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顾一下从一九一五到一九一八在哈佛这三年，似乎只是继续沉醉于研读哲学，获得学位。这种平铺直叙的生活有少数几次因生病和到附近地区旅行而被打断。但翻阅那几年的日记，我发现在我做学生的最后年代，还有许多事值得一提。
在哈佛的第一年，我一个人住在哈佛广场教堂街与麻州道交叉点的“学院寄宿舍”。一年后，在康奈尔和我住同房间的胡明复也来哈佛，于是我和他搬到牛津街波京斯馆（perkins hall）七十七号房，后搬到八十五号房，以后又搬到波京斯馆正对面的柯恩特馆（conant hall）。明复返回中国后，我和他的远房堂弟胡正修同住一室。在牛津街，在我身后走的男孩子高叫：“嘿，那个家伙需要理发！”在街头走路遇到熟人，我仍然不打招呼，因此早在康奈尔第二年，我便得了一个外号“教授”。除了心不在焉之外，我还犹豫不决。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三日我写道：“今日余已二十四岁，仍然犹豫不决。”罗素、裴瑞（ralph barton perry）和罗伊斯（josiah royce）的著作，我看了很多。第二年中期，我才开始想到博士论文的题目，最后决定的题目是“连续：方法论之研究”（continuity：a study in methodology），在论文中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何时算是程度上的区别，何时算是品类上的区别，品类上的区别能否减低成为程度上的区别等等。这项撰写论文的工作并未对我犹豫不决的习惯有任何助益。我的毕业论文是在协佛教授指导之下写成的，在我通过最后考试之后，主持考试的侯京（william e.hocking）教授问我撰写论文是否影响我的个性，我回答说在那方面对我毫无帮助。
让我回转头来谈一谈那三年我读书的日常事务。我选修各式各样的课程，多数是讨论会（seminars），在讨论会上，在我最后决定我的论文题目之前，我宣读各式各样的文章，诸如《法律可改变吗？》和一篇因果律的文章等等。我在罗伊斯教授指导之下从事研究，他主持的形而上学研讨会极为动听。他介绍我阅读皮尔斯（c.s.peirce）的著作，其丰富而有余韵的“逻辑”饶有趣味，但难于领会。罗伊斯于一九一六年九月十四日壮年物故，无从递补。在他遗言赠送的书籍中，我获得一部麦格斯威尔（clark maxwell）所著上下两册《电气与磁学》，由罗伊斯加以注解。对日抗战期间，我从南京流亡于一九三八年到云南携带少数几本书，这书是其中之一，现在仍摆在我的书架上。裴瑞和侯尔特两位教授几乎转变我成为实体论（realism）的信徒，虽然侯京教授是个唯心论者（idealist），在哲学方面以及私人方面，对我影响极大。英籍教授侯恩雷见解不褊狭，让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并未受教于伍德斯教授，惟我第二次到剑桥（一九二一—一九二四）发起哈佛教学中文，他是最重要的推动人物。我在上文提过，我的论文指导教授是协佛，他以发明斜线“/”而闻名，斜线的意思是“既不又不”，单从这项发明，整个形式逻辑学便可建立，还有整个数学，如怀特海（whitehead）和罗素所做过的，他们的杰作当然是《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惟我以及多数学生觉得在数学和哲学内外，其先驱，罗素著的《数学原理》（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远较可读。
我不能决定究竟选修心理学还是科学史作为我的副修课程，所以这两种课程我都选修一些。孟德伯（hugo münsterberg）教授是一位有声有色的生动讲师，惟我觉得在蓝格菲（h.s.langfeld）教授教导下，我学得较多，蓝太太也教我弹钢琴。韩德森（l.j.henderson）教授和沙顿（george sarton）教我科学史，那时科学史还是一门新课程，沙顿教的两门课，班上只有我一个学生。上课地点是魏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内沙顿的小书房。我决定不了我该不该点头或说是，或像班上任何学生那样，静静地坐着。我并未选修亨廷顿教授的课，但征询他对我的论文和课外活动的意见。他鼓励我在图书馆涉猎，被我找到芮格（wm.f.rigg）写的一篇文章：《两世纪前的中国星图》（a chinese star map two centuries old，刊在一九一六年一月的《大众天文学》），以及史雷格（gustav schlegel）一八七五年所著《中国天体学》一书中大批资料，我据以写了一篇文章《中西星名图稿》（jong-shi shingming twukao）在上海《科学》第三卷（一九一七年）发表，费了我两个月一百三十小时才写完。
