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八二知命

《通鑑》長城公至德四年三月己未，洛陽男子高德上書，請隋主爲太上皇，傳位皇太子。帝曰：“朕承天命，撫育蒼生，日旰孜孜，猶恐不逮，豈效近代帝王，傳位於子，自求逸樂哉。”十月，隋主每旦臨朝，日昃不倦。禮部尚書楊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帝善之而不能從。案至德元年，柳彧上疏勸不勤細務，已有聖躬有無疆之壽之語矣。帝亦覽而善之，而終不能改者，則其勤勞出於天性故也。逸豫者未必延年。然世俗之見，固以爲如是。隋文不肯自逸。以求民瘼，擬之邾文公之知命，又何愧哉。

五八三煬帝雁門之圍

始畢可汗圍煬帝於雁門，《舊唐書·太宗紀》云：時太宗年十八，“應募救援，隸屯衛將軍雲定興營，將行，謂定興曰：始畢敢圍天子，必以國家倉卒無援。我張軍容，令數十里旗幡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雲集，望塵而遁矣。不然，彼衆我寡，悉軍來戰，必不能支矣。定興從焉。師次崞縣，突厥候騎馳告始畢曰：王師大至。由是解圍而遁。”此唐人之飾説也。始畢敢圍天子，豈其懾於虚聲？據《隋書·煬帝紀》，帝之見圍，齊王暕以後軍保於崞縣。雲定興軍蓋亦隸焉，其軍實僅能自保，未能赴援也。

又《蕭瑀傳》言，瑀於是時進謀曰：“漢高祖解平城之圍，乃閼氏之力。若發一單使以告義成，假使無益，事亦無損。於後獲其諜人，云義成公主遣使告急於始畢，稱北方有警，由是突厥解圍，蓋公主之助也。”此亦妄言。當時告變即由義成，其乃心宗國可知，然竟不能尼始畢之兵。且時留守之事，不聞由義成主之。即北方有警，告急之使，亦豈得出自義成哉？

五八四唐高祖稱臣於突厥

唐高祖稱臣於突厥，新舊《唐書》皆不載其事。然《舊唐書·李靖傳》謂：太宗初聞靖破頡利，大悦，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今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款塞，恥其雪乎？”《新唐書·突厥傳》云：李靖等出討，捷書日夜至，帝謂羣臣曰：“往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詭而臣之，朕嘗痛心病首，思一刷恥於天下，今天誘諸將，所鄉輒克，朕其遂有成功乎？”《通鑑》貞觀三年：“十二月，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三文所本者同，單于稽顙，自指突利入朝之事。《通鑑》叙述，最爲明析。《舊唐書》雖不逮，猶留單于款塞之文，使人可以推較。《新唐書》删去此語，顧移“無往不捷”之語於前，改爲“捷書日夜至”，謂太宗此語，乃爲聞捷而發，可謂疏矣。觀此，知高祖嘗稱臣於突厥不疑。《舊唐書·張儉傳》：“貞觀初，以軍功，累遷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自恃强盛，每有所求，輒遣書稱勅，緣邊諸州，遞相承稟。及儉至，遂拒不受，太宗聞而嘉之。”《新唐書》略同。彼之稱敕於諸州，蓋正由高祖之稱臣於彼。《新唐書·突厥傳》言：高祖初待突厥用敵國禮，武德八年，乃“命有司，更所與書爲詔若敕”。疑稱臣之禮，實至是而始罷，然亦不過用敵國禮。云用詔若敕者，史家諱前此之稱臣爲用敵國禮，則不得不改是時之用敵國禮者爲用詔敕也。《通鑑》：高祖之起，命劉文静使於突厥以請兵，私謂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爲邊患。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及文静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至，高祖喜其緩，謂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恭帝義寧元年。此或史家文飾之辭，高祖未必及此。然唐初確未藉突厥兵以爲用，則高祖之智，雖不及此，羣臣之中，必有能爲是謀者矣。夷狄利厚實，非愛虚名，既非急於求人，何乃無端屈己。蓋唐室先世，出自武川，其自視原與鮮卑無異，以中國而稱臣於突厥，則可恥矣，鮮卑則何有焉！此正猶石敬瑭稱臣於耶律德光，沙陀之種，原未必貴於契丹也。

五八五唐太宗除弊政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元年三月，詔曰：崔季舒子剛、郭遵子雲、韋孝琰子君遵，并以門遭時遣，淫刑濫及，宜從褒奬，特異常倫，可免内侍，量才别叙。《新書》同。此自齊歷周、隋至唐，市朝已三易矣。

又二年九月丁未，詔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宫，情實可憫，隋氏末年，求采無已，至於離宫别館，非幸御之所，多聚宫人，皆竭人財力，朕所不取；且灑掃之餘，更何所用？今將出之，任求伉儷，非獨以惜費，亦人得各遂其性。”於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等，於掖庭宫西門簡出之。此亦隋代弊政，至太宗而後除者，可見武德時之政事，殊不足觀也。

五八六太宗停薛延陀婚

《舊唐書·薛延陀傳》：延陀請婚，“太宗謂侍臣曰：北狄世爲寇亂，今延陀崛强，須早爲之所。朕熟思之，惟有二策：選徒十萬，擊而虜之，滅除凶醜，百年無事，此一策也；若遂其來請，結以婚姻，緩轡羈縻，亦足三十年安静，此亦一策也；未知何者爲先？司空房玄齡對曰：今大亂之後，創夷未復，且兵凶戰危，聖人所慎。和親之策，實天下幸甚。太宗曰：朕爲蒼生父母，苟可以利之，豈惜一女？遂許以新興公主妻之。因徵夷男備親迎之禮，仍發詔將幸靈州與之會。夷男大悦，謂其國中曰：我本鐵勒之小帥也，天子立我爲可汗，今復嫁我公主，車駕親至靈州，斯亦足矣。於是税諸部羊馬以爲聘財。或説夷男曰：我薛延陀可汗與大唐天子俱一國主，何有自往朝謁？如或拘留，悔之無及。夷男曰：吾聞大唐天子聖德遠被，日月所照，皆來賓服。我歸心委質，冀得覩天顔，死無所恨。然磧北之地，必當有主，舍我别求，固非大國之計。我志決矣，勿復多言。於是言者遂止。太宗乃發使受其羊馬。然夷男先無府藏，調斂其國，往返且萬里，既涉沙磧，無水草，羊馬多死，遂後期；太宗於是停幸靈州。既而其聘羊馬來至，所耗將半，議者以爲夷狄不可禮義畜，若聘財未備而與之婚，或輕中國；當須要其備禮。於是下詔絶其婚。”《新唐書》略同，且曰：“或曰：既許之，信不可失。帝曰：公等計非也。昔漢匈奴强，中國不抗，故飾子女嫁單于。今北狄弱，我能制之；而延陀方謹事我者，顧新立，倚我以服衆；彼同羅、僕骨力足制延陀而不發，懼我也；我又妻之，固中國壻，名重而援堅，諸部將歸之。戎狄野心，能自立，則叛矣。今絶婚，使諸姓聞之，將争擊延陀，亡可待也。”《舊唐書·契苾何力傳》云：“何力母姑臧夫人、母弟賀蘭州都督沙門，并在涼府。詔許何力覲省其母，兼撫巡部落。何力父入龜兹，居熱海上，死。何力隨母詣沙州内附，太宗置其部落於甘、涼二州。時薛延陀强盛，契苾部落皆願從之。何力至，聞而大驚曰：主上於汝有厚恩，任我又重，何忍而圖叛逆！諸首領皆曰：可敦及都督已去，何故不行？何力曰：我弟沙門孝而能養，我以身許國，終不能去也。於是衆共執何力至延陀所，置於可汗牙前。何力箕踞而坐，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願知我心！又割左耳以明志不奪也。可汗怒，欲殺之，爲其妻所抑而止。初，太宗聞何力之延陀，明非其本意。或曰：人心各樂其土，何力今入延陀，猶魚之得水也。太宗曰：不然。此人心如鐵石，必不背我。會有使自延陀至，具言其狀。太宗泣謂羣臣曰：契苾何力竟如何？遽遣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入延陀，許降公主，求何力。由是還，拜右驍衛大將軍。太宗既許公主於延陀，行有日矣。何力抗表，固言不可。太宗曰：吾聞天子無戲言，既已許之，安可廢？何力曰：然。臣本請延緩其事，不謂總停。臣聞六禮之内，壻合親迎，宜告延陀親來迎婦；縱不敢至京邑，即當使詣靈州。畏漢必不敢來，論親未可有成，日既憂悶，臣又攜離，不盈一年，自相猜忌。延陀志性很戾，若死，必兩子相争，坐而制之，必然之理。太宗從之，延陀恐有詐，竟不至靈州，自後常悒悒不得志，一年而死。兩子果争權，各立爲主。”《新唐書》亦同。案太宗初以親女許延陀，其欲撫之之意，可謂甚厚；而後忽決然絶婚，其間必有爲之謀者。同羅、僕骨力足以制延陀，許之，則名重而援堅；絶，則諸姓將争擊之，此惟固其族類，且新自其中來者，爲能知其情，謂其謀出自何力，似也。然六禮壻當親迎，恐非契苾所知；藉此召至京邑，不則使詣靈州，此等深計遠圖，亦非武夫所及；恐何力徒請絶婚，而措置之方，則别有爲之謀者。《何力傳》既爲何力攘功，《突厥傳》又爲太宗掠美耳。何力之不順延陀，蓋其早入中國，久習華風，非必盡忠唐室。部落既已從順，延陀亦何愛於一夫，而欲固留之。且拔刀割耳，誰則見之。則其本傳所云，殆皆諛墓之詞類耳。夷男淺慮，蓋當如其本傳所言；謂其疑忌不來，恐亦故神其説；且志性很戾者，豈爲失一公主悒悒而死哉？亦明爲附會之辭也。是時言婚不宜絶者爲褚遂良，其意亦重用兵，與房玄齡同。太宗之事四夷，文臣多尼之，武夫則多贊之。征遼之役，諫者孔多，而順之者，獨一李勣，亦是物也。

五八七唐初封建之敝

唐初如李靖、李勣、尉遲敬德、秦叔寶等戰功，皆祗封公，其膺王爵，唯外番君長内附，如突利封北平郡王，思摩封懷化郡王。以及羣雄中有來降者如高開道封北平郡王，羅藝封燕郡王。而已。自武后欲大其族，武氏封王者二十餘人，於是王爵始賤。中宗復位，遂亦封敬暉、張柬之等五王并李多祚亦王，韋后外戚追王者亦五人。《新唐書·韋嗣立傳》：中宗時恩倖食邑者衆，封户凡五十四州縣，皆據天下上腴，隨土所宜，牟取利入，爲封户者，急於軍興。嗣立極言其弊，請以丁課，盡送大府，封家詣左藏支給，禁止自徵，以息重困。宋務光亦言滑州七縣而分封者五，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輸國，乞以封户均餘州，并附租庸使歲送停封使，息驛使。是徵租者，并乘驛矣。《宋璟傳》：武三思封户在河東，遭大水，璟奏災地皆蠲租。有諂三思者，謂穀雖壞而蠶桑故在，請以代租，爲璟所折。《張廷珪傳》：宗楚客、紀處訥、武延秀、韋温等封户在河南北，諷朝廷詔兩道蠶産所宜，雖水旱得以蠶折，廷珪固争得免。可見唐時封户之受困，雖國賦不至此也。

