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清楚地阐明清朝粮仓体系的完整意义并顺便澄清一些混乱，有必要回顾一下这个概念的历史发展及其具体形式。[1]储备粮食应付紧急状态——粮食供应充足时购进粮食，紧俏时出售粮食，以维持粮价平稳——的思想在古代就有了。最早清楚地阐述这一思想的著作，是《周礼》[2]和《管子》[3]。第一批以“常平仓”命名的粮仓，是在汉代（公元前54年）；[4]随后的大多数王朝，即晋[5]、隋朝[6]、唐朝[7]、宋朝[8]和明朝[9]，也相继设置相同名字的粮仓。汉代的粮仓常常被当作后代常平仓的原型，不过它们是用来应付因农业一时丰收而导致的粮价总暴跌，因此，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对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来说意味着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境地。换句话说，汉代的粮仓并不是用来作为歉收或灾害的保障，因此，它们的性质与后来的常平仓不同。
第一次方向的转变发生在公元583年；是时，隋朝建立者决定在刚刚统一的帝国适宜之地设置一系列粮仓，以为“水旱之备”。这些粮仓有不同的名字；设在陕州（在今天陕西）的粮仓才称为“常平仓”。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政府粮仓只是设置在全国比较重要的地点，总数不超过12座，因此，大多数地方是没有粮仓的。
唐朝统治者沿用了这个体系，只做了很小的改动。到了宋朝，常平仓体系于992年（太宗淳化三年）首先向首都地区的居民进行救济，在京城设置一些粮仓。接着在1020年（真宗天禧四年），扩展到全国各路。明朝建立者则进一步推广地方粮仓体系，向下延伸到最低行政层级的州和县。与此同时，除了用政府基金购买粮食以外，还正式引入鼓励居民捐献粮食的做法。[10]
在常平仓体系的发展史上，有三大显著的里程碑：（1）汉朝统治者给粮仓取了独特的名字；（2）隋朝统治者最终确定了粮仓的功能；（3）明朝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起来，使之成为一项统一的、全面的灾荒控制体系，为清朝建立者的采行作好了准备。
“义仓”和“社仓”的初次登场比常平仓晚得多。为了更充分地减轻自然灾害，隋朝政府在585年（开皇五年）决定，鼓励全国各地居民在他们各自的“社”设置义仓。在丰收时节捐献稻谷或小麦，用此种方法得到的粮食，储存在每个“社”的粮仓，由社长负责在灾荒时节发给社里的受灾家庭。[11]这种地方粮仓虽然实际上位于社，并由各社负责维持，但它们却被称为“义仓”。因此，尽管政府对这两种由地方管理的粮仓作了区别，但义仓和社仓在后来的历史中经常被混用。
唐太宗恢复设置了义仓，但他采取一种获取存粮的新方法：不再要求地方居民自愿捐献粮食，而是对所有土地所有者（缴纳最低土地税者和特定的少数民族不包括在内）征收附加税。这样获取的存粮，或者借给农人作为种子，或者散发给赤贫的人。[12]宋代义仓于963年（太祖乾德元年）开始设立，由地方官管理；存粮与唐代一样，也是来自对土地征收的附加税。[13]因此，唐代和宋代的义仓，与隋代有两大主要的不同：（1）它们的存粮来自于强制性的附加税，而不是自愿的捐献；（2）它们是由地方官而非乡村代理人管理的。就这些方面来说，它们与常平仓差别不大。它们与后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所存粮食并不是用来稳定粮价的。
就在11世纪最后10年，王安石变法前不久，宋朝打算恢复隋朝的粮仓制度，但未能成功。[14]大约75年后，一名好心的地方官，发动了第一场由政府来设置地方粮仓的运动。[15]不过后代遵循的社仓模式则是由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所建立的。1168年在福建某地进行的试验，使他确信自己的想法非常好，于是在1181年上奏宋孝宗，并成功说服了政府在“各地皆置粮仓”。[16]这一制度的主要特征在于自愿捐献、地方管理、政府监督；这也就是清代社仓最重要的特征。
