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第二次加上引号，因为第一次我在北京的时候，还太年轻，对于北京毫无记忆。这次我参加过两江高等学堂的最后考试并在预科毕业，到北京准备参加留学美国的考试。不久之前，我的近亲大多搬到北京。大姊嫁给chen shu-hsin，二姊嫁给表兄yang fo-shih，这两人都在北京工作。大哥也结了婚，北上在那里做事。二叔父全家也迁来。远房堂叔赵椿年号chien-chiu是族长一流人物，我们常去问候他，他住在北京顺治门（译者按：又称宣武门）外西南的米市胡同，在以烤鸭出名的“便宜坊”饭馆附近，和我们住的地方较远。我住在内城东北大姊家。总而言之，我虽然离开家，并不觉得生疏，尤其是每个人讲标准国语，我第一次学讲的也是国语。

若干年来，我一直以为从一九〇六年起，天天写日记，可是为了写回忆，我加以查对，发现在一九一〇年三百六十五天中，有八十七天未写，计为三月六日至十日、十二日、十四日至十五日、十九日、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二十六日；四月五日至廿七日，我就在这段期间去北京的，我甚至不记得那次旅行是怎么走的，一定是乘海轮经过上海及天津——不错，是的。我刚才从一九一〇年日记最后几页当中，找到我写的英文信的模糊副本，在那封信中我提到海轮经过大沽口和塘沽时，我看到轮船的大螺旋桨一半露出水面。轮船于四月十五日晚到达天津，我们（即我和大姊及大姊夫）从天津坐快车不到三小时便到北京（北京这个字我写成pekin）。五月九日至十日、七月廿九日至八月九日都未写日记，在后一段期间，我从北京到上海，准备放洋。八月十七日至九月廿四日，我从中国到美国，那次海程，我也未记载，因此必须写信询问我同时代的朋友，他们有些人记得的事比我还少。这些事下节再加以详述。

我在北京虽只停留三个月，除去准备考试之外，我还有许多活动。我的家人带我到餐馆并到各处观光，我们去过城西北郊的“万牲园”，守门的是一个身高七英尺的巨人——是不是当作头一个标本？那时那一带还没有清华大学。我们当然不能去看紫禁城，清朝还在，不过也只延续了一年。我从大姊夫shu-hsin借来一辆脚踏车，学会了骑，便骑着它一个人到各处跑。有一天，我忽做遐想，觉得骑车就似生活当中许多事体一样：一旦背离正确方向，我们该朝着错误方向走一会儿，然后再改正，不要立即反对。现在我既然有了比人力车更为轻快的交通工具，我可以更容易到各处跑。例如七月一日，从早晨六点钟起床到晚间回来，我骑着车几乎周游城内两次，拜访章元善、吴康、颜惠庆和唐介臣（后两人是询问留洋事）、二叔、三叔（三叔留我吃午饭还借给我一本《第一年拉丁文》（first year latin）和ch’ü ta，我劝告他要德智体并重。）

在家里（大姊的家）自然也有许多活动。我们比赛吃饺子，我吃了四十个，大姊夫shu-hsin吃了四十二个。我生了病，躺在床上五天，大概不是因为吃饺子，因为生病是在比赛吃饺子一个多月之后。

在家里最兴奋的事是夜间在天井观看千百万英里以外的哈雷彗星，前两次在五月廿六日和廿七日，第三夜在二叔家。我觉得哈雷彗星比几年前在常州青果巷我家门口所看到的芬雷彗星要壮观得多。

查阅这三个月我在北京写的日记，我发觉在这段期间我戒除了一切恶习，决心做一个完人。我停止吸烟、饮酒和各式的自我放纵。我一直有一种印象，即我做这些事是在前几年的某年。或者是我记错，或者更可能是我一定旧病复犯，又一次想做好人。不过自从这次以后，我保持清心寡欲，一直到二十或三十年后。我恢复吸烟后，吸烟习惯成一种锯齿形状，有几个月吸得不多，逐渐增加到每天一包，然后突然停止几个月或几年，以后又恢复吸食。我一向在说，节制固然可能比禁绝好，禁绝则比节制容易。惟自一九五〇年后，我未再吸烟。那时远在大家认为吸烟可致癌症之前，我是在等待和我太太合写的第二部书的出版。

回头再说在北京的事，我在北京停留三个月的主要目的是准备参加留美考试。第一批利用美国退还多余庚子赔款的学生是于一九〇九年放洋，我准备考试的是第二批。考试的项目颇多，那些天的日记和在南京学校时的日记所差无几，十几门功课，我准备好一门再看另一门。七月廿一日是考试的第一天，考试的题目是从《孟子》第四章来的“无规矩即不能成方圆”，我写了五百多字。午饭给我们吃了几个馒头。下午考英文作文。时间三小时，要是国文和英文及格，五天后考其他科目。我的朋友们都及格了。然后考代数、平面几何、希腊史、罗马史、德文或法文，我选择了德文。次一天考的是物理、植物、动物、生理、化学、三角。第三天凌晨两点钟我便起床温习立体几何、英国史、世界地理、拉丁文，最后一项是选习的。天开始下雨，等到我乘坐骡子拉的轿车到达地安门附近的考场时，街道上积满了雨水，轿车的车轮几乎有一半没在水中，到了八时左右，四百三十考生只有一百人左右到场。那时一个斋役手中拿着告示牌，写着考试因雨延期于明天举行。可是以后若干天我便未写日记，一直等我们到了上海才写。但我确记得考试后几天，录取名单公布，我在录取的七十二人中名列第二。

我于八月十日恢复写日记时，已经到了上海准备去美。我们须去美国领事馆办理入境手续。这时我才知道我的生日壬辰年九月十四日，是西历一八九二年十一月三日。我们必须换穿西装，最重要一点是剪掉发辫。我告诉理发师剪掉辫子时，他问了我两次，以便确定我要那么做。他说有一个人（不是我们团体之一）剪掉了辫子，他的太太竟而自杀。我们每人获得旅行津贴，做全套西装和购置旅行装备，包括一个衣箱和一个大皮箱。我带了一顶圆顶硬毡帽和一个便帽，后来我发觉很少场合需要戴圆顶帽。

在我们快启程前，美国总领事举行园游会，请我们全班，他看我们改换衣着，说道：“你们全换西装，希望你们仍为中国人。”我遇到一位生于福州的美国妇人，得有机会和她讲福建话。

三位领队陪我们放洋，他们是唐孟伦、严智钟（严智怡之弟）和胡敦复。胡先生在那些日子遇事指导我，他是康奈尔一九〇九年毕业，比我早五年，他在南京江南高等学堂本部教书的时候，我在预科，只能偷听他讲课，这次我拜访他请他指导留学的事。我报告他我要学物理和哲学，惟当局重视实用科学，于是我要学电机。他解释给我听纯粹科学和实用科学的区别，最后我在大学主修数学，但是后来在研究院转修哲学。

我们于八月十六日启程，搭的船名为“中国”号，一万零二百吨，我们须坐小火轮到“中国”号停泊的地点。我在三号舱，和陆元昌、路敏行同舱；对面的舱由周仁和王预住。吃饭以敲锣为号，由于餐厅面积有限，必须分两次吃，先是中国旅客，第二批是西方人。我们发觉念菜单和学外国吃法颇不容易，对我们来说，无异是上了一课。那天在海上航行时间不多，所以我们都兴高采烈离开中国驶向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