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
什么是中年？不容易说得清楚，只说我暂时见到的罢。
当遥指青山是我们的归路，不免感到轻微的战栗。（或者不很轻微更是人情。）可是走得近了，空翠渐减，终于到了某一点，不见遥青，只见平淡无奇的道路树石，憧憬既已消释了，我们遂坦然长往。所谓某一点原是很难确定的，假如有，那就是中年。
我也是关怀生死颇切的人，直到近年方才渐渐淡漠起来，看看从前的文章，有些觉得已颇渺茫，有隔世之感。莫非就是中年到了的缘故么？仿佛真有这么一回事。
我感谢造化的主宰，他老人家是有的话。他使我们生于自然，死于自然，这是何等的气度呢！不能名言，惟有赞叹；赞叹不出，惟有欢喜。
万想不到当年穷思极想之余，认为了解不能解决的“谜”，的“障”，直至身临切近，早已不知不觉的走过去，什么也没有看见。今是而昨非呢？昨是而今非呢？二者之间似乎必有一个是非。无奈这个解答，还看你站的地位如何，这岂不是“白搭”。以今视昨则昨非；以昨视今，今也有何是处呢。不信么？我自己确还留得依微的忆念。再不信么？青年人也许会来麻烦您，他听不懂我讲些什么。这就是再好没有的印证了。
再以山作比。上去时兴致蓬勃，惟恐山径虽长不敌脚步之健。事实上呢，好一座大山，且有得走哩。因此凡来游的都快乐地努力地向前走。及走上山顶，四顾空阔，面前蜿蜒着一条下山的路，若论初心，那时应当感到何等的颓唐呢。但是，不。我们起先认为过健的脚力，与山径相形而见绌，兴致呢，于山尖一望之余随烟云而俱远；现在只剩得一个意念，逐渐的迫切起来，这就是想回家。下山的路去得疾啊，可是，对于归人，你得知道，却别有一般滋味的。
试问下山的与上山的偶然擦肩而过，他们之间有何连属？点点头，说几句话，他们之间又有何理解呢？我们大可不必抱此等期望，这原是不容易的事。至于这两种各别的情味，在一人心中是否有融会的俄顷，惭愧我大不知道。依我猜，许是在山顶上徘徊这一刹那罢。这或者也就是所谓中年了，依我猜。
“表独立兮山之上”，可曾留得几许的徘徊呢。真正的中年只是一点，而一般的说法却是一段；所以它的另一解释也就是暮年，至少可以说是倾向于暮年的。
中国文人有“叹老嗟卑”之癖，的确是很俗气，无怪青年人看不上眼。以区区之见，因怕被人说“俗”并不敢言“老”，这也未免雅得可以了。所以倚老卖老果然不好，自己嘴里永远是“年方二八”也未见复妙。甚矣说之难也，愈检点愈闹笑话。
究竟什么是中年，姑置不论，话可又说回来了，当时的问题何以不见了呢？当真会跑吗？未必。找来找去，居然被我找着了：
原来我对于生的趣味渐渐在那边减少了。这自然不是说马上想去死，只是说万一死了也不这么顶要紧而已。泛言之，渐渐觉得人生也不过如此。这“不过如此”四个字，我觉得有余味。变来变去，看来看去，总不出这几个花头。男的爱女的，女的爱小的，小的爱糖，这是一种了。吃窝窝头的直想吃大米饭洋白面，而吃饱大米饭洋白面的人偏有时非吃窝窝头不行，这又是一种了。冬天生炉子，夏天扇扇子，春天困斯梦东，秋天惨惨戚戚，这又是一种了。你用机关枪打过来，我便用机关枪还敬，没有，只该先你而乌乎。……这也尽够了。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新鲜。不新鲜原不是讨厌，所以这种把戏未始不可以看下去；但是在另一方面，说非看不可，或者没有得看，就要跳脚拍手，以至于投河觅井。这个，我真觉得不必。一不是幽默，二不是吹，识者鉴之。
看戏法不过如此，同时又感觉疲乏，想回家休息，这又是一要点。老是想回家大约就是没落之兆。（又是它来了，讨厌！）“劳我以生，息我以死”，我很喜欢这两句话。死的确是一种强迫的休息，不愧长眠这个雅号。人人都怕死，我也怕，其实仔细一想，果真天从人愿，谁都不死，怎么得了呢？至少争夺机变，是非口舌要多到恒河沙数。这真怎么得了！我总得保留这最后的自由才好。——既然如此说，眼前的夕阳西下，岂不是正好的韶光，绝妙的诗情画意，而又何叹惋之有。
