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要对陈永发和格雷戈尔·本顿精心而有见识的建议表示感谢。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认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因为他们的经验与思想体系使他们深信，日本对中国的扩张是由无法改变的势力推动的。中共反复申述，“目前形势的主要特征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将中国变成殖民地”。中共还认为不应回避这场战争，并在1935年年底以后就要求尽早共同抗敌。毛和他的追随者知道，在一场中日战争中，他们可以作为爱国者要求得到一个合法的、受人尊敬的和自主的地位。他们确实想要求在精神方面起领导作用。除此之外，对他们只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必然把他们排除在外的中日和平，而这种和平可能以牺牲他们为代价。抗战的每一次拖延都使国民党赢得可以用来继续进行剿共战争的时间。每一次拖延也使东京和南京有时间可能达成某种进一步的和解，可能包括共同的反共行动，这正是日本外相广田曾于1936年8月建议的。

人们无须指出，停止内战、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和抵抗日本也都对中共有利，而责难中共的诚意。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镇压号召相比，中共的政纲更符合中国城市人口的心态，其中包括学生、知识分子、很大一部分资产阶级和许多工人。统一战线政策在上述社会集团中，甚至在一些有影响的国民党派别中，都很有说服力，以致蒋介石于1936年12月25日在西安被扣两周获释后所作的停止内战及对日采取较强硬态度的决策中，统一战线也占重要分量。

1战争初期，1937—1938年

西安事变后几个月中国共双方代表达成的协议，在1937年8月13日上海开战后于8、9月间公诸于众。这些协议奠定了战争初期国共关系的基础，并在整个战争期间名义上保持有效。中共同意：（1）为实现孙逸仙的三民主义而奋斗；（2）停止武装暴动、苏维埃运动与强制没收地主土地三项政策；（3）取消现存的苏维埃政府；（4）取消红军称号，并将军队交与中央政府指挥。作为回报，国民党允许中共在几个重要城市设立联络处，出版《新华日报》，并指定代表参加它的两个主要咨询机构。公民权利扩大了很多，政治犯被释放了，并给新近“统一起来”的地区与军队发放薪金，以补助其行政与军事开支。[1]

战争的爆发改变了所有中国党派的政治和军事环境，并迫使中国共产党人从根本上重新考虑他们的一切重要政策、战略和战术。在战争头一年半时间内——从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1月六中全会——党中央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1.统一战线，特别是中共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关系问题。

2.军事战略和战术，包括与国民党军队和其他军队协同作战的问题。

3.领袖和领导权问题，特别是毛加强他对张国焘（1938年4月逃向国民党）和王明（陈绍禹的化名）的地位的努力。

在这18个月中，决定政策和围绕它们而展开的争论在党的几次重要会议上公开化了（见表15）。到1939年初，这些问题已得到澄清，虽然并未完全解决，而在这些领域内以后的种种发展都可以回溯到这个基本点。此后这样高层次的政策讨论会的次数大大减少；甚至1942年的整风会议和1945年4—6月的七大也只宣布政策而不辩论政策。这种现象无疑反映了毛主义领导权的巩固，但决不表明党内已经达到一致和充分和谐了。

表15　主要的共产党会议（1937年7月至1938年12月）

对国民党的态度：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政策自1935年12月中共正式通过起，就被认为是对所有愿意注意并响应它的人的号召。对这样做的人，中共不论在实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愿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只要不损害党的基本原则以及党对这一运动的最终控制。在以后几年中，统一战线的范围稳步扩大，而它的运用也更为复杂。早在1939年10月，毛泽东就认定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对它们的正确认识相当于从整体上正确领导这场革命。即使在宣布与国民党联合时，中共仍然要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只限于国共两个党的呢？不是的，他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两个党仅是这个统一战线中的一个小部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商学兵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2]

争论集中在，或者说，围绕着两党关系的精神，共产党是否会遵从国民党对它的限制以及它将如何全面服从这个名义上的上司的命令。在战争的头几年，这些争论染上了派别斗争和人际冲突的色彩，以致很难把事实与辩解分开。在公开场合，共产党的声明赞扬蒋介石与国民党的领导，并保证全面的团结与合作，但这种保证含糊而不具体。他们提出种种建议而不是批评，这些建议大都与进一步政治民主化、群众动员之类有关。

在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早先的立场显得颇为强硬，咄咄逼人，但因他深知必须使国民党不脱离抗战，他的态度有所缓和。对毛来说，统一战线意味着中日间不会讲和。毛在政治与军事两方面始终不渝的态度是保持独立和自主。有一段时间，他也愿意考虑共产党加入一个彻底改组的政府（民主共和国），主要是为了在全国获得合法地位和扩大影响。但在多数时间他力求使共产党脱离国民党，如有可能在物质上也脱离。党的其他领导人，包括张国焘和近期回国的王明在内，显然对这条路线表示怀疑。

有些资料表明，在1937年11月和12月的会议上，毛的路线未取得胜利。如果是这样，那么毛大概采取了他的一般立场，而不是要求立即采取强硬态度。1937年末，国民党人处境危急，这不是推动他们前进的时候：11月12日上海失守，次月发生了可怕的南京大屠杀，更严重的是蒋介石正在认真考虑日本的一项和平建议。

但是，随着新的一年来临并日渐逝去，和平危机也过去了。南京惨案加强了中国人的决心，而在1938年1月，近卫内阁宣布不以蒋介石为对手。无论蒋有过什么样的打算，现在他别无选择，只有打下去，而全国大部分人，包括中共在内，都宣布支持他。最迟到这年夏季，国民党不打算死守临时首都武汉的意图已经明朗。早在头年12月，政府机构已开始在重庆运转，而更多的机构一直在向那里搬迁。当时士气高涨，而且团结精神普遍，蒋发誓要继续推行他的诱敌深入、焦土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

这些事态的发展加强了毛的地位。到1938年秋六中全会时，中共的官方立场是全力支持蒋介石和两党合作。但在私下，毛以赞许的口吻引用刘少奇的话说，如果王明的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意思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么这就不是联合，而是投降了。作为替代，毛提出，中共遵守国民党业已赞同的协议，但有些事要“先斩后奏”，有些事则“斩而不奏”。他最后说，“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总之，我们一定不要分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3]

军事战略与战术

战争开始时，中国共产党指挥着大约3万人，由长征各部队的幸存者、原有的地方武装和新参军的人员混合而成。1937年8、9两月，他们被集体改编为八路军，并被编为115、120和129三个师，分别由林彪、贺龙和刘伯承指挥。（详情见下《组织机构与活动》一节。）

战争开始后不久，国民政府还授权成立第二支共产党部队新四军，在华中作战。新四军是以1934年长征开始时留在江西和福建的队伍为核心组成的。从那时起，他们人员日渐减少，在以分散的队伍对抗国民党不断扫荡的危险情况下生存了下来。他们最初核准的人数为12000人，但几个月后才达到这一水平。新四军名义上的指挥官是叶挺，他是一名早期的共产党军事领导人，以后脱党，但他以某种方式设法与国共两党都保持良好关系。实际的军事和政治控制权被授予项英和陈毅。

由改组而引起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是是否接受国民党的两项建议：第一，他们向八路军指派参谋军官；第二，共产党与非共产党部队在国民党人划定的战区内联合行动。根据张国焘的说法，一批党的高级干部（包括王明、朱德和彭德怀）赞同这些建议。虽然没有充分的文件根据，但他们可能争论过：接受这样的建议可以进一步巩固统一战线，也可以有理由要求与国民党部队分享他们的武器和其他装备。有些军事领导人，大概以彭德怀为代表，希望减少共产党对游击战的依赖，赞成大部队作战并采用更常规的战术。毛泽东和其他人则反对这些建议，认为这将使八路军过于暴露在国民党的监视之下，联合行动将使共产党军队从属于非共产党军队，而且在时间与地点上的主动性将因此丧失。

毛泽东预见到一场分为三个阶段的持久战：（1）日本的战略进攻；（2）长期的相持（这就是毛在六中全会上确认的“新阶段”）；（3）战略反攻，导致最后胜利。关于第三阶段，他说得相当含糊，只是预期这将与“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国际形势”相配合。[4]同时毛敏锐地察觉到中共的战略弱点。他相信这种形势要求进行游击战以及保存并扩大自己的力量。

但是，用毛的话说，如果中共不仅要“保持已有的阵地”；而且要“扩大已有的阵地”，那么仅有的办法是，要么损害假定的盟友，在未被占领的地区扩张；要么在敌后占领区扩张，并让敌人付出代价。而当毛说到“阵地”时，他是指共产党稳固领导下的根据地。[5]作出选择并不难。前一种办法导致分散力量，易受责难，还可能发生冲突——在中共与山西阎锡山的关系中所有这些实际上都发生了。而后一种办法显然对抗战有利，而且，只要国民党的力量已被赶出这些被占领区，中共就可以避免与它的盟友发生冲突。

这些原则在毛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作了简明的归纳，然后又加以详尽的解释。[6]当然，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不可能像毛在其著作中描述的那样简单明了。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中共都不可能避免与其他中国军队接触：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在山西以及在长江下游地区，莫不如此。即使在敌占区，也不是完全没有国民党军队；尤其在战争初期，不少国民党军队还留在日本战线的后方。但是毛泽东的战略的含义是不会受到误解的。

领袖与领导权

战争爆发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在同辈中居于首位。老同志们准备与他争论基本政策问题，并且至少有两个对手直接向他挑战。他们是张国焘和王明。到1938年晚些时候六中全会结束时，毛在建立联盟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到1942年或1943年他登上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

张国　焘的权力在长征中及长征刚结束后受到了致命的打击。1935 年8月，他的当时较强的部队在川西北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合，两人在很多问题，包括领导权、军队的指挥和长征的目的地等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参见第4章《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的第一条注）。张对毛在技术上不合常规的遵义会议（1935年1月）取得的领导地位提出异议，张及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未能参加那次会议。结果，张率领他的经过改编的部队向西进入西康和青海的高山，而毛则向西北进军陕西和保安/延安地区，于1935年10月到达。但是张无法在那个不友好的地区立脚，而且在河西走廊受到凶狠的亲国民党的穆斯林武装的攻击，在一系列进军与反进军的过程中，丧失了很多部队。最后于1936年10月——比他的对手晚了整整一年——张和他的余部到达保安，而毛在该地已做了不少工作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张在名义上被赋予高位，具体地说，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和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成员（七大后来延期了，直到1945年才召开）。但张知道他的命运之星已经陨落，而他于1938年春利用一次对西安的礼仪性访问[7]逃到武汉，并在那里谴责毛泽东的统一战线路线是在战争中谋求“所有的人都失败”（即国民党和日本人）。在武汉张与中共驻那里的办事处之间有过几次无成果的会晤，但到1938年秋召开六中全会时，他被当作叛徒开除出党。

王明是一个更有力的对手。1937年10月他带着斯大林的祝福或许还有共产国际的授权回到中国，他可能指望得到他在党内上升时期与他有密切联系的人的支持（参见第4章），这些人有点被嘲弄地称为“洋学生”。王受过高等教育，表达能力强，他成年后的生活大部分是在苏联度过的。他的随和的世界主义与毛的地方主义和急躁的性情恰成对比，而且他远比毛更精通正统的马克思理论，在这方面，他以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待他的这位年长的湖南同志。1937年末，他确实传达了指示，说毛由于狭隘的经验主义和“不懂马列主义”，应在“思想体系上”加以提高。[8]这两个人可能彼此都有一种几乎是本能的反感，他们的气质和风格是如此不同。

无论王以前的同事们的倾向如何，现在他背后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派别。党的总书记张闻天（洛甫）在战争初期调和了不少党内争论，以便让毛的政策大体得以实施。秦邦宪（博古）似乎受周恩来的指导，周本人一度是王明的伙伴，但现在已和毛及其集团共命运了。无论在党的武装力量中还是在它的地方政府中，王都没有任何值得重视的基础。王回到了在他离开期间发生了很大变化的中国，他主要保有他的国际声望、政治局成员的职务以及他的辩才。但是这些值得重视的资本并不足以发动一次公开的挑战——的确，王显然也未试图与毛摊牌。

有人将王明描绘成一个在战略上与毛相左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两个基本问题上有分歧，并由此引起许多其他有关的争论。[9]第一个问题[10]涉及中共与国民党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第二个问题包含以工人、知识分子、学生和部分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城市革命战略与以农民为基础的农村革命之争。当然，对领导权的争夺和个人之间的厌恶为这两个问题的争论增添了热度。除了在苏联，毛主义的说法到处都占上风：王明实际上是要牺牲中共的独立而向国民党投降，而且他对农村革命冷漠无情。

这种简单化的陈述引起了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如果他的观点真如毛所描述的那样，王明怎么能在中共内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很难想象他会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很少关心农民的投降派。当王明回到中国尝试重建其地位时，我们可以设想他乞灵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权威。斯大林长期以来一直想使中国的抗战集中在蒋和国民党周围，这一政策只是在1936年年中，斯大林的地位明确以后6个月，毛和中共才勉强不完全地接受。虽然中共更多地由于自身的原因而不是由于外界的推动，在1936年下半年向这样的统一战线靠近了（在12月12—25日西安事变中达到高潮），但斯大林的名字和共产国际的权威仍是可畏的。即便是毛，也不希望公开蔑视莫斯科的意愿。因此王明有了双重武器：斯大林的授权和免遭清洗的保护，因为任何这样的行动都会招致斯大林的愤怒。王还可以进一步争辩说，正是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才终止了内战，而且，面对日本入侵，统一战线已经使中共在国家事务中有了一种受尊敬的合法地位。现在正是将这种地位扩张到全国并使之合法化的时候，不应仅在落后地区保持一种地区性的游击运动。王显然相信，通过中央政府与军事机构的改组，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为了团结和全民抗战的需要，共产党人将整体地作为重要部分被包括在内。当然这需要得到蒋介石的合作和同意。谈判将是困难的，但王的说法很笼统——或者说很含糊——这就为策略留下很大余地。王也暗示，一个“统一的国防政府”可能使中共分享财政与军事资源——或许还可以分到一些苏联援助——现在实际上都被国民党人垄断了。这些可能性对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和军事指挥官都具有诱惑力，他们曾长期遭受资源的极度匮乏。[11]王明显然认为，日本的入侵、国内激发的爱国主义，以及国际支持（尤其是来自苏联的支持）最终将推动蒋作出进一步的让步，就像西安事变后它们曾推动他走向统一战线那样。如果这样，王明的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不含有向蒋投降的意思，而是继续向他施加压力。

王明不久便被派往武汉，在1938年的头6个月中，那里充满了对这场战争的奉献精神。统一战线的精神渗透到所有的社会阶级和政治团体，国共两党间显而易见的真诚合作使许多人感到意外。王可能觉得这种情况加强了他的力量。总之，整个春天他都在继续号召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12]此后，王明意识到蒋介石不会接受对其控制的政府和党作出如此彻底的改变，他退一步说：“国民政府是全中国的政府，它需要加强而不是改组。”[13]他也号召，组建“国防师”，这也比他原先建议成立一个统一的全国军事机构后退了一步。在武汉，王明显然能争取到周恩来对他的计划的部分支持。

王明为统一战线所作努力的致命弱点在于它们依赖可疑的国民党政府的同意。而他仅有的力量只是国民党自己选区内的舆论。[14]王明不是投降派，但他已将自己引入困境，而毛泽东却保持着大得多的行动自由。

至于第二个问题，即革命应以农村为基础还是应以城市为基础，王明从未在农民中生活或工作过。虽然他生长在安徽一个富裕的农村家庭里，但他的天性和他的理论倾向都完全是城市型的。1937年底回到中国后，王明很少提到农民，而他的著作，就人们所知道的而言，没有一本涉及这个与毛泽东的心紧密相连的主题。王明并不要求放弃农民运动，但他显然认为，如果在城市中以及在工人和其他民族主义力量（如学生、民族资产阶级）当中没有坚强的立足点，这个运动最终将失去它的马列主义动力，而去追求落后的、狭隘的、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农民所关切的事物。因此，占有城市对王明比对毛泽东要重要得多，毛宁愿以空间换取时间，就像南京陷落后的蒋介石一样，他不愿看到国民党的抵抗力在无结果的阵地战中被摧毁。而王明则号召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武汉，这可以动员民众。在这里，王明的统一战线概念与他对城市的偏爱自然就结合在一起了，因为只有国民党的合作或容忍，才能出现这样的动员。

同时王明在武汉有党的工作要做。他是新成立的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和长江局书记，两者都直接对中央委员会负责。此外，他至少还是中共驻国民参政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代表团名义上的领导人，这两个咨询机构都是国民政府于1938年初组建的，作为象征多党合作的大造舆论的机构。从这些不同的讲坛上，王明越过政府首脑发表爱国主义言论，这些言论对继续使城市舆论支持抗日有很大影响。王明的主调是爱国主义和全心全意致力抗战，而不是毛泽东的主张“保持并扩大我们已赢得的阵地”。

王明也从事独立于国民党的组织活动，特别在青年团体方面，而且他试图将各种爱国组织结成“保卫武汉委员会”。但在1938年8月，这个委员会被解散了，与它联系的群众组织也遭到同样命运，而中共在武汉的《新华日报》因提抗议而被停刊3天。由于蒋介石决定不以全力保卫武汉，也不允许进行独立的民众动员，王明企图在城市中保持一个半合法的、有组织的中共基地的努力慢慢地熄灭了。

受到了上述挫折，又离开了党中央，1938年王明的影响逐步下降。9月，共产国际表示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因此，10月到11月的六中全会标志着王声望大降，而毛的领袖地位已显著加强。然而，召开中央全会（扩大）而不是预期的七大——七大需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表明毛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或者还不完全能够宣称对全党拥有最高权力。王明在一个时期内继续领导统战部和中国女子大学，并经常在党的报刊上发表文章。但他和他的观点已不再是对毛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重大威胁，而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最终使“洋学生”丧失影响还没有达到高潮。1940年后，很少再听到王明的声音。

组织机构与活动

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主要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都在中日战争期间异乎寻常地扩大了。战争的头3年，在1940年以前，发展是非常快的。军队扩大了5倍，党员人数增长了20倍（见表16和17）。这些数字还不能说明全部事实，因为它们略去了正规军的辅助部队（民兵和自卫队），以及在党的影响下的成千上万积极分子、基层政治组织和群众团体。毋庸讳言，如此仓促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因为在快速发展中，素质、经验和训练常常被忽略了。

表16　战时中国共产党的扩张

资料来源：约翰·w.刘易斯：《共产党中国的领导》，第110页。

表17　战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扩大[15]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事件前的数字。参见表16。

如表所示，党和军队在40年代初期都收缩了，这主要是日本人和国民党人都力图限制或摧毁共产党势力的结果。他们造成必需品的极端匮乏，迫使中共不得不巩固它的部队，强调质量胜于数量，并更有效地进行组织和动员。收缩和巩固时期一直持续到战争的最后一年。直到1944年中至1945年中的12个月，才是第二个发展时期。这三个时期（1937—1938年、1939—1943年和1944—1945年）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日战争期间的三个主要阶段。

共产主义运动通过党、军、政的连锁机构发挥作用。三个系统各有自己的组织，并与另外两个系统紧密配合。而且，每个系统都向外和向下深入整个社会，试图建立这一运动最终可以依赖的基层组织和群众基础。最后，由于地区上的巨大差异，而且这一运动分布于山区和平原，跨越华北和华中，处于日本战线的后方和与国民党争夺的地区，行政管理变得更复杂了。战争期间中共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保持这个运动的凝聚力和推动力，在严格的中央集权——这无论如何难以做到——与退化为十足的地方主义——党称之为“山头主义”——之间，左右为难地沿着不稳定的航向前进。掌握运动的中坚力量不是地方政府，而是来自延安党中央的党和军队的高层领导。

党。概略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一直是一个等级制的金字塔，有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居于顶点（见表18）。由这一层次作出的决策，尤其是政治局或者是它的主席毛泽东作出的决策，都经过书记处，书记处大致确定目标，还决定哪一个机构或部门应负责执行所要求的任务。

下一级组织有两种类型，负责处理党的工作。第一种是有定向任务的职能部门，在最高层次上直接对书记处和政治局负责。它们的最重要的单位及其领导人参见表18。

表18　中日战争时期党的组织*

资料来源：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293页，及引用资料。

*此处中共组织及负责人名单未必准确，请读者用时加以鉴别。——译者注

下一级组织的第二种类型是区域性的，与党开展活动的地区相对应。这些地方局，像中央委员会的各部门那样，对延安的党中央负责。它们通过指挥系统向下监督各分局（主要位于华北根据地）以及下级委员会和支部的工作。在地方局以下，也像中央一样设有职能部门，但形式上有所简化。

最后，党在各级政府和军队中，以及在群众团体中，均设有支部。因此党的作用犹如神经系统，连接这一运动的各个部分，传送和处理信息，并发布指令。

军队。分别在华北和华中活动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式结构见表19。作为正规的专职的野战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三级军事结构的最高一级。这两个军是共产党人可以投入战斗的在训练、领导和装备上最好的部队——虽然他们的装备至少离要求还很远。[16]这两个军的部队可派往任何需要的地区，但每个根据地有它自己的分遣部队。为了避免国民党的反宣传，共产党人从不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最高指挥机构，但下层团、营和连却在扩展。实际作战由这些较小的分队执行；师从不以完整的部队参战，而团也只是偶尔全体出动。

表19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组织

资料来源：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296页。

在中共的根据地，存在着另外两种类型的武装力量：地方军和民兵。大多数地方军也负有专职的军事责任，但与八路军和新四军不同，他们长期留在自己的管辖地区以内。民兵理论上包括16—45岁之间全部身体健全的人，但不同于野战军或地方军，他们不“脱离生产”，而是在需要时执行零星任务。与此同时他们继续从事自己的正常业务。当然，在人们说到这种军事组织时，都感到训练和装备的不足日益明显。大多数民兵是用大刀与农具武装起来的，他们的老式鸟铳和土枪已被野战军或地方军征用了。

虽然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创立这种军事组织是一项复杂而困难的任务，但共产党人仍逐步建立起一套互相联系的军事权力等级制，向下延伸到地方社会。当八路军或新四军的一支分队进入一个不熟悉的地区时，他们可以期望与了解地形和敌人部署的辅助部队一道工作，也可以期望与提供后勤支援、情报、向导和住处的当地老百姓一道工作。每一级都是上一级的征兵基础，是人员培训和兵力补充的源泉。实际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规模在战争最后一年的扩大（见上表17）大多来自地方武装的集体改编。

中共每到一处都设法缓解农民对服兵役怀有的传统怨恨与不信任，因为根据民间传说和痛苦的经验，服兵役通常意味着永远失去心爱的儿子、丈夫以及十分需要的劳动力。但每个人都熟悉年轻人在田间劳动而于必要时保卫家园的观念。因而，即使一些年轻人被调到地方部队或正规军，震动也不会很大——特别是，如果他们的家庭得到某些减税优待，庄稼有人帮助照料，并被给予对子弟兵做出贡献的光荣。确实，送子参军是富裕农户寻求照顾和减税的一种方法。

中共公开声称他们的军队是抵抗日本侵略者和卖国贼的觉醒的中国公民。但是，在这一角色之外，中共领导的各级部队还执行着许多其他任务，如与当地各种对手争夺地区控制权，推行社会和经济政策，维护治安。共产党人也不得不计算每个地方可以负担多少“脱产”的部队，因为许多党政干部也需要靠他人的劳动提供食宿。平常微薄的剩余产品因受战争的冲击而进一步减少，经济上的非生产人员容易成为沉重的负担。

