促进19世纪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商人们在这些外国飞地里开设商店，逃避了中国当局的高压和掠夺。1927年末，租界制度——无论是在法理上，还是在事实上，日益受到民族复兴浪潮的威胁。这个民族复兴曾是资产阶级所鼓励过的，但是资产阶级却成了这个浪潮的第一批牺牲者之一。

1927年春天，汉口和九江被北伐军占领，英国被迫放弃在两地的租界；于是列强都学英国的榜样，采取了妥协政策，将33个租界中20个交给了南京政府。[275]当然那些最重要的租界还留着，特别是上海的租界。但外国人却不得不将上海会审公廨交还给中国，代之以1930年设立的一个地方法院（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和一个省级上诉法院（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在这些法院里，一切外国的干预均被排除。公共租界内的中国居民终于在一场斗争中获胜，工部局中有了三名华董，1930年5月又增加到五名华董。同时，上海特别市政府领导了一场向外国人进行的消耗战，提出一起起案件和问题，对条约提出越来越有限制的解释，有时将其干脆置之不理，外国人也小心谨慎地避免使用武力。但是外国人一次又一次的妥协，销蚀了其获得的特权，中国当局赢得监督租界行政的权利。[276]

特别是中国当局成功地扩大对舆论的控制，至少控制了舆论在学校和报刊的传播；要求所有的学校都必须政府立案，然后又要求所有的报纸注册。这些都办到了。当其重新取得对租界中国居民的司法权时，使外侨社会充分感受到自己手中行政权力的分量。

1927年4月，国民党和上海的黑社会结盟，就进一步加强其对租界的控制；工部局的行政部门再也不能阻止这些地痞流氓了。在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的指挥下，人数多达2万至10余万的青帮分子，也都成了国民党特务，不但追捕工会和共产党领导人，或绑架或暗杀拒不向政府交钱的富商。从1927年5月至8月，恐怖的浪潮席卷商界，被迫为国民革命军向华北各省进军提供款项。[277]

租界越来越容易受国民党合法或不合法的影响，对中国的居民顶多只提供虚幻的保护。中国商人发现其自身与19世纪的前辈一样，在官僚机器日增的压力下，已毫无自卫能力。

资产阶级：牺牲品还是同谋者？

资本家们对遭受的剥削和屈辱提出了抗议。1928年夏季北伐结束以后，资产阶级因政治上的一些缓和而感到欣喜，并受到当时任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庇护，能够向全国经济会议（1928年6月）和全国财政会议（1928年7月）提出不满和要求。1928年10月改组后的全国商业联合会，要求该会在立法院中占有5个席位；商人们甚至威胁，如果不满足其要求，将停止向政府贷款。[278]

在上海总商会改组之后，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9年3月）制止了这些资产阶级的独立表现，资产阶级也好像是放弃了反抗的企图。国民党向资产阶级施加的种种压力，是否足以解释资产阶级的这种消极态度呢？能不能重新提出国民党政权的资产阶级基础的论点，就像j.费尤米斯那样，相信国民党给了资本家们足够的补偿——至少是对其中的一部分人，从而才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279]

在企业家中，国民党政权对银行家的个人事业和经济利益尽力最多。在民国初年，北京的银行家与各政治和行政派系的关系密切，靠公债发了财。1927年末，一直重视自己独立性的上海银行家，通过公债成了主要贷款人了，并由此将其事业和蒋介石联系在一起。从1927年至1937年，政府所借的多达10亿元的内债中，大多数（50％—75％）是上海银行家提供的。政府出售债券的价格，远远低于其票面值，使各银行得到的实际利润约达20％，大大高于8.6％的官方利率。南京政府的头几年，是银行业的繁荣时期。但是在1931年至1932年的危机时期，市场饱和，日本侵占满洲，中国政局的不稳定，导致了公债价格暴跌。接着，在1936年，政府又强行规定偿还公债打折扣。同时，政府通过1935年实施的币制改革和在银行业中的突然行动，使政府控制了主要信贷所。从此之后，银行业和信贷就由国民党官员来经营了。

一部分银行家由于早已失去了许多特权，又没有任何进行其他活动的途径，只好投身上层政坛的道路。吴鼎昌（1884—1950年）就是一例。吴氏于1912年开始其事业，曾在银行进行过有利于私股的改革，并按照美国模式改组私营银行，将资源集中到四行储蓄会。但自1935年，吴鼎昌拒绝和私人企业的一切联系，当了实业部长；其后在1937年，又就任贵州省政府主席。[280]

张嘉璈（1888—1979年）和吴鼎昌相似，当其在中国银行时，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都一贯捍卫银行经营的自由思想，对上海创建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和《银行周报》的工作起过重要作用。作为中国银团的首领，张嘉璈曾试图使北京政府接受严格的财政控制，并进行预算改革。在受到打击下，张氏于1935年被迫离开中国银行，就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1942年奉派赴美研究经济建设问题。[281]

钱永铭（1885—1958年）早在1927年选定从事政治和行政工作，反对政府对交通银行的干预；在1920年至1922年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力争成为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时，担任该会会长。但钱氏很快加入蒋介石集团，接受财政部次长职务，并于1928年出任浙江省财政厅长。[282]

还有一些银行家参加蒋介石集团，是为了要以国民党官员的身份保住其以前所经营企业的地位。前中国银行董事长宋汉章就是如此。1935年中国银行改组后，在宋子文控制下，宋汉章担任中国银行董事会执行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在1915年至1916年，宋汉章曾尽一切可能使中国银行脱离袁世凯的政治操纵；但在后来，却为南京政府服务。

有一些人虽没有参加政府，但也受到敦促，多少要在当局的直接控制下行事，并且通过接受官方业务来保全其事业。例如陈光甫，在1937年以前，一直经营其1915年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因其与孔祥熙的关系——二人在美国留学时是同学，有人说孔、陈二人是亲兄弟。这也许使陈光甫更容易接受财政部长孔祥熙对其金融活动所加的控制。这种关系，无疑使陈光甫仕途通达。陈氏被派往美国，就币制改革的中国白银储备换算事宜进行谈判。1937年后，陈光甫完全从事公职，负责中国向美国借款的工作；自1938年至1941年，复任财政部对外贸易委员会主任。[283]

浙江兴业银行的李铭（1887—1966年）的经历，没有发生明显的方向改变，但也带有较多的官员性质。1927年，李铭被任命为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保证了对内债的良好管理，提高了政府的信誉。1935年，政府任命李铭负责改革金融部门机构的工作。[284]

