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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现代文化之由来与新人生观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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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古迹与新迹

我这番出国考察,首先拜访了欧洲的南国,而且是南国的南都——罗马。我这次是重游,旧的怀念与新的根触,像三春的花雨缤纷,经过我的心目。这些伟大的古迹不够,还加上些伟大的新迹!如果我是英国人,或者五十年后的中国人,我一定点头微笑地说:“倒也不坏!”但我这一回出来,身历了创巨痛深的国难,看见一个国家十几年内会整个从弱变强,哪得不感奋,哪得不起野心,哪得不为之赞叹。我把这种赞叹拉杂地讲给我同游的两个女儿听(一个年十七,一个年十三),她们信手地配了一些,如今整理为下面这几讲。

我们应该庆祝我们的幸运呵!第一步踏到欧罗巴,就踏到了世界上一个最旧(最富于历史性)而又是最新(最富于时代性)的地方。唯其旧所以能维新,唯其新所以能保旧。从老根里才会发出嫩芽,所以不可轻视老,有嫩芽才能荣养那老根,所以应该珍护新。你欣赏着芬芳的名花,却莫忘臭腐的肥料。但你若坚称肥料的奇臭,等于罗兰的清香,这就不知鉴别,岂不笑死了人!

罗马是一个文化之海,上下人类史,纵横全地球,一切美术、哲学、宗教的巨流都汇集在这里。同时它又是一座文化之山,一条条长江大川都从山岭上流到人间,灌溉了阡陌,衣食了大众,正如此西谚所谓一条条的路都引到罗马去,同时也从罗马通到了四面八方。我这处所说文化,与许多人的解释有异,我特别注重它的发酵性。它能够把它所接纳的旧旧新新,起一番发酵的作用,从酸葡萄酿出美酒来。所以发酵性是文化的要素,没有它,不能称为文化,只算一种民族生活的形式习惯罢了。

闲话少说,我们且先“看看”罗马。谈到“看”字,却非容易。我们花去数千元旅费跋涉来到罗马,雇上一部汽车,到处东张西望,什么彼得寺哩、斗兽场哩、梵的冈(vatican罗马教皇区)哩,莫明其妙的但见许多姹红嫣紫的境界、粉白黛绿的光彩,如同烟云之过眼。这样不是看罗马,是看罗马城的电影化。偌大钱看一场电影,岂不是大笑话,也太对不起人了。所以我们不仅要看,还要研究,研究不够,更须体会。怎样叫做体会?就是吸收他人精神,振起自己志气,消化他人的材料,变做我们自己的素质;换句话说,就是要像罗马那样起一种发酵作用。发酵以后再把制造品供给人家。小五(我的第五女)不是有一张画片,题名叫“歌德到意大利”的么?你看歌德惊异赞叹,感触奋发的那种模样,你再读读他游罗马以后的写作。你们将承认,要像歌德那样,才不辜负罗马此游。说来说去,你们切勿做蝴蝶,你们必须学蜜蜂。

有一位法国将军说得好,“有知识的人才配谈经验,肯研究的人才配谈阅历”。你们开口重经验,闭口贵阅历,那么我跨下这头非洲驴子,就可以带兵打仗,因为它在非洲身临前敌的时机比我多,很有些经验和阅历了——然而我们可不愿做驴子!

你们不要向我问:怎样才能体会呢?试举现成的事物做一个例子。你们不记得第一脚踏进罗马,就有一个小圆城在望,这城下蜿蜒流过一条河叫做台伯河(tiber river),罗马城就是沿着它的边岸建立起来和发达起来的。我们若研究台伯河的历史,就注意到,一次,有一个外国国王利用了罗马人放逐在外的君主,率领了大军浩浩荡荡杀奔罗马,竟到了木桥的彼岸。他们一过这桥,罗马就完了。当时罗马人中间出来一位英雄,领着两个同伴,拦住在桥头,却教后面的人民斧伐桥梁。差不多摇摇欲断的时候,他叫同伴们先回去,自己还站在桥头只身抗敌。后来听见一声响亮,同时两岸万千个惊骇的呼声:“桥断了!”他便向河中心一跳,许多箭头望他射来,他却平安地游到了罗马这边。他的同胞们纪念他保全乡邦的大功,在桥边塑了他巍巍的石像,后世永不忘记他的芳名霍拉都(horatino)。像这一类牺牲小我以为大群的英雄,正是罗马的特产品。古昔罗马所以能逐步展开,成为空前绝后广大久远的欧亚大帝国,就系于这一种崇高的英雄主义。