我继续对语言学发生兴趣，选修了葛然简（charles h.grandgent）教授的“言语学入门”。在哈佛的最后一年，我第一次会到以“基本英语”闻名的理查斯（ivor a.richards），以后在清华大学，他成为我的同事，我们时常见面。后来我对基本英语兴趣浓厚，写了一本基本英语教科书，且试以非美国口音灌了一套录音片（一九三四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附录音片）。基本英语便是理查斯和欧格登（c.k.ogden）共同发明的。那几年我有一次有趣的语言经验，即倾听聋盲天才海伦·凯勒（helen keller）讲演。通常她先用手语和译员讲话，再由译员说出她要说的话，可是那次她自己高声讲出，惟我颇难听懂她的话。三十年后，我却很容易和贝尔电话公司试验室的聋子音响学者布鲁姆（edger bloom）交谈，当时我在贝尔试验室任顾问。他们业已发明了光谱图，显示出话语各种频率因素的相关强度，以便初学者能看到他发音的形态，而对自己的发音和他要仿学的声音加以比较。我继续研究中国方言，有很多机会从哈佛到麻省理工学院中国朋友听到并学习方言。一位朋友张云（chang yun）是陕西西安人，他教我的一段话是这样的：
来下，来下！
人家娃，在书房读书呢。
咱的娃，拿勺勺要水呢。
不说起，是他二爸呢。
说起他娘可不行。
去下，去下，叫娃要去要去！
（译者注：发音略）
最怪的是“书”字，中国大部地区读为shu，他则读为fu，我们都学着他玩。张云业已去世，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我上次旅行时曾拜访他，我仍然记得而且背诵出他的腔调，他颇引以为乐。
虽然要准备考试、撰报告、写论文，我仍有时间参加许多课外活动。在康奈尔我学过天文学一门课程，我继续研究星球，一九一六年六月我学会看仙后星座的位置来判定时间。我买了一架望远镜，一九一八年八月十八日，当射手座消失在月亮的黑暗面之际，我能看到它的月掩（occultation）。在课外阅读方面，我极欣赏怀特的《自传》、班奈特的《一天二十四小时》、戴莫根的《奇人的预算》及加洛尔的《猎怪兽》。我也选修更多的函授课程，如个人效率课。我对效率本身比自己增加效率更有兴趣。我不大去听公开讲演，惟常去听克罗则（samuel crothers）在正对着我房间的一神教堂讲道。我喜欢听他讲，不是我相信一神论，而是因为他是好的论文家和善于雄辩的演说家。我继续在哲学会社、数学会社、世界会社、中国学生会社等团体为活跃分子，和在康奈尔时候一样，参加一年一度在各城市举行的中国学生联盟会议。我作的独幕喜剧《挂号信》在会议中上演不只一次，一次是在达马瑞斯哥塔（damariscotta），另一次我想是在哈佛。最费时的课外活动仍然是编辑《科学》中文杂志，该杂志办事处迁到哈佛，因为多数积极成员已转入哈佛（《科学》杂志社最后迁回中国）。有一个时期我身心交疲，不得不请求教授写信要我减少课外活动。
那项借口只是借口而已，我依然继续做我喜欢做的事，不管是不是妨碍我的正常工作。我继续涉猎音乐，选修一门高级和声学课程。在《科学》杂志上登出我作的三首或四首曲谱。我无须清晨二时排队买桑德斯剧院（sanders theater）及交响乐馆（symphony hall）的票，去听福朗查雷四重奏（flonzaley quartet）、柏德鲁斯基（paderewski）及侯夫曼。我在日记上热烈记载了柴可夫斯基（tschaikowski）第四首和贝多芬第九首。在去听音乐会之前，我一连几天练弹贝多芬第九首。当时我的喜好多少是传统性的，现在或许仍然如此。福朗查雷四重奏演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所作曲谱，我在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上说：“依我看，似乎毫无意义。”我看戏剧不如听音乐会的次数多。我倒蛮喜欢看《查礼的姑母》，至于在舞台上演的《金银岛》，我觉得“史蒂文森（译者按：《金银岛》之作者）的味道所留无多”（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九日日记）。还好，我阅读卡罗尔的著作多年后，才看到它在舞台上及在银幕上被弄坏，我将他的两部名著译成中文时（一九二二年《爱丽丝梦游仙境》，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六八年《爱丽丝境中奇遇记》），他的著作还未搬上舞台或银幕。
截至现在，我对世界的大事所述无多，那是因为我对这些事极少注意，惟我在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开始时确曾记：“何等荒谬！”在美国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七日对德宣战时，我不得不于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五日向征兵局登记为外国人，以免服役，直到一九五〇年代我才归化为美国人。以后我在芝加哥看到整夜喧嚣庆祝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停战。
