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对子（《秋荔亭随笔》之八）
幼年不学诗。唯令属对。对有三四五七字之分，由三而渐展至七，亦课蒙之成规也。其先皆由两大人自课，其课本则吾母手抄。至光绪戊申，则附入塾中日程内。最初想尚不时倩人，继而师知余拙，每出一对，辄先自为之。若余对不出，则师径以其所预储者填入“课本”中，遂作为今日课毕而放学矣。近来虽仍须理书，对却不再对，以吾母固不知此中之弊端也。如“海棠无香”，余实不知所以对，师则曰，“山药不苦”。以“海棠”对“山药”甚工，虽至今日，余无以易也，而况当年乎。久之渐为两大人所知，约在庚戌之年，又复归内庭督课，而余遂无复书房中之优游矣。然吾父所出，余勉为幼稚之作，非若彼“海棠”者，故余亦渐喜之，亦颇有数句为两亲二姊所赏。余于作诗无所爱，若曰有之，此其是欤。入京师已十六岁，而其不解为诗则依然故我。寻书房对对，当颇有可资谈笑者，惜与竹马年光同为烟梦耳。一日，师出上联曰，“绿珠江上月”，绿，颜色，珠，珍宝，“绿珠”美人名，而“绿珠江”又为地名。余当然照例对不出，而一听之吾师，以为吾师必将有以对付之如往日，而孰知其不然。师竟无以对，盖亦漫云尔，初不知“绿珠江”有如此之麻烦也。故至今课本中犹留出一行空白，偶然一见殆不殊昨日，然已匆匆阅三十年矣。顷阅淮阳百一居士《壶天录》卷上，有下列文字，“江宁贡院自癸酉科藩司梅公小岩提调院事，运水入闱，高屋建瓴，凿壁穿泉，免挑运之苦，受汲引之福，一生注水烹茶，拈‘茶烹凿壁泉’五字，措对久不属，良久大呼，五百年前已天造地设一对，明人笔记中不有‘烟锁池塘柳’一句乎，五行各备。合号啧啧称赞，以为得未曾有云。”然则“绿珠江上月”即幸而有偶，当亦在五百年之后矣。
（原载一九三五年二月《人间世》第二卷第二十一期）
秋荔亭记
池馆之在吾家旧矣，吾高祖则有印雪轩，吾曾祖则有茶香室，泽五世则风流宜尽，其若犹未者，偶然耳。何则？仆生猪年，秉鸠之性，既拙于手，又以懒为好，故毕半生不能营一室。弱岁负笈北都，自字直民而号屈斋，其形如弄而短，不屈不斋，时吾妻未来，一日搴予帘而目之，事犹昨日，而尘陋复若在眼。此所谓不登大雅之堂者也。若葺芷缭衡，一嵌字格，初无室也。若古槐，屋诚有之，自昔无槐，今无书矣，吾友玄君一呼之，遂百呼之尔，事别有说。若秋荔亭，则清华园南院之舍也。其次第为七，于南院为褊，而余居之，辛壬癸甲，五年不一迁，非好是居也。彼院虽南，吾屋自东，东屋必西向，西向必岁有西风，是不适于冬也，又必日有西阳，是不适于夏也。其南有窗者一室，秋荔亭也。曰，此蹩脚之洋房，那可亭之而无说，作《秋荔亭记》。夫古之亭殆非今之亭，如曰泗上亭，是不会有亭也，传唱旗亭，是不必有亭也，江亭以陶然名，是不见有亭也。亭之为言停也，观行者担者于亭午时分，争荫而息其脚，吾生其可不暂且停停耶，吾因之以亭吾亭。且夫清华今岂尚园哉，安得深责舍下之不亭乎？吾因之以亭吾亭。亦尝置身焉而语曰，“这不是一只纸叠的苍蝇笼么？”以洋房而如此其小，则上海人之所谓亭子间也，亭间今宜文士，吾因之以亭吾亭。右说秋荔亭讫，然而非也，如何而是，将语汝。西有户以通别室，他皆窗也，门一而窗三之，又尝谓曰，在伏里，安一藤床于室之中央，洞辟三窗，纳大野之凉，可傲羲皇，及夫陶渊明。意耳，无其语也，语耳，无是事也。遇暑必入城，一也。山妻怕冷，开窗一扇，中宵辄呼絮，奈何尽辟三窗以窘之乎，二也。然而自此左右相亭，竟无一不似亭，亭之为亭，于是乎大定。春秋亦多佳日，斜阳明，移动于方棂间，尽风情荔态于其中者影也，吾二人辄偎枕睨之而笑，或相唤残梦看之。小儿以之代上学之钟，天阴则大迷惘，作喃喃语不休。若侵晨即寤，初阳徐透玻璃，尚如玫瑰，而粉墙清浅，雨过天青，觉飞霞梳裹，犹多尘凡想耳。