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玉杯》是董仲舒著书的篇名，《汉书》提到这一篇名，不知此篇名取什么意义。本篇主要通过《春秋》所记载鲁文公、许止、赵盾、公子比等人的事，通过复杂的分析，认为《春秋》特别重视人的心志、办事的动机，这种重视没有明白说出，而是用曲折隐晦的笔法，即“微言”来表达的。本篇提出研究《春秋》的方法论问题。

《春秋》讥文公以丧取(1)。难者曰：“丧之法(2)，不过三年，三年之丧，二十五月。今按经：文公乃四十一月方取(3)，取时无丧，出其法也久矣(4)，何以谓之丧取？”曰：“《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5)。今取必纳币，纳币之月在丧分(6)，故谓之丧取也。且文公秋祫祭(7)，以冬纳币，皆失于太蚤(8)，《春秋》不讥其前(9)，而顾讥其后(10)，必以三年之丧，肌肤之情也(11)，虽从俗而不能终(12)，犹宜未平于心，今全无悼远之志(13)，反思念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讥不出三年于首(14)，而已讥以丧取也。不别先后，贱其无人心也。”

【注释】

(1) 《春秋》讥文公以丧取：《春秋》批评鲁文公在丧期内娶亲。文公，即鲁文公，名兴，鲁僖公之子。取，同“娶”。古代规定守丧三年即二十五个月，在此期间不能进行娱乐活动，更不能娶亲。鲁文公违背了这个规定，《春秋》给予批评。

(2) 丧之法：守丧的法则。《论语·阳货》载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小孩三岁以后才脱离父母的怀抱，因此要守孝三年，是天下共同的守丧期限。

(3) 四十一月方取：鲁僖公于三十三年十二月卒，第二年就是鲁文公元年。鲁文公四年夏五月才去齐国迎亲，离鲁僖公逝世已经四十一个月，超过了规定的二十五个月期限。

(4) 出其法：超出法定的期限。

(5) 志：指办事的动机、志向。

(6) 纳币之月在丧分：纳币，婚娶前男方给女方送的彩礼、聘金。送彩礼表示有娶亲的意图，也是动机。文公二年冬纳币，纳币的月份在守丧的期限内，所以说文公“丧取”。

(7) 祫（xiá）祭：把远近祖先的牌位放在祖庙里一起祭祀，叫祫祭，即合祭。

(8) 失于太蚤：祫祭必须在丧期过后进行，即二十五个月后。文公于二年八月进行祫祭，离僖公卒才二十一个月，还差四个月，因此说“失于太蚤（通“早”）”。

(9) 前：指秋八月进行祫祭，《春秋》没有批评。

(10) 讥其后：指冬纳币。

(11) 肌肤之情：《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肌肤指父母生养之恩情。

(12) 终：即坚持三年丧期。鲁国旧风俗，丧期比较短，没有三年即二十五个月。

(13) 悼远：即慎终追远。

(14) 首：首恶，最坏的事。

【译文】

《春秋》批评鲁文公在丧期内娶亲。有人问：“丧期法定不过三年，三年丧期共二十五个月。现在从经书中看，鲁文公丧后四十一个月才娶亲，娶亲时已经不在丧期内，而且出丧期已经很久了，为什么还说他‘丧娶’呢？”回答说：“《春秋》评论事情，最重视办事的动机。娶亲必须先送聘金，送聘金的时间在丧期之内，所以说他‘丧娶’。而且，鲁文公在秋天举行合祭，冬天送去聘金，都是太早了。《春秋》为什么不批评秋天的合祭，只批评冬天的送聘金呢？一定要坚持三年的丧期，是父母养育的恩情所定的，即使随俗不能坚持到底，还应该从心里有怀念的意思。现在一点悼念的意思都没有，反而想念娶亲的事，这是《春秋》所特别反对的。因此批评不出三年的最坏的事，就是‘丧娶’。不分别先后，只是鄙视没有人情的事。”

缘此以论礼(1)，礼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节具(2)，则君子予之知礼；志和而音雅(3)，则君子予之知乐；志哀而居约(4)，则君子予之知丧。故曰“非虚加之”(5)，重志之谓也。志为质，物为文(6)，文着于质，质不居文(7)，文安施质；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文质偏行(8)，不得有我尔之名。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质而无文，虽弗予能礼，尚少善之，“介葛卢来”是也(9)。有文无质，非直不予，乃少恶之，谓“州公寔来”是也(10)。

【注释】

(1) 缘此：根据这个道理，指论事重志。

(2) 志敬而节具：志向端正，再加上节文（即适合的礼节）周全。

(3) 志和而音雅：心志平和，声音优美。

(4) 志哀而居约：内心悲哀，生活简约，没有排场和娱乐。

(5) 非虚加之：指《春秋》讥文公以丧娶。加，加责，给以批评、谴责。见《公羊传》文公二年：“非虚加之，以人心为皆有之。”

