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理上，且在修辞学上而言，这是第一次我真正感觉住在家乡，我不仅学会念书，且能讲常州话。说实在的，在我们家庭这一支，我们继续讲官话，我们家里还有丫头灵儿，以后又有女仆周妈。可是外面却是常州的世界，我们都晓得，也都觉得出来。

我们觉得既已安居，该养一头猫。我们养的第一头是个黑猫，名叫赫德，这是十九世纪洋化的中国海关英人主管（sir robert）hart的中文译名。我们极爱猫——现在我仍然如此——让猫和我们睡在一起，虽然大人们并不明白赞许。三伯父在中院养了一头小黑狗，不时和赫德打架，我看到一头猫对抗一头远比自己大的狗，居然毫不退缩，颇为惊奇。

在《早年回忆》中，我叙述过我们在北方时候一年的各种节日。在常州过节比在北方更庄重，当然每当不同的节日，我们要做更多种特殊食物。新年蒸年糕，端午包粽子，中秋做月饼，其他次要节日所吃的食品，在南方都比较丰富，种类也较多。不错，我家在北方所做的这些食物，颇受我们是常州人的影响，回到南方家乡，我们更易于买到各种不同的作料。除应节的食品之外，我家还在一年中间某些季节，制作特别食物，例如，在春天，每家要做一种黑色黏黏的面酱，叫作“甜面酱”，做的要足够一年之用。做法是先将面粉做成大块的面卷，然后蒸熟，放在庭院上晒，几乎摆满了庭院。我不记得如何不让狗、猫及雀鸟吃，或不使雨淋。大约晒了一个月之后，这些面卷变成黑色。我不记得如何使它们成为半液体状态。面酱稍带甜味，是因为发酵的原故，另有咸味，大概是加了盐。这种晒面团的景象使我想起每年晒书的情形，我们把书放在空旷的户外摊开，不让它们发霉。我们小孩子以帮助大人做这些事为乐。每年还要晒衣服，那个年头还没有干洗，可是我们小孩子对大人的衣着并没有太大的兴趣。现在回头来再说食物，准备过年始于十二月廿三日糖瓜祭灶，就是送灶王爷上天，再于除夕夜晚接回来。糖瓜是一种极黏的甜点，祭灶时放在灶台的顶端，意思是灶王爷吃了糖瓜，上下牙齿便会黏在一起，上天以后便不能讲我们坏话。我在那时的年纪对这些事已经怀疑，在没人看到的时候，我在不生火时爬上灶台，偷吃糖瓜。事后家人发现糖瓜不在，我便告诉他们说，灶王爷从烟囱下来吃掉啦。

除吃糖果之外，另外一件我们觉得好玩的事，是放风筝，我在《早年回忆》中已经提到过。可是南方的气候比较温和，在常州我们放风筝的时候更多。有时我们放的风筝比我还高，也有时遇到强风，没有人帮助，我便拉不住。在常州放风筝有一种在北方少见的景象，就是拴风筝的绳子下面，每隔二十或三十英尺，系一盏小灯笼，灯笼飞上之后，天空中便现出一排曲线的美丽灯光。另有一件事我在前文忘记提，就是在风筝肩端附上一个响笛，风一吹便发出低沉的音响。这些灯笼通常用竹筷紧系在绳子上，可是有一次一个灯笼落到房上，几乎引起一场火灾。

我从来不大会栽花种树，我在前文提到过童年尝试作诗，描写菊花。南方的气候自然孕育出更丰盛的植物。我在上文提到我家小小庭院长有一棵独核枇杷树，那种枇杷在市场上难以买到。院子的墙边有一个半人高的花池，在不同季节，我在那里种植不同的花木。有一种颇为普通的小花（也许是“牵牛花”，又叫“喇叭花”），可以摘下当作号角吹，我甚至曾试图以之吹奏乐曲。

除了花草树木之外，我对于小巧物品一向有兴趣，也许比一般玩具更有兴趣，一般玩具我喜欢拆散，常常不能再装回。有一种玩具我做得颇为成功，就是一百多英尺远的电话装置。我听说过有电话，可是那时从未亲眼看到过。我用两个像似胡琴上用的竹筒作为收听器和传话器，竹筒的一端装上不易破的纸张，纸中间用一个细短竹片系上细绳，细绳将两个竹筒连接起来便算完成。一个人对着一个竹筒讲话，听的人将耳朵紧贴在另一竹筒开口的一端，绳子自然得拉紧。讲话的人和听话的人若是彼此看得见，乐趣便不大，于是我便要一头放在后院，另一头穿过长长的过道，一直到外面的大客厅。怎样让拉紧的绳子拐弯呢？要是绳子碰到任何固体的墙角，便不能再传音。我想出一个办法，在转角处钉上一枚铁钉，钉子上系上线圈，两个竹筒之间的细绳穿过线圈，这样便可不碰到固体而拐弯。声音的确减低一点，可是一端大声喊，在另一院落一百五十英尺外的另一端足可听到而答话。

讲了半天和别的小孩子玩，还没有说出小孩子是谁。大哥年纪太大，二姊是女孩，都不能或不要和我玩。堂兄科安比我大两岁，是大房伯公的孙子，后来过继给他母亲的娘家徐家，在南京和我读同一学堂。另外一个是他的兄弟，名字我忘了，我总叫他的外号“多宝塔”。另外一个是女孩，虽比我小，却长我一辈，她是三房叔公过继的女儿，常州音名叫“外囡”（waino），北方音大概是“慧男”。我很喜欢她，常和她玩。以后三房叔公的幺女侬姑（aunt nung）成了我最喜欢的人。我几乎爱上了她，如果说像我这般大的男孩可以爱上一个人。在大人们打麻将的时候，我会挤在她身旁看着她打牌。我眼睛有毛病的时候，她总是在睡前给我点最后一次药水。在学校里，我也有恋人，留待说到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