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逃难

中日战争爆发以后，原来集中在沿海省份的大学纷纷迁往内地，除了我前面[1]提到过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之外，接近战区以及可能受战争影响的高等学府都逐渐向内地迁移。到抗战快结束时，在内地重建的大学和独立学院，数目当在二十所左右，学生总数约一万六千人。

这些学府四散在内地各省。有的借用庙宇祠堂，有的则借用当地学校的一部分校舍上课。公共建筑找不到时，有的学校就租用私人宅院，也有些学校临时搭了茅棚土屋。所有学校都已尽可能带出来一部分图书仪器，数量当然很有限，然而就是这一点点简陋的设备也经常受到敌机故意而无情的轰炸。

许多学生是从沦陷区来的，父母对他们的接济自然断绝了；有些学生甚至与战区里的家庭完全音信不通。有些在沦陷区的家长，虽然明知子弟在内地读书，遇到敌伪人员查问时，宁愿把儿子报成死亡，以免招致无谓的麻烦。后来由政府拨了大笔经费来照顾这些无依无靠的学生。

因为日本侵略是从华北开始的，所以最先受到影响的大学自然是在平津区的学校。平津区陷敌以后，许多教员和学生知道在侵略者的刺刀下绝无精神自由的希望，结果纷纷追随他们的学校向南或其他地方转进。当时政府尚在南京，看到这种情形，便下令在后方成立两个联合大学，一个在长沙，另一个在西北的西安。西北联大包含过去的两个国立大学和两个独立学院。它后来从西安迁到汉中，因为校舍分散，结果多少又恢复了原来各单位的传统。

战事蔓延其他各地以后，原来还能留在原地上课的大学也步我们的后尘内迁了。结果国立中央大学从南京搬到战时首都重庆，浙江大学从杭州搬到贵州，中山大学从广州搬到云南。

我想详细地叙述一下长沙临时大学的情形，它是怎么联合起来的，后来又如何从长沙迁移到昆明。这故事也许可以说明一般大学播迁的情形。

我在前面已谈到，长沙临时大学是原在北平和天津的三所大学奉教育部之命联合而成的。这三所大学就是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所大学的校长成立校务委员会，教职员全部转到临时大学。1937年11月1日在长沙复课，注册学生有从原来三个大学来的约一千二百五十人，以及从其他大学转来的二百二十名借读生。虽然设备简陋，学校还差强人意，师生精神极佳。图书馆图书虽然有限，阅览室却经常座无虚席。但是民国二十七年[2]初，也就是南京失陷以后，情形可不同了。日本飞机把长沙作为轰炸目标之一，在长沙久留是很危险的，结果临时大学在第一学期结束后，经政府核准于二十七年二月底向西南迁往昆明。

从长沙西迁昆明是分为两批进行的，一批包括三百左右男生和少数教授，他们组织了一个徒步旅行团，从湖南长沙穿越多山的贵州省一直步行到云南的昆明。全程三千五百公里，约合一千一百六十哩[3]，耗时两月零十天；另外一批约有八百人，从长沙搭被炸得疮痍满目的粤汉路火车到广州，由广州坐船到香港，再由香港转到海防[4]，然后又从海防搭滇越铁路到达昆明。他们由火车转轮船，再由轮船转火车，全程约耗十至十四天，视候车候船的时日长短而有不同。另有三百五十名以上的学生则留在长沙，参加了各种战时机构。

搬到昆明以后，“长沙临时大学”即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联大”。因为在昆明不能立即找到合适的房子容纳这许多新客，联大当局决定把文学院和法商学院设在云南第二大城蒙自。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初联大开课时，四个学院的学生总数在一千三百人左右。同年九月间，文学院和法商学院由蒙自迁回昆明，因为当地各中学均已迁往乡间，原有校舍可以出租，房间问题已不如过去那么严重。这时适值联大奉教育部之令成立师范学院，真是“双喜临门”。五院二十六系的学生人数也增至两千人。

二十八年[5]九月间，联大规模再度扩充，学生人数已达三千人。联大过去十个月来新建造的百幢茅屋刚好容纳新增的学生。抗战结束时，我们共有五百左右的教授、助教和职员以及三千学生。多数学生是从沦陷区来的。他们往往不止穿越一道火线才能到达自由区，途中受尽艰难险阻，有的甚至在到达大后方以前就丧失了性命。

我的儿子原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战事发生后他也赶到昆明来跟我一起住。他在途中就曾遭遇到好几次意外。有一次，他和一群朋友坐一条小船，企图在黑夜中偷渡一座由敌人把守的桥梁，结果被敌人发现而遭射击。另一次，一群走在他们前头的学生被敌人发现，其中一人被捕，日人还砍了他的头悬挂树上示众。

我有一位朋友的儿子从北平逃到昆明，在华北曾数度穿越敌人火线，好几次都受到敌人射击。他常常一整天吃不到一点东西，晚上还得在夜色掩护下赶好几里路。他和他的兄弟一道离开北平，但是他的兄弟却被车站上的日本卫兵抓走送到集中营去了，因为他身上被搜出了学生身份的证件。他们是化装商店学徒出走的，但是真正的身份被查出以后，就会遭遇严重的处罚。

据说北大文学院的地下室已经变为恐怖的地牢。我无法证实这些传说，不过后来我碰到一位老学生，他在设法逃出北平到达大后方以前，曾经被捕坐了两年牢。据他说，他曾被送到北大文学院地下室去受“招待”。那简直是活地狱。敌人把冷水灌到他鼻子里，终至使他晕过去。他醒过来时，日本宪兵上村告诉他，北大应该对这场使日本蒙受重大损害的战争负责，所以他理应吃到这种苦头。上村怒不可遏地说：“没有什么客气的，犯什么罪就该受什么惩罚！”他曾经连续三天受到这种“招待”，每次都被灌得死去活来。他在那个地牢里还看到过其他的酷刑，残酷的程度简直不忍形诸笔墨。女孩子的尖叫和男孩子的呻吟，已使中国历史最久的学府变为撒旦统治的地狱了。

留在北平的学生在敌人的酷刑下呻吟呼号，在昆明上课的联大则受到敌机的无情轰炸。轰炸行为显然是故意的，因为联大的校址在城外，而且附近根本没有军事目标。校内许多建筑都被炸毁了，其中包括总图书馆的书库和若干科学实验室。联大的校舍约有三分之一被炸毁，必须尽快再建。但是敌机的轰炸并没有影响学生的求学精神，他们都能在艰苦的环境下刻苦用功，虽然食物粗劣，生活环境也简陋不堪。

学术机构从沿海迁到内地，对中国内地的未来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大群知识分子来到内地各城市以后，对内地人民的观念思想自然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另一方面，一向生活在沿海的教员和学生，对国家的了解原来只限于居住的地域，现在也有机会亲自接触内地的实际情况，使他们对幅员辽阔的整个国家的情形有了较真切的了解。

大学迁移内地，加上公私营工业和熟练工人、工程师、专家和经理人员的内移，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战后的一段时期里，西方影响一向无法到达的内地省份，经过这一次民族的大迁徙，未来开发的机会已远较以前为佳。

战时之昆明

北大等校内迁以后，我也随着迁居滇缅路的终点昆明。珍珠港事变爆发以前，我曾一度去过缅甸，并曾数度赴法属印度支那[6]及香港。当时以上数地与昆明之间均有飞机可通。法国对德投降以后，日本不战而下法属印度支那，因此我们就筑了滇缅路与仰光衔接。珍珠港事变以后，缅甸亦陷敌手，我国与法属印度支那的海防以及缅甸的仰光，陆上交通均告断绝，昆明亦陷于孤立状态。租借法案下运华的军火，只好由空运飞越隔绝中印两国的喜马拉雅山的“驼峰”，才免于中断。

抗战期间，我曾数度坐飞机去重庆，也曾一度去过四川省会成都。重庆是战时的首都，位于嘉陵江与长江汇合之处。嘉陵江在北，长江在南，重庆就建在两江合抱的狭长山地上，看起来很像一个半岛。房子多半是依山势高下而建的，同时利用屋后或屋基下的花岗岩山地挖出防空洞，躲避空袭。日本飞机经年累月、日以继夜地滥炸这个毫无抵抗力的山城，但是重庆却始终屹立无恙。成千累万的房屋被烧毁又重建起来，但是生命损失却不算太大。敌人企图以轰炸压迫战时政府迁出重庆，但是“陪都”却像金字塔样始终雄踞扬子江头，它曾经受过千百年的磨炼考验，自然也能再经千百年的考验。重庆可以充分代表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坚忍卓绝的精神。

重庆之西约半小时航程处是平坦的成都市。成都和北平差不多一样广大，街道宽阔，整个气氛也和故都北平相似。成都西北的灌县[7]有两千年前建设的水利系统，至今灌溉着成都平原百万亩以上的肥沃土地。严重的水灾或旱灾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这块广大丰饶的平原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使重庆人民以及驻防省境和附近地区的军队，粮食得以供应无缺。

学校初迁昆明之时，我们原以为可经法属印度支那从欧美输入书籍和科学仪器，但是广州失陷以后，军火供应的干线被切断，军火都改经滇越线运入。滇越铁路军运频繁，非军用品根本无法挤上火车。我们运到越南的图书仪器，只有极少一部分获准载运入滇。

这时候，长江沿岸城市已相继陷入敌手，日军溯江直达宜昌，离长江三峡只是咫尺之遥。最后三峡天险也无法阻遏敌人的侵略狂潮而遭到铁骑的蹂躏。

每当战局逆转，昆明也必同时受到灾殃。影响人民日常生活最大的莫过于物价的不断上涨。抗战第二年我们初到昆明时，米才卖法币六块钱一担（约八十公斤），后来一担米慢慢涨到四十元。当时我们的一位经济学教授预言几个月之内必定会涨到七十元。大家都笑他胡说八道，但是后来一担米却真的涨到七十元。法属安南投降和缅甸失陷都严重地影响了物价。

