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迈靡靡
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
彼何人哉
是二千七百年前犬戎入侵，周室东迁时谁人的诗，而我今是在日本寓居附近散步。我也忧思，是为了何来呢？岂不是因为吾民亦皆在忧患之中，而今时世界上亦没有哪一国人的生活是可羡慕的。常人忧身而不忧世，志士忧世而不忧身，而我忧世与忧身是同一个。
譬如叹老卑穷，往常可以拿几个古人来自解，更好是拿个相识的今人来勉励自己，但是如今多想想，变得了不能这样简单了。要我能豁开，除非是没有叹老卑穷的人世。
我想我若像冈洁与前田青村，则可不知老。近代日本画家前田青村年过九十，临终时梦见鸳鸯彩色之美为生平所未见，呼笔欲画之而卒。冈洁去世时年七十八，去世数日前他写给我一封信，他要独力为日本文明建立学问，像伏羲于中国文明所做的，他要和伏羲像海滩上两个小儿的画沙为戏，新新湿湿的沙嗄。这当然高明，但还是不及幼时母亲教我拜月亮婆婆，教我对房族太公要有规矩，给了我人世有信。如今惟仙枝的九十几岁的祖父还是这样的太公，那是台湾宜兰尚存中原的古风。
文明的根本是修成了人身，远离动物的三途恶趣，故幼小时可以是金童玉女，长大了，男子可以像李世民的十八岁打得天下，耕田工贾的年轻人皆有做人家的志气，可以与皇帝是同一人世的风光，女子则扫除庭前晨露泥地上的花瓣，人与之同其新鲜，这便她亦如银河边浣纱的织女星，停船相问的客星是张骞。是这样的人世，所以年纪老了可以做太公太婆，有天长地久的可靠。
而今是产国主义的唯物社会，人回到动物身了，年轻时是不觉得，年老了就只落得一场无趣，今所见的世景是如此，我怎能不感到切身，我又怎能高高在上，引前田与冈洁来自解呢？我不要个人的修行，我是要一个民族的修行，我要大家都有自觉，要成仙就与鸡犬也一道白日飞升。我今惟此自觉，但是又怎就能意志坚强呢？
我今身在哪里？我是要人世的一个信字。
而现在我散步时看看人家墙头的好花，已不似儿时的了。这是我的感觉度差了。看月亮与在溪边看水石亦都如此。真的花不在，我身的大信还可在哪里呢？想起儿时在乡村，日常所见的东西那样简少，而样样都真，这于今天怎么的就如隔世了？倘若可换，我愿拿现在的什么都与之交换回来吗？
前几天偕小山在银座鸠居堂看了壁上挂的森绿翠的一幅画，画的三颗栗子，题芭蕉俳句一首：
秋深了
邻家在做什么呢
那是真的栗子，真的秋天，真的人世。这幅一尺的画，但今于我这不是成了记忆里的东西吗？而绿翠先生因是友人，所以也看了标价是十五万日元，只觉什么都是好的。
我若愿意，我可以书法超出生老病死，但是我不肯只做得善书者。我与之要好的人中有冈野法世做得好陶器，尚有仙枫舞得好能乐的舞，我虽然欢喜，但是不能有助于我的安心立命，要我以为可以安心立命，除非民间一般日常使用的陶器皆好，与能舞没有关系的地方亦一般人的日常行仪与言语有如能舞的意思，而现在是凡此皆被破坏了，传统的好陶器与能舞成了只是专门家之事，前途只有逐年更短的了。
不知不觉是福气，知觉了反为多忧，然而因有此知觉，尚可有翻身之日。
我是荡子，假使我今有钱，过的日子就可以是热闹充实的吗？想来是不能。人世以有限之财，可以是无限之富，而现在的社会虽然国民的总生产是史上未有的增加，却连国家的财政都在逐年的更穷困化，一般人家是连招待朋友的宽裕亦一年比一年的更没有，我纵或有钱能招待朋友，岂不是成了特别？怎么的亦不能像我小时乡下，人家有客人来时灯花也结，灶火也发笑的一个人世都热闹喜气的。又纵或我有钱，我又可能怎样的生活起居称心呢？譬如在日本，有钱虽可造和式的邸宅庭园来做住家，但一般人家今都是住的公团住宅，你的和式邸宅就有些不入群，倒是成了像神社佛寺的客室，不然就是像风景区的温泉旅馆，不像是份世上人家了。若是有钱亦只可住住高级公寓，又有何快乐？若以为快乐，则是压根儿沾不着文明的边边了，你做人又还有何意思？
又假如我是个年轻小伙子，得与一个知己的人儿结了婚，在扩大产业的社会上做事，不论做的是什么行业，必定是每天的工作在规定的时间内做不完，做人做到没有余暇来思想，而且一律住的公团住宅，人家不成其为人家，你虽然随着上班下班的交通人潮，假期的游乐人潮，到底不曾有过真的你自己，也不曾有过与真的物素面相见的欢喜，又哪里还可有一个谁是体己的人儿？然则假使我有一个要好的年轻女子，我可能怎样与她出去打天下呢？宋明小说里的两口儿跑到临安住下来做小本儿的生意过活，也有闾阎之情，但如今哪里能有呢？
世界的人类社会是在走向总毁灭，今已美国与日本的景气现出衰败了。苏轼《杂草诗》：
衰时同零落
盛亦非汝能
众人不知不觉，也许是福，而我是知觉了，所以遭鬼神之忌。但既已知觉了，就不能再回到不知觉了。
我不能被安慰，无论是以京戏、陶器、茶道、文学，因为这些都不能保证人世，倒是要被人世所保证。
我也不要只是忧急自己对于事物形式的感觉能力痴钝了，而求个人的奋勉不知老，个人新鲜长生能值几文，只有求人世长生。