协调。人们当然不能只通过形式上的结构去估计一个组织的效率。清朝官僚制度的决策、执行以及上下信息交流已大体得到描绘，与此不同，中共体制的运作只在某些方面可以描述。一个经常使用的方法是把关键人物从一个岗位调到另一个岗位，或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从而使前者的经验可以传给后者。刘少奇提供了这种解决难题的突出例子，战争的头6年他在延安和敌后根据地之间来回奔波，先在华北，后到华中，将他和毛建设根据地的理论成功地付诸实践。还有许多其他较低级的干部也到处调动，如在1939年，有几千名八路军政治干部到达华中，以加强新四军根据地的群众动员工作。但这样的人事调动经常是有选择的，绝不是整体的，这样就保证了领导班子的连续性，熟悉当地情况，并维持由对有声望的领导人的忠诚而产生的士气和纪律。

根据在江西时期的经验，各个层次的党校和军校成为干部训练和教育的另一条途径。[17]这类学校，如设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把它的毕业生分配到需要他们的地方去。此外，每个主要根据地有它自己的抗大分校和干部学校、短期培训班等教育网络。各种类型的会议——公开的和秘密的，大的和小的——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标记。出席和参加这些会议，对于党员、士兵和积极分子来说，实际上是强制性的，向许多不识字的干部解释党的政策则更是如此。

印刷材料是联络与指导的又一重要媒介。中共为普通读者出版了两种主要报纸：延安的《解放日报》与在国民党首都的、常被删改的《新华日报》。[18]这两种报纸和其他公开的出版物刊登来自全国的、经过净化的新闻报道，主要的国际事件，共产党领导人的一般声明，某些文件以及宣传材料。同时，每个主要根据地也出版当地的报纸和期刊。较机密的材料用多种方式由信使传递：保密期刊、经过分类的汇编和报告、特殊指示。地方报刊常采用原始的方法，如印在极为粗糙的纸张上的手写胶版拷贝。某些情报可通过无线电传送，但设备是凑合的，而且稀缺，能操作和维修的人极少。用数码传送汉字常常出错，当然也可能被截收。[19]尽管困难很大，失败也常有，这种通讯系统还是很有效地把许多地区不同层次的党、军和政的工作协调起来。

日本的入侵和中国的最初反应

1937年7月，日本在中国的军队最强有力地由关东军代表。它的总部设在满洲城市长春（新京），它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日本在伪满洲国的利益，但它也试图在华北建立柔顺的缓冲区，以排除国民党的势力。关东军一时很成功，但在1935年末策划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和绥远）脱离与南京的联系时却遭到了难堪的失败。这一笨拙的举动激起了爱国怒火，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爆发了由学生领导的示威运动，并很快扩展到中国大多数主要城市。在华北地区本身，根据《辛丑条约》的条款，有一支规模小得多的日本驻军，总部设在天津。它的指挥官们与关东军争夺在河北北部的权势，但他们的野心大大超出了他们当时所能支配的力量。这支驻军总数仅约6000人，正是他们的一支分遣队于7月7日在卢沟桥同宋哲元的第29军的中国巡逻队发生了冲突，当时第29军比他们强大得多。

日本在华北的行动既有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动机，也有经济上的动机。为了把华北的经济与满洲国和本土岛屿的经济联系起来，在满洲国当局（关东军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华北派（天津驻屯军及其经济机构——行政公署）和日本各财团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协商。[20]每一方的军事指挥部为了自身利益都拉拢东京的决策者，但他们常常无视他们不赞同的指示。东京的决策者们也说不上较为一致，他们深知他们对战地指挥官的控制是有限的。日本人确实从未找到能使他们在中国的行动真正协调起来的途径。

7月7日后不久，驻屯军得到关东军和本土岛屿的增援。它重编为华北方面军，兵力不久达20万人左右。同时在华中——头16个月里战斗最频繁的场所——日本兵力达25万人，由此最终成为华中派遣军的部队指挥。

在华北，驻屯军很快占领了北平和天津，然后，得到加强的华北方面军沿这一地区铁路系统的辐射线出动，如地图9所示。在多数地区，日本的推进只遇到微弱的抵抗。宋哲元的第29军最初表现坚定，但不久即向南撤退。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将军不战而溃，打开了经过山东通向关键性的铁路枢纽与华中门户的苏北徐州的道路。（不久，韩即被蒋介石逮捕并处决。）

在西北和西边，战斗比较激烈。在诡诈的军阀主席阎锡山的全盘指挥下，山西部队一度勇敢地守卫娘子关。在大同以北，[21]山西军队与林彪指挥的中共第115师的混合部队于1937年9月末，在平型关赢得令人振奋的胜利，虽然在战略上并不重要。（见下节《根据地的建立》）然而，山西首府太原于1937年11月9日陷落，而日本人继续沿同蒲铁路向西南方进军，直指黄河大弯曲处。卢沟桥事变后一年，日本对华北的占领大致如（第627页）地图9所示。

地图9　40 年代中期前后日本对华北的占领

资料来源：黎令勤：《日本军队在华北，1937—1941 年》，第8页。

当然，这完全不是真正的占领，而只是一些点和线的网络。华北方面军在进军中有时离开主要的交通走廊，并在农村成扇形展开。有时他们袭击经过的村庄，但并不想驻守乡村，这是他们力所不及的事。仅仅在华北，主要的铁路线长达3000英里左右；单单保护这些铁路线和守卫沿线的城镇就分散了他们大约20万人的兵力。结果是，对遥远乡村的控制只能交给中国的合作者。在1937年12月一份含糊的指示中，华北方面军将任务交给乡村警察和未加说明的地方民团。但是每个县警察人数不得超过200人，配备手枪，而民团只能拥有现有的或从敌方夺取的武器。[22]最后，各种较正规的傀儡组织被赋予宣传、乡村行政、占领区的经济开发和内部保安等项任务，但是华北方面军从未信任过他们的中国合作者——战时中国各地的日本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这种特点。

表20　华北与华中的主要铁路（1942年）

a.战争开始时同蒲与正太线是窄轨而不是标准轨。日本人在1939年完成标准轨改建。

b.华北铁路系统中的这条连接线是日本人在1940年6至12月间建造的。

资料来源：张嘉璈：《中国为铁路发展而奋斗》，第86—87、203、205、322—325页。

在正常时期，用轻武器装备的警察和地方民团也许足以维持铁路线外的秩序。但当时并不是正常时期。日本的入侵破坏了地方行政，而直到县一级的大多数地方行政官和其他职能人员都离开了他们的岗位。在县级以下，乡绅大量留在当地，没有放弃他们的家园。像乱世常见的那样，乡绅们通过扩大或组建各种名目——民团、团练、联庄会——的准军事团体以及大刀会或红枪会之类的秘密会社来寻求保护。普通农民经常与这样的团体合作。匪帮也是混乱时期的一个特点，是一种对防护性社团的，以掠夺为目的的互补物，这些社团是为防范他们而设置的。[23]然而现在，掠夺者与防护者一样，都吞并溃军的人和武器。当从铁路沿线逃出来的散兵，为食宿而准备做几乎任何事情时，枪械常被弃置不顾。

虽然这种自发的“动员”并不完全引起对日本的抵抗，但是地方上还是有抗日的人：学生和教师，特别是从大城市来的，还有一些国民党组织和当地的共产党人。学生和教师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先锋，在1935年12月发起了民族救亡运动。甚至在战争开始前，许多人已在暑假中离开北平回到家乡，或者到延安、西安或太原寻找安全港。在战争开始的头一年，仅河北一省中学以上在校学生和教师的人数就下降了70%，合计共5万人。[24]这些人中一部分人辍学了，或者随他们的大学流亡到国民党控制的自由中国。但许多人留在了以后成为共产党根据地的地区。

一个经常提到的事例是杨秀峰，他是一位法国留学生，1898年生于河北东部。他作为一个地下党员，在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任教时就已经是民族救亡运动的一位积极支持者。战争爆发时，杨和他的妻子以及几位学生逃到冀南，与国民党的某些组织和地方领袖联合。但在一次争吵后，杨与晋东南的共产党分子发生接触，他以前的一些学生在那里很活跃。杨的邀请使这些共产党人直接渗透到冀南，以后杨在共产党的事务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并非所有的国民党军队都撤退了。在华北的一些小部队或者进行了独立的抵抗，或者最终成为日本人的傀儡，或者与共产党联合。出生于满洲国的吕正操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他是南撤时脱离国民党第53军的一位团长，他率领平汉铁路以东的部下进入冀中平原。1937年末，吕的部队在日本人手中受到很大的损失后，他与当地的和新到的共产党人发生接触。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他建立了一个抗日根据地，而且和杨秀峰一样，于1949年后在共产党的等级制度中升任重要职位。

活跃在华北的共产党人比人们通常了解的要多。到1935年，对共产党人的镇压几乎使这个党失去活力，许多共产党人和其他活动家被关在北平、济南和太原的监狱中。1936年春，刘少奇掌管了中共华北局。日本的压力、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和统一战线政策导致了更多的宽容，而到了夏天政治犯被悄悄地释放了。发展党员在加快。甚至在战争开始前，就有5000多名党员在华北局管辖之下。[25]

几个月后当战争爆发时，这些党员大部分在自己的家乡，准备组织地方抵抗力量和迎接来自八路军的同志。他们的行动，匪帮和散兵的抢劫，以及地方村社为提防这些掠夺者所做的努力——这些构成了“自发动员”的大部分，这是由日本入侵的最初震动造成的。“有证据足以毋庸置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地方上的抵抗力量不是自发形成的，而自发组织起来的力量也不是为了抗日。”[26]支持这个结论的是，人们发现在那些最能直接感受到日本侵略的地区——城市和连接城市的铁路沿线——几乎找不到任何有组织的抗日活动。华北的绝大部分农民直到1939年才感受到日本人的存在，当时华北方面军将其绥靖活动扩大到铁路地区以外。到这时，华北的主要根据地已经卓有成效地建立起来了。

根据地的建立

尽管领导权的斗争、高层政策和意识形态都很重要，然而如果没有根据地，中共将是一个没有基础的建筑物，这是真的。毛生动地说，这些根据地是“革命的屁股”，支持着它的全身。它们为党和军队提供了庇护所，中共力量最终依赖的人力、物力和群众支持的源泉也都来自根据地。

1.陕甘宁（陕西—甘肃—宁夏的简称，即总部所在地或“延安地区”）。从1935年10月长征结束毛到达时起，直到1947年3月其首府延安放弃给国民党人时止，这里一直是中共的神经中枢。它作为中日战争前就存在的唯一的根据地，提供了有关中共的最丰富而且易于得到的资料，也是外国观察家最经常访问的中共地区——从1936年埃德加·斯诺的访问（从而诞生了《西行漫记》）到1944年末和1945年新闻记者、外国武官，和美国军事观察组成员（“迪克西使团”，见下《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节）的访问。

陕甘宁（第629页见地图10）是中国最贫瘠、长期落后而且人口稀少的地区之一。尽管它面积广漠（大致相当于美国俄亥俄州），但只有大约140万居民。大多数极端贫困，但估计地主和富农占人口的12%，却拥有土地的46%。农业生产不稳定，生长期短，雨量稀少且难以预测，大暴雨会倏然而至，冲走庄稼，并把解冻的黄土坡冲刷成一条条沟壑。在1928年到1933年间，饥荒席卷了中国西北部，包括陕甘宁在内；千百万人死去，大量土地荒芜。剧烈的地震会周期性地摧毁那些掘进黄土峭壁的窑洞。与严酷的自然环境一起，这一地区长期为动乱、骚动和暴力所困扰。它长期未能从19世纪70年代可怕的穆斯林暴动中完全恢复过来。土匪和军阀是本地的特产。

地图10　陕甘宁

基本资料：政区　　　人口和人员　　　　　 1937年15县，到1941年扩大到29县。

5分区　　 总人口：约1400000　　1941年266区，1549乡

1941年武装力量：八路军18000；公安15000；自卫民兵224000；党/政府：8000。

资料来源：谢尔登：《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第102页。基本资料取自谢尔登此书和安德鲁·沃森：《毛泽东与边区的政治经济：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译文》，第12—15页。

有几种情况使陕甘宁不同于其他的根据地。（1）作为中共总部所在地，该地区的绝大部分在实行较温和的统战土地政策前已经历了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因此乡绅的反抗比其他根据地弱。（2）陕甘宁是唯一远离日本军队的根据地。虽然延安受到过几次轰炸，但陕甘宁没有其他根据地必须对待的安全和生存问题。（3）由于没有中央政府和伪军，陕甘宁军事形势比较简单。（4）日本战线后方的根据地是常被分割的各种地区混合体，有巩固区、半巩固区和游击区，而陕甘宁则几乎全部是巩固区。（5）由于陕甘宁地区人口稀少而且落后，改善生活的措施比其他根据地更为有效，也更明显。八路军的警备部队也可以更自由地做出这方面的努力。（6）毛泽东和党政军中央机关在陕甘宁，意味着政策的执行可以得到最高层密切的和不断的监督。

虽然陕甘宁边区政府在1937年9月6日才正式宣布成立，但它在这以前很久就开始工作了。直到1937年春，它像早期的江西苏维埃那样，许多职责下放给由党监督的地方军政委员会。1937年采取统一战线政策后，没收地主财产被终止了，而一个由更多人参与的“新民主”体制被建立起来——然而并不废弃党的最终控制。每一级都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从代表大会产生行政机构，处理政府的实际工作。虽然宣布了普选权，但党可以不许某些人投票或当选：汉奸、罪犯、敌特、低能儿等等。国民党党员可以投票并为人代会工作，但只作为个人，不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党的代表。此外，每一级行政机构都必须由上一级的机构批准，并向其负责。共产党员在各级人代会中占很大比重；在行政机构中他们通常也占多数。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选举程序很快就终止了，而边区人代会直到1939年1月才召开，这意味着无论是名义上还是事实上，整个结构都是由党中央任命的边区政府指导。

从1937年直到战争结束后很久，边区政府主席都由中共最受尊敬的老政治家之一的林伯渠（也叫林祖涵）担任。林生于1886年，比毛泽东早出生7年，他曾经是孙逸仙的同盟会和国民党的早期成员。在20年代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他同时为国共两党工作。1927年后，他去过莫斯科，然后回到江西苏区，并参加了长征。到1938年，他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除了这一行政机构外，还要求成立工人、妇女、青年等群众团体，并逐渐开始在各级出现，但在这一时期这些团体似乎不很活跃。除民兵外，军队实际上是独立于这些统战结构之外的，由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控制。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延安和整个陕甘宁出现了相当规模的官僚机构。同时，在1937年到1940年间，估计约有10万人迁入，大多得到边区当局的认可。[27]有些人是由外省迁来的农民，开垦荒地；有些是老兵、残废军人和受赡养的人。但大约有一半来自中国东部和中部失陷的城市，其中有学生、教师、新闻记者、作家、各类知识分子。1938年末，据说有2万名学生等候批准进入陕甘宁。[28]然而，尽管他们具有理想主义精神，延安和陕甘宁根据地的严酷生活也使许多人感到震惊。有些人不仅对如此严峻的物质条件难于适应，而且对政治环境也有同样的问题。这里个人主义和批判性的独立思考不像在北平或上海那样受到重视。

虽然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陕甘宁都是非常贫穷的，但边区经济在战争最初几年还是相当稳定的。这是一种混合经济，既有公营企业或垄断企业，也有在全面的政府监督和价格管理下运行的大量私人经济。除了早先没收的土地以外，私人占有和耕种土地受到鼓励。允许租佃与雇用劳力，规定有最高地租和最低工资，但常不能执行。这一时期农民的经济负担相当轻。大部分杂税已经废除，甚至土地税也已普遍豁免，只向小部分农村人口征收。这一点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是因为有来自捐献与没收的资源，部分是因为有重要的国民党的补助，部分是因为与陕甘宁以外地区有广泛的贸易。[29]所有这些条件到1940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毛泽东而言，从1936年中期到1939年中期是一段不寻常的安全期，从日复一日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当时他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的时间从事研究和思考。在毛的谋士陈伯达协助下，他在这几年中写下了许多最富有洞察力的重要文章。[30]正是从这时起，人们开始越来越经常地听到“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见施拉姆的著作第14章，第844页以下各页。）

2.山西。山西恰在陕甘宁东面的黄河对岸；它的西南角在黄河东大弯处伸向西安和陕西省的门户潼关。到日本战线后方去的中共部队必须通过山西，延安和各华北根据地之间的交通往来也必须经过山西。除山东外，所有这些根据地的总部都设在山西东部山区。

中共的统一战线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山西那样有效，而且在战争爆发前这种努力就已颇有成效。首先，这意味着要与该省的军阀主席阎锡山打交道，而中共把他当作仅次于蒋介石的统战目标。就本能和气质而言，阎显然是反共的。但他求生本能更强，而这使他能如愿地维持对山西的统治达20年以上。阎害怕任何人侵入他的领地，不论其政治色彩如何；到1937年初他害怕蒋介石和日本人，超过了共产党。[31]1936年春阎要求增援以抵抗共产党对晋西南的入侵，蒋和中央政府开始进入山西，而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引起的部队调动期间这一过程仍在继续。从1935年末华北自治运动开始时（甚至更早）起，日本对山西的威胁已很明显，而1936年11月恰位于山西北边的绥远发生了战斗，这清楚地表明关东军的意向是包围山西并将它纳入其政治和经济圈。日本特务也在省内密谋。山西的资源，尤其是井陉煤矿，对日本扩张主义者有极大的吸引力。

阎锡山敏锐地意识到他的山西家乡并不太平。他的军队不很有效，而他的统治只是被容忍着，不是得到积极支持。1935年底，他要求成立“主张公道团”，这是为节制过分滥用权力的乡绅以争取民众支持，并从这些乡绅榨取更多钱财而设的一个群众团体。到1936年夏末，阎准备更主动地与“左派”合作，甚至同共产党人合作。阎的态度转变符合中共的统一战线路线，这条路线要求在抗日民族主义与对党的活动的某种容忍的双重基础上寻求朋友与同盟者，或至少是顺从的支持者。而中共则准备严格保证不让他们的活动越出可能会疏远潜在的同盟者或支持者的限度。在这种气氛下，公道团的活动分子说服了阎锡山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因此在1936年9月18日沈阳事变五周年之际成立，并保证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约在此时，阎锡山有一段被引用的讲话，“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有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都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32]

许多个别的共产党人[33]从一开始就活跃在牺盟会中，与爱国的教师和学生、自由主义者以及其他各种人一道工作。新近从北平和太原监狱释放的共产党人，如薄一波，以坚强的意志投入工作，这种意志可以从以后的一份机密的国民党情报中看出，它不无夸张地承认：

他们的“忠诚”和“努力工作”远远超过常人。而且，他们常常放弃或不愿担任有权力的职务，但非常愿意工作而不顾惜自己（特别谋求下层工作，因为这是他们政策的核心）。他们的忠诚就像一条狗；他们的驯服又像一头羊。任何主人有这样的奴隶都会欢欣之至。[34]

牺盟会又制定出大量在军队、学校、政府官员中以及农村里的培训与宣传计划，并在进行这些计划时，传播统一战线的信息和补充党的后备力量。

因此，当战争爆发时，八路军三个主力师的指挥部通过山西并未遇到障碍。中共华北局总部几乎立刻从北平迁到山西首府太原，刘少奇也同时到达以监督中共在该省的活动。太原失守前，由于日本压力增大，阎已经允许牺盟会建立军事组织，并拨给他们一批轻型的步兵装备。为区别于原有的省属正规部队“旧军”，这支部队被称为“新军”，它由4个“决死纵队”组成，每个纵队都由一名同时担任政治教官的党员指挥。不久，山西105个县中大约有70个县都由牺盟会的人担任县长，而省内7个较大行政区中有5个据共产党人所说是在“我们手中”。所有这些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开端，但就到此为止。如薄一波以后告诉杰克·贝尔登的那样，新军的长处是与人民的紧密联系；其弱点是缺乏统一性，缺乏中央领导和军事经验。这是一支由学生、教授和农民组成的军队，学生不懂如何打枪，教授不懂战术，而农民既不懂战术又不懂政治。这支军队由于缺乏指挥首脑与技术，处于分裂与被消灭的危险之中。[35]

地图11　八路军的部署，1937 年7—12 月

资料来源：查默斯·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

但是由林彪、贺龙和刘伯承分别指挥的八路军第115、120和129师所提供的帮助正在途中。由八路军与分散在敌后的抗日力量的袋形地块联系，华北根据地于是在山西山区诞生了。只要有可能，共产党人便进入邻省：河北、河南、绥远。第115师和129师的小分队被派得更远，进入山东。

3.建立根据地。八路军三个师的行动得到蒋介石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两人的批准。面对日本在山西的攻势，这些部队，尤其是第115师，与山西正规部队配合，但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由于这种配合，迎来了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首次胜利，这就是1937年9月25日发生在晋东北的平型关大捷。在当地激烈而混乱的战斗中，大部分任务由山西军队承担，林彪则对精锐的板垣第5师团后方的一支补给辎重车队布置了一次精心的伏击。日本人在一条狭窄的山沟里不意被分割成小股。然而，共产党人只缴获到大约100条枪，而没有抓到俘虏；日本士兵顽抗到底，幸存者破坏自己的武器，然后自杀。[36]

平型关的经验可能有助于使毛和同意他观点的一些人相信，与“友军”配合对优势的敌人作常规战是不明智的。林彪在这场争论中或许站在毛的一边，他在战斗报告中含蓄地确认以下结论：

（1）由友军协同作战实际上非常糟。他们决定进攻计划，但他们自己并不能贯彻……（7）敌兵有很强的战斗力。我们在北伐和苏维埃时期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强敌。他们的步兵在战斗环境中能发挥个人主动性，他们即使受伤，也拒绝放下武器……（12）我们部队的军事技能和训练仍有大加改进的必要。在过去半年中，我们的部队得到了一次休整的机会，纪律、士气和正规化都大有进步；但在战斗训练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37]

当日本对山西的入侵还在进行之际，第115师的几支部队（约2000人），在聂荣臻率领下，占据了山西东北部以及相邻的河北西部山区的阵地（林彪在1938年1月负重伤并回到延安，然后赴苏联养伤）。聂荣臻在五台/阜平地区的活动标志着以后成为晋察冀边区的开端。

早在1937年11月，晋察冀根据地的大致轮廓开始形成。当地的“动员委员会”和其他早期组织活跃在晋东北和冀西的近30个县、冀中（平汉铁路以东）的20个县和察南的4个县。但抵抗组织还没有完全控制这些县，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并不互相邻接。他们之间还很少合作。

1938年1月10日至15日，在冀西山区一个县城阜平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根据地正式成立。来自39个县的148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代表28个“组织”：从动员委员会、牺盟会和各种军事组织到黄教喇嘛。这是一次非常明确的统战会议，而且完全受中共指导。会议通过了一系列赞成抗日、军事动员、政治组织和温和的经济改革的决议。会议也批准了晋察冀根据地的组织结构；它指导根据地今后5年的工作，因为下一次根据地全体代表大会直到1943年1月才召开。阜平会议的代表批准成立一个9人行政委员会，由牺盟会的活动分子宋劭文领导，他同时还是五台县县长。[38]聂荣臻是军区的司令员，军区与民政体制是分开的，但双方在所有层次上都互相影响。这一机构全面管辖11个专区，那里的抵抗运动的组织者最为活跃。1938年1月22日，蒋介石和阎锡山勉强批准了晋察冀边区的成立。在中共建立的所有敌后根据地中，它是得到中央政府正式承认的唯一的一个。与晋察冀的发展同时，贺龙的第120师活跃于晋西北，这是一个几乎与陕甘宁同样贫穷落后的地区，后来成为晋绥根据地。晋绥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是一条连接延安地区与更东边的根据地的战略通道，也是部分地护卫陕甘宁东北部的一面盾牌。

刘伯承把他的第129师推进到晋东南的太行山区，接近河北和河南边界。这一地区，加上鲁西部分地区，成为晋冀鲁豫根据地。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实际上是松散地结合的两个根据地，一在平汉铁路以西，一在路东。以后发展的是山东半岛根据地，离八路军主力更远，那里共产党人、日本人、伪军、地方武装以及与中央政府有联系的部队之间的斗争非常复杂。