物价初次显著上涨，发生在敌机首次轰炸昆明以后，乡下人不敢进城，菜场中的蔬菜和鱼肉随之减少。店家担心存货的安全，于是提高价格以图弥补可能的损失。若干洋货的禁止进口，也影响了同类货物以及有连带关系的土货的价格。煤油禁止进口以后，菜油的价格也随之提高。菜油涨价，猪油也跟着上涨。猪油一涨，猪肉就急起直追。一样东西涨了，别的东西也跟着涨。物价不断上涨，自然而然就出现了许多囤积居奇的商人。囤积的结果，物价问题也变得愈加严重。钟摆的一边荡得愈高，运动量使另一边也摆得更高。

控制物价本来应该从战事刚开始时做起，等到物价已成脱缰野马之后，再来管制就太晚了。一位英国朋友告诉我，英国农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经大发其财，但是第二次大战一开始，农产品就马上受到管制了。这次战争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大规模的现代战争，所以她对这类问题尚无经验足资借鉴。

昆明的气候非常理想，它位于半热带，海拔约六千呎[8]，整个城有点像避暑胜地。但是因为它的面积大，居民并不认为它是避暑胜地。昆明四季如春，夏季多雨，阵雨刚好冲散夏日的炎暑；其他季节多半有温煦的阳光照耀着农作密茂的田野。

在这样的气候之下，自然是花卉遍地，瓜果满园。甜瓜、茄子和香橼都大得出奇。老百姓不必怎么辛勤工作，就可以谋生糊口，因此他们的生活非常悠闲自得。初从沿海省份来的人，常常会为当地居民慢吞吞的样子而生气，但是这些生客不久之后也就被悠闲的风气同化了。

昆明人对于从沿海省份涌到的千万难民感到相当头痛。许多人带了大笔钱来，而且挥霍无度，本地人都说物价就是这批人抬高的，昆明城内到处是从沿海来的摩登小姐和衣饰入时的仕女。入夜以后他们在昆明街头与本地人一齐熙来攘往，相互摩肩接踵而过。房租迅速上涨，旅馆到处客满，新建筑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被飞机炸毁的旧房子，迅速修复，但是新建的房子究竟还是赶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

八年抗战[9]，昆明已变得面目全非。昔日宁静的昆明城，现已满街是卡车司机，发国难财的商人，以及营造商、工程师和制造厂商。军火卡车在城郊穿梭往返。

自然环境和名胜古迹却依然如昔。昆明湖的湖水仍像过去一样平滑如镜，依旧静静地流入长江，随着江水奔腾两千哩而入黄海。鱼儿和鹅鸭仍像往昔一样遨游在湖中。古木围绕的古寺雄踞山头，俯瞰着微波荡漾的辽阔湖面。和尚还是像几百年前的僧人一样念经诵佛。

遥望天边水际，我常常会想入非非：如果把一封信封在瓶子里投入湖中，它会不会随湖水流入长江，顺流经过重庆、宜昌、汉口、九江、安庆、南京而漂到吴淞江口呢？说不定还会有渔人捡起藏着信件的瓶子而转到浙江我的故乡呢！自然，这只是远适异地的思乡客的一种梦想而已。

纵横的沟渠把湖水引导到附近田野，灌溉了千万亩肥沃的土地。沟渠两旁是平行的堤岸，宽可纵马骋驰；我们可以悠闲地放马畅游，沿着漫长的堤防跑进松香扑鼻的树林，穿越苍翠欲滴的田野。

城里有一座石碑，立碑处据说是明朝最后的一位流亡皇帝被缢身死的故址。石碑立在山坡上，似乎无限哀怨地凝视着路过的行人。这可怜的皇帝曾经逃到缅甸，结果却被叛将吴三桂劫持押回中国。吴三桂原来奉命防守长城抗御清兵，据传说他是为了从闯王李自成手中援救陈圆圆，终于倒戈降清。他为了镇压西南的反抗被派到云南，已经成为阶下囚的永历帝被带到他的面前受审。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没有？”据说吴三桂这样问。

“没有，”明代的末朝皇帝回答说，“唯一我想知道的事是你为什么背叛我的祖上？你受明室的恩泽不能不算深厚吧？”

吴三桂闻言之下，真是心惊胆战，他马上下令绞死这位皇帝。后人在那里立了纪念碑，上刻：“明永历帝殉国处”。

离城约十公里处有个黑龙潭。春天里，澄澈的潭水从潭底徐徐渗出，流入小溪浅涧。黑龙潭周围还有许多古寺和长满青苔的大树。明朝末年曾有一位学者和他的家人住在这里。崇祯帝殉国和明朝灭亡的消息传来以后，他就投身潭中自杀了。他的家属和仆人也都跟着跳入潭中，全家人都以身殉国，后来一齐葬在黑龙潭岸旁。西洋人是很难理解这件事的，但是根据中国的哲学，如果你别无办法拯救国家，那么避免良心谴责的唯一方法就是以死殉国。抗战期间，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抵抗敌人的弹雨火海，视死如归；他们的精神武装就是这种人生哲学。

这个多少依年份先后记述的故事到此暂告段落。后面将讨论中国文化上的若干问题，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同时我们将讨论若干始终未能解决的全国性问题，这些问题在未来的年月里也将继续存在。

从1842年香港割让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恰恰是一世纪。《西潮》所讲的故事，主要就是这一段时期内的事情。英国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南方的门户，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和洋货，但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思想和科学的种子，终于转变了中国人对人生和宇宙的看法。中国曾经抵抗、挣扎，但是最后还是吸收了西方文化，与一千几百年前吸收印度文化的过程如出一辙。……[10]

中国所走的路途相当迂回，正像曲折的长江，但是她前进的方向却始终未变，正像向东奔流的长江，虽然中途迂回曲折，但是终于经历两千多哩流入黄海。它日以继夜，经年累月地向东奔流，在未来的无穷岁月中也将同样地奔腾前进。不屈不挠的长江就是中国生活和文化的象征。

敌机轰炸中谈中国文化（节选）

东方与西方不同，因为它们的文化不同。但是你仍旧可以找出东西文化之间的相似之点。无论两种文化如何相似，不可能完全相同，每一文化的特点也必有异于他种文化。就西方而论，不同的文化特征使德国人异于英国人，同时也使法国人不同于荷兰人。但是他们之间仍有共通的特征，这些特征使西方国家在文化上结为一体，泛称“西方文化”。这些特征又使他们与东方各国显出不同。因此，文化上的异同，不应该由表面上的类似之点来判断，而应该由个别的基本特征来论定。

在这一篇里，我们将从三方面来讨论中国文化的特征：（一）中国文化之吸收力。（二）道德与理智。（三）中国人的人情。

（一）中国文化之吸收力

大约五十年前，当我还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外国人和前进的中国人都常常说，中国很像一块绝少吸收能力，甚至毫无吸收能力的岩石，那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已经停滞不前，而且成为化石，因此中国已经变得无可救药地保守。她一直我行我素，谁也不能使这位“支那人”改变分毫。

这种说法表面上似乎言之成理，但是结果却证明完全错误。从五口通商开始，至1894年中日战争为止，中国似乎一直在抗拒西方影响。但是在以前的几百年内，她曾经吸收了许多先后侵入她生活之中的外来东西。

在音乐方面，现在所谓的“国乐”，实际上多半是用起源于外国的乐器来弹奏的。胡琴、笛和七弦琴，都是几百年前从土耳其斯坦[11]传入的。我们现在仍旧保留着中国的古琴，但是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欣赏，至于能弹古琴的人就更少了。

从外国介绍到中国的食品更不计其数：西瓜、黄瓜、葡萄和胡椒是好几百年前传入中国的；甘薯、落花生、玉蜀黍则是最近几百年传入的；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洋山芋、番茄、花菜、白菜和堇菜也传入中国了。[12]切成小块，用酱油红烧的西方牛排，也已经变为一道中国菜。锅巴虾仁加番茄汁更是一种新花样。中菜筵席有时也要加上冰淇淋、咖啡和金山橙子。柑橘原是中国的土产，后来出洋赴美，在加利福尼亚经过园艺试验家褒朋克改良后，带着新的头衔又回到了本乡，与中国留学生从美国大学带着硕士、博士的头衔学成归国的情形差不多。中国柑橘还在很久很久以前传到德国，想不到柑橘到了德国却变成了苹果，因为德国人把柑橘叫作“中国苹果”。

凡是值得吸收的精神食粮或知识养分，不论来自何方，中国总是随时准备欢迎的。明朝时，耶稣会教士把天文、数学和圣经传到中国。大学士徐光启，不但从他们学习天算，而且还信仰了天主，把他在上海徐家汇的住宅作为天主教活动中心。我们从耶稣会教士学到西方的天文学，有些人因此而成为天主教徒。五口通商以后，徐家汇天文台一直是沿海航行的指针。

明末清初有位学者黄梨洲，他非常佩服耶稣会教士传入的天文学。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有许多学问因自己没有好好地保存，所以有不少已经流到外国去了。他有一次告诉一位朋友说：“就天文学而论，我们与西方学者比起来，实在幼稚得很。”可见中国学者是如何虚怀若谷！

事实上正因为她有伟大的吸收能力，中国才能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历经沧桑而屹立不坠。世界上没有任何文化能够不随时吸收外国因素而可维系不坠。我想这是不必历史家来证明的。西方各国文化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和相互影响，彰彰在人耳目，无庸争辩。但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间的相互作用却比较不太明显。剑桥大学的尼邓教授曾经告诉我，火药的膨胀性导致蒸汽机的发明，而儒家的性善学说则影响了法国大光明时代学派的思想。许多东西曾经悄无声息地从东方流传到西方。至于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我想还是让西洋人自己来告诉我们吧。

但是我们除了音乐、食物之类以外，并没有经由西面和北面陆上边界吸收其他的东西。这些区域里的民族，所能提供的精神食粮事实上很少，因此我们转而求诸印度。在艺术方面，我国的绘画和建筑都有佛教的影响，佛教思想在中国哲学方面更占着重要的地位，佛教经典甚至影响了中国文学的风格和辞藻。