五八八唐宫人至朝廷

《文昌雜録》云：唐制，天子坐朝，宫人引至殿上。故杜甫詩有户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坐引朝儀之句。蓋自武后臨朝，女官隨侍，後遂相沿爲定制耳。《宋史》吕大防疏，稱“唐入閣圖有昭容位”，可見當日著爲朝儀，至形之圖畫也。按《唐書》天祐二年十二月詔曰：宫妃女職，本備内任，今後每遇延英坐日，祇令小黄門祇候引從，宫人不得出内，由此遂罷。則唐末始革除。

五八九唐將帥之貪

趙甌北《陔餘叢考》有論宋南渡後將帥之富一條，往者讀之，未嘗不歎息於國家之敗，由官邪；官之失德，寵賂彰；寵賂之彰，武人尤甚；恢復之無成，未始不由於武夫之貪黷也。然何必宋，唐中葉後將帥之貪侈，恐有甚於宋之南渡者矣。如郭子儀非其首邪？論者乃稱其侈窮人欲，而君子不之罪，何阿私所好之甚也！

安、史之敗亡，乃安、史之自敗，非唐人之能亡之也。當禄山、思明未死時，唐兵實未能進取，觀潏水之敗可知。然則朔方之兵力，實非范陽之敵，所以然者，侈爲之也。肅宗之幸靈武，杜鴻漸等奉迎，而留魏少游繕治宫室。少游時爲朔方水陸轉運副使。少游大爲殿宇幄帟皆象宫闕，諸王公主，悉有次舍，供擬窮水陸；又有千餘騎，鎧幟光鮮，振旅以入。帝見宫殿，不悦曰：我至此，欲就大事，安用是爲？稍命去之。肅宗非恭儉之君，而猶以爲過，朔方軍之侈可知矣。杜陵之詩曰：“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鋭今何愚？”豈無故哉？或曰：“雲帆轉遼海，秔稻來東吴，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范陽之軍則不侈乎？不知禄山之能用其衆者，啗之以虜掠也。何千年嘗勸賊令高秀巖以兵三萬出振武，下朔方，誘諸蕃取鹽、夏、鄜、坊。果如是，朔方軍之根本且覆。唐是時方鎮兵力，可用者惟朔方；朔方覆，抗敵且益難，禄山豈不之知？而卒不用其説者，毋亦其衆歆於中國之富，驅之南向易，驅之西向難邪？其衆之所以順之者，以中國是時不習兵革，肆行虜掠，莫之亢也。逮其既入兩京，所裒斂者當不少，然可掠取乎？黄巢之入長安也，其衆見窮民，或扺金帛與之，其所裒斂，亦云多矣。唐之士有歆之而思起而掠取之者乎？則執山寨之民，粥諸賊人，獲數十萬錢而已。朔方軍之所能，則隨迴紇剽河南，使其民以紙爲裳而已矣。茹柔吐剛，是則武夫之德也！

不必安、史亂後也，即唐初亦已如此。唐初名將，莫如李靖。靖之平頡利也，《新唐書》云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舊唐書》云温彥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久之乃解。奇寶果散入亂兵之手乎？侯君集之入高昌也，史言其“私取寶物，將士知之，亦競來盜竊，君集恐發其事，不敢制”。突厥奇寶之散失，得毋亦如是乎？《岑文本傳》言孝恭之定荆州，軍中將士，咸欲大掠，文本進説，孝恭乃止之。《靖傳》云：是行也，“高祖以孝恭未更戎旅，三軍之任，一以委靖。”則諸將之請孝恭，實請靖也。《靖傳》云：諸將請孝恭而靖止之。足見孝恭能左右之也。靖陳圖蕭銑十策，高祖乃有攻銑之舉，始謀實出於靖，得毋亦有所歆？特性較謹願，不如君集之鹵莽。又内地肆掠，事易彰露，有所顧慮而中止歟？君集之還也，有司請推其罪，詔下之獄。岑文本上疏訟之，引李廣利、陳湯事，言古者萬里征伐，不録其過。又曰：“將帥之臣，廉慎者寡，貪求者衆。”可謂切中事情矣。萬里征伐，不録其過，豈太宗所不知？而大責讓靖者，文本《疏》言：高昌之役，“議者以其地在遐荒，咸欲置之度外，惟陛下運獨斷之明，授決勝之略。”則是役主之者帝也，怒君集而下之獄，得毋所歆亦有在正辭伐罪之外者乎？觀其因失奇寶，而大責讓靖，則其伐突厥，亦豈徒以其父嘗詭而臣之，而思雪其恥哉？此無足詭。太宗亦武人也。建成之圖太宗也，謂元吉曰：“秦王且徧見諸妃，彼金寶多有以賂遺之也，吾安得箕踞受禍？”彼秦王之金寶，果何自來哉？

文本《疏》引黄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黄石公《軍勢》，自爲依託之書，然此數語，亦頗有理。夫戰非惡事也，除舊布新實以之，以之伐罪則仁，以之禦暴則義，戰所以行仁義也，然以之行仁義者寡矣。

《新唐書·阿史那社尒傳》曰：龜兹之役，郭孝恪之在軍，“牀帷器用，多飾金玉，以遺社尒。社尒不受。”此金玉豈出軍時所齎邪？以遺社尒，得毋使俱有所取，則不能發其事邪？此又一侯君集也。

魏元忠論武后時之將帥也，曰：“薛仁貴、郭待封受閫外之寄，奉命專征，不能激厲熊羆，乘機掃撲；敗軍之後，又不能轉禍爲福，因事立功；遂乃棄甲喪師，脱身而走。幸逢寬政，罪止削除，國家網漏吞舟，何以過此？”可謂痛切矣。又曰：“仁貴自宣力海東，功無尺寸，坐玩金帛，黷貨無厭。”《舊唐書·魏元忠傳》。則知將帥之不職，無不以好賄者。仁貴始從征遼，以白衣陷陳自旌顯，似亦勇者欲行其志。然觀魏元忠之言，則貪者之邀趨耳，非有志而欲行之者也。其白衣陷陳也，所謂患不得之；及既得之，自無所不至矣。故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舊唐書·裴行儉傳》曰：“初，平都支、遮匐，大獲瓌寶，蕃酋將士願觀之，行儉因宴設，徧出歷示。有馬腦盤，廣二尺餘，文采殊絶。軍吏王休烈奉盤，歷階趨進，誤躡衣，足跌便倒，盤亦隨碎，休烈驚皇，叩頭流血。行儉笑而謂曰：爾非故也，何至於是？更不形顔色。”似乎大度矣，然其始之藏之何爲哉？何不以所獲分賜將士乎？“詔賜都支等資産金器皿三千餘事，駞馬稱是，并分給親故并副使已下，數日便盡。”豈不以瓌寶多，金與駞馬不足貴邪？馬燧之救邢州、臨洺也，將戰，約衆，勝則以家貲賞；及圍解，殫私財賜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千萬償其財。《舊唐書·馬燧傳》。此固可逆知，然則其賞士也，猶儲之外府也。不然，燧没後，何由以貲甲天下哉？饑歲之春，幼弟不饟；穰歲之秋，過客必食。人之情，固因其所處而異。行儉之碎馬腦盤，而不形於色，果大度也哉？且果形顔色，亦豈當在宴設之際乎？《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簟食豆羹見於色。”《盡心》下。

五九〇北狄嗜利

事有不謀而合者，遼興宗求關南地於宋，宋使富弼報之。《宋史》記其事，謂弼説契丹主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絶，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明日，劉六符謂弼今惟有結婚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賫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其後弼再往契丹，遂不復求婚，專欲增幣。夫就宋遼二史觀之，興宗皆似有大志，非可以區區歲幣餌者。讀史者或疑《宋史·弼傳》之辭爲不實。然《遼史·興宗紀》亦云弼爲興宗言，大意謂遼與宋和，坐獲歲幣，則利在國家，臣下無與；與宋交兵，則利在臣下，害在國家。興宗感其言，和好始定。《遼史》未必取材於宋，則《宋史·弼傳》之言初非不實矣。《舊唐書·鄭善果傳》：從兄元絰，突厥寇并州，高祖令墨璹充使招慰。元璹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資財，皆入將士，在於可汗，一無所得；不如早收兵馬，遣使和好，國家必有重賚，幣帛皆入可汗，免爲劬勞，坐受利益。大唐初有天下，即與可汗結爲兄弟，行人往來，音問不絶。今乃捨善取怨，違多就少，何也？”頡利納其言，即引還。與富弼之折遼興宗，如出一轍。然則興宗亦頡利之倫，宋遼兩史所載，一似志在拓地之雄主，蓋未得其實也。果其志在拓地，富弼安得以財利爲言，取笑異國？而興宗亦安能遽聽之乎？然則史事之增飾不實者多矣。興宗之求地，未必不出於臣下之慫恿；而其臣下之慫恿，未必不以虜掠之利動之。富弼固窺見其微，乃以是折之也。夫弼豈知鄭元璹之所爲而師之哉？其所遇者同，其所以應之之術自不得不同也。然則北虜之嗜利深矣。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一九三六年出版