他安排得这么妥当，咱们有得活的时候，他使咱们乐意多活；咱们不大有得活的时候，他使咱们甘心少活。生于自然里，死于自然里，咱们的生活，咱们的心情，永久是平静的。叫呀跳呀，他果然不怕，赞啊美啊，他也是不懂。“天地不仁”、“大慈大悲……”善哉善哉。
好像有一些宗教的心情了，其实并不是。我的中年之感，是不值一笑的平淡呢。——有得活不妨多活几天，还愿意好好的活着，不幸活不下去，算了。
“这用得你说吗？”
“是，是，就此不说。”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一日黎明
独语（十三则）
一
惟天为大，惟人为细。天曰天理，人曰人情。以人思天，理必不纯；复以所思之天转思人，则其情不至。故曰，明于天人之分可谓至人矣。不求知天，夫是之谓知天。不求知人，夫是之谓知人。求知者不知。两不相知，知矣。不知而知之，则无不知矣。
二
理者理也。天本无理，其曰理者何也？曰说也。说则竟似有，故曰说也。奈何说？是说也。谁说？曰人说。天说乎？曰不说也。“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孔子说，非天说也。若天也说“天何言哉”，则是谆谆然命之乎之天，非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之天矣。春花待描而开，秋叶待拂而落，不到四月而天已病矣。“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
三
情不知所起而文人多喜言情，理不知所终而腐儒偏欲穷理，如抽刀断水而水更流也，以蠡测海而海有桑也。不言之情所以为情之至者，以情不可言也；不穷乎理而有信焉者，以理之不可终穷也。
四
苦生于乐，乐受其苦。凡言众苦，必以无常为先，岂非微生尽恋人间之乐。口虽不言，心常思之。若曰不思，盖强颜耳。故苦即是乐，乐即是苦，而苦不是乐，乐不是苦。若苦与乐等，则啼笑何分，若苦而不乐，则啼笑不作。是以不喜不惧，陶渊明之空言，子哭之恸，孔夫子之实事。托之空言，似难而亦易，见诸行事，似易而终难。
五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何谓也？曰啼笑自然。何谓自然？曰饥而啼，饱则眠耳，梦中笑也。又问“夫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诚然乎？曰，我则安知，然孟子之言又岂可尽信。“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子不读《孟子》乎？寻“不失”二字实发前圣所未发，而后圣有所不能易，无所加焉耳。其另一说曰“求其放心而已矣”。其又一说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求亦无得只道物归原主，舍亦无失，还是楚弓楚得。天地之大，人无憾也。凡诸经典，尽为譬喻，虽于章句中见，不当于章句中求。其有见者意诚而辞达也，其无见者根尘识之异，圣哲犹无奈也。人能弘道，众生皆自度。非道弘人，佛不度众生。
六
古代生活是已解释的糟粕，近代生活是未解释的片段。我们对于已往无论如何留恋，总不免有褰裳去之之心，而对于来者，又不知香车系在谁家树也。
七
最好的话是不必向人说。自己失言，他人失人，皆不必也。
八
思终无得，不思无失。不想不错，一想就错。想非不想，实已想了，惟其已想，故曰不想。如经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心生所住，安得言无，若了无住，当亦无心。今既有心，明已住讫。于一切住，即无住境。若万缘俱忘，独字一念心为是矣，然而非也。此心即住，当急离。此心即障，当急扫。此心即成见，当即破。此心何名，名曰盗心，盗贼之盗非道德之道也。盗亦有道也而其为盗自若。