在华中，某些与华北不同的条件使得中共的势力发展缓慢。在受日本人攻击最厉害的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和沪宁干线，地方行政往往崩溃，秩序混乱，而各种类型的武装团伙迅速涌现，恰与北方一样。也是在这里，日本人起初对他们经过的地区不注意占领。但在别处，华中较少受到日本入侵的破坏。地方和省级行政机构继续行使职能，经常与国民党控制的自由中国接触。长江北岸的安徽和江苏部分地区没有直接受到日本的进攻，国民党军队没有撤走，留了下来。在长江南岸的江南地区，虽然起初大多数国民党部队撤走了，但有些部队不久又被调来，更多部队接踵而至。这些部队中很多是中央军或与蒋介石有密切联系的部队，不同于八路军地区内的地方杂牌军。毕竟这一地区曾经是国民党政权的核心地区，国民党人对外来势力的侵入十分敏感，同时他们也处于抵挡这样的入侵的较有利的地位。

虽然新四军规模较小，在几年里战斗力也不如八路军，但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不久就要求他们在全区，尤其是在长江以北，从事进取性的根据地建设。国民党正式划给新四军的活动地区见（第642页图12）。中央政府每月补助约13万元以弥补经常费用。在长江北岸，他们的战场是国民党第5战区的一部分，由令人敬畏的桂系领袖李宗仁指挥；长江以南是第3战区，由蒋介石的心腹同僚顾祝同将军指挥。直到1938年末六中全会时，新四军的活动很少受到延安的直接控制。虽然项英的军部中某些高级干部来自延安（叶挺并无多大权力），但新四军的政治指挥系统却是经过当时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起初几乎全部军事活动都在江南，包括部署新四军各小分队，招募或吸收杂牌的武装团伙来扩大自己，并从事力所能及的抗日活动。有时他们邋遢的外貌使当地农民把他们与打家劫舍的匪帮混同起来；有一两次他们被当作前来恢复秩序的日本军队而受到错误的欢迎。当地的老百姓，无论是普通农民还是地主，对他们的接待常常更多地取决于他们消灭土匪的能力而不在于抗日。[39]在战争的头一年左右，共产党在华中各地并未试图攫取政权和建立北方正在开始形成的那种根据地。

1938年末六中全会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1939年，新四军大大地扩充了，江北的部队日显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江南部队为代价的。这一军事扩张也是以项英为一方和以党中央为另一方（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尤其是刘少奇）之间日渐紧张的关系的一个部分。这种扩张和强调建立根据地，当然使华中的共产党人与中央、省和地方各级的国民党当局发生日益严重的冲突。

在六中全会上，刘少奇成为华中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既反映了王明权力的下降，也反映了毛想在华中获得更严密的控制并在华中推行华北根据地建设政策的决心。[40]表21和图12表示新四军在战争头两年的部署，就总体而言，它向东北运动，进一步深人敌后，并远离国民党后方。加入新四军的其他军事力量中，最重要的是由长征老战士李先念领导的豫鄂挺进纵队，他们占据了原第4支队占领地区附近的阵地，位于武汉以北，横跨平汉铁路。直到1941年，在新四军事件后的改组中，李先念的纵队才正式编入新四军。更往东去，在长江以南，是两支半游击的地方武装，即管文蔚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和江南挺进纵队。管是丹阳出生的地方共产党领导人，他在1937年前一直与党失去联系。他帮助开辟了一条通道，经过这条通道新四军部队可以穿越扬中岛到达江北。这两支部队和第一支队均与从属于重庆的忠义救国军发生争夺。

表21　新四军（1939年末）

*近年高敬亭已恢复名誉；据说1939年他是被诬陷而错误处决的。——译者

资料来源：陈永发前引书，第2章；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第124—132页。

地图12　1940 年晚期新四军的部署与调动

资料来源：查默斯·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

地图13　所有宣称的共产党根据地（1944年晚期）

资料来源：范斯莱克编：《中国共产党运动》，第Ⅻ—103页。此图根据中国共产党1944年8月的资料编制。

图13表示共产党根据地的大致方位，但同中共战争末期向公众提供的大多数简图一样，这张地图显示出共产党控制下的广大邻近地区。这很容易使人误解。这些根据地，从北方的陕甘宁和晋察冀到离广州不远的两个用阴影表示的不稳定的游击区，处于极不相同的发展和巩固阶段。一种更实际但仍为简化的图，可以表示出三类地区，它们都是变动的。（1）中共已经创立了相当巩固的行政机构的地区，可以公开行使职权并实行改革，老实说，这些改革还不是革命，然而却有比较深远的影响，并深深扎根于当地社会，超出了任何中国政府以前曾达到的程度。这些核心地区是不保密的中共地图上所表示的大片根据地中的安全岛。（2）比较不稳定的地区，在中共资料中常称为“游击区”，而在日本资料中称为“中间地带”。这里可能有多种力量：共产党人、国民党部队、地方民团、土匪、伪军。在这些游击区，中共根据眼前的共同利益寻求盟友。他们只做初步的组织工作，而且只试图进行有节制的改革。（3）在不同程度上受日本控制的地区。与中共核心地区相对应的，是日本人所占领的城市、大集镇和主要的交通线，边上有一些拉锯的边缘地带，在这些地带日军和伪军占上风。

特别在华北，铁路线既限制了也分割了主要根据地。晋察冀位于同蒲路以东和正太路以北。这一根据地的核心地区被平汉、平绥和北宁铁路隔开。这种模式在其他根据地也大同小异。显示1938年10月华北部分地区极端混乱的图14，生动地展现了战争头几年真实的复杂状况。

根据地建设过程

县以上政府的普遍瓦解与对统一战线内中共的半合法的承认结合在一起，为党的部队创造了许多机会。八路军成员和中共的文职干部自称是合法的当局和抗日的领导者。军事和政治控制齐头并进，但军事优先。八路军的部队每到达一处，最初的任务是与地方党或“进步势力”取得联系，然后与形形色色的地方势力和地方社区接触，从他们中间找到自己的地位。与当地积极分子接触可以得到人力、情报，并接近群众。如薄一波所说，当地人缺乏领导、组织、纪律和经验，这些都可由外来者提供，但如果没有当地人，外来者可能得不到信任；或许可以被容忍，但得不到真正的支持，并且也不可能在地方上扎根。国民党部队从来没有完全掌握住这一套联系方法。

地图14　军事形势，华北，1938 年10 月

资料来源：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地图页。

在晋冀交界山区，宋劭文领导的牺盟会就是聂荣臻部队最先取得联系的组织之一。越过平汉铁路，在冀中北部平原上，他们与吕正操接近。刘少奇估计1937年战争开始后大约有三万余名成员的200个武装团伙一下子冒了出来。[41]按照刘的说法，他们很容易被争取过来，只要八路军善待他们，帮助维持秩序，不要求他们提供太多的人力，也不去理会他们的某些半土匪的习气。地位牢固的土匪团伙和地方防护性帮会造成更困难的问题。成功地与他们打交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随着根据地的扩大或被迫转移，这一过程可能必须重复。土匪和游民既是地方秩序的威胁，也是八路军组织的民兵的兵源。尽管他们常常“鱼肉”乡民，不得人心，但许多游民仍被招募。彭真回忆说，“绝大部分则积极参加了抗日运动。当时一般群众尚在观望，而大部分游民则因无身家之累，对现社会又少留恋，于是首先奋起与少数积极革命分子一同作了开路先锋”。[42]但是彭和党的其他干部也知道，他们主要是为了填肚子，哪边给的更多，他们就会倒向哪边。他们的口头禅是“有奶便是娘”。刘少奇指示地方干部要以最好的方式对待有组织的土匪团伙：与他们结盟并争取他们，吸收他们的群众并孤立他们的首领，或攻击并粉碎他们。在核心地区，要让土匪团伙就范，否则就给他们机会离开。但是，如刘少奇所说，“如果在敌占区活动的土匪团伙强到足以破坏敌人的秩序，而那里的抗日力量相对弱小，那么我们就应该劝说并团结这些土匪”。[43]这种与游民的统一战线增加了人力和武器，并逐步减轻了根据地的混乱。

根据刘少奇的说法，地方帮会是一个比土匪更困难的问题，他提到这些帮会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以及因战时条件而得到的动力。红枪会、天门会和联庄会“都是纯粹的自卫组织，共同的目的是抵制过高的赋税和军队或土匪的骚扰”。他们一般由乡绅和“政治上中立的人”所控制，能得到群众支持，因为他们对农民的“落后和狭隘的自身利益”有吸引力，但另一方面，秘密帮会在其他形式的影响外增加了迷信。他们准备与任何外来者作战，包括抗日游击队。此外，如果一支小部队驻扎在他们附近，尽管并不构成威胁，他们为了获得武器也常加以袭击。帮会没有永久性的军事组织，但只要战斗在当地发生，他们就能召集“很大兵力”做出反应。

刘少奇总结了几种最有效的方法。（1）不要轻率行动。（2）严格遵守纪律；不要提出需求，也不要触犯他们，但要非常警觉。（3）小心避免触犯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他们的领袖；要尊重他们。（4）当他们受到日本人或伪军骚扰时，帮助他们赶跑敌人。（5）以模范行动赢得他们的信任和尊敬，并用各种方式援助他们。（6）最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耐心的教育、宣传和劝说，以提高他们的民族意识，引导他们投身抗日斗争，并自愿向游击武装提供物资。（7）努力分化为日本人服务的帮会。（8）不要帮助帮会成长，尤其在根据地或游击区。（9）在敌占区，帮助推动帮会从自卫斗争向抗日运动的方向发展。最后，刘指出迷信有时也能转为好事。有些秘密帮会相信，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准是他们的保护神和明朝缔造者朱元璋的后代。这些秘密帮会和当地八路军之间的关系就特别好。简言之，刘说，“在华北的许多地区，乡村里的抗日统一战线主要依赖于我们与帮会之间的关系和工作处理得如何”。[44]

因此，共产党势力进入敌后，首先并不依靠民族主义、社会经济计划或意识形态。事实上，对拥有兵权的人来说，以不同的意识形态或根本没有意识形态而以中国乡村为生，是很方便的，下面一段对孙殿英的描述说得很清楚：

孙的一位副官对我说，“我们要有一支军队的原因是每个人都要吃饭”，意思是说，他们打不打仗无关紧要。从这场战争开始到结束，孙在共产党人与中央政府之间周旋，甚至有一段时间还投向日本人……当战争爆发时，他招集旧部与日本打仗。中央政府任命他的部队为新五军，总部设在河南林县……由于与秘密帮会有联络，他到处都有关系，因此经商办事都不在话下。虽然林县是个偏僻的小地方，但即便来自上海的商品也能买来享用。[45]

中共到处都把军事和政治控制视为优先于一切其他工作的基本条件。巩固区、半巩固区与游击区之间的差别标志着这种控制程度的不同。早期的形势可以描绘为“开放的”，这就是说社会中的个人与团体可以有多种选择，中共无法阻止他们尝试。在这种环境下，统一战线认识到党相对软弱，于是主要依靠劝说、妥协、渗透和教育。

另一极端是“封闭的”形势，其中中共的力量已足以限制选择，并使选择的动机和代价向产生所要求的行为方向发展。对那些持反对态度的人，必要时党可能施加强制性的制裁，甚至使用暴力。当这种控制取得成功并深化时，某种政治革命就发生了，尽管在社会和经济结构上还没有任何变化。党及其追随者正从传统的农村权力占有者手中夺取权力，但控制权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不平坦的过程，受地形、当地社会及存在竞争或敌对势力的影响。即使在最成功的晋察冀根据地，进展也是困难的。群众并不会自发地团结到共产党一边。彭真写道：“在建立根据地时，中农、贫农和其他劳苦群众的政治和组织的自立能力并未真正显示出来……在这些农民确实经过一些斗争（开始主要是自上而下发动的），逐渐真正觉悟起来之后，才胆敢反抗了。” 1941年末，他终于可以说：“关于这一地区的阶级关系，我们在军事上与政治上占有统治地位；基本群众已经站过来了，并占了优势。但在经济上，地主资产阶级仍然明显地占有优势。”[46]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多次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某些地区是否存在某种条件，使它们比其他地区更易接受共产党人的渗透、组织和控制。尤其是，贫穷、剥削和社会混乱的环境是否比更富裕、社会更协调的地区更能为共产党的活动创造有利条件？答案似乎是，“共产党人在中国取得成功或权力并没有一个单一的模式……在任何地区与任何时候，共产党势力的扩张，和其他社会现象相比，似乎更与共产党在附近地区的[长期]存在有关”。[47]事实上毛、刘和其他领导人从不接受下列观点，即特定的社会与经济条件使某些地区适合建立根据地，而其他地区则否。反之，毛相信，原则上根据地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只要党有机会在那里坚持活动。例如，1938年5月，他坚持根据地不仅可以在交通比较困难的地域建立，也可以在平原建立。[48]当这些领导人提到地方条件（租佃、高利贷等）时，他们是在提供可在其他地区灵活运用的具体例证，并不是表明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建立根据地。虽然租佃率在华北许多地区相当低——因此减租政策的吸引力也有限——但共产党领导人争辩说，还有其他的问题、其他的剥削形式可以代替。这就需要当地的干部分析他们所在地区的社会与经济条件，根据一般的指示精神去着手工作。一个特定地区的条件是否使农民受更多剥削，生活更为悲惨，或者生活大致如前，甚至稍有改善，这样的问题并不使共产党领导人或地方干部感兴趣。他们深信，乡村中每个地方都不乏悲惨与不公，足以激起革命性的变革。

但是，共产党并没有能在各处都成功地创立根据地，也不经常能保持曾建立的根据地。最成功的根据地确实位于较为贫穷的地区：山区、沼泽地以及其他边远地区——总之，在传统的匪区，像传奇小说《水浒传》中的宋江和他的弟兄们所占的那些地区。原因也相同。这些周边地区远离居民点和国家控制，常跨越省界，比靠近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人口稠密的平原更安全，有更好的机会可以不受干扰地工作。[49]简言之，要一个特定根据地取得成功，地理因素（甚至不妨说军事地理因素）可能比社会和经济结构更重要。

共产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是军事—政治控制与人民支持的结合，两者表现在互相连锁的直到村一级的组织结构中（至少在巩固的根据地是这样）。首先是控制，但共产党人在控制上的做法与他们的对手不一样。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变革随控制的扩大和加深分阶段进行，交互作用。从观念上讲，在党自信有能力取得成功前，不应进行改革。反之，每一次变革都应进一步加强党和“基本群众”的控制。因此，只要处理得当，每一次变革都既加强了党的控制也加强了群众的支持，并为下次变革铺平道路。

当要求进行一项特定的改革（一次选举、一次生产运动、一次斗争会）时，人们通常知道这是指巩固区，或许还有半巩固区，但不涉及太“开放”的游击区。而且，即便是在巩固的根据地，许多政策也并非立刻全部执行，代替的做法是先在精心准备的“示范区”推行这些政策，在那里深入的预备工作和集中的人力使政策可能取得成功。当众羞辱一个特别臭名昭著的地主并剥夺他的部分或全部财产的场面，对别处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其他尚未如此痛苦地被挑选出来的地主则被“劝说”进行合作，尤其是保证他们的财产不会被没收，而且他们可以继续收取地租与利息（虽然要减租减息）。更为重要的是，让农民大胆确定自己的阶级地位，克服根深蒂固的宿命主义、消极屈从以及社会调和——总之，要行动。每一次行动都使下一次行动更容易，并且断绝了退路。一个佃户由于害怕报复或者为了保持社会融洽，可能一时偷偷地付给地主原先未减的租金。但是，一旦他在斗争会上大声训斥了这个地主之后，他或许再也没有退路了。

有些农民生平第一次开始思考自身——经常是迟疑地或勉强地——为自己本身的权利做政治和社会的行动者，而不是受他人驱使的被动的行为对象。党的目标是一种受指导的但也是自愿的参与，党称之为“民主”。阿历克斯·德·托克威尔阐明了一个普遍的原则，他这样写道：“冤情只要看上去还无力解除，就一直耐心地忍受着；一旦消除冤情的可能性在人们的头脑中出现，它便显得无法忍受。”[50]彭真描述了那些过去谋划交付全部地租的佃户现在怎样开始向地主清算，并拒绝缴纳任何地租或要求赔偿。有的农民在街上故意冲撞地主。“总之，一切都翻过来了……这种情形在我们接到中央‘七七’三周年指示，颁布了‘双十纲领’以后（1940年中期）便开始纠正，使双方的斗争约束在一定的范围内”。[51]

在控制权正在建立时；有三种关系会发生争论，可以着手组织和动员。（1）地主与佃户的关系，集中在地租上；（2）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集中在利息上；（3）政府与被统治者的关系，集中在赋税上。[52]这些争论被用来加剧阶级斗争，反对“封建分子”。为了更深的渗透和更广的组织，共产党采取一步一步的措施打开当地社会之门，但在每一步上那些正在被组织起来的人们必须看到他们的实际利益，而不担过分的风险，不然他们就不会响应。必须找到有立竿见影或近期收益的具体措施，并用农民习惯的、生动的乡土语言表达出来，而把阶级斗争的话留待以后再说。

带给当地居民的最初利益将取决于环境，并必须与进入这一地区的中共军政人员的后勤需求相协调。彭德怀这样描述：

根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给养自筹。建设了根据地，有了政权区，可征收救国公粮；没有建设根据地政权以前，即捐、借、指派、没收汉奸财物，不靠国民党发饷、发给养。[53]

虽然减租减息是既定政策，但在对较先进根据地的巩固地区已树立控制权前，没有一项能系统地实行。减租被说成是实现孙逸仙的二五减租的诺言（从平均50%的地租—收获比降至37.5%），作为“耕者有其田”方案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国民党思想体系的法定的但被忽视的成分。这使包括地主在内的国民党支持者很难对中共正在做的事情提出批评。从外界看来，中共的地租政策相当温和。然而土地关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使党能随当地形势和干部情绪的需要而行动，或克制或严厉。地主的阻挠被指责为破坏抗战事业以及实际上与敌人勾结。[54]这可能导致严厉的惩罚，甚至没收财产。总之，地主的选择受到限制：“地主在乡村的土地不可能带进城市。”彭真继续写道：

总之，晋察冀边区地主是在基本群众已经起来，民主政治已经确立，封建专政已被打破之后，才开明起来的。事实证明，不经过农民对地主的必要的斗争，地主阶级的开明是不可能的，地主与农民关系的调整也是不可能的。[55]

减息是难以贯彻的，如果这涉及取消本金或陈债的自然增长的利息，那么减息也可能比看上去更激烈。这些损失加上新贷款的低利率常使潜在的借主把他们的钱束之高阁。农村信贷的收缩引起了苦难，因为许多贫苦农民需要贷款活命，特别在华北和华中北部的春荒季节，那时头年的存谷已所剩无几，而越冬作物要到五六月才有收成，还有几个星期要等。而且，并非所有的借主都是富商或地主。贫农和中农或许有点现金，但由于数额太小，不足以投资于土地或商业，他们把这点钱借出去以谋取额外收入。缺乏劳力的家庭——寡妇或无儿女的夫妇——可能卖掉他们无力耕种的土地，换成钱出借。因此，只有根据地政府自身有充分的财力，使得按规定利率的信用贷款可以借到时，减息才能成功。

税收也只能缓慢地改变。不像陕甘宁边区，敌后根据地得不到外来的补助，如彭德怀指出的那样，必须依靠自身的努力。在战争的头两年，即使晋察冀也只能在税收制度上进行有节制的结构调整，方法是废除许多杂税和附加税，但不是全部——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它们在20世纪头几十年间已经激增，多于和超过基本土地税——并对与敌占区的贸易征收关税。其他改革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征收土地税，方法是登记“黑田”（以前未征税的土地，因为它们不在土地册上），并制止贪污，使征到的税款真正进入国库。剩下的赤字由内部公债和其他特别措施弥补。

在1939年，行政控制已经进展到足以允许较为正规化的税收制度，即“合理负担”计划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核心地区实行。在这一计划下，每个县分配个税收定额，这个定额根据估计的总资产和支付能力依次分到乡和村。村的定额按照过高累进的算法再在居民家庭间分摊。此外，对非常富裕的家庭另行估产。[56]减租减息的目的在于防止地主和富农把他们的税款转嫁给佃户和债户，使税收制度更为有效。显然，除非这一制度的设计者们对那些将在县和村级贯彻该制度的人满怀信心，这项制度是不能执行的。彭真的报告提到，进入1939年后很久，晋察冀才能任命或更换村长，建立村代表会议；并创立统一的行政体系——即使在那时，也只在巩固区才能做到。[57]

稍后，合理负担税收制度，作为第二种主要改革，以类似的形式在其他根据地运用，这种改革是把财政计算的主要单位从货币转为谷物。在晋察冀，政府的主要账目是以小米或其他等同物为单位。于是薪金和税额与币值波动隔断。干部和其他职能人员享受供给制，零用钱极为菲薄。对军队或其他因公出差的人发给粮票，他们可以在根据地辖区内的任何地方用粮票换到粮食。各村交纳税收定额的时候，既可以交粮食，也可以交粮票，或者两者兼有。由于各村要负责将税粮运到粮站，他们更喜欢方便的粮票。[58]

如果共产党干部与村长认为合适，他们可以采取没收、征税、捐献和合理负担赋税的办法使当地居民中特定的个人或阶层的经济地位遭受明显变化。这对佃户、贫农和中农有利，而对富农和地主不利，尤其是对地主不利。一位学者声称，“中共的减租减税方案是革命性的。它相当于分期没收”。[59]

虽然这种估价可能对晋察冀核心地区的某些村庄是正确的，但对晋察冀的其他地方和其他根据地就言过其实了。中共自己也承认，它缺乏在整个根据地执行这些政策的能力。即便在某些地区这种激进的变革是他们力所能及的，共产党人通常还是满足于有所保留，只要能深化他们的控制并有助于动员农民支持就行。一则，地主和富农是农村最有活力，在经济上最有成效的经营者，即使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直接劳动，那么也是由于他们拥有资本、役畜、农具、技能和熟悉市场情况。况且，中共用来作为便捷手段的阶级划分只能非常粗糙地反映更为复杂的现实，而农民是在这个现实中看到自己的。[60]尽管有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观念，尽管农村中穷人对那些剥削他们的人的怨恨确实存在，但社区团结的牢固传统、社会调和的习俗以及宿命论对现实的接受都阻碍着激进行动。对共产党人定为“地主”、“富农”或干脆就是“封建分子”的那些人采取任性的措施很可能吓倒普通农民，他们或许害怕下次会轮到他们，尽管保证不会。识字的和受过教育的人也群集在这些下层农村精英中，如果党想补充能够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地方干部，许多就得来自这些人群。最后，共产党人认识到，粗暴待遇的消息会传播到其他地区，使他们的渗透以及与乡绅的统一战线更加困难。

到卢沟桥事变两周年时，中国共产党人处于前所未有的地位。这一运动以前曾两次迅速发展，又两次濒临绝境。这两次是1927年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血腥解体和1934—1935年长征的艰辛，幸存者们精心照料着革命的火种，并耐心地使它们恢复活力。现在，由于战争，共产党人更强大了，分布更广了，军队、地区和追随者遍布华北和华中。领导层比过去更团结，不再只有一个像上海或江西苏区那样的统治中心，在那里共产党人可能受到致命的打击。

从1927年和1935年的情景观察，中共力量的成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与国民党人及其追随者的力量比或与日军和伪军比，也与这些新区的广大空间和社会复杂性比，中共力量的这种成长显得更为有限。它能经受住第三次大挑战吗？

