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看见有人拾起一个有分量的东西，一块石片或是一个球，无所谓地向远方一抛，那东西从抛出到落下，在空中便画出一个美丽的弧。这弧形一瞬间就不见了，但是在这中间却有无数的刹那，每一刹那都有停留，每一刹那都有陨落：古人在“镞矢之疾”、在“飞鸟之影”的上边似乎早已看得出这停留与陨落所结成的连锁。若是用这个弧表示一个有弹性的人生，一件完美的事的开端与结束，确是一个很恰当的图像。因为一段美的生活，不管为了爱或是为了恨，不管为了生或是为了死，都无异于这样的一个抛掷：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我这里写的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为了父兄的仇恨，不得不离开熟识的家乡，投入一个辽远的、生疏的国土，从城父到吴市，中间有许多意外的遭逢，有的使他坚持，有的使他克服，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我在少年时，就喜爱这段故事，有如天空中的一道虹彩，如今它在我面前又好似地上的一架长桥——二者同样弯弯地，负担着它们所应负担的事物。

远在十六年前，我第一次读到里尔克的散文诗《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后来我在一篇讲里尔克的文章里曾经说过：“在我那时是一个意外的、奇异的得获。色彩的绚烂，音调的和谐，从头至尾被一种幽郁而神秘的情调支配着，像一阵深山中的骤雨，又像一片秋夜里的铁马风声。”我被那一幕一幕的色彩与音调所感动，我当时想，关于伍子胥的逃亡也正好用这样的体裁写一遍。但那时的想象里多少含有一些浪漫的元素，所神往的无非是江上的渔夫与溧水边的浣纱女，这样的遇合的确很美，尤其是对于一个像伍子胥那样的忧患中人。昭关的夜色、江上的黄昏、溧水的阳光，都曾经音乐似地在我的脑中闪过许多遍，可是我并没有把它们把住。

十六年，是一个多么空旷的时间。十六年前的世界已经不是现在眼前的世界，自己的思想与心情也起过许多变化，而伍子胥这个影子却没有在我的想象中完全消逝。当我在柏林忽然在国内寄来的报纸上读到友人梁遇春逝世的消息，随后便到东海的一个小岛去旅行时，在船上望着海鸥的飞没，我曾经又起过写伍子胥的愿望。当抗战初期，我在内地的几个城市里流离转徙时，有时仰望飞机的翱翔，我也思量过写伍子胥的计划。可是伍子胥在我的意象中渐渐脱去了浪漫的衣裳，而成为一个在现实中真实地被磨炼着的人，这有如我青年时的梦想有一部分被经验给填实了、有一部分被经验给驱散了一般。

1942年的冬天，卞之琳预备把他旧日翻译的《旗手》印成单行本，在付印前我读到他重新改订的译稿，由于这青年时爱过的一本书我又想起伍子胥。一时兴会，便写出城父、林泽、洧滨、昭关、江上、溧水、吴市七章。但是现在所写的和十多年前所想像的全然不同了，再和里尔克的那首散文诗一比，也没有一点相同或类似的地方。里边既缺乏音乐的元素，同时也失却这故事里所应有的朴质。其中掺入许多琐事，反映出一些现代人的、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人的痛苦。这样，二千年前的一段逃亡故事变成一个含有现代色彩的“奥地赛”了。既然如此，我索性不顾历史，不顾传说，在这逃亡的途程上又添了两章：宛丘与延陵。这虽然是我的捏造，但伍子胥从那两个地方经过，也不是不可能的。于是伍子胥对于我好像一棵树在老的枝干上又发出了新芽。

一个朋友读完我的原稿，他问我，吴市以后的伍子胥，还想继续写下去吗？我回答他说，不想继续写下去了；如果写，我就想越过三十八年，写伍子胥的死。我于是打开架上的《吴越春秋》，翻出一段向他诵读——

子胥归谓被离曰：“吾贯弓接矢于郑楚之界，越渡江淮，自致于斯。前王听从吾计，破楚见凌之雠，欲报前王之恩，而至于此……”

被离曰：“……自杀何益，何如亡乎？”

子胥曰：“亡臣安往？”

我读完这一段，我重复着说，如果写，我就写他第二次的“出亡”——死。

1944年冬

注释

1 　 人——古代四川北部一个少数民族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