薜荔曲环亭，春饶活意，红新绿嫩；盛夏当窗而暗，几席生寒碧；秋晚饱霜，萧萧飒飒，锦绣飘零，古艳至莫名其宝；冬最寥寂，略可负暄耳。四时皆可，而人道宜秋，聊以秋专荔，以荔颜亭。东窗下一长案，嫁时物也，今十余年矣。谚曰，“好女勿穿嫁时衣”，妻至今用之勿衰，其面有横裂，积久渐巨，呼匠氏锯一木掩之，不髹不漆，而茶痕墨沈复往往而有。此案盖亲见吾伏之之日少，拍之之日多也，性殆不可强耳。曾倩友人天行为治一玺曰，“秋荔亭拍曲”，楷而不篆。石骨嫩而鬼斧，崩一棱若数黍，山鬼胶之，坚如旧，于是更得全其为玺矣。以“曲谈”为“随笔”“丛钞”之续，此亦遥远之事，若在今日，吾友偶读深闺之梦而笑，则亦足矣，是为记。甲戌清明，即一九三四年之民族扫墓日。
一九三四年四月五日
（选自《燕郊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一九三六年版）
关于治学问和做文章
（一）
关于治学问，现在想来，司马迁所讲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道理是颠扑不破的。做学问，其一要博，其二要精。学问这东西看上去浩如烟海，实际上不是没有办法对付它的，攻破几点就可以了。荀子说，“真积力久则入”，从一点下手，由博返约，举一反三，就都知道了，何在乎多？喝一口水，便知道了水的味道；吃一口梨，便知道了梨的味道。诗词歌赋，都是能一通百通的。
首先要好学深思，更重要的是心知其意，要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好学深思的基础上自然就能发现问题了，不是为了找问题而找问题。
以《红楼梦》研究为例，就能说明一些问题，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之的当了。胡适之是考证癖，我认为当时对他的批判是击中其要害的。他说的“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确实把不少青年引入歧路；“多谈些问题”就是讲他的问题。现在红学方向就是从“科学的考证”上来的；“科学的考证”往往就是烦琐考证。《红楼梦》何须那样大考证？又考证出什么了？一些续补之作实在糟糕得不像话，简直不能读。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原则在这里也是适用的。对《红楼梦》，既不好学，又不深思，怎么能心知其意呢？《红楼梦》说到天边，还不是一部小说？它究竟好到什么程度，不从小说的角度去理解它，是说不到点子上的。
自学之法，当明作意。要替作者设想，从创作的情形倒回来看，使作者与读者之间发生联系。作者怎么写，读者怎么看，似乎很简单。然于茫茫烟雾之中欲辨众说之是非，以一孔之见，上窥古人之用心，实非易事。
（二）
我小时候还没有废科举，虽然父亲做诗，但并不给我讲诗，也不让我念诗；平时专门背经书，是为了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在我八九岁时废除了科举，此后古书才念的少了。不过小时候背熟了的书，到后来还是起了作用。我认为记诵之学并非完全不可行，而且是行之有效的。
记诵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因为读书是要解决问题的；但这并不是说不要背诗。好诗是一定要背的。我当初念书没念过《唐诗三百首》，不过好诗我总是背下来，反反复复地吟味。诗与文章不同，好文章也是要背的，讲诗则是非背不可。仅仅念诗是不成的，念出的诗还是平面的；翻来覆去地背，诗就变得立体了，其中的味道也就体会出来了。