一提起历史,我又要你们去体会罗马历史上又一基本元素。且说上海人有句俗话叫“硬碰硬”,你们不要发笑,这话倒是表示一种诚实真挚的意思,不折不扣,不讨虚头。而罗马精神也正就是“硬碰硬”的精神。原来当初罗马也和世界各民族一样,有一部分专事对外发展(战斗生活)的人叫做武士,后来形成了贵族,另一部分专事对内发展(经济生活)的人叫做平民。当外敌侵扰的时候,这些贵族都能尽他们的天责,身先士卒,视死如归,而且胜利(他们是十战九胜的)以后,所得的土地与财富,平民也能分享,因此平民愿意尊重贵族的权威,而贵族之权浸大。后来其中的不肖分子,又利用特权欺压平民,平民不愿意,但苦没有兵力,怎样呢?他们表示了不合作的精神,一致离开了罗马,然而贵族生活上也离不开平民,所以结果双方讲和。贵族硬,平民亦硬,这一碰,碰出世界历史之光辉的罗马法来了。须知法是两种实力的交互方式,不是一种势力的统制条件,所以西洋这个“法”字涵有公平的意义。因为公平,所以能够合作,不仅与同种人合作,且能与异种人合作,这一合就合成了一个欧亚大帝国。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仑都是专靠征服来成立一大帝国,结果不能长久,转眼成空。罗马人一半靠英雄的征服(英雄不只一个,竟是成了传统),一半靠法律的公平(法律不限己族,可以施之他族),所以他的大帝国独能长久,辉映两洲。近世纪的英吉利能够“国旗终日见太阳”,也就是抄了这一篇老文章。

贵族与平民一碰,碰出一部罗马法;劳动与资本一碰,碰成一个法西斯。罗马法通行,成为过去欧洲各法的鼻祖、西洋文明的要素。至于法西斯能否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中心,我们不必预言,我们只须注意于这个事实,即法西斯并非凭空的创造,并不如其诋毁者所谓,只是突现的彗星,可以指日望其殂落;恰巧相反,法西斯的成功是像一位英国记者所说(现在英国人最爱说意大利的坏话,所以我偏选取英国人的观察)基于两种理由:(1)法西斯运动善用了罗马人传统精神的潜力;(2)墨索里尼的人格发挥了古罗马的英雄主义。

何谓罗马人的传统精神,就是公平合作——罗马法的精神。因为站在公平合作的立场上,所以在昔能有贵族与平民的联合战线,造成了伟大的帝国,而在今能有资本与劳动的联合战线,复兴了意大利的荣光,而且前途未可限量。再说,法西斯所以能够叫资本家愿意减少利润,换取产业平和(禁止同盟罢工),又能够叫劳动家放弃罢工运动,换取生活改善,这都因为罗马人的传统精神在发生作用。

古罗马的英雄主义,前面已经说过,就是合己为群,而墨索里尼则是发挥这种主义而且更进一步的英雄。他担负的牺牲,不是杀身成仁的那种,而是艰苦卓绝的奋斗、鞠躬尽瘁的服务,要知道长久的服务群众,比较一时的慷慨杀身,更为艰难,也是更进一步。

我以为古今罗马,所以英雄辈出,蔚然极盛,原因在于民族的心理上。全民族期望英雄,崇拜英雄,而且,更重要的,他们懂得怎样诱导英雄,成全英雄。试举一端,西洋人崇拜活英雄,中国人却崇拜死英雄。

中国人心向往之的是理想的、文学的、悲剧的英雄;西洋人倾心相许的是现实的、政治的、成功的英雄。恺撒死了,又拥出了个屋大维octavins augustus(帝政之始祖),拿破仑一世死了,又造出一个三世,但拿破仑三世没有英雄的素质,结果虚负了多少人的期望。