忧思毕竟有何用，又不能去死掉，成不成都只有来再建礼乐的人世。成不成都只有先把中国来弄好。我们今是要来建立可以代替产业国家主义社会的人世新制度，革命的思想与行动皆要以此为依归。
这里一是知道何谓文明，二是要知中国民族的素质，三则是要看出来得人物，四才是看形势，如此我就先来话民国史。
史话亦何事？来说是非者即是是非人，譬如箕子的话说殷周之际，而陈《洪范》。还有是，喜听是非者，他即是注定要生是非，譬如乡下人爱看绍兴戏《渔樵会》，讲的元明之际，徐达与秃秃丞相扮樵夫渔翁相遇，而这班乡下人亦即是会倡乱的，如徐达即是他们的自己人。而如今即亦是要再有民间起兵，并且要再有人陈述《洪范》九畴。
民志篇
我今可如何来写民国的事呢？
我敬爱的日本画家森绿翠，他是深夜在灯下作画，我问他灯光下与日光下的颜色不是会有异吗？他答：“颜色是记忆着呢。”我今写民国的景物，便亦是像这样的凭着记忆。是见过了真的颜色的记忆呵。
我还敬爱日本陶工冈野法世，他今年为福生市图书馆制作陶壁，横六公尺，纵四公尺，像敦煌的大壁绘，为此他去名古屋一带的山地采购陶土七吨，特为搭建大作场，且改动了窑，从捏土练土到制作，都是他亲自来，虽然有一位师弟与一位来见习的学生帮忙，搭建作场时还若干借力过木匠，实际是这样的一件大创造的独力统一作成。前天我去看他，他说为此已半年闲了辘轳，好想呢。壁陶不用辘轳。他道：“等这件完成了再转辘轳，今后是要烧万民日常用的器皿，我今是奉先生的一句话，在自己的制作中研究，都在于要明白什么是陶器。”
而我今写此书，岂不也是要来独力统一作成，在自己的写作中研究，为要明白起来什么是中国？
历史上的出身
这里首先是要来明白中国的民志。说民志比说民权等等好，因为中国之民都有大志，皇帝与士都是从他们中间出来的。因为中国之民是出身于井田制时代的王民。
《史记》太史公曰：“诸子皆出于王官。”这一句话今之研究诸子者皆把来轻易看过。而如此即不知诸子与希腊思想家的一个重大相异处。希腊的思想家是，讲哲学与几何学物理学，就只讲哲学几何学物理学，而中国诸子则虽也讲这些，但是还有其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农家、名家、阴阳家的身份，此即是各有其从井田制王官的出身。周礼王制，王官皆是士，士之上者为大夫，分任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之职，春官司祭祀；夏官司地政、商贾与赋役；秋官司刑法与军事；冬官司工艺，而皆以教化行之。一般之士则是最下级的王官，遍在于民间，是王制的最基层执行支部。井田制废止后，士遂散出了，从春官出来的是儒家、道家、阴阳家：从夏官出来的是农家；从秋官出来的是法家、名家、兵家；从冬宫出来的是墨家。原先王制是一个统一体，而且是教化的，故分散为诸家后，可以一一皆是学问。希腊没有把农、兵事等实务的东西亦可以是哲学思想的。而中国井田的王制则因是一体的，故诸家皆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化的思想为其前提，所以虽实务之学如农与兵亦皆可以是哲学的缘故了。
西洋没有一统的思想，故亦没有一统的天下，盖自其希腊时已如此。希腊没有井田的王制，故不能有综合大自然与人世的礼乐的学问，其哲学思想是孤零的单薄的，只说得“万物皆是数”，但于艺术的东西就不通用。至今西洋人于实务的学问只可是技术的，不能亦是哲学思想的学问的统一与完全。天下国家的统一与人世的完全，是惟独从井田制出身的中国文明的体制有之，中国春秋战国时诸子，是文明的学问化到了普遍而彻底的程度。而此亦是惟独中国之所以有天下士之故了。
所以太史公司马迁的“诸子皆出于王官”一语，真是极大的见识，而今之学者不知此雄大局面，他们的研究先秦诸子云云，又怎能不是贫弱的呢。
士是井田废后，亦还是志在天下国家，而与民一体，士与民皆一直是密着于政治，乃至可说是直接行施政治的。这样就可知道中国的民志是如何的了。中国之民是自有其品格与见识与行动力的，今天亦还是得从这个底子来在行动中加以研究。
重新检点今时民间的行动力
中国之民有行动的大力，其一是见之于建造汉唐那样的产业，其二是见之于打退匈奴，开通西域与南洋海道，其三则见之于历朝天下大乱时的民间起兵。这三者其实是同一个力量，是早先从井田制培养出来的。清末民国到今天还是有民间的这大行动力的，最显著的是表现于北伐，与对日抗战。惟有建造中国现代产业的大行动力不得发挥，但此是政府的无见识之故，而后来是把民间这行动的大力来浪费，大大的耗损了。
大义名份是中国之民对外大行动力的所在，今把这个来丧失了，对外是非亦不明，哪里还鼓得起对外的大行动力呢？以前是国人对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信不信是另外一件事，国人对日本的敌意是一致的，而且日本尽管强，中国人对之并不胆怯，那就是中国人特有的理直的勇气，而后来果然发挥了全面抗战的大行动力。