在耶稣会教士到达中国之前好几百年，中国人已经吸收了佛教的道德观念，但是对佛教的超世哲学却未加理睬。佛教传入中国虽已有千百年的历史，而且千千万万的佛教寺庙也占据着城市和山区的最好位置，但是佛教的基本哲学和宗教在中国人的思想里仍然是陌生的。学者们对佛教保持友善或容忍的态度，一般老百姓把它当作中国的诸多宗教之一来崇拜。但是它始终还是外国的东西。在重实用的中国人看起来，佛教的超知识主义并无可用。超知识主义所以能在中国存在，是因为它含有道德教训，同时遇到苦难的时候，可以作精神上的避风港。中国人只想把外国因素吸收进来充实自己的思想体系，但是他们绝不肯放弃自己的思想体系而完全向外国投降。

中国人凭借容忍的美德，对于无法吸收的任何思想体系都有巧妙的应付办法。他们先吸收一部分，让余留的部分与本国产物和平共存。因此亿万人口中的一部分就接纳了外国的思想文化，成为佛教徒、回教[13]徒，或基督教徒，大家和睦相处，互不干扰。

中国历史上最有趣味的两件事，一件是关于道家思想的。我们把它劈成两半。一半为老庄哲学，以此立身，为任自然而无为；以此治国为无为而治。另一半成为道教，起于东汉张道陵之五斗米道。流入特殊社会而成帮会，两千年来，揭竿而起，改朝换代，都是与帮会有关系的。流入通俗社会则成道教。既拜神也拜佛，台湾之“拜拜”即此。通俗所迷信之阎罗王，本为印度婆罗门教冥府之司狱吏，由佛教于无意中传来中国而入了道教。至轮回之说，入了道教而亦忘其来源矣。

第二件是把佛教也劈成两半。宗教部分入了道教，哲学部分则合道家而入了儒家。老子之无为主义，凑合了佛家之无为主义，使佛学在中国思想系统里生了根。故宋儒常把老佛并称。

自宋以来之儒家，可以说没有不涉猎道家哲学与佛学的。儒家之洒脱思想，实因受其影响而来。

中国之学人，以儒立身，以道处世，近年以来加上了一项以科学处事。美国本年6月份《幸福》杂志，以幽默的口气，谓台湾有人对美国人说，台湾的建设靠三子：一孔子，二老子，三鬼子。问什么叫鬼子，则笑谓洋鬼。

现在让我们再回头看一看过去五十年间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情形。在衣着方面过去三十年间西化的趋势最为显著。呢帽和草帽已经取代旧式的帽子和头巾。昔日电影中所看到的辫子已失去了踪迹。女人都已烫了头发，短裙、丝袜和尼龙袜已使中国妇女有机会显示她们的玉腿。女人的足更已经历一次重大的革命，西式鞋子使她们放弃了几千年来的缠足恶习，结果使她们的健康大为改善。健康的母亲生育健康的子女，天足运动对于下一代的影响至为明显。现代的儿童不但比从前的儿童健康，而且远较活泼，不但行动比较迅速，心智也远较敏锐。

在社交方面，男女可以自由交际，与过去授受不亲的习俗适成强烈的对照。民法中规定，婚姻不必再由父母安排；青年男女成年以后，有权自行选择对象。男女同校已经成为通例，男女分校倒成了例外。

在住的方面，一向左右屋基选择的风水迷信已经渐为现代的建筑理论所替代。在若干实例中，古代的艺术风格固然因其华丽或雄伟而保留了下来，但是大家首先考虑的还是阳光、空气、便利、舒适、卫生等要件。现代房屋已经装置抽水马桶、洋瓷浴盆和暖气设备。硬背椅子和硬板床已经渐为沙发及弹簧床垫所取代。

中国菜肴花样繁多，因为我们随时愿意吸收外国成分。西菜比较简单，我想主要是因为不大愿意采用外国材料的缘故。不错，茶是好几世纪以前从中国传入欧洲的。香料也是由东方传去。哥伦布就是为了找寻到印度的通商捷径而无意中发现新大陆的。有人告诉我，渥斯特郡辣酱油[14]也是从中国酱油发展而来的。但是除此以外，西菜始终很少受东方的影响。美国的“杂碎”店固然数以万计，而且美国人也很喜欢“杂碎”，但是除此以外，他们就很少知道别的中国菜了。

中国却一直不断地在吸收外国东西，有时候经过审慎选择，有时候则不分皂白，乱学一气——不但食物方面如此，就是衣着、建筑、思想、风俗习惯等等也是如此。吸收的过程多半是不自觉的，很像一棵树通过树根从土壤吸收养分。吸收养分是成长中树木的本能，否则它就不会再长大。

中国由新疆输入外国文化并加吸收的过程很缓慢，千余年来只点点滴滴地传入了少许外国东西。因此她是逐步接受这些东西的，有时间慢慢加以消化，大体上这是一种不自觉的过程，因此并未改变中国文化的主流，很像磁石吸收铁屑。铁屑聚集在磁石上，但是磁石的位置并未改变。

由华东沿海输入的西方文化，却是如潮涌至，奔腾澎湃，声势慑人；而且是在短短五十年之内涌到的。西方文化在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正是盛极一时，要想吸收这种文化，真像一顿饭要吃下好几天的食物。如果说中国还不至于胀得胃痛难熬，至少已有点感觉不舒服。因此中国一度非常讨厌西方文化，她惧怕它，诅咒它，甚至踢翻饭桌，懊丧万分地离席而去，结果发现饭菜仍从四面八方向她塞过来。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反感，正像一个人吃得过饱而闹胃痛以后对食物的反感。1898年的康梁维新运动，只是吃得过量的毛病；1900年的“义和团之乱”，则是一次严重而复杂的消化不良症，结果中国硬被拖上手术台，由西医来开刀，这些西医就是八国联军。这次医药费相当可观，共计四亿五千万两银子，而且她几乎在这次手术中丧命。

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事实上也不过是说：健全的胃比它所接受的食物对健康更重要。因此中国很想稳步前进，不敢放步飞奔。但是西方文化的潮流却不肯等她。西潮冲激着她的东海岸，泛滥了富庶的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并且很快弥漫到黄河流域。虽然她最近闹了一场严重的胃病，她也不得不再吃一点比较重要的食物。

到了1902年，胃口最佳的学生已为时代精神所沾染，革命成为新生的一代的口头禅。他们革命的对象包括教育上的、政治上的、道德上的，以及知识上的各种传统观念和制度，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切，在这班青年人看起来不过是旧日文化的骸骨，毫无值得迷恋之处。他们如饥如渴地追求西方观念，想借此抵消传统的各种影响。

五口通商后不久，中国即已建立兵工厂、码头、机器厂和外语学校，翻译了基本科学的书籍，而且派学生留学美国。因为她在抵抗西方列强的保卫战中屡遭败北，于是决定先行建立一支海军。一支小型的海军倒是真的建立起来了，结果却在1894年被日本所毁灭。日本是无法容忍中国有海军的。

海军既然建不成，中国就进一步进行政治、陆军和教育上的改革。北京的清朝政府开始准备采取西方的立宪政制，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组织了现代化的军队和警察，并且派遣了大批学生出洋留学。这可算是中国文化有史以来首次自觉地大规模吸收外国文明，其结果对往后国民生活发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最重要的是教育上的改革，因为这些改革的计划最完善，眼光最远大，而且是针对新兴一代而发的，传统观念对这班年轻人的影响最小。后来这班年龄相若的学生逐渐成长而在政府中掌握大权，他们又采取了更多的西洋方法，使较年轻的一代有更佳的机会吸收新的观念思想。这年轻的一代接着握权以后，他们又进一步从事西化工作，更多的新措施也随之介绍到政府、军队和学校等部门。因此新兴的每一代都比前一代更现代化。

1919年北京的学生运动，北大教授所强调的科学和现代民主观念，以及胡适教授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自觉地致力吸收西方思想的开端，这种努力在过去只限于工业和政治方面。这次自觉的努力比较更接近中国文化的中心，同时中国文化史也随之转入新页。因为中国正想借此追上世界潮流。中国文化把罗盘指向西方以后，逐渐调整航线，以期适应西方文化的主流。在今后五十年内，它在保持本身特点的同时，亦必将驶进世界未来文化共同的航道而前进。

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从西化运动中获得很多好处。妇女与男子享受同等的社会地位，享受结婚和再嫁的自由，并且解放缠足，这就是受到西方尊重妇女的影响而来的。西方医药也已阻遏了猖獗的时疫，麻醉药的应用已使千万病人在施行手术时免除痛苦。机器和发明已经改进了生产技术，对于人民的生活提供了重大的贡献。现代作战武器增加了杀伤的能力，因而也招致了更大的生命损失。现代科学已经拓宽了知识范围；中国的历史、哲学和文学的研究工作已采用了科学方法。大家一向信守不疑的迷信，也因科学真理的启示而渐渐失势。我们吸收西方思想的能力愈强，我国的文化亦将愈见丰富。中国的现代化工作愈广泛彻底，则与中国国民生活结着不解缘的贫穷和疾病两大祸患亦将随之逐渐消灭。在这一方面，我认为现代化运动和西化运动，即使并非完全相同，也是不可分的，因为现代化运动肇始于西化，而且已经毫无间断地向前迈进。中国无法取此而舍彼。

西方被迫现代化，多少有点像中国之被迫西化。现代发明浪潮所经之处，随即改变了生产的方式，招致分配和控制的问题，并进而引起其他新的问题。人类必须适应日新月异的环境，进步就是由环境的不断改变和人类适应新的环境产生的。你不妨看一看法国革命以后的欧洲情形，你或许会发现自从罗马帝国以来，欧洲大陆在表面上几无多大改变。但是你如果再仔细看看工业革命以后五十年来的欧洲情形，你一定会发现许多显著的变化。再隔五十年之后，你又会发现整个欧洲大陆和美洲都已经遍布了铁路网，一列列的火车则像千万条蜈蚣爬行在铁路上。烟囱高耸入云的工厂像蜂房一样集中在工业大城里。装载工业成品的轮船在港口穿梭进出，准备把工厂产品运送到世界的每一角落。