（三）
古典文学的研究和创作当然也有关系，研究诗词的人最好自己也写一写诗词；做不好没关系，但还是要会做，才能体会到其中一些甘苦。诵读，了解，创作，再诵读，诗与声音的关系，比散文更为密切。杜甫说，“新诗改罢自长吟”，又说，“续儿诵文选”，可见他自己做诗要反复吟哦，课子之方也只是叫他熟读。俗语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虽然俚浅，也是切合实情的。
我治学几十年，兴趣并不集中。在北大初期写一些旧体诗，到新文化运动时又做新诗。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没有做旧诗。以前跟老师学骈文，新文学运动开始后，这些也不学了。但这些对于我研读古人的文学作品却很有帮助。的确，创作诗词的甘苦亲身体验一下，与没有去尝试、体验大不相同。如词藻的妙用，在于能显示印象，从片段里表现出完整。有些境界可用白描的手法，有些则非词藻不为工。典故往往是一种复合，拿来表现意思，在恰当的时候，最为经济、最为得力，而且最为醒豁。有时明明是自己想出来的话，说出来不知怎的，活像人家说过的一样；也有时完全袭旧，只换了一两个字，或竟一字不易，古为我用，反而会像自己的话语。必须体验这些甘苦，才能了解用典的趣味及其需要。
（四）
我曾想做一组文章，谈谈做文章的问题，就叫《文章四论》。一是文无定法。文章没有一定之法，比如天上之云，地上之水，千姿百态；文章就像行云流水。别人问我“文法”，我说我不懂文法。二是文成法立。行云流水看来飘逸不可捉摸，实际上有一定之规，万变不离其宗。后两句我认为更重要。其三是声入心通。《诗·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礼记》作‘故长言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长言、嗟叹、咏歌，皆是声音。《虞书》：“诗言志，歌永言。”六字尤为概括。上文言诗，亦通于散文。于诗曰诗情，文曰文气。如曹丕《典论·论文》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古人做文章时，感情充沛，情感勃发故形之于声。作者当日由情思而声音，而文字；今天的读者要了解当时的作品，也只有遵循原来轨道，逆溯上去。作者当时之感寄托在声音，今天凭借吟哦背诵，同声相应，来使感情再现。念古人的书，借以了解、体会古人的心情。
其四是得心应手。文章事业的圆成本有一个通例，就是“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古人论文往往标一“机”字，概念的诠表虽伤于含混，却也说明了一些道理。陆机《文赋》说，“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这是对文思的很好的描写。得于心，则应于手；与一切外物相遇，不可著意，著意则滞；不可绝缘，绝缘则离，那种况味正在不离不著之间。
这四篇文章我并没有做成，而且恐怕永远也做不成了。不过这是自己写文章的一点体会，也是研读古人作品的必由之路。创作和研究两者原本是相通的。
总之，文史哲三大类中还有好多问题，多年来仍没有解决。书虽然不少，但往往不能解决问题。作文艺批评，一在能体会，二在能超脱。必须身居局中，局中人知甘苦；又须身处局外，局外人有公论。《人间词话》论诗人之素养，以为“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我于论文艺批评亦云然。
（五）
