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文龙跟我从他家里出来,我们出了城往河上走。这时候是上午九点钟,路上没有别的行人,只有一个卖菜的从我们身旁赶过去。
“你还记得油三妹吗?”他突然问。贺文龙带着钢针和竹简,要到河上去捉蟋蟀。
我想了想这个油三妹的模样。
“你是不是说的尤蔼梅?”
“不是尤蔼梅。”尤蔼梅常常到孟林太太家里去。她是个怯弱、娴静、脸上带几分哀愁的少女,五年前她被嫁到乡下一个地主人家,公婆不满意她上过学堂,她也不满意她的丈夫愚蠢。
一个娴静多愁的少女五年前被遣嫁了,她跟她丈夫毫无感情。这简单的叙述使我们惆怅。这个油三妹我想应该是我小时候看见过的女孩子中的一个,那麽她是怎麽样的呢?
“她进过学校吗?”
我不大记得她了。我已经将近十年没有看见她们,果园城的少女们,我整整有七年不曾听到她们的消息。
“她进过学校,”贺文龙说她以前是女子小学的学生,和尤蔼梅同学。
“你说的岂不是那个黑的长脸蛋的,生一对娥眉,紮双辫的那一个吗?”
“这不是她;你说的是马瑶英;她比马瑶英低一班。”
沉没在我们纷乱生活中的记忆是很容易勾起来的,现在只须轻轻一点,我就想起来,原来油三妹就是油坊掌柜老邵的女儿。她的脸蛋是圆的,两颊是红润的,一对大的闪光的眼睛,我们不明白为什麽生了这种模样的人大半都心地比较平直,据说她最大的特点是喜欢笑。他们──油三妹的父亲、母亲、哥哥、嫂嫂和油三妹住在东门里油坊後面。油三妹的哥哥病弱无能,他从清早起就在柜台後坐着。除了星期天,你每天在从东门到西门里女子小学的路上都能看见她,她夹着书包,很快的通过大街,时常骂退或打退在某处守候着她的几个小流氓。这需要勇气,人家说比起她的哥哥,她更像男人。那时候她还只十四岁。现在女子小学已经关闭,和男子小学合并快六年了。在经过这麽多岁月和波澜之後,我们忽然想起一个少女,我感到一阵被命运播弄着的沉闷,一种压迫。我们怎麽来说明她们的遭遇──几乎是完全相同的遭遇呢?不管我们用多美丽的言辞,不管我们说得多婉转,这在我们总难免残酷之感。
“她也嫁了并且死了吗?”一种不幸的预感,我恐惧的问贺文龙。
我们现在走到河上来了。我们坐下,坐在河岸上;贺文龙点上一支烟,忧伤的望着对岸。在对岸,临着一行柳树,先前是属於我们的熟人,属於小刘爷刘卓然的田地。在河的下游,我们左边有一座榆树林子。这时候船场上正忙着工作,从树林那边不断的送来沉重的痛苦的锤声。
贺文龙喷一口烟。
“是的,她死了。”他说。
但是油三妹并不曾真的出嫁,虽然她等着结婚等了好几年,这不过给她的生命的最後几年添一重悲痛。
油三妹在民国十四年从小学毕业,接着这个圆圆的脸蛋和一双闪光的大眼的少女便在省城考进师范学校,第二年因为所有的学校都停顿下来,她也回到果园城的家里。
现在我又记起来了。我说:
“那一年在车站开市民大会;她唱过歌。”
“她唱过歌。”贺文龙点头。
“她的嗓子好极了。”
“唱起来就像黄莺。”
“她似乎很喜欢活动,凡是热闹的事,我觉得她都有兴趣。”
你知道事情坏就坏在这里,那时聪明,漂亮,学问,甚至一个人的快乐,都会招来横祸。油三妹在家住了一年,接着又重回学校。她勇敢,善於辞令,被选入学生会,直到毕业都是学校的活跃分子。这时候她二十一岁。在她求学期间果园城就有许多谣言,人家说她和三个男人同时讲着恋爱:一个是她的先生;一个是高级中学的学生,学生会的委员;另一个是军官,据说是个少校。这些谣言的来源是头脑稍微清醒点的人都会明白的,因为她是油坊掌柜老邵的女儿,竟胆敢轻视果园城那些出身高贵的小流氓。
油三妹毕业之後,回果园城做小学教员。她在少女中似乎应该是个例外,应该得到幸福,因为她既然有那麽多的笑,心地又那麽善良,虽然时常跟男人们吵架。然而命运早已给她安排下不幸。有时候你会觉得奇怪,你会忽然想起她的天性里头怎麽不再多点女性成分,她为什麽不看见自己是个女人,她为什麽有那麽多的快乐!但是油三妹到底是女人,尽管她只承认男女间只有生理上的差别。渐渐她注意到她小时候的同伴,她们都获得──一个无可逃避的结局。她们都有了丈夫,她们有的被父母嫁了,有的是一半遣嫁一半自主的结婚了,有的还生了孩子。我们常常说一个跋涉过度的人,不管是何等地方,他总希望能找个地方供自己休息。一种类似跋涉者的渴望加上一种被遗忘的感怀,油三妹希望结婚。她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希望结婚!
“於是她就病了?”