五九一金初官制

《金史·百官志》：“金自景祖，始建官屬，統諸部，以專征伐，嶷然自爲一國。其官長皆稱曰勃極烈。故太祖以都勃極烈嗣位，太宗以諳班勃極烈居守。諳班，尊大之稱也。其次曰國論忽魯勃極烈。國論，言貴，忽魯，猶總帥也。又有國論勃極烈，或左右置，所謂國相也。其次諸勃極烈之上，則有國論，乙室，忽魯，移賚，阿買，阿舍，吴，迭之號，以爲升拜宗室功臣之序焉。其部長曰孛堇，統數部者曰忽魯。凡此，至熙宗定官制皆廢，其後惟鎮撫邊民之官曰秃里。烏魯圖之下，有掃穩，脱朵。詳穩之下，有麽忽，習尼昆。此則具於官制而不廢。皆踵遼官名也。”此段文字，殊欠清晰。其《國語解》云：“都勃極烈，總治官名，猶漢云冢宰。諳版勃極烈，官之尊且貴者。國論勃極烈，尊禮優崇，得自由者。胡魯勃極烈，統領官之稱。移賚勃極烈，位第三曰移賚。阿買勃極烈，治城邑者。乙室勃極烈，迎迓之官。札失哈勃極烈，守官署之稱。昃勃極烈，陰陽之官。迭勃極烈，倅貳之官，諸糺詳穩，邊戍之官。諸移里堇，部落墟寨之首領。秃里，掌部落詞訟，察非違者。烏魯古，牧圉之官。”胡魯，即忽魯。國論勃極烈，忽魯勃極烈，據解乃兩官，而《志》誤合爲一。下又重出國論勃極烈之名。“則有國論，乙室，忽魯，移賚，阿買，阿舍，吴，迭之號”句，國論，忽魯又重出。阿舍，即《解》之札失哈。吴爲昃字之誤。蓋此諸號，至熙宗皆廢，故作史者亦不可能了然也。《桓赧散達傳》：“國相雅達之子也。雅達之稱國相，不知其所從來。景祖嘗以幣與馬求國相於雅達。雅達許之。景祖得之，以命肅宗。其後撒改亦居是官焉。”案《遼志》：屬國職名，有左相、右相。又載景宗保寧九年，女直國來請宰相，夷離厪之職，以次授者二十一人。則雅達之國相，心受諸遼，故須以幣與馬求之。然則金初國論勃極烈爲最尊之官，都勃極烈，諳版勃極烈，皆後來所設，故移賚勃極烈位居第三也。

《志》又云：“諸糺詳穩一員，掌戍守邊堡。麽忽一員，掌貳詳穩。習尼昆，掌本糺差役等事。”“諸移里堇司。移里堇一員，分掌部族村寨之事。”“諸秃里。秃里一員，掌部落詞訟，訪察違背等事。”“諸羣牧所，國言謂烏魯古。提控諸烏魯古一員。又設掃穩，脱朵，分掌諸畜，所謂牛馬羣子也。”此等序謂踵遼官名，其下皆無勃極烈字。然則凡有勃極烈字者，皆女真之舊也。金初官制大略可見矣。

五九二明末貪風之害

《明史·梁廷棟傳》：崇禎三年秋，“廷棟以兵食不足，將加賦。因言今日閭左雖窮，然不窮於遼餉也。一歲中陰爲加派者，不知其數。如朝覲、考滿、行取、推升，少者費五六千金，合海内計之，國家選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數百萬。巡撫查盤、訪緝，饋遺謝薦，多者至二三萬金。合天下計之，國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餘萬。而日民窮於遼餉，何也？臣考九邊額設兵餉，兵不過五十萬，餉不過千五百三十餘萬，何憂不足？故今日民窮之故，惟在官貪，使貪風不除，即不加派，民愁苦自若。使貪風一息，即再加派，民歡忻亦自若。”此説最爲痛快，歷代民之所病，未有在於法令之所明取者。使以私租爲官賦，此外遂絶無所取，民未必其疾首蹙額也。但必不能所取耳。

五九三清建儲之法

清聖祖時，諸子争立，允礽再廢，其後遂未立儲。雍正元年，世宗親書所欲立者之名，藏諸正大光明扁額之後，後遂沿爲成法。此雖不必遂善，然亦家天下之世防弊之一法也。然此法實因内寵而後立。《清史稿·諸王傳》：“端慧太子永璉，高宗第二子，乾隆三年十月殤，年九歲，十一月，諭曰：“永璉乃皇后所生，朕之嫡子。聰明貴重，氣宇不凡，皇考命名，隱示承宗器之意。朕御極後，恪守成式，親書密旨，召諸大臣藏於乾清宫正大光明榜後。是雖未册立，已命爲皇太子矣。今既薨逝，一切典禮，用皇太子儀注行。旋册贈皇太子，謚端慧。”又：“哲親王永琮，高宗第七子，與端慧太子同爲嫡子，端慧太子薨，高宗屬意焉。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以痘殤，方二歲。上諭謂先朝未有以元后正嫡紹承大統者，朕乃欲行先人所未行之事，邀先人不能獲之福，此乃朕過耶？命喪儀視皇子從優，謚曰悼敏。”觀此，知二子不死，世宗所立之法，未必不又廢於高宗時也。

五九四唐代市舶一

市舶之職，盛於宋實始於唐。然唐代之市舶使，似非如宋代爲征榷之要司也。《舊唐書·玄宗紀》：開元二年十二月，“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爲安南使䑩使，與波期僧廣造奇巧，將以進内。監選使、殿中侍御史柳澤上書諫，上嘉納之。”又《代宗紀》：廣德元年十二月甲辰，“宦官市舶使吕太一逐廣南節度使張體，縱下大掠廣州。”終唐之世，因市舶而遣使，姓名可考者，惟此二人而已。《通考》即僅舉此二人。慶立之事，亦見《新唐書·柳澤傳》，使名作市舶，不作使䑩。然竊疑使䑩并非誤字，後來市舶之名通行，傳澤事者乃從而改之耳。至“波期”爲“波斯”之誤，則無足疑也。太一之事，亦見兩《唐書·韋倫傳》。《舊唐書》云：代宗以中官吕太一於嶺南矯詔募兵爲亂，乃以倫爲韶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韶連柳三州都團練使，竟遭太一用賂反間，貶信州司馬。《新唐書》略同，惟柳州作郴州。郴於韶、連爲近，似當從之。《通鑑》則繫其事於十一月，云：“宦官廣州市舶使吕太一發兵作亂，節度使張休棄城，奔端州。太一從兵掠焚，官軍討平之。”節度使之名，似當以《鑑》爲是；俗書“體”字從人從本，因此乃誤爲“體”。云發兵，蓋即發其矯詔新募之兵；舊兵則當隸節度，太一恐不易擅發也。云官軍討平之，一似其亂不旋踵而定者，蓋終言之；其事實不在即時，不然，則唐朝不必更遣韋倫矣。至其記事早於《唐紀》一月，則《唐紀》蓋據奏報到日書之，《通鑑》必有所據也。

《通鑑注》云：“唐置市舶使於廣州，以收商舶之利，時以宦者爲之。”明其并非經制。兩《唐書·盧奂傳》，皆附其父懷慎傳後。皆謂其官南海有清節，中使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又《舊唐書·盧鈞傳》言：鈞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南海有蠻舶之利，珍貨畢凑。舊帥作法興利以致富，凡爲南海者，靡不捆載而還；鈞遣監軍領市舶使，而己一不干與。則立法皆由節度，使名亦所兼領，别遣乃出偶然，故姓名可考者甚希也。大權既在節鎮，中使蓋無能爲，太一乃激而生變耳。

原刊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東南日報》

五九五唐代市舶二

唐代管理市舶之權，實在交、廣節鎮，故居是職而以清廉或貪墨聞者特多。《舊唐書·盧奂傳》：“天寶初，爲晉陵太守，時南海郡利兼水陸，瓌寶山積，劉巨鱗、彭果《新唐書》作杲。相替爲太守、五府節度，皆坐臧巨萬而死。乃特授奂爲南海太守，遐方之地，貪吏斂跡，人用安之。以爲自開元以來四十年，廣府節度清白者有四，謂宋璟、裴伷先、李朝隱及奂。”又《李勉傳》：大曆四年，“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前後西域舶泛海至者歲纔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檢閲，故末年至者四十餘。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及代歸，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所貯南貨犀象諸物，投之江中，耆老以爲可繼前朝宋璟、盧奂、李朝隱之徒。”此數君蓋當時最以清節著聞，藉藉人口者也。《新唐書》皆略同。惟《奂傳》無裴伷先之名，而曰：“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奂三人而已。”案伷先，兩《唐書》皆附其從父炎傳。《舊唐書》無事跡，《新唐書》謂其流北廷時，“無復名檢，專居賄，五年至數千萬。娶降胡女爲妻，妻有黄金駿馬牛羊，以財自雄。養客數百人。自北廷屬京師，多其客，詗候朝廷事，聞知十常七八。”蓋以爲跅弛非廉隅之士，故於《奂傳》芟其名。然伷先是時之志，蓋欲以有所爲，不得繩以小節。且人固有瑕瑜不相掩，亦有後先易轍者。伷先縱早歲跅弛，亦不害其晚節之能飭廉隅，更謂其不廉；而時人以與璟、朝隱、奂并稱，自係當時輿論。著其事而斥其論之不允可也，改易其事，而謂輿論所稱，祇有三人，則繆矣。若謂其無實跡可指，則兩《唐書·李朝隱傳》，亦皆不列其在廣政跡；《宋璟傳》雖舉其政績，亦不及其清廉。須知史事遺落者極多，正籍此等單辭片語以補足之也。又《李勉傳》謂其在廣末年蕃舶至者四十餘，勉既在官累年，則自非其至廣明年之事，《新唐書》乃謂勉既廉絜，又不暴征，明年至者四千餘柁。沈德潛曰：“夷舶至者四十餘，未見不暴征之效也，《新唐書》爲允。”殿本《考證》。何以十倍之數，不足見寬政之效，而必有待於千倍？且夷舶至者，豈易增至千倍乎？此“千”字恐正是“十”字之誤，不足爲子京咎。然以勉居官之末年爲明年，則必子京之疏矣，信乎文士之不可以脩史也。

盧奂等外，《唐書》稱其清廉者，又有王方慶、名綝，以字行，《新唐書》作㑣。孔戣、《新舊唐書》皆附其從父巢父傳。馬總、鄭絪、蕭倣、《舊唐書》附其從兄俛傳，《新唐書》自有傳。李尚隱、馮立、劉崇龜、《新唐書·劉政會傳》。韋正貫等。《新唐書》附其從兄臯傳。又盧鈞，已見上條。著其貪墨者，則有遂安公壽、見《舊唐書·盧祖尚傳》。路元睿、見兩《唐書·王方慶傳》。路嗣恭、王鍔、王茂元、鄭權、胡証、李象古、嗣曹王臯之子。徐浩、韓約、見《新唐書·李鄭二王賈舒傳》。郎餘慶，見《新唐書·儒學傳》，附其弟餘令後。而李琢爲安南都護，侵刻獠民，致府爲蠻人所陷，徵兵赴援，騷動累年，詒禍尤巨。見《舊唐書·懿宗紀》。路嗣恭起郡縣吏至大官，皆以恭恪爲理，而平哥舒晃之亂，多誅商舶之徒，四字見《舊唐書》本傳，謂與商舶有關涉者也，《新唐書》改作舶商，殊欠審諦。前後没其家財寶數百萬貫。徐浩以文雅稱，及授廣州，多積貨財，爲時論所貶。信乎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乎？柳澤諫玄宗語。然劉崇龜爲廣州，姻舊或干以財，但寫《荔支圖》與之，可謂廉矣，而不能防檢其家，既殁，有鬻珠翠羽者，由是名損。孔戣清節尤著，而長慶中亦有告其在南海時家人受賂者。即李勉，雖能搜家人所貯而投之江，亦不能禁家人之不貯之也。則信乎權利之地之不易居也。蕭倣之爲嶺南也，南海多榖紙，倣勅子弟繕寫缺落文史。子廩曰：此去京師，水陸萬里，書成不可露齎，當須篋笥，人觀兼乘，謂是貨財，薏苡之嫌，得爲深戒。倣曰：吾不之思也。乃止。此事與吴祐諫其父恢大相類，恐出附會。然好名者以此自飾，則此嫌之仍不易泯可知矣。