(6) 文：文饰，形式。相对于本质、内容而言。

(7) 居：安置，容纳。

(8) 偏行：指文饰和本质两方面不全，或只有文饰，或只有本质。

(9) 介葛卢来：载《春秋》僖公二十九年。介，国名。葛卢，介国国君名。这是东夷一个小国，不懂华夏的礼节。缺少“文”，而愿意来礼仪之邦，说明心中有向往礼仪的志向，动机是善的，因此称他的名字。

(10) 州公寔（shì）来：州是国名，公是爵号，是很有社会地位的人物。州公去曹国，经过鲁国，没有去朝拜鲁公，是无礼的表现，因此，《春秋》桓公六年春正月载“寔来”。寔，通“是”，此，这。“寔来”意即这个人来。为什么不说来人的名字呢？这人就是“州公”，鄙视他没有礼貌，才这样称呼他。

【译文】

按照以上的说法来讨论礼，礼的最重要的方面在于志向、动机。志存敬意而又有周到的礼节，那么，君子承认他知道礼；心志平和，声音又优雅，那么君子就承认他知道音乐；心中悲哀，生活又简约，君子也就承认他知道哀丧。因此说“并不是无端加以谴责”这句话，正是说明应该重视志向的说法。心志是本质，事物是形式，形式是依附于本质的，本质若不容纳形式，形式怎么能附在本质上？本质和形式两方面都具备，然后形成礼制。形式或本质只有一个方面，那么，两方面都不能有礼的名称。不能具备两方面而只有一个方面时，宁可有本质而没有形式，虽然也称不上礼，还可以说比较好些，像“介葛卢来”，记载他的名字就是明显的例子。有形式而没有本质，不只不承认有礼，还认为是比较坏的，说州公来，记作“这个人来”，就是个典型例子。

然则《春秋》之序道也(1)，先质而后文，右志而左物(2)，故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3)推而前之(4)，亦宜曰：“朝云朝云，辞令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引而后之，亦宜曰：“丧云丧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5)，明其贵志以反和(6)，见其好诚以灭伪，其有继周之弊(7)，故若此也。

【注释】

(1) 序道：排序的原则。序，排顺序。道，法则。

(2) 右志：重视本质。古代尚右，认为“志”比“物”重要。

(3) “礼云礼云”二句：出自《论语·阳货》。意思是：礼呀礼呀，难道只是玉帛之类的礼器吗？

(4) 推而前之：往前类比推论。五礼之序，吉前凶后，故云推前引后。

(5) 孔子立新王之道：汉代人认为孔子为汉世创立新王的法则。

(6) 贵志以反和：重精神心志，轻物质之利。和，疑为“利”或“物”之误，指物质、物利。

(7) 继周之弊：周朝重文饰，周道衰微，孔子继周弊之后，所以提倡质。

【译文】

那么，《春秋》排序的原则是，先本质而后文饰，重志向而轻物质，所以说：“礼呀礼呀，难道只是玉帛之类的礼器吗？”向前推论，也可以说：“朝拜呀朝拜呀，难道只是那些外交辞令吗？音乐呀音乐呀，难道只是钟鼓这类乐器吗？”向后推论，也应该说：“丧礼呀丧礼呀，难道只是穿上丧服吗？”所以，孔子创新王的法则，表明贵志向而贱物利，好诚实而反对虚伪，这是由于继周代重文饰的弊端之后，才这么提倡的。

《春秋》之法：以人随君(1)，以君随天(2)。曰：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一日不可无君，而犹三年称子者(3)，为君心之未当立也，此非以人随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当，而逾年即位者，与天数俱终始也(4)，此非以君随天邪？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5)。

【注释】

(1) 以人随君：人要服从国君。人，指万民，包括百官和各地方的诸侯王。随，依附，服从。

(2) 天：是虚悬的概念，董仲舒用儒家思想来解释天，天就成了儒学的代名词。

(3) 三年称子：国君死后，儿子继位，居丧三年，不称爵号，只称“子”，说明“子”有孝心，不忍当国君。

(4) “三年”三句：三年不当，为什么逾年就即位呢？这是为了与天数终始相一致。例如鲁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卒，鲁文公继位，第二年就是鲁文公元年。这样，年份连接才能严密，不出现旷年。

(5) “故屈”三句：屈伸之义，相对为言。屈民防止叛乱，巩固大一统政治局面；屈君防止肆行无忌惮，以免权力产生腐败，导致灭亡。两屈伸，董仲舒认为是《春秋》的大义，实是董仲舒天人感应和大一统论两大思想的集中表达，也是他的政治哲学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译文】

《春秋》的原则：人要服从国君，国君要服从天。可以这样说：按照人民的心愿，不能一天没有国君；不能一天没有国君，而国君继位三年都称子，这是由于国君心中悲哀不忍心当父位，这不是人民要服从国君吗？根据孝子之心，三年不当父位，但是，过一年就即位，是为了与天的年数相一致，这不是国君要服从天吗？因此，屈抑民众而伸展国君，屈抑国君而伸展上天，是《春秋》的要义。