元朝统治者恢复了唐代以征收附加税获取存粮的办法，[17]也恢复地方粮仓名称为“义仓”；虽然这些义仓同隋代的一样，也位于“社”——一个由50户构成的乡村单位。[18]“社仓”之名在明代又一次流行起来。不过各省巡抚巡按在1529（嘉靖八年）奉命设立“社仓”时，他们被指示要把每25户或30户编为一社，挑选“家殷实而有行义者”为社长。各个社长在其他两名经过挑选的合格人士帮助下管理粮仓。纳税人必须根据他们各自缴纳土地税的等级，交纳不同数量的粮食作为存粮。[19]
至于对“社仓”和“义仓”作出区别，利用它们分别服务于乡村社会和城镇，废除依靠征税获取存粮的做法，并将这些粮仓置于地方管理和官员监督之下，这些就要由清政府来完成了。附表2-1显示了这些粮仓由隋朝到清朝所经历的主要变化：
附表2-1：从隋朝到清朝粮仓经历的主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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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的《通典》，在12/67-72中对粮仓制度作出的历史概括，覆盖的历史时期从远古到公元6世纪。《文献通考》（21/203-213）和《续文献通考》（27/3033-3042），对17世纪以前的粮仓制度进行了叙述。lu lien-tching，les greniers publics的序言中，也对粮仓制度作了总的概括。
[2] 《周礼·地官下·遗人》，4/86。
[3] 《管子·国蓄第七十三·轻重六》。英译见lewis maverick，economic dialogues in ancient china，selections from the kuan-tzu （1954），pp.118-120。把管子这一经济思想付之实践的是李悝，他帮助魏文侯（前446—前397）使魏国变得“富强”。参见《康济录》，1/7b。
[4] 《汉书》，卷二十四上，14a-b。并参见《康济录》，2/36a；以及俞森《常平仓考》8/36a。
[5]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5b。常平仓是公元268年即泰始四年设置的。
[6] 《隋书》，24/8a。公元585年（开皇五年），黎阳仓设置于卫州，常平仓设置于陕州，广通仓设置于华州。
[7] 《新唐书》，51/2b。
[8] 《宋史》，176/7b-17a；还请参见《元史》，96/12a。元朝时期的常平仓设置于1269年（至元六年）。
[9] 《明史》，79/6a-7b。还请参见《康济录》，2/40b，引自《大明会典》。
[10] 俞森《常平仓考》，9/21a-27a。1368年明太祖即位之初，设置了4个粮仓。1440年（正统五年），明政府开始推行鼓励地方居民捐献粮食的措施。
[11] 《隋书》，24/8a。还请参见《康济录》，2/17a；俞森，《常平仓考》，9/1a-21a；《文献通考》，21/204。lu lien-tching，les greniers publics，p.151指出，隋朝义仓起源于隋文帝开皇三年，稍有不确。
[12] 《新唐书》，51/2b；《康济录》，2/17b；俞森《常平仓考》，1/3b；《文献通考》，21/204。根据《旧唐书》2/8b的记载，唐太宗是公元628年（贞观二年）推行这项粮仓制度的。
[13] 《宋史》，176/8a；《康济录》，2/18a；俞森《常平仓考》，1/5a-b。看来，俞森所引用的陈龙正关于“隋社仓、唐宋义仓，一事而异名者也”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
[14] 《康济录》，2/18b-19a。有关11世纪以后的义仓制度，参见《宋史》，176/14b-17a和178/13a。
[15] 《康济录》，2/19b；俞森《常平仓考》，卷十上，1a。
[16] 《宋史》，178/13b-14a。
[17] 《元史》，96/12a。元朝粮仓制度是1269年（至元六年）开始推行的。元朝时期的“社”，是一种乡村组织，由50户构成。参见同书93/3a。
[18] 俞森《社仓考》，载《荒政丛书》，卷十上。他在21b中引元朝作者张大光的话说：“古有义仓，又有社仓。义仓立于州县，社仓立于乡都。……国朝……立义仓于乡都。”
[19] 《明史》在79/7b中指出，江西巡抚15世纪90年代建议设置常平仓和社仓；明政府1529年（嘉靖八年）下令各省巡抚设置社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