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哲学会通的可能性：哲学真理之普遍性与特殊性

我的講題是「中西哲學會通的分際與限度」﹐這是個大題目﹐在此只能長話短說﹐把大題目做簡單地敍述。講這個題目具有隻重性格﹐一方面要通學術性﹐一方面要通時代性﹐要關連著時代。

中西哲學會通是核心地講﹐由此核心擴大而言也可說是中西文化之會通。文化之範圍太大﹐可以從各角度﹐各方面來看﹐但向內收縮到最核心的地方﹐當該是哲學。哲學可以做龐大的文化這一個綜和體的中心領導觀念。故欲了解一個民族文化﹐開始時可能散開地由各方面來看﹐從各方面向內湊﹐如從文學﹑歷史﹑經濟﹑社會﹑政治等各方面湊到核心﹐還是個哲學的問題﹐這一種講法可以說是歸納的講法。哲學地言之﹐也可說是一種現象學的講法﹐即由文化各方面做現象學之分析與描述。但我們現在不採取這種講法﹐而直接地由核心講﹐故就落在哲學上。

哲學從關連著文化來講﹐哲學就是指導文化發展的一個方向或智慧﹐也即指導一個民族文化發展的方向與智慧。假若內在于哲學專就哲學本身而言﹐哲學有很多種定義﹐我們現在不談。關連著文化講﹐哲學就是文化發展的指導方向。這一個原則﹐無論應用到中國﹐西方與印度﹐同樣適用而有效。

中國文化由堯舜起經夏商周而一直發展到現在﹐為什麼是這一個形態呢? 西方文化由希臘﹑羅馬經過中世紀而到近代文明﹐為什麼是那個形態呢? 印度文化為什麼又是這樣呢? 各文化形態之所以如此這般﹐最核心的地方就是哲學的觀念在領域著﹐總而言之﹐人類世界之各文化系統皆是如此。

就眼前我們所處的時代﹐為什麼有這麼多是問題呢? 究竟是什麼問題? 其實任何時代都有各時代的問題﹐而且都多得很﹐而我們這個時代也有其獨特的時代問題與其他的時代不同﹐就以前我自己個人言﹐由七七事變當時只廿七歲就開始逃難﹐一直到現在七十三歲了還在繼續著。如大家知道現在香港出了問題﹐假定中共一旦本著其以往的作風來接收香港﹐那香港的五百萬居民大體都還要逃難﹐為什麼我們這樣一直在逃難呢? 就中華民國來講﹐國民政府當年的首都在南京﹐為何撤到台北來呢? 這當然是個嚴重的問題﹐對這個問題我們應該要有個認識與瞭解。這是就個人與國家而言。擴大講﹐為什麼我們這個時代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美國的華盛頓與蘇聯的莫斯科﹐其關鍵就在美蘇的談判。兩國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就天天不斷地在談判﹐其實已經談判了三﹑四十年了﹐都還談不出一個結果。

另一方面﹐大陸上中共做統戰工作﹐天天宣傳要與台灣談判﹐和平統一﹐結果還不能談判﹐中共與台灣之間現階段是不能談的﹐這個不能談就是不能談﹐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一個談判與美蘇間的談判性質完全不同。美蘇間談的是外交問題﹑核戰問題﹑軍備問題﹑裁軍問題﹐談的都是技術性的問題﹐至于其餘的問題也是不能談﹐不能談的是原則的問題。美國不能要求蘇聯放棄馬列主義才來談判﹐美蘇提不出這個要求﹐兩國間不能談這個問題。同樣地﹑蘇聯也不能要求美國放棄自由世界的整個社會制度與經濟體制。但嚴格講這才是問題的所在。可是這是不能談的﹐所能談的只是外交的﹐技術性的問題。這樣就不能接觸到真正問題的所在﹐即原則的問題。

而我們處于這個時代﹐我們之所以逃難﹐美蘇長朞無結果的談判﹐其實是由于兩個世界的真理標準問題﹐兩個世界的價值標準問題。就人類在最高層次而言﹐應該只有一個標準﹐一個真理﹐但我們所處的世界就有兩個真理﹐兩個標準﹐所以決定成了兩個世界。