《春秋》论十二世之事(1)，人道浃而王道备(2)，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3)，相为左右(4)，以成文采，其居参错(5)，非袭古也(6)。是故论《春秋》者，合而通之(7)，缘而求之(8)，五其比(9)，偶其类(10)，览其绪(11)，屠其赘(12)，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13)。以为不然，今夫天子逾年即位，诸侯于封内三年称子，皆不在经也(14)，而操之与在经无以异，非无其辨也(15)。有所见而经安受其赘也(16)，故能以比贯类(17)，以辨付赘者(18)，大得之矣。

【注释】

(1) 十二世：指鲁国国君十二代：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

(2) 人道浃（jiā）而王道备：人道和王道都很完备。人道，指处世之道。浃，完善，完备。王道，指治国之道。

(3) 二百四十二年：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计242年。

(4) 左右：互助配合。

(5) 参（cēn）错：参差交错。

(6) 非袭古：不是继承古代已有法制，而是创新的。袭，因袭。

(7) 合而通之：是将许多类似的事例联系在一起，加以研究，融会贯通，从而得出结论。这是董仲舒提出的研究《春秋》的方法。

(8) 缘而求之：由一个说法，深入探求更深一层的道路，意即深入研究。缘，根据。求，探求。

(9) 五其比：把类似的事例排列在一起，所谓同类项合并。五，通“伍”，队伍。比，类似。

(10) 偶其类：把同类的道理合并起来。偶，合并。类，同类。

(11) 览其绪：观看事情的端绪，掌握经书主要的根本精神。绪，端绪，头绪。

(12) 屠其赘：删除多余的不重要的内容。这是指当时经师繁琐解经的内容。屠，删除。赘，从属的、多余的内容。

(13) 王法：即王道，或指王道指导下产生的具体法则。

(14) 经：指《春秋》。《春秋》没有天子逾年即位，诸侯于封内三年称子这些内容。

(15) “而操”二句：操之，掌握理论，指不在经书中的说法。但是，这是需要根据的，不能将没有根据的说法也附会到经书上去，这是需要辨别的。当时大概已有一些经师把没有根据的说法附会于经书，后来发展为纬书迷信。

(16) 有所见而经安受其赘也：有新的正确创见，经书也乐意接受这种（附会的）发挥。有所见，有正确的创见。经，指经书。安受，乐意接受。赘，附会经书的内容。

(17) 以比贯类：通过并列事例的比较来理解同类的道理。比，并列。贯，贯通。类，同类的道理。

(18) 以辨付赘：通过分辨，确定哪些内容是经书上所没有的。

【译文】

《春秋》论鲁国十二代的事情，把人道和王道都说得很完备了。这些法则分布在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中，互相配合，形成文采，复杂的内容交织在一起，并不是因袭古代的说法。因此，研究《春秋》的人要融会贯通，深入探讨，排列事实，分门别类，把握纲领，排除附会，所以能理解人道并确立法则。如果认为不是这样，那么，现在“天子过一年才即位”，“诸侯在封地内三年只称子，不称爵号”，都没有写在经书里，人们把它当做写在经书里的说法一样看待，并非没有经过考辨。有新的正确创见，经书也乐意接受这种发挥，因此，能够融会贯通，通过考辨有所发挥，就真正领会了《春秋》的基本精神。

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1)，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2)，若形体之可肥臞(3)，而不可得革也(4)。是故虽有至贤，能为君亲含容其恶(5)，不能为君亲令无恶。《书》曰：“厥辟不辟，去厥祇。”(6)事亲亦然，皆忠孝之极也。非至贤安能如是？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耳(7)。

【注释】

(1) 善善恶恶：喜欢善良的，厌恶丑恶的。前“善”、“恶”均为动词，相当于喜欢与厌恶。

(2) 可豫而不可去：（恶的方面）可以预防，但不能除去。豫，预防，防备于未然。去，根除。

(3) 臞（qú）：瘦。

(4) 革：改变。

(5) 含容：包涵，容忍。

(6) “厥辟”二句：伪《古文尚书·太甲上》有“辟不辟，忝厥祖”句，《礼记·坊记》也载：“《书》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厥，其，他的。辟，国君。辟不辟，国君不像国君的样子，没有认真尽自己作为国君的职责。忝，辱没。厥祖，自己的祖先。董仲舒引文“去厥祇”，意思是除去他的毛病。祇（qí），通“疧（qí）”。

(7) “父不父”二句：父亲不像当父亲的那样慈爱子女，子女也不会像做子女的那样孝顺父亲。国君不像国君的样子尊重臣子，臣子也不会忠于国君。父子、君臣在儒家那里是对等的双向关系，双方都有权利和义务。