1927年至1937年，南京政府的借款政策，给银行家带来了财政利益，经济部门也向银行家敞开了官方或半官方的经营前景。这两个方面既鼓励银行家支持政府，也加快了银行家由企业转变为公务员或半公务员。此外，政府通过1935年在银行业采取的突然行动，控制了全国银行66％—70％，并没有给银行家留下多少选择的余地。相比之下，实业家和商店主则不是被拉拢，而是一直受到压制。1928年开征统一消费，1928年、1929年、1930年又三度修订海关关税。这两项税收制度，对资本课税变得愈发难以承受。1935年，纱厂和面粉厂大厂主荣宗敬被判为破产时，需要政府给予帮助，荣氏即向政府提出，在前此三年中共交纳税款1000万元。[285]穆藕初在1923年的经济危机中，对其纱厂失去了控制，而在1929年却接受了财政部次长的职位。[286]但是，撇开像穆藕初这样少数的例外，在实业家和店主当中，却没有大批转入仕途的迹象。而在金融界，这种事是引人注意的。实业家和商店主，显然不能像银行家为政府的赤字提供财政支持，当然也就得不到同等的优惠待遇；1935年以前，还能在自己的企业中保持一些自主权。当时政府只控制华资工厂的11％—14％。[287]但是在以后的岁月中，政府在强有力的国家银行支持下，把控制伸向已被世界经济危机削弱了的工商部门，也没有号召企业家们以其技术来为国家效力。企业家和商店主通常被排挤出去，受益的是已就任国民政府的官员。

就是这样，通过强制和授予特权相结合的办法，资产阶级被统一到国家机器中去了；企业家受打击的最甚，而特权使银行家受惠更多。

国民党政权急功近利的观念，可以解释其为何给予资产阶级中几个主要集团以不同的待遇。的确，现代银行的运营，几乎完全靠公共开支提供资金作为基金，使企业家有接受官僚政治所加调整的准备，而不可能接受中国商人和手艺人自主和合作传统的调整。异化了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主人。自此以后，资产阶级的命运要由其监护之下的政府所决定。资产阶级的命运取决于政府所作所为，进而言之，取决于政府的真实本能及其对自己应起作用的看法。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于是转到对南京政权的分析。

官僚集团与资产阶级共生

正像e.巴拉兹曾极其生动地描述过的循环运动那样，资产阶级一旦从属于国家，胜利的官僚机器再度压制资产阶级的创业精神。国民党的文职官员和对政府唯命是从的资产阶级，在30年代形成的共生关系，与清末衰落时期的官僚资本主义颇为相似。在国民党统治下，也像清朝统治一样，政府力图用现代化的企业来加强其基本权威。而高级官吏则利用在经济发展的名义，动员人力和物力来为自己牟取私利。但是，现代化的论题在国民党观念中所起的作用，条约口岸的资源在财政体系中所占的关键性地位，是否允许把南京政府和儒家的农业帝国相提并论呢？

从国民党政权所进行的制度改革来看，可不可以认为官僚政治和资产阶级共生，是因为企业家阶层还很软弱，国家对其临时的放松，从而通过国家独立和国内和平的政策来促进其发展呢？德国和日本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或者我们也许认为，国家的干预根本就不是为了推进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宣告由政府实际接管其发展。资产阶级部分的被吸入官僚政府，正好与技术官僚和管理者阶级形成的同时，与以企业官僚主义化为特征的清朝官方的资本主义相比，这是一个以官僚专业化为基础的新的国家资本主义。

在国民党内部，各种思想流派的矛盾很大，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论点。一种论点支持官僚现代化，愿意与企业家进行对话，急于帮助其参加政府。考察1928年至1933年担任财政部长宋子文的经历，就可以印证这个论点。宋子文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最初尝试，可以上溯到1928年6月，为促进企业家与高级官员会见而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1932年，为了争取企业界支持反对蒋介石关于军费支出的政策，宋子文在上海总会组织了一次反对内战的会议，这是资产阶级最后一次重要的表现。第二年，宋子文力图让上海资本家参加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领导，这是为发展和管理西方国家对华财政与技术的援助设立的政府机构。宋子文在1933年10月卸去了政府职务，使之合作因而中断，企业界遂即失去主要代言人。

实际上，国民党政权仍然继承着孙逸仙的教义，并因世界经济危机的经验，反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化。在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重新肯定了其对私人资本主义的谴责。1930年以后，在自此成为支配力量的蒋介石影响下，这种对私人资本主义的谴责，由于官方的教义中融合了儒家的箴言和法西斯主义的原则，而变得更加严厉。尽管这种反资本主义思潮可以从革命的历史中找到正当理由，但却常常是由传统的反重商主义感情决定的。例如1930年至1936年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渠对此就说得很清楚，认为为了急于改善农村的行政管理，对过于迅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表示怀疑。[288]

主张现代化的人，则在德国和意大利独裁者寻找榜样，在提高效率的口号下，宣扬由国家计划和协调经济发展。例如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和主张秘密组织蓝衣社的鼓动者刘健群，就是采取这个立场的人之一。在这些人的惩戒准则中，“奸商”被列入应从社会清除的“败类分子”之中。其目的是将重工业、采矿业、运输业和对外贸易重新置于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289]；认为推行发展经济的方针，是以其当做荣耀和国力的构成要素，其本身并非十分优先的目标。

在各种各样的理念后面，还有许多力量在起作用，如对金钱的贪欲，裙带关系和宗派主义。不少高级官员只不过把经济建设当做个人发财的机会，最上层的夫人们尤其是如此，特别是蒋介石夫人和孔祥熙夫人。

目标的不明确导致了政策的分歧，和平与国内安全的重建（特别是在长江中下游），对罢工和工会运动的镇压，鼓励了企业家的活动。长期以来，商会和银行家协会，雇主联合会要求的一系列组织改革，政府都已付诸实施。1931年废除了厘金，中国收回了关税自主权：进口税从1929年的4％增至1930年的10％，1934年又增至25％。1932年在上海开办的新造币厂，为1933年3月颁布废“两”扫清了道路。这个非常古老的计算单位的消失，简化了币制，此后币制即以银元为基础了。当完成货币统一之时，适逢世界银价上涨，迫使中国在1935年采用法币；发行法币，是由国家储备委员会监督下，四家政府银行独有的特权。[290]

1928年，新的中央银行和半官方的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和较晚创立的中国农民银行[291]，均置于政府的权力之下，将现代金融部门加以改组。中央银行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了对海关收入的保管权，日益增多的收入遂充实了该行的资金。1933年，上海票据交换所从汇丰银行手中接管了银行之间的结算业务。