说古道今,讲了一大套,在结束以前,还有些意见要表示。我们必须注意,无论罗马法也好,法西斯也好,它们的共同出发点,总是“法”者乃行动的结果,并非思想的成绩。所以英国宪法乃许多行动的常规,而不是思想的纪录。你们假如高兴做女律师,研究起宪法来,一股劲到伦敦去买本《大宪章》之类,包你走遍书坊都成空。罗马法亦然,他本没有见于文字,而是罗马征服希腊以后,希腊学者把它写出来的。法西斯之成为主义,也是法西斯成功以后,世人叫出名的。墨索里尼自己说,我最初只有反共产行动,但逐步的行动,能渐渐向着理想走,现在就成为“有哲学背景的一种经济制度了”!(这也是英国记者的话)孔夫子作《春秋》,说道:“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所以孔夫子“不著书”,不谈主义,结果却打倒了春秋战国时代的一切思想家,这哪里是后世的孔徒所了解的。

第二讲 美术与宗教

本讲从希腊之爱(善乐其生的美术)与耶稣之爱(善用其死的宗教),说到罗马之大(美术、宗教、与政治的集合体)。

欧洲文字中有一个最简单而又最复杂的字,这字我们姑照普通的说法译做“爱”。从淫秽的下流直到神圣的天国,从普通的酬应(你爱罗马么?你爱吃意大利菜么?)直到人生的大故(为爱情人而结婚,为爱国家而战死,为爱人类而牺牲)都包括在这个字里。它的微妙,甚于原子、电子;它的动力,可以排山倒海;它的伟大,可以弥漫宇宙。我想用中国文字来扼要地说出它的来去之迹,终始之象,只有一半掉古文,一半造新句,叫做爱也者,“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生之大事曰死”。

爱是天地之大德。(歌德《浮士德》最后揭出“永久的女性”一语,就是这意义)德者虚位,表现在实际行动上就是生,所以爱之根苗就种在生之最初,可称为世界成立之原动力,也就是孟子所谓“赤子之心”。现代婴孩心理学与生物学上得到的种种科学的见解,对于啼饥号寒等本能动作,都从一种意义上来说明,便是生命之延长、种族之绵赓。生活力在发展过程中,必然遇到环境的阻碍力,于是而有奋斗、啼饥号寒以求生,这是奋斗的序幕。而牺牲一切以至于死,却是奋斗的最高峰,牺牲到极点至于生命也不要,接受人生最后和最大的大事——死,于是爱就功德完满了。(爱量之大小,是不可测度的,而牺牲精神,却正是爱量之寒暑表。)

希腊之爱就代表爱之初,它充满了生命的喜悦、生命的享受。它有自由解放的人格,把握着快乐的现在。它的美的艺术品,白石的塑像,从形式与姿态上充分表现了它的文化——男女的文化——中间的欢情。然而我们离开它的外表,而注意它的内心时,就发现他潜在意识中有一个魔鬼;这魔鬼姓“未”名“来”,道号“不可知”,别字“运命”。希腊人觉得自然太威严,人太渺小,人会一下子给命运颠倒,不管你贤愚美丑,给你一个大破坏、大灭裂,至于将来是怎样、死后归何处,却又茫然不可知。雅典更有流行的黑死病,那个魔鬼是常在潜意识里作怪的。他们不得已就皈依于古代的迷信,所以他们虽然活泼,终脱不掉原始人的那种困恼——对于未来的困恼,而他们的文化纵称卓越,仍未摆脱原始的色彩。

其实希腊人所以这样困恼,原因还在他们的无知。希腊文学最发达的是悲剧,而且都是运命的悲剧。读了索福克理斯的《俄狄浦斯》一剧,谁不为之惨然?这位最聪明的英年国王,解答了女怪的谜语,但却茫然于自身的运命。天大的罪恶就在这无知中妄作了出来。在这样的环境里,苏格拉底来了,他以寻求真知做他自己的使命,他努力要造成一种爱真理、求真知的风气。然而无知的希腊人,哪能一下子领悟真知之可贵,所以就把苏格拉底毒杀了。