可是大陸要求向台灣統戰﹐要與台灣談判﹐那談判就不是技術性的問題﹐而是原則的問題。大陸中共若放棄馬列主義﹐放棄四個堅持﹐就可以談﹐否則就不能談。所以我們這個時代﹐就是分成兩個世界﹐而有兩個標準兩個真理。說到兩個真理﹐兩個標準就是哲學的問題﹐也即一般大家所謂的意識形態(ideology) 問題﹐共產黨有一套ideology ﹐故一定堅持馬列主義﹐一定要四個堅持﹐鄧小平上台了﹐態度變成溫和了一點﹐與美國建邦交﹐反對文化大革命﹐但四個堅持還是不能放棄。他雖反對文化大革命﹐但毛澤東還是不能被抹掉﹐這個就是問題的所在﹐而這就是哲學問題﹐也即意識形態不同的問題。所以這個時代沒有人能與共黨談話﹐不管是同樣的中國人﹐或是其他任何國籍﹐任何膚色的人﹐與共產黨的人相遇﹐都同樣被視為反動份子﹑反革命份子﹐而互相之間再也無法有所溝通了﹐也就是我們這個時代困難的所在﹐問題的所在。

所以在此情形下﹐大陸中共要求現代化是很困難的﹐而它追求的現代化是有一定範圍的﹐即只能限于科技性的﹐這就是他們所謂的四個現代化。可是現代化的要點﹐真正現代化之所以為現代化﹐是在所謂的第五個現代化﹐就是大陸上的青年人魏京生所提出的第五個現代化。那才是真正現代化的所在。他一提出第五個現代化就要坐牢十五年﹐但是所謂的現代化﹐第五個現代化才是現代化的本質意義﹐其餘的四個都屬于科技性的﹐科技性的是無顏色的﹐任何人都可以現代化﹐所以在這個地方﹐大家要有個清楚的瞭解與認識﹐否則就會被迷惑﹑被欺騙。第五個現代化﹐在大陸所以做不到最後的關鍵就在我們現在世界分裂成兩個不同的世界﹐而最後就是真理標準的問題﹐也就是哲學的問題﹐這就是關連著眼前的時代問題而言哲學的問題。

文化問題核心地講是哲學的問題﹐所以我們要講中西哲學會通的分際與限度。這個問題如果你能看空看透了﹐這就是我們奮鬥的方向﹐我們奮鬥的方向就是要瓦解共黨的馬列主義的標準﹐若不能瓦解﹐人類就無前途﹐沒有和平安定的世界。所以首先我們要明白這個問題﹐自己的生命通透了﹐你才有明確的奮鬥的方向﹐有明確的奮鬥方向﹐這樣才能瓦解馬恩列史這一套ideology。

關于共產黨的這一套ideology﹐法國方面有人研究這一方面而成立一個專學﹐稱為蘇聯學﹐雖以蘇聯為名﹐其實世界所有的共產黨都包括在內﹐不但是蘇聯﹐就是中國大陸以及全世界的共產黨都一樣﹐那些小差異的地方是無關重要的。

講到這個地方﹐就使我想起一個例子﹐即最近有一個蘇聯的文學家索尼辛到台灣來講演﹐這件事情很好﹐是值得特別一提。今年有中國大陸各方面的人才投奔到台灣來﹐但其中最重要﹐最有份量的是索忍尼辛到台灣來做一次講演﹐這就等于為台灣增加了百萬大軍的力量﹐增加了台灣的價值﹐台灣的氣勢﹐故不要忽視文學作家。

所以我常講﹐台灣最重要的是﹐如何使自己的存在要有價值﹐即如何增加自己的存在價值。如果自己無存在價值﹐便是浪生浪死﹐徒然的生存﹐可有可無﹐台灣只是地理上的價值﹐這樣就沒有意義。所以一定要努力增加自己的存在價值﹐這就是文化問題。所以我常講﹐台灣的各大學各學院各學系能好好培養出幾個大的科學家﹑文學家﹑哲學家﹐這樣就能大大地提高台灣的存在價值。