半世纪以前，这些轮船曾经把自来火[15]、时辰钟、洋油灯[16]、玩具，以及其他实用和巧妙的外国货带到中国。我童年时代在安宁的乡村里就曾经玩过这些洋货。我们天真而不自觉地吸收这些新鲜的玩意儿，实际上正是一次大转变的开端，这次转变结果使中国步上现代化之途，同时也经历了相伴而生的苦难、扰攘、危险，以及旧中国恬静生活的迅速消逝。

中国在此以前所吸收的外国东西，不论是自觉的或是不自觉的，都曾使人民生活更见充实丰富，而且并未导致任何纷扰。但是自从西方工业制品和思想制度传入以后，麻烦就来了。正像现代的磺胺药品[17]，它们固然可以治病，但是有时候也会引起严重的副作用，甚至致人于死。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吸收西方文化而避免严重的副作用。此项工作有赖于实验与科学研究，因为实验和科学研究是推动心理、社会、工业各项建设的基本工具。不过这些工具仍然是西方的产物。

（二）道德与理智

我在加州大学伦理学班上初次读到希腊哲学家的著作时，我开始觉得中国古代思想家始终囿于道德范围之内，希腊哲学家则有敏锐深刻的理智。后来我读了更多有关希腊生活和文化的书籍以后，更使我深信古代中国思想和古希腊思想之间，的确存在着这种鲜明的对照，同时我相信就是东西文化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这种说法也许过于武断，但是据我后来的经验来说，我并未发现有予以修正的必要，而且我至今仍如此深信不疑。

我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曾不断努力使国人了解发展理智的重要，无论是上课或写作，我总是经常提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名字，以致若干上海小报讥讽我是“满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人”。我发现并没有多少人听我这一套，结果只好自认失败而放弃了这项工作，同时改变策略转而鼓吹自然科学的研究。事实上这是一种先后倒置的办法，我不再坚持让大家先去看看源头，反而引大家先去看看水流。他们看到水流以后，自然而然会探本穷源。

有人曾经请教一位著名的中国科学家，为什么中国未曾发展自然科学。他提出四个理由：第一，中国学者相信阴阳是宇宙中相辅相成的两大原则。第二，他们相信金、木、水、火、土，五行是构成宇宙的五大要素，并把这种对物质世界的分析应用到人类生活以及医药方面。第三，中国人的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这是精确计算的大敌。第四，中国学者不肯用手，鄙夷体力劳动。

这些很可能都是自然科学发展的障碍，但是即使没有这些障碍，我也不相信自然科学就能发展起来，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是实用东西。我在美国时常常发现，如果有人拿东西给美国人看，他们多半会说：“这很有趣呀！”碰到同样情形时，中国人的反应却多半是：“这有什么用处？”这真是中国俗语所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心理状态的不同，所表现的兴趣也就不同了。我们中国对一种东西的用途，比对这种东西的本身更感兴趣。

中国思想对一切事物的观察都以这些事物对人的关系为基础，看它们有无道德上的应用价值，有无艺术价值，是否富于诗意，是否切合实用。古希腊的科学思想源于埃及与巴比伦。巴比伦的天文学和埃及的几何学，和中国天文数学一样，都以实际应用为目的。但是希腊学者具有重理知的特性，他们概括并简化各种科学原则，希望由此求出这些科学的通理。这种追求通理的过程为天然律的发现铺平了道路。

对希腊人而言，一共有两个世界，即官觉世界与理性世界。官觉有时会弄玄虚；所以哲学家不能信赖他的官觉的印象，而必须发展他的理性。柏拉图坚主研究几何学，并不是为了几何学的实际用途，而是想发展思想的抽象力，并训练心智使之能正确而活泼地思考。柏拉图把思想的抽象力和正确的思考能力应用在伦理与政治上，结果奠定了西方社会哲学的基础；亚里士多德把它们应用在研究具体事物的真实性上，结果奠定了物质科学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相信由官觉所得知识的真实性。他并有惊人的分析的理智力，他的这种理智力几乎在任何学问上都留有痕迹。他认为正确的知识不但需要正确地运用理性，同时也牵涉官觉的正确运用；科学的进步则同时仰赖推理能力和观察能力的发展。亚里士多德从应用数学演绎出若干通则，研究与探讨这些原则是一种心智的锻炼，他便由此训练出一种有力而深刻的理智力。凭着这种训练有素的理智力以及官觉的正确运用，他创造了一套成为现代化科学基础的知识系统。使西方思想系统化的逻辑和知识理论，也同是这种理智锻炼的产物。

中国思想集中于伦理关系的发展上。我们之对天然律发生兴趣，只是因为它们有时可以作为行为的准则。“四书”之一的《大学》曾经提出一套知识系统，告诉我们应该先从格物着手，然后才能致知。知识是心智发展的动力。

到此为止，我们所谈的还是属于知识方面的。讨论再进一步以后，道德的意味就加强了。心智发展是修身的一部分，修身则是齐家的基础。齐家而后方能治国，国治而后方能平天下。从格物致知到平天下恰恰形成一个完整的，非常实际的，道德上的理想体系。在中国人看起来，世界和平绝非梦想，而是实际的道德体系。因为国家的安定必然是与国际和平密切关联的。离开此目标的任何知识都是次要的或无关痛痒的。

在这种学问态度之下，查问地球究竟绕日而行，抑或太阳绕地球而运行，原是无关痛痒的事。

再说，我们何苦为沸水的膨胀而伤脑筋？瓦特实在太傻了！我们中国人倒是对沸水的嘶嘶声更感兴趣，因为这种声音可以使我们联想到煮茗待客的情调。那该多么富于诗意！

苹果落地是自然的道理，中国人可以在这件事情中找出道德意义。他们会说，一样东西成熟了，自然就掉下来。因此，你如果好好地做一件事情，自然就会得到应有的结果，为此多伤脑筋毫无好处。如果你家花园里的苹果不是往地下落，而是往天上飞，那倒可能使中国人惴惴不安，认为老百姓即将遭逢劫难。彗星出现，或者其他习见情形失常，中国人就是如此解释的。只有牛顿这种人才会从苹果落地想到地心吸力上面去。

我一度鼓吹发展理智，结果徒劳无功，原因不言而喻。这些古希腊人物和他们的学说对中国有什么用？在我们中国人的眼光里，自然科学的价值只是因为它们能够产生实际的用途。希腊哲学家离现代自然科学太远了，他们还有些什么实际用途呢？我们中国人对科学的用途是欣赏的，但是对为科学而科学的观念却不愿领教。中国学者的座右铭就是“学以致用”。

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之下，中国未能发展纯粹科学是毫不足奇的，因为纯粹科学是知识兴趣的表现，而非实际应用的产物。我们曾经建造长城和运河，也曾建设伟大的水利工程；我国建筑式样的宏丽，我们的宫殿和庙宇，都曾获得举世人士的激赏。这些工程足与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成就相提并论。但是它们并不是纯粹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它们无论如何伟大，也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直到现代工程技术输入以后，才见转机。如果没有纯粹科学，现代工程科学根本无法达到目前的巅峰状态。中国人所发明的指南针和火药曾使全世界普受其利，但是发现火药爆炸的膨胀原理，把这原理应用于沸水，并进而发明蒸汽机的，结果还是西洋人。

在中国，发明通常止于直接的实际用途。我们不像希腊人那样肯在原理原则上探讨；也不像现代欧洲人那样设法从个别的发现中归纳出普遍的定律。现代欧洲人的这种习性是从古希腊继承而来的，不过较诸希腊时代更进步而已。中国人一旦达到一件新发明的实用目的，就会马上止步不前；因此中国科学的发展是孤立无援的，也没有科学思想足为导向的明灯。科学发展在中国停滞不进，就是因为我们太重实际。

我并不是说中国人不根据逻辑思考，而是说他们的思想没有受到精密的系统的训练。这缺点已经反映在中国哲学、政治组织、社会组织，以及日常生活之中。世界其余各地的人民普遍享受现代科学的光明和工业社会的福利以后，这种缺点在中国已经更见显著。

除了重实际之外，我们中国人还充满着强烈的道德观念。也可以说正因为我们注重道德，我们才重实际。因为道德系指行为而言，行为则必然要凭实际结果来判断。希腊人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方面曾有离奇的幻想和推测，但是我们对行为却不可能有同样的幻想和推测。

有时候我们也可能闯出重实际重道德的思想常规，但是我们一旦发觉离开伦理范围太远时，我们马上就会收回心灵的触角。宋代的朱子就曾有一次超越道德的范围。他从山顶上发现的贝壳而推断到山脉的成因。他认为山势的起伏显示千万年以前的山脉一定是一种流体，山顶上的贝壳正可以证明，目前的山峰一度曾是深渊之底。至于这种流体何时凝结为山脉，如何凝结为山脉，以及海底如何突出水面而成高峰等等问题，他却无法解答了。他的推断也就到此为止，深恐冒险前进要栽筋斗。在朱子之前以及朱子之后都曾有过同样的观察自然的例子，但是中国思想家在理论方面的探讨一向是谨慎的，唯恐远离伦理关系的范围。

中国人当然不是缺乏理智的民族，但是他们的理智活动却局限于道德与实用的范围。他们像蚕一样作茧自缚，自立智识活动的界限。他们深爱他们的道德之茧，而且安居不出。中国人的生活就是一种乐天知命的生活。中国哲学的目标是安定。求进步？算了吧——进步势将招致对现状的不满，不满现状则会破坏安定，中国人很满意现实世界，从来不想对大自然做深入的探讨。中国未曾发展自然科学，只是因为她根本无意于此。

