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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对鲁迅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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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不仅是中国伟大的文学者,而且是个权威的思想者和英勇的民族革命斗士,——这是无论他的友或敌都不能否认的。

因为鲁迅先生的思想不断地前进,三十年来无一时落后松懈,他的人生观到晚年来更加确定。他从反封建者、德谟克拉西者、自由主义者、个人反抗者,一直走到集体的、无产阶级和劳苦人民大众的立场,到新的、真正的人道主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提倡“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加入到中国全民抗日的统一战线。在南京当局厉行“反共”的时代,他却毫不畏惧,热烈地拥护共产党,拥护工农大众利益,拥护中华全体民族和人民大众利益,他便成为了工农以及全民大众和无产阶级的政党——除了全民利益以外无他利益的共产党的最好的朋友,最忠实的战友。

谁要是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这一点便是不了解或不愿了解鲁迅,谁就是不知道或不愿知道鲁迅之伟大!

可是《大公报》的先生们却别具心肠。他不敢不也“恭维”鲁迅先生几句话(虽则这种恭维,如果疾恶如仇、富有正义感的鲁迅先生地下有知,会要喷呕的),但是马上接着代替鲁迅叫屈,说什么“与他接近的人们,不知怎样爱护这样一个人,给他许多不必要的刺激和兴奋,怂恿一个需要休养的人,费很大精神,打些无谓的笔墨官司,把一个稀有的作家的生命消耗了。这是我们所万分悼惜的!”(《大公报》十月二十日短评)

真气人!《大公报》的“短评”作者知道么?鲁迅是天才的革命文学者,同时鲁迅是锐敏严正的政论家。“他那不妥协的倔强性和那疾恶如仇的革命精神”(《大公报》短评的话),对于素来尤其是“在他的晚年”所见到的一切黑暗卑鄙恶浊的现象与人物就忍不住要说话。这正是鲁迅之辞严义正的态度和其伟大,何待于“与他接近的人”去“怂恿”?!他用他的讽刺幽默的杂文——最便利于战斗的政论文字,“费很大的精神”无情地揭穿一切虚伪怯懦汉奸叛徒投机变节两面派……群小的面目,热烈地赞助拥护“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鲁迅)和全民抗日统一战线。请问这是“打无谓的笔墨官司”吗?我们只恨黑暗反动的势力太凶和宵小奸宄过多,以致“给他许多不必要的刺激和兴奋”,以致这位“稀有的作家”不得不“把许多力量”“费很大的精神”和他们奋斗,“这是我们所万分悼惜的”!

像《大公报》短评那种曲解污蔑的说法简直“真是糊涂虫”(鲁迅),简直是对于鲁迅的一种侮辱!鲁迅先生的一生行事,他的奋斗精神,他的锐敏的眼光和智慧,早已昭揭如日之在天。他不断说过,“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我们要求的美术家是能引路的先觉,不是‘公民团’的首领”。这种振顽立懦的名言,也恰好就是他自己的评价,他是“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的,他“是能引路的先觉”。我们严厉地反对这样侮辱鲁迅先生的人格!

在白色恐怖很凶的时候,在法西斯蓝衣社宣布要加以暗杀的名单中有鲁迅先生的时候,有人曾经想尽方法劝鲁迅先生暂时避开一下免得落在凶手刀下,可是鲁迅先生毅然不肯离开实际战斗的火线。他说:我还要和他们打几架!

在苏联作家开第一次大会的时候,邀请各国著名作家到会,鲁迅便是被邀请的一个。我也曾私人写信给他,劝他出国到新世界一游,参观一下新社会的建设,并且说,最少可以记载许多最有意义的现象……但是他回信说道:

大会我早想看一看,不过以现在情形而论,难以离家,一离家,即难以复返,更何况发表记载。那么,一切情形,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不能传给社会,不是失了意义了么?也许还是照旧的在这里写些文章好一点罢。

鲁迅先生之所谓“家”,当然指的是“国”。“难以离国,离国即难复返”,可见压迫之重,可见先生之行动不自由。谁都明白如先生离国去别的国家是不成问题的,而去苏联国家,唯一以平等待我之国家民族,在当时统治者看来是犯罪的!鲁迅先生便终于没有到这个新社会来看看,而这新社会是他多年以来所理想所要求的。他在那次苏联作家大会时便只能用书面说说他对“十月革命”及苏联文学的态度而已(这封信曾由我译出登载一九三四年七月五日的《真理报》)。苏联作家大会也就只能给鲁迅先生一个致敬礼的电罢了。

远在这以前,苏联的作家们和过去的“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曾好几次邀请鲁迅到苏联参加“五一”及“十月革命”节盛会。有一次接到先生的信:

萧三兄:

……这回的旅行,我本决改为一个人走,但上月底竟生病了,是右足的神经痛,赶紧医治,现在总算已在好起来了,但好得很慢,据医生说是年纪大身体不好之故。所以能否来得及,殊不可知,因为现在是不能走陆路了。坐船很慢,非赶早动身不可。至于旅费,我倒有办法的……九月十一夜。

我们接了这信,非常欢喜:鲁迅先生快要出国到欧洲来了!但是同时非常耽心于先生的病,因此早就设法极力劝先生到苏联的南方黑海之滨去休养。自后先生的病时常发作。我们屡次请他出国,一以暂避凶猛的白色恐怖,二则借以养病。但是国难一天危急一天,鲁迅先生终于不肯离开实际的斗争而出国。同时为病魔所缠,也不容易动身作此远道的旅行。就在这最近几年,先生扶病继续领导革命的文学运动,反对一切反动思想与反动的文艺理论,无日或休。至最近,死前不久,更做出许多惊人的伟大工作,内中以揭穿中国的托陈派做日本帝国主义奸细破坏全民抗日联合战线的真面目为最有声色。他坚决热烈地拥护共产党全民抗日联合战线的新政策。他提出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这些都是先生对中国抗日救国事业最大的功勋。然而先生的病更一天天重起来了。奋斗功高,积劳积苦,而竟不起,这是多么可伤心的事!

中国的民众失去了一盏引路的明灯!

然而不管敌人如何在他死后还要造谣、中伤、侮辱,向他放冷箭,鲁迅先生之伟大是不会因此受到丝毫损害的。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原载巴黎《救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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