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府元龟》为宋朝四大部书之一，亦为清《四库全书》中最大部书之一，库本凡二万七千二百余页，其数比《太平御览》多一倍。二者同是类书，然前人每重《御览》而轻《册府》，故《御览》自明以来有数刻，《册府》只有一刻。《御览》采摭范围较广，每条皆著出处，便于引据，为校雠辑佚家所喜用。《册府》所采大抵以“正史”为主，间及经子，不采说部，故《枫窗小牍》谓其“开卷皆目所常见，无罕觏异闻，不为艺林所重”。明末诸儒如顾炎武等对《册府》尚不断引用，其后致力者遂稀。

乾隆中四库馆辑《薛五代史》，大部分本可由《册府》辑出，乃以《册府》习见，外间多有，《永乐大典》孤本，为内府所藏，遂标榜采用《大典》，而《册府》只可为辅。虽然如此，《册府》已渐为人所注意。道光间，刘文淇诸人为岑氏校勘《旧唐书》，即大用《册府》，成绩甚著，亦以《册府》所采唐五代事，不独用刘薛二家之书，当其修《册府》时，唐五代各朝实录存者尚众，故今《册府》所载，每与旧史不尽同也。

《册府》材料丰富，自上古至五代，按人事人物，分门编纂，凡一千一百余门，概括全部十七史。其所见史，又皆北宋以前古本，故可以校史，亦可以补史。《旧唐》、《旧五代史》无论，《魏书》自宋南渡后即有缺页，严可均辑《全后魏文》，其三十八卷刘芳上书言乐事，引《魏书·乐志》仅一行，即注“原有阙页”；卢文弨撰《群书拾补》，于《魏书》此页认为“无从考补”，仅从《通典》补得十六字。不知《册府》五百六十七卷载有此页全文，一字无阙。卢严辑佚名家，号称博洽，乃均失之交臂，致《魏书》此页埋没八百年，亦可为清儒不重视《册府》之一证。

《册府》可以校史，亦可以史校之。昔傅沅叔增湘以宋本《册府》残卷校明本，至五百十七卷十四页一行，发见有错简，宋明本皆误，驰书询余。余审上下文义，上半系晋天福五年窦贞固奏国忌事，“勋旧”下缺文五十八字，可以本书三十一卷十六页奉先门互见之文补足之。下半加冠一段，有王奂等十四人议，系《南齐书·礼志》之文，伏曼容一段，亦采自《南齐书·舆服志》。由加冠至十七行军容，系本书五百七十七卷九页十四行奏议门司徒下脱文，正可补其阙。至军容下之“是月”究系何月，据《五代会要》十七卷知班条载贾批此状，系周广顺三年三月，知其前一条亦必是周广顺三年三月事，故承上文言是月也。以此覆沅叔，沅叔大喜，以为问一得三。知宋本亦未为尽善，要在读者能以校勘学之“他校法”校之。陆心源亦曾校此二卷，未能校出，盖对校易，他校难也。

此书自明以来，只有一刻，康乾而后，虽续有补版，实同出一源，非有二刻。据卷首藏本姓氏，明人所见，俱系钞本。至清代，丽宋楼曾藏有北宋刻本残帙四百七十一卷，京师图书馆有宋本七十五卷，铁琴铜剑楼有五卷，袁克文有十卷。傅沅叔曾借校袁氏等各卷。宋本实比明本为强：如二百九十卷明本卷首前三页半，系二百九十七卷谴让门卷首之文，重出于此；所缺去者系立功门小序及周公旦等九条，凡一千二百余字，非宋本何由补足之。又如明本五百八十九卷十一页三行“疏降”下，脱宋本二页，凡一千三百五十余字。又如明本六百十九卷二十页三行后，脱武懿宗等七条，凡六百余字，均非宋本无由补足。故今影印本已将宋本诸条补遗于后矣。

然亦有宋本误而明本不误者：如傅校本三百七十四卷十八页二行“击虏”下，宋本有张奉国、刘澭等二条，凡三百三十余字，已见本卷四至五页，显系错简衍文，明本删之，是也。又五百九十卷十七页四行“章”字下，宋本有黄钟一宫等三百三十余字，系五百六十八卷十八页之文，错简于此，脱固不可，衍亦何用，明本亦已删去。此皆明本胜宋本处。可见明人对此书集体校雠，曾用相当功力，不得以“明人空疏”，遂一笔抹煞也。

陆心源《北宋本册府元龟跋》所举明本脱文甚多，有真脱者，固可由宋本补足；有非脱而为明本有意删去者，固不必复由宋本补之也。如谓五百五十九卷十二页李翱条前脱路隋一条，凡五百七十余字，今按路隋条已见五百五十七卷一页。又谓六百十七卷十六页张仁愿条前脱刘三复一条，凡四百余字，十八页顾荣条前脱王观一条，凡四十余字，崔振条前脱王彪之一条，凡八十余字，今按刘三复条已见六百十六卷二十一页，王观、王彪之条已见六百十七卷五页。谓六百十八卷十二页狄仁杰条后脱徐有功一条，凡八十余字，十三页李棲筠条前脱李岘一条，凡二百余字，十七页苏颋条前脱李日知一条，凡九十余字，今按徐有功条已见六百十七卷二十页，李岘条已见六百十六卷十二页，李日知条已见六百十七卷十九页。谓六百十九卷十四页李殷梦条前脱崔器一条，凡二百二十余字，今按崔器条与李岘条同词，已见六百十六卷十二页。谓六百五十卷十页高彪条后脱羊陟、王堂二条，凡四十五字，孔昱条后脱苏章一条，凡二十字，今羊陟条已见本卷八页，王堂、苏章条已见本卷四页。谓六百九十七卷五页李章条前脱董宣一条，凡二百四十余字，阳球条前脱黄昌一条，凡四十余字，今按董宣条已见六百九十六卷十一页，黄昌条已见六百九十六卷十三页。谓八百六十四卷十八页封隆之条前脱杨愔一条，凡三十字，今按杨愔即在本卷本页封隆之后。

凡此诸条，非陆跋所举有错误，即宋本重出或互见之文，可以用校勘学之“本校法”以本书前后互校，即知其重出或互见而删之，故与其说是明本脱文，毋宁说是明本删宋本重出之文为得其实也。因此，益信明人校刻此书之劳不可没。今宋刻既无完本，以明刻初印本影印，亦其宜也。

一九五九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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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并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9年第4期。今据原稿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