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传及其著书

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一岁而生伯鱼。伯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赐孔子，荣君之贶，故名之曰“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卒。即伯鱼之卒，当孔子六十九岁也。《论语》（按，《先进》 ）曰：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材]（才）不[材]（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以此观之，伯鱼之卒在颜渊之前，而又在孔子在鲁之时，即当在孔子年六十八岁返鲁以后也。不然，则当在孔子五十五岁以前。而子思之生亦当在孔子五十岁前后也。然据《孟子》、《檀弓》、《汉书·艺文志》皆云子思晚年为鲁穆公之师。穆公即位在周威烈王十九年。如子思之生在孔子五十前后，则此时当年九十明矣，其说难信。故若以伯鱼之死在孔子返鲁以后，而子思之生略前于此，则子思之为穆公师时，年七十七八，是尚可信也。《困学纪闻》之说亦如此，则《孔子家语》谓伯鱼年五十而死，是也。

子思生于孔子之晚年，伯鱼之子也。孔子不甚注意于其子之教育，观陈亢问伯鱼之语，而曰：“闻君子之远其子”（按，《论语·季氏》 ），可以见已。又伯鱼似非甚明哲之人。孔子就颜渊之死，而曰：“[材]（才）不[材]（才），亦各言其子也。”则颜渊与伯鱼，其贤明之度之相去明矣。就伯鱼之事，史传无一言之者。

子思之事迹，史传不详。《孔丛子》谓子思被围于宋，然其书不可信。刘向《说苑》曰：子思在卫甚苦，田子方赠以狐白裘，不受。孟子亦言其居卫之事。又其晚年为鲁穆公之师，出于《孟子》、《檀弓》、《艺文志》。由此观之，子思之年当至八十岁，而经过孔子学派全盛之时代者也。

子思不知学于何人，意七十子之徒皆其师乎？唯韩愈《送王埙序》曰：“子思之学盖出曾子。”此不过想象之说，故以“盖”字疑之。伊川信之，至朱子遂去“盖”之一字。观《檀弓》：曾子谓子思曰：“伋”，汝云云，语气虽似师弟，然观其下文所述，乃敌体之问答，不能以《檀弓》之词而遂断为曾子之门人也。

孔子之学说之根柢，仁也。仁者不可名状，又人之所以不可不仁，不能由理论证明之，譬诸无基础之宫室，此其缺点也。比之老子自宇宙之根本说来者，甚为薄弱。老子之说出，孔子之说危，此必然之势也。于是子思乃从宇宙说起，以证人伦之为宇宙必然之法则。《中庸》之本意即在于此。曾子，孔子之徒也，故用社会上之文字而谓之曰“忠恕”。然子思用更普遍之文字而谓之曰“诚”。前者社会问题，后者宇宙问题也。此二者虽不必相矛盾，决不可同类视之也。故吾人以《中庸》为反于孔子之正传，乃孔子学派对老子而欲保其独立之位置而作者也。然《中庸》实儒教哲学之渊源，通孟子而至宋代，遂成伟大之哲学者也。

第二章 本论

第一节 形而上学

孔子之“仁”，伦理的概念也，圣人之本能也。曾子窥破此本能，而谓之曰“忠恕”。忠恕所以维持人类社会者，而子思以“诚”之一字形容之，更进而以“诚”为各人之本性。苟人率其性而行，则行而无不正。故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按，《中庸》 ）是以彝伦存于人之天性中。后世儒教哲学之根本全在于此。然《中庸》于思索之涂径，不止于此。以为人之性质之动而合于彝伦也，恰如鸢之飞，鱼之跃，此等皆自然而能然者。寻其所以然之源，则由于“诚”之发现。故一切万物，“诚”而已矣，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而“诚”者是一而非二，有性而无量。自其为万物之根本观之，与叔本华之“意志”相似，故曰：“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而诚又非盲目的活动，而有智力的成分者也，故曰：“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诚，绝对也，不变也，无始终也，常活动也，故曰：“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而诚者一切万物之本性，又人之本性也。

由此观之，子思以有伦理的意义之诚，为宇宙之根本主义，因之为各物之本性。故自子思目中观之，伦理的法则与物理的法则、生理的法则，皆同一也。自其发现之方面言之，虽千差万别，然求其根本，则无出于诚之外者。故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而人之能返于诚者与自然无异，即与天地合体者也。故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按，以上引文均见《中庸》 ）

如此，以“诚”为宇宙之根本主义，为人类之本性，故彝伦者人性先天中所有者也。其驳击蔑视社会、排斥伦理之徒，可谓十分用意。今不问其论据之是非，如此飘然而涉宇宙问题，孔子之所梦想不到也。孔子平时之所说者，社会内耳，人情上耳，诗书执礼耳，与子思之说，其大小、广狭、精粗之差，果何如乎？宜哉荀卿洞察之，曰：“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按，《非十二子》篇 ）

第二节 伦理学

若夫一切之事，一切之物，而皆为诚之发现，则人率其性，自无不合于道，教育之事可废矣。子思欲救此失，于是谓人性诚也，然其知之与行也，人各不同。知有种种之阶级：其上者“生而知之”，其次“学而知之”，其下“困而知之”。行亦有“安”、“利”、“勉强”之别。故人之本性虽为诚，然有不知其诚者，于是有教育之必要；有知之而不能行者，于是有训练之必要。果然，则知与行可谓妨碍诚之发现者也；即妨之者非知与行，然必有妨碍之者明矣。至此而子思所建设之一元论，不得不破而为二元论，即一面“诚”有伦理的实现性，一面有妨碍之者是也。

其所以有矛盾者，由“诚”有二义：一，伦理上之意义；一，实在之意义也。子思混而一之以证人性之诚。其说宇宙之法则时，只有实在之意义；而其说人性也，又有伦理上之意义，而不悟其与事实相矛盾。于是至孟子，而不得不唱“性”“欲”二元论，亦自然之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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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刊于1905年7月《教育世界》10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