中国人的造产大行动力，原是从中国文明特有的众产业平衡和谐一体化的历史上的事实里培养出来的，故能有周朝那样伟大的水利工程，与秦朝那样的筑万里长城，开天下驰道，与汉朝远征匈奴的大规模军粮武装补给制度，与唐朝的西域丝路。而且中国人的造产的大行动力与其说是依于组织的，毋宁说是依于性情的，造产的气势也是四方风动。
经济原来是要民间产业为基，而以国营产业助其平衡的，苏俄没有了民间产业，全是国营产业就失了活泼。美国的虽亦是产国主义，但还有民间产业为基地，所以发达，而及至其国营产业与产军体制益益增大，今天的民间产业的比重缩小了，美国的经济也在硬直化了。日本是美国之续。而中共则与苏俄一样，只有国营产业，而没有民间产业来配合，以致连没有能力接受日本美国的资本与技术协力。中国是向来产业有性情的。产业并不单是机械的，史上产业之兴，哪怕是西洋的，亦都是带有浪漫之思的。中国史上有过的造产的行动大力今在哪儿了呢？
再就是民间起兵的大行动力了。往时太平天国是民间起兵，弄得一场无结果，其后是民国初年民间起兵以军阀的内战割据的形式而出现，也是浪费了，但是并不因此就断了种，不久来了北伐与抗战与中共的人民解放军，亦还是民间起兵的性格。中共得了政权后民间起兵又以“文化大革命”红卫兵造反的形式而出现，这也被浪费而消灭了。而这回才是恐怕要断种了。因为除了无结果与被消灭，还有制造唯物观的社会，把民间起兵的要素，江湖义气与中国人伦常生活的情操几乎破坏尽了。
但我还是相信民间起兵会再有，虽“文革”大大破坏了生活的情操，但还有一个理字与天意深入中国的人心，不是这样就可以被破坏得了的。民间有着一个理字就不易被屈服。而且知道有一个天意，如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就有胆造反了。
天理不屈
中国人最强的是一个理字。贺后骂殿，包拯打黄袍，有理便把皇帝亦骂得。西洋人只知有数理与物理。希腊亚里士多德答亚历山大帝云“几何学没有大王”，大王亦只可依它。现实就是无论何民族，皆对数学与物理无抵抗。但是数学与物理还不算为强，因其尚不能普遍与彻底的对应万事，数学与物理先就盖不了宗教，也到达不了美术所能到达的。数学与物理不足以对应生命的东西，到达不得物质背后的象。数学与物理上的发见亦只是素粒子的现象的记录，而不能说明其所以然之故。数理与物理的理只对应得宇宙与人生的一部分，尚且如此之强，天下莫之能御，何况是中国人说的天理。
中国人说的一个理字是从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而来，此五法则是生出自然界的秩序，演绎而为伦常之理，而生出人世的秩序，这秩序就是最强的理，因其是生成的，不是只靠组织的。组织只是其生成的形迹而已。因为自然界的与人世的秩序是这样在生成中的，所以中国人说的理字包括有理与非理，且把未然的理亦可以当作是已然的理。也应用数学与物理于观物与造物，但是要观物之真与造物之真，则更有在于以数学与物理所不能到达的物形背后之象。
西洋的科学与宗教与艺术各不相通，中世纪教皇时代是宗教禁压科学及艺术，后来到了唯物论则把万事万物都属于科学，称为历史科学、艺术科学、社会科学等，并否定宗教，而民主派则又讲要宗教与艺术与科学民主共存，互相尊重，才是学者的风度云。惟有中国文明只是一个理字，神、艺术、数与物理，皆可以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来说明。
《易经》：“阴阳不测之谓神。”（不测是不连续与飞跃，奇迹是以祈祷或何种修炼使我与大自然的意志与息为一，直接叩着了物之象，而物之形响应之。）神是大自然的意志与息的变化，所以神亦是在于天地万物，与文明的创造里，而可不落于宗教。物生而有象，象而后有数有形，《易·系辞》里的此一语给的启示就有得可以解答毕达戈拉斯的无理数与有理数的问题，与汤川秀树所提出的素粒子现象的背后是什么的问题了。所以中国是连文学亦是理知的，不是局限于物质的合理主义之理，而是天道人事与万物秩序之理。日本文学是抒情的，中国文学则抒理，连《西游记》亦是理性的喜乐。
以前我注意到了中国人特有一个千人抬不动的一个理字，今更明白了原来这是从《易经》的把文明加以理论体系的学问化而来。而希腊人所做的数学的理论体系的学问化，与后来牛顿所做的物理学的理论体系的学问化，则只是其一部分，未免幅窄，虽深细而浮面。
中国文明的这个理字，其止即是秩序，其动即是天道。中国人世的秩序是与自然界万物的秩序为一。西洋式的文化人每鄙叹中国人的缺少组织的秩序，却不知中国的人世秩序是如同中国书画里景物的秩序，不是组织的，乃是生成的，像一树的枝叶舒发分布。而此秩序的风动处则有天道。此秩序是礼，而天道是乐。但一般中国人把凡此皆只作为一个天理，印在心头，说在口头，成了日常生活的性情。
天下最强的是理，一个人的情操可以都被破坏了，而对数理与物理的意识到了最后亦还是保有。何况是中国人的理是天理，数理物理还是知识的，而天理则是中国民族的悟得，比单是知识的东西更不会被消灭。破坏了中国人的情操，但是毁不得民间的这个理字。