自1911年以来，厘金的负担，关税不能自主，货币与金融体制的混乱，一直被指斥为妨碍现代经济部门发展和资产阶级兴盛的原因。南京政府的改革废除了这些障碍，但是马上却又制造同样大的障碍。在政府管辖的地区，厘金废除了，却代之以繁多的产品税：卷烟税和面粉税（1928年）、棉纱税、火柴税和酒税（1931年）、矿产品税（1933年）等。新收回的海关自主权所起的作用，主要不是保护本国工业，而是为了充实国库，对原材料、机器和成品都一律科以同样的进口税。

银行体制的合理化与集中化，导致了1935年11月等于国有化的实然行动；确立纸币制度，使政府在未来能用增加发行来弥补赤字，但同时也为长期的通货膨胀开辟了道路。

的确，资产阶级所寻求的全部改革，好像都反击到自己身上。尽管注意到某些表面相似之处，但却不能把南京政府的政策，与明治维新时期日本领导人的政策相比。即使国民政府这些改革曾在有时候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活动，但是主要目的也不是要建立有利于私人企业组织的体制。这些改革提供了充分证据，说明其对此并无兴趣。在1932年至1935年工商业萧条之初，政府不曾给工商业以任何帮助，就是最毋庸置疑的证明。

能不能因此找到南京政府的国家资本主义开端呢？1935年11月银行的准国有化本身，并不等于对主要经济活动的控制，因为在中国，现代金融部门的兴起，主要是靠公共支出提供资金，而不是靠生产投资。但是银行国有化却大大增加了政府干预工商工业的机会。在经济危机压力下，工商界自己也要求政府干预。这种干预最初采用贷款形式；迟至1935年，才成立在杜月笙控制的工商业救济贷款委员会，分配了2000万元的贷款。[292]于是中国银行在新任董事长宋子文的推动下，控制了大约15家纱厂（总计约占中国纱锭数的13％），并将干预扩展到轻工业的各领域：卷烟、面粉，稻米的加工与贸易。

在孔样熙控制下的中央银行，相对来说不是那么活跃。但是在这两个例子中，公私利益错综复杂的纠缠在一起。例如，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是私人企业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主要股东。这家公司创建于1934年，为中国企业吸引外国投资；在1935年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在国营银行和主持发展项目的政府部门——如财政部和全国经济委员会之间充当中介人。后来发现孔、宋这两位高级官员及其家族，也在该公司进行私人投资。孔祥熙联合杜月笙一起创办的启新公司，对公债、黄金、棉花和面粉进行投机。此外还有很多合营公司，其中有些是赎买处境困难的私营企业，例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到1937年末，宋子文成了该公司最大的股东。其中还有许多——中国植物油料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上海中心渔业市场，是1936年至1937年任实业部长的吴鼎昌直接组织的，都得到各省政府的合作，并由通常属于政府几个派系的私人资本家予以财政支持。这些公司能得到财政津贴，享有垄断权和其他特权，常常挤垮与之竞争的私营企业。[293]

只有蒋介石任委员长的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的资源委员会，奉行了充公政策，其结果是大部分重工业和采矿业都由政府控制。

严格地说，经济的公有部门仍旧是有限的，但是不能将不属于公有部门的工商业，看作纯粹私有部门的组成部分。在这些企业中，握有各式股权的政府高级官员所起的作用，使其性质很不明确，这是官僚主义的特点。尽管国家利益和官吏们的私利之间存在舞弊和混乱，遭到历史学者们的普遍谴责，但却不能据此给这种体制下定义。而且和19世纪“官督商办”企业的相似之处，也只能说明部分问题。1930年的官僚们，和1880年的清代官吏是不同的。尽管有些人想在吴鼎昌与清代总督之间寻找相似之处，但发展后面的动力却来自中央，而且只限于少数最高级官员（即使不限于共产党史学至今仍坚持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其中最活跃的人物，都曾在国外受过教育，对现代世界及工业方法和财政方法的了解，远非清朝的先辈们所可比拟。这个官僚集团（至少包括中央政府的上层），由于吸收金融和经济专家，即加速了其自身的发展。企业资产阶级的衰落，与这个官僚集团的现代化是同时发生的。出于政治策略上的原因，共产党的历史学家们将这两种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将企业资产阶级视为官僚集团现代化的结果，并号召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政权。

尽管如此，但也不能肯定这个双重发展不遵循普遍的规律；一个巨大的农业国的经济与技术起飞，必然会有规律。资产阶级在其黄金时代已经证明，没有能够维持（或恢复）团结与民族独立的国家机构，这种起飞是不可能的。既然中国的历史传统不允许强大的（或相当强大的）政府，与多元化社会中各种自主集团同时并存，因此，和官僚共生就成了资产阶级求生存的唯一可能形式。

在许多方面，资产阶级—官僚混合体，更接近于今天社会主义政权下的“新阶级”，而不像西方的自由资本阶级。因此，在评价资产阶级—官僚混合体时，既不能根据其和私营企业的关系，也不能根据其道德上的腐败（在所有“新阶级”中，腐败都以各种形式普遍存在），而应根据其是否能够确保国家经济的发展。

这种混合体是否要对道格拉斯·s.帕俄和易劳逸[294]所指责的停滞负责呢？是否应该将拉蒙·h.迈尔斯[295]和托马斯·g.罗斯基[296]所描述的功能，应归功于这种混合体呢？南京10年的经济平衡表含糊不清，更增加了分析的困难。不过这种含糊不清，主要涉及农村的演变。上述诸人对规模不大的现代经济部门的进步，看法是一致的。张长治编写的工业生产指数表明，南京10年的增长率为8％—9％，其发展速度和民国时期的大部分年份（1912—1937年）相当。此外，t.罗斯基还是坚决认为，在这一时期内发展中工业，在质量上有进步。

不过在这普遍发展趋势之下，出现了与20年代相似的周期。在战后的经济奇迹之后，是1923年至1924年的经济危机，因三年的革命与内战而延长；到1928年末，现代经济部门又经历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直到1932年又一次危机。在1935年，1/4的中国工厂都停工了，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才正式复工。

在30年代，也和20年代一样，这些经济波动主要是由外界事件决定的。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白银大幅度跌价。在1928年至1931年的时间内，国际市场上银价下降了一半以上，这实际上等于中国货币贬值。其结果是刺激了出口，从而补偿了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并刹住了有些商品的进口；对于不足以保护本国工业的关税，也起了补救的作用。

1931年的英镑贬值和1934年的美元贬值，引起银价急剧回升；物价下跌对中国制造商立即产生影响。但是在条约口岸，进口商极力将价格维持在前一时期的水平上。白银在中国的购买力，不如在外国市场上升得那样快；这个差距，引起白银的大量外流和猛烈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与收缩的浪潮，加上日本入侵满洲和上海，比起其他所有的因素，都更强烈地动摇了30年代各条约口岸的经济。