2战争中期，1939—1943年

1939年初战争开始转入第二阶段，这是1938年末毛在六中全会上所预见的相持的结果。毛曾预言，在这个持久的“新阶段”，抵抗力量（当然主要指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将成长壮大。其实这笔账并不那么单纯。在山东和华中建立了新的根据地，但在华北许多地区人力和丁口因日本的强化治安而丧失。根据地经济面临严重问题，农民所受的苦难比任何时候都重。

相持阶段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扩张越来越恼怒，共产党的扩张与他们自己的损失呈鲜明对比。当国民党人正被赶出他们拥有最大财富和最高权力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并在这一过程中丧失了精锐部队时，中国共产党却正在渗入日军战线后面的广阔农村，在那片土地上扩张势力并赢得民众的支持。

第二个方面是日本人想要（并且需要）巩固他们名义上已征服的地区，并从中得到经济利益。归根到底，发动中国事变的理由是利用中国的劳力和资源来增强日本的力量，而不是在中国的广阔领土上耗尽其财富。

一个日军陆军上校悲叹道：“为什么，唉，为什么，在我们已经达到最初目的后，我们不迅速结束中国事变？我们被诱入内地，真是愚蠢……我们所得到的是不动产，而不是我们　‘解放’的人民的普遍支持……我们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永无尽头的消耗的泥潭中了。”[61]日本的当权者们仍意见分歧，并且互相竞争；他们多方设法以求改善其处境。他们对蒋介石展开新的和平攻势，同时力求建立一个在汪精卫领导下的“改组的”国民党政府，汪已于1938年12月逃离重庆。他们招揽了更多的合作者和傀儡。最后，日本人还采取强有力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措施来建立地区性控制并消灭反对力量。

与国民党的“摩擦”

共产党人用“摩擦”这个委婉的说法来描述战争中期他们与国民党人的冲突。到1939年，许多观察家认为（或许是错误地认为），出乎意料的真诚协商开始渐趋消退。1939年初，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限制中国共产党的措施。[62]军事冲突始于夏季，持续到秋冬，越来越频繁和激烈，这些冲突多数发生在华北根据地及其周围。共产党把1939年12月到1940年3月之间的这段时期称为“第一次反共高潮”。当然，双方相互指责对方是进攻者，而称自己是对无理进攻的自卫。但从战略上看，这次华北“高潮”是国民党为制止中共擅自扩张到指定地区以外，并在已经丢给共产党人和日本人的地区恢复权力所做的一次努力。蒋介石作为一个传统主义者坚持要维护他的法权，而共产党人则坚持他们有发展的权利，对政府法权的道德价值提出质疑。

1939年，国民党人开始对陕甘宁南部和西部边界实行全面封锁。一年内，封锁部队几达40万人，包括一些保存得最完好的由胡宗南全面指挥的中央军。封锁阻止了共产党的进一步扩张，特别在甘肃和绥远，并终止了陕甘宁与在邻接苏联的新疆（中国土耳其斯坦）活动的共产党人的直接接触。新疆的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的弟弟，于1942年被害。在甘肃—陕西边界和陕甘宁东北角长城沿线绥德附近，当封锁军刺探薄弱地点时，爆发了激烈的战斗。贺龙第120师的一些部队从黄河对岸的晋绥根据地调回，以加强陕甘宁的正规守备。

经济上的封锁甚至更为严重。中央政府给边区预算的补助于1939年中断了。边区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几乎陷于停顿，这对一个许多基本用品不能自给的地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国民党和地方势力也谋求把他们的军事和政治权力挤入共产党视作他们根据地的河北、山西、河南和山东地区。共产党反对这些企图，他们有预见地谴责他们的对手危害抗战和损害人民利益。“摩擦专家”据说是为日本人及其傀儡效劳。共产党注意到地方部队与日本人的勾结日益增多，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蓄意的、不严肃的所谓“曲线救国”的策略，目的在于保存军队以为将来反共之用。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仍力求避免与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公开决裂。在公开场合，中共一贯把这些军事冲突描绘成地方指挥官超越上级命令挑起的，尽管他们明白事实并非如此。蒋介石当然不能否认这种提法，这使共产党的强烈反应显得正当有理。

毛泽东宣布对付这些攻击的总政策是：“有理、有利、有节。”[63]换句话说，当共产党能够表明打是正当的，以及当他们能得到好处时，他们就应该打。但他们的进攻不应超过国民党容忍的限度，不应损害他们在公众中的无私爱国者的形象。中共的武装应尽可能将主动权完整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决定何时交战，是否交战，何时休战。

“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最引人注目的插曲是1939年12月与阎锡山的决裂。整个夏天和秋天，山西的紧张气氛一直在增长，因为阎及其与旧军有联系的保守的追随者看到牺盟会和新军的决死纵队与共产党军队搅在一起了。当山西省的大部分成了根据地和敌占区时，阎被迫流亡到黄河对岸的陕西秋林。11月，阎命令他的旧军在胡宗南派来的中央军协助下解除决死纵队的武装。经过接着发生的血战，这些部队一个个脱离了哪怕是名义上的省的控制，完成了与共军的会合。3万多人投向共产党。一个国民党情报员沮丧而颇有辩才地概括道：

这是共产党人惯用的手段。起初他们满口甜言蜜语，阿谀逢迎，曲意奉承，目的是要打开局面，为其行为作掩护……但是，一旦他们羽毛丰满，一旦初步的基础已经打好，他们立刻就翻脸咬人……我们心中曾料到结局可能是这样，但不知道情况发展得有多快……也不相信这竟会在中共号召“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战”之声响彻云霄之时发生。[64]

约一个月以后，在1940年2月到3月，八路军部队打退了这次所谓的高潮。张荫梧部在冀北平原被击溃缴械。在冀南，朱怀冰和石友三同国民党任命的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一样被赶出根据地。虽然在这一地区仍留有少数非共产党武装，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根据地不再受到中央政府所属部队的严重威胁。中共指控石友三与日本人勾结，经证实后，石友三于该年晚些时候被中央政府处决。

1939年末，中共中央当局声称，“而现实能够发展武装的地区，主要的只有山东与华中”。[65]中共仍试图在这两个地区开辟他们能活动的根据地。

山东局势混乱。日军入侵后，国民党所属部队多数留在省内，因而共产党的武装和根据地比西边薄弱和分散。直到1938年后期，徐向前和罗荣桓指挥的八路军第115师和第129师的大部队才进入该省，与山东纵队和地方游击队（包括近遭日军杀伤的一支大部队的残部）会合。[66]这些行动导致与日军和各种从属于国民党的团伙冲突，当时他们都比共产党人强大。直到1940年后期，中共与这些国民党军的冲突比与日军的冲突还要残酷。

中共知道他的中国对手互相严重猜疑，而且他们对中共的态度也大不一样。主要的国民党军队并未紧密地依附于中央政府或蒋介石，他们归独立的、有时是桀骜的地区司令官指挥。共产党的策略被概括为几句口号：“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取悦上层，罗致中层，袭击下层”；和“争取于学忠，孤立沈鸿烈，消灭秦启荣”。[67]然而，不像其他华北根据地，共产党人花了几年时间都不能使山东的国民党军保持中立，若不是日军扫荡削弱了他们，共产党人当时甚至可能没有能力这样做。

到1940年11月，徐向前声称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但他承认山东还不是巩固的根据地。中共的努力在沿山东—河北交界的部分地区、鲁中泰山周围和半岛最东端附近最为成功。他承认其他地方“进步力量尚弱”。八路军正规部队可能有7万人，远低于党中央的要求——15万正规军和150万到200万自卫队。[68]事实上一直没有实行系统的经济改革。大家熟悉的没收、征收救国粮、捐献和公债与传统的税收体制并存，只是对后者加以调整，以照顾较贫困的农民。

与在北边相比，共产党在华中的扩张更充满与中央政府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危险。鉴于华北大部分“摩擦”是因共产党迅速扩张到半真空地区引起的，中共在华中建设根据地的尝试要求他们取代与蒋介石和重庆政府有密切联系的现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发展华中根据地的任务最初由第六支队（皖北和江苏）和第五支队承担，并得到黄克诚率领的1.5万到2万八路军强有力的支援。当陈毅的第1支队通过管文蔚的地方武装提供的走廊由江南到达江北时，他们也积极地参与了。这一扩展是对毛泽东和刘少奇各项指示的响应，这些指示经过1939年后期进入1940年时变得愈来愈紧迫了。这使得江北的新四军与安徽和江苏国民党当局，特别与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领导的军队之间的冲突变得更加频繁和尖锐。

然而，江南的项英并没有直接向重庆的指挥官们提出挑战。或许如毛后来指责的那样，他曾受王明影响，或许他别无选择。他的部队——三个支队加上新四军总部——在数量上远不及顾祝同的国民党军队，更不要说日军和伪军了。虽然毛坚持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建立根据地，但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是一个罕见的困难环境。项英和他的同伴们于1934年至1937年间在华南山区面对残酷的围剿——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被取消——以巨大的韧性和勇气幸存了下来。能够经受如此艰辛的人突然成了“右倾投降主义者”，这似乎是不可能的。项英的“调和”和“妥协”或许更能反映这一地区真正的力量平衡。然而，到1940年春，毛对项英甚至逼得更紧了：

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69]

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争夺不仅仅是为控制敌后地区而进行的斗争。它还涉及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领导权。对中共来说，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是在整个1939年期间提高蒋介石威望和官方权力的运动，在他的党、政、军最高职位外增加了更多的头衔。1939年初，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他为国民党“总裁”，[70]不禁使人想起孙逸仙以前拥有的头衔。更有甚者，1939年夏、秋之际，出现了有关宪政的讲话。11月，国民党宣布了一年后召开制宪会议的计划。如果蒋真能兑现人们期待已久的许诺，他和他的政府也许可以获得新的合法地位和更孚众望。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不能让这些发展不受挑战。如果国民党要有一个至高无上的领袖和权威发言人，那么中国共产党也应该有一个。毛的名著《新民主主义论》写于1939年晚些时候，而发表于第二年元月，这不是偶然的。[71]这一著作的要旨在较早的声明中已预先表达，但其发表时机和充分发挥则受国民党宪政运动的影响。它体现了中共参与竞争，不但争取得到（国民党以外的）支持，而且是中共期望领导的各阶层统一战线大联合的声明。《新民主主义论》中表面温和而有节制的语气使许多中国人相信中共或者已淡化了他们的革命目标，或者已把它推迟到遥远的将来。但在这里，像在中共许多其他声明中一样，措词往往一语双关。对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来说，文本让人们按英美民主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解释：民众参与，多党政府，依法保护公民权利。但在共产党控制的边区，同样的话具有较多的权力主义的和以阶级为基础的含义。在保密的非公开传播的党内文件中，模棱两可的词句不见了，人们因而可以清楚地看到党不只是对于抗战而且也是对于社会控制和社会改革的顽强、坚韧和灵活的承诺。

在同一时期，共产党人声称对国民党投降日本的危险深感忧虑，这种危险不仅发生在敌后的战场上，而且也发生在最高层。可以肯定，其中有些是宣传，但在宣传的背后也有真正的担忧。在1939年末和1940年初，一切有政治意识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正在与一年前逃离重庆的反复无常的汪精卫谈判。1940年3月，一个“改组的国民政府”最终在南京成立，这是当时最可怕的勾结。

在同一时间，不那么广为人知的是日本人正通过香港的中间人寻求与蒋介石本人达成谅解。这一“为蒋设宴”的任务被称为“桐工作”，它既有高层次密谋的成分，也有低级滑稽剧的成分。据传蒋对和平感兴趣可能是为了使汪精卫进一步丢脸而设下的一个骗局。他们让汪在舞台的侧面等候，直到“桐工作”完全失败。但是即使蒋无意与日本人达成协议，共产党在这个多方位的和平攻势失败之前，也不可能确知它的后果。

中国从没有像1940年中期那样孤立过。在欧洲，“虚假的战争”因跨越低地国家的德国闪电战而于春天结束。法国很快被击败，而英国似乎也将陷落。日本利用这种形势要求切断中国与外界脆弱的最后联系：滇缅公路与中立的香港的贸易，以及河内到昆明的铁路。与此同时，苏联陷入棘手而令人困扰的对芬兰的战争，并削减对国民党人的军事援助。美国则刚从孤立主义中逐渐摆脱出来，而且明确地认为英国比中国更重要。在重庆和自由中国的其他地区，对战争感到疲惫、绝望和士气低落的迹象是显而易见的。

新四军事变[72]

在这种环境下，毛号召大力扩展，这或者是一次大胆的赌博，认为蒋不致投降日本；或者是一项紧急准备，尽可能争取有利地位，以防国共发生分裂。在华中，从1939年最后几个月罗炳辉的第五支队与高邮湖附近韩德勤的江苏军队发生冲突开始，战斗的规模和发展速度不断增长。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管文蔚的部队全部沿长江左岸运动，并与更北的罗炳辉部保持经常接触。罗也开始得到取道六支队控制区南下的八路军的一些增援。显然，在苏北和苏中，一场重大的对抗正在激化。

这时江南指挥部的情况很糟。国民党的司令官冷欣和顾祝同[73]严格限制他们的活动，致使毛和刘逐渐放弃了在这一地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打算。在春末夏初之际，陈毅将其第一和第二支队大部转移到江北。9月，第三支队也尾随渡江，到达第四支队的驻地巢湖附近。只剩下叶挺和项英下面的军部直属部队仍留在长江南岸，驻皖南泾县。

当军事形势朝着摊牌的方向发展时，国民党和中共的代表于1940年6月开始谈判。争论的是共产党的作战区域和中共领导的军队的核准的规模。建议与苛刻的反建议你来我往，未能达成协议。国民党认为，除晋南仍留作阎锡山的辖区外，允许中共在1938年前的黄河故道以北自由统治是一个让步。作为回报，八路军和新四军所有部队应撤离华中。实质上，国民党是向中共提供中共已占有的地区，以换取它放弃可能将用武力取得的地区。国民党当局发出了一系列截止日期，但没有明确指出违反这些规定会有什么后果。

表面上，中共似乎部分地照办了。陈毅和江南指挥部的行动可能看上去像是服从，尽管实际上他们是在执行自己上级的命令，而不是国民党人的命令。1940年秋冬之际项英继续拖延和推诿的行为至今仍有点令人不解。或许他已有相当理由感到毛对他已失去信任，一旦抵达长江北岸，他将丧失他的指挥权。此外，延安的指示有时是模棱两可的和矛盾的。或许他还想与国民党的司令官达成关于撤离该地区的行军路线和安全措施的可靠协议。

韩德勤一度在苏北驻有大量部队——估计有7万人，远超过新四军的数量——阻挡着第六支队的扩展和八路军的进一步南侵。但到仲夏，他认识到必须反对新四军在苏中集结，否则他就要冒把苏中奉送给共产党人的危险。随后发生了一连串混战，而以1940年10月初在苏中黄桥镇附近的一场决战达到高潮。在4天里，韩的第89军的几支主力部队被歼，其余部队也被击溃。这也给第六支队一个信号，让他们在苏北更积极地活动。后果是韩的一位主要的司令官与中共建立合作关系，另一个投靠了汪精卫的南京政府。虽然韩德勤到1943年仍在江苏保有立足之地，但其实权已被粉碎。黄桥之战在中国报纸上没有作多少报道：国民党不想公开其惨败，而共产党人对这段与其正式接受的统一战线相矛盾的插曲也乐于保持沉默。

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在韩德勤失败之后的秋季，国共谈判每况愈下。12月初，蒋介石本人下令，让所有的新四军部队到12月31日止撤出皖南和苏南；到同一期限，全体八路军应撤至黄河以北，一个月后与新四军会合。在叶挺和顾祝同双方代表之间接着展开一场有关行军路线、安全措施以及——令人难以置信——向新四军提供经费和给养以助转移的讨论。[74]12月25日，毛泽东命令项英立即撤离，但直到1941年1月4日，叶和项才真正开始转移。顾祝同的部队几乎立即进行骚扰并击溃了新四军军部部队，包括后勤人员、伤兵和家属以及一些作好战斗准备的部队。在一次变更部署中，他们向西南方向转移到茂林，在那里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并在随后的几天中被粉碎。

双方损失都很大。中共方面伤亡约9000人。项英两次试图凭自己的力量冲出包围，均未成功，并被叶挺斥责为擅离职守。叶挺完全接管了这支必败无疑的队伍的指挥权。项英最后成功脱险，但在两个月后因携有新四军的黄金储备而被他的一名卫兵杀害。项英直到最后或者是未能，或者是拒绝前往刘少奇领导的江北地区寻求避难，叶挺不幸被捕并在监狱中度过了这场战争余下的岁月；最后他于1946年获释，但一个月后与其他几个高级党员一起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1月17日，蒋介石以违抗命令的罪名宣布解散新四军。延安与重庆间的直接联系实际上结束了，而且在许多国民党统治的城市中的中共军事联络处也被封闭。

这就是新四军事变，也被称为皖南事变。显然，这是对韩德勤在苏北和苏中败绩的报复行动，它结束了在江南建立巩固共产党根据地的任何现实机会。然而，从战略意义上讲，这些损失因在更北边取得更大的收获而得到了补偿——事实上，几个月后，经过整编的新四军开始悄悄地重新派遣一些部队进入这一地区，在这里他们进行游击活动，没有安全的根据地。

与围绕黄桥之战的沉默形成鲜明对比，新四军事件成为一个激烈而持久的论战主题。中共控诉这是比第一次“反共高潮”更为严重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他们把自己说成是殉难的爱国者，而把他们的对手描绘成：

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75]

当然，国民党的回答是，挑衅已有多次并且是严重的，而违反军纪的行为不能宽恕，但他们不愿公布自己败于中共之手的细节，这使全貌含糊不清。中共智胜了这场宣传战，并赢得了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本。“如果被看作民族英雄具有政治价值，那么做个民族殉难者价值更大……在整个中日战争中，没有一件事比新四军军部在　‘忠实执行命令’时被消灭更能提高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威望了。”[76]

许多关心这次事件的中国人和其他观察家确实感到“震惊”，担心内战重开。虽然内战并未接踵而来，但是以新四军事变为最高点的各次事件，只有极少例外，已被看作第二次统一战线破裂的标志。这种观点有两个错误。首先，中共把统一战线视为一种战略，可以灵活运用于从中央政府的最高层到最小村落的中国各种政治、军事和社会力量。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从整体上说是重要的，但绝不是统一战线的全部。然而即使对蒋和国民政府，惯常的解释也是错误的。整个战争期间，统一战线的主要目标是阻止国民党人与日本讲和。因此，当中共军队和中央政府军队之间发生像黄桥和茂林那样的大规模冲突而能不导致与日媾和及全面重开内战时，这不是统一战线的终结，而是它的根本的证明。[77]如果蒋介石能多少容忍如此大规模的摩擦，那么对他将来会与日本人和解的担心就能大为减轻。

新四军事变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中共重新组建华中的政治和军事存在。中共中原局和东南局被合并而重新命名为华中局，由刘少奇负责，反映了这一地区对党中央的重要性。新四军也完全改编，并做了重大的调整。陈毅成为新的代理军长（因叶挺在押），指挥7个师，这些师是这支部队现在分成的。每个师负责一个地区，中共要求在每个地区建立一个根据地（见图15及表22）。实际上，根据地建设是在1940年的摩擦和新四军事变后才开始认真进行的。在以后几年中，第一至四师的作战地区包括不断扩大的被包围的巩固区，在这里，军事统治与党的公开活动、行政控制、群众组织的发展、地方选举以及社会经济改革结合在一起。其他三个地区在半巩固状态和游击状态之间变动。

地图15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部署

表22　1941 年2 月18 日以后的新四军

资料来源：查默斯·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第144—145页，对照陈永发和片冈铁哉的材料校核。地图15 由此表而来。

国共冲突的最坏时期已经过去。当中共文件提到1943年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它们指的是不加掩饰的政治活动。除相当强大的国民党势力持续时间较长的山东外，敌后中国各派武装之间的均势到1941年中期已变得有利于中共。在随后的几年里，这种优势变得更大，直到1943年年底，共产党人实际上没有受到国内对手的挑战。1943年9月当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讲话时，在他的头脑中或许已经有了这种思想：“我相信首先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问题纯粹是个政治问题，并且应该用政治手段去解决……”[78]在敌后大部分地区，国民党人再也没有能力去试一试任何其他的解决办法了。

日本的强化治安

在国民党和中共间出现“摩擦”的同时，日本人正试图控制并开发他们名义上已征服的地区。把摩擦和强化治安分别论述，对中共同时处理两者所面临的问题的真正复杂性和困难有所损害。有时，中共要两面作战。但是，如果说国共摩擦的最糟时期到1941年就结束了，那么日本强化治安的最危险和最痛苦的挑战尚未到来。如果想恢复接近真实的历史，这两个年表必须叠加起来。

日本人明白强化治安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因为在日军最远的前线后面大部分地区多半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有些地区用很直截了当的手段就能恢复秩序，如恢复当地的行政管理和政策的权威，修复交通和通信线路，招募中国人（往往证明是不可信赖的）充当傀儡政府的警察和保安队员，登记当地人口并要求他们携带良民证。集体安全技术按照由来已久的中国方式被广泛采用。其中之一是众所周知的各种形式的保甲制度。“护路村”就是它的变体。一个村子被指定负责看护附近的一段铁路；如果居民未能把它“保护”好，他们就要集体承担责任。但早期日本人对华北控制的松弛已在1938年夏由三名年轻的外国人生动地作出说明。他们三人在北平任教，外出度假，出于好奇想知道外面的情况，他们带着自行车搭乘南下的火车，在保定车站下车，然后骑车西行，直到碰上八路军的小分队。[79]

在战争初期，指挥官们想采用运动战，但毛坚持要降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规模，并把他们分散成小股部队，作为战斗、扩军、政工和根据地建设的核心。采用这种战略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可能是富有戏剧性或有重大意义的。每次小战斗都须经过仔细筹划，利用当地情报和出其不意，使小分队能在有限的弹药用完以前或敌人援军到达以前打了就跑。为了杀伤敌人，也为了夺取武器和其他物资，小分队可能伏击小股日军巡逻队和伪军。铁杆汉奸或伪政府人员可能遭到暗杀。总之，共产党人的目的是使运输中断：在路上埋设地雷，砍倒电话线杆并偷走电线，切断铁路线并破坏车辆。有时他们取走钢轨，为他们原始的兵工厂提供原料，或试图造成出轨。破坏桥梁或机车是一项主要成就。表23中表明共产党人在华北利用这样的机会是多么有效。

表23　对华北铁路的破坏（1938年1月至1940年10月）

资料来源：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第1卷，第407页。

共产党人和日本人都明白，这种战术对战略平衡几乎不产生什么影响，但在其他层次上则是有效的。对日本人来说，这些行动像是许多小伤口——疼痛、流血并可能是感染源。在农村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日本资料证明，当野战部队的司令官们试图消灭抵抗力量，恢复行政管理，征税，并准备更有效地从经济上开发占领区时，他们越来越恼怒。抗日游击战不能按赢得多少战役、造成多少伤亡、占领多少土地等传统项目来评估。如毛反复强调的那样，还必须从政治上和心理上去评价。因为中共在战争时期的合法性有赖于其爱国主张，所以有必要采取足够的军事行动以维护其信誉。此外，军事上的胜利对赢得“基本群众”的支持，说服动摇者认清形势，以及使反对派保持中立，都是极为重要的。“并不是人们总是选择胜利的一方，而是几乎没有人愿意加入他们认为正在走向失败的一方。”如一位有经验的干部所观察到的那样：

在游击队中……有一种说法“胜利决定一切”。那就是说，补充队伍，提供给养，提高群众抗日热情或赢得群众同情，这些不管曾经多么难办，但在打了一场胜仗之后，群众全都热衷于给我们送面粉、馒头、肉和蔬菜。群众的悲观和失败心理烟消云散，许多新的游击战士蜂拥而至。[80]

