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向往辽阔灿烂的世界

在溥仪的老师中，英国人庄士敦应是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人。

1919年3月4日，雷湛奈尔德·约翰·弗莱明·庄士敦先生来到毓庆宫。他是由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推荐，经过徐世昌总统向英国公使馆交涉，正式聘来当溥仪的老师的。他来亚洲已经20多年，当过英国租借地威海卫的行政长官，熟悉中国的历史和各地风土人情，能说一口流利的华语。庄士敦来到溥仪身边之后，使得溥仪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学会了穿西服，剪辫子，戴手表，养狼狗，说英语。更重要的是他向往着紫禁城外那个辽阔灿烂的世界。他想到庄师傅那个国度去，到牛津大学去读书，开扩自己的眼界。到了那里，他可以通电发表声明，辞去民国的“优待”，不再寄人篱下了，也可以放开手实现自己恢复清室的宿愿了。

对我来说，我是伴读，我和溥仪的思想一样，想到外国去看看。紫禁城的生活太刻板、太单调了。我也想到英国去。英国人彬彬有礼，有“绅士”风度，从庄士敦先生身上就能看得出来。英国人肚量大，虽然并吞了印度，但印度的公侯依然存在，凭这一点，就足够我学习的。到外国去读书是要花钱的，没有钱怎么办？就往外拿东西。我每天上午进宫伴读，下午回家就带走一包东西，名义是皇上赏给我的。字画古籍，什么珍奇的都有，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欧阳询、米芾、赵孟頫的真迹等等。因为我喜欢写字，还记得一些字帖的名字，其他文物我还没有鉴赏能力，只是往家拿。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年多，一共拿出书画精品 2000多件，里面有手卷200多件，卷轴和册页200多件。这些文物都交给我父亲，由我父亲交给七叔载涛，带到他在天津英租界新置的房子里。后来在天津卖掉了几十件，大部分又带到伪满。最后的下落，我就不知道了。民国13年溥仪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查点毓庆宫财产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溥杰赐品目录”，说赏给溥杰的东西“皆属琳琅秘籍，缥缃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籍三编所收，择其精华，大都移运宫外”。这是一点不假的。现在有人说我有些鉴别文物的能力，就是通过这一阶段偷运文物的活动养成的。其实那时只是拣好的挑，也谈不到“鉴赏”二字。

等到把东西运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和溥仪就要商量具体出走的计划了。到哪里去？当然到庄士敦师傅的国家英国去。这事情要保密，父亲、溥仪的四个太妃、朝廷内务府大小官员以及身边的太监都是要对他们严守秘密的，绝对不能走漏风声，具体的走法甚至对庄士敦师傅也要暂时保密。

我们兄弟俩商量好，通过当时驻华使团首席公使荷兰国欧登科的帮助秘密出走。为什么要托欧登科呢？当时有这样一个天真的想法：张勋复辟失败之后，就是这个荷兰公使欧登科派人把张勋从讨逆军的包围之中拉上汽车救出来的。荷兰又是个君主国家，他会支持我们这种被推翻了的小朝廷的。于是决定由我去找欧登科商谈。我本不认识欧登科，但不揣冒昧地找到了他，单刀直入地提出了这个要求，希望他帮助我们出走，送我们到英国去留学。欧登科爽朗地答应了。他还帮我们研究了具体的办法。定好日期，他派一辆汽车到神武门外等待，只要我们一走出神武门，坐上他的汽车，就可以把我们送到荷兰公使馆，再辗转送到英国去。这个欧登科答应为我们守口如瓶，可是他却把我去找他要求出走的经过写信告诉了庄士敦。庄士敦拿着这封信去找溥仪。溥仪一看庄师傅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就原原本本地把想到英国去留学之事告诉了他。庄士敦听后没有什么反响，只是笼统地说如果你们到了荷兰大使馆，到英国求学之事他可以助一臂之力。看来还是英国人聪明，他知道溥仪如果真的出走，英国与中华民国面上不好交代，他不能作出具体的支持。

我们定的出走的时间是民国12年（1923年）2月25日。走的那天溥仪想的太简单了，以为给几个钱买通宫里的太监就可以放行了。没想到太监报告了内务府，我们还没有走出养心殿，紫禁城里已经处于戒严状态。出走的计划失败了。

我们没有走到那辽阔灿烂的世界去。英国去不成，想别的办法吧！美国也是可以的，美国商人气息浓厚些，但他在中国“没有租界”，用九国公约“救中国免于瓜分”，也是个“堂堂大国”，可以到美国去。日本虽然阴险狡诈，但也是个君主制度国家，纵然比不上英美，但“明治维新”是我所向往的。实在没有地方去，日本也不是不可以考虑。正好这时日本积极拉拢我们，于是就有了后来我们投靠日本的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