我们就要说到耶稣了。耶稣的精神不仅在希伯来思想中养成,即在希腊文明中,也有重大的预告。他的根本教义即存在希腊哲学里面。学理上苏格拉底就是一纯粹的耶稣。但在希腊,则教义存在少数知识先觉分子的理智反省之中,无大众的情感,无永生的渴慕,只能作为几个人的确信,不成为大众的宗教。有人说过一句过火的话:“希腊的大哲学家却把希腊沉沦了。”因为有高尚特出的先觉,终使民众传统的迷信打破了,但旧的去了,新的不来。几场内战,一次天灾,一口气接不过来,怎么了不得的哲学、美术,一死就是三千年,翻不过身来。希腊人倒霉,罗马人交了时运。

到底耶稣的教义怎样,苏格拉底的哲学又怎样?我虽不敢妄谈,但浅薄地将我所见到的来说,就是:牺牲个人以为群众,牺牲现在以为将来!苏格拉底说:个人当在群众之下,人身最高目的在实现道德的存在。耶稣说:人类有罪了,所以上帝派他的儿子来做牺牲。十字架放下来,耶稣复活了,永生了!

这样看来,苏格拉底是教人应当这样做,耶稣却教人乐愿这样做。苏格拉底的毒药杯,是智的正的权化,耶稣的十字架是情的爱的权化。耶稣的门徒直接继续不断的殉教,而造成中世纪宗教统一一切的局面;苏格拉底的门徒一千五百年后从加里尼起一个一个的殉知,而造成现代的科学文明。

耶教用“上帝”之“爱”来代替了这“魔鬼”的“恶作剧”,所以一二世纪的教徒的内心是充满了快乐与希望,没有一些忧惧和迟疑。“有一个爸爸一样的上帝,随便什么人,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找着他。”这一针,针针锋对着希腊运命剧里表现出来的悲惨人生观打进去,恰好针锋相对。所以最初美术就与宗教谐和结合,他们俩不是敌人,竟是姊妹,相互间有无数细针密缕的交情,宛然一幅无缝的天衣,在古历史上竟无明晰的过渡痕迹了。

希腊乐生的美术与耶稣用死的宗教,通常错认为截然的两撅(我从前著《文艺复兴史》,此亦人云亦云),实则如前所说,二者都出于爱,前者是爱之初——天地之大德曰生——使人善乐其生,后者是爱之极——人生之大事曰死——使人善用其死。而且,很重要的,须知二者中间自有一个一贯之道,做着旋乾转坤的工程,就是peto(慈悲或谓悲悯)这个字,它在美术上的象征,就是圣母抱尸图。所以看罗马的画,可以分为三大类(1)耶稣降生(生),(2)圣母抱尸(死生之连),(3)耶稣受难(死)。

你们游大墓道时不是留连忘返么?这个大墓道的发现开拓,更证实了宗教与美术的一见钟情。从前人似为初期宗教都反对美术,其实是因为反对偶像,所以不在造型美术(雕塑)方面努力,而转注精神于壁画、浮雕、用具等方面。按火葬是异宗的观念,耶教以复活永生为前提,有“事死如事生”之意,所以墓道装饰,视死者为生人,即将当时罗马壁画及工艺美术直接应用,使墓道中满布了乐观的空气,用希腊人生享乐的活动材料来装饰复活永生的恬静生活。惨酷的十字架,墓道中竟寻不出来,有的是花、鸟、果子、天女、羊、鱼,千年古墓里保留着无限春光,生与死完全一致了,这岂非奇迹?这奇迹就是罗马的成就,墓道之大(一天走不完)正是象征着罗马成就之大。

且说大,上海有个游艺场名叫大世界,不管它实在内容如何,这个名词可甚有意义。如果拿来译罗马的比武斗兽场,所谓colosal,真是名副其实。现在我们从大世界出发,可要先来谈谈这个“大”。这个“大”,是从死罗马骸骨中跳出来的一个活鬼,第一个吓倒了德国诗圣歌德(第二个恐怕就是我)。他一到罗马就感觉到他自身艺术的方向,应当向着“大”走,他说“美哉大乎”,“大”就是真的极致(这个“真”字在中国哲学用语上就是“诚者物之终始”的“诚”)。古代艺术之所以能大,因为他的思想与行为都是真的缘故,最容易看出来的莫如建筑。譬如宫殿罢,不是小诸侯要耍阔,故意地宣传的装饰品,而是世界统治者实用的事务室。譬如水道罢,并不是花园里做喷泉用,或庭子里做池子用的,而是为国民大众作饮料用的。其他如庙、戏园、驰道、浴场,都是这样,精神如此,肉体也是如此,所以墙头就是石壁,不是砖上涂石灰。总之,一切一切都是“真”的材料。(记得第一讲的硬碰硬)

当歌德看见罗马的大水渠从一个大谷中蜿蜒地奔到山上,他说:“咳,到底我见解不错,我最恨的是一切矫揉造作,小刀细工,因为它没有一点真的内在的存在,就是没有生气,就是不能‘大’,不会‘大’。”他自己告诉自己,在这里人们应当充实了!