平素我們以為這些文學家或哲學家沒有多大的重要﹐但到時候就有重要﹐就有作用。就如索忍尼辛到台灣講演﹐就增加了台灣的存在價值。所以講文學建設﹐講現代化﹐這不是只叫口號與宣傳的﹐這樣都沒用處﹐這是要落實去做的。每一個崗位﹐每一個部門﹐都能歸其正位﹐歸到其最恰當的崗位上﹐把自己建立起來﹐使自己有存在的價值﹐這個就是文化建設﹐就是現代化﹐這是最重要的。如果每一個崗位﹐每一個部門都很麻煩不能歸其正位﹐不能認真落實地建立起自己﹐這樣就培養不出人才﹐這樣就無前途可言。故時代問題歸到核心還是哲學的問題﹐這是先泛泛的說。

前面講過﹐講「中西哲學的會通」一方面要通時代性﹐一方面要通學術性。通學術性就要了解中國哲學及其傳統﹐西方哲學及其傳統﹐而中西哲學能不能會通﹐會通的根據在那裡? 會通的限度在那裡? 這就是所謂的通學術性。

首先有一個看法﹐哲學是普遍的﹐所以哲學只有一個﹐沒有所謂中國哲學﹐也沒有所謂西方哲學。因為凡是哲學的都是普遍性的真理。哲學中所講的道理或其中的概念﹐都有普遍性﹐哲學中的真理都是普遍的真理。

既然那些概念都有普遍性﹐都是普遍的真理﹐那有所謂的中國哲學或西方哲學呢? 這樣就只有一個普遍的哲學。

籠統地說﹐只有普遍的真理﹐因只要是真理就有普遍性﹐如科學一樣﹐無所謂中國的科學或西方的科學﹐就只有一個科學。而且科學是無國界﹐無顏色的﹐這對科學的真理來講是最顯明的。但我們不能把哲學完全視同科學﹐否則就只有一個哲學﹐正如沒有兩個科學一樣。

可是依共產黨﹐科學也有階級性﹐有資產階級的科學也有無產階級的科學﹐這是荒謬的﹐這個話沒有意義。我們只能說研究科學﹐無產階級的人或有產階級的人皆可來研究﹐但不能說有資產階級的科學﹐無產階級的科學﹐這是不通的。正如他們說自由也分無產階級的自由與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也有資產階級的民主與無產階級的民主。其實自由就是自由﹐民主就是民主﹐那有什麼資產階級的與無產階級的? 共產黨就是這樣在玩弄文字的魔術。

我們講文化問題﹑哲學問題﹐這也都是在追求普遍的真理﹐哲學中所使用的概念當然有普遍性﹐但哲學中所追求的真理是否完全與科學一樣﹐這就值得檢討研究。若只以科學為標準﹐如邏輯實證論者的主張那就只有科學一種真理。至于哲學﹐就沒有中國的哲學﹐西方的哲學。依照他們的說法就只有中國式的民族情感﹐西方式的民族情感﹐不能說有中國哲學﹐西方哲學。但這種態度是不能成立的。我們一定要承認在科學真理以外必有其他性質不同的真理。這種真理與科學性的真理不一樣﹐而且也不能說只是民族情感﹐在此就可以講中西哲學﹐而且有差異與不同。

此不同如何去瞭解呢? 有一種主張與上面的看法正好相反﹐主張無所謂普遍的哲學﹐就是沒有 philosophy as such, 也即只有個別的﹐如各個不同民族的﹐國家的或個人的哲學﹐而無所謂的 universal philosophy。這說起來似乎也有道理。