“油三妹并没有病,相反她更爱吵闹了。”
四周是静寂的,彷佛连树木也都在屏息倾听。从船场上送来的锤声,沉重的痛苦的千古不变的一声一声响着。
“你说这是危险的吗?”我接着问。
贺文龙深深吸了口烟。
“什麽是危险的?”
“假使女人爱热闹?”
“我认为现在是相当危险。”
油三妹是教体音的,她在课堂上──有时候也在休息室里,用尖利的发疯的大声唱歌。她喜欢自己或别人大笑,喜欢各种热闹,她所害怕的只有一样,好像故事里所说的害怕自己影子似的害怕孤独。她白天很少在家。
这样又过一年,油三妹二十三岁。
她需要的是什麽啊?在这里没有高尚的娱乐场所,没有正当集会,甚至连比较新一点的书都买不到。我们可以指出它每天照例要发生的事情,并且可以更清楚的,可以像星期菜单似的给小学教师安排一个节目:早晨,连最小最贪睡的学生都到学校里来了,他们从床上起来,喊校工打脸水,然後,吸烟;他们上午的精神很好,讲书时发声挺大,时常引起学生们在下面发笑;到了下午,你知道每个小城到下午都有这种现象,全城,连主要的大街都显出疲倦,教师们要打哈欠了,照例下几盘棋,罚几个自己不喜欢的学生。讲到这里,我请小学教师原谅,他们大多数并不如此无聊,但他们中间确有少数无聊人。至於油三妹,我们前面说过,假使不热闹,她简直就难活下去了。我们不妨设想她每天早晨起来打个娇懒的哈欠,然後洗脸擦粉,整一整头发和衣领,再用丰圆的手指提上鞋,接着照照镜子,接着就从家里走出来。她在路上走的很快,比她以前当学生时候走的更快,她生怕街坊上认识她的人议论。
油三妹一直走到学校──这时候她和她家里人欠和睦,尽管全家都宝贝她,她是老生女儿,她却不喜欢他们。因此她在学校里耽搁的时间更多,而回家的时候是更晚了。她和同事到城外散步,打球,上车站看戏。
所有的人都趋向欢乐,我们自然不能因此单独责备油三妹。有一天晚上,油三妹没有回家,她的母亲和父亲年纪太老,哥哥是做生意的,很怕见读书人,况且她回家晚早习惯了,没有人去找她。
“他们做什麽吗?”
贺文龙说他们在学校里吃酒。他们划拳、行令,一直吃到夜深。最後他们都吃醉了,校长──一个国民党特务装作吃醉了,油三妹自然是早吃醉了。她大笑并且发狂的唱歌。
“这事情是很平常的,”你也许会说。
然而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说是最使人痛心的,油三妹第二天醒来却变成哀愁的油三妹。她很快的瘦下去,红润的两颊陷下去,发光的大眼常常是空虚,阴沉,像刚哭过似的乾燥,而走起路来,常常像想倒下去睡一觉的样子。但是她咬住牙关什麽话都不说。以後她还继续上两个月课,她的母亲看出她身体上的变化,於是她就请病假了。
油三妹在床上睡了大概有一个月光景,据说她谁都不愿意见,她不说话、不笑、不哭、也不叫喊,只是不动的向上面望着。她望什麽?谁知道!有一天早晨,她睡到八点钟还没有睡醒。她母亲到房子里喊她。自从发生那种不幸事件之後,老太太是很生气的。老太太怒声骂道:“小三奶奶,你睡死了吗?”但是油三妹没有理会。阳光早已照到床上,照在她昨天晚上脱下来的鞋上,这个曾经有过过多的笑的,我们曾经看见她每天夹着书包到学校去的少女继续睡着,她的手早已冷了。她的枕头上因为流上很多泪还是湿的。最後人家在她的床里面,在地上找到一个颜料盒。
我们小时候认识的少女,第一个将痛苦的去过完她的一生,第二个吃了藤黄,第三个,我也想收起我的颜料盒,我们何必描画这些痛苦的画像啊?如我的一位相识所说,我们既然并不比别人残酷。这时贺文龙点上第二支烟,用钢针敲了敲捉蟋蟀的竹筒,笑着问我:
“你刚才提起马瑶英,你知道她怎麽样了吗?”
“不,不……”
我们不要问了,我们不再打听马瑶英了。马瑶英──那个曾紮过双辫,生一对娥眉和黑的长脸蛋的,我们熟识的第三个少女,她因为作政治运动被判处五年徒刑,她将在监狱里消磨去她的大部分青春。
於是一阵悲愤统治了我们。在我们四周,旷野、堤岸、树林、阳光,这些景物仍旧和我们许多年前看见的时候一样,它们似乎是永恒的,不变的,然而也就是它们加倍的衬托出了生命的无常。为什麽这些年轻的,应该幸福的人,他们曾经给人类希望,正是使世界不断的生长起来,使世界更加美丽,更加应该赞美的他们,为什麽他们要遭到种种不幸,难道是因为这在我们的感情中会觉得更公平些吗?我们被苦痛和沉默压着。
从上游,从明净的秋季的高空下面,远远的露出一片白帆的帆顶。从树林那边,船场上送来的锤声是愤激的、痛苦的、沉重的响着,好像在钉棺材盖。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