后来，当日本人开始要他们为每一次不论胜利与否的战斗付出沉重的代价时，这种态度就改变了。

在华北和华中，日本最初的绥靖扫荡对中共并不构成多大问题。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共更加容易扩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产党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间的18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70000人从正规程度不一的国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的“谅解”，他们的总兵力约30万人。[81]当然，这就是中共猛烈抨击的“曲线救国论”。

当1939年晚些时候和1940年日军开始认真进行清剿时，华北日军和华中日军战略上的差异变得明显起来。华北的做法是强调猛烈的军事打击，政治策略主要限于招募伪军。华中当局对使用军事力量并不迟疑，但他们试图通过建立严密控制的“模范和平区”用更全面的政治和经济的解决办法来补充军事力量。虽然这两种战略最后都失败了，但它们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直到1943年日本人由于对美国的太平洋战争的负担，才被迫放松。

当共产党人经受住了日本的强化治安和镇压时，大部分观察家将其归功于群众动员和民众支持，并将这种支持追溯到由侵略者暴行激起的抗日民族主义或社会经济改革和“群众路线”。无疑这两种因素都起了某种作用，但对党内详细文件的周密考察表明，镇压也削弱了农民的支持，并使民众受到恐吓而变得冷漠、勉强默认或积极与日本人合作。而在由巩固区降为游击区的地带，往往缺少能力和意志去实施系统的复杂的改革。在经受这样的风暴时，消极的和防御性的生存战略至少与共产党表现出来的在公众心目中的英雄形象背后的东西是同等重要的。

华北的强化治安

1939年末和1940年在华北的有计划的清剿从日本人及其傀儡控制比较牢固的地区向外扩展，推进到游击区和争夺区。最终目的是粉碎抵抗力量或使之失效。清剿的步骤是首先在某一地区。清除抗日分子，然后建立起一系列能够迅速互相增援的互相联系的强大据点。接着是不断扩大傀儡政府对民事管理和“维持治安”的责任，而日军则到更远的争夺区去重复第一个步骤。有选择地对被指控犯有抵抗行为的个人、团体或村庄施加暴行。这种有选择的暴力行为目的在于阻止居民积极参与共产党领导的活动，使居民不愿掩护共产党军队，并劝诱告密者站出来。至少战略是这样的。虽然远远没有达到日本人的目标，但它足以使八路军极感忧虑。

实际上，这一战略的框架是主要运输线。充分设防保护的铁路和公路将分割抵抗力量，并使他们失去灵活性这一最有效的武器。这些“囚笼”战术有可能用“蚕食”的方法扩大治安区。此外，这一措施的目的还在于更有效地对华北进行经济榨取。为达到这一目的，日本人努力改善和延伸了铁路和公路网。在战争开始时，山西省境内的正太（石家庄—太原）[82]线和同蒲（大同—潼关）[83]线都是窄轨的，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标准轨不一致。这是阎锡山为防止对他的省的渗透所做的安排的一部分（见图9和表14）。到1939年底，日本人用被强迫的劳工把这两条铁路改成标准轨。一个好处是高质量的无烟煤能更方便地从井陉煤矿（在正太铁路上）运到华北和满洲国的工业用户。新建的公路和铁路中最重要的是德石线（从山东东北部的德州到石家庄）；它始建于1940年6月，11月完工，连接津浦、平汉及正太线，从而便利了军队的调动和原棉的运输。随着德石线的建成，在黄河湾最前沿与华北及远至满洲国的所有主要城市之间日本人有了直接的联系。共产党的资料开始提到“运输战”，并担心地注意到濠沟、炮楼以及经常性的护路巡逻。

这些措施在军事和经济两方面沉重地压在华北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及其控制下的居民身上，特别在冀中和冀东平原。它们的效果表现在1939年和1940年上半年华北铁路的“破坏活动”急剧减少（见表23；但“运输事故”几乎必然包括隐蔽的破坏）。晋察冀的一个干部报告，在1940年中，“敌人采取像[江西苏区]那样的碉堡政策。这些碉堡星罗棋布。仅在冀中就约有500个，相隔一至三英里”。[84]正常的贸易模式遭到破坏，因为日本人或傀儡占据了行政—商业中心，而农民们则被夹在共产党人所加的规定和另一方强加的规定之间。最后，地主、高利贷者、二流子、土匪——感到在根据地受新秩序虐待的所有人——可以利用清剿计划试图恢复失去的权势，或者只是报仇。有些人变成了告密者。在八路军和地方部队被赶走后，他们可能杀害留下来的干部或积极分子，并向支持这些人的农民算账。直到“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前，乡绅和其他不满分子也可能寻求国民党的支持。一支武装匪徒甚至可能在晋察冀根据地的巩固区内活动几个月，到处杀害干部。[85]关于这段时期，彭德怀后来回忆道：

亦有少数地区的群众，在敌人的严厉威逼下，甚至有动摇或投敌者，从1940年2月前后至7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地迅速变为游击区。大破袭战（即百团大战）之前，只剩下两个县城，即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原来一面负担的群众变为两面负担（既对抗日政府负担，又对伪政权负担）。[86]

华北的形势还没有达到危机，但确实是严重的。需要采取行动以恢复主动。

百团大战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对日本发起了最大规模的持久的攻击战。22个团的兵力（约40000人）在高秆作物形成的“青纱帐”的掩护下，尽量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华北的运输网，他们挑选了在防御上相当薄弱的正太线给予特别沉重的打击。所有主要的铁路和公路都处于攻击之下，并被反复切断。路基、桥梁、编组站和有关设施都遭到严重破坏。重要的井陉煤矿设备被破坏，停产近一年。大约持续了三个星期的战役这个第一阶段让位给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中主要目标是碉堡和日军推进到争夺区的其他据点。这种转移相当于更换易受攻击的弱点：当日军积极利用据点体系时，运输网的防守较欠安全；相反，当派出的小分队撤回来阻挡对铁路和公路的袭击时，碉堡成为更具诱惑力的目标。实际上，这次战役的目的是迫使日军放弃囚笼和蚕食战略，退回防守巩固的驻地，再次把农村让给共产党人。在战役的第二阶段，更多部队参加了战斗，总数达到104个团。几年后，百团大战直接指挥者彭德怀隐晦地说，他们是“自发”参战的，没有得到八路军总部的命令。[87]到10月初，第二阶段接近尾声，而第三阶段正在开始，这时得到增援的日军纵队寻求与八路军交战以消灭他们。几次激烈的反攻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两个月，此后百团大战被认为是结束了。

百团大战的背景——谁批准并计划的，原因何在——至今仍不清楚。日本人对这次战役的反应是如此残酷，以致回顾时它像是一个错误，而有些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可能曾经希望否定这次战役。在以后的岁月里，毛在他的著作中间接暗示他对这次战役持批评观点，而且他可能一直感到不安。这不是他的那种军事战略。20多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指责说毛甚至事先并不知道这个计划，因为彭蓄意欺骗，这时彭正在被批斗。虽然这似乎不可信，但这或许有一点实质性的东西。彭在反对这种指控的辩护材料中写道，在位于晋察冀而不是在延安的八路军总部拟定作战计划后，总部向每个地区指挥部下达了动员令，并通报毛领导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按原计划，这次行动应于9月初开始。但彭写道：

为防止敌人发觉，保障各地同时突然袭击，以便给敌伪更大震动，大概比预定时间提早了10天，即在8月下旬开始的。故未等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88]

此外还有个问题，那就是多个团自发行动，未经八路军总部批准，更不说延安了。

如果彭德怀的叙述——写于1970年他死前不久——是实情，那么毛和党中央确实未参与百团大战的构思或计划，而进行这场大战的“主要战略”动机，除彭和他的同事们可能已经考虑到的以外，也就不存在了。所提到的这些动机之一是反击蒋介石和重庆政府方面的投降倾向：如果战争升级，中共投身斗争之中，那么蒋和日本人之间的任何和解都像是怯懦的投降。与这一解释有关的是，外界指责共产党避开日军而把大多数真正的战斗留给国民党军队，他们只是利用战争扩大自己的势力，共产党领导人对这种指责很敏感。国民党人大肆宣传说，中共深思熟虑的和玩世不恭的政策是把70%的力量用于扩张，20%用来对付国民党，只有10%用于抗日。[89]所提到的第三个动机是把注意力从华中新四军进攻国民党军这件事上引开，几乎恰在此时这些进攻达到高峰。

彭德怀承认这次战役“拖得太久”，但他为其重要性辩护说，百团大战在紧随反摩擦冲突后维护了中共抗日形象，证实了囚笼政策和蚕食政策的失败，恢复了根据地对不少于26座县城的控制，并使“动摇分子”就范。即使这些理由与进行这次战役时地区和战术上的考虑相比并不那么重要，但并不妨碍利用这些理由在事后进行宣传。无论毛和党中央可能担心过什么，他们却什么也没有说。毛致电彭德怀，祝贺他取得巨大胜利，而在公开的叙述中百团大战成了传奇材料。

百团大战后的扫荡战，1941—1943年

如果百团大战旨在挫败日本的清剿活动，那么它是极不成功的。华北方面军被八路军的行动所震撼和刺痛，加倍努力把华北置于控制之下。在多田将军及其继任者冈村宁次将军（1941年7月—1944年11月）任内，日军对所有华北根据地施加野蛮而持久的暴行。在1941年至1944年间，约有15万名日军在大约10万名七拼八凑的伪军协助下，专门执行清剿任务。余下的华北方面军（15万到20万人）负责执行其他任务，如守备主要城市和钳制国民党军队。估计共产党在各根据地的正规部队约为25万人，在陕甘宁有4万人。

日军及其中国仆从们在建造壕沟、栅栏和碉堡方面的投资甚至比过去更多。日方的资料表明，到1942年，他们已建成封锁线11860公里和据点7700个，大部分在河北平原和太行山麓的丘陵地带。沿平汉铁路线西侧一条大壕绵延500公里，每边有一条无人带，经常有人巡逻。1940年12月，在冀南建立的250个日军哨所到1942年年中翻了两番以上。这些是对平原地区控制的主要措施，到1941年底，这一地域的共产党根据地全部降至游击状态。许多主力部队（如吕正操和杨秀峰的部队）被迫西移，进入山区以保存实力。

与早期的战术不同，新的多田—冈村战术是把规模大得多和时间长得多的清剿工作团派进山区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并用不加区别的、普遍的暴力代替百团大战前采用的有选择的镇压。这就是声名狼藉的“三光”扫荡战：杀光、烧光、抢光。由于仍然未能将普通农民与共产党员区别开而感到沮丧，日本人把战争推向各个方面。在勉力封锁根据地的重要的巩固区后，日军派进很大的分遣队，寻找共产党军队、政府干部和积极分子。但是，他们另外还要破坏根据地的设施和战争物资储备，烧毁庄稼或干扰播种及收获以破坏农业，并运走存粮。整座村庄被夷为平地，在那里发现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全被杀死。“三光”扫荡战不像以前的扫荡那样清扫一个地区然后撤离，而是让军队在目标区留相当长的时间来回“梳篦”，并在多山的根据地内比较容易到达的地区建立至少是临时的据点。表24中的资料表明这些行动在晋察冀是多么广泛；类似的战役在华北根据地全面发动。

表24　日本对晋察冀边区的封锁和扫荡

资料来源：凯思林·哈特福德：《镇压与共产党的成功》，第345、347页。

这些三光战役发生之处，农村人口损失惨重。毫无疑问，这种严酷的战术以及与之俱来的如此频繁的暴行，确实使许多农民，不论贫富，对日本人刻骨仇恨，并更彻底地倒向共产党。但党内资料也描述了许多事例，说明这种镇压比以前的做法——在党与农民之间打进楔子——甚至更有效：

如果我们只强调隐蔽……我们必然脱离群众。群众的信心也不能长久维持。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只图在草率的战斗中求一时痛快，我们还可能招来敌人更残酷的镇压。那也会脱离群众。[90]

共产党发言人承认，在华北根据地，党控制下的人口从4400万下降到2500万，八路军从40万减至30万。[91]地方资料所描绘的景象甚至更为冷酷。到1942年，90%的平原根据地降为游击状态，或完全为敌人控制。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太岳山区，一个干部承认，“没有一个县能保持完整，全部12个县的政府机构在清远流亡”。[92]随百团大战占领的26座县城全部丢失。

尽管日军清剿的目标主要是八路军，但并非总是这样。日本人未能与之达成“谅解”的国民党军队也遭到攻击，部分地是为了腾出更多兵力用于反共行动，部分地是为了保持对蒋介石的压力，部分地也是为了有更多的战果可资上报。其中最有影响的行动于1941年春季在晋南发生（中条山战斗，或中原战役），[93]当时卫立煌将军的20多个师被赶到黄河以南。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后来在山东对于学忠和沈鸿烈的行动。一旦日伪部队撤出，这些行动开拓了更多的地区供共产党渗入；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当日本人向共产党人施加的压力趋于缓和时，这种后果十分明显。

日军在华中的强化治安

中国派遣军遵循了一种与华北方面军不同的模式。虽然提供给派遣军的总兵力比华北方面军多（约30万在华中，另外16.5万在华南），但只有较少一部分用于清剿，大约5万到7.5万。其余大部分部署在湖北、湖南和江苏，用来对付国民党军队。另一方面，较大的和可能较强的伪军能被用于长江下游地区，因为那里靠近汪精卫的南京政权。

日军和伪军集中在战略上对他们最重要的地区：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区，以及恰在长江以北和大运河以东的地区。更西的武汉地区也经过严厉的清剿。这些措施加上湖北有强大的国民党力量，使李先念和新四军第五师直到战争末期仍无法在大别山建立完全巩固的根据地。但江苏、安徽和河南的其他地区，不论从军事或经济的观点上看，都被认为不那么重要。日军保持对华东—华中主要交通线和主要城市的控制。偶尔也派出清乡队通过较远的地区。这对新四军来说很容易躲避，但给依附于重庆的军队造成严重的损失。[94]

直到1941年下半年，随着烟俊六大将采纳建立“模范和平区”的计划，日军开始对长江三角洲进行认真的清剿。这是一个分阶段的计划，这个计划将仔细划分的地区置于更为严密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保护之下。当一个地区已达到某种发展水平时，邻近地区将被加入。第一步是加强扫荡，以驱除所有抵抗者并重新开始。然后利用稠密的竹栅栏或其他防卫工事，实行严密的边界控制。在地区内，地方警察进行严格的居民登记，行政人员被指派执行广泛的“自治、自卫和自富”的计划。在最发达的模范和平区，日军的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1.3人，是华北的三倍半。必要时采取严厉的高压手段。结果是长江三角洲北部的模范和平区内的治安变得相当出色。南京政权代理人征得的税款急剧增长，强制劳务也是如此。日本兵和当地著名的汉奸宽慰地说，他们来去不必担心遭到伏击了。

然而，甚至在最成功时，这些措施对中国的抗战——不论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问题，也不是普遍的解决办法。模范和平区需要大量的人力和其他资源，范围极其有限。到1943年，这样的措施已不再拥有高度的优先权了，只有少数几个地区被认为已经通过计划的所有阶段，其余的都停留在这样或那样的初级阶段上。在长江以北较远地区唯一的这类措施是成立较晚（1944年2月）而且几乎完全无效的新省——淮海省，省会设在连云港。[95]而且即使在最安全的模范和平区内，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能维持连续的低水平的存在。

模范和平区成功有限而最终失败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许多任务迟早必须转移给中国人自己去办，他们或者是汪精卫任命的人，或者是从当地招募的人。两者都不断让日本人绝望：前者是因为他们无能、腐败和派系纷争；后者是因为他们只做那些他们感到不得不做的事，或对本身有利的事。最终，模范和平区证明至高无上的权力只有短期的并受地域限制的效果。模范和平区还表明：在幅员辽阔和人口众多的“被占领的中国”，这样的解决办法完全不是办法。

中共的对策：生存与新政

摩擦和清剿的共同后果使中国共产党面临它在抗日战争中最严重和最持久的危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在战争早期共产党经常强调以牺牲农村政权的巩固和深入为代价谋取军事和政治的迅速扩张，加剧了这些挑战。与此同时，在三年丰收后，不利的天气导致1940年和1941年的歉收，使原已困难的经济问题更加严重。中共对这些挑战的反应是多方面的——从零敲碎打开始——正如问题本身是多方面的。针对新的形势，某些现行政策受到全面检查并得到调整。有些新政策在暂时困难被克服后仍长期保持，而其他政策则是特殊的常识性的措施，以减少损失或赢得新的支持。回顾起来，新的模式早在1940年已能看到。到1942年它已全力推行。毛主义的领导层当时已把它看做一个整体。

与这一艰难时期的实际紧迫任务分不开的是把毛泽东的地位明确地提到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和理论指导中心人物的高度。1942年到1944年间，最后的主要成分被增添上去，以完成“毛泽东思想”，而反对他的最高地位的最后幸存者，或被清除，或受压制。至迟从这时起，运动带上了毛的政策和人格的不可磨灭的标志。这些年的经历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像10年前的长征一样，延安时代具有一种独立的存在方式——部分是历史，部分是神化——足以影响未来的事件。

陕甘宁的新政策

经济问题。在战争中间几年陕甘宁的主要经济变化已在前面提到：国民党中断财政拨款，封锁，以及比前几年差的收成。这些变化产生了深远、广泛和持久的影响。它们几乎导致陕甘宁经济的崩溃。回顾这段时期，毛在1945年写道：“我们[在战争]开头还有饭吃，有衣穿。随后逐步困难起来，以至于大困难：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96]

国民党的经济战剥夺了陕甘宁的重要“硬通货”来源，并且或者切断了，或者极大地改变了它与中国其他非沦陷区的贸易。党、政、军干部及大量移民使平时就不富裕的边区资源更加不足。因此，党的目标是使这一地区尽可能在经济上达到自给自足。尽管完全自给自足是不可能的，但最后仍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其时，经济状况急速恶化。

所有资料都同意问题的严重性。陕甘宁丧失了国民党通货（元）的主要来源，但继续依赖对外贸易以换取棉布和几乎全部工业品，陕甘宁再次采用自己的边区货币，使元的储备能尽可能地继续为必要的进口提供资金。1939年以后，这种形势引发了通货膨胀，其速度甚至比重庆所经历的还要快（见表25）。在经济的所有领域里，1941年是危机最为深重的一年。

表25　1937—1945年物价指数：“自由中国”与延安

资料来源：关于“自由中国”见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年》，第152页；关于延安，见施兰：《游击经济》，第184页。

岁入丧失、对外贸易条件迅速恶化以及通货膨胀，迫使共产党人寻找新的收入。没收和“自愿”捐献已不再有成效，因为在实施比较温和的统一战线土地政策前，大多数地主和其他富人已经过土地革命。他们现在已拿不出更多的东西了。党无可奈何地被迫向陕甘宁几乎全部人口征税。税分为三种：（1）谷物税，以实际产量而不以土地拥有量为基础；（2）其他实物税，特别是麦秆和羊毛；（3）货币税。中农和下中农对这些税感觉最强烈，在此以前他们极少交税。1/5左右最贫困的农民（他们人均年收入不超过大约100磅谷物）仍豁免谷物税和其他实物税，但到1941年谷物税已超过1938年的20倍——这一负担使民众极为抱怨。此后，在1945年或许由于歉收以及日本投降后政府部门支出减少导致大幅度下降以前，税收水平有一点降低（见表26）。

在1941年，农民的这项负担非常接近于20世纪30年代初省政府征税的估计数，但由于它是在激进累进制的基础上施行的，因此要公平得多。为减轻较贫穷农民的税收负担并尽可能缓和他们的抱怨，党中央于1940年中开始发布更紧急的号召，要求实行减租减息，希望借此用一种索取部分地替代另一种索取。

表26　1937—1945年陕甘宁的谷物税

资料来源：施兰：《游击经济》，第128、188页。

边区政府较早废除的麦秆和羊毛实物税在1941年恢复了。民用部门和军用部门急需麦秆作为役畜的饲料，而交付羊毛有助于满足对纺织原料的需要。

几种现金税或者是首次征收，或者被提到较高的水准。在广泛的商品及服务的范围内征收的营业税类似经常受到谴责的前政权的“杂税和附加税”，但它是想要抑制进口产品及烟、酒和宗教用品等奢侈品的不必要的消费。边区政府也从仍存在于陕甘宁的许多小规模私营企业征收各种商业税；1941年这些税收入约800万陕甘宁元（相当于30000担小米）。

因为这些税的收入不足，赤字财政和增加徭役等权宜之计也用上了。但毛警告说，欺骗性的财政和增加对陕甘宁人民的需索均非长久之计：

任何空话都没有用，我们必须给老百姓看得见物质福利……我们工作的出发点不是向人民索取，而是奉献。我们给人民带来什么呢？在陕甘宁目前的条件下，我们所能做到的是组织、领导和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财富，而且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能一步一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97]

首先是在大生产运动中党和边区终于再次阻止了经济恶化并得到了稳定——虽然是低水平的。这一时期没有运动更受重视；1942 年12月，毛发表了他那内容广泛但未完成的关于《经济和财政问题》的文章。虽然有意识形态的背景，但几乎他的所有建议都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许多是常识性的注重实效的措施，这些措施乡村改革者曾鼓吹多年，但未能实现。受篇幅所限，这里只能提到产量显著提高的最重要的地区。表26显示，在1937年到1944年间，粮食产量几乎增加了40%。棉花产量在战争开始时为零，1939年还微不足道，但到1944年已达300万斤皮棉以及一倍于此的棉籽。家畜的增加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考虑到陕甘宁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非常低的新技术投入，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这成就是通过更好和更多样化的组织，拓宽市场刺激以及大量增加耕地取得的。1937年到1945年间，播种面积几乎翻了一番（从860万亩上升到1520万亩）。[98]

纺织工业的产量与原棉的产量相对应。1938年仅7370匹（每匹25平方米），随后两年每年产量加一倍，1942年达到45000匹，而1943年迅速上升到105000匹。[99]自然资源的开发（盐、煤，一些原始的油气井）、灌溉、扩大的牧场以及造林都有积极的发展。到1944年，陕甘宁的领导和地方干部仍面临许多问题，但至此战争中期的经济危机已被充分克服，有了相对的安全感，有了重新获得并被加深了的民众支持或认可，而且也有了适度的自信。

整风 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最显著的成就是“整风运动”。[100]它正式开始于1942年2月1日，当时1000多名党的干部集合在延安聆听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致辞。如我们可在毛泽东、刘少奇和其他人的早期著作中看到的那样，干部教育和对党的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的关心一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是开展这场特殊运动的决定可能是在1941年9月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这次会议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意识形态革命”和清除“在我党历史上曾经存在并起了有害作用的宗派活动”。[101]遗憾的是，这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的文件现在还看不到，而且关于这次会议也知之甚少。

整风运动从未正式宣告结束，但到1944年下半年，其主要目标显然已经达到，而且它也不再作为主要任务要求党员留出时间和精力了。整风运动自始至终是党内活动，限于党员，没有一个党员能无视毛在1942年春夏期间发表的演说与讲话的那种咄咄逼人的威力。在陕甘宁，没有一个党员能躲避无休止的小组会，在小组会上，整风文件被逐字逐句理解并成为自己的思想。就全党来说，这在纪律方面和建立一致意见方面是一次艰苦的锻炼。

在战争最初几年党的迅速扩大使成员极为不纯，其中大部分缺乏组织经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陌生，更不要说对发展中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了。知识分子、学生、目不识丁的农民、顽强的长征老兵，甚至一些地主的子弟都加入了扩展中的党的队伍。来自上海和北平的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男女和农民们组织在一起。这些农民从未到过比离家最近的集镇更远的地方，而且他们本能地不信任一切外来人。很多不合格的党员、机会主义分子和间谍混进党内并不是什么秘密。毛的两个最近的对手——张国焘和王明——在中级干部中还有同情者。从毛的立场来看，如果党要成功地迎接面临的挑战并为前途的不确定性作好准备，这些人必须被净化、融合和经受磨炼。

