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晨读新约马太福音，有一节是基督云：“冒犯了上帝还可得饶恕，甚至冒犯了神子亦还可得饶恕，惟有污辱了灵的不可饶恕。”我觉此言的意思非常好。污辱了大自然的灵气的，或不知凡物都可有这灵气的，则其人虽礼拜圣贤，亦是枉然。中国人说神是尚飨祭馔的馨香之气，若无灵气，就是祭馔的没有馨香之气了。我不喜钱穆他们，是因其不知历史的消息有灵气。我也不喜许多牧师们，因为牧师多是不知天地万物可有灵气。以前我的文章虽侮辱了上帝与耶稣，但没有侮辱了灵，所以还可得上帝与基督的原谅。
今番我把一篇马太福音从头看到末，这才对于耶稣的全“神人”格有了一个实感，觉得许多人只选几节来读是但得个枝节了。
第一，基督的自信（比摩西等更大）我觉得果是这样的。他的行奇迹与自信不可分。一个人能通于天，他就可有这样的自信。耶稣行的诸般奇迹，我都相信。如我读红楼梦里写得最好的地方，相信那些事情都是真的事。第二，要讲基督，果然是不可撇开奇迹不讲，亦更不可撇开原罪与十字架与宝血不讲，这一点寇牧师说得极对。第三，我觉一篇马太福音，单在文学上来说，是还在荷马的史诗以上。耶稣其实有他对时俗的反抗心，而且有其阔达明亮与喜乐的。马太福音里耶稣还说过一句话、“神子不为燔祭的牺牲”，我读了顶高兴。
但我还是不做基督徒。
历史上有几个人都是不完全而完全。如孔子与基督都是没有兼为真命天子，又如诸葛亮的不能统一中原，这都可说是美中不足。释迦亦是美中不足。但皆只可如此。如甘地的在英国统治下以不抵抗主义做印度独立运动，亦是只可如此，而亦所以是绝对的了。但在中国则可不必为甘地之徒，中国的革命者自有 孙文先生。而且我也只以孔子与 孙文先生为先生，但并不加入同学录，我另有我的一面是、上亦无师，下亦无弟子的。
我不喜闭锁性。
在日本的华侨有信基督教的，他们游京都奈良拒绝到神社佛寺。外有儒教的中国学者路过日本，他们虽参观神社佛寺而全然不感到灵气。他们是耶稣说的侮辱了灵。我觉汉朝唐朝当年，有一班英雄豪杰对孔孟的那种敬意最好，还好过专门的儒者。宋朝的孔子之徒如程朱他们有个大毛病，是眼不看他。譬如史记里的许多英雄美人，他们都不感兴趣，他们看得汉高祖与唐太宗不值得一道。基督徒也犯这同样的毛病，还犯得更深。他们只讲大卫所罗门等圣经上有的人物，把中国史上的人物看得不值一谈。他们不知中国文明在人格面的变化多样。这种闭锁性，单就写文章来说，就是非常有害的。如宋儒就都写不得好文章。
宗教还有重大的一点为写文章所忌。凡宗教皆以现世恶为前提，所以要救。如释迦说“五浊恶世”，如基督教说原罪，举世多是罪人。但中国向来的文学是以现世为好。中国文明有人世的风景无限，此是诗经与汉赋唐诗宋词元明曲及红楼梦等小说的培育地。中国的是孟子说的人性善。不但文学，如 孙先生领导的中国革命亦是有着这人世的风景的，与西洋的单是社会改革不同。你若把世人看得都好，你就写得出好文章，你若把世人看做都是罪人，你就很难写得好文章，这是我相信基督，而不做基督徒的缘故。
马太福音读完了，对耶稣发生很大的敬意，而且他说的话于我多是非常真切的，但我还是更喜欢屈原的“离骚”。耶稣的只是一句易经里说的“天行健”，而离骚则多有徘徊的余地。耶稣的信心是不带一点疑惑，屈原则将信将疑。我乃想到信心有二种，一种是对大自然的信心，大自然是在着那里的，你但凡明白了，你就可以信之不疑。但还有一种是对于人世与历史的信心，因为这不是客观的在着那里的，而且尚在继续被创造中，对于它的信心也是在创造中生长着的。即一种是对大自然悟得而来的信心，又一种是对于依据这大自然而创造的人世现状与历史的信心，后者因为是在创造中的信心，原要将信将疑的才是好。乃至虽是前一种对于客观的大自然的信心，也不妨带点疑，因为这疑乃是信心的摇曳生姿，是知性的羞涩。