夫读书明理，所恃者万念，不在于一心。读昔贤书，辄为所误。纵谓万法统于一心，终非以一心废却万念也。观其会通，孔子所谓一贯，胶柱调弦，孟子所谓执一也。孙卿子曰：“不知贯，不知变。”夫贯者何也？串头绳也。串头绳虽只是一根，而其所串之物，则盈千累百而未有既也。若径认此串头绳为铜钱，认贼作舅矣，前哲殆不任其咎也。
况万法甚大而多也，一心甚细而少也，顾欲以一心通彼万法耶？未必然之数也。欲以之欺人，则人家似乎不来管你这闲事。以之自欺，却自家受用不得，怨谁！兹再设一譬，小儿牵大人衣角游玄妙观，无所见也，彼东则我亦东，彼西则随之而西耳，自得也。那人忽然回头，一点不认识，把手一甩，不顾自去。待此身已为亡羊方始恸哭于歧路，不亦晚乎。以一朝之患为终身之忧亦未免太不值得也。
九
夫求古贤之意，当以通心，不当以形迹求。将心比心，古人之心未必非今人之心，以形迹求形迹，则前人之迹决非后人之迹也。后来居上呢，反正也是瞎说，只我辈今日处境之艰难，却远过于古人，事实不可没也。古代文化隆在还够不上玩具，更无所谓悲哀。如发脚跑路，兽之走圹也。及夫服牛乘马，已稍稍衰矣。渐展为朱轮翠盖，八宝香车，便十足的玩意儿相，可是这玩意儿或者还不很大。驯至今日，飞机一只一只白鸭似的在天上飞，这才是地道的玩意儿呢，方可以说悲哀的。此种悲哀的玩具遂大费吾人之思索。譬如骨牌散摆在桌子本无问题，及小儿过来把他们当作瓦片叠成高厦，便有人替这小儿担心会不会“拍拉塔”。其实拍拉塔之后又怎么样，所以这个担心也只算好事，却正难怪。如江草江花亦本无问题，野火烧之使枯，春风吹之使荣，皆自然也，且非一日矣。及夫好事者创为园林，罗致其间，于是草犹芳草，花更名花，即有致其珍重与缠绵者不为过也，至于叹息而流泪当然更是感伤，我们也怪伊不成么？
十
万法无常，本来解脱，故欲求解脱，反为冗赘，虽未足相累，亦不必也。历溯前贤，能辞此类者实鲜。如陶公之赴莲社，引疾遽归，可谓善矣，而设为形影问答，以神释之，良亦未免俗累。“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虽非了语，却中人情，至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亦姑作是说耳，未可认为真实也。当知人生斯世，忽喜忽惧，所以遣也，若不喜惧，复何聊生。且事到来不自由，欲求平居暇日所谓不喜不惧之境，将渺乎不可得也。陶公达人，当无不解，而其言尚如此，固知风流所被，贤者不免也。
十一
西山真氏曰，渊明之学自经术中来。今按不喜不惧，即《论语》之不忧不惧也，而分是非于其间，非所谓知邻类者也。请引全文：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谨按“内省不疚”，即自反而缩；“夫何忧何惧”，即“虽千万人吾往矣”。直道而行，径情而致，贤者之素心，而大丈夫固当如是也。自与后人之高谈心性不同。不忧不惧与不喜不惧只换得一个字，而意义大差。忧与惧相邻而为一，喜与惧相反而为两端。否定其一犹恒言也；（如小孩子说，我不怕）并去其二，则成戏论，不这样，又不那样，到底怎末样？后之人疑之。况夫子之言固以答司马之问，非漫云尔也。果无忧也，君子奈何有终身之忧？果不惧也，何言临事而惧乎？然则此言也，切中司马氏之疾，聊慰其平昔忧谗畏议之苦耳，非有深义可求，亦非了义所托，与形影神之综论人生者谗别，若相提并论则拟不于伦矣。故知泉明此语并不从经术中来，而西山真氏之言亦非无见，未可执一以概其余也。
十二
倾西江水，不及干鳞，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吾生于无水之际为枯，鱼宜也，奈何于有水时复为偃鼠耶。量腹节所受，养生之要也。欲以齐夸父之海量，饮耗子于黄河，岂可得乎。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以死之道欲其生，惑之惑者也。
十三
“有酒学仙，无酒学佛。”学仙多忧，浇之以酒，学佛无忧，日食杞菊可也。然无所谓学，只是想到者回事耳。思其难，则戚戚然忧，思其易，释然喜矣。易者何，为吾辈下士说也。自然之死劳生息焉，而学仙者怃然，学佛者悯之，是岂人情耶，其另有一种人情耶？吾不得而知之矣。他生信有，小住为佳，若一暝不返，何必涅，则天下事之至易者莫学佛若也。彼痴慧之士，胸中有多少蜃气楼台，一经俗人喝破，自非乞援于杜康不可，此吕纯阳所以三醉岳阳楼也。