徐浩之罷嶺南，以瓌貨數十萬餉元載。見《新唐書·李栖筠傳》。載故貪墨，不足道也。楊炎救時相，鄭注尤奇材，非没溺於利者，而《路嗣恭傳》言：嗣恭没商舶之徒家財，盡入私室，不以貢獻，代宗心甚銜之，故賞不酬勞。及德宗即位，楊炎受其貨，始叙前功。《薛存誠傳》云：“鄭權因鄭注得廣州節度。權至鎮，盡以公家珍寶赴京師，以酬恩地。”則雖賢者亦不免隨波矣。《鄭權傳》云：“權出鎮，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貨，權頗積聚以遺之，大爲朝士所嗤。”此據《舊唐書》。《新唐書》云：“多裒貲珍，使吏輸送，凡帝左右助力者皆有納焉。”觀此，知權所賄者，實不僅鄭注一人。《舊唐書·薛存誠傳》“以酬恩地”之言，亦非指注言之也。《新唐書》改云悉盜公庫珍貨輸注家，亦欠審諦。則中人之利此者甚多，此吕太一所由能敗韋倫乎？毋亦市舶多以中人爲使，爲以教猱升木邪？鄭權雖爲朝士所嗤，然路嗣恭之子恕，私第有佳林園，自貞元初迄元和末，朝之名卿，咸從之遊，則士夫雖口詆中人，又未嘗不沾其潤澤矣。王茂元爲嶺南，蠻落安之，然積聚家財巨萬計。李訓之敗，中官利其財，掎摭其事，言茂元因王涯、鄭注見用，茂元懼，罄家財以賂兩軍，僅免。胡証以寶曆二年節度嶺南，大和二年卒，爲時不及三年，卒時年七十一矣，而史言其善蓄積，務華侈，厚自奉養，童奴數百，於京城修行里起第，連亘閭巷；嶺表奇貨，道途不絶，京邑推爲富家。當時官嶺南者致富之易，與士大夫之没溺而不知止，可以概見。証素與賈餗善，及李訓敗，禁軍利其財，稱其子溵匿餗，乃破其家，一日之内，家財并盡。軍人執溵入左軍，仇士良命斬之以徇。則尚不如茂元之克全其生命矣。象有齒以焚其身，豈不哀哉！

《舊唐書·酷吏·敬羽傳》：“胡人康謙善賈，資産億萬計。楊國忠爲相，授安南都護。至德中，爲試鴻臚卿，專知山南東路驛。人嫉之，告其陰通史朝義。《新唐書》略同。又《安禄山傳》云謙“上元中，出家貲佐山南驛稟，肅宗喜其濟，許之，累試鴻臚卿。壻在賊中，有告其叛，坐誅”。“喜其濟”三字不辭，疑有奪誤。謙髭鬚長三尺，過帶；按之兩宿，鬢髮皆秃，膝踝亦栲碎，視之者以爲鬼物，非人類也。乞捨其生，以後送狀奏殺之，没其資産。”以好賄而任胡人爲都護，而胡人亦卒以冒進殺其軀，具見是時寵賂之彰，紀綱之大壞也。

交、廣之闇無天日如此，故冒利者多甘心焉，如鄭權以家人數多，俸入不足，而乞助於中人以求之，是也。然士大夫之視爲畏途者究多。盧祖尚許太宗至交州，已而悔之，太宗怒，斬之朝堂。雖失刑，然交、廣擇人之難，亦可想見。李綱在隋世，爲楊素所排，乃因劉方之討林邑，言於文帝曰：“林邑多珍寶，自非正人不可委。”因言綱可任，文帝遂以綱爲行軍司馬。《舊唐書·李綱傳》。玄宗嘗大陳樂於勤政樓，既罷，兵部侍郎盧絢按轡絶道去，帝愛其醖藉，稱美之。明日，李林甫召絢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廣，若憚行，且當請老。”絢懼，從之。《新唐書·李林甫傳》。皆可見時人心目中，視交、廣爲何如地也，此開拓新地之所以不易歟！

原刊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東南日報》

五九六唐代市舶三

《新唐書·韋皋傳》：皋弟子正貫，“擢嶺南節度使。南海舶賈始至，大帥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讎以下直。正貫既至，無所取，吏咨其清。”又《盧鈞傳》：“擢嶺南節度使。海道商舶始至，異時帥府争先往，賤讎其珍，鈞一不取，時稱絜廉。”先官買而後聽其與民交易，官買與私買異直，此蓋相沿榷法，而官吏因之自潤，雖傷廉，究猶有所藉口也。《孔戣傳》：“舊制：海商死者，官籍其貲，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没入。戣以海道歲一往復，苟有驗者，不爲限，悉推與。”户絶者貲産入官，中國法亦如是，初非歧視蕃商；然海道歲一往復，則不應三月即没入，蓋故立苛例以規利也。《傳》又云：“蕃舶泊步有下碇税，始至有閲貨宴，所餉犀琲，下及僕隸，戣禁絶，無所求索。”此等則如後世之規費，以餽遺之名取之，於法無所影附矣，雖禁豈能真絶？所餉下及僕隸，此李勉北歸時，家人所由有南貨之藏歟？抑此等雖云非法，亦當皆有舊規，然貪取者之情，又不能以是爲足，此則崑崙之所以一怒而戕路元叡歟。《舊唐書·波斯傳》：乾元元年，波斯與大食同寇廣州，《新唐書》作襲廣州。劫倉庫，焚廬舍，《新唐書》作焚倉庫廬舍。浮海而去。彼爲通商來，交易足以求利，何事稱戈以叛？疑亦必有激之使然者也。

當時貪墨之吏，非僅取之商舶也，并有誅求於土酋者。《隋書·食貨志》言：晉自寓居江左，“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可見土酋因蕃舶致富者之多。《權武傳》：武檢校潭州總管，“多造金帶，遺嶺南酋領，其人答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此尚爲取不傷廉。若貪暴之徒，則其所爲，蓋有不可忍者，此李琢之所以招蠻寇也。馮盎族人子猷，貞觀中入朝，載金一舸自隨。《新唐書·馮盎傳》。楊思勗破陳行範，獲口馬金玉巨萬計，《舊唐書·楊思勗傳》。王方慶之督廣州，管内諸州首領，舊多貪縱，百姓有詣府稱寃者，府官以先受首領參餉，未嘗鞫問，方慶乃集止府寮，絶其交往，首領縱暴者悉繩之，由是境内清肅。《舊唐書·王方慶傳》。此等，皆可見南方土酋之富，及官吏與之交關者之多也。

原刊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東南日報》

五九七唐代市舶四

蕃舶之利，雖多入貪官囊橐，亦未嘗於國用無裨，江左署嶺外酋帥以收其利，其最顯然者矣。韋堅之開廣運潭也，别各郡之船，各於栿背上積其郡之所産，南海郡船積瑇瑁、真珠、象牙、沈香，《舊唐書·韋堅傳》。可見其爲常貢之物。《新唐書·徐申傳》：申進嶺南節度使，外蕃歲以珠、瑇瑁、香、文犀浮海至，申於常貢外，未嘗賸索，商賈饒盈。可見其貢有常額。《薛存誠傳》謂鄭權所以酬恩者，悉係盜諸公庫，又可見其有關地方經費矣。五代時閩、廣進奉中原者，猶以南貨多。《舊五代史》梁太祖開平元年，廣州進奇寶名藥，品類甚多，又進龍腦、腰帶、珍珠枕、瑇瑁、香藥等。二年，福州貢瑇瑁琉璃犀象器，并珍玩、香藥、奇品、海味，色類良多，價累千萬。四年，廣州貢犀玉，獻舶上薔薇水。乾化元年，廣州貢犀象奇珍及金銀等，其估數千萬。安南兩使留後曲美進筒中蕉五百匹，龍腦、鬱金各五瓶，他海貨等有差。又進南蠻通好金器六物，銀器十二，并乾陁綾花繓越𣭻等雜織奇巧者各三十件。皆見《本紀》。《歐史·南漢世家》，載宋之興，劉鋹將邵廷琄勸鋹脩兵爲備，不然，則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逮潘美師至，龔澄樞、李托等謀曰：“北師之來，利吾國寶貨耳，焚爲空城，師不能駐，當自還也。”乃盡焚其府庫宫殿，而鋹以海舶十餘悉載其珍寶嬪御，欲以入海。其視寶貨之重如此。黄巢之攻廣州也，丐爲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鄭畋欲因以縻之，于琮言南海市舶利不貲，賊得之益富而國用屈，乃止。見《新唐書·巢傳》及兩《唐書·畋傳》。可見其有裨度支，由來已久也。《舊唐書·王鍔傳》：“遷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廣人與夷人雜處，地征薄而叢求於川市。鍔能計居人之業而榷其利，所得與兩税相埒。以兩税錢上供，時進及供奉外，餘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諸國舶至，則盡没其利，由是鍔家財富於公藏。”此可見平時上供，亦不能無藉於舶利也。周慶立作淫巧以蕩上心，敬宗侈宫室而舶賈獻沈香材，見《新唐書·宗室傳》。固非所語於經制也。

《隋書·南蠻傳》言，文帝之征林邑，乃由天下無事，而羣臣言其多奇寶。此似非文帝之所爲，觀其用一行軍司馬，尚因楊素之言而屬意於李綱可知也。然《舊唐書·丘和傳》言，和爲交趾太守，林邑之西諸國，并遣遺和明珠、文犀、金寶，蕭銑聞而利之，乃命甯長真渡海侵和。則事殊不敢保其必無。銑在羣雄中，亦尚爲知治體者也。其甚者，乃至如劉晟遣暨彦贇以兵入海，略商人金帛矣。亦見《歐史·世家》。

原刊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東南日報》

五九八唐代市舶五

蕃舶載來嶺表之物，何由流行全國乎？《舊唐書·王鍔傳》謂鍔“日發十餘艇，重以犀象珠貝，稱商貨而出諸境。《新唐書》曰：與商賈雜出於境。周以歲時，循環不絶，凡八年。京師權門，多富鍔之財”。則其轉輸，殆與凡商貨無異，亦可謂盛矣。又《懿宗紀》：咸通四年七月朔，制曰：“安南溪峒首領，素推誠節，雖蠻寇竊據城壁，而酋豪各守土疆。如聞溪峒之間，悉藉嶺北茶藥，宜令諸道，一任商人興販，不得禁止往來。”溪峒之於茶藥，亦必有以南貨相易者。要之商旅既通，即無慮其物之不得流衍也。