【译文】

人从天那里获得生命，有喜欢善良、厌恶丑恶的本性，性中善的方面可以培养而不能改变，恶的方面可以预防而不能除去，就像人的形体可以有肥瘦的不同，但不能改变一样。所以即使是最贤智的人，能够为国君或父亲包涵容忍某些恶性，但不能使国君和父亲没有恶性。《尚书》上说：“那个国君不像国君，要除去他的毛病。”侍奉父亲也应该这样，这都是忠孝的最高道德。不是最贤智的人哪能做到这个地步？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也就不像儿子了；国君不像国君，臣子也就不像臣子了。

文公不能服丧(1)，不时奉祭(2)，不以三年，又以丧取，取于大夫(3)，以卑宗庙(4)，乱其群祖，以逆先公(5)。小善无一，而大恶四五(6)，故诸侯弗予盟，命大夫弗为使，是恶恶之征(7)、不臣之效也(8)。出侮于外(9)，入夺于内(10)，无位之君也。孔子曰(11)：“政逮于大夫四世矣。”盖自文公以来之谓也。

【注释】

(1) 文公不能服丧：指鲁文公在丧期中给女方下聘礼，想到娶亲的事。

(2) 不时奉祭：祭祀没有按时进行。僖公丧期未满，文公就把僖公放入祖庙与祖先合祭，即祫祭，早了四个月。

(3) 取于大夫：文公四年，娶齐大夫之女，不是门当户对。按地位，他应娶齐侯之女。

(4) 卑宗庙：娶妻低贱，降低宗庙的名分。

(5) 以逆先公：违背了先祖的通例。逆，颠倒。先公，对诸侯祖先的尊称。僖公是闵公的庶兄，闵公在先，僖公在后。闵公时，僖公还是臣子，有君臣关系。文公把僖公弄到祖庙中，升在闵公之上。董仲舒认为，僖公虽为庶兄，但论任位先后，应排在闵公后面。升僖公于闵公之上，是乱了群祖的顺序，违反先公的通例。

(6) 大恶四五：指不能服丧、不时奉祭、娶于大夫、乱其群祖等。

(7) 恶（wù）恶（è）之征：《春秋》作者厌恶丑恶的表现。

(8) 不臣之效：大夫不肯出使，是臣子不像臣子的样子。

(9) 出侮于外：在外面受到轻视、侮辱，指诸侯不肯与鲁国结盟。

(10) 入夺于内：在国内权力被剥夺，指命大夫出使，大夫不肯听从。

(11) 孔子曰：下引文见《论语·季氏》。宣公死后，季文子驱逐东门氏，自此任正卿，掌握鲁国大权。自季氏掌权到孔子说话时，经历了文子、武子、平子、桓子四代，故称四世。

【译文】

鲁文公不能服丧，祭祀不准时，都没有超过三年丧期，而且丧期中娶妻，娶的又是大夫家的闺女，使宗庙卑贱，又把僖公放在闵公之上，乱了群祖的顺序，违背了先祖的通例。鲁文公没有做一件小善事，却做了四五件大坏事，因此诸侯不愿与他结盟，大夫不肯为他出使，这是《春秋》讨厌丑恶的表现，也证明了君不君就会臣不臣的结论。鲁文公在外受到侮辱，在内失去政权，是没有实权的国君。孔子说：“政权落到大夫手里，已经有四代了。”就是从鲁文公开始算起的。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1)。《诗》、《书》序其志(2)，《礼》、《乐》纯其美(3)，《易》、《春秋》明其知(4)。六学皆大(5)，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6)；《礼》制节，故长于文(7)；《乐》咏德，故长于风(8)；《书》著功，故长于事(9)；《易》本天地(10)，故长于数(11)；《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12)。能兼得其所长，而不能遍举其详也。故人主大节则知闇(13)，大博则业厌(14)，二者异失同贬(15)，其伤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为师者，既美其道(16)，有慎其行(17)，齐时早晚(18)，任多少(19)，适疾徐(20)，造而勿趋(21)，稽而勿苦(22)，省其所为(23)，而成其所湛(24)，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25)，吾取之(26)。

【注释】

(1) 简六艺以赡养之：选择“六艺”来培养人的德性。简，选择。六艺，即下文所言《诗》、《书》、《礼》、《乐》、《易》、《春秋》。赡养之，指涵养当政者个人的德性。赡，通“澹”。

(2) 《诗》、《书》序其志：《诗经》和《尚书》能够叙述心志。序，通“叙”，叙述，抒发。志，志向，情绪。

(3) 《礼》、《乐》纯其美：《礼经》和《乐经》能够净化心灵，陶冶情操。纯，净化。美，审美情趣。

(4) 《易》、《春秋》明其知：《易》讲万物的变化规律，《春秋》讲社会人事的是非原则，二者使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正确的认识，使人明白道理。