第一個態度是就哲學的普遍性而言﹐只有一個哲學﹐而第二個態度是就哲學的特殊性而言﹐就特殊性言﹐就無普遍的哲學﹐這是兩個極端相反而相衝突的觀念。我們認為第一個態度固然不對﹐但第二個態度也同樣不對﹐兩者均同樣不正確。此相當于康德的二律背反。普遍性自是有的﹐但不是只有普遍性﹐特殊性亦是有的﹐也不是只有特殊性。如中國哲學由堯舜夏商周開始﹐模糊地能發出一些觀念﹐這些觀念就有相當的普遍性。由游離不明確的觀念(idea) ﹐而至轉成確定的概念(concept) ﹐就有其普遍性。觀念大都是不十分明確的﹐明確化就成概念﹐一成概念就有普遍性。但此種普遍性﹐就中國而言﹐由堯舜夏商周開始就有其特殊性。換言之﹐中華民族的活動有一個觀念在指導﹐有觀念就有普遍性﹐但這個觀念卻要通過具體的生命來表現﹐也即由中華民族這個特殊的民族生命來表現。同樣地﹐西方由原始的希臘民族也有模糊的觀念在指導著他們的民族活動。但這個觀念是通過希臘這個特殊民族生命來表現的。一說特殊生命就特殊性。此特殊性是由于真理要通過生命來表現﹐特殊性是由生命這裡來講的。同樣一個觀念﹐通過各別的個人來表現就有所不同。如同樣是儒家的道理﹐由孟子來表現就與孔子不大一樣﹐同樣是陸王一系﹐陸象山的表現就與王陽明不同。所以了解特殊性由此來了解。

普遍性是由觀念﹑概念來了解﹐但觀念是要表現的﹐要通過生命來表現的﹐這就是普遍性在特殊性的限制中體現或表現出來﹐這種真理是哲學的真理。而科學的真理則不管由什麼人皆可以研究﹐研究科學的人雖然不同﹐但我們不能說科學的普遍真理通過特殊的生命來表現而有不同。也不能說"2+2=4" 這個數學真理由各種不同階級的人的生命來表現有不同。此話是講不通的﹐若以語言分析來分析﹐這種說法是無意義的。

由此而言﹐西方哲學講語言分析是有道理的﹐因為我們通常的語言常常是不清楚而不確定的﹐不清楚不確定並不是觀念不清楚而是因為我們常常表達得不當或不合文法而變成不清楚﹐故語言分析當方法學來看是有道理的﹐要求我們表達得清楚﹐可是把它當成一種主張(doctrine) 就不對了。但從事語言分析的﹐一開始都說自己是屬于方法學﹐但無形中卻成為一種主張﹐以此而反對許多東西而落于偏見﹐說形上學是無意義的。其實並不是那些道理現真正沒有意義﹐而是他們根據他們的主張而說沒有意義。另一方面目前從事語言分析的人也缺少創新的能力﹐其實他們連擧新例的能力都沒有﹐所舉的例子千篇一律都是黑格爾哲學中的一些句子﹐而且都拿黑格爾來做開現笑或譏諷的對象。這只是人病﹐並非法病。其實這種語言分析的工作是當該做的﹐因為我們目前所處的時代﹐生活中的一切災害﹐最後最嚴重的就是在這個地方﹐因共產黨玩弄文字魔術﹐欺惑大眾﹐于是構成所謂觀念的災害﹐文字的災害。

茲再回到哲學真理須通過生命來表現﹐因為仁不是抽象性的概念﹐是要具體地表現出來的﹐與"2+2=4" 的數學真理不同。譬如剛性的人與柔性的人表現仁就不大相同﹐分別地說﹐剛性的人比較容易表現義﹐柔性的人也可以有義﹐故兩種不同性格的人﹐表現仁就不大一樣。不但這樣﹐表現也因對象而不同。同是表現仁﹐對父母表現為孝﹐對兄弟表現為友愛﹐擴大而言﹐依孟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最親切的是親親﹐故論語云: 仁民愛物均是仁的表現。