比方宪法可被否定，但是数学与物理学的常识无人否定，个人无论怎样的情绪低落，乃至落到了虚无主义，或一个民族无论怎样的堕落到了灭亡的直前，亦不去想到怀疑数学与物理的常识。国民的数学与物理的常识还与教育有关，而天理则是因于中国民族的悟得，民间不识字的人亦会得，少受学校教育的影响，所以要破坏最难。破坏生活的习惯，摧毁伦常观念，但是也毁灭不得民间的天理观念。
中国人是好相与而难相与
世界上惟有中国人最好相与，亦最难相与。中国人是现实的而不执着，所以最好相与。不执着，是因为他晓得人事之外尚有天道，所以比起西洋人来中国人见得马马虎虎。德国人是于理的线条严刻，而中国人曰马马虎虎，本来是譬如画月亮，不用严刻的线条还可以画出真的圆呢。英国人特别于既成事实尊重，而中国人曰马马虎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美国人是以物质的损得为准，而中国人曰，人有九算，天有一除，吃亏就是便宜。法国人是以优雅为品，而中国人曰，皇帝还有穿草鞋的亲戚，有什么怕失面子的。俄国人的共产主义与其旧教是同一个精神，厚重而残忍，咬住一样东西就绝对不放，而中国人曰：“必定要这样狠狠地霸占住做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真是得饶人处且饶人，东家儿童到西邻，我劝你马马虎虎吧。”再如日本人，日本人于物倒还看得开，惟于情看不开，而中国人则于情也看得开，情是似真似假，极真的事，却笑说是人骗人而已。中国人少有像日本人的感极而泣，但是远比日本人的感情更长久。凡此皆因中国人是生于现实的事物而直通于天，且连对于天也豁然，刚说过天道不爽，却又说是天道茫茫。一忽儿怕赫赫上帝，一忽儿又说大自然是造化小儿。
中国人因是如此的不拘，一来就可以与人无间然，所以说中国人是最易相与。中国人的最易相与，是世界和平之基。先是中国的广大统一，有一个华夏的天下，连五胡乱华都被同化。还有是汉唐之盛，开通西域，与印度人波斯人之所以能那样长久的和平交往。中国人若像马其顿人罗马人，彼时怕早要想远征印度与波斯乃至罗马了。中国人的容易相与，乃因其出身是井田制的王民，又是有《易经》的理论化学问的自觉的天民。
使人与人不亲的是身份地位之隔、利害之隔、理论之隔、宗教之隔等，中国人也不是没有这些阻隔，只不要太认真，这就是疏不间亲了。所以与陌上街上的一般人皆有亲情好意。横塘诗，对不识的人亦停舟暂相问，秦罗敷采桑及汉唐诗里的采莲采菱女子与岸上人相问答的风光，即是生于这背景。便是《三国演义》里英雄们的为友为仇，《水浒传》里的江湖义气，《红楼梦》里的恋爱，亦皆是生于这背境。便是我们今日要来起义，豪杰与万民的意气相结，亦是靠的有这背景。外国亦有农民暴动与革命的群众行动，但没有像中国的民间起兵，是只为意气相投更在于共同的利害关系之上。
中国的政治，向来是天下有道，万民与朝廷可以无间然，不用代议制，民间甚至也不问不知，而自然与朝廷可以如两个小孩的无嫌猜，亦皆是因为中国人的这种素质。所以说中国人是最容易相与，无论是个人与个人之间，或政府与国民之间。
但若你把来弄别扭了，则最难相与的亦是中国人，无论是个人对个人，或政府对国民，你便与之马马虎虎亦不行，与之认真亦不行。中国人与人交际，他总保持礼貌，一面却尽在忖量你，而你不知，你连不易知道他是恼与不恼，喜或不喜。若在政府，则再也没有比中国的民心更难把握的了。
无亡天下
中国民心之难被把握，最是见之于日军占领期内。日本军用战胜者的威严去压他，他却道是胜负乃兵家常事，强的哪有强到底，毒虫自有毒虫怕。他看形势，好汉不吃眼前亏，心里可是并不把你当真。中国人是有历史的哲学，天道的哲学。而日本军想以善政抚绥人心，改用笑颜对民间，民间也向你勾勾头，却不上你的当。因为中国人五千年来经过多少世变，阅人多矣，他辨貌见色，听人说话会听音凡。中国人是有听天籁地籁的听觉，今来听你日本人的人籁，你但凡眉毛动动，他还有哪些儿不知道的。
中国民间是你想要征服他不容易，想要指导他亦不容易，想要统治他也不容易。
中国民间的不可被征服，是不但对日本的占领军如此，便像以前对元兵清兵，虽然宋朝明朝是亡了，亦民间还是没有被征服。虽顾炎武说有亡国与亡天下，但天下不是这样就可以亡得的。天下是汉民族悟得了，通到了天了才有的，希腊罗马都没有天下，亡了国就完了，中国民间则还有天下不亡。以前虽在五胡、蒙古及满清的统治之下，民间亦还是汉文明的人世，人之相与及行仪，与制器的发想，对事理形势的发想，皆是有着一个天字，连日常的性情亦自于天。满清强要汉民族亦辫发胡服，而汉人曰：生降死不降，男降女不降。但比起这个，还有那日常的一个天字才是强大呢。结果连拓跋魏的政府，元朝清朝的政府，亦为这文明的人世所映，被假借来权做了它的朝廷，而其后还是被推翻了。