歌德看见了水渠发感慨,我却游了斗兽场——大世界才感动,一个戏园子在几分钟内可以容八万七千人进去。中世纪来把他当作矿山看

(如同中国偷城砖一块一块地搬走),拆了它七八百年的台,还是不倒,巍然存在。椭圆形的外面分作四层,而地底下伟大的布置可以使光线空气一点不感困难。罗马人要不是具有一种伟大精神,怎样会遗留下如此伟大的成绩。

歌德说大就是真,其实也不用请外国老师,中国的孟夫子就最会说明这个“大”,他满口总是大人大人的(“不失其赤子之心”,“能格君心之非”,例太多了,恕不备举)。他不仅赞美“大”(充实(真)而有光辉(美)之为大),而且能教人家做“大”。他说看见了一个小孩子望井里跑,大家都会心里一跳,看见一只牛在受宰的时候发抖,大家也会眉头一皱;这一跳,这一皱,就会皱成一个世界极乐大帝国(是心足以王矣)。这种奇迹在乎“推”,在乎“扩而充之”,他还说得极其容易,如同火烧起来,如同瀑布冲出来一样大起来了(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这几句话至少可以把世界文化运动的精神状态形容出来。

这种伟大无疑就是罗马文化的特色。按罗马人最初不过是一个武勇的蛮族,当一世纪时候,凭他的公平占领了地中海一带。希腊爱生的艺术,与希伯来用死的宗教,都不先不后输入罗马,于是法律、宗教、艺术三者互相融合结了一个胎,成为罗马文化。后来北方、东方的蛮族虽屡次侵入,而这个酵母的力量,终究能克服它们,世界各国的生活基调全都陆续受了他的陶熔。白种人今日所以能够称雄世界,俨然天骄,其由来早在纪元之初。不错,现代文化是有一个伟大的开始的。

在这种宗教、艺术、政治的汇流中,我们发现它与他种文化有特殊不同之点二:

一为世界性。古罗马因为地理上的关系,所以主力的发展,在南而不在北。恺撒虽曾经营高卢(今之法兰西),用兵撒克逊(今之英格兰),但这些地方在当时都如同漠漠的塞外。一般的人民乐于南征,密迩的地中海就成为它的庭院。海是可以通世界的,至于陆地,则东西面向各方发展,而以筑路为统御边疆的唯一要领,所以各方驰道以罗马为中心,像太阳的光线,辐形四射。君士坦丁既定教宗,复能躬率士卒建都于东方,彼其理想固以天下为家,而适与宗教的保罗精神相符合。保罗就是打破种族观念,而以传教于异族为事的。

二为平民性。政体固无论其为王政专制或为贵族共和,而“媚于庶人”的精神是始终不变的。斗兽场一方面是表示罗马人的残忍野蛮,一方面可见英雄外征,犹不忘设法取得国内群众的欢心。西方人之喜欢活英雄者,或即由此。圣彼得寺固然穷奢极华,但其本意,实欲以外形的美丽庄严以肃穆群众的身心。至于一乡一市必有广场,以为群众集合之所,得一宝物必列之于群众瞩目之所。不像东方人的苑之必禁、藏之必秘,只供私人的娱乐而已。这种风气,果远在卢骚《民约论》以前千百年之久。

第三讲 个人与群众

美术、宗教、政治既然发生了三角恋爱,产生了一颗水晶的种子,使人类走上了文化的正轨。它们假使能够把这平衡长久保持,那么我们这些后生小子,如今就该生活在伊甸乐园中了。可是不然,宗教第一个就不安于室,定要唯我独尊,支配一切,所以好好一个人家,又闹出轩然大波了。