仁就是這樣性質的普遍真理﹐此與"2+2=4" 顯然是不一樣的。"2+2=4" 這種數學真理是普遍而無國界的﹐無中西之分﹐而仁義這種普遍真理是要通過生命來表現﹐就有各種分際的不同﹐此是普遍性要在特殊性的限制中呈現﹐而且一定得呈現﹐否則講空話是無用的﹐而且表現要在生命的限制中表現﹐這樣特殊性就出來了。由此才能了解哲學雖然是普遍的真理﹐但有其特殊性﹐故有中國的哲學也有西方的哲學﹐普遍與特殊性均要承認﹐這樣就可解消二律背反。以其有普遍性﹐通過中華民族或希臘羅馬民族來表現也可以相溝通。可相溝通就有其普遍性﹐由此可言會通﹐若無普遍性就不能會通。雖然可以溝通會通﹐也不能只成為一個哲學﹐這是很微妙的﹐可以會通﹐但可各保持其本來的特性﹐中國的保持其本有的特色﹐西方也同樣保持其本有的特色﹐而不是互相變成一樣。故有普遍性也不失其特殊性﹐有特殊性也不失其普遍性﹐由此可言中西哲學的會通﹐也可言多姿多彩。

自由世界所以要保存個體性就是要保存這多姿多彩﹔所保存的普遍性並不是抽象的普遍性(abstract universality) 。所謂抽象的普遍性是把差別性都抽掉﹐這種抽象的普遍性就是共產主義的ideology所造成的。故說到最後而簡單的一句話就是共產黨的普遍性是無特殊的內容﹐無多姿多彩﹐故為抽象的普遍性。這樣的社會一律平等﹐他們就由此抽象的普遍性來建立他們所謂的無產階級的大同﹐沒有階級對立的大同社會。這樣的社會一律平等﹐他們就由此抽象的普遍性來建立他們所謂的無產階級的大同﹐沒有階級對立的大同社會。但這種大同一出現﹐全部的社會就死掉。此即所謂的封閉的社會(closed society) ﹐不是開放的社會(open society) 。而我們這些個體(individual being ) ﹐都變成純一色的物質(pure matter) ﹐這就是共產黨所希望的﹐因為這樣最易統治。在這樣的純物質性的個人﹐怎麼能講個體性(individuality) 與自由(freedom, liberty) 呢? 它本來就不要讓你有這些﹐你一有這些﹐共產黨就完了。它這樣下去﹐這不是災害嗎? 它要以政治的力量﹐集體的力量把一個社會硬壓成這樣﹐當然就要殺人﹐非殺人鬥爭不可。

空想與付諸行動的實現是很不同的﹐只是空想還無所謂﹐我們現在就因為由于有行動造成的實例擺在眼前﹐才深切的了解這一層的不同﹐如無共產黨出現﹐我們還不會深切了解到這種行動所造成的災害的嚴重與可怕。只是空想大同如何好﹐當年的康有為就是這樣﹐他那時想「大同」時﹐共產黨尚未出現﹐他以為「大同」的理想多崇高﹐多偉大﹐所以當時的人認為康有為的思想是最新奇﹑最進步的。但是這種新奇的思想是不能付諸實行的。一付諸實行﹐就要千萬人的人頭落地﹐就要毛澤東來殺人。當時康有為只是空想﹐而這種思想被認為是最進步﹐取新奇﹐最理想﹐而共產黨就來實行這一套。罵我們是反動的﹐落伍的﹐腐敗的﹐以種種醜惡的名詞來形容﹐這些都是玩弄文字魔術。你不能為這些文字魔術所威脅﹐若被威脅就糟了﹐這個時代的悲劇就是這樣﹐故其統戰有效。假如大家不為這些麻醉的字眼所威脅迷惑﹐他們的統戰就沒有效了。

當時康有為把他想像的大同社會都具體地列擧出來。人老了就進養老院﹐死了就燒成灰做肥料﹐夫婦結婚同居不得超過一年﹐有了孩子就送進孤兒院﹐這種大同社會任何人無家庭之累﹐這樣看來是夠進步了。事實上毛澤東的人民公社還沒有做到這個地步﹐大家都已經受不了﹐故劉少奇才讓步。我們要知道這種知識分子的空想﹐這種不負責任的論調﹐其後果是很可怕的。由于對現狀的不滿而發發脾氣還無所謂﹐但不知道會有那麼可怕的後果﹐千萬人頭落地。所以這個時代諸位要認真仔細用心思考問題﹐不能隨隨便便發脾氣表現浪漫性﹐這種浪漫性不是隨便可以表現的。

