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存在问题
词是什么?从前名之曰“诗余”,曰“长短句”,而今日则皆知其为“诗”的一支;其和五七言诗的区别,正像唐代律诗之和汉、魏古诗或周、秦四言诗的区别,毫无二致。
所以当胡适之提倡诗的解放的时代,是连词也被解放在内的。不料事隔多年,竟又有什么可笑的“词的解放”的运动产生。
根本上不明了什么是词,什么是诗,还恋恋着“词牌”的空壳子,而仅仅装上了俳优式的调笑语,而公然亦名之曰“解放”,我真将为“解放”二字痛哭。
词是可歌唱的诗。但当词不复能够歌唱的时候,词体便已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了,它失掉它的生存的意义,失掉它的在文坛上重要的地位,只是苟延残喘、被若干迷古的文人学士们所追摹着而已。五代、宋词是活的,明、清词便只是伪拟古主义的产物。所以任凭是敦厚的刘基,是生龙活虎的陈卧子,是渊博的陈维崧、朱彝尊,是清隽的纳兰成德,都是不能当行出色的。王国维论词,颇多特见;他对于自己的词也大有自负之意。然而他的《人间词》,在实际上只不过是李后主的舆台而已;也许学得有几分像,然而终于是赝鼎。
明白的人知道要走上别一条路才可生存。故元人向北曲走去,明人向南曲走去,明末人便也竟写着《挂枝儿》《银纽丝》《罗江怨》《吴歌》,而不再作什么《水龙吟》《玉楼春》。同是“长短句”,为什么不“填”可歌唱的活的歌曲而要“填”什么已死僵了的“词牌”呢?用过倍的精力,然而所得的却是空虚!天下吃力不讨好的事,孰有过于此者。
所以“词”固不必“填”,而词的“解放”则尤为多事。除了怜恤其无知以外,别无他话可说。
如果有人要写些新的“长短句”来自己唱唱的话,其应当走的路,只有两条:
(一)是自度曲,即他为一个制曲家,曾自己作谱,创造若干新的歌曲出来;
(二)是采用了民间的歌曲或西洋歌的曲谱来做切切实实的“填”的工作。
这是活泼泼的有趣的事业,有志的人为什么不一试身手呢?前途的伟大,谁都看得出。今日歌坛是那么寂寞,可唱的歌是那么少!中学、小学的唱歌集有几本是拿在手里有些分量的!
正是才子文人们最好的一个创造新体歌曲的时代!白居易、韦庄、刘禹锡、李后主的出现,是不会在别一个时期的,而关汉卿、马致远、张小山、乔梦符的产生,也正在像这样的一个青黄不接的时代!
走新的路,不要再徘徊瞻顾!向后走是一条死胡同,走不过去的。
活人要听活的歌曲,作了曲或打了谱,立刻便可在无数活人的口中歌唱出来,这是如何愉快的事呢。王伯良《曲律》尽力鼓吹着作南曲也为的是听自己的歌被歌唱出来,其感动之情是言之不能尽的。
数十年来,词运总算是亨通的:四印斋、双照楼、彊村所刊的丛书,其精备是明、清人所未尝梦见的。为了他们的提倡,今日得其余沥的,也还足以“拥皋比”而做“大学教授”。因此便梦想着一个:词学昌明的时代的到来。在猖狂地鼓吹着青年们的作词;尽管不通,他们会改得清顺的。即使完全不会作,也可以有人会代作,或马马虎虎混过去的。故大学之所谓“词”的讲座,几完全消磨在“词”的作法之中。
这不是把不正确的迷古的毒素向青年们输送么?由这种“词学家”包办了词的讲授,新歌曲还会有出现的时候吗?
“词”的讲座, 自然该设立,“词”也不是不该研究。却单单不是为了昌明词道。这是大学主持者或教授们所该明白的。现在,对于古文学乃是一个总结账的时代。我们研究,我们讲授,都没有反对的理由。我们用较新的眼光来研究旧文学,这是必要的。如果要借讲授之便而散布毒素,而迷恋乃至追摹古作甚至要强迫一般青年们同路走,那便非反对不可了。
扫除这一批为真正古文学研究者的障碍物的“传教者”们,为了新的文学发展上的必要。
新的大路是那么明显而坦荡地摆在那里!