（原载一九四三年八月《艺文杂志》第一卷第二期）
我想
飘摇摇的又在海中了。仿佛是一只小帆船，载重只五百吨；所以只管风静浪恬，而船身仍不免左右前后的欹着。又睡摇篮呢！我想。
亦不知走了几天，忽然有一晚上，大晚上，说到了。遥见有三两个野蛮妇人在岸上跳着歌着，身上披一块，挂一块的褐色衣裙，来去迅如飞鸟，真真是小鬼头呀。我们船傍码头，她们都倏然不见；这更可证明是鬼子之流了。我想。
在灰白的街灯影里，迎面俄而现一巨宅，阙门中榜五字，字体方正，直行，很像高丽人用的汉文，可惜我记不得了。您最好去问询我那同船的伙伴，他们许会告诉您。我想。
其时船上人哗喧着，真有点儿飘洋过海的神气，明明说“到了”，又都说不出到了哪里。有人说，到了哥仑布。我决不信：第一，哥仑布我到过的，这哪里是呢？是琉球呀！我想。
我走上岸，走进穹形的门，再走遍几重黯淡极的大屋，却不曾碰见一个人。这儿是回廊，那儿是厅堂，都无非破破烂烂的蹩脚模样。最后登一高堂，中设一座，座上并置黄缎金绣的垫子三；当中一个独大，旁边两个很小，小如掌。右侧的已空，不知被谁取去。我把左侧的也拿走了。摆在口袋里吧，这定是琉球王的宫。我想。
来时明明只我一人，去时却挟姑苏同走。他艰难地学步，船倒快开了。到我们走上跳板，跳板已在摇晃中了。终于下了船。船渐渐的又航行于无际的碧浪中。我闲玩那劫夺来的黄锦垫儿，觉得小小的一片，永远捏它不住似的，越捏得紧，便越空虚，比棉花还要松软，比秋烟还要渺茫。我瞿然有警：“不论我把握得如何的坚牢，醒了终久没有着落的，何苦呢！”我想。
“反正是空虚的，就给你顽顽吧”，我就把黄锦垫儿给了姑苏。
……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四日，北京
（原载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语丝》周刊第五十四期）
生活的疑问
“我爱生命，我爱快乐舒适的生命！”人们都这样说，我也这样说。谁都愿意好好的活着，这本不消说的。但我却不禁因此引起许多疑问！
大家知道要活着，但为什么要活着呢？说我们喜欢这样。不错！但你喜欢怎样活着呢？这个问题极有意义，历来许多人们偏似乎忘了他，真真是可惜，不幸。譬如我问你：“你愿意杀了你的兄弟姊妹们去活着吗？你愿意抢劫了他们的衣、食、住居，去活着吗？你愿意像娼妓似的把人格换了钱财去活着吗？总一句，你愿意把人生的意义仅仅看作抢夺和买卖吗？”人间有些光呵？恐怕总有愤怒的声音说着“不是”！
我们要快快活活的活着，但更要依着值得活的去活着。换句话说，我们真需要的是有价值的生命，不仅仅是生命，也不仅仅是快快活活的生命。更聪明些说，真真的快乐，没有不在有价值的生活中间的。我们不该把乐利和性能刺激的满足解作同一的意义，这种偏狭误谬的乐利主义（utilitarism），使人生颜色变成卑污无意义，终久引到厌世绝望的路途上去。
但是，我们要寻找有价值的生活，这也是依然泛泛的话。怎样的生活是有价值呢？这个是人生哲学上的大问题，自然不容易冒昧的去回答。我试想这种生活至少必具有下列三种的要素：
一，纯洁（purity）。这个意义我们可以从反面着想。社会上很多的人都无所事事靠着遗产生活着，他们遗产的来源，大多数是间接或直接掠夺来的；这类生活有纯洁的可能性吗？千千万万的无产者受不着好的教育，终身做资本家的牛马，他们有享受纯洁生活的机会吗？穿了花花绿绿的衣裳，肩上扛了枪，发昏似的去干杀人放火的勾当，怕道这类兽性的生活也能得着纯洁吗？男的女的都心甘情愿把人格变换了洋钱、钞票、支票簿子，这些人也懂得纯洁吗？