希腊人却大不相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可以上天入地，无远弗届。整个宇宙都是希腊理智活动的范围。希腊人觉得运用理智，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他们不管它是否切合实际，也不管它与道德伦理有没有关系。据说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一位学生曾经这样问过老师：“我学这些东西能得到些什么呢？”欧几里得吩咐他的仆人说：“既然他一定要从所学的里面得到些东西，你就给他六个铜板让他走吧。”希腊人甚至对道德也发展了一套伦理学，以理智的研究来检讨道德的正确性。苏格拉底就是因此而招致了麻烦，被控以危险的研究毒害青年的心灵。

自然科学之能发展到目前的阶段，首先归功于希腊人对大自然的观念以及对有系统的智力训练的爱好，中间经过文艺复兴、宗教革命、法国革命，后来又受到工业革命的大刺激。工业革命使工具和技术逐渐改进。西欧在自然科学的后期发展中，从未忽视科学的实际用途。不断的发明和发现更进一步刺激了科学研究。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齐头并进，而相辅相成。

五口通商以后，现代科学开始涓涓滴滴地流传到中国时，引起中国学者注意的还是科学的实用价值。他们建立了兵工厂和轮船码头。他们附带翻译了基本科学的书籍。究竟是太阳绕地球运行或者是地球绕太阳运行，他们仍未感觉兴趣。在他们看起来，那是无足轻重的，因为无论谁绕谁转，对人都没有实际的影响。三百多年前耶稣会教士把天文数学传到中国时，学者们马上发生兴趣，因为这些科学可以纠正当时中国日历上的许多错误。不但计算日子、月份、年份缺不得日历，就是播种收获，日历也是不可或缺的。

20世纪初叶，进化论传入中国。我国学者马上发现它的实用的道德价值。应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项天然律，他们得到一项结论，知道世界各国正在互相竞争以求生存，而且经过天择之后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中国会不会是适者？她会不会生存呢？她必须竞争，为生存而竞争！进化论如需证据，只要看街头大狗和小狗打架，小狗会被大狗咬死，小虫碰到大虫，小虫会被大虫吃掉的事实。俗语说：“大虫吃小虫，小虫吃眯眯虫。”这已经足够证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正确性了，又何必向达尔文讨证据呢？他们就这样轻易地为达尔文的科学研究披上了一件道德的外衣。下面就是他们道德化的结果，他们说：“弱肉强食。”中国既然是弱国，那就得当心被虎视眈眈的列强吃掉才行。

进化论的另一面则被应用于历史上，照中国过去学者的历史观，世运是循环的。受了达尔文学说影响以后，他们相信世运是依直线进行的，不进则退，或者停住不动。这种历史观的转变，对中国学者对进步这一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阴阳和五行等观念显然是从直接观察大自然得来，拿这些观念来理性化宇宙的变幻和人类的行为已经绰有余裕。我们不必做精密的计算，更不必动手。我猜想，中国学者如果有兴趣从事体力劳动，他们宁愿去制作实用的东西，或者美丽的艺术品，而不愿在科学实验室里从事试验。大家仍旧只根据自己的兴趣去思想，去行动。磁针永远是指向磁极的。

这样的心理状态自然不是纯粹科学的园地。不过中国已在慢慢地、不断地改变她的态度，她已经从运用科学进而研究纯粹科学，从纯粹科学进而接触到新的思想方法，最后终于切实修正了她的心理状态。我们已经在道德宇宙的墙上开了一扇窗子，凭窗可以眺望长满科学与发明果实的理智的宇宙。

这种心理状态的改变已经使大自然有了新的价值，从此以后，大自然不再仅仅是道德家或诗人心目中的大自然，而且是纯粹科学家心目中的大自然。对现代中国人而言，宇宙不仅是我国先贤圣哲心目中的道德宇宙，而且是古希腊人心目中的理智宇宙。

道德家观察大自然的目的在于发现有利伦理道德的自然法则。科学家观察大自然则是为了发现自然法则，满足知识上的兴趣，也就是为知识而求知识。中国所吸收的现代科学已经穿越她那道德宇宙的藩篱，近代中国学人正深入各处探求真理。他们的思想愈来愈大胆，像一只小舟在浩瀚的海洋上扬帆前进搜寻秘密的宝藏。这种知识上的解放已经使年轻的一代对某些传统观念采取了批评的态度，对道德、政治和社会习俗予以严厉的检讨，其影响至为深远。年纪较大的一代忧虑宁静的道德乐园将被毁灭，惋叹太平盛世渐成过去，年轻的一代则为建筑新的知识之宫而竟日忙碌。

我想这就是西方对中国的最大贡献。

在相反的一方面，把中国的学问加以整理研究，也可能对现代科学世界提供重大的贡献，希腊人研究巴比伦和埃及科学的结果就是如此。近年来对中国建筑、医学和实用植物学的初步科学研究已经有了可喜的成绩。

世界各国的文化奠基于不同的宇宙观。中国人所想的是一个道德的宇宙，并以此为基础而发展了他们的文化。希腊人所想的是一个理智的宇宙，也以此为基础发展了他们的文化。今日欧洲人的道德观念导源于基督教教义——一个上帝所启示的道德的宇宙。但中国人的道德宇宙是自然法则所启示的。基督徒努力想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天国，中国人却只想建立一个和平安定的王国。

中国道德观念本诸自然，基督的道德观念则本诸神权；在中国人看起来，神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在基督徒看起来，大自然却是上帝所创造的。由此可见基督教教条与科学之间的矛盾必然是很严重的，西方历史已经一再证明如此；科学与中国的道德观念之间的矛盾却比较缓和，因为二者的出发点都是大自然，所不同的只是发展的方向。

有人说过，基督教思想是天国的或神国的，中国思想是为人世的，希腊思想是不为人世的，换言之，即越出人世以外的。引导人类发现自然法则的就是这种超越人世的思想。自然法则是现代科学的基础。有了现代科学，然后才有现代发明。这种不为人世的思想在科学上应用的结果，如果说未为世界带来和平与安定，至少也已为世界带来繁荣。

据我个人的看法，欧洲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基督教的道德宇宙与希腊的理智宇宙之间的一部斗争史。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和法国革命，都不过是长久淹没在道德宇宙下的理智宇宙的重现而已，这些运动事实上只是同一潮流中的不同阶段。最后工业革命爆发，理智宇宙经过几百年的不断发展，终于涌出水面，奔腾澎湃，横扫全球。工业革命狂潮的前锋，在我童年时代前后已经突然冲到中国；它冲破了我们的道德宇宙，破坏了我们的安定生活；《西潮》所讲的正是这些故事。

道德宇宙不可能产生理智宇宙的果实，理智宇宙也不可能产生道德宇宙的果实。科学之果只能在理智之园成长，在基督教教条或中国的道德观念之下，不可能产生任何科学。

不错，我们发现古时的墨子也有过科学思想，但是那只是他哲学体系中无关紧要的一部分，这些科学思想只是行星的卫星，墨子的哲学体系基本上仍旧是属于道德方面的。

科学的发展有赖于人们全力以赴，需要对超越人世以外的真理持有梦寐以求的热忱；并且有赖于不屈不挠无休无止的思维和不偏不倚的精神去探索真理；无论身心，均须不辞劳瘁，愈挫愈奋。换一句话说，科学是人的整个灵魂从事知识活动的结果。仅凭玩票的态度，或者偶尔探讨大自然的奥秘，或者意态阑珊，不求甚解，绝不可能使人类荣获科学的桂冠。

在现代科学影响之下，中国正在建立起一个新的道德体系。扬弃了迷信和那些对大自然似是而非的推断，经过理智探究的考验，并受到社会科学结论的支持，这些结论是根据对社会的实地调查而获得的。

在另一方面，我们绝不可忘记中国旧的道德体系，这个旧体系是经过千百年长期的经验和历代不断的努力而建立起来的，建立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或工具包括四书五经、一般文学、雕刻、音乐、家庭、戏剧、神佛、庙宇，甚至玩具，这个道德体系曾使中国人诚实可靠，使中国社会安定平静，并使中国文化历久不衰。道德观念如忠、孝、仁、义、诚、信、中庸、谦冲、诚实等等，都曾对中国人的心情个性有过重大贡献。现代科学所导致的知识上的忠实态度，自将使几千年来道德教训所产生的这些美德更为发扬光大。

一片新的知识园地将与新的道德观念同时建立起来，以供新中国富于创造能力天才的发展。我们将在儒家知识系统的本干上移接西方的科学知识。儒家的知识系统从探究事物或大自然出发，而以人与人的关系为归趋；西方的科学知识系统也同样从探究事物或大自然出发，但以事物本身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归趋，发展的方向稍有不同。

道德宇宙与理智宇宙将和在西方一样在中国平行并存，一个保持安定，一个促成进步。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觅得中庸之道。

（三）中国人的人情

我们说，学以致用，那么所谓“用”又是什么呢？这里有两大原则：第一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第二是有益于国计民生。这是为世俗所熟知的，亦即《左传》里所说的“正德利用厚生”。这两大原则是先贤圣哲几千年来训诲的总结，他们所说所论最后总是归结到这两点。学者们从先贤学到这些原则，然后又把所学传播给老百姓。老百姓在这种影响之下已逐渐而不自觉地形成一种重常识与重人情的心理。他们根据上述两大原则，随时要问这样东西有什么用，那样东西有什么用。

轮船火车传到中国时，大家都很愿意搭乘，因为它们走得比较快。他们采用洋油灯，因为洋油灯比较亮。电话电报使消息传递更为便利，而且不像邮寄或者专差送递那样迟缓。有了钟表以后，可以不必看太阳就知道正确的时刻。大家购买西方货品，因为它们能够满足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需要。