它宣传牺牲个人以服务上帝,牺牲现世以追求天国,若能适可而止,岂不很好。然而耶稣教并不是这一种和平性的信仰,它不仅主张牺牲个人,而且个性也不许表现;不仅主张牺牲现在,而且心目中根本不容有什么现实。这样一来,就苦了人类了。

问题的关键是:个人应当牺牲,而个性不可以汩没。现在应当牺牲,而现实不可以忽视。

一个皇帝被教皇破门,要三天三夜赤着脚在严冬零度以下立在路上,等候教皇赦罪,何况老百姓呢!好像中国的绍兴婆婆在当媳妇的时代吃了婆婆的亏,一股怒气都发泄在她的媳妇身上,我在童年时代曾听过这样的传说。火烧,抽肚肠,把从前异教徒虐待宗门的办法来组织了宗教裁判所。人类永远的救主,变成了一代专制的魔王,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个教士穿了老羊皮,蹬在山洞里,每天晚上用皮鞭来尽力地自己抽自己。要步行经过瑞士,怕瑞士的风景太好了,引动他的凡心,同牵磨的骡子、拉车的马一样,带上一副眼套。山水的风景且然,何况大理石裸体女人的曲线美。因为上帝爱人类,人们就应该爱上帝,若不爱,就糟踏人类,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我说,这叫做文化中毒。第一讲不是说文化就是“酵母”么?这个酵母的根源是从极乐园中蛇指示夏娃吃的果子(知慧)而来的。所以有点酒精味儿,尝一点儿很有滋味,吃多了会中毒,会发疯,

这个毒第一次由十字军东征,第二次由东罗马(君士坦丁)灭亡,渐渐地醒转来了。

农民早作夜息,忘记不了一个“天”。可是十字军东征时代各国的大兵都向耶路撒冷跑,后方的粮草接济总得有几处站做转运的机关,因此就发生一个名词曰“市”,同时买卖转运的人就成了一个阶级曰“商”。商人的收获不是靠“天”,而是靠“人”,除非上帝能多造些人来买他们的货物,他们是不会想到上帝的。这个“市”和“商”,就是近代国家的细胞。

土耳其占领了君士坦丁。——从前君士坦丁皇帝定耶教为国教,把罗马送给教皇,自己带了兵往东方开发,占领了欧亚交接的形胜要点,创造了这个大都会,现在被人家占去了——这城里一大群知识阶级(都是教士)只能向西方逃,于是把古代希腊的文艺图书一律带回罗马,又引起了罗马人当年掠取希腊文物的兴致。

这两种都是外来的诱因,还有一种内在的诱因,使意大利发生了文艺复兴的火种,烧到法国就变了大革命,烧到英国就变了一个魔鬼瓦特,造了机器来吃人,烧到德国先是宗教改革,后是大军国,最后又来了一个马克思。原来这位又聪明又美丽的大姊(古典的哲学、美术)不肯替二姊

(宗教)管家了,她要拿她的聪明美丽来麻醉世界,谁都管她不住。虽是穿老羊皮的教士蹬在山洞里不愿见人,虽是黑层层的教堂里把书本藏起,把知识垄断,不放一点出来直接给老百姓。但是他们吃的穿的总要群众劳力的供给。上帝爱了人类,教士们事实上也不能不把群众做对象,所以要让人家来听讲、做祷告,就不能不有伟大教堂的建筑,而且六七百年前欧洲人除了教士以外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字不会识,画却会看。弗兰西斯说:“人人都会看画,所以教堂的大壁上就应当有壁画。”这一句话风行了全意大利,美术就做了宗教唯一的宣传品。

同中国人谈美术,开宗明义就得声说清楚,中国以“个人观赏”为前提,所以唐瓷宋画都是秘藏。西洋以“群众教育”为前提,所以埃柱希雕,陈之大道,所以艺术家不是诸侯消闲的清客,而是群众崇拜的英雄。如果我们在邦惟翁一转,就看见复兴祖国的名王元陵,却在画家拉斐尔永眠之地的旁边,东方人如何会想得到呢!艺术家既然如此尊贵,所以他有自尊心,不愿意自己降下来,凑群众的口味。他要提挈群众向艺术大道走,各人各有表现。这一个深入腠理的个性发展,就成为五百年来历史变迁的原动力。