「大同」是可以講﹐大同的基礎在普遍性(universality) 。我們人之所以有理想都是基于普遍性。無普遍性就不能有理想﹐理想就顯不出來。所以在這個地方共產黨就反過來罵自由世界的人自私自利﹐只管現實的生活﹐追求個人的幸福而無理想。所以它要有個理想﹐無產階級的理想﹐它要黨員殉道﹐殉那個抽象的普遍性﹐他們的理想就寄託在這個地方﹐所以一轉就成為黨性﹐他們說個性是小資產階級的﹐他們卻不知道自由世界的普遍性是在個人的特殊性中表現﹐這樣才能保存這個社會的自由與多姿多彩。大家對這個道理無所知﹐所以為共黨所迷惑。一個人要想由抽象的普遍性﹐進一步來了解具體的普遍性(concrete universality) 是很難的﹐故青年人不易了解﹐他們的脾氣很急躁﹐眼看現實上有種種不滿就性急地要拉掉一切﹐這樣就成了抽象的普遍性﹐這是最真實的事實﹐歷來就是如此。所以他們不了解自由世界所代表的普遍性是具體的普遍性。具體與抽象是相對反的。

故由普遍性可以言會通﹐由特殊性可以言限制﹐多姿多采﹐講個性。這兩方面都要同時保存。這種普遍性與科學真理的普遍性不同﹐它只能通過個體生命來表現﹐而同時就為生命所限制﹐這兩句話同時成立而不相衝突。人生的奮鬥就在這裡﹐即所謂的為理想而奮鬥(struggle for ideal) ﹐這樣人生才能上進﹐而實現價值﹐實現理想都由此出﹐故人生就是一個為理想奮鬥的過程。這種真理要通過個體生命來表現﹐又同時為個體生命所限制﹐即為表現真理的生命所限制﹐這種真理是什麼真理呢? 這種真理顯然與數學或科學的真理不同﹐故有兩種不同性質的真理。數學真理不需通過個體生命來表現﹐只要通過研究者來研究﹐其他如科學的真理也是一樣﹐這種真理我們以專門名詞名之曰外延真理(extensional truth) ﹐這是羅素在邏輯上所使用的名詞。另一種真理如「仁」「義」這種需通過生命來表現的真理策為內容真理(intensonal truth) 。外延真理與內容真理相對。我們一定要承認有這兩種真理。外延(extension) 與內容(intension) 是邏輯學中的專門名詞。

目前的邏輯實論論﹐並不是完全錯的﹐只是他們只承認外延真理而不承認有內容真理。外延一詞由邏輯上的extension而來。外延真理都是可以量化與客觀化的﹐能量化才能客觀化﹐科學真理都是如此。能外延化的真理才能客觀地被肯斷(objectively asserted) 。

而相反地﹐內容真理卻不能客觀地被肯斷。依羅素以邏輯作標準﹐若命題(proposition) 是繫屬于主體(belongs to subject) ﹐也就是屬主觀的態度者﹐則它們都不能客觀地被肯斷。外延真理則不管主體是誰﹐都是要承認的。而內容真理則繫屬于主體﹐如我相信什麼什麼(i believe so and so) ﹐我想怎麼樣怎麼樣(i think so and so) ﹐這樣的命題﹐是繫屬于我這個主觀的態度。我相信﹐我想這後面的句子都不能客觀化﹐故為內容真理。如我相信上帝﹐但你不一定相信。因上帝的存在不能被證明﹐這就不是外延真理﹐因其不能客觀地被肯斷﹐而是繫屬于我相信。但我相信你不一定相信﹐我今天相信明天也不一定相信﹐再如我想發財﹐我也不一定會發財﹐故有特殊性。