传教士到了中国以后，到处设立学校和医院。中国人异口同声地说：这些人真了不起啊，他们为患病者诊疗，又使贫穷的子弟受教育。当中国人上礼拜堂听福音时，许多人的眼睛却瞅在医院和学校上面。他们的手里虽然拿着《圣经》，眼睛却偷偷地瞅着牧师从西方故乡带来的实用货品。我父亲与当地的一位牧师交了朋友，因为这位牧师替我们修好了抽水机，并且还送给我们咳嗽糖和金鸡纳霜。他非常诚实，而且对邻居很客气。最后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人不但实际，而且最重道德。那么，他们所宣扬的宗教怎么样？哦，那是一个好宗教，它是劝人为善的。那么，他们的上帝呢？哦，当然，当然。你说他们的上帝吗？他是个好上帝呀。我们要把它与其他好神佛一齐供奉在庙宇里。我们应崇拜它，在它的面前点起香烛。但是它不肯与你们的偶像并供在庙宇里又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给它也塑个偶像吧！不行，那怎么可以？它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就在你身上，而不是在偶像上。哦，是的，是的。不过它不在我身上时，也许喜欢托身在偶像上呢。不，它住在天堂。是，是，我知道，其他神佛不也都是住在天上吗？不过，他也许愿意到下界来玩玩，拿庙宇作旅馆暂住，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庙宇里祭拜它了。不行，它是独一无二的神——你崇拜它，就不能崇拜其他的神佛。

这可使中国人颇费踌躇了。最后他们说，好吧，你们崇拜你们的上帝，我们还是崇拜我们的神佛算了。“信者有，不信者无。”中国对宗教的包容并蓄，其故在此。

西方人所了解的现代法律观念在中国尚未充分发展。中国人以为最好是不打官司。不必诉诸法律就能解决纠纷不是很好吗？还是妥协算了！让我们喝杯茶，请朋友评个理，事情不就完了？这样可以不必费那么多钱，不必那么麻烦，而且也公平得多。打官司有什么用？你常常可以在县城附近的大路旁边看到一些石碑，上面刻着“莫打官司”四个大字。

这或许就是中国人不重法律的原因。但是现代工商业发达以后，社会也跟着变得复杂了，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法律也成为必需的东西，法律成为必需时，通达人情的中国人自将设法发展法律观念。但是，如果能凭饮杯茶，评个理就解决事端，法院的负担不是可以减轻了吗？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批评家说这是消极的，“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才算积极。不错，这说法很正确。但是中国人基于实际的考虑，还是宁愿采取消极的作风。你也许喜欢大蒜，于是你就想强迫别人也吃大蒜，那是积极的做法。我也许觉得大蒜味道好，别人却未必有同样的感觉；他们也许像太太小姐怕老鼠一样怕大蒜。如果你不爱好臭味冲天的大蒜，难道你会高兴别人硬塞给你吃吗？不，当然不。那么，你又何必硬塞给别人呢？这是消极的，可是很聪明。因为坚持积极的办法很可能惹出麻烦，消极的作风则可避免麻烦。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自然，更高的理想应该是爱敌如己。但是历史上究竟有多少人能爱敌如己呢？这似乎要把你的马车赶上天边的一颗星星，事实上，那是达不到的。以直报怨则是比较实际的想法。所以中国人宁舍理想而求实际。

音乐有没有用处？当然很有用。它可以陶冶性情，可以移风易俗。

艺术有没有用处？当然很有用。艺术可以培养人民的高尚情操，有益于世道人心。花卉草木、宫殿庙宇、山水名画、诗词歌赋、陶瓷钟鼎、雕塑篆刻等等都足以启发人的高尚情操。

一个人为什么必须诚实呢？因为你如果不诚实，不可靠，人们就不会相信你，你在事业上和社交上也会因此失败，不诚实是不合算的。诚实不但是美德，它的实际效果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大的价值。

中国人爱好幽默。为什么？因为幽默的话不会得罪人；而且你可从幽默中觅得无限的乐趣。你如果常常提些无伤大雅而有趣的建议，你一定可以与大家处得更好。幽默使朋友聚晤更觉融洽，使人生更富乐趣。

有恒为成功之本。只要有恒心，铁杵磨成针。

有一个夏天下午，杜威教授、胡适之先生和我三个人，在北平西山看到一只屎蜣螂正在推着一个小小的泥团上山坡。它先用前腿来推，然后又用后腿，接着又改用边腿。泥团一点一点往上滚，后来不知怎么一来，泥团忽然滚回原地，屎蜣螂则紧攀在泥团上翻滚下坡。它又从头做起，重新推着泥团上坡，但结果仍旧遭遇同样的挫败。它一次接一次地尝试，但是一次接一次地失败。适之先生和我都说，它的恒心毅力实在可佩。杜威教授却说，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却实在可怜。这真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同一东西却有不同的两面。这位杰出的哲学家是道地的西方子弟，他的两位学生却是道地的东方子弟。西方惋叹屎蜣螂之缺乏智慧，东方则赞赏它之富于毅力。

中国人多半乐天知命。中国人如有粗茶淡饭足以果腹，有简陋的房屋足以安身，有足够的衣服可以御寒，他就心满意足了。这种安于俭朴生活的态度使中国亿万人民满足而快乐，但是阻滞了中国的进步。除非中国能够工业化，否则她无法使人民达到高度的物质繁荣。或许在今后的一段长时间内，她的亿万人民仍须安贫乐道。

中国人深爱大自然，这不是指探求自然法则方面的努力，而是指培养自然爱好者的诗意、美感或道德意识。月下徘徊，松下闲坐，静听溪水细语低吟，可以使人心神舒坦。观春花之怒放感觉宇宙充满了蓬勃的精神；见落叶之飘零则感觉衰景的凄凉。

中国人从大自然领悟到了人性的崇高。北京有一个天坛，是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这个天坛就是昔日皇帝祭天之所。一个秋天的夜晚，万里无云，皓月当空，银色的月光倾泻在大理石的台阶上，同时也弥漫了我四周的广大空间。我站在天坛的中央，忽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已与天地融而为一。

这次突然升华的经验使我了解中国人为什么把天、地、人视为不可分的一体。他们因相信天、地、人三位一体，使日常生活中藐不足道的人升入庄严崇高的精神境界。茫无边际的空间、灿烂的太阳、澄明的月亮、浩繁的星辰、葱翠的树木、时序的代谢、滋润五谷的甘霖时雨、灌溉田地的江河溪涧、奔腾澎湃的海浪江潮、高接云霄的重峦叠嶂，这一切的一切，都培养了人的崇高精神。人生于自然，亦养于自然；他从大自然学到好好做人的道德。大自然与人是二而为一的。

大自然这样善良、仁慈、诚挚，而且慷慨，人既然是大自然不可分的一部分，人的本性必然也是善良、仁慈、诚挚，而且慷慨的。中国人的性善的信念就是由此而来。邪恶只是善良的本性堕落的结果。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和政治家始终信赖人的善良本性，就是这个缘故。伟大政治家如孙中山先生，伟大教育家如蔡孑民[18]先生，把任何人都看成好人，不管他是张三、李四，除非张三或李四确实证明是邪恶的。他们随时准备饶恕别人的过错，忘记别人的罪愆。他们的伟大和开明就在这里。所以我国俗语说“宰相腹内可撑船”，又用“虚怀若谷”来形容学者的气度。

大自然是中国的国师。她的道德观念和她的一切文物都建筑于大自然之上。中国文化既不足以控制自然，她只好追随自然。中西之不同亦即在此。道德家和诗人的责任是追随自然，科学家的责任则是控制自然。中国年轻一代在西方文明影响之下，已经开始转变——从诗意的道德的自然欣赏转变到科学的自然研究。中国此后将不单凭感觉和常识的观察来了解自然，而且要凭理智的与科学的探讨来了解自然。中国将会更真切地认识自然，更有效地控制自然，使国家臻于富强，使人民改善生活。

有人以为科学会破坏自然的美感，其实未必如此。我现在一面握笔属稿，一面抬头眺望窗外，欣赏着花园中在雨后显得特别清新的松树和竹丛。在竹丛的外边，我还可以看到长江平静徐缓地在重庆山城旁边流过。大自然的美感使我心旷神怡。但是我如果以植物学观点来观察树木，我会想到它们细胞的生长、树液的循环，但是这种想法并不至于破坏我的美感。如果我以地理学的观点来看长江，我可能想到挟带污泥的江水之下的河床，亿万年之前，这河床或许只是一块干燥的陆地，也可能是深海之底。这些思想虽然在我脑海掠过，但是长江优美的印象却始终保留在我心里，甚至使我产生更丰富的联想。如果说对于细胞作用的知识足以破坏一个人对松树或竹丛的美感，那是不可想象的。我觉得科学的了解只有使大自然显得更奇妙更美丽。

中国人因为热爱大自然的美丽，同时感觉大自然力量之不可抗拒，心里慢慢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宿命论。无论人类如何努力，大自然不会改变它的途径。因此，洪水和旱灾都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人们不得不听任命运的摆布。既然命中注定如此，他们也就不妨把它看得轻松点。天命不可违，何必庸人自扰？我们发现中国的许多苦力也笑容满面，原因在此。苦难是命中注定的，何不逆来顺受？

抗战期间，中国人民表现了无比的忍受艰难困苦的能力，秘密就在此。尽力而为之，其余的听天由命就是了。你最好乐天知命，秋天的明月、六月的微风、春天的花朵、冬天的白雪，一切等待你去欣赏，不论你是贫是富。

二次大战期间看现代文化（节选）

现代文化肇始于欧洲，美国文化不过是欧洲文化的一支而已。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自己发展出来的，历史悠久，而且品级很高。现代思潮从欧美涌到后，中国才开始现代化。在过去五十年内，她已经逐渐蜕变而追上时代潮流，在蜕变过程中曾经遭受许多无可避免的苦难。中国已经身不由主地被西潮冲到现代世界之中了。

“现代文化”是个笼统的名词。它可以给人许多不同的印象。它可以指更多更优良的作战武器，使人类互相残杀，直至大家死光为止。它也可以指更优越的生产方法，使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安适和奢华，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准。现代文化也可以指同时促成现代战争和高级生活水准的科学和发明。它可以代表人类追求客观真理，控制自然的欲望，也可以指动员资源和财富的交通建设和组织制度。对民主国家而言，它可以代表民主政治；对极权国家而言，它又可以代表极权政治。