和这种总是从属于国际市场现象相比，官僚势力的复起和企业资产阶级的衰落，其重要性都是次要的。不是官僚主义化妨碍了现代经济部门的起飞，最终妨碍了企业资产阶级的发展，而是作为国家的中国太衰弱了。不进行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使国民党的资产阶级与官僚共生的政权，带有城市色彩的现象，不可能为经济的真正现代化开辟道路。

中国资产阶级（无论是作为20年代“自由而西化”的古典型资产阶级，或是作为30年代官僚化的资产阶级）的失败，源出于一个更加普遍的原因，也就是使经济起飞失败的同一原因。

如果我们抛弃自由主义者的希望，即把资产阶级看作第三种力量源泉的幻想，也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信条，即夸大的把资产阶级看作革命发展的必然阶段，那么，是否有必要把中国资产阶级的经历，看成只不过是历史中偶发事件——一个不会再次出现的插曲呢？在以后的革命阶段中，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但是一种传统却留存了下来，又是具有城市的、现代主义的、民主和世界性的传统。这种传统——向世界其余部分开放的民族发展传统，激励着后世的现代化官僚。中国资产阶级是最先作为一个阶级，接受现代化挑战的，这就是其所奠定的传统，能不断激励希望继承其未竟之业的原因之所在。

* * *

[1]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清代和日本德川时代的城市网》，第6页；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268页。

[2]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第197—204页。苏珊·琼斯：《宁波的金融：钱庄》，载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第47—51页。

[3]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298页。

[4]同上书，第314页。

[5]参考罗兹·墨菲的论文：《外来人：西方在印度和中国的经验》。

[6]有关权力从占有土地的士绅转移到城市，或绅商转移的问题，参阅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235、248—260页。伊懋可用农奴制的衰落来解释这一转移的观点，至今尚有争论；但似乎可以确定的是所有权制度以及一般的社会结构，在18世纪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动。参阅托马斯·a.梅茨格：《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根源：明末清初经济与行政的日益分化》，第33—44页，载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编：《中国现代史经济讨论会》（台北，1977年）。关于名流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可参阅伊懋可：《上海的行政管理：1905—1914年》，载伊懋可、施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241页。

[7]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之间的桥梁》，第102页。

[8]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第15—25页。

[9]何炳棣：《扬州的盐商：18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研究》，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7（1954年），第130—168页。

[10]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第6章。

[11]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第380页。

[12]艾蒂安·巴拉兹：《中国的文明和官僚政治。一个主题的种种变奏》，第44页。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第242页。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284—301页。s.a.m.阿谢德：《现代中国早期的一次能源危机》，载《清史问题》，3·2（1974年12月）。

[13]详细的分析，参看m.克莱尔·贝热尔：《“另一个中国”：1919年至1949年的上海》，载c.豪编的《上海，一个亚洲大城市的革命和发展》。

[14]费维恺：《外国在华势力》（本书第3章）。

[15]约翰·勒斯特：《苏报案：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早期的一段插曲》，载《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学报》，27.2（1964年），第408—429页。

[16]m.克莱尔·贝热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的评价》，载《历史评论》，230（1963年10—12月），第403—436页。

[17]m.克莱尔·贝热尔：《资产阶级的作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229—295页。

[18]《北华捷报》，1913年11月1日，第352页。

[19]参看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第380页。

[20]张仲礼：《中国士绅：对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之研究》，第117—120页。

[21]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第64、73、367页。

[22]张仲礼：《中国士绅：对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之研究》。

[23]m.克莱尔·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第53页。

[24]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第131、164、168、183页。

[25]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第59—60页。

[26]伊懋可：《上海的士绅民主制，1905—1914年》（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67年），第230—246页。

[27]1911年末出现的上海商会短命的竞争者，也许正如j.桑福德所说的，反映了商人集团内部的政治分歧，即使确实存在过矛盾，也很快解决了，因为这两个商会在1912年就合并了。詹姆斯·桑福德：《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华人商业组织与活动》（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6年），第259页。

[28]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第62页。

[29]爱德华·j.m.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的情况，1895—1913年》，第222—223页。

[30]董必武：《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

[31]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第41—42、125—126页。

[32]周锡瑞：《中国的维新和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第237—250页。

[33]《北华捷报》，1913年11月1日，第352页。

[34]窦季良：《同乡组织之研究》，第2章（转引自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337页，注18）。

[35]《北华捷报》，1913年11月1日，第352页，关于商人在各省城行政中的作用，参看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第69—80页。

[36]让·罗德：《中国革命生活的状况，1911—1914年》，第117、301页。

[37]小岛淑男：《辛亥革命时的上海独立与绅商阶层》，载《东洋史学论集》，6（1960年8月），第113—134页（《中国近代化的社会结构：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特辑）。

[38]《北华捷报》，1912年7月13日，第109页；1913年3月1日，第650页；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第82—85页。

[39]宣言译文，载f.麦考密克：《中华民国》，第457页（原文见1912年1月5日《孙大总统对外宣言》。——译者注）。

[40]《近代史资料》专刊，《辛亥革命资料》，1，（1961年），第58、201页。

[41]《辛亥革命资料》，第96页，参看沈云荪：《中华实业银行始末》，载《近代史资料》，6（1957年），第120—139页。

[42]《上海法国总领事的报告》，1912年1月13、17、18日，法国外交部档案：中国国内政治：中国革命。

[43]同上。

[44]《北华捷报》，1912年2月10日，第356页；1912年8月10日，第405页；1912年8月17日，第458页。《上海法国总领事的报告》，1912年3月2日。

[45]《北华捷报》，1912年4月27日，第217页。

[46]《北华捷报》，1912年3月1日，第650页。

[47]《北华捷报》，1913年11月9日，第40页。

[48]萧梁林：《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

[49]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2，1895—1914年，第848页。

[50]同上书，第908页。

[51]同上书，第920页。

[52]《北华捷报》，1912年11月16日，第479页

[53]《北华捷报》，1912年12月7日，第665页。

[54]《北华捷报》，1913年8月13日，第558页。

[55]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2，1895—1914年，第860—867页。

[56]《北华捷报》，1913年4月26日，第226、252页；1913年5月10日，第427页；1913年5月24日，第531页。

[57]参看上海钱业公会通电，《北华捷报》，1913年5月17日，第495页。

[58]《北华捷报》，1913年7月26日，第283页。

[59]《南华早报》，1913年7月27日、7月29日、7月30日、8月1日。

[60]外交部驻华大使与领事档案、书信，f.o.228：2499，卷277，革命，北方与南方，1919年7月24—31日。f.o.228：2500，卷278，革命，北方与南方，1913年8月16—31日。f.o.228：2501，卷279，革命，北方与南方，1913年8月16—31日，特别参考发自镇江、南京、重庆、芜湖的书信。