以前巴比伦、波斯、埃及等古文明国历世久长，虽遭奴隶制与蛮族入侵所污染了，亦尚又延长了二三千年，便因其是与中国文明同出一源，有着一个天道，虽然换了前王朝后王朝，亚述与巴比伦，亦还是存续，到了最后最后，才被从历史上永远消灭了。惟独中国不消灭，是因为中国有《易经》，多了一个学问上的自觉。新石器时代人类开了悟识，于是有了文明造形的第一波，而惟独中国后来还有《易经》的理论学问化掀起了文明造形的第二波。所以制度如三代井田，制器如殷铜器，皆为巴比伦等所不及，而且因为知其理，故不随形以俱亡，井田废后亦还是有秦汉的好制度，铜器衰后则有陶磁器一般是好。巴比伦那边，后来是其器之形亡，神之名亡，遂一切都亡了。
中国是天下不亡，纵使国亡了亦可再兴。中国人的能同化入侵的异民族，亦是因其不亡天下。并非因文化程度比较高就能如此。希腊罗马的文化也比当时其他民族的高，被学习了采用，但是不能使之同化而为希腊人罗马人。欧洲还是不得统一，而中国的则是五胡皆成了与汉族同是中国人，就因为中国文明有个天下，可以使大家在无限的空间与时间中相处相安。所以欧洲不能统一，而中国则能统一。欧洲是单靠有希腊罗马的数学与物理学不够成天下。
劫毁篇
借天之棒打人，亦要会夺天之棒打天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强者，因为他见多识广，凡事能看得开。看得开是因为他能看得真。《旧约》里一妇人闻前方兵败，约柜被夺，曰：以色列的荣光去矣。约柜是上帝对以色列人建国的约言所藏。中国有夏禹传下来的九鼎，至于殷周，皆奉为建国的象征，而到了要保不住了，却说是国之胙命在德不在鼎，比以色列人的对约柜能看开，就不致落胆。中国人是看任何事物皆有其理，而理并不限于任何事物。西班牙的二百人顷刻之间灭了印迦帝国，只因为诱捉了印迦的王，而中国晋怀愍二帝被匈奴所俘，宋徽钦二帝被金兵所俘，明英宗被鞑靼所俘，这里还是抗战，不被要挟。因为皇帝虽尊，亦凡事要看情形，皇帝若不好可以易之，社稷神不好亦可以变易，百姓不好则易风俗。中国人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没有巫魇。
强弱在于胜负，存亡在于生死，而中国人则是最强而长生的民族。先讲胜负，汤恩比只会说要挑战，而中国人却是与天赌胜负。《碧岩录》第七十五则，乌臼禅师，有僧来参，禅师打他三棒，僧不服，乌臼云：屈棒原来有人吃在。僧云：争奈勺柄在和尚手里。乌臼云：汝若要，山僧回与汝。僧夺乌臼手中棒，打乌臼三下，乌臼云：屈棒屈棒。僧礼拜。那僧是悟得了。他悟得了什么？
元末天下大乱，群盗蜂起，兵戈遍地，就是生民的浩劫到了，朱元璋是凤阳地方一穷人，于神前卜留凶？卜逃凶？曰：神岂欲我起义耶？掷筊得大吉。遂投郭子兴军，后来做了明朝的太祖皇帝。你留你逃就是预备受屈棒，既然天意要反乱，你就参加反乱，朱元璋的参加郭子兴之众，就像刘秀的参加了红巾贼众。原来梁山泊的旗号代天行道，乃是代天行的杀戮。人以私意杀人有罪，代天行杀戮则不在此例。所以民间说黄巢是天上的杀星下凡，天有好生之德，亦以肃杀为清旷，浩劫到时，便善恶是非都一耙平，你想留想逃，善良而被杀，怎如你也参加浩劫，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原来曹操此言倒是真的。但是你夺了天的棒，还要有本事打天三棒，这场浩劫才能完结。史实如：既是天降黄巢，就会有这么多人蜂起去参加，所过之地杀戮得人烟断绝，鸡犬不留，这是天要收拾人口，而黄巢之众当中却出来了朱温，他先还是借天之棒打人，后来他却击灭了黄巢，这就是夺天之棒打了天三下，这才把一场劫数终结了。
世界史上多少古文明国都灭亡，而中国独存，就是因为中国民族能度得过劫数。自然之理，有生必有死，有盛必有衰，而现代人被眼前的物质蒙蔽了，见识不到此，还不如动物的对于灾变有预先感知的本能了。西方的古文明国有神巫先知，古印度人更明确的提出了一个劫字，但是世界上最知道什么是劫数的只有中国民间。《荷马史诗》里特洛伊之战，特洛伊的女巫预知了不吉。以色列人的《旧约圣经》里亦每有先知预言灭亡的神示，不过是关系一民族之事，不及中国民间所认识的“浩劫”是遍人间的，是天人之际的事，连敌我的分别都成了小的了。《旧约》里惟那次洪水的浩劫，但把来说作善恶因果就又小了。浩劫到来时是，你只有也来代天杀戮，你若站在人这边，是不分善恶皆尽。巴比伦亡了，印迦亡了，连神像也倒在废墟斜阳里。
西方许多古文明国的人们，例如特洛伊人，以为只是自民族的灾祸，所以拼命抵抗敌人，败亡了，那边的地形好像是也不易逃避隐匿，女人都被掠做了奴隶，男人是被杀戮，留剩下来的也做奴隶，这个古文明国就此永远被从历史上抹去了。而中国人却不这样简单。例如五胡乱华那一次，人们即感知此是遍人间的浩劫，抵抗的人也抵抗，挽住了东南半壁，隐遁的人也隐遁，如秦末也有商山四皓，汉末也有南阳隆中的桑麻风日，而中原之民则多在五胡的军中混杂不分，夺了天的棒，也来杀汉，也来杀胡，为完此劫数，而结果是五胡的北朝与华夏的南朝结合而为一统的天下。其间也有多少的民族的慷慨悲歌，也有与五胡无间然的民风士气，而至终是打了天三棒，所以有华夷统一天下的出现的。