抑當時賈胡蹤跡，亦不限於交、廣。《舊唐書·鄧景山傳》，言其引田神功以討劉展，神功至揚州，大掠居人資産，鞭笞發掘略盡，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數千人。《神功傳》曰“商胡波斯被殺者數千人”。《新唐書》皆略同。可見商胡居揚州者之衆。猶曰揚一益二，其富庶固冠海内也。《新唐書·趙弘智傳》：兄弘安，曾孫矜，客死柳州，官爲歛葬。後十七年，子來章始壯，自襄陽往求其喪，不得，野哭。再閲旬，卜人秦誗爲筮曰：“宜遇西人，深目而髯，乃得其實。”明日，有老人過其所，問之，得矜墓，遂歸葬弘安墓次。此所謂西人，必賈胡也，其蹤跡深入今之粤西，且居之頗久矣。

《舊五代史》：唐莊宗平蜀，得金銀共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此亦南珍。《舊唐書·張柬之傳》：柬之諫戍姚州，謂珍奇之貢不入。則自今緬甸經滇西入蜀之路未必通，蓋亦自交、廣來者。又《新五代史·吴越世家》，謂錢氏多掠得嶺海商賈寶貨，亦可見其物之北上者不少也。又《閩世家》言：王審知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黄崎，波濤爲阻，一夕風雨，雷電震擊，開以爲港，閩人以爲審知德政所致，號爲甘棠港。此蒙蕃舶之利者歸美之辭也。可見五代時閩中蕃舶亦盛，其物或有踰杉嶺而入吴越者，錢氏所掠，不必皆來自嶺南也。

原刊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東南日報》

五九九賜田

《舊唐書·于志寧傳》：志寧與張行成、高季輔俱蒙賜地。奏曰：“臣居關右，代襲箕裘，周、魏以來，基址不墜。行成等新營莊宅，尚少田園。於臣有餘，乞申私讓。”高宗嘉其意，乃分賜行成及季輔。《新書·李襲志傳》：弟襲譽，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窶乏。然負京有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内千樹桑，事之可以衣。”《牛僧孺傳》：“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賜田數頃，依以爲生。”皆見士大夫之於賜田，守之頗久。王者之於土地，貴能予亦能奪，乃足以明賞罰而行懲勸；若貴人守之太久，則平民得之愈難，王公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隋文帝時，蘇威立議，以爲户口滋多，民田不贍，欲減功臣地以給民。而王誼曰：“百官者，歷世勳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如臣所慮，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上然之，竟寢威議。隋文蓋不欲失功臣之歡心也，誼之言則可謂悖矣。

元世賜田最多，别見《遼金元時賜田占田之多》條。然拘還者亦多。如《元史·武宗紀》：至大二年，九月，御史臺臣言：“比者近幸爲人奏請，賜江南田千二百三十頃，爲租五十萬石，乞拘還官。”從之。《順帝紀》：至正二年，六月，命江浙撥賜僧道田還官徵糧，以備軍儲。皆其大焉者也。此蓋賜田太多，不得不然。亦有既拘還復賜之者，如《成宗紀》：大德九年，十月，賜安南王陳益稷湖廣地五百頃。《仁宗紀》：至大四年，九月，益稷入見，言“有司拘臣所授田，就食無所”。帝謂省臣：“授田如故。”《武宗紀》：大德十一年，時賜田悉奪還官，以月赤察兒自世祖時積有勳勞，以前後所賜合百頃與之。詳見《遼金元時賜田占田之多》條。至大元年，六月，以没入朱清、張瑄田産隸中宫，立江浙財賦總管府、提舉司。三年，十一月，以清子虎，瑄子文龍往治海漕，以所籍宅一區、田百頃給之。《順帝紀》：至元二年，二月，詔以世祖所賜王積翁田八十頃還其子都中，亦見傳。皆是也。

六〇〇唐武宗時僧尼所有田畝平均數

《新唐書·食貨志》：武宗廢浮屠，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爲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以人數除田，近於人得一頃，似亦與民間小康之家無異。然俗人須贍八口，僧尼徒奉一身；又俗人弔死問疾等耗費多，僧尼不徒無之，尚可受布施也，此度牒之所以貴歟？

六〇一質田以耕

《新唐書·盧羣傳》：鄭滑節度行軍司馬姚南仲入朝，以羣代節度。“羣嘗客於鄭，質良田以耕。至是則出券貸直，以田歸其人。”一似羣質田時嘗躬耕，或傭力而督之耕者。然《舊唐書·傳》云：“先寓居鄭州，典質良田數頃。及爲節度使，至鎮，各與本地契書。分付所管令長，令召還本主。”則其田實散在諸縣，不徒躬耕，即傭人而督之耕，亦力所不及也。《新唐書》之辭，殊爲失實。

六〇二田業賣質無禁

《金史·食貨志·田制》曰：“民田業各從其便，賣、質於人無禁，但令隨地輸租而已。”此爲道地之私有制，即所謂無制度也。《新唐書·食貨志》述開元時事云：“初，永徽中禁買賣世業、口分田。其後豪强并兼，貧者失業。於是詔買者還地而罰之。”案《新唐書·長孫無忌傳》：長孫順德，太宗時刺澤州，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占部中腴田數十頃，奪之以給貧單。《舊唐書·良吏傳》：賈敦頤，永徽五年遷洛州刺史，時豪富之室，皆籍外占田；敦頤都括獲三千餘頃，以給貧乏。《新唐書》云：舉没三千餘頃。此亦令買者還地之類。租庸調法存時，自不得不然。其後租庸調法雖廢，蓋亦未頌言可以賣、質，北宋之世猶然，至金世，乃有賣、質無禁之説。《金史》此言，自有所本也。

六〇三農民所需田畝之數

一農民究須得田若干，乃可自活，此隨時隨地而不同者也。蓋土愈沃，則所需之數愈少；時愈晚，則耕作之法愈精，所需之數亦愈少也。李悝盡地力之教，言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百五十石，則畝得一石半。此説當較近情實。鼂錯言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則約略言之耳。古百畝僅當今三十餘畝，一石亦僅得今二斗。則今三十畝之地，在當時歲收今三十石也。《宋史·食貨志》曰：“天下墾田，景德中，丁謂著《會計録》云，總得一百八十六萬餘頃。以是歲七百二十二萬餘户計之，是四户耕田一頃。繇是而知天下隱田多矣。”意以四户耕一頃爲少。而林勳《本政書》，欲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亦見《志》，又見本傳。《金史·食貨志》：大定二十七年，“隨處官豪之家，多請占官地，轉與他人種佃，規取課利。命有司拘刷見數，以與貧難無地者，每丁授五十畝，庶不致失所。餘佃不盡者，方許豪家驗丁租佃。”則五十畝者，宋時人所能耕，而亦其自養之所需也。五十畝足以自養，故百畝爲多。《明史·錢士升傳》：附《錢龍錫傳》。崇禎七年，“武生李璡，請括江南富户，報名輸官，行首實、籍没之法。”士升疏駁之，曰：“其曰搢紳豪右之家，大者千百萬，中者百十萬，以萬計者不能枚舉，此説當係以銀兩或緡錢計，頗失之夸。顧亭林《菰中隨筆》引《龔子芻言》曰：“今江南雖極大之縣，數萬金之富，不過二十家；萬金者倍之；數千金者又倍之；數百金以下稍殷實者，不下數百家。”估計較近情實。據《經世文編》卷八引。臣不知其所指何地。就江南論之，富家數畝以對，百計者什六七，千計者什三四，萬計者千百中一二耳！江南如此，何況他省？”固亦列百畝於富家矣。《徐問傳》言其“田不滿百畝”，《吴嶽傳》亦曰“田不及百畝”，二人固皆清廉，又未必能躬耕，然亦勉可自活，可見百畝在其時爲已多也。斯時制民之産者：紹興六年，張浚奏改江淮屯田爲營田。“以五頃爲一莊，募民承佃。其法：五家爲保，共佃一莊，别給十畝爲蔬圃。”《宋史·食貨志》。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七月，“募民耕江南曠土，户不過五頃。官授之券，俾爲永業。三年後徵租。”成宗元貞元年，十二月，“也速帶而之軍，因李璮亂去山東，其元駐之地，爲人所墾，歲久成業，争訟不已。命别以境内荒田給之，正軍五頃，餘丁二頃，已滿數者不給。”大德元年，十二月，“徙襄陽屯田合剌魯軍於南陽，户受田百五十畝。”泰定帝泰定三年，正月，“以山東、湖廣官田，賜民耕墾，人三頃。”皆見《本紀》。此等皆係荒地，故所授較多，非尋常情形也。《元史·良吏·觀音奴傳》：“寧陵豪民楊甲，夙嗜王乙田三頃，不能得。直王以饑，攜其妻就食淮南，而王得疾死，其妻還，則田爲楊據矣。”又《孝友·魏敬益傳》：“雄州容城人。有田僅十六頃。此僅字爲幾及之義，意以爲多，非以爲少。唐、宋時人用僅字多如此。如《舊唐書·張延賞傳》，言其爲劍南節度，“蜀土殘弊，蕩然無制度，延賞薄賦約事，動遵法度，僅至庶富”是也。一日，語其子曰：自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其村之民皆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田，可無餒也。乃呼四莊村民，强與之。”有田三頃，而一遇饑荒，即須攜妻就食於外；十六頃去十頃，尚得六頃，乃守之僅足無餒；皆不可解，蓋記者不詳也。

六〇四田畝隱匿

《明史·食貨志》：洪武二十六年，覈天下土田，總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蓋駸駸無棄土矣。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五十八頃，不及洪武之半，殊不合情理。猶可諉曰政事廢弛也。張居正之丈量，可云嚴切矣，且史言其“尚綜核，頗以溢額爲功，有司多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見田，以充虚額”。而其田數總計，爲“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亦尚不逮洪武。此可見一經隱匿，覈實之難，亦可見歷代户口、田畝之數，無一非兒戲之流，去實際甚遠矣。