《短剑集》,1936年1月
词与词话
一 五代到宋末的时代
唐经过比较安定繁荣力量强大的时期之后,到末年逐渐衰落下来。安史乱后,变乱频繁,中央政权日趋堕落,藩镇割据,拥兵自重,自行留后承继,可达数代。诸藩镇间又互相吞并,得胜者皇帝加封,权势日大。黄巢起义进攻唐中原地区,占领长安称帝。这时藩镇甚至外族借口勤王起兵,黄巢则内部分化,到公元907年,部将朱温叛变,杀帝自立,称“梁”,于是五代开始。朱温残暴不堪,专横无道,投自称清流的知识分子于浊流,知识分子分奔各地。同时各处割地自立,成十国。朱温死,传子。梁先后共十七年,至923年为外族李克用灭。李克用称“唐”(后唐),克用死,其子存勖继立。李存勖文雅风流,爱音乐宠伶官,政权移伶官手,终为伶官所杀。明宗在公元936年为部将石敬瑭所篡,称“晋”。石敬瑭起兵时借契丹兵,敬瑭死后,其子即位,欲反抗,于946年被契丹所灭, 晋前后十一年。947年刘知远起兵,入长安称帝, 为后汉。四年后,公元951年被部将郭威篡,为后周,至960年灭亡。接着是柴世宗称帝,他死后,其子小,将士拥赵匡胤为帝,称“宋”。这时中央政府虽屡经更替,但地方割据仍然,石敬瑭时且曾将燕云十六州割与契丹。
赵即位后,杯酒释兵权,兵权全归中央,由近亲掌握。政权巩固后更逐渐消灭藩镇,最后灭南唐,统一中国,从公元960年至1127年间,史称北宋。此时北方的少数民族,除契丹外又有金族兴起。宋本常败于辽,到真宗时,想恢复燕云十六州,攻辽,但大败。至徽宗时,野心很大,雄才大略,有很好制度,首创养老院官医院药房等等。文章艺术修养亦高,曾编《宣和博古图》《宣和书谱》《画谱》等。当时力量渐强,天下尚丰足,思报世仇,遂与金联系共同灭辽,收回了燕云十六州。但金要求极高,终于又逐渐南侵,占燕云十六州。徽宗退位让于子,钦宗立。金兵入开封俘徽、钦二帝,此时有很多起义兵,北方汉人亦大批南下,这时徽宗子高宗南渡,公元1127年在杭州(临安)称帝,史称南宋,至1279年灭亡。经一百五十二年的休整,力量渐强,又思恢复中原。金背后有银(蒙古),宋连银灭金。但是蒙古却又借此南下,公元1279年元兵打到广州南山,宋亡。元统一中国。南北宋共三百二十年。这三百二十年是不大太平的时期,国力弱,政策坏,经常受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宋采取远交近攻的手段,结果前门去狼,后门进虎。全宋一代没出什么大政治家,而争夺政权极甚。当时对武官控制非常严,对文官则宽,在文学方面遂出现一种新的文体——词。词一向被认为离现实最远,实际上却也是能够表现现实的。
二 词的起源
词就是诗的一种体裁。有人说词是诗余,是余兴,实际不然。作词称填词,这是有道理的,因词原是唱的,带音乐,音律极广,有谱,因此词必须按谱填写。诗需吟,朗诵即可,不用配音乐,这是两者不同的地方。词来源很早,唐初武则天时即有。之后凡能入乐能唱者皆称词。词曲调极多,其来源主要由四部分合成:(一)旧调,由六朝传留下来的五七言诗;(二)民间歌谣,如刘禹锡、白居易的《杨柳枝》《竹枝词》; (三)胡夷之曲,即外来曲调,如新疆、印度、维吾尔的歌曲,最有名的甘州、梁州的歌曲,当时流传得非常广,是与中国不同的新曲;(四) 文人创作的新调。这四者结合起来称词。词至唐明皇时已很发达,传说李白的词写得很多又很好,最有名的是《菩萨蛮》《忆秦娥》各一首,但是不是李白所作现不可确定。因为那种情调是要更晚些时候(五六十年)才能产生,是属于晚唐温、李系统的。
三 “花间”词人们
唐末到五代的词人统称花间词派,当时集最好作品而成的《花间集》,于940年由四川文人编成。共收十八家词近五百首。这中间第一个奠定词的基础,从原始到成熟的最大作家即温庭筠。《花间集》的作风脱离不了他的作风范围之外。他诗风同李商隐相像,有些朦胧,似可解似不可解,是黄昏时的景象。这种作风后来遂变成词中很流行的作风。从这一点上说,他是可以代表花间词人的。
韦庄非四川人,但四川的词却应说是由他开始,他在中原之乱时逃到四川。他的词相当重要,作风属温派。此外和凝、孙光宪亦皆非四川人。《花间集》中还有外族,即波斯人李珣。