所以羅素講科學知識的成立﹐一定要靠兩個基本原則﹐一個是外延性原則(principle of extensionality) ﹐即命題可由其外延的範圍﹐也即量來決定﹐不受主觀的影響。要靠這個原則始有真正的客觀知識﹐否則一切命題都是主觀的。第二個是原子性原則(principle of atomicity) 。在知識上是用這個名詞﹐在社會科學上則說是個體性原則﹐其實是相通的。

原子性原則是說對象可以被分析或分解成若干部份﹐換句話講﹐部分可獨立地﹐單獨地被了解。如每一部分都要通過而且必然通過全體來了解﹐否則就不可理解﹐那麼部分就不能獨立地被了解﹐這樣就無科學的真理。

如牽一髮以動全身﹐要了解頭髮就要了解頭﹐要了解頭就要了解全身﹐如此就要了解我坐的桌子﹐我在的教室﹐台大﹐台北乃至全部的太陽系﹐這樣一牽連﹐到什麼時候才能了解頭髮呢? 故這樣頭髮就不能獨立地被了解﹐這樣就沒有科學真理。所以必須假定原子性原則﹐也即可分性﹐全體可以分成部份﹐由了解部份來了解全體。此並不是說原子性原則可以適用于一切。某些道理是要通過全體來了解的﹐無孤立的全體﹐也無獨立的部份﹐對此後者而言即牽一髮而動全身﹐黑格爾就喜歡這種道理。講這樣道理的人認為天地間的一切都處于關係中﹐而這種關係都是內在關係(internal relation) ﹐也即一切東西所發生的關係都是內在關係﹐如a與b在關係內與跳出來在關係外就不一樣﹐也即a與b不發生關係時是一個樣子﹐當進人這個關係時a與b的客觀性如何了解呢? 這樣關係就是所謂的內在關係。

故由普遍性可以言會通，由特殊性可以言限制，多姿多彩，講個性。這兩方面都要同時保存。這種普遍性與科學真理的普遍性不同，它只能通過個體生命來表現，而同時就為生命所限制，這兩句話同時成立而不相衝突。人生的奮鬥就在這裡，即所謂的為理想而奮鬥（struggle for ideal），這樣人生才能上進，而實現價值，實現理想都由此出，故人生就是一個為理想奮鬥的過程。這種真理要通過個體生命來表現，又同時為個體生命所限制，即為表現真理的生命所限制，這種真理是什麼真理呢？這種真理顯然與數學或科學的真理不同，故有兩種不同性質的真理。數學真理不需通過個體生命來表現，只要通過研究者來研究，其他如科學的真理也是一樣，這種真理我們以專門名詞名之曰外延真理（extensional truth），這是羅素在邏輯上所使用的名詞。另一種真理如「仁」「義」這種需通過生命來表現的真理稱為內容真理（intensional truth）。外延真理與內容真理相對。我們一定要承認有這兩種真理。外延（extension）與內容（intension）是邏輯學中的專門名詞。

目前的邏輯實證論，並不是完全錯的，只是他們只承認外延真理而不承認有內容真理。外延一詞由邏輯上的extension而來。外延真理都是可以量化與客觀化的，能量化才能客觀化，科學真理都是如此。能外延化的真理才能客觀地被肯斷（objectively asserted）。

而相反地，內容真理卻不能客觀地被肯斷。依羅素以邏輯作標準，若命題（proposition）是繫屬于主體（belongs to subject），也就是屬主觀的態度者，則它們都不能客觀地被肯斷。外延真理則不管主體是誰，都是要承認的。而內容真理則繫屬于主體，如我相信什麼什麼（i believe so and so），我想怎麼樣怎麼樣（i think so and so），這樣的命題，是繫屬于我這個主觀的態度。我相信，我想這後面的句子都不能客觀化，故為內容真理。如我相信上帝，但你不一定相信。因上帝的存在不能被證明，這就不是外延真理，因其不能客觀地被肯斷，而是繫屬于我相信。但我相信你不一定相信，我今天相信明天也不一定相信，再如我想發財，我也不一定會發財，故有特殊性。