六〇五流民田産

流民田産，當如何措置，此一頗難處之事也。《宋史·食貨志》：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今京畿周環二十三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二三；税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遊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一户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瘠。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税。亦既亡遯，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鄉官用以輸税，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兹浮蕩，絶意歸耕。”欲“授以閒曠之田”，“許令别置版圖”，“候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乃“計户定征，量田授税”。此固一策。然墾荒與復故業孰易？且此二十三州中，適多曠土，故此策可行也，不則何以授之？況民逃不能撫，而公私共分其所有，豈理也哉？《志》又云：紹興三年，九月，“户部言百姓棄産，已詔二年外許人請射，十年内雖已請射及充職田者，并聽歸業。孤幼及親屬應得財産者，守令驗實給還。冒占者論如律。州縣奉行不虔，監司按劾。從之。先是臣僚言：近詔州縣拘籍被虜百姓税賦，而苛酷之吏，不考其實，其間有父母被虜兒女存者，有中道脱者，有全家被虜而親屬偶歸者，一槩籍没，人情皇皇，故有是命。”又《洪皓傳》：子适，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會完顔亮來侵，上親征，适覲金陵，言本路旱，百姓逐食於淮，復遭金兵，今各懷歸，而田産爲官鬻，請聽其估贖之。”乘兵荒攘民業，而責其價贖，更不成語矣。紹興三年户部所定條例，似較近理，然十年、二年之限，亦未盡善。民固有流亡三四十年而猶懷故土者也。《明史·王來傳》：來爲山西左參政，請“荒田令附近之家，通力合作，供租之外，聽其均分。原主復業則還之”。田不荒，而復業者亦無虞失職，似爲最善。

《元史·良吏段直傳》：“爲澤州長官。澤民多避兵未還者，直命籍其田廬於親戚、鄰人之户。且約曰：俟業主至，當析而歸之。逃民聞之，多來還者，命歸其田廬如約，民得安業。”此其措置，亦與王來同，特多一籍諸親鄰之户之舉耳。所以如此，蓋所以避歸官。歸官而更以還民，則事難而易滋弊矣。逃户設終不歸，田廬將遂爲其親鄰所有，故其親鄰亦樂從之也。

六〇六宋末公田

宋末之買公田，固爲秕政，然未至如論者所言之甚也。公田之起，據史所載，實由陳堯道等言廩兵、和糴、造楮之弊，乞依祖宗限田，於兩浙、江東西官民户踰限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則其議實自託於抑兼并。今姑忽論其然否，然是時之財政，舍此固别無救急之策也。買公田事在景定四年，然淳祐六年，謝方叔即言：“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權也。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内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并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爲之勢。所謂富貴操柄者，若非人主之所得專，識者懼焉。夫百萬生靈資生養之具，皆本於穀粟，而穀粟之産，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産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强之食，兼并浸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爲之防乎？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爲説，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伺於内。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曷若捐金助國，共紓目前？在轉移而開導之耳。乞諭二三大臣，摭臣僚論奏而行之。使經制以定，兼并以塞。於以尊朝廷，於以裕國計。陛下勿牽貴近之言以摇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廢良策，則天下幸甚。”此時距景定四年尚十七年，然其言，無一不若爲後來之買田發者。且曰“乞諭二三大臣，摭臣僚論奏而行之”，則言此者初非方叔一人矣。然則買公田實當時之輿論也。此何哉？會子則已濫矣，金銀數亦無多，且究不能逕作錢幣，故上下所貴，惟在穀粟，而國用遂專資和糴。和糴取穀粟於小民，買限外之田而收其租，則取穀粟於豪强，其是非固無待再計者也。然則買公田非徒救急，以義理論，亦無可訾議矣。所争者，行之之善否耳。《賈似道傳》云：“浙西田，畝有值千緡者，似道均以四十緡買之。數稍多，予銀絹；又多，與度牒、告身。吏又恣爲操切，浙中大擾。”此固擾亂太甚。然禍止中於田主，而未及佃户。陳堯道等之議曰：“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其所冀者，爲一石弱之租。《食貨志》：“六郡回買公田，畝起租滿石者償二百貫，九斗者償一百八十貫，八斗者償一百六十貫，七斗者償一百四十貫，六斗者償一百二十貫。”然則當時租額，蓋自六斗至一石。《志》又言紹興時，兩浙轉運司官莊田四萬二千餘畝，歲收稻麥等四萬八千餘斛，其租額亦略相等。則陳堯道等所欲收之租，其額固未嘗加重也。或曰：《食貨志》言：“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諸籍没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額重而納輕，承佃猶可；公租額重而納重，則佃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庾百執事，皆得侵漁耕者。”此時之公田，又安知其不如是歟？此固然。然以定額論，則私租之納，亦未必能甚輕。以别有事例論，則此時之公田，方倚以給軍國一切費用，虐取之或未敢過甚。亦且事例必逐漸而興，積久乃成爲牢不可破。自景定四年十月命浙西六郡置公田莊，至咸淳四年六月而罷。官募民自耕輸租，租減什三。德祐元年三月，以公田還田主，令率租户爲兵。前後不及一紀，新例亦未必能繁興也。然則宋末之買公田，虐實未及於佃户，觀史所載，皆徒爲田主鳴不平，而未能切實舉出佃户受害之據，可證也。即於田主，亦未曾徧加毒害。《食貨志》又載咸淳十年陳堅等奏曰：“今東南之民力竭矣，西北之邊患棘矣，諸葛亮所謂危急存亡之時也。而邸第戚畹，御前寺觀，田連阡陌，亡慮數千萬計，皆巧立名色，盡蠲二税。州縣乏興，鞭撻黎庶，鬻妻賣子，而鐘鳴鼎食之家，蒼頭廬兒，漿酒藿肉；琳宫梵宇之流，安居暇食，優遊死生。”其淫荒縱恣如故。蓋買田本限六郡，即六郡之中，亦未必能徧及也。然則買公田之爲害，固不如衆所云云者之烈矣。

《明史·食貨志》言：“太祖怒蘇、松、嘉、湖爲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爲官田，按私租簿爲税額。而司農卿楊憲，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賦，畝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視他方倍蓰，畝税有二三石者。”加二倍爲二三石，則未加時乃六七斗至一石也。又《公主傳》：太祖女壽春公主，“爲太祖所愛，賜吴江縣田一百二十餘頃，皆上腴。歲入八千石，踰他主數倍。”此畝得六斗餘，亦宋末舊額也。《宋史·食貨志》：建炎三年，“凡天下官田，令民依鄉例自陳輸租。”又《職官志》：職田，“佃户以浮客充，所得課租，均分如鄉原例。”此爲宋時成法，末年之公田租額，亦如是也。

《宋史·食貨志》又述買公田時定例云：“五千畝以上，以銀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會子二分半。五千畝以下，以銀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三分，會子三分半。千畝以下，度牒、會子各半。五百畝至三百畝，全以會子。”其後每石止給四十貫，而半是告、牒。則當時所謂多田之家，自三百畝至五千畝也。

《宋史·瀛國公紀》：德祐元年，八月，“拘閻貴妃集慶寺、賈貴妃演福寺田還安邊所。”夫安邊所之設，其可哀痛，亦與後來之買公田無異矣，而貴妃乃取以施寺，亦可謂無心肝、無綱紀者矣。

《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一年，十二月，“中書省臣言：江南官田，爲權豪、寺觀欺隱者多，宜免其積年收入，限以日期，聽人首實。踰限爲人所告者徵，以其半給告者。從之。”二十三年，七月，“用中書省臣言，以江南隸官之田，多爲强豪所據，立營田總管府。其所據田，仍履畝計之。”《成宗紀》：元貞二年，七月，“括伯顔、阿术、阿里海牙等所據江南田及權豪匿隱者令輸租。”是易姓而後，地之爲豪强所據如故也。《盧世榮傳》：“以九事説世祖詔天下”，“其七曰：江南田主收佃客租課，減免一分。”《成宗紀》：至元三十一年，十月，“江浙行省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大德八年，正月，“以災異故，詔江南佃户私租太重，以十分爲率減二分，永爲定例。”《武宗紀》：至大元年，十一月，“詔紹興被災尤甚，今歲又旱，凡佃户止輸田主十分之四。”公家飭減私租，事甚罕見，有之，惟元世之於江南耳。《順帝紀》：至正十四年，“詔諭民間私租太重，以十分爲率普減二分，永爲定例”，疑亦因江南而推暨也。《清史稿·聖祖紀》：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詔凡遇蠲賦之年，免業主七分，佃户三分，著爲令。”又《杭奕禄傳》：雍正三年，遷光禄寺卿。“上蠲蘇州、松江田賦四十五萬。杭奕禄疏言：有田納賦，既邀蠲免，無田而佃種人田者，納租業主，亦宜酌減，俾貧富均霑實惠。上謂此奏甚公，下廷臣議，定業户免額一錢，佃户免租穀三升。上命如議速行。”蠲租兼及佃户，蓋自此始有定令。然此等法令，多成具文也。

自漢世減輕田租後，國家之所以虐民者，在賦而不在税。賦有取其物者，有用其力者，明世所謂銀差、力差也，二者皆可加至無藝，税所增固恒不甚多。至南宋，專恃和糴以濟國用，則不翅并重其税矣。此民之所以不堪也。税所增既不甚多，則公家之增取於田者，在舍官税而以田主自居，如私家之收其租。然既取其租，則亦不能更取其税矣。若如明以來之江南，官税既同私租，而其田仍入私家之手，則爲再取其私租矣。此又民之所以不堪也。歷來割據者取民恒重，一統之朝，則恒輕減之。如《清史稿·石琳傳》：琳以康熙二十五年調雲南巡撫。疏言：“雲南自明初置鎮設衛，以田養軍，曰屯田。又有給指揮等官爲俸，聽其招佃者，曰官田。其租入，較民賦十數倍，猶佃民之納租於田主。國初吴三桂留鎮，以租額爲賦額，相沿至今。積逋愈多，官民交困。宜改依民賦上則起科。”其一例也。而如明祖之所爲，是自同於草寇也。其惡，實遠較買公田、廣和糴爲甚。