但是他们却从哪里去寻出这个“美”来呢?他们从古典里学得一种方法,向“自然”中去寻。自然就是宇宙的现实,就是真。这个现实不仅包括山明水秀、橘绿橙黄的天然风景,而且加上了饮食、男女、慈悲、残杀等种种人生事迹。

个性发展了,于是有所谓“自由”。现实被人们注意了,于是有所谓科学。西爱纳、翡冷翠、威尼斯、米兰各处地方教士们造教堂,商人们造市政府,彼此竞争,要大要美。罗马是世界之都,教皇为万王之王,自然要好好干一下的。于是壮丽绝尘寰的彼得寺出现了,这就做了中世纪与近代的过渡点。

圣彼得寺为世界唯一的大教堂,可是这个“大”的性质不同了。罗马古代建筑的“大”,表示真,表示充实;彼得寺的“大”,表示容,表示调和。古代的皇宫,戏场的大,是山的大;彼得寺的大,是海的大。你想时间经过二百年,第一等艺术家经过六七位,他们各有各的独到见解,决不肯模仿人家。但是构造成功,都不见一些斧凿痕迹。我们一进教堂门如果不先看旅行指导,竟会毫不觉得它的大。大而能使人不觉其为大,是为容德之至高者,不过望见祈祷台下的人觉得他很小罢了。因为柱子的粗细、图幅的广阔、石像的高大和寺内容积的高广,都有适当的此例,所以看去很自然,好像是应当这样似的。

教会的钱虽是不少,但要和商人(各市)竞争却有些困难。因为商人能周转,一个钱在商人社会里可以发生十个作用。教会收人民的税,一个钱只能发生一个作用。教皇因为要争气造大教堂,财政就感觉困难,不得已出卖赦罪符。这赦罪符又同彩票一样归商人包办,于是宗教的威严扫地,就发生了路德的宗教改革。

这中间最可注意的就是各地方言,渐渐地成了一种国语。原来中世纪之所以称为黑暗时代,就是因为念书的同做事的两种人绝然分开的缘故;念书的就是教士,做事的就是武士、商人、农民。当初教会成立就用了一种愚民政策,把一切知识垄断起来,所以告诉人民说:“你们要不经过教会是永远见不着上帝的。”路德却说,人人可以直接上帝,用不着教会做中间人,所以他就用德国土语译了一部《圣经》,在意大利就有但丁用意国土语做了一部《神曲》。而与此先后同时,印刷术发明了,因此做事的人多数会念书了。所谓个性,就是因为得了这一种武器,才真正的发展起来。

武士打仗,不能不有刀枪;商人运货,不能不有车马船帆;农人种田,也要用农具。这种刀、车、船、锄都是“物”,人们最初用眼睛来观察自然,觉得他“美”、“真”。现在要用脑筋来利用并统御自然了,结果从人们一天不能相离的“水”与“火”的中间发明了蒸气机。只有商人看见了机器最喜欢,也只有商人才能活用这部机器。因为商人贸迁有无,他的生命线是车和船,是交通工具,所以蒸气机第一步就应用到铁路轮船上去。但是造机器需要一笔大本钱,商人因为运输之故,金钱的周转能力比任何职业大,所以有能力建设工场。所以我说,要没有十字军时代的商人市政府,虽有几百个笛卡儿、培根、瓦特、史蒂芬孙,还是没有用。

于是贵族的威风尽了,教士的统治终了,轮到商人来做时代的骄子了。他有哥伦布、麦哲伦等等健将,蒸气机、轧棉机等等武器,所以他开辟的帝国比了罗马人或基督教的帝国更为广大,“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真是猗欤盛欤!商人一登宝座,就不管什么牺牲个人和牺牲现在这一套,他只知道自我尊严、今世享乐,所以表现在政治上为“自由民主”,在经济上为“政府不管”(laissez-faire),在思想上为个人主义,在生活上为物质文明,名义上是平等胞与,实际上则一切权利都归他享受。他有的是机器金钱,一般人谁也奈何他不得。