再谈几句题外的话。这就是现在出版的一些书籍的质量问题。比如古籍的整理点校，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但一些校点本，在校勘、标点上错误多得异乎寻常，有时甚至出现一些常识性错误，这不仅给我们的文史研究带来极大的不便，而且还要误人子弟。另外，还有许多书籍的问题出在印刷上，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如此等等，都亟待解决。因而想借此机会呼吁一下。
眠月
——呈未曾一面的亡友白采君
一楔子
万有的缘法都是偶然凑泊的罢。这是一种顶躲懒顶顽皮的说法，至少于我有点对胃口。回首旧尘，每疑诧于它们的无端，究竟当年是怎么一回事，固然一点都说不出，只惘惘然独自凝想而已。想也想不出什么来，只一味空空的惘惘然吧。
即如今日，住在这荒僻城墙边的胡同里，三四间方正的矮屋，一大块方正的院落，寒来暑往，也无非冰箱撤去换上泥炉子，夏布衫收起找出皮袍子来，……凡此之流不含胡是我的遭遇。若说有感，复何所感？若说无所感，岂不呜呼哀哉耶！好在区区文才的消长，不关乎世道人心，“理他呢！”
无奈昔日之我非今日之我也，颇有点儿sentimental 。伤春叹夏当时几乎当作家常便饭般咬嚼。不怕“寒尘”，试从头讲起。
爱月眠迟是老牌的雅人高致。眠月呢，以名色看总不失为雅事，而事实上也有未必然的。在此先就最通行的说，即明张岱所谓“杭州人避月如仇”；也是我所说的，“到月光遍浸长廊，我们在床上了；到月光斜切纸窗，我们早睡着了。”再素朴点，月亮起来，纳头困倒；到月亮下去，骨碌碌爬起身来。凡这般眠月的人是有福的，他们永远不用安眠药水的。我有时也这么睡，实在其味无穷，明言不得（读者们切不可从字夹缝里看文章，致陷于不素朴之咎）。你们想，这真俗得多么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岂不很好。管它月儿是圆的是缺的，管它有没有蟾蜍和玉兔，有没有娇滴滴梅兰芳式的嫦娥呢。听说有一回庭中望月，有一老妈诧异着“今儿晚上，月亮怎么啦！”（怎字重读）懂得看看这并不曾怎么的月亮就算得雅人吗？不将为老妈子所笑乎！
二正传
湖楼几个月的闲居，真真是闲居而已，绝非有意于混充隐逸。惟湖山的姝丽朝夕招邀，使我们有时颠倒得不能自休。其时新得一友曰白采，既未谋面，亦不知其家世，只从他时时邮寄来的凄丽的诗句中，发现他的性情和神态。
老桂两株高与水泥栏杆齐。凭栏可近察湖的银容，远挹山的黛色。楼南向微西，不遮月色，故其升沉了无翳碍。有时被轻云护着，廊上浅映出乳白的晕华；有时碧天无际，则遍浸着冰莹的清光。我们卧室在楼廊内，短梦初歇，每从窗棂间窥见月色的多少，便起来看看，萧萧的夜风打着惺忪的脸，感到轻微的瑟缩。静夜与明湖悄然并卧于圆月下，我们亦无语倦而倚着，终久支不住饧软的眼，撇了它们重寻好梦去。
其时当十三年夏，七月二十四日采君信来附有诗词，而《渔歌子》尤绝胜，并有小语云：“足下与阿环亦有此趣事否？”所谓“爱月近来心却懒，中宵起坐又思眠”，我们俩每吟讽低徊不能自已。采君真真是个南国“佳人”！今则故人黄土矣！而我们的前尘前梦亦正在北地的风沙中飘荡着沉埋着。
江南苦夏，湖上尤甚。浅浅的湖水久曝烈日下，不异一锅温汤。白天热固无对，而日落之后湖水放散其潜热，夹着凉风而摇曳，我们脸上便有乍寒乍热的异感。如此直至于子夜，凉风始多，然而东方快发白了，有酷暴的日头等着来哩。
杭州山中原不少清凉的境界，若说严格的西湖，避暑云何哉，适得其反。且不论湖也罢，山也罢，最惹厌而挥之不去的便是蚊子。好天良夜，明月清风，其病蚊也尤甚。我在以下说另一种的眠月，听来怪甜蜜，钩人好梦似的。却不要真去做梦，当心蚊子！（我知道采君也有同感的，从他的来信看出来。）