(5) 六学皆大：六艺的学问都很重要。六学，即六艺之学。大，重要，大法。

(6) 质：朴素的本质，没有伪装修饰的心理，是真实的思想。

(7) 文：文饰，形式。《礼》的种种规定都是为了节制欲望，所以有许多文饰的形式。礼是以统一的形式抑制个人不同的欲望。

(8) 长于风：《乐》是咏颂功德的，从而影响社会风气。音乐有感化性情的作用，所以“长于风”。

(9) 长于事：《书》记载历代帝王的功绩，所以保存了古代许多重大史事。

(10) 天地：自然界整体的代称。

(11) 长于数：《易》是关于天地阴阳的变化和事物相互关系的典籍，其卦与卦之间、爻之位次及奇偶变化，都常用数表示。

(12) 长于治人：《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记改编的，通过特殊的写法寓以褒贬、确定是非，因此此书成为指导政治活动的政治法典，故称“长于治人”。

(13) 人主大节则知闇（àn）：国君兴趣太少就孤陋寡闻。人主，国君。大，即“太”。节，节制。知闇，知识太少。闇，同“暗”。

(14) 大博则业厌：爱好太广泛就可能荒废政务。博，广博，爱好广泛。业，事业，职业。厌，抛弃，厌恶。

(15) 二者异失同贬：两个极端错误不同，受到同样的批评。二者，指“大节”和“大博”。异失，不同的错误。同贬，一样受到批评。

(16) 道：指六艺之学。

(17) 有：通“又”。

(18) 齐时早晚：在时间上能调剂早晚，即确定最适当的时刻，不早不晚。齐，通“剂”，即调剂。

(19) 任：胜任，担任。

(20) 适疾徐：快慢的速度适中。

(21) 造而勿趋：不断前进，能够达到目的地就可以了，不必急速跑步。造，到达。趋，急速，跑步。

(22) 稽而勿苦：需要休息整顿，却不能停顿。稽，滞留，休息。苦，停顿。

(23) 省其所为：少花力气。省，约省，少。为，做，功夫。

(24) 成其所湛：所成就的结果很丰富。成，成就。湛，丰富，深厚。

(25) 圣化：即指董仲舒所讲教师的最理想化的教化过程。

(26) 吾取之：是说董仲舒自己赞赏这种教学方法。

【译文】

君子知道当权者不能以恶服人，因此就选择“六艺”来培养人的德性。《诗经》和《尚书》能够叙述心志，《礼经》和《乐经》能够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周易》和《春秋》能够使人增长知识、知书达理。六艺的学问都很重要，又各有特长。《诗经》讲的是志向，所以它的特点是纯朴的素质；《礼经》是节制欲望的，所以它的特点在于文饰；《乐经》是歌颂功德的，所以它的特点在于创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尚书》记载历代功绩，所以它的特点在于记叙了古代的许多史事；《周易》依据自然界概括出变化的规律，所以它的特点在术数；《春秋》确定是非，所以它的特点在于政治。能够了解各书的特长，但不能一一列举各经的详细内容。因此国君兴趣太少就孤陋寡闻，爱好太泛就可能荒废政务，两个极端错误不同，受到同样的批评，二者必定会导致败亡，不可不细心考察。所以善于做教师的人，既能赞美六艺的道理，又能够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教学方法上，能适时教学，教多少，讲快慢，都有讲究，能达到目的就不必太快，安排休息又不能停顿，花的功夫少而收获又能达到最大，因此不用太劳累却能获得巨大的成功。这就叫“圣化”，我赞成这种教学方法。

《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1)。《春秋》修本末之义(2)，达变故之应(3)，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4)。是故君弑贼讨(5)，则善而书其诛(6)；若莫之讨，则君不书葬而贼不复见矣(7)。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贼不复见，以其宜灭绝也。今赵盾弑君(8)，四年之后，别牍复见(9)，非《春秋》之常辞也。古今之学者异而问之曰(10)：“是弑君，何以复见？”犹曰：“贼未讨，何以书葬？”(11)何以书葬者，不宜书葬也而书葬；何以复见者，亦不宜复见也而复见(12)。二者同贯(13)，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复见，直以起问而辨不亲弑(14)，非不当诛也(15)。则亦不得不谓悼公之书葬，直以起问而辨不成弑(16)，非不当罪也。若是，则《春秋》之说乱矣，岂可法哉？故贯比而论(17)，是非虽难悉得，其义一也。今诛盾有传，弗诛无传。以比言之，法论也(18)；无比而处之，诬辞也。今视其比，皆不当死，何以诛之？《春秋》起问数百，应问数千，同留经中。援比类(19)，以发其端(20)，卒无妄言，而得应于传者。今使外贼不可诛(21)，故皆复见，而问曰：“此复见何也？言莫妄于是，何以得应乎？”故吾以其得应，知其问之不妄，以其问之不妄，知盾之狱不可不察也(22)。夫名为弑父而实免罪者(23)，已有之矣。亦有名为弑君而罪不诛者。逆而罪之(24)，不若徐而味之(25)。且吾语盾有本(26)，《诗》云(27)：“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无邻(28)，察视其外(29)，可以见其内也(30)。今按盾事而观其心，愿而不刑(31)，合而信之，非篡弑之邻也。按盾辞号乎天(32)，苟内不诚，安能如是。故训其终始(33)，无弑之志，挂恶谋者(34)，过在不遂去(35)，罪在不讨贼而已(36)。臣之宜为君讨贼也，犹子之宜为父尝药也。子不尝药，故加之弑父(37)；臣不讨贼，故加之弑君，其义一也。所以示天下废臣子之节，其恶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讨贼，为弑君也，与止之不尝药为弑父，无以异。盾不宜诛，以此参之。