不在《花间集》内的大词人有李存勖(后唐庄宗),他的词情绪缠绵,潇洒漂亮,虽然收集起来只十几首,但写得都非常好。另一派最重要的词人是南唐二主(中主李璟、后主李煜),比《花间集》稍晚。当时文人为了避乱都逃到南方。生活渐渐安定,经济比较繁荣,南京除为政治中心外,同时也成为文艺中心。李 和李煜的词收集起称南唐二主词,李后主雄才大略,字写得好,画画得好,词填得好,诗作得好,他成为当时的一个文学保护人。中主的宰相冯延巳亦大词人,有《阳春集》。这些词中多是借题发挥个人感情,采取象征比喻的方式,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情况。《花间集》作品表面看好像离现实太远,但仔细看起来其中也有许多是现实主义的。
四 北宋的词人们
北宋词在体裁和曲调方面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花间词多小令,唐人及五代词也都是短的,到了宋初新的音乐家、新的词人都不满意于小令,遂创慢词,后又转成大曲,集数套于一首,唱法与以前不同,重复七八遍到十遍。这在《琵琶记》中曾保存下来,在日本、朝鲜也有保存。此时词拘束少、内容广、体裁自由,很多作家都喜欢作词,故词风气很盛。由于宴会时常唱词,故词调多别离之感、伤悲之调,又唱者多为歌妓,而那时有官妓,由官管,常和官恋爱,因此词中又有恋爱情歌的发生。写这类词最著名者为柳永,他编歌极多。他的词最流行,当时有“凡有井水处,皆唱柳词”的说法,他的词不再是朦胧象征,而是直抒感情,是首先脱离花间影响的人。欧阳修在散文和诗作上虽道学气十足,在他的词中却表现出他真正的赤裸操的感情,是充满了人情味的。苏轼作词很多,他不会唱曲,所以他的词也是不能唱的。他作风雄壮、豪爽、明朗,说尽人意,他不受曲子的限制,甚至在词中发表议论,他写景咏物词亦极佳,另外他也作政治词。他虽也学柳词,但终不掩本色。苏柳之后集北宋词之大成的为大音乐家周邦彦,他的词称《清真词》,音律精深,词律最严。北宋末期有三个不受苏柳影响不在此范围内的词人,即朱敦儒、宋徽宗和李清照。朱教儒作《樵歌》描写田园生活。徽宗赵佶的词是言中有物的现实主义的作品,词中流露真正的深刻的亡国后的沉痛感情,但可惜留传的很少。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女诗人,词作得很好,不受任何人的影响,以女主人翁的立场在词中流露出真实的情感,她的词与欧柳情调不同,写别离之情调很多,但少颠沛流离之意。
五 南宋词人们
南宋词分三期: (一)变乱时候,北方为金兵侵占,文人南迁,喘息未定,一心恢复中原,因此词中民族意识非常浓厚。岳飞的《满江红》可为代表。其次张元干、张孝祥情感也非常激烈。其中最大词人辛弃疾,他属苏东坡豪放一派, 他在词中发表政治议论,慷慨激昂,完全没有太平盛世的柔美作风。当时仿辛而夸夸其谈的为刘过,而可与辛相比的是陆游。陆词分量最多,诗亦多,词中多表现了他的沉痛生活,他生活中变化多,是南逃人共有的沉痛感情,始终念念不忘中原,他感到自己是“心在天山,身老沧洲”,词中充满满了热烈的民族意识。临死还留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诗句。同时他的家庭生活也是很悲惨的,母亲专制,因而他的婚姻生活不圆满,被迫与妻子分离。这一方面他也写了不少的词。但到后来生活逐渐安定,许多作家忘记过去的艰难困苦的生活,于是他们的词中也就有了流连宴会之乐的作品。(二)安于偏安,习惯了江南生活,在词上还注意格律,在字句上做功夫,因此格律严整。词人们专门描写小东西,句子要求新奇漂亮,出人头地。其中最主要有两人,即姜夔(白石)和吴文英(梦窗)。姜有《白石词》,格律非常严,随时可以唱。