古印度人也把劫看得大，但是只以“无常”一语了之，此是其不足。中国人则把劫数看做像竹节的节，是因于大自然的连续与不连续法则，至节通不过则死，但是飞跃得过则又可茁新枝。此是中国民族从那次洪水的浩劫得来的悟识，再加以《易经》把来理论学问化了，所以其他古文明国皆历劫而亡了，独有中国不亡，其他古文明国人也曾有洪水那次的悟识，但是没有把来像《易经》的加以理论学问化。
天上有杀星
史上的劫毁一是洪水，二是死，三是战争。这里再来说死。旧石器人知葬，而其于死人的观念与其对图腾的观念，皆只是一个巫魇。新石器人去了巫魇，以为人死了即不再与人世有干涉，而到他界。而尚有他界，有黄泉乃至天堂与地狱之类，即是尚未完全晓得，而不知死是自然界的劫毁。惟中国人知死是与宇宙劫毁同一个理，既是劫毁了，又哪儿还会有什么黄泉冥土，天堂地狱，此点老庄说得最透彻。人死了是返于大自然的无，天文上一个天体劫毁了亦是返于大自然的无。人但凡开了觉识，悟得了，这点觉性就与大自然的无同在，超过劫毁了。此点印度人的佛教说死是人于涅槃有相近，佛与常人不同处只在于佛是觉性长存。佛经亦以死为劫坏。但是佛教本来以生为虚妄不存在，这就大大减低了他的劫坏说的价值了。
中国人是以生为大事，所以亦以死为大事，以现实为大事，所以亦以劫坏为大事。佛教说无明的东西无常，所以会遇劫而坏，中国人却说文明的东西，自古圣贤与常人皆有死，历史上大劫来时，许多好人与恶人同死。银河系的星也会劫坏，这不关无明与文明。但就大自然来看，则这些生死成毁都只是一个无生有，有复归于无的变易，就能超然于劫毁了。若站在人的立场，死是无情，若自己也是大自然的无情，就能豁然了。人类的营为，若只是个社会，劫毁了，如同一个银河系消灭了就永远没有了，但是若能还有个人世像大自然，则社会虽劫毁了亦还可以再有，如同一个星体消灭了又有新的星体出来，大自然是永续的。中国不亡，比西洋的只有社会，中国是多了个人世。中国文明是礼乐与制度皆于现实的社会尚有个人世。所以当着劫毁，是中国民族最强。
天文学上的用语，说一个星体的终结比作一个人的死亡，就觉得黯然藐小无趣，反过来，若把人的死亡比作一个宇宙的劫毁，那就胸襟不同了。有此胸襟，大自然本来亦可说是无成与毁。中国人是把洪水，把死，把战争，都看做是这样的劫毁，而最先是从渡洪水得来的经验。
西洋人没有毁灭的观念，因为他们是等于没有过毁灭的经验。人要能度过了毁灭，才有这件事的记忆，而西洋人是遇劫而毁，连记忆亦没有留下来了。我们与一些古文明国的祖先，是渡洪水时面对着了真的东西了，这一下就开了悟识。而遇见了真的东西，则感激难忘，所以都记得那回的洪水。但是后来西方那些古文明国如巴比伦与埃及灭亡了就没有东西留下来，其后的西洋人就没有了劫毁的观念了。旧时物理学的物质不灭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与今时天文学的星体死亡云云，皆不能给人一个劫毁的观念。现在有劫毁的观念的是惟独中国人。
比方观察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的问题，日本人是从感情来判断，西洋人是从条件来判断，而中国人则于感情与条件之上更加上一个天道成毁的观念来判断。日本人判断大战不会有，西洋人判断也许会爆发，而中国人则判断必定爆发，于是再从形势来看，时期不远了。核兵器大战的损害程度，中国人的看法也比西洋人的看法更严重，因为中国人是以一个历史的劫毁的观念来估想其时破坏的程度。
中国人的想法还是我母亲的那句话，天要收作人头了。现在世界的人口这样多，物质的营造这样多，要把时间与空间都塞满了（今经济不景气不过是其结果之一），如果天还想透口气，只有把来大大地疏删，但是今若用第二次大战时的空袭地毯式的轰炸，地上的与军舰上的炮火来杀戮与破坏，是已经杀戮不得如数，破坏不得如数了。只有用核兵器来杀戮与破坏才能奏效。这都是天意。所以第三次大战是必定的，而且至少杀戮破坏到达成疏删为止，或者更在这之上。如今的科学知识，也知道地球上的植物，与草食动物，与肉食动物繁殖，以及与人类的存在有一个保持均衡的自然律，这把达尔文的进化论的领域又展开了些，但亦西洋人还是不知何谓劫毁。劫毁的观念是有着对于天意与人情的自觉。
虫声尚知感秋，产国主义社会的营造到了今天，人们以一种动物的本能也感到前途不长了。但是动物虽然感得，却没有知识，不知这是秋来了。人则有感，有知识，还有悟识。今天的世界感到前途不长了，这是感。从而知道产国主义社会营造的本质与形势的已在急急趋向核兵器大战，这是知识，更在此之上悟得了有天意与人情的自觉，这就是悟识了。而西洋人乃至日本人今只感到了身边的与世界的前途黯然了，却不想要知道关于产国主义社会的营造与核兵器大战的临界，这就是低落到了与动物一般虽然感得了，而无知识，更哪里还谈得到悟识呢？他们是因这无知，知的光辉全熄了，所以只有黯然，这一晌西洋的与日本的文学更一直趋于阴暗，读之使人的心都窄拢来，这就是此去命运的征兆，一旦核兵器大战的劫毁到来，多少亿人都冤屈的死亡。