所以羅素講科學知識的成立，一定要靠兩個基本原則，一個是外延性原則（principle of extensionality），即命題可由其外延的範圍，也即量來決定，不受主觀的影響。要靠這個原則始有真正的客觀知識，否則一切命題都是主觀的。第二個是原子性原則（principle of atomicity）。在知識上是用這個名詞，在社會科學上則說是個體性原則，其實是相通的。

原子性原則是說對象可以被分析或分解成若干部份，換句話講，部份可獨立地，單獨地被了解。如每一部分都要通過而且必須通過全體來了解，否則就不可理解，那麼部份就不能獨立地被了解，這樣就無科學的真理。

如牽一髮而動全身，要了解頭髮就要了解頭，要了解頭就要了解全身，如此就要了解我坐的桌子，我在的教室，台大，台北乃至全部的太陽系，這樣一牽連，到什麼時候才能了解頭髮呢？故這樣頭髮就不能獨立地被了解，這樣就沒有科學真理。所以必須假定原子性原則，也即可分性，全體可以分成部份，由了解部份來了解全體。此並不是說原子性原則可以適用于一切。某些道理是要通過全體來了解的，無孤立的全體，也無獨立的部份，對此後者而言即牽一髮而動全身，黑格爾就喜歡講這種道理。講這種道理的人認為天地間的一切都處于關係中，而這種關係都是內在關係（internal relation），也即一切東西所發生的關係都是內在關係，如a與b在關係內與跳出來在關係外就不一樣，也即a與b不發生關係時是一個樣子，當進入這個關係時a與b就變了，這樣a與b的客觀性如何了解呢？這樣關係就是所謂的內在關係。

而外在關係（external relation），則a、b在關係內與其在關係外一樣不變，並不因進入關係內而起了變化。如我與桌子的前後、左右的位置關係就是外在關係。依邏輯實證論講，科學真理所代表的關係一定是外在關係。就科學的知識而言，認知關係就是外在關係。假如是內在關係，則我了解一個東西與你了解這同一個東西不一樣，這樣就無客觀知識可言。所以要承認科學知識就要承認外在關係。這樣就不能把天地間一切東西間的關係都視為內在關條。不能全部成為內在關係，就是要承認原子性原則在某種範圍內有效。

大體英美人的思想，都很重視原子性原則與外在關係。當然我們不能如黑格爾把一切關係都看成內在關係。英美人重視外在關係也不錯，為了要說明科學知識就要這樣。但我們既然承認有兩種真理，則我們就不能視一切關係為外在關係。不過原子性原則之重要性不能隨便抹殺。就哲學而言，羅素提出這個原則為的是說明科學知識，說明邏輯分析應用的範圍，由此乃有他的邏輯原子論（logical atomism），為了說明科學知識這個原則是必要的。

但講到內容真理，這個原則就不必能適用了。內容真理很玄，不過兩種真理都是需要的，不能只承認一方而抹殺另一方。

原子性原則不但在說明科學知識上重要，在其他方面，如在政治、社會方面，更顯得重要。蓋有此原則，才能講自由、個體、乃至人權。英美人在政治、社會方面也很自覺地意識到原子性原則之重要性，在這方面可以稱為個體性原則（principle of individuality）。英美人不只是重視現實的經濟利益，否則他們無法領導當今的世界。個體性原則，一般人生活在自由中，對之不自覺也不清楚，但他們的一般高級知識份子、哲學家都意識得很清楚。儘管在純粹哲學方面如形而上學等，這對讀哲學的人不很過癮，但對政治社會方面的作用卻是很大，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如英國有另一位大哲學家懷德海（a﹒n﹒whitehecd），也能談形而上學，他也一定堅持原子性原則。不但在知識上，即在社會政治上也要肯定這個原則。不肯定這個原則，自由、人權就不能講，他們是很自覺的。英國是老派的自由民主，也是自由民主的發祥地，這是從大憲章開始，由他們不斷地奮鬥，爭取得來的。通過奮鬥而得，所以意識得很清楚。中國人就一直對這方面很模糊，到現在還是如此，所以要現代化很困難，尤其大陸上更困難更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