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我国大后方和沦陷区的一般民众，都相信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日本不自量力，居然和美国打上了，其结果一定会失败的，这是全国人民一致的看法。
人们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日本人看不到这一点，难道他们自己不觉得那样小的一个岛国，就能够打倒英美两国联军的势力？竟胆敢偷袭珍珠港呢？他们的理由是：如不把美国的海军毁掉，日本迟早要吃亏的，与其那时候被他们打，不如现在先打他们。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一方面采取了资本主义，一方面采取了帝国主义，双管齐下，同时向国外发展。他们为了争取国外市场和扩展国家的势力，不择手段，不顾信义地向他国侵略着，除非碰到强有力的阻止，他们是不会停止的。这就是日本突袭珍珠港的原因。只是他们军阀的眼光短浅，太高估自己的力量！
自19世纪的中叶，以迄20世纪的中叶，这100年的期间，西洋发展了一种资本主义。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造成了一种向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日本就是因为采取了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而成为一个强国。我们呢，也想照日本的维新办法，富国强兵。日本用资本主义来发展产业，以充实国库，然后再用以强兵。富国强兵是给他们做成功了。那么我们呢？我们想富国，但是没有富国之道。因为我们中国人向来的思想，尤其是儒家，是讲不患寡而患不均，不主张私人资本主义。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富国政策，不是要发展私人资本，而是发展国家资本。如招商局、开滦煤矿，以及铁道、银行（如大清银行）等，都是国营的，私人资本向来不受重视，而且政府时时在设法阻止它的发展。因为大家相信个人资本的发达，会造成社会的不均的。这种思想实违背了19世纪发展工商业的基本条件——私人资本主义。因为国家资本所经营的工商业，没有同业间的竞争，则必然影响其进步与发达，国库也就因而不丰，当然没有钱来强兵。数十年来，我们一直希望国富兵强，而结果是国既愈搞愈穷，兵也愈养愈弱了。
珍珠港事件以后，大家都认为最后的胜利必属于联军，但是在中国大陆和欧洲战场，都还有一段艰苦的时间需要奋斗。那时候，我刚接任红十字会会长。由于职责的关系，我曾和一个学生，带了许多美国红会赠送的药品，坐了一部美国红会赠送的很漂亮的大救护车，到后方去视察红十字会的工作。我们从昆明到贵阳，再到桂林，然后转衡阳，再折回桂林，到湘西镇远，又回到贵阳，最后又到了重庆。因为我们红十字会的总会在重庆，在那里稍事勾留，即驶往昆明红十字会的办事处。由该地沿滇缅路西行，视察各地红十字会的工作，到保山为止。在这几个礼拜的视察途中，看到好多极其残酷的事，使我心悸神伤，迄今难忘。
当时我是以红十字会的会长资格，去视察各地壮丁收容所的。管收容所的人，见我带了药品，他们以为我是一位医生，因为里面生病的人很多，所以都让我进去了。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州来的壮丁谈话，我问：“你们从哪里来的？”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700人，可是现在只剩下17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下17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先生，没有人逃跑啊！老实说，能逃跑到哪里去呢？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连水都没有的喝。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的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听了这些话，我不禁为之悚然！当时那17人中有几个病了，有几个仍患痢疾，我便找医生给他们诊治。照那情形看来，我相信他们的确没有逃跑，像那荒凉的地方，不但没有饭吃，喝的又是有传染病菌的溪水，能逃到哪里去呢！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为的是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劣，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那侥幸未死的一些壮丁在兵营里受训练，大多数东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稳。这是因为长途跋涉，累乏过度，饮食又粗劣而不洁，体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恶性疟疾流行，因此一般壮丁的健康情形都差极了！
押送壮丁的人，对于壮丁的死亡，似毫无同情心，可能因为看得太多，感觉也就麻木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它们常因抢夺一条新鲜的人腿，而红着眼睛厉声低吼，发出极其恐怖的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有的地方，壮丁们被埋起来，但埋得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条腿或一只脚在地面上，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搐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