天下不能无战争，犹如人不能无死。人惟是可以像老子说的“死而不亡者寿”，若能死得有情思，就是死而有所不亡的了。而情思要有境界，最大的境界是天意。战争是西方古代的战争尚有神意，而第二次大战的美国记录电影，与日本的记录小说，则皆只是事件的，将来第三次大战将更无趣是决定的了。惟中国人对第三次大战亦尚能是情思的，有天意为境界吧？
说神意也不如说天意。欧阳修论五代兴亡之际：“呜乎，虽曰人事，亦岂非天意哉。”宗教者说的神意是看你的人事，而中国人说的天意则是每每会并不看你的人事如何的，所以要悟得天意，境界才是大呢。有文学写作经验的人，可知若写一部对日本抗战八年胜利的小说，当然不可以写成只是事件的，而若要写进神意，又总觉写不好，要写进天意才写得好，然而如何把天意来表现于文学上的造形，则真是难了。即此见中国文学的境界才真是高呢。
现在世界上就只有中国民间在明静的看取历史上的劫数将到，亦最有心胸来担承。中国人是说天上也有杀星，还有酒星与贼星。战神虽说是蚩尤，却又是太白昼现，主兵气。太白是金星。说杀星与酒星贼星，便是有造化小儿的心胸的了，所以一样在核兵器的世界大战下也是中国人还可有比劫毁更大的境界，倘若死亡，亦比较少冤苦，这就是中国人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强了。而经过这场劫毁，中国人若还有留存，那就是文明的留存，而且还可以是加上新意呢。
站在天与人之际
成毁之理惟中国人最悟得好。庄子曰：“天地之间果有成与毁乎？果无成与毁乎？有成与毁，是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毁，是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氏之鼓琴也，惠子之据梧也，其几于知矣。”庄子的这话用别的方法来说明，就可比十五六岁的女子谈恋爱，就有恋爱的成功与失败，十一二岁的女孩尚未知谈恋爱，也没有恋爱的成功与失败。而若是二三岁的婴孩则更只是一片天机，通于大自然的青天白日，无有男女。而悟得了的人，则虽在生死成败之际，亦似身上并无故事，虽然此身担承着一个乱世，亦仿似青天白日无迹可求的境界。贾宝玉说我终有这样的一天，但愿此身化为飞灰。化为飞灰还不好，但愿化为只是一股青烟，只是一股气，吹得无影无踪。人死了最怕还冤魂不散，动物死了也留下钝重的苦闷，要有天堂地狱来作一结论，都不如大自然的连结论也无需要，无终无始的好。庄子与禅僧所悟得的青天白日无迹可求的境界，与释迦所悟得的相通，而比他的更现实。庄子与禅僧的与贾宝玉的，是中国民间皆于现实有此境界。
释迦称此境界为涅槃，都不如说青天白日的好。涅槃断绝生灭，惟有悟识长存，青天白日却是生灭将起未起之际，乃至正当生灭之际，乃至过了生灭之后，而这里的悟识长存则是大荒山青梗峰下石碑上的历历字迹。埃及也有石上刻字，但不是悟识长存，而只是像古生物的化石，不然也与旧石器人的洞窟壁画相差不多。
近世中国人有几次浩劫，一是西洋八国联军，又一次是这回的日本军全面入侵，第三次是今后要到来的核兵器世界大战。前两次中国人是以历史的经验来对处，但是最后的一次则连历史的经验也要把来抛了，单单以天与人之际来对处。
西洋从罗马以前讲有神意，国祚还长些，但也说神意不如中国人说的天意。其后卢骚的，黑格尔的，马克思的历史观里一概没有了所谓神意天意，单是人事与物理的东西，完了就什么也没有遗留了。中国民间是把毛泽东看做天降黄巢，反星杀星下凡，是人头上的劫数，劫数会过去，别有真命天子会出来。苏俄的人民则没有这种劫数的观念。讲中国政治的动态，最是要知道这个。中国民间因有劫毁的观念，把到来的大灾难决不敢大意。中国人知道天有好生之德，但同时还有一句天地不仁最是厉害，有道是反星大如帝星，煞神大于善神，煞神不是普通的善神所可对抗，所以天道赏善罚恶，而有时却并不如此。煞神是惟有体露金风，以生命的一个“生”字才可与之对抗。所以劫毁的观念是对于现实最大的承认，而亦是对现实最大的否认。因为劫数必会过去。
此政治上的事，但是以文学来说明最易明白。例如《聊斋志异》是清初的小说，距张献忠李自成之乱与清兵入关的杀戮，年代未远，所以书中每有狐仙告其主人曰浩劫将至，此地将成白地。童谣尚有如“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皆是叫人惊心动魄。但浩劫既是人事的，而亦是天意，民间此时自然兼有天民的身份，本是浩劫的对象的，却来主客易位，主动的来参加这浩劫，这就是中国独有的民间起兵天下皆反的观念。便是史上的五胡乱华时，王弥等之众皆是汉人。若在古代西洋，你是自己的民族团结击退外敌或被灭亡了，如许多古文明国，而中国人却是自己也来参加了胡族的动乱。五胡的部队里多起自中国民间，士是王猛参加了苻秦，崔浩参加了拓跋魏，五胡乱华被变质为民间起兵，天与人之际的事大，民族之间的事反是小了。这要说是中国人忘了民族大义，却又同时有温峤祖逖刘裕等在要收复神州，便是王猛崔浩高允等亦都在要以夏变夷，决不是以夷变夏，而五胡乱华一场浩劫果然成了是建设的、创造的，出来了隋唐的天下。天降大劫，民间也不是不思躲避，而反为主客互换，踊跃地去参加。