除去了这许多分子，社会上能享受纯洁生活的人有多少？不希望等于零，也不见很多于零吧？从严格讲来，没有带着罪恶的人世上是没有的。这并不是说个个人真有犯罪作恶的目的（intent），只是说罪恶的担子，在现今万恶制度底下，没有人不分着肩负的。这些罪恶虽大半是社会性的，但我们希望的纯洁生活已被他们打得烟消雾散了。从前在苏州听见宣讲福音，说人人都有罪恶，都要求主的饶恕，我当然很愤怒，心里想你们何以敢断定人人都有罪恶，这不是糊涂极了？现在想想实在是我的糊涂呵！回头二十年来罪恶怕是少了！只是求谁的饶恕呢？
二，调和（harmony）。我们现在觉得活着很烦闷无聊，除掉反省自己的罪恶之外，就是犯着生活不能调和这个毛病。人生具有许多异样的欲望和性能，个个努力去求他们的出路——有了出路就生出满足。但在现今制度下边，各方面匀匀称称的发展是大多不可能的。人人各为他的地位、环境、职业的规定，把他的活动力压迫到很狭的一条路上去。但生来的素质，倾向，总不能完全消沉下去，总是不息的在背地里反抗外面的压迫，结果便生出种种不幸或者竟至于发狂，自杀。
“齐一就是丑”，这句话真不错。无论什么境遇，处久了没有不厌倦的，厌倦极了没有不很痛苦的。无论什么迷人的——饮食，衣服，男女，等等——永久不变的伺候着你，终久没有不讨厌的。甚而至于读书，服务社会这些很高等的趣味，若只是“呆读”“死做”，也依然丧失了灵性，留给我们许多不快。但这些单调机械的生活是社会制度的自然结果，若不在根本上下手，便没有改良的可能。我们必先达到了共同生活，然后方才脱离现在所身受的痛苦。共同生活这个理想一天虚悬着，我们就一天掉在烦闷的污泥里面。
三，扩大（expansion）。这和上节说的有相联的关系。我们若永久守着狭小的为我主义（egoism），如何可期共同生活的完成，如何能够得到生活上的调和？扩大的真意义就是打开“仅仅有我”的明光，使他知道同时同地的世上，果然有我也还有人。排斥的为我主义者，他不是不为人，是不能设身处地想象我以外还有他人的存在。我在从前做的俳谐诗上说：“见善不为，我则未信；诚未见耳，岂不为也。”杜威教授在他和tufts合著的《人生哲学》上面，引w.m.james的话：“当我为爱己心驱迫着，去占据我的座位，而妇女们都立着。我真真所喜欢的是这个很舒服的座位。我很原始的喜欢这个，仿佛像母亲爱她小孩似的。” 杜威自己说的更明白：“这个人所看见的，单是这个座位，不是座位和妇女。” 这种盲目性的为我主义，虽是可怜而不可恨，但生活上的意义却因此败坏颠倒。世上那些悲观者很异常的发愁他的运命，际遇，都是因为为着自己太多了的缘故。要晓得生命的保存，继续，生长，都靠错综广大的有机体，不是个人单独奋斗所能成功。助人和自助，利人和自利，这些中间没有清切界限可以划分。只有眼光短浅的人们，才觉着损人有利己的可能啊！
这种很原始的爱己心，在意志上行为上自然有很强烈的冲动力，且更强的智慧去抵消他，去管理指挥他，本是件极难能的事。何况外界的势力都帮助这类盲心性的发展；经济上各种情状，物产制度和家族制度，家庭的和学校的教育权威都在那边拘束限制人们的眼光，生活，萎缩人们的同情心。现今一般人家流行的缺陷，是不明人和我的关系！偏狭的利己心，再进一步是把反来的关系颠倒过来——损人变成利己的历程中间一部，更进一步简直以为损人就是利己了！我们每觉损了人不利己何必如此，这类抱恶意利己心的人却觉得，我虽无益你却损了，即消极的于我有益。这种明白的恶意也没有什么奇怪，不过由于一种顽强无理的习惯。习惯之成就另有许多要素去决定他，也非全是个人的过失。
总之，这一幕滑稽的悲剧不了结，生活的纯洁、调和、扩大，总是没有希望！这就是说我们总不免做一世的罪人，即不是罪人也必定是终身的囚人了。我们无论如何憎恶，愤怒，跳着，哭着，但事实的铁锁已决定我们的运命了。我所深切感受着的岂仅仅是穷困、失意、愚蠢那类的不幸，是我的脚跟有生以来沾上说不清的罪恶痕迹，到了末世，或者更可怕的到了我的子孙！我不能反省，不能回想我二十年来的罪恶，更不敢推想到将来依然如此。我不存着心去做恶事或者算不得罪恶也可知，但毕世喘气在罪恶的海里，即真是算不得罪恶，你试想着于我有何关系？
“把脑子卖给富人”，罗素先生的话说得老实得很，至于你愿不愿，这又何必问呢？问了你，怕道你能照你所愿意的去活着吗？