有一天晚上，贵州马场坪一个小市镇里，屋檐下的泥地上零零星星地躺着不少病倒的壮丁。我用手电筒向他们面部探照了一下，看见其中的一个奄奄一息。我问他怎样了？他的眼睛微微睁开，向电光注视片刻，只哼了一声，便又闭上，大概从此就长眠了。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输赢的数目很大，大堆的钞票放在桌上，大家赌得兴高采烈，根本不管那些已濒于死亡的壮丁。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办事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
我沿途看见的，都是这些残酷悲惨令人愤慨的事。办兵役的人这样缺乏同情心，可以说到处可见。
有一天我看见几百个人，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他们在山上，我们的车子在山下驰过。他们正在集体小便，好像天下雨，从屋檐流下来的水一样；他们连大便也是集体行动，到时候如果大便不出，也非大便不可。若错过这个机会，再要大便，是不许可的。
有好多话都是壮丁亲口告诉我的。因为他们不防备我会报告政府，所以我到各兵营里去，那些办兵役的人都不曾注意我。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1400万人。当然，曲江壮丁从700人死剩17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会多不会少。”可惜我把估计的方法忘记了。因为那时所根据的各项数字是军事秘密，我没有记录下来。现在事过境迁，为保留史实计，我在这里写出来，反正不是官方的公文，只可作为野史的记载看。
我在赴滇缅路视察以前，曾飞往重庆一次，把预备好的一篇致军事最高当局的函稿，面呈给陈辞修将军看了。他长叹了一声说：“我把你的信递上去吧。”我说：“不要，我自己会递的，何必让你得罪人呢？”
于是我亲自将信送到军事最高当局的收发室，取了收条，收藏起来。不料等了好久，迄无消息。我就去问辞修将军他处有无消息，他说没有。于是我们商量了一下，便去找陈布雷先生。布雷先生对此事也毫无所闻，但见许多查询。他知道此事重要，就面询军事最高当局，有没有看见红十字会会长某某先生的信？答说没有。查询起来，此信还搁置在管军事部门的秘书室里。最高当局看了信以后，就带一位极亲信的人，跑到重庆某壮丁营里，亲自去调查。想不到调查的结果，完全证实了我的报告，于是把主持役政的某大员，交付军事法庭。法庭不但查明了他的罪案，而且在他的住宅里搜出了大量金条和烟土，于是依法把他判处死刑而枪毙了。
当我从滇缅路视察完毕回昆明后，因恐第一个报告不会发生作用，又预备好第二个视察报告，正准备再递上去，杜聿明长官得到某大员被捕的消息，来通知我说：“你的报告已经发生效力，那位仁兄已被捕交给军事法庭了。”于是我就把预备好的第二报告烧了。
过了几天，军政部长行了一角公文，送到红十字会昆明办事处来，内有最高军事当局批示给军政部长的话。现在我所记得的为：“役政办法如此腐败，某之罪也。但该部所司何事，腐败一至于此，可叹可叹。”可笑的是，军政部的报告中竟说某处患病壮丁，已送医院治疗；某处被狗吃过的壮丁尸体，已饬掩埋。这些话真是牛头不对马嘴，壮丁早已死了，而且那地方并无医院，狗吃人肉早已吃完了，还要埋什么呢？这真是“科员政治”的彻底表现了。
天下竟有这么凑巧的事，战后还都以前，内子陶曾縠先飞南京去找住房。经市政府介绍了一所大宅子，她走进去一打听，才知道那正是被枪毙的那位仁兄的产业。我太太吓了一跳，拔脚就走，陪去的人莫名其妙，忙问其故，我太太说：“啊呀！这幢房子的原主要向我先生讨命的呀！”
平心而论，兵役办得这样糟糕，并非完全由于人事关系。即使主持人认真办理，好多缺点也没法补救：交通梗阻，徒步远行，体力消耗过甚；食物不够，且不合卫生，易起疾病；饮水含微生物，饮之易致腹泻；蚊子肆虐，疟疾为灾。凡此种种，苟无近代科学设施，虽有贤者负责，亦无重大改进之可能。后经中美当局之研究，从事有效之措施。其最大的改革，为分区设立若干小型飞机场，将附近若干里内之壮丁，集合于机场，飞往训练中心。自各村落至机场，沿途设有招呼站、卫生所，供给饮食医药。果然，此制度实行后，壮丁在途中死亡者百中不过一二而已。
附：1941年7月作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时一篇有关兵役状况的原视察报告
梦麟此次视察桂湘红十字会医务工作，道经贵阳至独山，计程230公里，再自贵阳至镇远，公路263公里，均东来壮丁必经之道。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踯躅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所见所闻，若隐蔽而不言，实有负钧座之知遇。谨举列上渎，幸赐垂鉴：
（一）落伍壮丁手持竹杖，发长而矗立，形容枯槁，均向东行，盖其心必念家乡也，沿途所见者十余人。
（二）在马场坪见一落伍壮丁，年约二十左右，病卧街旁，询之，则以手划地作“吾伤风”三字，问其自何来，曰：“宣化。”继曰：“头痛眼看不见。”遂嘱同行医生以药物治之，并予以法币10元。翌晨，见其已能立起。同地又见落伍壮丁倒卧街旁，以电棒照之，但略举目，已不能言语，翌晨死矣。
（三）在离龙里县城一华里公路旁，午前10时左右，见一大黄狗在一死壮丁左臂大嚼。
（四）渝筑路上桐梓县，在寓所后面院子里见壮丁百数人正在训练中，面黄肌瘦，食时，见只给两中碗。旁观有中央军校毕业之李上校叹曰：“天哪！这种兵怎么打仗？唉！办兵役的人啊！”
（五）据黄平县长云：“有一湘人挑布担过重安江时，遇解送壮丁队，被执，坚拒不肯去，被殴死。即掩埋路旁，露一足，乡人恐为犬所食，重埋之。湘人苏，送县署，询之，得知其实。”
（六）黄平县长检得道旁卧病壮丁七人，送医院治之，死其六，其余一人病愈逸去。
（七）据马场坪医生云：“有湘人十余人，挑布担迤逦而行，近贵定县，遇解送队，数人被执，余者逃入县城报告。适一卡车至，持枪者拥湘人上车，向贵阳行驶。湘人赂之，被释。方下车时，以枪击毙之曰：彼辈乃逃兵也。”
（八）据镇远红十字分会长云：“分会有掩埋队，见有死而暴露者，有半死而活埋者，有将死而击毙者。”
（九）韶关解来壮丁300，至筑只剩270人。江西来1800人，至筑只剩150余人。而此百余人中，合格者仅及20％。龙潭区来1000人，至筑仅余100余人。以上所述，言之者有高级文武官吏医生教员，所言大致相同。
（十）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25％。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10％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