[61]南京通讯，1913年8月29日，f.o.228：2502，卷280，革命，北方与南方，1913年9月。

[62]参看本书第4章欧内斯特·p.扬：《革命后的政治风云：袁世凯时期，1912—1916年》。

[63]1911年至1913年之间，为地方士绅利益而缩小官僚机构的权力，以及地方士绅和商人的结盟，参看周锡瑞：《中国的维新和革命》，第246—255页。

[64]伊懋可：《上海的士绅民主制，1905—1914年》，第73页；《上海市制进化史略》，载上海通讯编：《上海研究资料》，第75—78页。

[65]校注：南京无租界，下关江边地带划有外国人居留地。作者把concession与settlement两者混为一谈，南京1904年开辟下关为外国人公共居留地，并非租界。

[66]关于袁世凯的经济政策，参考菊池贵晴：《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结构——关于排外性联合抵制的研究》，第154—178页。

[67]弗朗索瓦·富列：《对法国革命的思考》。

[68]贸易（1915年、1917年、1919年），上海和广州的报告。

[69]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1—1922年》，第1004—1006页。

[70]萧梁林：《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第73—124页。

[71]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72—73页。

[72]萧梁林：《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第23页。

[73]海外贸易局：《中国的贸易与经济状况》，h.h.福克斯的报告。

[74]张长治：《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计量分析》。

[75]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34页。

[76]周秀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第2章。

[77]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等编：《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参看托马斯·g.罗斯基：《制造工业的发展》，载德怀特·h.珀金斯编：《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231页。

[78]刘大钧：《中国工业与财政》，第48页。

[79]校注：中国银行：1905年，清政府设立户部银行；1908年，改组为大清银行；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将设在上海的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1912年4月，袁世凯在北京另筹设中国银行，于8月1日开业；1913年4月，颁布《中国银行则例》，规定中国银行属中央银行性质；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中国银行条例》和《中国银行章程》，改组中国银行为特种国际汇兑银行，总行自北京迁至上海。交通银行：1907年，清政府邮传部奏准设立；1908年1月开业，系官商合办，采用股份制，主要经营收支、汇兑、借款，还经营普通银行业务；辛亥革命后，交通部总长梁士诒任总裁，形成财政上与政治上的交通系势力；1928年11月，国民政府改组为实业性质银行，总行自北京迁至上海。

[80]佘耀枢：《论交易所失败之原因》，载《上海商会月报》，2.8（1922年8月），第8—13页。

[81]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1913—1952年南开指数资料汇编》，第2—7页；《物价调查方法》，载《中国经济公报》，1924年6月21日。

[82]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表61，第165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202页。

[83]参考朱昌崚：《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年》，第31页所引大生纱厂例子。

[84]琼·切斯诺：《1919—1927年中国的劳工运动》，第197页；《上海总商会月报》，4.4（1924年4月），第35—36页。

[85]戴维·d.巴克：《中国城市的变化：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1890—1949年》，附录b。

[86]h.o.龚：《中国六大城市的人口增长》，载《中国经济杂志》，20.3（1937年3月），第301—304页；同时参考德怀特·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1368—1968年》，附录e，第290—291页。

[87]费唐：《费唐给上海工部局的报告》，两卷，1，第347页。

[88]琼·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年》，此书1962年出版以后，作者对中国劳工界似乎回到了较为实际的看法。

[89]周锡瑞：《维新和革命》；f.富列：《对法国革命的思考》，第159页。

[90]校注：张謇于1913年9月11日任工商总长；1913年12月24日，农林、工商两部合组为农商部，任张謇为农商总长，未就任；1914年5月1日，复任农商总长，未就任，由周自齐署理。袁世凯政府时期，无实业部，只有农林、工商部及农商部。此处原文为实业总长有误，应为农商总长。

[91]朱昌崚：《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年》。

[92]方腾：《虞洽卿论》，载《杂志月刊》，12.2（1943年11月），第46—51页；12.3（1943年12月），第62—67页；12.4（1944年1月），第59—64页。

[93]《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卅周年纪念册》。

[94]罗伯特·基思·肖帕：《浙江的政治和社会，1907—1927年：精英势力，社会控制和省的发展》（《密歇根大学博士论文，1975年》），第218页。

[95]肖帕：《浙江的政治和社会》，第254、307页。

[96]巴克：《中国城市的变化》，第147—148页。

[97]肖帕：《浙江的政治和社会》，第254页。

[98]巴克：《中国城市的变化》，第149页；肖帕：《浙江的政治和社会》，关于其他例子，在河北省，参阅琳达·格罗夫：《农村社会：高阳地区：1910—1947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75年12月），第49—52页。

[99]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方显廷：《一位七十岁中国经济学家回忆录》。

[100]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19页。

[101]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4卷，1，第502—509页。

[102]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第397—401页；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3版，第328页；聂其杰编：《崇德老人自订年谱》。

[103]巴里·基南：《中国的杜威实验：民国初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权力》，第56—63页。

[104]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221—247、376—394页；周策纵：《五四运动》，第6章。桑福德：《中国的商业组织和状况》，第5章。

[105]关于联合会，参看《五四运动》，第648—664页。关于工部局总董，参看费唐：《费唐的报告》，1，第126—127页。

[106]《北华捷报》，1916年2月19日，第467页。

[107]《中国经济公报》，1922年12月23日，第2页。

[108]蔼庐：《金融界今后之觉悟如何》，载《银行月刊》，2.5（1922年5月）。

[109]《北华捷报》，1921年10月15日，第151页。

[110]穆藕初：《花贵纱贱之原因》，载《密勒氏评论报》，1922年12月23日，第140—141页。

[111]校注：此书原用英文写成，后来成为《建国方略》的组成部分。

[112]r.w.克洛普顿和区俊珍（音）编译：《杜威在华演说集；1919—1920年》。

[113]孙逸仙：《中国的国际开发》，第2版，第158页。

[114]校注：此处所称的自由派与激进派的争论，即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一次重要论战。论战的中心问题是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论战由张东荪、梁启超等人所挑起。1920年11月，张东荪著文提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主张，认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强富力……开发实行”，“至于社会主义不妨迟迟”。同年12月，陈独秀以《关于社会主义讨论》为题，予以驳斥。接着，张东荪、梁启超分别发表文章，把中国贫困和混乱的原因，归结为“无知病”、“贫乏病”、“兵匪病”、“外力病”，否认在中国进行革命的必要性。当时李达、陈独秀、蔡和森、何孟雄等人在《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对张、梁的观点进行系统批判，指出中国工业的发达虽不如欧美、日本，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却无有不同，而且又不能独异的”，认为要推翻反动统治，改变中国现状，只有“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通过这次论战，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准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论战遂告结束。