结了本题，怎样的活着？我说：我们既离不了现在，能够怎样活着就怎样好了！
原载《晨报》一九二一年九月十四日、十八、十九、二十日
诤友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论语》
佩弦兄逝世后，我曾写一挽词，寥寥的三十二个字：“三益愧君多，讲舍殷勤，独溯流尘悲往事；卅年怜我久，家山寥落，谁捐微力慰人群。”《论语》上的“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原是普通不过的典故，我为什么拿它来敷衍呢。但我却不这么想，假如古人的话完全与我所感适合，我又何必另起炉灶？严格地说，凡昨天的事，即今日之典故，我们哪里回避得这许多。
“直”“谅”（信）“多闻”这三样看起来似乎多闻最难。今日谓之“切磋学术”。人有多少知识那是一定的，勉强不来的，急不出的。所以古人说过，“深愧多闻，至于直谅不敢不勉”，言外之意，似乎为多闻之友比做个直而信的朋友更难些。这所谓“尽其在我”，在个人心理上当然应这般想。虽没知识，难道学做个好人还不会么？但那只得了真理的一面。
若从整个的社会看，特别当这年月，直谅之友岂不远较多闻之友为难得，至少我确有这感觉。前文所云“直谅不敢不勉”，乃古人措词之体耳。因为不如此想，即属自暴自弃了。虽努力巴结，并非真能办到的意思，或竟有点办不到哩。总之，直谅之友胜于多闻之友，而辅仁之谊较如切如磋为更难，所以《论语》上这“三益”的次序，一直，二谅，三多闻，乃黄金浇铸，悬诸国门，一字不可易的。
我们在哪里去找那耿直的朋友，信实的朋友，见多识广的朋友呢？佩弦于我洵无愧矣。我之于他亦能如此否，则九原不作后世无凭，希望如此的，未必就能如此啊。我如何能无惭色，无愧词呢？
以上虽似闲篇，鄙意固已分明，实在不需要更多的叙述。佩弦不必以多闻自居，而毕生在努力去扩展他的知识和趣味，这有他早年的《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一文为证（见《我们的六月》，一九二五年）。他说：
人生如万花筒，因时地的殊异，变化不穷，我们要能多方面的了解，多方面的感受，多方面的参加，才有真趣可言；……但多方面只是概括的要求：究竟能有若干方面，却因人的才力而异——我们只希望多多益善而已！（页三——四）
但是能知道“自己”的小，便是大了；最要紧是在小中求大！长子里的矮子到了矮子中，便是长子了，这便是小中之大。我们要做矮子中的长子，我们要尽其所能地扩大我们自己！（页八）
能够“知他”才真有“自知之明”……所知愈多，所接愈广；将“自己”散在天下，渗入事事物物之中看它的大小方圆，看它的轻重疏密，这才可以剖析毫芒地渐渐渐渐地认出“自己”的真面目呀。俗语说：“把你烧成了灰，我都认识你！”我们正要这样想：先将这“我”一拳打碎了，碎得成了灰，然后随风飏举，或飘茵席之上，或堕溷厕之中，或落在老鹰的背上，或跳在珊瑚树的梢上，或藏在爱人的鬓边，或沾在关云长的胡子里，……然后再收灰入掌，抟灰成形，自然便须眉毕现，光采照人，不似初时“浑沌初开”的情景了！所以深的我即在广的我中，而无深的我，广的“我”亦无从立脚；这是不做矮子，也不吹牛的道地老实话，所谓有限的无穷也。（页十——十一）
文作于民国十四年五月，好像一篇宣言，以后他确实照这个做法，直到他最后。本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建》半月刊在清华工字厅开座谈会，这大概是他出席公开会集的最后一次，也是我和他共同出席的最后一次，他病已很深，还勉强出来，我想还是努力求知的精神在那边发热，他语意深重而风趣至佳，赢得这会场中惟一的笑声。（见《中建》半月刊三卷五期）