【注释】

(1) 《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春秋》喜欢使用微言与它重视志向相联系。微，隐蔽含蓄而有所寓托的记事方式。贵志，重视思想动机、志向。这一句话把“好微”和“贵志”相联系，可以说明，董仲舒认为《春秋》从笔法上说是“好微”的，从思想实质上说是“贵志”的，就是用隐晦的笔法来表达重视思想动机的态度。

(2) 修：有撰写著述之义，如修书。在这里，“修本末之义”有著述关于本末关系的道理的意思。先后、轻重、贵贱、农商、物志等都有本末关系。

(3) 变故：意外发生的事故或灾祸。

(4) 遂人道之极：达到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遂，成就。人道之极，指人生最崇高的精神境界。儒家以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为最高境界。

(5) 君弑贼讨：君被杀死，臣子应该去讨伐贼盗。这是义。

(6) 善而书其诛：《春秋》隐公四年二月“卫州吁（xu）弑其君完”，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pú）”。州吁弑了卫国国君，卫国人杀了州吁。为什么写“人”，表明人人都可以杀他，说明杀弑君的贼是善的行为。但是这里也表示是国人去讨贼，而当官的却没有去讨贼，犯了该诛的罪行。

(7) 不书葬：国君被弑，若臣子未去讨贼，《春秋》就不写安葬的事，也不写弑君者的名字。

(8) 赵盾：晋国正卿。公元前607年，赵盾族弟赵穿攻杀晋灵公，史官董狐认为赵盾负有责任，乃直书“赵盾弑其君”。

(9) 别牍（dú）：别的书简，指另外记载。赵盾弑君发生在宣公二年，而宣公六年又另出现记载，所以说“别牍复见”。

(10) 古今之学者：指通古达今的学者。

(11) “贼未讨”二句：《春秋》昭公十九年载：“冬，葬许悼公。”许悼公是饮了世子止的药而死的，属于被弑杀。按《春秋》之义，君弑贼不讨，不得书葬。此处书葬，表明世子止并未弑君，但亦难逃“过失杀人”之罪。

(12) 不宜复见也而复见：亲手弑杀晋灵公的是赵穿，赵盾只是作为臣子，没有讨贼，因此与弑君同罪。只在文字上或名义上谴责赵盾，所以赵盾可以再出现。而赵穿是弑君者，就没有再出现。

(13) 二者：指许世子弑其君与赵盾弑其君。

(14) 直以起问而辨不亲弑：只是由于发问而辨清他不是亲自弑君的。直以，只是由于。起问，发问。

(15) 诛：谴责。

(16) 不成弑：弑君不成立。

(17) 贯比而论：联系比较同类的事情，加以推论。贯，贯通。比，同类事联系比较。

(18) 法论：以法为根据来论定。法，法律。

(19) (fān）援：演绎引述。

(20) 以发其端：提出论题。发，引发。端，端绪。

(21) 外贼：弑君者逃到国外去，称为外贼。

(22) 狱：案件。

(23) 名为弑父：名义上称许世子“弑父”，而实际上又免了他的罪行。

(24) 逆而罪之：以叛逆来给他定罪。

(25) 徐而味之：慢慢体味其中的道理。

(26) 语盾有本：讲赵盾的事是有根据的。

(27) 《诗》云：下引诗见《诗经·小雅·巧言》。忖度，思考，猜测。

(28) 物莫无邻：事物都有相同类的。

(29) 外：指事物的外在形式，也指《春秋》微言。

(30) 内：指事物的内容和实质，也指《春秋》的大义。

(31) 愿而不刑：究其本心而不予刑罚。愿，同“原”。刑，刑罚。

(32) 辞号乎天：赵盾听说晋史写他弑君，他大声呼：“天乎无辜！吾不弑君，谁谓吾弑君者乎？”（《公羊传》宣公六年）

(33) 训其终始：考察事件的前前后后。训，顺。

(34) 挂恶谋者：跟弑君有某种牵连。挂，挂牵，牵连。恶谋，指弑君。

(35) 不遂去：指赵盾“亡不越境”，逃亡没有逃到国外去。越境就不再追究。

(36) 不讨贼：赵盾逃亡，不久又返回，回来又不声讨弑君者，因此有罪，与弑君者似有某种牵连。《左传》宣公二年说赵盾“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与上说正相印证。