月影渐近虚廊，夜静而热终不减，着枕汗便奔涌，觉得夜热殆甚于昼，我们睡在月亮底下去，我们浸在月亮中间去。然而还是困不着，非有什么“不雅之闲”也，（用台湾的典故，见《语丝》一四八）尤非怕杀风景也，乃真睡不着耳。我们的小朋友们也要玩月哩。榻下明晃晃烧着巨如儿指的蚊香，而他们的兴味依然健朗，我们其奈之何！正惟其如此，方得暂时分享西子湖的一杯羹和那不用一钱买的明月清风。
碧天银月亘古如斯。陶潜、李白所曾见，想起来未必和咱们的很不同，未来的陶潜、李白们如有所见，也未必会是红玛瑙的玉皇御脸，泥金的兔儿爷面孔罢。可见“月亮怎么啦！”实具颠扑不破的胜义，岂得以老妈子之言而薄之哉！
就这一端论，千万年之久，千万人之众，其同也如此其甚。再看那一端，却千变万化，永远说不清楚。非但今天的月和昨天的月，此刹那和彼刹那的月，我所见，你所见，他所见的月……迥不相同已也；即以我一人所见的月论，亦缘心象境界的细微差别而变，站着看和坐着看，坐着看和躺着看，躺着清切地看和朦胧地看，朦胧中想看和不想看的看……皆不同，皆迥然不同。且决非故意弄笔头。名理上的推论，趣味上的体会，尽可取来互证。这些差别，于日常生活间诚然微细到难于注意，然名理和趣味假使成立，它们的一只脚必站在这渺若毫芒，分析无尽的差别相上，则断断无疑。
我还是说说自己所感吧。大凡美景良辰与赏心乐事的交并（玩月便是一例），粗粗分别不外两层：起初陌生，陌生则惊喜颠倒；继而熟脱，熟脱则从容自然。不跑野马，在月言月。譬如城市的人久住鸽子笼的房屋，一旦忽置身旷野或萧闲的庭院中，乍见到眼生辉的一泓满月。其时我们替他想一想，吟之哦之，咏之玩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都算不得过火的胡闹。他的心境内外迥别，蓦地相逢，俨如拘挛之书生与媚荡的名姝接手，心为境撼，失其平衡，遂没落于颠倒失据，惝无措的状态中。《洛神赋》上说：“予情悦其淑美兮，心震荡而不怡。”夫怡者悦也，上曰悦，下曰不怡，故曹子建毕竟还是曹子建。
名姝也罢，美景也罢，若朝昏厮守着，作何意态呢！这是难于解答的，似应有一种极平淡，极自然的境界。尽许有人说这是热情的衰落，退潮的状态，说亦言之成理，我不想去驳它。若以我的意想和感觉，惟平淡自然才有真切的体玩，自信也确非杜撰。不跑野马，在月言月。身处月下，身眠月下，一身之外以及一身，悉为月华所笼络包举，虽皎洁而不睹皎洁，虽光辉而无有光辉。不必我特意赏玩它，而我的眼里梦里醉时醒时，似它无所不在。我的全身心既浸没着在，故即使闭着眼或者酣睡着，而月的光气实渗过，几乎洞彻我意识的表里。它时时和我交融，它处处和我同在，这境界若用哲学上的语调说，是心境的冥合，或曰俱化。——说到此，我不禁想起陶潜的诗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何谓忘言的真意，原是闷葫芦。无论是什么，总比我信口开合强得多，古今人之不相及如此。
“玩月便玩月，睡便睡。玩月而思睡必不见月，睡而思玩月必睡不着。”这多干脆。像我这么一忽儿起来看月，一忽儿又睡了，或者竟在月下似睡非睡的躺着，这都是傻子酸丁的行径。可惜采君于来京的途中客死于吴淞江上，我还和谁讲去！
我今日虽勉强追记出这段生涯，他已不及见了。他呢，却还留给我们零残的佳句，每当低吟默玩时，疑故人未远，尚客天涯，使我们不至感全寂的寥廓，使我们以肮脏的心枯干的境，得重看昔年自己的影子，几乎不自信的影子。我，我们不能不致甚深的哀思和感谢。
虽明明是一封无法投递的信，但我终于把它寄出去了！这虽明明是一封无法投递的信。
（选自《燕知草》，上海开明书店一九三〇年版）
忆振铎兄