[115]《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3月26日。

[116]参看1921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商教联席会议提出的要求，《上海总商会月报》，1.4（1921年10月）。

[117]《密勒氏评论报》，1922年12月16日，第86页。

[118]《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议记录》，载《银行月刊》，1.6（1921年6月）。

[119]工业高级官员叶恭绰对北京商会的报告，载《北京政治》特刊，1920年1月，第21—22页；1920年1月29日，第147页。

[120]穆藕初语，转引自《北华捷报》，1923年1月23日，第95页。

[121]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第三次决议案，载《远东商业公报》，1921年10月，第17—18页。

[122]穆藕初语，转引自《北华捷报》，1923年1月13日，第95页。

[123]《北京政治》，特刊，1920年1月。

[124]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3，第292—294页。

[125]《宁波工厂周刊》、《五四时期期刊介绍》，3，第289页。

[126]《工界》，《五四时期期刊介绍》，3，第301页。

[127]胡适，《密勒氏评论报》，1920年7月10日，第324页。

[128]《五四时期期刊介绍》，3，第303页。

[129]周秀鸾：《工业的发展》，第80页。

[130]周策纵：《五四运动》，第243—244页。

[131]《北京时报》，1919年11月21日。

[132]校注：1919年时总统为徐世昌。

[133]周策纵：《五四运动》，第172—173页。

[134]同上书，第386页。

[135]同上书，第389页。

[136]桑福德：《商业的组织和状况》，第342、361页。

[137]《北华捷报》，1920年4月24日，第185页。

[138]《北华捷报》，1920年6月12日，第660页；1920年12月11日，第745页。

[139]《北京时报》，1919年11月21日。

[140]校注：此三部长为曾任财政部次长及驻日公使的陆宗舆，财政部总长曹汝霖；时驻日公使章宗祥，曾任司法部总长。

[141]校注：指我国要求废除“二十一条”与日军撤出山东，归还原胶州湾德国租界地及胶济铁路。

[142]校注：指五卅运动及其以后反帝运动。

[143]校注：指国民革命的“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战略。

[144]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中国抵制日货，杂件m.t.3.3.8.5—1》，（1919年）。从烟台致领事的急件，1919年8月29日（编号740856—740873）。

[145]《提倡国货之我见》，载《上海总商会日报》，4.5（1924年5月），《言论》栏。

[146]文汉：《由工业见地上论维持国货与抵制日货》，载《实业杂志》，71（1923年9月）。

[147]《提倡国货之我见》，载《上海总商会月报》，4.5（1924年5月）。

[148]聂云台（聂其杰）：《为日兵枪杀市民事警告国民》，载《上海总商会月报》，3.6（1923年6月），《言论》栏，法文译文见m.克莱尔·贝热尔、张瑞福：《救国！中国的民族主义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第103—114页。

[149]峙冰：《国权回复与经济绝交》，载《上海总商会月报》，3.4（1923年4月），《言论》栏。

[150]m.克莱尔·贝热尔：《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经济局势与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载《历史评论》，241（1969年4—6月），第309—326页。

[151]伍德海编：《中国年鉴1923年》，第674页。

[152]《张嘉璈访问记》，载《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1月29日，第470页。

[153]茹玄：《新银行团与经济瓜分》，载《上海总商会月报》，1.6（1921年12月），《言论》栏。

[154]《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始末记》，载《上海总商会月报》，1.4（1921年10月），《纪事》栏。

[155]w.s.a.波特：《参加太平洋会议的人民代表》，载《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10月22日。

[156]《北华捷报》，1922年2月18日，第420页。

[157]《麻克类爵士与中国商人》，载《北华捷报》，1923年2月17日，第446—447页。

[158]《北华捷报》，1923年3月10日，第664—665页。

[159]《北华捷报》，1923年5月19日，第471—472页；1923年6月23日，第818页。

[160]《向商人们说的老实话》，载《北华捷报》，1923年4月4日，第77页。

[161]《北华捷报》，1923年6月23日，第818页。

[162]《北华捷报》，1922年12月16日，第711—712页；雪莉·加勒特：《中国城市的改革者：中国基督教青年会，1895—1926年》，第171页。

[163]（蔡）和森：《外国帝国主义者对华的新旧方法》，载《向导周报》，22（1923年4月25日），第158—160页。

[164]蔡和森：《反对“敦请一友邦”干涉中国内政》，载《向导周报》，19（1923年2月7日），第158—160页。

[165]《和平统一宣言》，载张其昀编：《国父全书》，第755页。

[166]胡适：《我们的政治主张》，载《努力周报》，2（1922年5月14日）。杰罗姆·b.格里德英译，见其《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91页。

[167]《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始末记》。

[168]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载《努力周报》，67（1923年8月26日）。武堉幹：《联省自治与职业主义》，载《太平洋》杂志，3.7（1922年9月）。

[169]《北华捷报》，1920年10月28日，第223页。

[170]（邓）峙冰：《时局杂感》，载《上海总商会月报》，3.2（1923年2月），《言论》栏。

[171]谢瀛洲：《中国的联邦主义，对部分省宪法的研究》，第83、204页。

[172]孔飞力：《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控制、自主和动员问题》，载魏斐德、卡罗德·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257—298页。

[173]《“请合呈政府特许全国商会自练商团案”：四川成都总商会代表提议》，载《上海总商会月报》，3.4（1923年4月）。

[174]校注：14世纪至15世纪德意志北部城市结成的政治与商业同盟。

[175]《“保护商埠安全议案”，汉口总商会提议》，载《上海总商会月报》，3.5（1923年5月）。

[176]《北华捷报》，1923年1月6日，第8页。

[177]茹玄：《关于国是会议之片言》，载《上海总商会月报》，1.5（1921年11月），《言论》栏。

[178]《上海总商会月报》，3.7（1923年7月），《会议记载》栏；美国国家档案馆，驻上海总领事克宁翰电，1923年6月26日，89300/50950。

[179]校注：原文意为脱离、退出，即中国历史上习称的宣布“独立”。

[180]《“商人政府”的批评》，载《东方杂志》，20，11（1923年6月20日）。

[181]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载《向导周报》，1923年7月11日，第31—32页。

[182]《字林西报》，1923年6月26日。

[183]校注：1923年8月初，苏浙和平协会发起人张一麐等，奔走于宁沪杭当局之间，于19日，江苏督办齐燮元与浙江督办卢永样及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签订第一次苏浙和平条约，但并未能阻止苏浙战争的爆发。

[184]蔼庐：《金融界今后之觉悟如何》，载《银行月刊》，2.5（1922年5月），《评谈》栏。

[185]参看本书第五章；并参看安德鲁·j.内森：《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斗争：派系活动和宪政的失败》，第74—90页。