回来偶又看看禅宗的书“从容录”，是南宋时宁波天童寺宏智禅师撰，稍逊于碧岩录，二书的重点不同，碧岩录重在说“机”，从容录则重在说感机之“感”。
野村一门的能乐今是其女和世在主持，吃夜饭时她讲起她父亲早年拜一位名师学唱，师父很少教，你唱得不对了师父就发怒一喝，你亦不知如何错了，亦不知错在哪里，师父都不点明，你只得又从头再唱，再唱还是不对，又遭怒喝，如此一遍又一遍直唱到师父不叱骂了才是唱对了，但你亦还是不知这回如何唱对了，而且不知这回唱的与前回唱的有何不同，又不同在哪里。这就是日本古人的，也是中国古人的教法，是使你以自己的努力来悟得。
晨五时醒来倚枕看约翰福音，耶稣说：“你们的悲泣将变为欢喜，且连世上亦都变为欢喜。”耶稣多有说欢喜，而教会的人则多只是严肃。教会的人也讲待人和睦，但是缺少喜气。约翰福音又说有人患病求耶稣去医，耶稣耽搁了两天未能即去，那人已死，其家人来报告，与亲戚皆哭，耶稣亦流泪。耶稣亦流泪这一句使我读了很感动。然后是耶稣去把那死人复活了。又耶稣辞世前与门徒说：“你们不久就要看不见我了，但是再过一回，你们又可以看见我。我要对你们说的话还有很多，但是你们现在还承当不起，等到将来灵气来时，你们自会得豁悟的。”而门徒听了还不明白耶稣何以忽然要说这些话。耶稣又说：“我向你们说了这个，是为要使你们得到平安。世上多有黑暗。但是要勇敢，我于此世已经得胜了。”这些话皆极深切悲壮。比离骚于我是另一种切身之感。
我是以朋友的身分看耶稣，从耶稣身上的许多地方看见了我自己，这在基督教徒来说是不敬，因为你不可与基督平等。但他们是不知修行为何物。
孔子孟子皆到达了一种自信，如于文章，我是相信可与苏东坡平等。圣经说人不可与基督平等，是因为人们都要经过基督才可以通到上帝，这话我亦承认其是对的，譬如庶民要由天子代表郊天。但中国是庶民亦可有时直接拜天地。中国是一面尊君，一面亦仍有其与君平等。基督教徒只能站在被救者的立场，不能站在救主的立场，而我是两种立场都站，与两者皆平等。但是救主与被救者的话不合于中国人， 孙先生不说救人，而说唤起民众。被天子所救，亦不如对蒙尘的天子（基督）勤王，原来以色列人的身世是与我们的不同。
以色列这个民族会被埃及俘虏了去做奴隶四百年，在巴比伦做奴隶也有四十年，什么都没有了，只剩对耶和华的信心救了他们，所以以色列人的信心有那样深刻，与被救这句话的深刻，与原罪这句话的深刻，皆有特殊的历史背景，非我们所能习惯。我们当然也不必效尤。耶稣的伟大，是对应此特殊性，而同时更有其超过此特殊性的、文明的自觉与修行。明白了此点，则基督教的故事皆可以极美，譬如甘地为解放印度的倡无抵抗运动，虽不适于中国的革命，但亦甘地自是伟大的，于我们亲切。文明是乐同而礼异，我们要对于异己的东西能喜欢，而且能取法于异。我们是自己对于自己亦要能异。
再说宗教论，基督教是人要绝对的服从神，而中国人则如易经说的“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人与神亦如弹筝的连手与仕手，亦从亦违，虽然从是历史的主要方向。
基督教绝对服从神，这我都可以了解，而且完全同意，但是这必要有汉文章的好解说。颜回对于孔子之言无所不悦，又有一次是孔子在陈蔡之间被乡人误会包围，颜回后至，孔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回曰：“子在，回何敢死？”是这样的绝对顺从就非常好。但基督教把对神与基督的绝对顺从解说得不美。依基督教就不可以有人的跌荡自喜。所以西方在基督教之前，尚出来得伟大的亚历山大，在基督教之后就没有这样伟大的人了。
基督教说末日将到与最后的审判，我也都可以接受，但是这要以中国的历史为见证。第一，末日将到，只能是在一个朝代之末，若如汉朝唐朝的初定天下时，是不能说末日已在到临了。西洋的是无明的社会，虽其盛时，亦不算数，不妨从头就加以否定，说是世界末日，这我以为完全是对的，但中国文明则不能也如此的被否定。而且，便是朝代末时，也还要观测时机，如元末刘基说，今后不出十年天下将大乱，真命子将出世。这不出十年，或十年之后，才是历史的关键。若不管这些，在中国亦只是何时都叫喊说末日到了，则是宗教者的短处了。