李全降蒙古，楊氏及福據楚州，“支邑民田，皆以少價抑買之，自收賦以贍軍。”《宋史·全傳》。此亦猶南宋之買公田也。足見此爲當時理財之策，故人能見及之也。

六〇七遼金元時賜田占田之多

遼、金、元三朝，以地賜其臣下，及其臣自占者頗多。《金史·李石傳》：“先世仕遼爲宰相。高祖仙壽，嘗脱遼主之舅於難，遼帝賜仙壽遼陽及湯池地千頃，他物稱是。”《遼史》闕佚最甚，此類事傳者不多，然必不止此一事，據此，亦可推想其餘矣。《金史》亦闕佚，然較《遼》已稍詳。《按荅海傳》：宗雄次子。世宗時“徙平州。詔給平州官田三百頃，屋三百間；宗州官田一百頃”。《納合椿年傳》：“冒占西南路官田八百餘頃。大定中，括檢田土，百姓陳言官豪占據官地，貧民不得耕種。温都思忠子長壽、椿年子猛安參謀合等三十餘家，凡冒占三千餘頃。詔諸家除牛頭税地各再給十頃，其餘盡付貧民種佃。”此事亦見《食貨志》，與此大致相同。《志》又載世宗之言，謂：“又聞山西田亦多爲權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百頃者，以致小民無田可耕，徙居陰山之惡地，何以自存？其令占官地十頃以上者，皆括籍入官，將均賜貧民。”《完顔匡傳》：“承安中，撥賜家口地土。匡乃自占濟南、真定、代州上腴田。百姓舊業輒奪之，及限外自取。上聞其事，不以爲罪，惟用安州邊吴泊舊放圍場地、奉聖州在官閑田易之，以向自占者悉還百姓。”皆其事之可考見者。元代則尤多。《元史·世祖紀》：中統四年，八月，敕京兆路給賜劉整第一區、田二十頃。至元三年，六月，賜整畿内地五十頃。八年，九月，又賜整鈔五百錠，鄧州田五百頃。宋之降臣如此，本國之勳舊可知。《武宗紀》：大德十一年，十一月，“賜太師月赤察兒江南田四十頃。時賜田悉奪還官，中書省爲言。有旨：月赤察兒自世祖時積有勳勞，非餘人比，宜以前後所賜，合百頃與之。仍敕行省平章别不花領其歲入。”至大二年，九月，“御史臺臣言：比者近幸爲人奏請賜江南田千二百三十頃，爲租五十萬石，乞拘還官。從之。”《文宗紀》：至順三年，三月，“燕帖木兒言：平江、松江澱山湖圩田，方五百頃有奇，當入官糧七千七百石。其總佃者死，頗爲人占耕。今臣願增糧爲萬石入官，令人佃種，以所得餘米，贍臣弟撒敦。從之。”本傳云：“賜平江官地五百頃。”據《傳》，在此以前，尚有龍慶州、平江、松江、江陰等賜地。《順帝紀》：至正四年，六月，“賜脱脱松江田，爲立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特薛禪傳》：其玄孫琱阿不剌，至大二年，“賜平江稻田一千五百頃。”《伯顔傳》：泰定三年，“遷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舊所賜河南田五千頃，以二千頃奉帝師祝釐，八百頃助宿衛，自取不及其半。”此等皆土田。《札八兒傳》：“太祖覽中都山川形勢，顧謂左右近臣曰：朕之所以至此者，札八兒之功爲多。又謂札八兒曰：汝引弓射之，隨箭所落，悉畀汝爲己地。”《鎮海傳》：“既破燕，太祖命於城中環射四箭，凡箭所至，園池邸舍之處，悉以賜之。”則并及於都會矣。史事傳者固有多少，然以遼、金比諸元，恐終如小巫之見大巫也。

此等田地，自多令漢人佃蒔取租，然亦有用供田獵、畜牧者。《元史·帖木兒不花傳》：鎮南王脱歡第四子。移鎮廬州。順帝至元元年，“撥廬州饒州牧地一百頃賜之。”《肖乃台傳》：“金亡，賜東平户三百，俾食其賦。命嚴實爲治第宅。分撥牧馬草地。日膳供二羊。”《撒吉思傳》：“李璮平後，授山東行省都督，遷經略、統軍二使，兼益都路達魯花赤。”“統軍抄不花，田遊無度，害稼病民。元帥野速答爾，據民田爲牧地。撒吉思隨事表聞。有旨：杖抄不花一百，令野速答爾還其田。”《和尚傳》：子千奴，“東平、大名諸路有諸王牧馬草地，與民田相間，互相侵冒，有司視强弱爲予奪，連歲争訟不能定。命千奴治之。其訟遂息。”《程思康傳》：成宗即位，除河東、山西廉訪使。“太原歲飼諸王駝馬一萬四千餘匹，思廉爲請，止飼千匹。”此等皆使中原之地，鞠爲茂草者也。《金史·哀宗紀》：正大六年，十二月，“罷附京獵地百里，聽民耕稼。”此時之金，猶占民田以爲獵地，豈不哀哉？然《田琢傳》載琢以貞祐末上書，請盡力耕墾，謂“官司圉牧，勢家兼并，宜籍其數而授之農民”，則民田之費於官司圉牧者且多矣，奚止虜主？元世山澤之禁最嚴，一固貪其利入，一亦欲恣遊獵、事放牧。《元史·仁宗紀》：皇慶二年，七月，“保定、真定、河間民流不止。命所在有司給糧兩月，仍悉免今年差税。諸被災地并弛山澤之禁。獵者毋入其境。”足見平時之有禁，多爲遊獵計也。《世祖紀》：至元二十六年，閏月，“澶州饑，民劉德成犯獵禁，詔釋之。”澶州即饑而未曾弛禁者也。《武宗紀》：至大二年，九月，“以薪價貴，禁權豪畜鷹犬之家，不得占據山場，聽民樵採”，足見權豪并有禁民樵採者矣。《刑法志》禁令門：縱頭匹食踐田禾，强取草料，暨放鷹、圍獵等禁，皆爲當時之權貴設也。《元史·耶律楚材傳》：“太祖之世，歲有事西域，未暇經理中原。官吏多聚斂自私，資至巨萬，而官無儲㣥。案謂是時官無儲㣥是矣，謂官吏多資至巨萬，亦未必然，參看《羊羔利》條。近臣别迭等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爲牧地。楚材曰：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税、商税、鹽酒、鐵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何謂無補哉？帝曰：卿試爲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税使。”然則漢人藉出税以免死耳。不能執干戈以自衛者，亦可鑒矣。

當兹喪亂之世，寺觀之乘機攘奪者亦多。《金史·世宗紀》：大定二十六年，三月，“香山寺成。幸其寺。賜名大永安。給田二千畝，栗七千株，錢二萬貫。”此已不爲少矣，而比諸元世，則亦如小巫之見大巫。元世賞賜僧寺，動至百頃，見於史者，不可枚舉。其尤多者，如《世祖紀》：中統二年，八月，“賜慶壽寺、海雲寺陸地五百頃。”《文宗紀》：天曆二年，九月，“市故宋太后全氏田，爲大承天護聖寺永業。”至順元年，二月，“命市故瀛國公田，爲大龍翔集慶寺永業。”四月，“括益都、般陽、寧海間田十六萬二千九十頃，賜大承天護聖寺爲永業。”《順帝紀》：至正七年，十一月，“撥山東地土十六萬二千餘頃屬大承天護聖寺。”皆是也。而如《仁宗紀》：延祐六年，十月，“中書省臣言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强奪民田二萬頃”者，尚在其外。倚外族以魚肉人民，教云乎哉？

六〇八金屯田户租佃

金世宗欲以女真制漢人，遷之中原，奪民地以養之，其用意可謂深遠矣。獨不思待之之優如此，彼尚何爲而力耕？《金史·食貨志》：大定二十一年，“上謂宰臣曰：山東、大名等路，猛安謀克户之民，往往驕縱，不親稼穡。不令家人農作，盡令漢人佃蒔，取租而已。”時距授田未幾，情形即已如此。《張九思傳》：“九思言屯田猛安人爲盜徵償，家貧輒賣所種屯地。凡家貧不能徵償者，止令事主以其地招佃，收其租入。估價與徵償相當，即以其地還之。臨洮尹完顔讓亦論屯田貧人徵償賣田，乞用九思議。從之。”則浸浸乎不能自保其地矣。《章宗紀》：泰和四年，九月，“定屯田户自種及租佃法。”蓋已公然許其租佃。

六〇九元時獻田

明世莊田，由政府賜與勳戚者，固爲惡政，然究猶略有制限，至請乞及投獻興，而其禍益瀰漫不可收拾矣。而二者皆起自元世。此可見異族於吾民無所愛惜，亦可見其不知政理也。請乞之著者，如燕帖木兒乞賜平江、松江圩田五百頃，已見《遼金元時賜田占田之多》條。而投獻之事尤衆。《元史·成宗紀》：大德元年，十二月，“禁諸王、駙馬并權豪毋奪民田，其獻田者有刑。”二年，正月，“禁諸王、公主、駙馬受諸人呈獻公私田地及擅招户者。”《武宗紀》：至大元年，七月，“皇子和世㻋請立總管府，領提舉司四，括河南歸德、汝寧境内瀕河荒地，約六萬餘頃，歲收其租。令河南省臣高興總其事。中書省臣言：先是有亦馬罕者，妄稱省委括地，蠶食其民，以有主之田俱爲荒地，所至騷動。民高榮等六百人訴於都省，追其驛券，方議其罪，遇赦獲免，今乃獻其地於皇子。”《英宗紀》：延祐七年，二月，“括勘崇祥院地，其冒以官地獻者追其直，以民地獻者歸其主。”至治二年，十二月，“鐵木迭兒子宣政院使八思吉思，坐受劉夔冒獻田地伏誅，仍籍其家。”《張孔孫傳》：除大名路總管，兼府尹。“有獻故河隄三百餘里於太后者。即上章，謂宜悉還細民。從之。”事在成宗初。《王約傳》：仁宗即位，特拜河南行省右丞。“先是至大間，尚書省用建言者冒獻河、汴官民地爲無主，奏立田糧府，歲輸數萬石，是歲，詔罷之，竄建言人於海外，命河南行省復其舊業。行省方并緣爲姦，田猶未給。約至，立期檄郡縣，釐正如詔。”皆可見投獻之猖獗。此與苦賦役之重，獻地大户者不同。一獻己之所有，一則妄指他人之所有；一猶包庇之以避賦役，一則純爲剥取耳。《明史·忠義·馬如蛟傳》：“出按四川。蜀中姦民，悉以他人田産投勢家。如蛟列上十事，永革其弊。”此亦元世之遺風，前世不聞有此也。

六一〇莊田

莊本民居之稱，猶村落之類，故俗語猶曰村莊。其後富貴之家，多買田畝，派人管理，謂之莊田，而莊字乃稍有指田之意。然亦後起之義，原其朔，實指管理此田者所居之宅舍言之。于志寧謂張行成等“新成莊宅，尚少田園”是也。見《賜田》條。陸務觀詩曰：“斜陽疏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説蔡中郎。”此爲莊字初義。《宋史·食貨志》：“紹興六年，張浚奏改江淮屯田爲營田。以五頃爲一莊，募民承佃。其法五家爲保，共佃一莊。”則後起之義矣。《志》又載方田之法，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户帖。是莊大於甲而小於方。《金史·高汝礪傳》：軍户既遷，將括地分授。汝礪諍之曰：“河南民地官田，計數相半。又多全佃官田之家，墳塋、莊井，俱在其中。率皆貧民，一旦奪之，何以自活？”此所謂莊，皆平民之居，多田者管理其田之莊，亦沿襲其名耳。

莊田之名，似始唐世。《宋書·孔靖傳》：靖子靈符，“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梁書·后妃傳》：高祖於鍾山建大愛敬寺。太宗簡皇后王氏父騫“舊墅在寺側，有良田八十餘頃，即晉丞相王導賜田也。高祖遣主書宣旨，就騫求市，欲以施寺。騫答旨云：此田不賣；若是敕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脱略，高祖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則南北朝時，管理田産者稱墅也。《通鑑》：唐宣宗大中十年，“上以京兆久不理，以韋澳爲京兆尹。鄭光莊吏恣横，積年租税不入，澳執而械之。”胡三省《注》曰：“莊吏，掌主家田租者也。”則始易而稱莊矣。唐是時公田亦漸多，取之皆同於私租，故有莊宅使之設。《薛史·宋彥筠傳》：彥筠將終，以伊、洛間田莊十數區上進，足見官私管理之法相同也。