[186]《全国银行公会之建议案》，载《东方杂志》，18.3（1921年2月10日）；英译文载《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1月22日，第412—414页。

[187]《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1月29日，第470页。

[188]厄普顿·克洛斯（约瑟夫·w.霍尔的笔名）：《中国银行家坚持自己的权利》，载《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2月19日。

[189]《京津时报》，1923年4月19日。

[190]《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10月8日，社论。

[191]《“请维持全国商会联合会通过议案力争实行案”：湖北宜都商会提议》，载《上海总商会月报》，3.4（1923年4月）。

[192]《请分呈各巡阅使各督军息争保民谋统一案》，载《上海总商会月报》，3.6（1923年6月）。

[193]（邓）峙冰：《时局杂感》，载《上海总商会月报》，3.2（1923年2月）。

[194]《远东商业公报》，1922年1月。

[195]玛丽·克莱尔·贝热尔：《民族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1923年中国棉纺业的危机》。

[196]之一：《华商纱厂资金问题与棉业前途之关系》，载《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4.2（1923年10月），第2—8页。

[197]潜园：《纺绩业根本整理之私见》，载《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3.4（1922年10月20日），第2—6页；朱仙舫：《整理棉业新议》，载《上海总商会月报》，3.5（1923年5月），第1—12页。

[198]振德：《民国十一年度各纱厂营业报告》，载《上海总商会月报》，3.5（1923年5月）。

[199]b.y.李：《中国棉纺厂的现状》，载《密勒氏评论报》，1923年10月6日。

[200]海外贸易局：《中国1923年6月工业和经济状况报告》，h.g.布雷特，上海。

[201]潜园：《青岛纺绩业之状况与希望》，载《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4.1（1921年1月），第29—32页。

[202]李寿浵：《关税加增与我国纺织业之前途》，载《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3.2（1922年3月20日），第9—14页。

[203]方显廷：《中国的棉业和贸易》，2，第6—7页；《北华捷报》，1922年2月25日，第518页。

[204]李寿浵：《关税加增与我国纺织业之前途》。

[205]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963年第3版，第180—185页。

[206]潜园：《纺绩业根本整理之私见》。

[207]子明：《世界棉花之需给与中日棉业之关系》，载《银行周报》，7.10（1923年3月20日）；7.11（1923年3月27日）。

[208]沧水：《禁棉出口与今后中日纱市之感想》，载《银行周报》，7.6（1923年2月6日），第14—15页；方宗鳌：《禁止棉花出口之我见》，载《商学季刊》，1.1（1923年2），第1—3页。

[209]方显廷：《中国的棉业和贸易》，2，附录5。

[210]穆藕初：《花贵纱贱之原因》，载《上海总商会月报》，3.2（1923年2月）。

[211]《远东商业公报》，1923年3月，第41—42页；《北华捷报》，1923年2月17日，第426页。

[212]《使团与禁棉出口令之取消》，载《银行月刊》，3.7（1923年7月）。

[213]《北华捷报》，1923年5月19日，第471—472页。

[214]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4年》，第819页。

[215]《密勒氏评论报》，1923年7月7日，第172页。

[216]《北华捷报》，1923年6月30日，第859页。

[217]《为外人干预护路事致符领袖公使函》，载《上海总商会月报》，3.9（1923年9月），《会务记载》栏。

[218]（蔡）和森：《商人感觉到外国帝国主义助长中国内乱的第一声》，载《向导周报》，44（1923年10月27日），第333页。

[219]校注：关余：为“关税余款”或“关税盈余”之简称，指中国海关关税收入中，例需扣除海关经费及偿付海关关税担保1900年以前所借之外债后，所剩余之款额，称曰关余。

[220]《银行界请孙文维持内债基金》，载《银行月刊》，3，12（1923年12月），《银行界消息汇闻》栏。

[221]（蔡）和森：《为收回海关主权告全国国民》，载《向导周报》，48（1923年12月12日），第365页。

[222]《北华捷报》，1924年1月5日，第1页，并参阅本书第十一章。

[223]《南华早报》，1923年7月24日。

[224]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249—264页。载《密勒氏评论报》，1923年11月24日，第534—535页；1923年12月22日，第130页。关于商团可参阅本书第十一章。

[225]《密勒氏评论报》，1924年6月21日，第82页。

[226]校注：按即国民党改组后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227]校注：广东商团原是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商人自卫组织，后来发展成为一支拥有数千人的反动武装，以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及佛山大地主陈恭受为首领。1924年8月，陈廉伯通过英国通利洋行，订购了大批枪械运来广州，企图推翻广州革命政权，建立“商人政府”，广州军政府查获并扣留了陈廉伯购进的武器，陈廉伯逃往香港，指使商团“罢市”抗争。10月10日，商团发动武装叛乱，并企图联合陈炯明夺取广州。孙中山采取了断然措施，于10日晚成立革命委员会，派出军队，镇压了商团的叛乱。

[228]尼戈尔·杜里乌斯：《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中国报刊的一些反映》，载《中国研究手册》，1（1980年）。

[229]《北华捷报》，1925年7月18日，第20页。

[230]《北华捷报》，1925年7月25日，第54页。

[231]《北华捷报》，1925年9月12日，第348页。

[232]《血痕》，2，1925年6月19日；3，1925年7月12日；《救亡》，2，1925年6月16日。

[233]《北华捷报》，1925年11月14日，第294页。

[234]《北华捷报》，1925年8月1日，第78页。

[235]《北华捷报》，1925年8月29日，第251页；切斯诺：《中国工人运动》，第266页。

[236]校注：原文为自治区。1925年2月和3月，上海讨论建立自治区性的淞沪商埠，脱离江苏省；1926年，淞沪商埠成立后，孙传芳自任淞沪商埠督办，丁文江任商埠总办。

[237]《北华捷报》，1925年3月21日，第478页；1925年4月25日，第140页；1925年6月13日，第440页。

[238]《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7月24日，第188—190页。

[239]《北华捷报》，1925年8月15日，第167页。

[240]基南：《中国的杜威实验》，第119页。

[241]赫尔曼·马斯特第三和威廉·g.塞韦尔：《出自传统的革命：戴季陶的政治思想》，载《亚洲研究学报》，34.1（1974年11月），第73—98页。

[242]校注：3月20日事件，又称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命令海军局代局长兼中山舰长李之龙将中山舰调至黄埔候用。当中山舰开至黄埔时，蒋介石却称李之龙不服调遣，擅入黄埔。3月20日，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逮捕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军舰，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自卫队武装，包围广州东山苏联顾问住所；令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退出。