吴词亦然,有《梦窗词》,由于他专求文字漂亮,有时就不免庸俗,有人说吴文英的词为“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他曾有“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的词句,是唐代很流行的格式,完全是一种文字游戏。另一个喜欢把句子雕饰得更精炼的是史达祖,他把情景融而为一,把自然人格化了,有“做冷欺花,将烟困柳”的句子。(三)宋将亡时四大词家可作代表,即张炎(玉田)、周密(草窗)、王沂孙(碧山)、蒋捷(竹山)。他们有同一作风是工于咏物,借以寄寓忠君爱国的感情。南宋最后作家是文天祥,他的词很朴素有感情,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的痛苦,表现了国破家亡无处投身沉痛的感觉,他不仅描写了个人的情感,而且是蒙民族压迫下整个南宋的情况。
六 鼓子词与诸宫调
大曲仍较严格,离不开调曲,鼓子词则比较短,用统一的调子唱一个故事,说唱并用,完全是变文的子孙,但没有变文的气魄。鼓子词再发展成诸宫调,即由各种宫调结合起来表演讲唱一个故事。唱期长短少者十天半月,多者半年一年, 分男班女班,魄力最大、组织能力很强的孔三传即诸宫调名家。《董西厢》也是主要的诸宫调。此外如《刘知远诸宫调》则是推写个人生活,甚至唐宋五代民间贫苦农民的生活,俗语应用得非常纯熟,写得很深刻。中国现在的诸宫调只有两部,一部全的是《董西厢》,一部不全的是《刘知远诸宫调》。诸宫调也是从变文中来的,神宗时即有。
七 词话(话本)
所谓话本即说话人的底本,唱的地方用词,说的地方用话,故称词话。词话也是从变文中来的,是讲唱文学的一种,诸宫调是以唱为主,而词话则是以讲为主,以唱为副。它的特点有四:(一)是讲唱的,以讲为主。(二)讲的时候用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以对话或讲演方式讲的。(三)夹叙夹议,有很多现成人的话。(四)首有“入话”,像弹词的开篇,这是根据实际情况产生的特殊体裁,因为说书人是依靠听众的,所以他必须想尽办法吸引听众,但听众有来早晚的不齐,他不能讲正文,同时又避免冷场,所以便想出两全齐美的办法,温习一遍旧故事称入话。入话写得较漂亮的如《天雨花弹词》。这四个特点一直保存到现在,宋说唱人分四家,主要有两家,现在还存在。
几部词集
五七言的古律诗,在唐以后,便衰落了下去,现在虽还有人崇拜所谓“宋”诗,然而为“宋”代文学的骄傲的,乃非“诗”而为“词”,正如为元、明二代的骄傲的,乃非“诗”“词”而为“杂剧”“传奇”一样。
“词”是从“乐府”蜕变出来的,在“五七”的古律诗外别启一新的文体。当“诗”的一体,已成为陈言腐调,不复有真率活泼之气时,“词”的作家,便如经过蒙蒙春雨后的春笋一般,纷纷地,拔地而出;在倦极欲眠的文坛里,射进一道新鲜的曙光。我们只要把五代、宋时的“诗”与“词”拿来比较下,便可知二者精神的相差了。
所以我们欲了解五代及宋的文学的真精神,便非对于他们的词集,加以十二分的注意不可。
现在就我所知道的,把较为重要的几部词集写在下面。
(一)《词律》 清万树撰。原刻本,石印本。这部书很重要,对于历来的错误,校正不少。
(二) 《词综》 清朱彝尊编,王昶补。 原刻本,光绪间金匮浦氏重刻本。
(三)《词苑英华》 汲古阁刊本。这部书汇刊《花庵词选》《中兴绝妙词选》《草堂诗馀》《花间集》《尊前集》《词林万选》及《诗馀图谱》,极为重要。惜不易得。
(四)《六十家词》 汲古阁刊本,石印本。
(五)《名家词集》《粟香室丛书》本。
(六) 《词学丛书》 原刊本。这部书汇刊《乐府杂词》《阳春白雪》等六种。
(七)《四印斋词丛》 光绪间王鹏运刊本。
(八) 《历代诗馀》 乾隆间原刊本。
(九)《古今名家词刻》 原刊本。
(十) 《彊村丛书》 现代朱祖谋刊本。此书搜罗最为宏富,校刊亦精,计有总集四种,唐词别集一家,宋词别集一百一十二家,金词别集五家,元词别集五十家。
《小说时报》14卷3号,192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