毛自己的学说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证明是正确的并得到它的支持，这种学说将指引前进的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现实”。[102]得到陈伯达等理论家的指点，又得到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有经验、有才能的同事的协助，毛泽东现在觉得既可以要求在意识形态上，也可以要求在个人权力上支配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了。

毛在1942年2月1日对党校的演讲中阐明了运动的主旨。在对党的基本良好状况做了例行的赞扬后，他指出党存在的三个主要缺点，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他在报告的后面部分对此三点加以详述。[103]毛赋予这几个听起来模糊的术语以生动的、现实的意义，这些绝不是容易概括的。主观主义主要指那些把抽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本知识视为护身符或灵丹妙药，而不努力把它的原理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人。这些半瓶子醋的知识分子像研究烹饪配方却从未做过一个菜的厨师，或者那些“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的人。反之：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列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它只是很有用……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的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你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104]

但是，如果说毛的非常尖刻的批评是针对行为像旧时达官贵人那样的教条主义的知识分子，那么主观主义还有一个对立面：经验主义。这是一种孤立地按照事物自身的条件去观察每一种情况，只相信他自己的经验，不要思想指导的倾向。经验主义更容易在受教育少、眼界狭窄的农民干部身上见到。基于这两种现象，毛号召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

宗派主义几乎同样严重。在这里毛提到民主集中制，指责宗派主义者（只点了已被开除出党的张国焘的名，但再次暗指王明）忘记了集中制——现在明显地由毛及其追随者掌握的党中央的最高权威。宗派主义还有种种看来很无聊的圈子，影响着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老干部与新干部，党员与党外人士之间的关系。有时个别单位或地方组织把他们自身的利益置于全局利益之上，“别人要调他所属的干部不给，或以坏的送人，‘以邻为壑’，全不为别部、别地、别人想一想，这样的人就叫做本位主义者，这就是完全失掉了共产主义的精神”。[105]虽然这些问题听起来很平常，但都既严重而又棘手。它们的影响可能有所好转，但是却从未完全清除。

毛进而转向“党八股”这一主题，专门发表一次讲话谈论这个主题。[106]八股唤起毛的听众对那种结构严密的八股文的回忆。这种文体曾经是旧王朝文官科举制度的核心。虽然他最直接地根据许多党员试图与群众交往的做法（表现于著作、宣传、指示等之中）谈论八股，但他明显地指出这种成规包括教条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全部表现：“如果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予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毛再一次用老百姓，即普通农民的语言，描绘出——或许是有意讥讽——八股形式主义的八种表现方式。它是空话连篇，令人生厌，“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应该“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它又是装腔作势，无的放矢，语言无味，陈词滥调；更坏的是，它造出一种权威的假象，借以吓唬读者和听众。它用了许多外国的词语和结构，对普通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却似乎很有知识。它经常陷于不负责任和悲观主义，给人民、抗战和革命造成损失。毛断言，没有人会理解和倾听用八股形式讲话的党，更没有人会追随或参加这个党。

作家、知识分子、以前的学生及受过教育的干部一般说来显然是毛指责的主要对象。当然，在陕甘宁根据地他们人数比在其他根据地更多，其中许多人正变得难以控制和不满。毛在党校讲演和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的指示发表后才几个星期，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在《解放日报》[107]上接二连三地发表了抨击时弊的文章。著名女作家丁玲较为一般地批评了党在男女平等问题上以及崇高理想与卑鄙行为之间的差距上所采取的妥协态度。其他如艾青和萧军也参加进来。也许最辛辣的批评是一篇题名为《野百合花》的文章。作者王实味是一个不知名的作家，他使用讽刺性的杂文，这种文体因鲁迅而著称。尽管这些批评者没有一个对党的合法性或革命的必要性提出疑问，但他们认为艺术有一个脱离政治的存在，此外他们还生动地揭露了延安生活的阴暗面。他们通过暗示，坚持个人的意志自由以及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批评家的作用，恰如他们战前在国民党统治区曾经做过的那样——这种做法当时曾得到党的赞许。

然而，那些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上海曾经受到赞赏的做法，10年后在延安成为不可接受的了。这些知识分子肯定已感觉到他们是在冒险，但是他们几乎不可能料到党的反应有多么严厉。他们都受到严厉批判并被迫公开认错，尽管大部分人最后又恢复名誉。与大多数人相比王实味不那么知名，但更具腐蚀性，在群众大会上他被反复批斗，侮辱，监禁，并于1947年被秘密处决。

如果毛的二月讲演和党的其他指示未能恰当地教育知识分子，毛准备走得更远。1942年5月，毛在长篇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采取了这些步骤。他在这一报告中明确细致地规定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知识分子的作用。这篇讲话在毛有生之年都具有权威性，而且在他死后还继续产生影响。简而言之，《讲话》否定思想脱离社会阶级的独立和自主。人只能从阶级观点说话或写作；知识分子认为他们能站在某种客观中立的立场上是完全错误的。既然如此，艺术就是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于是问题就变成它将代表哪个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因为否则他们就是为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阶级服务，甚至他们否认他们在这样做也不行。其结果是，文学和艺术的最终仲裁人和指导者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因为它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集中意志的体现。

关于知识分子，毛就这样改变了形势：他们现在是批判的靶子，不再是独立的批判者。只要知识分子愿意扮演中共所规定的革命的勤务员的角色，他们是需要的，而且是受欢迎的。他们的创造力和他们的技能并没有被否定，但这些才能只能在党所设置的限度内加以估价。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文学和艺术的主要模式，被赋予自然主义的中国形式，这种形式能马上为群众所理解，并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表达，而不是用上海沙龙的语言。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必须到农民和工人中去，吸收他们的语言，并体验他们艰难的真实生活。总而言之，毛正在更普遍地号召党的知识分子和党员进行改造。

到1942年4月，中央委员会已经公布了22个文件，作为干部学习和考核的基础。[108]用来教导他们的手段包括现在为大家所熟悉的小组学习和斗争会，通常包括“批评与自我批评”。[109]与同辈的压力相结合的直率的教诲、自我检查以及强制性的劝说都企图造成程度越来越高的精神紧张，直到思想得到净化和皈依。毛将这个过程比喻为治病：“说理（原文如此——原作者注）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全部的目的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对付敌人是必要的，但不应用来对付自己的同志。

毛的神化当然不是在整风运动中突然出现的。他本人的爱好权力的天性、他在建立一个有影响的并起作用的联合体中的成就，以及他的政策的成效，是他在长征后的几年中逐渐上升到不受挑战的突出地位的主要原因。如上所述（见前《与国民党的“摩擦”》），蒋介石地位的平行上升也起了作用。随着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蒋顷刻间成为具有世界声望的领袖和中国抗日的象征。到1943年晚些时候，蒋在开罗会议上被公认为四巨头之一，而前几个月他那本著名的——或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的发表则是他试图成为国内唯一领袖的大胆努力的一部分。毛和中共有力地抵制了这种要求。[110]露骨地说，如果有对蒋的崇拜，必然也有对毛的崇拜；一个无名的“党中央”可不行。

政治和组织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共产党控制地区的政权是通过各级党、政、军以及群众组织的互相连锁的机构行使的。这些机构在陕甘宁比在敌后根据地发展得更好，而且它们上面就是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机关。这些组织比旧王朝或民国的要全面和有效得多。就它们征集——或要求——老百姓的众多成分广泛参与的特定意义而言，而不是就被统治者选举他们的最高领导人或决定政策而言，它们也是民主的。然而政治控制和群众支持的现实，与党本身设置的标准以及它试图表现的公众形象有相当的差距。丁玲和王实味等知识分子敢于以党所不能接受的方式公开暴露的正是这样的一些缺点。然而，在党的机密材料中，党的各级领导人也坦白承认类似的障碍。

问题之一是不断滋长的官僚主义和蔓延的墨守成规。这种迅速扩张的几乎不可避免的后果不仅表现在管理陕甘宁边区本身，而且还表现于指导远离延安的各个根据地的越来越广泛的战争活动。许多干部是“脱产的”，这对面临经济困难的落后地区老百姓说来，是一种沉重的负担。[111]

问题之二是政治结构未能完全深入村一级，通常停留在上一级的乡，乡管辖不定数量的村。党中央对县与乡之间的行政“距离”也很关注。[112]此外每一级活动的协调也因强调等级制而受阻碍。尽管主要组织机构有相互连锁的性质，但每个机构都有它自己的垂直指挥系统，它主要对该系统负责。[113]同一级的不同部门相互之间在工作上经常产生困难。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党与军队之间，八路军干部经常瞧不起地方上的干部。如果1942年4月发表的一份调查有典型意义的话，士气低落也是个问题：在中央财政厅，被调查的党员中有61%说他们自己对被指派的工作“不安心”。[114]

为克服这些困难，实施了两项紧密相关的新政策，它们都明白无误地带有毛泽东的印记。这两项新政策均于1941年12月整风运动前几个月开始。第一项称为“精兵简政”，旨在减少政府和军队中的官僚主义。第二项是“下乡”，即要干部更加深入农村，部分地是把许多从上层精简下来的干部下放。这两项政策结合在一起，把许多政治和经济任务分散下去，从而为垂直的指挥机构与每一级的横向协调之间提供较好的平衡。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政府和军队的干部被命令回到生产中去；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意味着从事农业、垦荒或原始工业。特别要下放到基层去的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既可在农民中经受艰苦条件的磨炼变得坚韧起来（一项矫正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措施），也可贡献他们当地所急需的聪明才智以指导农村事务。

这些工作在1941年、1942年和1943年冬被积极地推动，时间安排与农闲季节一致。军队被命令以中世纪“屯田”制的现代形式尽可能多地生产出自己的口粮和其他给养。位于延安东南约30英里处的南泥湾是实施这一计划的模范。八路军的第359旅被指派在这里专门从事农业和基本工业的生产达数年之久。到1943年，该旅声称所需之物的80%左右已能自给。甚至烟瘾极大的毛泽东也在延安他住的窑洞外面象征性地开辟了一小块土地种植烟叶。

虽然没有过硬的证据，但这些政策无疑收到了某些实效，特别在组织和动员方面。“然而并未报导总的成绩，而是强调像南泥湾计划那样的示范性成就，并且（反复）宣传　‘精兵简政’政策……也暗示了进展或许并非那么显著。” 1943年初，在第三轮“简政”期间，一位高级领导人承认，专职干部的数量已由1941年的7900人增加到8200人。[115]

考虑到陕甘宁这些改革的总的基调以及强调“群众路线”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令人惊讶的是群众组织本身似乎并未起重要作用。我们手头只有1938年陕甘宁这些组织的资料，据说当时人口的30%（140万人中的421000人）参加了农民协会；与此同时，大约25%的妇女和32%的男子分别是妇女组织成员和兼职民兵。“人们怀疑这些组织大部分徒有虚名，他们的功能基本上被政府和党所接替……在活动频繁时期（像1942年减租运动）之间，它们的成员和组织大量存在于纸面上。”[116]

统一战线 与国民党日趋恶化的关系及受日本强化治安的打击，使党更注意统一战线的工作，而不是更少。自1940年中期起，中共首脑机关一再发布秘密指示，强调对待“友军”、对待除最亲日或最反共的组织以外的一切组织以及对待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统一战线工作部是在1937年在中央委员会之下成立的，在下级组织中也同时成立。这项工作的重要地位可由下列事实看出：从1939年末（当时王明被调离）直到1945年或1946年，周恩来的主要职务是中央统战部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敌占区工作部部长。他确认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并暗示在他的前任的领导下这被严重地忽略了，因此他反复号召要积极发展和恢复各级统战部。[117]

由此可见，统一战线并非只是一项战术措施，而是处于弱小和危机时期的一种具有特殊价值的总战略的一部分。从地方事务到国家政策的每一个具体问题都可以分析为有三个组成部分：党及其坚定的支持者，占大多数的中间阶层，以及“死硬”的敌人。目标是通过赢得尽可能多的中间分子的支持或保持中立来孤立“死硬”派。然后孤立之敌就可能被各个击破。早在1939年10月，毛就断言：“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118]然而这项战略的运用则是战术性的和极为灵活的，目标是经过仔细限定的团体或组织。正是因为统一战线是为革命的长远目标服务的，它避免了意识形态上的公式化，在各种情况下试图发现和利用那些可能推动党的事业的人物、问题、诱因或压力：

过去，通常的做法是进行政治性的交往；极少人去做交朋友的工作，甚至达到冷淡不愿意与人合作的程度。今后，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社会关系（家庭、同乡、同学、同事等等）和社会习俗（送礼、过节、分担困难、互助等），不仅与人建立政治上的友好关系，而且要与他们成为私人朋友，这样，他们才能对我们完全坦诚相待，说心里话。[119]

按照这种精神，1940年春中共公布了“三三制”。根据这个方案，政权的民众机关——但不是党或军队——如有可能，都应由1/3共产党，1/3非党的左翼进步人士和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组成。如毛所解释的那样：

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这样做，对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的影响。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目前我们决不能不顾到这些阶层的力量，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120]

因此，这项政策的目的在于使根据地政权更能被农村人口中的上层人士所接受，但它也表明共产党并未放弃领导。在实践中，这一代表制的变化是很大的。毛的指示本身已指出“上述人员数目的分配是一种大体上的规定，各地须依当地实际情况施行，不要机械地凑足数目字”。

在陕甘宁，1941年后党员在民众机关中的比例一直相当好地遵守为中共党员规定的1/3的指标。在少数情况下，当选的党员从代表大会的席位上退出——加以公开的鼓吹——以便更符合要求的比率。边区领导觉得这项政策相当有助于减轻由于大量增税受到沉重打击的中上层农民的恐惧并赢得他们的支持——尽管较为贫苦的农民担忧以前的地主和土豪劣绅会逐渐恢复他们的权势。他们的政治命运的这种部分真实、部分象征性的改善与其产品增长的份额结合在一起，使这些社会阶层规规矩矩——特别是因为他们几乎别无选择。

那时把1940年至1944年间陕甘宁在经济上、意识形态上以及组织上/政治上所采取的措施加在一起，可能还没有完全达到中共试图在群众中树立的形象，也没有达到外界观察家有时所做的评价。然而他们的效率却是令人难忘的，特别在与同一时期国民党政权的作为相比时，更是如此。

敌后根据地的新政策

在战争中期，华北和华中敌后根据地面临的危机不仅更加严重，而且与陕甘宁有所不同。例如，陕甘宁不必应付军事进攻，也没有被迫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陕甘宁的行政机构比其他根据地更健全，并且战前社会经济的变化已经大有进展。因为中共控制的敌后地区很不相同，而有关资料又很零散，想在这有限的篇幅里，一个根据地一个根据地论述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限于相当一般地描述事件和政策，用取自一个或几个根据地的例子对它们加以说明。如果让它们看起来比较一致而不是实际情况，那就会歪曲复杂的现实。

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所有根据地机关都采取广泛的主动和被动的防御措施。村民、存粮、牲畜及其他财产撤到安全地区或隐蔽起来。有价值的东西被埋藏起来。军队在埋下简易的地雷和设下陷阱后就分散了，并与农民融为一体，尽管当日军试图杀害所有落入他们手中的人，或者当他们可能被汉奸或急于清算的心怀不满的当地士绅认出时，这是缺乏保障的。

许多根据地，尤其是华北平原上的根据地，差不多都转入地下工作，进入那令人惊奇的洞穴和地道的网络，这种网络通常有两层或多层，把许多村庄连接在一起。它们有多个隐蔽的出入口、走不通的小巷和地下的伏击点，使日军追踪者屡屡受挫。当日军想水淹地道或往里灌毒气来对付时，中国人用岔道和简单的空气闸来应付。

幸存下来所依靠的是党和军队有组织的领导和农民的不屈不挠精神。但是在根据地不得不撤退或其活动不得不降到游击状态的地方，能使他们受到掩护的其他根据地的存在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些留下来的人，不论是干部还是普通农民，都受到鼓励要做到“白皮红心”，即在别无选择时要默认。尽管中国农民用机智与勇敢去迎接这些挑战，但大部分由党领导的机关和主力部队从特定地点撤离，有时使地方自卫力量的负担过于沉重。间或当他们溃败时，村子又恢复到由地方士绅控制，这些人往往要反攻倒算。与此同时，在比较安全的环境里，有组织的活动在继续，因为逃亡者准备恢复他们的家乡成为永久性基地。跨越华北和华中的根据地网络，给共产党领导的运动提供了中国其他力量所不具备的韧性和复原能力。

幸存的核心地区能在这样的条件下继续追求他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目标，实在是了不起的。而且他们是很积极地去干的。尽管成功的程度有所不同。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某些地区进行了十分广泛而且卓有成效的改革。华中根据地进展不大，它的大部分地区约两年后进入持久战。山东甚至更落后些。

表27　土地税占全部收成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李成瑞：《抗日战争时期几个人民根据地的农业税收制度与农民负担》，《经济研究》1956年第2期，第108—109页。

从经济上看，这些根据地从战争的第一阶段转到第二阶段不像陕甘宁那样突然，因为他们一直在困难的条件下工作，而且没有任何外来的财政援助。但他们也有一段时期依靠捐献——“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公债和某些征用。当政治控制和行政机器变得更有效时，转为“合理负担”，最后转为统一的累进税制。在晋察冀，合理负担制是1939年采用的，1941年让位给统一累进税计划。然而，事实上，几种税制齐头并进，取决于该地区是巩固的核心区，新建立的根据地，还是游击区。其他敌后根据地没有一个能采用统一的税制。既然土地税是岁入的主要来源，许多旧的附加税不得不继续作为一种补充，特别是在部分巩固的地区或游击区。在争夺的地区，征税不仅是困难的，而且受实际情况的限制，因为那里的农民承受双重的负担——日伪政权和共产党人都向他们征税。如果共产党的资料是准确的，在晋绥根据地，土地税负担要比陕甘宁重得多；而在晋察冀的巩固区北岳，则大体相同（1941年以后；在此以前更重得多）。与陕甘宁一样，税在1941年达到高峰，此后缓慢下降。在巩固地区每户的负担是其他地区的两倍。

像陕甘宁一样，敌后根据地通过发行自己的地区货币、建立银行以及征收进出根据地的贸易税以求达到经济上自给。这些税提高了一点岁入，但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阻止贸易：

如果没有[来自陕甘宁的]相反的理由，区域自给是目标。要把日本人困在城里，使他们得不到周围农村出产的粮食和原料。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阻止而不是促进贸易。根据地不得不尽量回到极端的生存经济，以抵制敌人的意图和积极干预。[121]

当然，这样的政策在双方争夺的地区是难以或不可能推行的。像在陕甘宁那样，合作社、简单工业、手工业及其他生产活动都受到鼓励，而且大部分免税。

表28　晋察冀35个村的阶级组成

资料来源：赵国俊：《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1921—1959年》，第64页。见哈特福德：《一步一步来》，第169—228页各处，据以计算晋察冀核心区域的不断变化的收入差距。

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征税还伴随着减租减息。晋察冀再一次处于领先地位，但迟至1943年10月，一份指示提到：“在许多地区减租一直没有实现”，并要求干部“组织农民实行地租不得超过主要收成的37.5%的规定”。[122]华中根据地要晚得多。在淮北根据地（安徽北部），到1941年仅有9000佃户受益。到1943年，运动加快了步伐，约有43000户受到影响；次年因根据地扩大，这个数字可能翻了一番。[123]最后，在山东根据地，在1943—1944年间的冬天之前，认真的减租减息几乎还没有开始。因为租佃率不高，许多干部对这个政策的重要性产生了怀疑；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件不讨好的困难的工作，远不如支前有吸引力；另有些人担心政治控制不稳定，害怕强硬路线会极大地疏远仍有势力的当地士绅。[124]

得到的证据证实了彭真的观察。即根据地的财产关系在战争期间没有结构性的变化。或许收入的不平等比财产所有权的不平等减少得更多。全部税收制度沉重地压在富人身上，而且实际执行时常超出规定，特别是合理负担的税收制度。如果这是先进根据地的情况，那么可能其他根据地变化更小，而不是更大。

大生产运动正像在陕甘宁那样受到重视。虽然缺乏大量的资料，但在晋察冀的北岳地区，粮食生产从1940年的水平急剧下降。直到1943年和1944年才好转（见表29）。[125]大生产运动也有政治动机。根据统一战线和普通情理，不能全部没收富人的财产，因而以牺牲富人为代价也不能无限期地给较贫苦的农民带来利益。可是，最初以有限的阶级斗争为基础所达到的动员仍能通过由农民协会和换工队经营的生产组织继续下去。领导干部经常精确地使用这样的言词鼓励生产运动，作为阶级斗争和民众动员的高级形式。[126]

表29　北岳地区的粮食产量

中共一方面努力扩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另一方面削弱和孤立那些反对新秩序的人。在公开声明中，这些措施几乎常被描绘成“民主的”，并且强调它们的温和以及与“三民主义”一致。然而在秘密报告和指示中，这一词汇经常被阶级斗争和结构变革的词汇所取代。两种水准的论述涉及同一现象。尽管前者在宣传上有严重的混淆，但党并不认为两者是矛盾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民主”定义（如果别人曲解这一词语，那是他们自己的事），还因为在这一时期他们政策的明确内容不是以革命性的改造为目的。他们的目标是“优势”，而不是“专政”。

透过不同地区和根据地在各种层次上所采取的特定措施的无数细节，某些模式可以识别出来；自上而下加以军事和政治控制，对现有行政机关必需的人员进行调查和更换，党的干部进一步渗入该机关并随后进行机构和程序上的变革。随着接管政治机器，配备了军事组织（正规军，地方部队，自卫团或民兵）和群众组织，尤其是农民协会，地主和大部分富农被排除在农协之外。

当这些发展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以后，而不是以前，对数量有限的县以下的行政职位和代表大会代表进行直接选举。上一级代表大会代表——在他们所在地——由下一级代表大会间接选举。虽然代表大会名义上监督同级行政委员会，但后者明显握有实权，代表大会很少开会，像个共鸣器，批准拟议中的或业已实行的事项。尽管偶尔有不正规的事情，但党真正按程序进行选举。不过候选人的名单事先经过仔细筛选，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席位可供竞争。作为替代，选举运动被用来教育当地民众，并让他们投入这一政治过程：受指导的参与是根据地民主的特点。选举运动于1939年在晋察冀开始，但全边区代表大会直到1943年才召开——这也是战争期间唯一的一次。晋冀鲁豫的分区选举开始稍晚。在华中和山东的根据地，地方选举开始得相当迟，到1942年才进行。除陕甘宁和晋察冀外，其他根据地都没有选举过全根据地范围的代表大会。

像在陕甘宁那样，尽管贫农心存疑虑，作为重新重视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在根据地都实行了“三三制”。像统一战线作为一个整体那样，三三制绝不意味着损害党的控制和领导，而是使它更有效。但是在根据地，执行三三制不如在陕甘宁那样彻底。在五台区（晋察冀的一部分）的13个县中，1941年选举结果，共产党员得到席位在34%到75%之间。迟至1944年，江苏一个区报称党员当选者占60%—80%，而没有提到三三制。如彭真指出的那样，三三制“不能成为成文的规定，因为把三三制以法律的语言固定下来是与真正平等的原则和普选权的原则直接相对立的”，但他也注意到“当我们提出并执行三三制，并且严格保证所有抗日的人的政治权力时，最后地主也会出来支持并参加抗日政权”。一份国民党情报机关的机密报告（1944年4月）证实了中共的统一战线往往很有效，“过去对中共不满的士绅……也满天赞誉，觉得　[中共]政府毕竟并不太坏，它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要求批评……中央政府与他们差得太远了”。[127]