末日审判，在中国历史上是真命天子领导的新朝开始，清算了旧事，如 孙先生开了民国，清算了清朝。末日审判的审判者是基督，亦即是新朝的真命天子，这样就说得通，但若照牧师的说法，就使人听了总觉得牵强。又如说圣经一字一句都是绝对真的，这都要以汉文章的说明法，始知其对，若以牧师的说法即不免牵强。
寇世远牧师说只有耶稣是完人，其他孔子苏格拉底都不是完人，因为耶稣是基督。这话我也可以同意。但是我可以比他说得更明白。真命天子是王者，而孔子则是王者之师，王者之师不如王者更伟大，因为他不是真命天子。孔子虽有内圣外王之学，但孔子不是真命天子，所以孔子要让真命天子几分。这一层道理我在经书篇里写着有，用以破宋儒的傲慢。所以也可以说孔子要让基督几分，因为基督意味着真命天子。可惜基督是失位的真命天子。
寇牧师看了“宗教论”，我想他不会接受。因为他坚持原罪、赎罪与十字架与肉身复活。其实复活我也可以相信。但是我可以同意寇牧师，寇牧师不会同意我。
基督教有重要的一点是，信心可以拒绝理论，保罗如此说，寇牧师亦如此说。但西洋的理论与逻辑不悟空与色，原亦是不可以之来说明神与信心的，不怪保罗如此说。印度的佛法亦拒绝理论与逻辑。印度的逻辑学“因明”倒是知道空与色的，比西洋的逻辑高，但是因明虽知空与色、则不知阴阳法则与飞跃，所以要以之来说明佛法亦还是不够。所以基督教与佛教的拒绝理论，都是可得谅解。但是中国文明的理论可以说明神与信心，因为中国文明的理论是文学的。若在汉文学的感觉上不能被接受，即是基督教所说的神与信心有着不自然的地方了。汉文学的感觉对于神与信心是绝对肯定的，只是忍受不得闭锁性与浓缩性而已。
印度的佛教否定动，而中国的禅宗肯定动，讲机。印度的佛教否定对象，而日本的亲鸾宗讲他力本领，皆可说是把佛教的重要教义来翻了，然而仍无损于释迦的伟大，至今中国与日本的佛教皆奉释迦之名。基督教的重要教义原罪与赎罪等若把来翻了，亦还是可以无损于信神与基督的，但是恐难以此期望于寇牧师。
郭先生说，“宗教论”把一池的水都搅混了，我不觉笑起来。
基督教是从来未有过像我这样的友人（佛教有友人，如维摩诘是释迦的友人，基督教则只有信者与异邦人，没有友人。）更未遇见过像我这样的强敌。
是基督教第一次碰着中国文明了，像海水的撞击着大岩石而迸散退回。（它应当顺岩石下流过，渗入中国的泥土。）基督教在印度与日本都不曾挨过这样的正面较量，因为印度的佛教与印度教，日本的古事记与神道，比起基督教都是互有短长，基督教亦胜不得他们，他们亦胜不得基督教，惟在中国文明可以都承认基督教的高处大处深处。但是也指出了其有不自然。基督教是带疾的花，虽然带疾，亦还是花。原罪等则是疾。其实如日本的和尚可以娶妇，以寺为家，可说违反了佛教出家的基本教条，但是佛教在日本因有了新的生命，基督教的有些基本教条亦是不妨翻改的。
中国文学最是伟大，如汉乐府“陌上桑”的“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那样好的自喜，（小人沾沾自喜，大人跌宕自喜，美人顾影自喜），即是好在没有原罪，若如基督教牧师说的时时都要自觉此身充满罪恶，就不能有这样的好诗了。历史上又每有天幸，说是如有神助就很好。杜甫诗“下笔如有神”，诗经里“维士与女、邂逅相遇”，都是喜气运气。元曲与明小说里遇到好事或是脱出了险地，常有说天可怜见，或暗暗叫声惭愧，其实若正值路边有神庙，也拜谢于神，但不可以像基督教牧师的说得太确实，必定都是神在操纵，人只是傀儡。对神也要是一个“如”字，才可欢喜。
最真的东西是“如”。
丁巳年四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