(37) “子不”二句：儿子不尝药，所以给他加上弑父的罪名。加，加责，给予谴责。《礼记·曲礼下》记载：“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许世子止给许悼公进药时没有先尝，致使许悼公饮药而死。《公羊传》认为许世子止没有尽孝道，谴责他“弑父”。

【译文】

《春秋》喜欢使用微言与它重视志向相联系。《春秋》明确本末的道理，通达应付意外变故的对策，理解生死的意义，达到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因此国君被弑而讨伐弑者，这是对的，把凶手被诛也写上了；如果没有人讨伐凶手，那么国君死了不写安葬，弑君的凶手的名字也不再出现。不写安葬，说明没有忠君的臣子；不再出现凶手的名字，以为他应该灭绝。现在赵盾弑君，四年以后，在别处再现赵盾的名字，这不是《春秋》通常的说法。博古通今的学者感到奇异而问道：“这个弑君者，为什么再现他的名字？”好比说：“没有讨贼，为什么写了安葬？”所谓为什么写安葬，意思是不应该写安葬而写了安葬；为什么重复出现，也是说不应该重复出现而重复出现。两者是一样的道理，不能不相似。赵盾名字的重复出现，只是由于发问而辨清他不是亲自弑君的，不是不应该受谴责的。那么也不得不说书写悼公安葬之事，只是由于发问而辨清许世子止弑君是不成立的，不是不应该承担罪过。如果这样，那么《春秋》的说法就全乱了套，怎么能作为法则呢？因此联系比较同类的事情而加以推论，可知是非问题虽然难以全部弄清，其中主要道理则是一致的。现在传中有谴责赵盾的内容，没有不谴责的说法。根据事实讨论，是有法则依据的论说；没有依据的处治，就是胡说八道。现在看那些事实，他们都不应当有罪，为什么要谴责他们？《春秋》发问几百处，答问的话有数千句，都保存在经书中。反复引用事实进行类比分析，提出论题，从来没有乱说，与传中所说都能相应。现在假如说逃到境外的弑君者不能谴责，所以都可以重复出现他们的名字，那么可以问：“这种情况为什么可以重复出现？没有比这种说法更荒谬的，怎么能跟传中说法相应呢？”因此我根据这种说法能与传中说法相应，知道这些发问并不荒谬，根据并不荒谬的发问，知道赵盾的弑君案不能不细心考察。名义上定为“弑君”而实际上又赦免了他的罪行，这是已有的事实。也有名义上为“弑君”而又不谴责他叛逆罪行的。以叛逆给他定罪，不如让他慢慢体味其中的道理。而且我讲赵盾是有事实根据的，《诗经》上说：“别人的想法，我要猜测它。”这就是说事物没有与什么都不相类似的，考察外在的形式，可以看到内在的实质。现在按照赵盾的事情来研究他的内心，究其本心而不予刑罚，综合起来可以相信，他不是篡弑的那一类人。按照赵盾曾向天呼号，如果内心不诚，哪能这样。因此考察事件的前前后后，赵盾没有弑君的想法，只是跟弑君有某种牵连，他的过失在于没有跑到境外去，回来又没有去讨伐凶手而已。臣子应该为国君报仇去讨伐国贼，也像儿子应该为父亲尝药那样。儿子不尝药，所以给他加上弑父的罪名；臣子不讨贼，所以给他加上弑君的罪名，道理是一致的。以此向天下人表示废除臣子的忠孝气节，罪恶是如此之大！因此赵盾不讨贼，就有弑君之罪，与许止不尝药就等于弑父，二者没有什么差异。赵盾不应该被谴责，以此作为参照。

问者曰：“夫谓之弑而有不诛(1)，其论难知，非蒙之所能见也(2)。故赦止之罪(3)，以传明之(4)。盾不诛，无传，何也？”曰：“世乱义废，背上不臣(5)，篡弑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恶之诛(6)，谁言其诛？故晋赵盾、楚公子比皆不诛之文(7)，而弗为传，弗欲明之心也。”

【注释】

(1) 有：通“又”。

(2) 蒙：问者自卑词，说自己无知。

(3) 止：人名，即许世子止。进药给父亲而没有尝，父服药而死，许止有弑父之罪。后又写“葬许悼公”，说明《春秋》赦了许止的罪，因为他的心志没有弑父的意向。

(4) 传：指《公羊传》。《公羊传》昭公十九年：“止进药而药杀，是以君子加弑焉尔。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是君子之听止也。‘葬许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辞也。”《公羊传》有赦止的明确记载。

(5) 背上不臣：背叛君上，不守臣节。

(6) 有明大恶之诛：连上下文，有点费解。卢文弨以为中脱“不宜”二字，此句应为“有明大恶之不宜诛”。“之”为“不”之误，也通。句为“有明大恶不诛”，与下文“皆不诛”正相应。有，通“又”。