可怜的人类啊,刚从教会的大门里一个个地冒着生命的危险逃出来,找着了自然,费了五百年功夫,自以为自由了,打倒教会,打倒皇帝,左辅右弼的,一位是德先生——德模克拉西即民主主义,一位是赛先生——赛恩斯即科学主义,高举了现代文明的大旗,沉着地往前走,哪知道竟走到了一个铁围山底下,一筋斗翻了下去,这可不是宗教裁判所的铁链了,可以拉得断,也不是教会大门的铁锁了,可以扭得开,这个机器鬼竟是一座铁山。于是有一位马克思先生就在铁围山底下大叫大喊地叫救命,而且还想了许多法子叫人们逃出来。但是这位马先生的潜在意识里,已经被钢铁大王创巨痛深地打了一个耳光,所以许多法子中间出了一个大漏洞。前两讲里不是说过的吗?希腊是男女的文化,罗马是饮食的文化,所以一个结晶品是艺术,一个结晶品是法律,一个是圆的曲线美,一个是方的均称美。饮食是生命的维持,男女是生命的创造,马先生被钢铁压扁了,只知道方的,不知道圆的,所以有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不能解决,一个是家,一个是国。现在德国人用种族斗争来代替阶级斗争,就是“男女”代“饮食”,历史教训我们,种族斗争的程度比阶级斗争还要猛烈些。

共产党要是不在俄国成功,这个悲剧还不会实现,因为他可以联络国际工人做阶级斗争的工作。但他现在却占领了俄国,俨然成立了一个国家,这个阶级斗争的理论就消融不了国家的对立,而且产生了新经济政策、国防军、五年计划,成为变相的帝国主义。

墨索里尼却了解这个方圆并用的道理。他把国家造成一个整个经济单位,劳力是国家所有,物质本也是国家所有;一国之内可以分工而不能名之曰阶级,更绝对不容许有斗争。他说:“这个国家,这个群众,不仅是现代人的集合体,他从前有历史悠长的祖宗,他此后有天壤无穷的子孙。所谓全体利益,不仅仅是现在一时的群众全体,而是前后几千百年群众相接续的全体。”他把一个国家加上了时间的生命,而把个人认为全体中一个细胞。这个圈子又兜回到希腊哲学、耶稣教义,而象征出来却是一个无名英雄墓。他是牺牲了个人以为群众的,他是牺牲了现在以为将来的,但是建设这个墓给群众的教训,却比从前更充实些,这意义是锻炼个性,使能服务于群众——群众需要有个性的英雄,不是无力的奴隶。努力现在,以求开拓于将来——将来发展的,是确实的现在。法西斯的国家生命观,何以能得群众的同情呢?因为人类于饮食外(生命之维持),更有男女(生命的创造)。两个人在路上拾到一块金子,最初的感想就是二人均分,两个人在交际场中遇到一个女子,结果必是一个独占。国家之有独立性,基于人类之有家庭,国家之有历史性,基于人类之有父子。“国之本在家”这句话,从法西斯国家来看,实在是不错的。墨索里尼却能从人心的自然里煽动它。

讲了半天,真够你们受的,如今我这话匣子要收起来了。细想我这几讲,真像美国人的游历,坐一部汽车,兜一个圈子,到处投一张片子,画一个到,实在的时间不过三四个钟点,实在的地方不到三十里;可是不然,一兜就是三千年,一转就是九万里!

其实我玩的戏法并不奥妙,你们一下子就拆穿了我的西洋镜。我这里先是揭出了罗马“牺牲个人以为群众”的英雄主义,怎样与耶稣“牺牲现在以为将来”的宗教精神不谋而合地奠定了现代文化的始基,其后说到各种因素的一起一落,此消彼长,耶教怎样专制了人类的性灵,漠视了现实的世界,于是激起了反动,而有资本的崛起、文艺的复兴、宗教的改革,形成了商人的第三帝国,其间虽有许多的福利,但有更多的悲惨。少数的个人是得志了,多数的群众是憔悴了;现世的快乐是圆满了,未来的信念却动摇了,何异重踏古希腊人的覆辙?新罗马精神,于是适应需要而起,为山穷水尽的现代文化,另辟柳暗花明的境地。是的,它指示了全世界一条新的途径,一种新的人生观,让我们牢牢记着这两句教训:锻炼个性以服务群众;努力现在以开拓将来。

呵,富于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罗马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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