这一切的一切，或者其中的任何一项，都可以叫现代文化——至于究竟什么最重要，或者什么最标准，似乎没有任何两个人的意见会完全相同。那么，在过去多灾多难的五十年中，中国究竟在做些什么呢？她可以说一直在黑暗中摸索，有时候，她似乎已掉进陷阱，正像一只苍蝇被蜜糖引诱到灭亡之路。有时候，她又似乎是被一群武装强盗所包围，非逼她屈服不可。她自然不甘屈服，于是就设法弄到武器来自卫。总而言之，她一直在挣扎，在暗中摸索，最后发现了“西方文化”的亮光，这亮光里有善也有恶，有祸也有福。

哪些是她应该努力吸收的善因，哪些又是她必须拒斥的祸根呢？这问题似乎没有一致的结论，个人之间与团体之间都是如此。她所遭遇的祸患，也可能在后来证明竟是福祉。……[19]在另一方面，她接纳的福祉在后来却又可能夹带着意想不到的祸患。例如我们因为过分相信制度和组织，竟然忘记了人格和责任感的重要。因缺乏对这些品德的强调而使新制度新组织无法收效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

少数以剥削他人为生的人，生活水准确是提高了。汽车进口了，但是他们从来不设法自己制造。事实上要靠成千的农夫，每人生产几百担谷子，才能够赚换一辆进口汽车的外汇。现代都市里的电灯、无线电、抽水马桶等等现代物质享受，也必须千千万万农夫的血汗来偿付。我们以入超[20]来提高生活水准，结果使国家愈来愈贫困。

但是生活水准是必须提高的，因此而产生的祸害只有靠增加生产来补救。为了增加生产，我们必须利用科学耕种、农业机械和水利系统。

这种工作势将引起其他新的问题。我们吃足了现代文化的苦头，然而我们又必须接受更多的现代文化。我们如果一次吃得太多，结果就会完全吐出来。1900年的“义和团之乱”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吃得太少，却又不够营养。现代文化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就是这样。无论如何，中国还是不得不跟着世界各国摸索前进。

西方在过去一百年中，每一发明总是导致另一发明，一种思想必定引发另一种思想，一次进步之后接着必有另一次进步，一次繁荣必定导致另一次繁荣，一次战争之后必有另一次战争。唯有和平不会导致和平，继和平而来的必是战争。这就是这个世界在现代文化下前进的情形。中国是否必须追随世界其余各国亦步亦趋呢？

大家都在担忧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另一次大战争真的发生的话，很可能仍像第一次大战一样爆发于东欧和中欧，也可能像第二次大战一样爆发于中国的东三省。中欧的人民想在别处找个生存空间，至于中国的东北，则是别国人民想在那里找生存空间。中欧是个人口稠密的区域，境内的纷扰很容易蔓延到其他区域；东三省则是辽阔的真空地带，很容易招惹外来的纷扰。二者都可能是战争的导火线，战争如果真的发生，势将再度牵涉整个世界，未来浩劫实不堪设想。

确保东方导火线不着火的责任，自然要落在中国的肩膀上。因此今后二三十年间，中国在政治、社会、经济和工业各方面的发展，对于世界和平自将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一个强盛兴旺的中国与西方列强合作之下，即使不能完全消弭战争的危机，至少也可以使战争危机大为减低。西方列强如能与中国合作，不但同盟国家均蒙其利，即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亦大有裨益。西方国家在今后五六十年内至少应该协助中国发展天然资源，在今后二十年内尤其需要协助中国进行经济复员和社会重建的工作。

在西方潮流侵入中国以前，几百年来的祸患可说完全导源于满洲和蒙古。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一跃而为世界强国，遂即与帝俄抢夺满洲的控制权，终至触发日俄之战。日本处心积虑，想利用东三省作为征服全中国的跳板，结果发生九一八事变。如果唐朝灭亡以后的历史发展能够给我们一点教训的话，我们就很有理由相信，东三省今后仍系中国的乱源，除非中国成为强大富足的国家，并且填补好满洲的真空状态。

在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和工业的工作上，中国需要时间和有利的条件从事试验。这些条件就是和平和安全。国内和平有赖于国家的统一。国家安全则有赖于国际间的了解。只有在东北成为和平中心时，中国才有安全可言。

我们必须从头做起，设法把广大的东北领土从战乱之源转化为和平的重镇。在这件艰巨的工作上，我希望全世界——尤其是美国、英国和苏俄——能够与中国合作。如果它们肯合作，这件工作自然会成功，那不但是中国之福，也是全世界之福。

1921年，我承上海市商会及各教育团体的推选，并受广州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曾以非官方观察员身份列席华盛顿会议。翌年我又到欧洲访问现代文化的发祥地。那时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欧洲各国正忙于战后复员，主要的战胜国则忙于确保永久和平。但是当时似乎没有一个国家意识到，实际上他们正在帮着散布下一次大战的种子。

法国已经精疲力竭，渴望能有永久和平。它目不转睛地监视着莱茵河彼岸，因为威胁它国家生存的危机就是从那里来的。法国的防御心理后来表现在马其诺防线上，它认为有了这道防线，就可以高枕无忧，不至于再受德国攻击了。秦始皇（前259—前210）筑长城以御鞑靼，法国则筑马其诺防线以抵御德国的侵略。但是中国的祸患结果并非来自长城以外，而是发于长城之内，法国及其“固若金汤”的防线，命运亦复如是。

英国忙于欧洲的经济复兴，并在设法维持欧陆的均势。战败的德国正在休养将息。帝俄已经覆亡。一种新的政治实验正在地广人众的苏俄进行。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政治情势。

美国因为不愿卷入欧洲纷扰的旋涡，已经从多事的欧陆撤退而召开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就是在这次会议中签订的。此项公约取代了英日同盟。所谓山东问题，经过会外磋商后，亦告解决，日本对华的“二十一条”要求终于静悄悄地被放进坟墓。巴黎和会中曾决定把青岛赠送给日本，所谓山东问题就是因此而起的。中国人民对巴黎和会的愤慨终于触发了学生运动，在中日关系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在此后二十年间，对中国政治和文化上的发展也有莫大的影响。巴黎和会的决定使同情中国的美国政界人士也大伤脑筋，终至演化为棘手的政治问题。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以打抱不平自任，承诺为中国伸雪因凡尔赛和约而遭受的冤抑。因此，美国固然从欧洲脱身，却又卷入了太平洋的旋涡。二十年后的珍珠港事变即种因于此。

美国虽然是国际联盟的倡导者，结果却并未参加国联的实际活动；法国唯一的愿望是避免纠纷，防御心理弥漫全国；英国的注意力集中在维持欧陆均势上面；结果国际联盟形同虚设。它只会唁唁狂吠却从来不会咬人。但是会员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还是一股脑儿往国际联盟推，结果国联就成了国际难题的垃圾堆。中国无法应付东北问题的困难时，也把这些难题推到国联身上，因为日本是国联的会员国。法国对沈阳事变漠不关心，英国所关切的只是欧洲大陆的均势，唯恐卷入远东纠纷，因此国联连向日本吠几声的胆量都没有，结果只懒洋洋地打了几个呵欠，如果说那是默认既成事实，未始不可。

国联虽然一事无成，却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教训。世界人士可以从它的失败中学习如何策划未来的和平。国联诞生于美国之理想，结果因会员国间利益之冲突，以及列强间的野心而夭折。

凡尔赛和约订立后约二十年间，世局演变大致如此。由凡尔赛和约播下的战争种子在世界每一角落里像野草一样蔓生滋长，这些野草终于着火燃烧，火势遍及全球。

但是政治究竟只是过眼云烟，转瞬即成历史陈迹。恒久存在的根本问题是文化。我们无法否认欧洲已经发展了现代科学和民主制度，为人类带来了许多幸福。

在我看起来，德国是个遍地是望远镜、显微镜和试验管的国家。它的发明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上海人甚至把高级舶来品统称为“茄门货”（德国货）。德国人在物质发明上的确称得起能手，但是在人事关系上却碌碌无能。我想，这或许就是他们无法与其他国家和睦相处的原因。他们透过望远镜或显微镜看人，目光焦点不是太远就是太近，因而无法了解人类的行为和情感。他们不可能把国际关系或人类情绪放到试管里去观察它们的反应。在人类活动的广大领域里，德国人常常抓不到人性的要点或缺点。他们已经发展了其他民族望尘莫及的特殊才智，但是欠缺常识。他们的特长使他们在科学上穷根究底，对世界提供了许多特殊的贡献；但是他们在常识方面的欠缺，却使德国和其他国家同受其害。

英国人刚刚与德国人相反。他们是个常识丰富的民族，也是应付人事关系的能手。他们对国际事务的看法以及有关的政策富于弹性和适应性。他们从来不让绳子拉紧到要断的程度。如果拉着绳子另一端的力量比较强，英国人就会放松一点免得绳子拉断。如果拉着另一端的力量比较弱，英国人就会得寸进尺地把绳子拉过来，直至人家脱手为止。但是他们绝不会放弃自己拿着的这一端——他们会坚持到底，不顾后果。在国际关系和殖民政策上，英国人的这种特性随处可见。

英国人的特性中，除了弹性和适应性之外，同时还有容忍、中庸、体谅、公平以及妥协的精神。他们的见解从来不走极端，而且始终在努力了解别人的观点，希望自己能因此迁就别人，或者使别人来接受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爱好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憎恶无法适应不同情况的刻板规律。

英国的拘谨矜持几乎到了冷酷的程度，这是英国人最受其他民族讨厌的一种特性，而且常常因此引起猜疑误会。这种特性使英国人丧失了许多朋友。但是当你对他们有较深的认识时，或者说当他们对你了解较深时，你就会愿意与他们交朋友了。