(7) 楚公子比：楚共王之子，楚灵王之弟。公元前529年，公子比从晋国回到楚国，其弟弃疾逼他即位，并弑杀了楚灵王，随后又杀了公子比。公子比已立为王，《春秋》还称他为“公子”，表明他不应为王，也是对他弑君的“不诛”。

【译文】

有人问道：“说是弑君而又不给予谴责，这种说法不好理解，大概是我愚蠢所理解不了的。不谴责许止的罪行，《公羊传》上有明确的记载。赵盾不受谴责，传上没有记载，为什么呢？”回答是：“世界动乱、道义废弃，背叛君上、不守臣节，篡位弑君、颠覆政权的很多，而又说明大恶不受谴责，那么谁知道这些罪行应该谴责呢？因此晋国的赵盾、楚国的公子比都有不谴责的文字，而不在传中写下，是不想明白说出的意思。”

问者曰：“人弑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讨者(1)，非一国也。灵公弑，赵盾不在。不在之与在，恶有薄厚(2)。《春秋》责在而不讨贼者，弗系臣子尔也(3)；责不在而不讨贼者，乃加弑焉，何其责厚恶之薄、薄恶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视人所惑，为立说以大明之(4)。今赵盾贤而不遂于理(5)，皆见其善，莫知其罪(6)，故因其所贤，而加之大恶，系之重责，使人湛思(7)，而自省悟以反道(8)。曰：‘吁！君臣之大义，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恶薄而责之厚也。他国不讨贼者，诸斗筲之民(9)，何足数哉！弗系人数而已(10)，此所由恶厚而责薄也。’《传》曰：‘轻为重，重为轻。’(11)非是之谓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12)，赵盾嫌无臣责，许止嫌无子罪。《春秋》为人不知恶，而恬行不备也(13)，是故重累责之(14)，以矫枉世而直之(15)。矫者不过其正，弗能直，知此而义毕矣。”

【注释】

(1) 重卿：指国家重臣，掌握大权的重要官员。

(2) 恶有薄厚：国君被弑，重臣不讨贼，是恶的。灵公被弑的时候，赵盾在不在场，责任有大小的不同。在场责任大，即恶厚；不在场责任小，即恶薄。

(3) 弗系臣子：不算臣子，指不守臣节的人。

(4) 立说：立一种说法，建一个理论。

(5) 遂：通，顺。

(6) 罪：指“君弑不讨贼”之罪。

(7) 湛思：即深思。

(8) 反道：回到正道上来。

(9) 斗筲（shāo）之民：指小气量的人，没有作为的平庸之人。斗与筲都是小量器。

(10) 弗系人数：不在统计人数之中。

(11) 轻为重，重为轻：罪轻而责重，罪重而责轻。

(12) 公子比嫌可以立：公子比是否可以立，被迫而立，能否说明他弑君自立？嫌，疑虑，怀疑，难以分辨。

(13) 《春秋》为人不知恶，而恬行不备也：《春秋》因为人们不知哪些是恶的，安然施行而没有戒备。恬，安然。备，戒备。

(14) 重累责之：反复地用严厉语气批评这些罪过行为。重，加大，犹如重判。累，多次，再三。

(15) 枉世：世俗的错误观念。

【译文】

问的人说：“有人杀国君，重臣在场而不能讨伐，这种现象不止是一个国家存在。晋灵公被杀时，赵盾不在场。不在场与在场相比，罪恶应该有大小差别。《春秋》责备在场而不能讨贼的臣子，只是不算臣子而已；责备不在场而不讨贼的人，却加上‘弑君’的罪名，为什么对罪过大的责备轻、对罪过小的责备重？”回答是：“《春秋》的原则，针对人所容易迷惑的问题，提出说法使它是非特别明白。现在赵盾贤良而做了不合理的事，大家都看到他好的一面，就不知道他犯的罪行，因此借着大家所赞扬的人物，给加上大的罪过，加以严厉批评，使人深入思考，反省自己以回到正道上来。还有人感叹说：‘呀！君臣的大义，父子的关系，会是这样，就是依据罪过小而责备重。其他国家也有不讨贼的人，都是些平庸的人，不能算数！不统计在正式人数中，也是依据罪过大而责备轻。’《传》中说：‘罪轻而责备重，罪重而责备轻。’不是说的这个道理吗？因此公子比被迫当了国君，能不能说他夺权篡位？赵盾不在场而不讨贼，是否没有臣子的气节？许止没有尝药，能不能说他有不孝的罪名？《春秋》因为怕人们不知道这些罪过，继续安然沿用而不能警戒，所以反复地用严厉语气批评这些罪过行为，以矫正世俗的错误观念而使之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矫枉不过正，不能使它直，知道这个道理就全面了解了《春秋》的大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