[243]《北华捷报》，1925年1月17日，第91页；1925年10月31日，第194页。

[244]《密勒氏评论报》，1925年3月7日，第21页；1925年11月21日，第228页。

[245]《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4月17日，第179页。

[246]《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2月13日，第316页。

[247]《北华捷报》，1925年6月24日，第146页。

[248]校注：此处原文为商务委员。1925年9月22日，宋子文任广州财政部长，1926年1月22日，任国民党商业部长；并且广州政府并没有商务委员的设置。

[249]校注：广州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成立于1925年7月12日。

[250]校注：孙传芳1925年1月16日任浙江督办（此时改督理为督办），并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同年11月25日，任江苏督办。

[251]《中国商会的权力与政治》，《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7月24日，第190页。《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7月17日，第176页。

[252]《北华捷报》，1925年3月21日，第478页；1925年4月25日，第140页；1925年6月13日，第409页。蒋慎吾：《上海市政机关变迁史略》，载《上海资料研究》，1926年第1版，第78—82页。

[253]《北华捷报》，1926年5月8日，第252页。

[254]《向导周报》，177（1926年），第1832页。

[255]《北华捷报》，1926年11月20日。

[256]卡尔·曼海姆：《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论文集》，第2章。

[257]校注：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成立商业部，部长宋子文；商民部，部长王法勤。

[258]约瑟夫·费尤史密斯：《商人联合会与国民党在上海统治的建立》（向1978年3月31日至4月2日亚洲研究学会芝加哥年会提交的论文）。

[259]校注：1927年3月22日晚，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上海大部分地区，并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260]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修订版第2次印刷，第166页。

[261]小帕克斯·科布尔：《国民党政权与上海资本家，1927—1929年》，载《中国季刊》，77（1979年3月），第1—24页。

[262]琼·切斯诺和弗郎索瓦·勒巴比埃：《中国：从辛亥革命到解放》，第188页。

[263]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许涤新：《官僚资本论》。

[264]易劳逸：《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年》，小帕克斯·m.科布尔：《上海资本家和国民政府，1927—1937年》（伊利诺斯大学博士论文，1975年）。m.c.白吉尔：《“另一个中国”：1919至1949年的上海》，载c.豪编：《上海：一个亚洲大城市的革命和发展》。

[265]科布尔：《国民党政权》，第1—2页。

[266]易劳逸：《中华民国研究通信》，1.1（1975年10月），第14页。

[267]琼·蒙内特：《回忆录》，第134页。

[268]校注：原文译文为南道分会与闸北分会。上海无南道地名，以其与闸北相对应之地位，应为南市。

[269]雪莉·加勒特：《商会》，载伊懋可与施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227—228页；科布尔：《国民党政权》，第23页。

[270]校注：1927年7月，成立上海特别市。

[271]费唐：《报告》，1，第243页。

[272]《申报》，1927年6月24日，第13页；1927年6月30日，第13页；1927年7月2日，第13页。

[273]c.f.雷默：《关于中国抵制外货的研究》，第138—140页。

[274]1c.f.雷默：《关于中国抵制外货的研究》，第269页。

[275]校注：此处有误，凡条约规定中国失去行政权之地区为租界；某一地区虽居住外国侨民，但其行政权仍属中国，谓之居留地。据此，中国共划外国租界27处，即天津有英租界、法租界、德租界、俄租界、奥租界、意租界、比利时租界、日租界8处；原美租界合并于英租界。汉口有英租界、法租界、德租界、俄租界、日租界5处。广州有英租界、法租界2处。上海有公共租界、法租界2处。厦门有日租界、英租界2处。鼓浪屿有公共租界1处。福州有日租界1处。九江有英租界1处。镇江有英租界1处。杭州、苏州、沙市、重庆四城市各有日租界1处。在1917年后，中国收回天津德、奥2租界，汉口德租界；1918年后，收回天津、汉口俄租界2处；1927年后，收回汉口、九江、镇江3处英租界，1931年后，收回天津比租界及厦门英租界。1937年前，中国共收回10处租界。自此中国尚存17处租界，即天津的英、法、意、日4处租界，汉口的法、日2处租界，广州的英、法2处租界，上海的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及厦门、福州、杭州、苏州、沙市、重庆6处日租界，鼓浪屿的公共租界。1943年签订中美、中英新约，1945年签订中法新条约，中国在法律上收回全部英法在中国存在的租界。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意为战败国，日本、意大利租界当然为中国收回；同时中国按中英、中法新约收回英、法在中国的租界。实际上，1943年日本闻知中国与英、美签订新约，将收回租界，特提前数日，将英国在中国租界移交给汪伪政权，改为汪伪政权下的特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按接收汪伪政权接收了各特区。所以中国抗战胜利后，没有举行接收租界的仪式。另外，当时北平城内东交民巷使馆界，实际属于公共租界性质；1945年，英美政府与中国政府交涉，暂缓交还北平东交民巷使馆界；经中国政府同意，东交民巷使馆界暂未收回，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各国公使均已回国，中国随即收回。

[276]贝热尔：《“另一个中国”：1919年至1949年的上海》。

[277]科布尔：《国民党政权》，第1—2页。

[278]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4章。

[279]j.费尤米斯：《商人联合会》。

[280]包华德和里查德·c.霍华德：《中华民国传记辞典》，3.第452页；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第418页。

[281]包华德和霍华德：《中华民国传记辞典》，1，第26页。

[282]包华德和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辞典》，1，第379页。

[283]同上书，1，第192页。

[284]同上书，2，第316—317页。

[285]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173页。

[286]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第477页。校注：此处有误，1928年11月13日任工商部常任次长。1930年12月，工商部与农矿合组为实业部，次长下分设政务次长与常务次长，穆于1931年1月31日任常务次长。

[287]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362页。

[288]巴克：《中国城市的变化》，第167页。

[289]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47页。

[290]保罗·t.k.石（音）：《艰辛的十年：中国国家建设的努力，1927—1937年》；阿瑟·n.扬：《中国的建设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

[291]校注：中国农民银行前身，为1933年成立鄂豫皖赣四省农民银行；1935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决定将其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总行设汉口，为“复兴农村经济”的专业银行，主要经营存放款、办理汇兑等业务外，还享有发行兑换券、农业债券和土地债券特权；1936年，发行钞票，财政部批准其发行钞票，与法币同样使用。

[292]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67—271页。

[293]同上书，第286—301页。

[294]道格拉斯·s.帕俄：《国民党与经济停滞：1928—1937年》，载《亚洲研究杂志》，16.2（1957年2月），第213—220页；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5页。

[295]拉蒙·h.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

[296]托马斯·g.罗斯基：《中华民国经济概论》（《多伦多—约克大学现代东亚联合中心讨论会论文》，第1集，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