这许多特性凑合在一起时，英国的民主政治才成为可能。因为民主不是抽象的东西，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民主政治包含着民主先进国家的所有特长。翻开英国的宪政史，你会发现其中充满了偏执、迫害、腐败和残忍的史实。许多生命，包括一位君主，曾经为民主牺牲。英国实行民主的经验的确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不过，我们必须记住一项事实：英国的民主政治在联合王国达成统一之后才迅速发展，美国的民主政治也是在南北战争之后才突飞猛进。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统一与安全同时并进时，有组织的民主政治才能实现。英国幸而是小岛组成的王国，四围有海洋保护着。在古代，外国侵入英国是不容易的，因此英国人得以永久安全，有足够的时间从事民主实验。在民主的孕育和实验期间，英国的生存始终未受外来侵略的威胁。

美国的情形也很相似。北美大陆本身就是一个大岛，周围的海洋使它不受外来的侵略。从英国来的早期殖民者带来爱好自由的种子，这些种子遂即滋长为自由大树，海洋则保护了这些大树，免受外来侵略者的斧斤之扰。经过约一百年的发荣滋长，美国的民主已经根深蒂固，不但人事方面普遍进行实验，即在物质方面也是如此，换一句话说，科学研究之风已吹遍美洲的每一角落。美国的民主固然由英国模型发展而来，美国的科学却受德国之惠不浅。

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是英国学院和德国大学的混合体。打个比喻，美国的学术服装是由一件英国袍子和一顶德国帽子凑合而成的。美国大学里男女学生的友好相处与交际自由，建立了自由研究的基础。知识不受严格的管制，人与人的关系是经由学生团体的自由接触而学到的，年轻一代的目光并未受到望远镜、显微镜或试验管的局限，凡是有兴趣的人都可以接受一种普遍文化的陶冶。

在大学部和研究院里，美国学生普遍接受研究方法的训练。德国学者的彻底精神普受赞许与提倡，但是这种彻底精神直到我进大学的时代才充分发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旧国旗中的红黄蓝白黑五色一度只剩下黑白两色。理由是德国颜料因战事关系已经无法再输入中国。纽约一位美国化学家告诉我，在德国，通常是好几位专家共同研究一种颜料，在美国却是一位化学家同时研究好几种颜料。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目前的情况已经有了改变，因为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美国人民已经深获德国彻底精神的诀窍。

英国民主和德国精神在美国携手并进，相得益彰。美国以其丰富的天然资源，强大的组织能力，以及对大规模建设的热诚，已经一跃而登民主国家的首座。有一天，重庆的美国大使馆举行酒会，会中一位英国外交官对我说：“英国美国化了，俄国美国化了，中国也美国化了。”

“英国在哪一方面美国化了呢？”我问道。

“好莱坞电影就是一个例子。”他回答说。

“那么俄国呢——你是不是指大工业？”

“是的。”

这使我联想到中国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社会改革和工业发展，这一切都带着浓厚的美国色彩。但是我并没有忘记：中国也已使冲激着她海岸的汪洋染上了她自己的色彩。

这位英国外交官用手指着缀有四十八颗星星[21]的美国国旗，带点幽默地转身问站在他身边的一位美国高级将领说：“这上面是六行星星，每行八颗。如果你们增加一个新的州时，你们预备怎么安排？”

“呃，我想它们排成七行，每行七颗星就成了。但是你问这个干什么？你心里所想的是哪一个新的州？”

“英格兰。”这位外交官回答说。我们大家都笑了。这当然只是一个笑话，但是从笑话里，我们可以看出时代的潮流。

……[22]全世界虽然历经战争惨祸，国际乌云之中已经透露出一线曙光了。希望这一线曙光，在大战胜利之后，能够渐渐扩大而成为光芒万丈的霁日。

美国已经决意参加未来的国际和平组织，它已经英勇地参加战斗，为永久和平而战斗。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正在形成中。中、美、英、苏俄如能合力谋求和平，再由一个有效的世界组织来维护和平，永久和平并非不可能的。

就中国而论，在未来二十年或者三十年里，她尤须加倍努力，从事建设和复兴。今后二三十年将是中国的兴衰关头。我们的努力能否成功，要看我们有无远大眼光，有无领导人才，以及盟国与我们合作的程度而定。盟国与我们合作的程度，又要看我们国内的政治发展以及我们对国际投资所采取的政策而定。战争的破坏，敌骑的蹂躏，更使我们的复兴工作倍形困难。

在另一方面，中国必须完成双重的任务：第一是使她自己富强。第二是协力确保世界和平。在儒家的政治哲学里，世界和平是最终的目的。中山先生根据儒家哲学，也把世界和平定为他的三民主义的目标。

我们如果能够渡过这二三十年的难关，自然就可以驾轻就熟，继续进行更远大的改革和建设，为中国创造辉煌的将来，到那时候，中国自然就有资格协助世界确保永久的和平了。

……[23]

现在我们中国人一提到唐朝文化，不禁眉飞色舞，心向往之，满望能恢复旧日的光荣。唐朝的文化比起后来宋朝禁欲主义的文化要近人情得多。如果我们能从唐朝文化得到些灵感与鼓舞，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从唐人的绘画里，我们深深赞叹唐人体格的强健。唐朝的音乐、舞蹈、诗歌、绘画和书法都有登峰造极的成就，后代少能望其项背。

但是中国要想回到历史上的这个辉煌时代是不可能的。千百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恢复过去的光荣，但是我们的文化却始终在走下坡。因为环境已经改变了。唐代文化赖以滋长的肥沃土壤，已经被历代祸乱的浪潮冲刷殆尽，但是我们如果能避免重蹈唐代灭亡的覆辙，转向在艺术、科学、军事、政治、卫生、财富各方面均有高度成就的现代文明国家如美国等学习，我们或许会发现唐代的光荣将有重临的一日。在维护和平的工作上，中国的职责将是相当重大的。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少次的战争，但是这些战争多半属于国内革命的性质。对外的比较少，国内战争多半是被压迫的农民和苦难人民反抗腐败的政府所引起。至于对外战争，性质上也是防御多于攻击。……[24]

孔子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教训和孟子的民主观念，都使中国适于做一个不愿欺凌其他民族的现代民主国家。中国在战后必须强调的是现代科学和民主政治；科学方面应注重生产方法的应用，民主方面应强调国家的统一。科学和民主是现代进步国家的孪生工具，也是达成强盛、繁荣和持久和平的关键。

中国人民深通人情，特别注重待人接物的修养，生活思想习于民主，这一切都使中国具备现代民主国家的坚强基础。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的民主社会组织相当松泛。中国人对于个人自由的强烈爱好，并未能与现代社会意识齐头并进。强烈的家族观念已经阻滞了使个人结合为广大团体的过程。不过这种褊狭的观念正在迅速衰退；现代社团已经在大城市里相继出现；进一步工业化之后，家族关系自将愈来愈松弛，个人社会化的程度也将愈来愈深。

在知识方面，中国人看待事物的态度使她深通人情，但是也使她忽视概括与抽象的重要。她以诗人、艺术家和道德家的心情热爱自然，因而胸怀宽大，心平气和。但是这种对自然的爱好尚未推展到对自然法则的研究，人类要控制自然，必须靠这些法则作武器。以中国文化同化能力之强，她必定能慢慢地吸收西方在科学上的贡献；以中国天然资源之富，人民智慧之高，科学的发展将使她前途呈现无限光明。物质文明发展之后，她的道德和艺术更将发扬光大；她的文学和哲学也将在现代逻辑方法和科学思想影响下更见突出而有系统。

在这个初步的和平与繁荣的新基础上，中国将可建立新的防卫力量来维护和平。只有战斗中的伙伴才有资格成为和平时期的伙伴。中国八年抗战[25]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已使举世人士刮目相看。

现代科学，特别是发明和工业上的成就，将与中国的艺术宝藏和完美道德交织交融。一种新的文化正在形成，这种新文化对世界进步一定会提供重大的贡献。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西南联大进行曲（部分）

罗庸、冯友兰 作

注释

[1]本章节选自蒋梦麟先生的《西潮》，感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查阅。——编者注

[2]即公元1938年。——编者注

[3]哩，旧指英里，1英里≈1.609公里。查相关资料，湘黔滇旅行团总行程3500公里，其中步行距离约1160英里，约1866公里。其他出版物有采用约1300公里之说。——编者注

[4]海防，越南北部沿海城市。——编者注

[5]即公元1939年。——编者注

[6]指越南。——编者注

[7]灌县，即今都江堰市。——编者注

[8]呎，旧指英尺。——编者注

[9]指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至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止的八年全国性抗日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的抗日战争阶段为中国局部抗战。——编者注

[10]此处有删减。——编者注

[11]此指中亚原土厥人活动地带。此处陈述与史不符，笛和七弦琴为中原传统乐器、历史久远，非外部传入。胡琴则源自西北游牧民族。——编者注

[12]以上各种事物传入中国记载多有误。除笛、七弦琴非外来之物外，传入时间也多有误。如西瓜、黄瓜、葡萄等很早就在新疆等地种植，传入中原也远在千年以前。胡椒至少在唐时已传入中国。花生近年有说法认为中国也是起源地之一。马铃薯（洋山芋）、番茄在中国已有数百年历史，白菜宋人已有记载，等等。——编者注

[13]回教是伊斯兰教在我国的旧称，1956年以后统称伊斯兰教。——编者注

[14]渥斯特郡辣酱油，今通译为伍斯特郡酱，是一种英国调味料。——编者注

[15]自来火，指火柴，当时也叫“洋火”或“洋取灯”。——编者注

[16]洋油灯，指煤油灯。——编者注

[17]磺胺药品，一类用于预防和治疗细菌感染性疾病的药物，应用广泛，但可能引起过敏或肾脏损伤等。——编者注

[18]蔡孑民，即蔡元培，号孑民。——编者注

[19]此处有删减。——编者注

[20]贸易逆差的旧式说法。——编者注

[21]1958年，阿拉斯加和夏威夷正式成为美国第49个州和第50个州，美国国旗上的星星也改为50颗。——编者注

[22]此处有删减。——编者注

[23]此处有删减。——编者注

[24]此处有删减。——编者注

[25]这里指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之间的全国性抗日战争。——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