古人说：“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因为随着时光的过去，那悲哀的颜色就会日趋于黯淡了。正惟其如此，所怀念的四周的轮廓虽渐渐的有点模糊，而它的中心形象便会越发的鲜明；也惟其历久而动人思念，这才是更值得追怀的。
北京的秋光依然那样清澈，红旗焕彩，映照晴空，木犀尚有余芳，黄菊已在吐艳。有朋友提起郑振铎先生逝世三周年快到了，我们应该有些文字来纪念他。我仿佛吃了一惊。真格的有三年么？可不是已有三年。时光真是过得好快呵。
文章虽短，说起来话也长。我最初认识他在上海，约当一九二一年（“五四”时期，我们虽同在北京上学，却还不认识）。他住在上海闸北永兴路的小楼上，后来他搬走了，我就住在那里。约也有不足一年的光景。振铎那时经济情况并不宽余，但他却很好客，爱买书，爱喝酒，颇有“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之风。他的爱交朋友和好搜求异书，凡是和他熟一点的朋友，大概没有不知道的。他为人天真烂缦，胸无城府，可谓“善于人同”，却又毫不敷衍假借，有时且嫉恶甚严。他也不是不懂得旧社会里有那么一套的“人情世故”，从他写的杂文小说里就可以知道；他却似乎有意反对那一套，他常常藐视那些无聊的举动。虽后来阅历中年，饱经忧患，解放后重睹光明，以至他最后的一刹那，这耿介的脾气却始终没有变。
我于一九二四年年底来北京。后来发生“五卅”事变，我已不在上海了。对我说来，有很大的损失。在这以后，我和振铎曾打过一场笔墨官司，文章已找不着了，大意还可以记得。我那时的看法，认为必先自强，然后能御侮；振铎之意恰相反，他认为以群众的武力来抵抗强暴才是当务之急、切要之图。现在想起来，当然，他是对的。他已认清了中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而我其时正在逐渐地沉没在资产阶级学者们的迷魂阵里。振铎的一生，变化很多，进步也很快，到他的晚年，是否已站稳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自尚有待于后人论定；但从我一方面看来，他始终走在我的前面，引导着我前进，他是我的“畏友”之一。
上文说过他“善于人同”，却并不肯“苟同”。他如意谓不然，便坚决的以为不可。有时和熟朋友们争执起来，会弄得面红耳赤的。一九五二年我到文学研究所工作，他是所长，我们还是从前老朋友的关系。昨天我过北海固城，不禁想起振铎来了。一九五三年的晚秋，比现在还稍晚一点，黄昏时候，我从固城他的办公室，带回来两大包的旧本《红楼梦》，其中有从山西新得的乾隆甲辰梦觉主人序本，原封未动，连这原来的标签还在上面。……他借给我这些珍贵的资料，原希望我把校勘《红楼梦》的工作做得更好，哪知到后来我不能如他的期望。无论为公为私，我是这样的愧负呵！
再记得一九五八年的春天，我到他的黄化门寓所，片刻的谈话里，他给我直率的规箴，且真诚地关怀着我，这是我至今不能忘怀的。当时只认为朋友相逢，亦平常事耳，又谁知即在那年的秋天，我们就永远失去了他！
眼看重阳节又快到了。从前上海的老朋友们现都在北京，虽然年纪都增加了若干，精神倒还是年青的。有时聚会，总不免想起振铎来。这悲感不必一定强烈，何况又隔了一些时间，你虽尽可坦然处之，但它却有时竟会蓦然使你“若有所失”。这就很别扭，又难于形容。不由得想起前人的诗句，所谓“亡书久似忆良朋”。像振铎平素特别爱好书籍，借来抒写这淡而悲的感触，似乎也是适当的。
（原载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五日《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