在这三年之间，我的健康情形大多数时间一定颇为良好，我参加了那么多活动，可是我也有过颇为严重的病痛，每年至少进一次医院。一九一六年我在波士顿高卜医院（copp hospital）由杜德莱（dudley）医生操刀割除盲肠，我于七月廿一日手术后一星期，费了两小时在日记上写了十三页，描述那次的经历。我数我的呼吸，数到“七十三”便麻醉过去。由于我住院开刀，得识看顾我的护士菲珀黛（m.e.philpott）小姐，友谊保持多年。开刀结果，那年夏季中国学生会议，我便未得一英里竞走冠军，以后再未获胜。一九一七年二月，我在床上呕吐不止，有一段短时期几乎人事不知，不得不在学校医疗院住几天。那年稍后，我的老毛病心跳病又犯，但贝莱（bailey）医生说没有关系。到了十二月，我因“鼻梁歪斜”又在医疗院开刀。这次他们使用氧化氮和以太混合剂，我只数到“二十三”便失去知觉（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日日记）。可是我出院之后只有三天，鼻子又塞住不通，被送到眼、耳、鼻医疗院再开一次刀。我在那里住了三个星期，一切才恢复正常。尽管我的健康情形好坏不一，我总是颇为活跃，这一定对我有好处。我继续长途散步，惟不似在丘陵起伏的伊萨卡散步那样陡峭。有一次我走过剑桥桥（盐震桥）（salt-shakers bridge）到东波士顿，回头经哈佛桥到哈佛广场，共费四小时。那些年我也骑脚踏车，不过我仍觉得走路是更好的运动。
我提到过许多教授和教授朋友的姓名，惟除了“科学社”同事外，还未谈及别的朋友，“科学社”同事多数来自康奈尔。我在哈佛比在康奈尔交了更多的美国朋友。有一位狄谋思（raphael de-mos）和我同系，另一位是物理学者冷绘（victor lenzen），有几门课和我同班，现在我在柏克莱仍然时常见到他。我们在牛津街狐狸圃（foxcroft）餐厅一同搭伙，常开卫挺生的玩笑，称他为“顶卫生”，因为他极讲究食品卫生。青年才俊魏纳（norbert wiener）当时也在哈佛，可是我对其父寮·魏纳（leo wiener）所知较多，因为他对语言学颇为关切。后来由于小魏纳访问中国和我二次到哈佛，我对他所知增多。我也扩展所学，多次会晤卫斯理大学的谢费德（a.d.sheffield）教授，在中国和他谈论很多语言问题。
除了贝夫一家女孩外，我还没有提到其他女朋友。在哈佛［即芮德克理夫（radcliffe）和卫斯理（wellesley）］，我确有比在康奈尔时更多的女朋友。其他我约会的女孩有韩美英，她是最漂亮的女孩之一。王瑞娴是我的音乐朋友，她在波士顿音乐院主修钢琴，那时我当然不晓得她是我未来太太在上海中西女塾（mctyeire's）的同学。她嫁给康奈尔我的同学董（j.c.s.tung），生了四个孩子，都成为有成就的音乐家，两个女儿在音乐会上任钢琴手，两个儿子在宾州交响乐团任指挥。另外一位女友名叫李（mable lee），以她的年龄来说，具有极成熟的性格。有一次，我演说比赛榜上无名，她逐句分析我的讲词，使我心里好过而不觉难受。我常见到一个女孩子叫牛惠珠，是我哈佛医学朋友牛惠生的姊姊（或妹妹）。有一次，邓赖卜（dunlap）博士请我们两个吃晚饭，她带了一件半织好的毛衣，没注意到我丢掉毛线球，因而拉着毛线走过芮德克理夫校园，约走了三十码，才发觉发生了什么事。我在哈佛的后期，最常见的女孩是周淑安，她兄弟辨明我也常见，因为我们两个人对语言颇有同好。我常和安娜（周淑安之英名）散步，合弹钢琴二人合奏曲［如拉哥（largo）从德伏拉克的新世界交响乐（dvorak's new world symphony）改作之曲］，离开她的时候，给她写长信。
我虽然常和女孩约会并和女朋友玩乐，可是我从未对任何一位认真发生兴趣，也许安娜除外，不过她已和我的一九一〇年清华同班同学胡宣明订婚，我不敢更深一步进行。并非在感情上我并无准备，我早年已对侬姑发生爱慕之情，甚至对男朋友，如在常州溪山学校的李宗棠（译音）及在哈佛的胡正修，颇为亲近。某次，正修发觉我对他太好，而要了结这种无聊举动。整个说来，我对感情之事颇不愿牵涉在内，我想主要理由是我家已为我正式订亲，我还未能解除婚约。早先在常州的时候，我的家人为我和远亲陈仪庄（译音）订婚，当然未经我同意。这一定是一九〇四年以后的事，因为我的父母并未谈及此事。（译者按：著者父母于一九〇四年逝世。）我心向革命，去美后并不太在乎此事，惟总觉得是一种精神负担。一九一六年一月十日左右，我决定采取行动退婚。几年（译者按：原文如此，似应为“几天”）之后，我费时两个多小时写信给我的舅舅冯聃生，想解决这个问题。我在日记上写道：我从伦理观点衡量此问题，此问题亦在伦理上衡量我。到了五月十日他才复我信，用语含糊不定。以后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十四日，我写信给在上海的远房叔祖赵竹君，他具自由思想，对我颇为同情，且亦公正。惟在三年之后方始解约，因而我可以结婚。
在获得乔治与马莎·德贝奖学金、席尔斯奖学金、华克研究奖学金和谢尔登旅行研究奖学金之后，我又获得一项超博士旅行研究奖学金，离开哈佛。人们旅行国外，通常靠这种奖学金，惟我深恐战后的欧洲过于混乱，决定在美国旅行，先去芝加哥，然后到加州。动身之前，我着实漫游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