虽然当地的一些积极分子是自发地站出来的，但从出身好的农村居民中补充优秀村级领导却有困难。有些站出来的人不适合，或是后来发现不能胜任或品行不端。少数值得注意的人是国民党特务、汉奸或受当地士绅操纵的人。农民的消极态度是根深蒂固的：狭隘的保守主义，屈从和宿命论，缺乏自信心，不愿与官员和政府打交道，希望不引人注意，担心会招致邻人的嫉妒或不满。此外，贫苦农民通常是文盲，也没有经历过比家务更大的事，况且他们也不愿被迫陷入出力不讨好的公务。使上级感到不安的是村里的党员也表现出许多这样的看法。地方干部经常用农民自己丰富而直率的语言汇报这些态度。因此，必须把这些形象与为保卫自己的村庄和国家而战，为建立新的更美好的社会而工作的富有贡献精神和战斗精神的较为大众熟悉的农民的形象放在一起。农村中国是个各种态度、利益及社会集团的万花筒，对此简单的描述是不会公正的。

“精兵简政”和“到农村去”等组织性措施在某些根据地得到实施，但在另一些根据地却几乎没有提到。毫不奇怪，晋察冀在1942 和1943年推行了这些政策，包括对边区政府本身的大量精简。但在大部分根据地，延安意识到的官僚主义似乎没有被看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确实，经常抱怨缺少行政人员（命令主义、瞎指挥受到普遍的责难）。因为党已经绝大部分在农村，“到农村去”并无多大意义。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对军事任务应接不暇，很少有机会像陕甘宁卫戍部队那样参加生产，尽管他们一有可能就去帮助生产。

干部教育在大部分根据地与陕甘宁很不一样：在意识形态方面较为简单，更倾向于完成特定的任务，如举行地方选举，实行减租，组织生产或扩军和军训。在这些根据地，党的干部很少有时间或有教育背景去学习文件，或长时间讨论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结果是，整风比陕甘宁提得少，而且通常有不同的含意。对普通党员来说，整风主要是指增强支部的战斗力，克服消极态度，工作正规化以及经常的棘手的清除不良分子的任务。党的基本学说和主要的文件都以简化的形式表达，有时像容易记住的对话或格言。直接的灌输和斗争会比“批评—自我批评”采用得更多。党性表现好坏的典型被树立起来，供仿效或谴责。一有机会就召开会议。训练和其他运动安排得与季节活动一致：减租减息运动的高峰期在春天和秋天的收获季节，选举通常在秋收后的初冬举行，征兵在几乎一年一度的“春荒”时期最好办。

对于受过教育较多的干部，标准要高一些。他们通常是在区级或地区级工作的“外来”干部。特别是刘少奇，他试图通过华中局把延安式的整风移植到他管辖的根据地去。为学习指定了同样的全部文件，并召开批评—自我批评会。然而在1942年，刘少奇的整风措施“只是在地区党的领导机关的严密监督下，在军队和其他组织的高级干部中产生了影响”。[128]

战争中期，中国共产党经受了巨大的压力。然而，在1927年和1934—1935年共产主义运动仅免于难的地方，战争中期的危机并没有威胁到党的生存。到1940年，在战时条件下，共产主义运动已拥有充分的地域和民众的支持以经受任何风暴。可是像国民党的游击战的经历所表明的那样，这种结果并不是必然的。中共的民众支持的基础被有组织的控制和有步骤的改革所增强和提高，它既是真诚的，也是不完全的。党的指令必须不断地重申和扩充。党不得不调动它的全部智谋和经验，现实地面对困难，承认自己的缺点，而首要任务是坚持下去。

3战争的最后两年，1944—1945年

在战争的第五周年（1942年9月7日）[原文如此]，毛泽东在《解放日报》的社论中写道：“抗战形势，实处于争取胜利的最后阶段。”尽管他描绘现阶段是“黎明前的黑暗”，预见到前面的“极端的困难”，但他认为可以在两年内打败日本。[129]

毛的预言过于乐观，但有迹象表明形势正转向不利于轴心国。在俄国人英勇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是德国东线进攻的顶点——之后，紧接着就是盟国侵袭北非。在太平洋，珊瑚海战役（5月）和中途岛战役（7日）清楚地预示美国将掌握制海权。8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所罗门群岛登陆，对日本发动进攻。

1942年晚些时候，在中国战区，尤其是在共产党控制的根据地，胜利的先兆还很渺茫。但过了一年，当1943年慢慢逝去后，风无疑变得更暖。甚至在东京的日本最高统帅部——虽然中共很难了解到这一点——也开始筹划如何避免失败，而不是如何取胜。但共产党所能看到的是强化治安活动下降，以及日军从偏远乡村撤退增多。像战争初期那样的偶然的快速扫荡取代了并延长了1941—1942年的清乡战。

一号作战及其后果

事实上，从1937年至1938年起，日本人一直在为他们在中国的最大军事进攻做准备。[130]自1941年以来，这一战役即以某种状态受阻于绘图板上。其主要目的是打通一条起自朝鲜直达河内的南北走廊，以提供一条替代海上航道的陆上通路，因为在海上航道上能把重要原料运往本岛的日本船只实际上已被扫清。第二个目的是摧毁中国东南部的美国空军基地。

一号作战计划始于1944年4月的郑州战役和洛阳战役，然后沿平汉铁路穿过河南向南推进。因为日本人试图扫清武汉至广东间的铁路线，夏季在长江以南的湖南爆发了最为激烈的战斗。长沙于6月陷落，衡阳于8月陷落。到初冬，已实现南北连接，但日本先头部队转而西进，攻占桂林、柳州和南宁的机场。西北方向是贵阳，有公路通往重庆。形势如此严峻，美国和英国的文官于12月从战时首都疏散，失败或投降的灾难性预言猖獗一时。然而事实上，日军先头部队已消耗殆尽，无力继续前进了。

与国民党所遭受的破坏相比，日本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重庆当局承认伤亡30万人。日军奉命首先消灭国民党中央军最精锐的部队，他们知道地方部队将随之瓦解。后勤的损失也同样严重：估计40个师的装备以及新沦陷区特别是“鱼米之乡”湖南的资源。

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1944年春，河南有数万人饿死。[131]虽然1944年下半年看到了盟军缅甸战役的胜利高潮，并重新开通了进入中国西南的陆上通道，但这些在美国战术指挥及美军和英军参与下取得的胜利不足以弥补国民党在其他战场上的损失，也不足以挽回他们受到损害的声誉。

一号作战的严峻局面及美国对中国政治的详细考察为共产党在大后方——在某种程度上由重庆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地区——的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会。到1938年末汉口陷落时止，中共已享有很大范围的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自由。此后，国民党的审查和镇压迫使中共除官方批准的联络小组和新闻记者外，再次转入地下。当然，中共一直试图渗入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和军队单位，双方打的秘密战都很成功。但境况一直极为危险，以至来自延安的指示是潜伏，保持或改进掩蔽，以及等待工作环境改变。

当一号作战推进到南方和西南时，持异议的地方人士开始暗中议论除掉蒋介石的可能性。独立的军阀龙云控制下的云南省是聚集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和不满的政治人物的避难所。昆明也是滇缅公路和从印度“飞越驼峰”的空中运输线中国一方的终点。1944年9月，当一号作战的急流、史迪威事件的危机和反国民党的不同政见汇集成一股旋流时，有几个小党和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小团体联合组成了中国民主同盟[132]。[133]随着1941年初新四军事变发生，这些人士试图起缓和和调停的作用。大部分人信仰自由的价值观和民主政治，并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根本的、但非暴力的改革。虽然民主同盟缺乏群众基础，也不是统一的运动，但同盟的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受过西方教育——对受过教育者的舆论和外国观察家有影响，尽管他们的人数有限。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民主同盟的成员，他们似乎是为所有正义事业——和平、公正、自由以及扩大参政范围——发言，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相信这些事业。

就大部分而言，中共乐于让民盟以自己的声音讲话（虽然它在民盟中确有工作人员）。如果国民党实行改革或做出让步，真正的受益者将是中共，而不是民盟。另一方面，如果国民党人拒绝与民盟合作或对它进行反击，他们就进一步为自己招致反动的恶名，并把更多的温和派驱向中共一边。无论是民主同盟作为“第三种力量”的想法，还是某种反蒋政变的密谈，都没有产生任何结果。但是二者都以蒋介石和国民党受到损害，为中共改善形象提供了新的机会。

政治和军事的发展

日军对一号作战河南阶段投入了近15万人，对湖南—广西阶段投入了近35万人以上。尽管华北和华中日军总数没有显著下降，但是应一号作战第二阶段的需要，从这些战区抽调了许多有经验的军官和士兵，而用守备队或来自本岛的新兵顶替他们。日军也增加了对伪军的信赖，抓紧了某些军事上松弛的环节。据延安的参谋长叶剑英提供的资料，1944年6月的情况如表30所示。

表30　在华日军和伪军，1944年6月

资料来源：叶剑英《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卷，第226—228、233页。这是1944年6月22日向首批访问延安的中外记者团介绍的情况。

表31（参见表18）　中国共产党的兵力，1944—1945年

* 假定和1944年6月的比例一样。

资料来源：这是一个合成的表。1944年6月的数字取自叶剑英：《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1944年10月和1945年3月的数字是《解放日报》（1945年3月17日）刊载的数字。1945年4月的数字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的数字。

在共产党方面，党和军队重新开始发展，但在战争最后阶段，党的发展形式不同于军队。大约从1943年中期到1945年中期战争结束，党再次扩大，只是比战争头几年慢得多。如上所述（表16），从1943年中期到1944年中期，中共发展了约10万人（约15%）。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时（1945年4月），毛宣布有党员120万，比一年前增加40%，比1942年的低数字高出60%以上。因此，到战争结束时，有近半数党员党龄不足两年。

与党的持续发展相比，军队的规模有好几年几乎保持不变，征兵数只稍多于足够补充伤亡。1944年下半年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在不到一年里，共产党当局宣布，他们的正规军（野战军加地方部队）实际增长了一倍。

这一迅速发展，部分地是对1944年和1945年地区有机会扩大所做出的反映，也是由于预感到日本的失败以及届时军队的重要，它既是执行政策的工具（接管日本占领区或与国民党人争夺）。也是讨价还价的筹码（因为任何谈判解决的条件都将反映现有的实力）。这种发展主要来自迅速将地方部队编入野战部队；因此所称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大量增加较多来自改编，较少来自招募新兵。在这些正规部队之下是兼职民兵——华北大约有150万，华中有50万。民兵在保卫村庄、辅助执行政策以及提供地方情报、短距离传递急件、运输给养和担担架等任务中都是很有用的。但是他们的训练是初步的。事实上没有武器能发给他们。民兵不指望像正规战斗部队那样执行任务，他们也很少这样做。

叶剑英报告，从1943年中期到1944年中期作战次数比前几年急剧增加；与此同时，作战规模较小，其中大部分对伪军，而且伤亡比率愈来愈对中共有利。1943年年中到1944年年中期间，共产党伤亡数为29000人，不及1941年年中到1942年年中期间的64000人的一半。[134]

战争头几个月出现过的争论有些又重新出现了，有些军事领导人主张加速扩张，并从传统的游击战向较正规的作战转变。有些高层领导人显然想立即攻打中、小城市。1944年春一号作战进行之际，八路军在河北对战略要点石家庄铁路枢纽进行了试探性的进攻，甚至短暂地占领了重要城市保定。也是在这个时期，河北北部和南部平原根据地都恢复了活动。毛原则上同意前进战略，并使党处于能利用日本最后战败的地位。1944年春，他极力主张他的同志们要“注意在大城市和沿着主要交通线开展工作，并把城市工作提高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可是他仍劝告要审慎、灵活，并对党的能力作出现实的估价：

我党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党内还不够统一，还不够巩固，因此还不能担负比较目前更为巨大的责任。今后的问题就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这就是为着将来担负巨大工作的第一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135]

毛还担心他的野战军司令员们会鲁莽从事，不能相互配合，或不了解战略全局。有好几次他申斥的正是这种“山头主义”。他一定回想起未经批准的百团大战和未能控制项英。

然而，没有理由在中共首先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和国民党已被清除的地区退缩不前。在这些地区，仅有的问题是战术方面的——用手中的资源能完成多少任务，敌伪的对抗可能达到何种程度。敏感得多的问题是在国民党仍声称拥有主权的地区或在一号作战中新丧失的地区开拓大块新根据地。朱德、叶剑英和陈毅都表明他们对这样的发展想得很多；他们显然发现前景是很有吸引力的。最终，中共虽然进入某些上述地区，但做得很谨慎，有选择，并采取低姿态。

在战争中的最后一年，中共对以前形成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政策进行改造，他们这样做既是由于因胜利而产生的信心，也是由于对党的影响和力量的局限性的现实的评价。在新的“解放区”，中共做了很多工作，像早期发展浪潮中做过的那样，他们做了为得到初步立足点所必须做的任何事情，然后再扩大影响。在已建立的根据地，重点既放在生产运动上，也放在阶级斗争上。最为经常的是，阶级斗争意味着进一步扩大减租减息。

在许多根据地——包括一些核心地区——减租减息并没有彻底实现，或者乡绅们试图取消已经执行的改革。名为“查租减租”之类的运动在各级和各地区都可看到。许多详细而生动的文件报导了令人震惊的恶劣行为。干部因为对群众工作缺乏理解和兴趣经常受到批评。推诿和腐败是常事。农民的卷入常常是不规则的和勉强的。

人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些报告呢？一方面，它们似乎来自巩固的根据地，在那里作系统的调查是可行的。也正是在这样的地区，人们才会期望改革进行得最彻底和最有效。这或许暗示，在半巩固地区或游击区减租减息几乎从来没有完成过。但另一方面，这些报告是用来刺激运动，表明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以及揭露错误——简言之，是用来作为有力的反面例子。但即使人们接受了这些文件的说教性的意图并怀疑其夸张，对这些文件的紧迫需要也表明了全面完成这些有限的改革超出了党的能力。而且经验表明，强制执行较为激进的经济政策不仅会降低生产，而且经常会吓走和疏远许多中农，尽管这些政策不是针对他们的。

虽然对在中国农村进行革命变革的承诺没有减弱，但党的领袖们认识到，不成熟的、计划不周的尝试是注定不能完成这一变革的，而抽象的说教也没有多少说服力。“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在它们能被那些对这样的模糊概念缺乏经验的农民理解和接受前，必须在日常的基础上被赋予明确的、具体的意义。毛的谨慎与其说是缺乏信心，不如说是对党及其军事力量仍然有限的能力的现实评价。而到1944年，在中国已经拥挤的舞台上，一个新演员——美国——正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人

当日本人袭击珍珠港时（1941年12月7日），中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融为一体了。经过1942年的大部分时间，美国对日本处于退却或防守状态，而对中国的抗战几乎不可能提供直接援助。欧洲优先于亚洲，而不久前跨太平洋的越岛作战战略优先于在亚洲大陆上击败日军的努力。由约瑟夫·w.史迪威将军指挥的中国—缅甸—印度（中缅印）战区成为战争的一潭死水，其重要性主要在于牵制大量日军，并作为盟军空军基地的所在地。与所有其他国家一样，美国承认以蒋介石为领袖和代表的国民党政权是中国的合法政府。

为了使蒋继续作战（他有时暗示——或威胁说——中国已经精疲力竭，可能无力坚持下去），并对对中国的微薄军事援助在政治上给予补偿，罗斯福总统力主中国应被承认为四大强国之一，并应废除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不平等条约”。克服了英国的重重疑虑，这两项工作于1943年完成。美国的长远目标是帮助一个“团结、民主和友好”的中国成为战后亚洲稳定的中心。

在令人迷惑的活动的逆流下面，是美国卷入的战略输入——即最终日本将主要败于美国之手。蒋介石和毛泽东不久都看清了这一点。这两位领袖谁都不想为纯军事的原因抗击日军，如果那样做会削弱以后对付国内对手所需要的实力。尽管毛不可能以这样的措辞来承认它，但他在1938年的论文《论新阶段》中已经预言，“国际形势有利于我们而不利于敌人”。

在战争初期和中期，美国与中国共产党间的直接接触极为有限。1937年至1942年初美国使馆官员偶尔会晤武汉和重庆的中共联络组成员。美国参战以后，这种会见较为经常，有时既有美国军事官员，也有外交官员。虽然一再要求，国民党人仍宣布外国人不得进入一切根据地。只有少数避难者如林迈可或克莱尔和威廉·班德以及一些同情者如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对共产党地区做过报道。最后，当亨利·华莱士副总统于1944年6月一号作战期间访华时，使馆官员说服他迫使蒋介石同意他们访问延安的要求。作为对显已不耐烦的罗斯福总统的这位代表的让步，蒋勉强批准组成美国观察员小组赴延安。一个新闻代表团立即出发；8月官方小组到达并开始工作。至此，“迪克西使团”诞生了。[136]这个小组由富有色彩的“中国通”包瑞德陆军上校率领，既包括军事观察员，也包括政治观察员，如谢伟思和约翰·p.戴维斯等人。他们的报告和介绍后来在美国关于“丢失中国”的激烈辩论中引起极大争议。实际上，所有抢发中国新闻的西方记者都撰写有关“红色中国”的电稿和专著。他们的经历使人回想起1936年的埃德加·斯诺。现在，如那时一样，共产党似乎非常开放，乐于提供消息，并且关心把他们的情况摆在世界面前。

时机是重要的。在1944年和1945年，一号作战以及蒋介石与史迪威将军间的最后冲突——它导致史迪威被召回国——把国民党的短处暴露无遗，而中共则恢复了活力。在较为困难的战争中期，当中共正在为生存而奋斗并进行整风时，执拗的国民党曾阻止美国观察家从共产党人获得第一手的情况。

对于毛和中共来说，美国是一张百搭牌。显然，美国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人承担义务。但美国也对尽快战胜日本及战后建设一个统一、民主与和平的中国承担义务。如果美国认为共产党人是致力于抗日的有效力量——与国民党在一号作战中的表现形成可喜对比——他们或许能得到战争物资和财政援助。毕竟为了赢得对德国和日本的胜利，美国正在与最广泛的盟国合作，不管他们声称的思想体系如何。但清楚的是，如果中共趁国民党人1944年危难之际公开进攻他们，它不可能获得美国的好感。

迪克西使团的成立是美国的有限承认，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抓住这个机会提供帮助（对被击落的飞行员，对为盟军在华北登陆作准备），并拓宽直接联络的渠道。完全承认和军事援助是争取的最高目标，但与美国的任何友好交往以及美国与国民党人之间的任何分裂都是值得想往的，只要不剥夺中共的自主和自治。不管这是不是主要动机，中共事实上在可能与国民党人发生冲突地区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并在某些地区以谨慎的速度向前推进，这样的军事行动可以显示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战斗力。

1944年10月史迪威被召回国，这对中共是一个巨大的挫折，因为它表明蒋介石仍有力量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与此同时，人事的变化——魏德迈代替史迪威任战区司令官，帕特里克·j.赫尔利任罗斯福的特别代表（后任大使）——似乎也不乐观。[137]共产党很快对赫尔利作出评价，作为罗斯福的私人特使，此人似乎有代表美国说话的特别权威。赫尔利认为中共不是真正革命的；莫洛托夫本人曾告诉他，俄国人认为中共是假共产主义者，而且同意不干预中国国内政治。赫尔利确信，当中共认识到他们不能指望从苏联获得帮助时，他们会愿意与国民党和平相处。相反，如果中共相信它可能得到苏联或美国的承认或支持，它将更不让步。赫尔利还自信他能说服蒋介石接受中共加入多党政府，他多次把中共比作美国的共和党——二者都是反对党，都在寻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更大的作用。

11月初，赫尔利对延安作了一次出乎意料的访问，这导致了共同起草五点建议。这项建议草案在语言上——部分灵感来自他对葛底斯堡演说的爱好——比中共过去接受过的任何东西都更概括。但是当赫尔利带着他自己已签字的这个文件回到重庆时，蒋介石拒绝考虑它。于是赫尔利实质上改变了他的立场，并且拒绝对他帮助起草的五点建议承担责任。中共对史迪威被召回的失望加深了对赫尔利和美国的幻灭。

不管怎样，中国两党的政治立场已经相当清楚了。简言之，国民党人坚持共产党应将自己置于中国政府的行政和军事权力之下，作为讨论革新和改组的先决条件。既然国民党就是中国政府，它不可能与中共进行比林肯与杰斐逊·戴维斯协商美国分治更进一步的平等协商。共产党的立场是国民党立场的镜中映像：必须以令人满意的政治和军事改革作为参加重建的政府的先决条件。中共认为自己在政治上与国民党是平等的，而在品德上则优于国民党，并且也不想把自己掌握的地区和武装力量交给他人控制。号召建立“联合政府”是1944 年9月中首先由中共宣布的。此后，直到抗战结束后很久，联合政府始终是中共的谈判立场和宣传运动的中心，就像中共在改善它在根据地的政治和军事地位时心里想着内战一样。

看到史迪威被召回国和赫尔利前后矛盾的迹象，中共领导显然放弃了被美国承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与国民党相互平等的可能性。到1944年晚些时候，周恩来拒绝返回重庆——这清楚表明中共认为与国民党谈判是徒劳的。1945年1月，他对重庆的短暂访问肯定了僵局已发展到比过去更严重的地步。

然而，甚至那个时候中共也没有完全放弃从美国获得军事援助的希望。曾经反复讨论美军在华北登陆作为进攻九州（暂定于1945年10月）的一个步骤。共产党人向魏德迈通报了山东半岛南北沿海根据地的位置。从1944年10月到12月，关于美国和中共采取相当大规模的联合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的零星讨论接着发生——显然赫尔利不知道。双方用过分的语言交谈。美国上校们暗示供应25000名以下游击队的全部装备不成问题，毛曾一度表示访问华盛顿的愿望，并愿让美国军官指挥其军队：“任何时候，不论是现在或将来，我们都乐于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你们的帮助。我们会在美国将军的指挥下全力战斗而不附带任何限制条件……如果你们在中国沿海登陆，我们会在那里迎接你们，并置于你们的指挥之下。”[138]

当赫尔利听到这些非正式会谈后，他立即终止了这种会谈，并要求全面调查。他觉得魏德迈的参谋部和他自己的使馆人员破坏了他本人在政治解决方面所做的努力。到1945年2月，当赫尔利与魏德迈返回华盛顿参与与雅尔塔会议有关的磋商时，中共显然已不再对美国的承认和支持抱任何希望。至少在当时，国共谈判也停止了。

第七次代表大会

在组织方面，战争最后阶段的最大事件是久已宣布但长期推迟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是自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六大的黑暗年代以来首开这样的盛会。如我们已注意到的那样，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计划早在1938年初即已就绪，但由于“战时压力”而无限期推迟，并以1938年晚些时候的六中全会代替。七中全会也是近六年后在七大前夕才召开的。在此期间，毛已建立他的联盟，削弱或清洗了他的对手，而且发展了他那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指导核心的思想。最迟到1944年末，毛泽东已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而且是当前居绝对支配地位的中共领袖。如果他的同志中有人对这一顶峰存在疑虑，他们在公开场合也保持沉默。[139]

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时机受国际和国内两方面考虑的影响。从国际上说，欧洲和亚洲都迅速走向胜利，要求中共以最明确和最有力的形式提出它的战略方针。就国内而言，中共把第七次代表大会安排在与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举行，在每一点上都提出一种与国民党不同的方案，并使重庆处于不利地位。一个竞争者的猛刺再度导致对手的回避和反击。这次“团结和胜利的大会”——被称颂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从1945年4月23日持续到6月11日，整整开了50天。大会的主要工作如下：

（1）确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无可争议的领袖，与此相应，确认“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分析和行动的指南。确实，这种精神笼罩着整个大会。这一点也明确地表现在几天前的七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中，虽然从这一决议放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看，它可能早在1944年中期就已经起草了。这无异于是“毛主义的党史新版本，它将成为官方的正统观念……一个重要的过程——1935年前毛的正确路线的出现与斗争，以及遵义会议以来它的最初胜利和逐步的辉煌的发展”。[140]这一历史观点还体现在新的党章中，新党章进一步宣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如果说这些肯定的说法还不够的话，大会上还有许多留学生的自我批评，包括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和王明。