苏俄可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与史大林的五年计划来定局，中国却有个文明不同，而且中国史上的，及这回的有天意在内的劫数，不比俄国的单是第一次大战与当时俄国政局下阶级斗争的事情形势，事务性的、阶级性的问题得了解决，形势也就有了着落了，中国的是还有个天意难处理。俄国的譬如画一张构造的设计图，用三角板与圆规及计尺来画了就可以算数，而中国的却要是一幅真的图画，如唐朝阎立本画的《职贡图》，与宋朝的《清明上河图》。中国是至今有个天意定不下来。
可与劫毁相对的只有生
人以为西洋人最讲个性，殊不知那是个别，不是个性。个性必是生命的东西才有的。西洋人也不是全无个性，单单动植物就生命有个性，西洋人岂会没有，只是幅狭罢了。小时憧憬于罗马的英雄传，及后购得了一读，很失望，西泽庞贝等只觉其是油画里阴影浓重的隘小空间里的人物。希腊还有江山，如雕像不落阴影，罗马的惟是征服与权力欲，就不成风景。风景是在人的个性与物的个性里展开的，先就《史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大观园里人物的个性，非西洋文学里所有。托尔斯泰著《战争与和平》里不同样的人物要算得多了，其实那几个人的个性还是寡薄，合于油画的浓重光影里的。西洋小说里毋宁是着重在写情欲与故事，而中国小说则重在写人物个性，即使没有故事，亦已自成风景。
中国文明的人世真是个伟大的风景。先说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的学问的风景，范围就超过同时代希腊的。过后中国是展开于行事与制作的造形，建筑陶器衣裳之美，谷物的种类与丝绢远比西洋的丰富多变化，论文章则如刘勰《文心雕龙》里所列的文体的完备亦非西洋所有。凡此皆因中国人的创造是知道一个生字，而西洋人则不知道一个生字。《庄子》里有人三年以玉制成一叶，置之真叶中不能辨别，庄子曰：你这虽然巧，但是怎及得天地无心，春风吹吹千枝万条皆生出叶子来。中国人的创作便是像这样的自然生出来的。
大自然自无生有，所以说天生万物。但如水石只是被天所生，不能水石生水石，惟动植物则尚能牛又生牛，马又生马，人又生人。《旧约圣经》说人为妇人所生，欧洲的神话里又有地母。但是天生万物，各各不同，而牛则只能生牛，马则只能生马，人则只能生人，不免是个限制。及至人开了悟识，知道人也可以与天一样的创造生命，如鲁班造的房子，王羲之写的字，吴道子画的画，李白苏轼作的诗，都是有生命的，而且是作者赋予它的生命，这就是人参与了造化，与天地并了，所以人可以与天地称为三才。这样就打破了被母体所生的限制，与只能生同种的限制。而具此悟识的只有中国民族与日本民族。
日本《古事记》里，女神伊奘那美生日本诸岛，最后生了火神被灼伤而死，其夫男神伊奘那歧至黄泉见得一见妻，逃回到了阿波歧原而祓除不洁，投弃了杖与带、囊、衣裈、手缠等，所投诸物皆成了神。又至中濑洗涤身体，随所涤之目与鼻而生日神月神等，此就是由母体生子，进到了父生子，即是男人以创造物而赋予生命了。中国民族亦是同此悟识，而加以理论体系的学问化，《易经》讲阳生而阴长，不说是阴生。民间的俗语天生地养，中国人不说什么地母。女娲与日本的天照大神皆不说是地母，《西游记》里的观音菩萨倒是像姊姊，民间母亲都有点像是姊姊，我今才知其故。而印度的裸体女神像雕刻极是表达了生命的丰饶，与西洋人一般停留在“人为妇人所生”的阶段。
懂得这个，就知道中国民族的创造力的秘密了。中国人是以与天地生成万物一样的创造力建起了人世的大风景，凡人与凡东西皆有生命的个性，这就不可加以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统治。所以中国自有其无为而治的政治，产业亦自有其不碍个性的统一制度，民间日常生活的对于人与物都自有中国的情操，理性的态度。
文明在于无生有，无则无限，生则至强，无限与至强则绝对，中国民间的向往有真命天子出世，即是人世要有这个绝对，不但对蒋介石，有一时对毛泽东亦曾如此相期，在实际政治上是发生过很大的作用。民间惟有对孙文当时不曾去想他是真命天子，那是因为真命天子出世的向往每与民间起兵相联，而孙文领导的民间起兵尚声势不足。
日本《古事记》在于黄泉的伊奘那美女神追伊奘那歧男神至比良坡不及，曰：我必使汝国之人日死千口。伊奘那歧男神答：我国之人必日生一千五百口。可与毁灭相对的是只有生，因为成与坏都是大自然的一个《易经》的易字。而成与坏，生与劫毁之比大概是一点五对一之比。惟中国人日本人悟得这个生字，而且在于现实生活的全面，比日本民族还更有理论的学问的自觉。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一日写起
同年十一月七日写完
东京福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