多闻既无止境，他不肯以此自居，但他确不息地向着这“多闻”恐已成为天下之公言。返观我自己，却始终脱不了孤陋寡闻的窠臼。佩弦昔赠诗云，“终年兀兀仍孤诣”，虽良友过爱之词，实已一语道破，您试想，他能帮助我，我能够帮助他多少呢！再举一个实在的例：《古诗十九首》，我俩都爱读，我有些臆测为他所赞许。他却搜集了许多旧说，允许我利用这些材料。我尝建议二人合编一《古诗说》，他亦欣然，我只写了几个单篇，故迄无成书也。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虽属老调，而朋友之道八字画之。我只赋得上一句，下一句还没做，恐怕比上句更重要些。辅者夹辅之谓，如芝兰之熏染，玉石之攻错，又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吾今方知友谊之重也。要稍稍做到一些，则尔我之相处必另有一番气象，略拟古之“诤友”，“畏友”，至少亦心向往之，即前所谓“直谅不敢不勉”也。
谅，大概释为信。信是交友的基本之德，所谓“朋友有信”，但却不必是最高的，或竟是最起码的条件，所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即泛泛之交亦不能须臾离也。所以“信”虽然吃紧，却换了个“谅”字，摆在第二位。第一位只是直。又云，“人之生也直”，又云，“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这个直啊，却使我为了难。直有时或须面诤，我不很习惯，倒不一定为怕得罪人（这顾忌当然有点），总觉得不大好意思，又想着：“说亦恐怕无用吧！”自己知道这是一种毛病。佩弦表面上似乎比我圆通些，更谙练世情，似乎更易犯这病，但偏偏不犯，这使我非常惊异而惭愧。人之不相及如此！（恕我套用他的话，他于十三年四月十日的信上说：“才之不相及如此！是天之命也夫！”那封信上还有我一点光荣的记录，他说：“兄劝弟戒酒，现已可照兄办法，谢谢，勿念！”）
他的性格真应了老话，所谓“和而介，外圆而内方”。这“内方”之德在朋友的立场看来，特别重要。他虚怀接受异己的意见，更乐于成人之美，但非有深知灼见的决不苟同，在几个熟朋友间尤为显明。我作文字以得他看过后再发表，最为放心。例如，去年我拟一期刊的发刊词，一晚在寓集会，朋辈议论纷纷，斟酌字句，最后还取决于他；他说“行了”。又如我的五言长诗，三十四年秋，以原稿寄昆明，蒙他仔细阅读三周。来信节录：
要之此诗自是工力甚深之作，但如三四段办法，在全用五言且多律句之情形下，是否与用参差句法者（如《离骚·金荃》）收效相同，似仍可讨论也。兄尝试如此长篇实为空前，极佩，甚愿多有解人商榷。
后来我抄给叶圣陶兄看，附识曰：“此诗评论，以佩公所言为最佳。诗之病盖在深入而不能显出也。”
这些诤议还涉多闻，真的直言，必关行谊。记北平沦陷期间，颇有款门拉稿者，我本无意写作，情面难却，酬以短篇，后来不知怎的，被在昆明的他知道了，他来信劝我不要在此间的刊物上发表文字，原信已找不着了。我复他的信有些含胡，大致说并不想多做，偶尔敷衍而已。他阅后很不满意，于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又驳回了。此信尚存，他说：“前函述兄为杂志作稿事，弟意仍以搁笔为佳。率直之言，千乞谅鉴。”标点中虽无叹号，看这口气，他是急了！非见爱之深，相知之切，能如此乎？当时曾如何的感动我，现在重检遗翰，使我如何的难过，均不待言。我想后来的人，读到这里，也总会得感动的，然则所谓“愧君多”者，原是句不折不扣的老实话。
《中建》编者来索稿，我虽情怀恶劣，心眼迷茫，而谊不可辞，只略叙平素交谊之一端，以为补白。若他的“蓄道德，能文章”，力持正义凛不可犯的精神，贯彻始终以至于没世，则遗文具在，全集待编，当为天下后世见闻之公之实，宁待鄙人之罗缕。且浮夸之辞，以先友平生所怯，今虽邃有人天之隔，余何忍视逝者为已遥，敢以“面谀”酬诤友畴昔之意乎！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北平
（原载一九四八年九月五日《中建》半月刊第三卷第七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