（2）分别由毛泽东和朱德作政治和军事报告，权威性地确定党的目前和未来的路线。毛的政治报告就是长而全面的《论联合政府》（以后经大量校订编入《毛泽东选集》）。这篇论文可以视为《新民主主义论》的继续，因为它阐述了中共对中国目前形势和未来前景的观点，与国民党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毛要求的联合政府实质上就是五年前所描述的“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政府。虽然基调是统一，但它是国民党所不能接受的统一。确实，全国范围的联合政府的模式已经有了：“在所有这些解放区内……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选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联合政府。”毛还声称，履行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的保证，“在中国解放区是完全实践了”。[141]

然而《论联合政府》在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之间细心地划了一条界限，并试图保留尽可能多的选择余地。在这一点上，毛为约一年来已在奉行的政策提出辩护：承认与国民党的竞争可能是政治的，或者是军事的，或者两方面都有。然而，该报告贯穿始终的调子是咄咄逼人的和挑战性的。毛并不排除谈判和妥协，但这不是主调。

（3）在刘少奇的长篇报告后，通过新党章。刘在报告中用过分的词句颂扬毛——“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以致有人猜测他或许并非完全发自内心。这个党章取代了1928年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并沿用到1956年第八次代表大会，意味深长的是，当时所有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都被删去了）。必然会反映毛泽东的优先地位的1945年的党章有好几处不同于原先的党章，[142]其中主要的是在全党以及党的顶层权力都更加集中。在顶层第一次设置了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中央委员会主席同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主席。新党章还给农村地区更大的代表权，更强调党内民主，而且不再提到苏联和国际革命运动。1945年的党章与17年前的六大党章有很大的区别，具有强烈的乡土气息。

（4）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44名正式委员和33名候补委员）和配备党的高层工作人员。正因为极少出人意料之处，这几处显得很突出：李立三排第15位，远居周恩来之上（第23位）；毛的意识形态专家陈伯达在候补名单中未超过第三位。或许由于与毛的冲突，彭德怀名次低（第33位），远低于他的军职可能令人联想到的名次；叶剑英（第31位）亦是如此。王明和博古是名单中的最后两名。[143]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

在中国战争的最后阶段，苏联的作用主要是静观待变，而不是积极参与。只是到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日本投降前仅六天——它才突然并强有力地从隐蔽处出现在东亚的中心舞台。然而，这并不意味在中国的其他力量可以忽视它。相反，不仅中共，美国和中国国民党也都不得不把苏联放在他们的一切打算之内。在日本遭受两次热核打击突然投降前，美国官方的政策是尽快让苏联加入对日战争。这一态度构成了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上向斯大林靠拢的基础，并在迟至七月的波茨坦会议上继续影响杜鲁门。但对抗和相互猜疑已在侵蚀同盟关系。

蒋介石的目标是阻止美国或苏联对中共的承认和支持。为了达到这一点，蒋的主要手段是向斯大林提供只有他才能给予的让步，以换取苏联只承认他和他的政府。不言而喻，在斯大林方面这一目标必须极谨慎地追求，在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1944年6月访华期间，这是蒋介石念念不忘的事。在三天会谈中，蒋一再抱怨中共口是心非，不听调遣，并断言中国共产党受莫斯科的操纵。他极力主张“罗斯福出来担任中苏两国之间的仲裁者或　‘中间人’”。华莱士极力主张中苏之间可能发生冲突之点应予解决，蒋回答是，允诺可以做“任何事只要无损中国政府主权”。罗斯福几乎有把握相信他有很大的活动余地与斯大林探究中苏关系。他在给蒋的信中写道：“我欢迎你通过华莱士先生所表示的要改善与苏联之间的关系的愿望。你建议让我斡旋安排一次中苏两国代表之间的会谈，我们正在认真考虑。”[144]这些想法是罗斯福与斯大林在雅尔塔的秘密会谈中的重要部分。罗斯福实质上正在用中国的让步诱导苏联加入对日战争。他觉得他这样做也是对改善中苏关系做贡献，是正当的。蒋曾表示他需要改善中苏关系，并愿为此付出代价。作为回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向赫尔利表示，他们完全不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并没有支持中共，而且他们准备根据他们对雅尔塔会谈的理解，承认蒋介石并与他打交道。

6月中旬，赫尔利向蒋介石通报了雅尔塔会议，下月中苏会谈开始，并于1945年8月14日即日本投降那天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得到了他想要的：保证承认和不干涉，并许诺道义上的支持和军事援助全部给予“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代价是高昂的——对雅尔塔条款的夸张理解，加上其他几项不明确的目标——并随后导致国民党对美国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的严厉谴责。俄国人则回到比日俄战争前沙皇统治下更高的地位。与此同时，俄国军队迅速侵入满洲全境和朝鲜北部，大部分占领是在日本投降后几天内完成的。8月19日，俄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历史上首次会合。

整个战争期间，中共或者称颂和维护苏联，或者保持沉默。但显然毛是独立行事的，并且有理由对俄国人的许多做法深为不满：战争初期只援助国民党，1939年德苏条约，1941年对日中立条约，继续并只是偶尔批评地承认蒋介石。他或许怀疑斯大林确实对他本人作为第一个未经克里姆林宫帮助和认可而获得权力的中国共产党领袖，对他的政策，以及首先对中共的胜利前景心怀疑虑。在无疑是毛精心作出的决定中，中共七大几乎完全无视苏联和斯大林。[145]

在延安和重庆的中共报纸对苏联8月8日参战的庆祝几乎还没有结束之时，日本就投降了，中苏条约也公布了。对条约的不满必然冲淡了胜利的喜悦。尽管中共在公开场合试图表现出最好的姿态，但党的领袖们感到痛心、愤恨和迷惑不解。一个中层干部的讲话肯定代表了许多人的想法：

为了维护和巩固远东的和平，苏联已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这有利于中国和世界人民而不利于日本及其他所有战争贩子。然而，苏联同时要承担条约中的义务，就不能对我们进行直接的援助，而这一做法当然对我们有某些限制……我们无法理解俄国人的实际政策。[146]

毛后来带着痛苦的口吻回忆道：“他们不许中国革命：那时在1945年。斯大林想阻止中国革命，说我们不应打内战，而应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将遭毁灭。”[147]

瞻望

日本投降对于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大地当然是一件伟大且令人欣喜的事件。它标志着外国入侵的结束，以及所有中国人的希望：在似乎无穷无尽的苦难和牺牲之后，真正的和平可能终于到来了。但是日本的投降并不意味战争在中国结束，因为日本入侵只是复杂、多边的政治和军事冲突的一部分，所有其他方面依然如故。甚至对日本人来说，射击还在继续，因为日本军队在执行国民党人的坚守阵地、不得向共军投降的命令。

这样一来，毛和他的同事们几乎没有时间喘气并庆贺一下他们自1937年以来所取得的进展。然而，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中，毛还是花时间做了一下回顾和展望。过去被描绘得黑白分明；没有用浓淡不同的灰色来描绘抗战前或抗战中的国民党和它的领导人。据毛看来，内战的危险极大，因为蒋介石和他的外国支持者将极力夺取本应属于人民的胜利。毛非常冷静地看到，在中国，力量的平衡并非有利于中共：“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人民，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胜利果实究竟落到谁手……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要以为胜利的果实都靠得住落在人民的手里。”有一些果实——所有主要城市和东部沿海——将肯定落到国民党手里，另外一些果实是要争夺的，还有其他的——根据地和敌占区的乡村——会落在“人民”手里。唯一的问题是斗争的规模将有多大：“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爆发？……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呢？这种可能是有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和帕特里克·赫尔利将军从延安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讨论和平、民主和团结问题。

最后，毛泽东强调要自力更生。他确认美国是一个敌对的帝国主义大国，并坚持不需要来自苏联的直接帮助：“（在世界上），我们并不孤立，（但）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然而，与此同时，“钟不敲是不响的……扫帚到了，政治影响才能充分发生效力。……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绝不作空想。”

* * *

[1]到1940年为止，据说每月补助行政费10万元及新给番号的八路军的三个经核准的师的维持费50万元。见詹姆斯·p.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第279页和引用的资料。

[2]《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竹内实等编：《毛泽东集》第5卷，第266—267页。

[3]《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1938年11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8页。

[4]《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82页，《论新阶段》（1938年10月）。

[5]毛泽东选用的词是“阵地”，意思是为进行军事行动或战斗而集结军队的地区。

[6]《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5页。

[7]中共派张国焘到陕西中部祭奠黄帝陵。——译者

[8]格雷戈尔·本顿：《“第二次王明路线”（1935—1938年）》，《中国季刊》第61期（1975年3月），第77页。

[9]同上。又见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

[10]《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72页以下。

[11]张国焘回忆，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懊丧地叹息道，“拿那么多军火给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少分给我们一点”。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418页。

[12]《解放报》第36期（1938年4月29日），第1页，声明是在1938年3月11日写的。

[13]《抗战的现状和任务》，载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卷，第363页。

[14]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75页。

[15]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294页。党员人数和军队人数不得加在一起，因为许多军人同时是党员。军人的1/3大概是党的某一类成员（正式党员、预备党员或发展对象）。

[16]晚至1944年，八路军的较佳单位步枪和卡宾枪数量只有战斗人员总数之半，而机枪和迫击炮缺口更大，火炮几乎完全没有。见莱曼·p.范斯莱克编：《中国共产党运动：美国陆军部报告，1945年7月》，第185页。

[17]简·l.普赖斯：《干部、指挥员和政治委员：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训练，1920—1945年》，第8、9章。

[18]1941年夏以前，《解放》以杂志形式每隔约十日出版。然后该刊改为日报出版。

[19]林迈可：《不为人知的战争：华北，1937—1945年》。林迈可回忆，由于密码错误，毛泽东的“从群众中得到尊重”竟被译成“从迷雾中得到珍宝”。大约经过一年，在1941—1942年，日本人破译了中共密码，始能解读中共电文。

[20]中村隆英：《日本向华北的经济推进，1933—1938年：北支开发会社的成立》，载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第220—253页。

[21]平型关应在大同以南。——译者

[22]黎令勤：《日本军队在华北，1931—1941年：政治和经济控制问题》，第203页。

[23]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年》，第1—9页和第6章。

[24]黎令勤：《日本军队在华北，1931—1941年》，第108页。

[25]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人民日报》（1980年5月5日）第2版。

[26]凯思林·哈特福德：《一步一步来：晋察冀边区的改革、抗战和革命，1937—1945年》（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0年），第118—119页。

[27]彼得·施兰：《游击经济：陕甘宁边区的发展，1937—1945年》，第99页。另有8.6万名移民在1941—1945年间到达。

[28]约翰·伊斯雷尔和唐纳德·w.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加者》，第179页。

[29]这种补助的重要性往往被忽略。每月补助的总额60万元在1937年中期相当于18万美元（近似汇率为3.35∶1），即每年215万美元。“这笔补助在1938年足以支付1936年政府全部开支有余。这表明国共合作解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前两年的全部财政困难。”见施兰：《游击经济》，第183页。

[30]雷蒙德·f，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和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年》，第2—4章。

[31]唐纳德·g.吉林：《军阀：1911—1949年在山西省的阎锡山》，特别是第9—12章。

[32]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

[33]《人民日报》（1980年5月5日）第3版。

[34]莱曼·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第142页。

[35]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52页。

[36]彭德怀：《关于华北根据地工作的报告》，载《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3卷，第351页。

[37]引自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64—65页。

[38]宋劭文是北京大学毕业生，1933—1934年曾因宣传抗日入狱，见哈特福德：《一步一步来》，第84—89页。

[39]陈永发：《革命的形成：1937—1945年华东和华中的共产党运动》（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1980年），第38—48页。

[40]中原局总部最初驻在平汉铁路线上的确山，大约在郑州和武汉的中点。这是在武汉失陷后不久，中共可能估计日军将沿经过湖南和河北的铁路线大规模推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原局将占有利位置，便于指导作战。在弄清日军置平汉线此段于不顾后，中原局东移。

[41]刘少奇：《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载解放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5卷，第42页。

[42]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6页。

[43]刘少奇：《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第45—46页。

[44]刘少奇：《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第48页。

[45]曲直生：《抗战纪历》，第37页。

[46]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1页。

[47]小罗伊·霍夫海因茨：《中国共产主义胜利的社会生态学：农村影响模式，1923—1945年》，载鲍大可编：《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政治》，第72、77页。

[48]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1页。

[49]史坚雅说中国由九个大区组成，每个大区通常有一个与流域和平原相结合的核心区。周边比核心区穷得多——的确，核心区“剥削”周边的廉价劳动力、木材、自然资源等等。省界往往（但不一定总是）沿周边并包围核心区。见史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211—220页。

[50]引自阿瑟·l.斯廷库姆：《社会史的理论方法》，第34页。还特别提到托洛茨基：“事实上，仅仅存在穷困不足以引起暴动；如果是暴动，群众总是在造反。历史确实表明，社会制度的崩溃将使穷困成为不可容忍，而新条件和新思想将打开革命出路的前景，这是必然的。那时，在完成群众所构想的伟大目标的事业中，群众将表明能够忍受两三倍的穷困。”同上书，第33—34页。托洛茨基认为自发的暴动是一种没有希望的“民众反抗”。

[51]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4页。

[52]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175页。这些关系所提出的争论不限于租、息、税。这里也有其他因素（如水权、劳务、“常例”、领主权等）。

[53]《彭德怀自述》，第227页。

[54]地主既积极抵抗又消极抵抗。如果地主没有他们指挥的武装人力，他们可能召集附近民团（见本书第6章）。地主有时向国民党军、伪军或日本特务传递情报。他们结合使用威胁、诱惑和贿赂等手段使当地农民就范。比较消极的抵抗是表面上与新政权合作。一般采用的策略是送子参加八路军，或成为地方上的积极分子。

[55]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3页。

[56]林迈可：《晋察冀边区税制，1938—1945年》，《中国季刊》第42期（1970年4—6月），第2—3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124—132页。无论什么阶级，正当的商业、工业或手工业活动不纳税，新垦或还耕的土地免税。

[57]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9页。

[58]林迈可：《晋察冀边区税制》，第3页。

[59]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129—132页。

[60]标准简化分类如下：地主：全靠地租和其他收入为生，自己不劳动。富农：参加农业或其他劳动，有多余土地出租。中农：自给自足的土地所有者和经营者，既不租入土地也不租出土地。贫农：有一些土地，不足以养全家，租入土地弥补。佃农：没有土地，但有受到承认的耕种（年度、长期或永久）他人所有土地的权利，付所耕种的全部土地的地租。工人：雇工，或当长工，或当按日、周等订约的短工。

共产党人很知道这个分类与五花八门的土地租佃方式不符合（见本书第5章）。一些很贫穷的农民因年老或不健康不能耕种土地而把全部自有土地出租。佃农有时也是地主，不拥有自己名下的土地，但靠转租土地地租为生。因此，在划分农民成分时，地方干部也强调收入/消费水平、生活方式以及与共产党政策合作的程度。

[61]引自阿尔文·d.库克斯和希拉里·康罗伊编：《中国与日本：寻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平衡》，第303页。

[62]这些是指（a）《防制异党活动办法》，（b）《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和（c）《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97页。

[63]《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4页。

[64]引自范斯莱克：《敌与友》，第142页。

[65]《中央关于在山东华中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的指示》，1940年1月28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卷，第138页。

[66]戴维·保尔森：《华北的抗战与革命：山东根据地，1937—1945年》（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2年），第75—77页。这是韩复榘部下范筑先率领的一支纵队，范筑先率领一批不断壮大的抗日战士，直到1938年11月被围失败。范筑先受伤，为避免被俘而自杀。

[67]保尔森：《华北的抗战与革命》，第94页。

[68]同上书，第107页。

[69]《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9页。

[70]蒋介石任国民党总裁是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推选的，不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的。——译者

[7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5—704页。这个版本经过重要校订。原文可在《毛泽东集》第7卷，第147—206页找到。

[72]本节叙述大半根据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1章所载的资料和格雷戈尔·本顿所提供的情况。

[73]冷欣任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总指挥，顾祝同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译者

[74]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95—97页。

[75]《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72页。

[76]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第139—140页。

[77]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226—228页。

[78]美国国务院：《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尤其是关于1944—1949年时期》（即《中国问题白皮书》），第530页。

[79]林迈可：《不为人知的战争》，未标页数。

[80]凯思林·哈特福德：《镇压与共产党的成功：晋察冀个案，1938—1943年》（未刊文稿），第370—371页。

[81]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200—206页。

[82]正太线从正定至太原。——译者

[83]同蒲线从大同至风陵渡（属归蒲州）。——译者

[84]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206页。意译的译文。

[85]哈特福德：《镇压与共产党的成功》，第432—434页。

[86]《彭德怀自述》，第235页。如果彭德怀是正确的，那么这个时候中共在晋察冀根据地没有控制任何县城。

[87]《彭德怀自述》，第237页。

[88]《彭德怀自述》，第236—237页。彭德怀还说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军事行动只是根据他的命令计划执行的，事先未通知延安，也未得到延安批准。如果是这样，在延安的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一定因不能控制华北战场和华中战场的高级指挥员而感到大为失望。

[89]这已成为国民党史的诚实问题。我曾较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并认为这种政策从未宣布过；在这种意义上此项指控是捏造。但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中共的实际行为接近于这种力量划分。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159页。

[90]杨成武，引用于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280页。

[91]2500万人中，有许多居住在半巩固区或游击区，巩固区人口下降甚至比一般数字所表示的更快。八路军损失只有一部分是直接战斗伤亡。其他因素有调正规军当游击队（以加强游击队，更紧密地与当地居民结合。减轻支援部队的负担）；淘汰素质低劣或失去战斗力的士兵；以及逃兵。1939年末一份中共文件（据推测是晋察冀）举出逃兵率两例：“一个主力部队单位”，16.4%；“一个新建游击队单位”，20.8%。逃兵在一个单位调离本地时格外严重；地方部队中的农民兵往往拒绝离乡。这也是把若干专职士兵降为民兵的另一动机。

[92]郭华伦：《中共史论》第4卷，第75页。

[93]日本称中条山战役为中原战役。——译者

[94]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110—111页。

[95]汪伪淮海省省会设在徐州市。——译者

[96]《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8页。

[97]沃森编：《毛泽东与边区的政治经济》，第232页。

[98]施兰：《游击经济》，第120页。

[99]旎兰：《游击经济》，第146页。纺织品生产数据分类统计（1943年的百分比）：家庭工业（44%），国有企业（31%），资本家企业（19%），中国工业合作社（6%）。

[100]“整风”就是“整顿作风”。

[101]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166页。

[102]见本书宣道华著第14章。划分“思想”和“理论”，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分析，可见于弗朗兹·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2版，第21页以下。舒尔曼提出中国共产党把纯理论（置于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的抽象的原理）和“思想”（把这些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具体情况）区别开来。关于毛泽东的思想/政治第一的历史演变，见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怀利对舒尔曼的分析持不同看法。

[103]《毛泽东集》第4卷，第63页。许多整风文献可见博伊德·康普顿：《毛泽东的中国：整风文献，1942—1944年》。

[104]《毛泽东集》第8卷，第75页。这类不客气的话已在《毛泽东选集》中删去。

[10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5—826页。

[106]《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载于康普顿：《毛泽东的中国》，第33—53页。下文简短摘要取自同一来源（有时经过转译）。

[107]默尔·戈德曼：《共产党中国文学上的不同意见》，第21页以下。当时《解放日报》主编是秦邦宪（博古），他的副手之一是张闻天。两人在30年代初同属王明派，虽然他们后来更靠拢毛泽东主义阵营。然而没有他们的同意，持不同意见者不可能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丁玲是该报的文化版编辑。

[108]见康普顿：《毛泽东的中国》，第6—7页。

[109]整风文献中，有毛泽东文章6篇，中央委员会文件5篇（可能全部或部分由毛泽东执 笔），刘少奇、陈云和康生各1篇，宣传指南1篇，军队报告1篇，斯大林3篇，列宁和斯大林1篇，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领袖）1篇和《联共（布）党史》的《结束 语》。四篇苏联文献是后来加的，似乎是后来想起来的。

[110]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特别是陈伯达）很认真对待这一挑战，或许想利用它在党内提出不要做出危害毛泽东或损伤他的形象的行为。晚至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承认“国民党仍然有颇大的影响和实力……我们一定要降低国民党在民众心目中的影响和地位，达到提高我们的影响和地位”。见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218—225页。

[111]只可能粗略估计。党籍并不直接有价值，因为许多级别低的党员参加生产。1941年末，有大约8000名官员支领谷物俸给（谢尔登：《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第152页）。这个数字显然不包括党的高级干部。也不包括大约4万名守备部队，直到这个时候他们大部分也是非生产者。因此，总数可能达到5万人。在140万人口中，大概1/3弱为15岁至45岁的男子。这样，陕甘宁壮丁可能有10%脱离生产。

[112]村级的规避行为在民间作家赵树理的受到官方赞扬的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中有生动的描写。

[113]这位虚构的主人公是一个贫苦不识字的农工，擅长板话，他用尖锐的打油诗揭露村中要人多年来欺骗从区里来巡视的共产党干部。

[114]《解放日报》（1942年4月3日）。这次调查也显示87%党员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入党；39%是文盲。这是我所知的唯一的这类“民意调查”。

[115]引自施兰：《游击经济》，第193页。关于人员数据，见谢尔登：《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第215—216页。这个领导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2.25万人（不含军人）享受供给制。

[116]谢尔登：《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第142—143页。

[117]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116—121页。

[118]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7页。

[119]引自中央统战部1940年11月2日指示。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269页。

[120]《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36页。

[121]施兰：《游击经济》，第251页。

[122]赵国俊：《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1921—1959年》，第51页。

[123]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234页。

[124]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第52页以下。

[125]从李成瑞：《抗日战争时期几个人民根据地的农业税收制度与农民负担》第108—109页上的数据导出。1941年和1942年某些减产大概是因为那两年根据地规模的变动和日军的扫荡。

[126]见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338页以下。

[127]这段的数据和引文取自范斯莱克：《敌与友》，第150—153页。

[128]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532页以下。

[129]《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1942年9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81页。

[130]一号作战的概要主要采自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1945年》，第73—82页。

[131]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

[132]应为民主政团同盟。——译者

[133]关于持不同政见者，见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第113—117页；关于民主同盟及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168—184页。

[134]《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第238页。

[13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50页。

[136]迪克西使团的最著名成员谢伟思猜想，这个名字来自歌词“他们所说的迪克西的一切是真的吗？”迪克西当然是造反者一方。

[137]赫尔利显然只接受罗斯福的口头指示，而且从开始就不受他颇藐视的国务院的约束行事。他后来声称他的使命是防止国民党崩溃，支持蒋介石，协调蒋介石和美军司令官之间的关系，防止经济崩溃，为打败日本而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及促进中国内部团结。见以下第13章。

[138]引用于詹姆斯·b.里尔登-安德森：《延安与列强》，第56页。

[139]看起来似乎是，勇猛的彭德怀在七中全会上表示过这样一些疑虑。见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262页。

[140]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261页。

[141]《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5页。

[142]这个概括依据康拉德·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419—421页。

[143]康拉德·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292页。又见唐纳德·w.克莱恩和安妮·b.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1921—1965年》，附录50，第1081—1089页。

[144]《中国问题白皮书》，第549—560页。

[145]在《论联合政府》的专论国际形势的几小节中，毛只提到苏联是联合打败法西斯势力的三（或五）大国之一。不提苏联的领导作用，也不提斯大林的名字。

[146]引用于里尔登-安德森：《延安与列强》，第103页（但是是转译的）。

[147]宣道华：《毛主席向人民讲话》，第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