官家之設莊田，蓋求變税爲租，然於“勸耕”之義大悖矣。《薛史·周太祖紀》：廣順三年，正月乙丑，“詔諸道州府繫屬户部營田及租税、課利等，除京兆府莊宅務、贍國軍榷鹽務、兩京行從莊外，其餘并割屬州縣。所徵租税、課利，官中祇管舊額，其職員節級，一切停廢。應有客户元佃繫省莊田、桑土、舍宇，便賜逐户，充爲永業，仍仰縣司給與憑由。應諸處元屬營田户部院及繫縣人户所納租中課利，起今年後并與除放。所有見牛犢，并賜本户，官中永不收繫云。帝在民間，素知營田之弊，至是，以天下繫官莊田僅萬計，悉以分賜見佃户充永業。是歲，出户三萬餘。百姓既得爲己業，比户欣然，於是葺屋植樹，敢致功力。又東南郡邑，各有租牛課户。往因梁太祖渡淮，軍士掠民牛以千萬計，梁太祖盡給與諸州民，輸租課。自是六十餘載。時移代改，牛租猶在，百姓苦之，至是特與除放。未幾，京兆府莊宅務及榷鹽務，亦歸州縣依例處分。”《通鑑》曰：“前世屯田，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户，使輸課佃之，户部别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姦盜，州縣不能詰。”然則租之所入無幾，而他所損者，則不知凡幾矣。《薛史·世宗紀》：顯德二年，正月乙未，“詔應逃户莊田，并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税租：如三周年内本户來歸者，其莊田不計荒熟，并交還一半；五周年内歸業者，三分交還一分；如五周年外歸業者，其莊田除本户墳塋外，不在交付之限。”不以爲官田招人承種，而必爲是措置者，亦以非如是則不能勸耕也。

莊田之制，大略如此。近人或以擬諸歐洲之封建諸侯，則大誤矣。彼皆兼有治理之權，抑且諸邦，閉關絶市，亦各足自活；中國之有莊田者，豈能如此哉？佃户之於地主，自不能不從服，然其從服，又與能幾何？《通鑑》：後周太祖廣順元年，衡山指揮使廖偃，與其季父節度巡官匡凝，謀率莊户及鄉人悉爲兵，與彭師暠共立希萼爲衡山王。胡《注》曰：“佃豪家之田而納其租，謂之莊户。”田主之能用之者，如此而已。

宋世海宇承平，教化興起，有財者較之前世，少知理義，多田者亦然。范仲淹之義莊，最爲人所稱道，猶限於一家也。《宋史·宗室傳》：善譽，“移潼川路提刑、轉運判官。以羨貲給諸郡置莊，民生子及娠者俱給米。”然則其早年爲昌國簿攝邑事時，“勸編户裒金買田，以助嫁娶喪葬”，亦置莊以供費也。彥倓，“知紹興府。復鹿鳴禮，置興賢莊以資其費。築捍海石塘，亦置莊以備增築。”《劉黻傳》：“知慶元府事。建濟民莊，以濟士民之急，資貢士春官之費，備郡庠耆老緩急之需。”皆以莊田行善政，利徧及於閭閻，較范氏之專計一家者爲優矣。然意在剥削者究多。《黄疇若傳》：安邊所之置，疇若“乞以官司、房廊及激賞庫四季所獻，并侂胄萬畝莊等，一并拘樁”。則侂胄有萬畝之莊矣。《理宗紀》：景定元年，十二月，“詔華亭奉宸莊，其隸外廷助軍餉。”奉宸殆宋世之皇莊歟？

六一一職田收租之重

《元史·齊履謙傳》：泰定二年，宣撫江西、福建。“福建憲司職田，每畝歲輸米三石，民不勝苦。履謙命准令輸之。由是召怨。”畝輸三石，浙西之田不至此，肆意剥削，真堪駭歎！

六一二豪强占田之害

豪强之占田，所病者實不盡在其租額之重，而在其收租之酷；又不盡在其收租之酷，而在其規避諸賦役，而盡并諸平民也。明之莊田，人知其爲虐政矣，然其租額，不過銀三分、米五升，多者乃銀五分、米廿升耳。《明史·李敏傳》：敏以成化二十一年，召拜户部尚書。“當憲宗末，中官、佞幸，多賜莊田。既得罪，率辭而歸之官。罪重者奪之。然不以賦民。敏請召佃，畝科銀三分，帝從之，然他莊田如故。會京師大水，敏乃極陳其害。請盡革莊户，賦民耕，畝概徵銀三分，充各宫用度。無皇莊之名，而有足用之效。至權要莊田，亦請擇佃户領之，有司收其課，聽諸家領取。時不能用。”《周經傳》：孝宗“以肅寧諸縣地四百餘頃賜壽寧侯張鶴齡。其家人因侵民地三倍。且毆民至死。時王府、勳戚莊田，例畝徵銀三分，獨鶴齡奏加徵二分，且概加之沙鹻地”。《諸王傳》：英宗第二子德莊王見潾。“正德初，詔王府莊田畝徵銀三分，歲爲常。見潾奏：初年兗州莊田歲畝二十升。獨清河一縣，成化中用少卿宋旻議，歲畝五升。若如新詔，臣將無以自給。”《韓文傳》：“保定巡撫王璟請革皇莊。廷議從之。帝命再議。文請命巡撫官召民佃，畝徵銀三分輸内庫，而盡撤中官管莊者。大學士劉健等亦力言内臣管莊擾民，乃命留中官各一人，校尉十人，餘如文議。”此新詔所由來也，觀此，知莊田租額，雖略有高下，然定法銀不過三分，米至二十升，亦爲最多矣。而其收租，則弘治時李敏極言其害，曰：“管莊官校，招集羣小，稱莊頭、伴當。占地土，斂財物，污婦女。稍與分辨，輒被誣奏，官校執縛，舉家驚惶。民心傷痛入骨。”見《明史·食貨志》。亦見本傳。甚至如神宗時，福王莊地，散在諸省，“王府官及諸閹，丈地徵税，旁午於道，扈養廝役，廩食以萬計，漁斂慘毒不忍聞。駕帖捕民，格殺莊佃，所在騷然。”《食貨志》。此乃盜賊也，其可忍乎？然猶可諉曰：此固法所不許，在政治清明時，即不能有此等事也。若其規避賦役，則并自託於法令，以爲蔭蔽矣。宋政和時，品官限田，一品百頃，降殺以十，至九品而爲十頃。南渡後則一品爲五十頃，降殺以五，至九品而爲五頃。身死減半，蔭盡，役同編户。見《宋史·食貨志》。此已不爲不厚矣，然其所依託，則遠不止此。《宋史·本紀》：高宗紹興元年，十二月，“詔官户名田過制者，與民均科。”二十九年，三月，“限命官子孫制田減父祖之半。并其詭名寄産者，格外田畝，同編户科役。”孝宗乾道四年，九月，“限品官子孫名田。”皆爲此輩發者也。《食貨志》：紹興六年，知平江府章誼言：“民所甚苦者，催科無法，税役不均。强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無税之田，使下户爲之破産。”謝方叔所以太息於“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也。引見《宋末公田》條。

《元史·食貨志》：至元二十八年，“命江淮寺觀田，宋舊有者免租，續置者輸税。”《仁宗紀》：延祐五年，十月，“敕僧人除宋舊有及朝廷撥賜土田免租税，餘田與民一體科徵。”《文宗紀》：天曆二年，十二月，“詔諸僧寺田，自金、宋所有及累朝賜予者，悉除其租，其有當輸租者，仍免其役。”此等亦皆沿自宋世，陳堅等所以痛心疾首於“琳宫梵宇”也。亦見《宋末公田》條。

《宋史·孝義·侯可傳》：“調華原主簿。富人有不占田籍而質人田券至萬畝，歲責其租。可晨馳至富家，發櫝，出券歸其主。”多質田而不占籍，蓋亦利免賦役也。

六一三異族間兼并

財利無國界也，故雖異國異族之間，亦有互相兼并之事。《宋史·蔡挺傳》：知渭州。“蕃部歲饑，以田質於弓箭手，過期輒没。挺爲資官錢，歲息什一。後遂推爲蕃、漢青苗助役法。”又《賈昌朝傳》：判大名府。“邊人以地外質，契丹故稍侵邊界。昌朝爲立法：質地而主不時贖，人得贖而有之。歲餘，地悉復。”又《西南溪峒諸蠻傳》：乾道十一年，“禁民毋質瑶人田，以奪其業。俾能自養，以息邊釁。從知沅州王鎮之請也。”足見南北皆有其事矣。蔡挺能體恤質舉者，甚善。然官吏能如是者絶鮮，且身亦圖利，遂至積涓涓之流，成滔天之禍焉。《聖武記·乾隆湖貴征苗記》云：“苗之未變也，畏隸如官，官如神。兵民利焉，百户、外委利焉，司土者利焉。”“初，永綏廳懸苗巢中，環城外寸地皆苗。不數十年，盡占爲民地。獸窮則齧，於是姦苗倡言逐客民，復故地，而羣寨争殺，百户響應矣。”指欲復故土者爲姦，可乎？清世内亂之熾，實始於其所謂川楚教匪者，而川楚教匪之熾，實以湖貴苗亂掣其兵力之故。所謂積涓涓之流，而成滔天之禍者也。雖然，兼并之召禍，初不自乾隆中始。雍正之西南土司改流，蓋亦以是爲先驅焉。《清史稿·楊名時傳》：名時於乾隆元年疏言：“御夷之道，貴在羈縻，未有怨毒猜嫌而能長久寧帖者。貴州境内，多與苗疆相接。生苗在南，漢人在北，而熟苗居中，受雇直爲漢人傭，相安已久。生苗所居，深山密箐，有熟苗爲之限，常聲内地兵威以懾之，故亦罔敢窺伺。自議開拓苗疆，生苗界上，常屯官兵，干戈相尋，而生苗始不安其所。至熟苗，無事則供力役，用兵則爲鄉導。軍民待之若奴隸，生苗疾之若寇讎。官兵勝，則生苗乘間抄殺以洩忿；官兵敗，又或屠戮以冒功。由是熟苗怨恨，反結生苗爲亂。如台拱本在化外，有司迎合要功，輒謂苗民獻地，上官不察，竟議駐師，遂使生苗煽亂，屢陷官兵，蹂躪内地。間有就撫熟苗，又爲武臣殘殺，賣其妻女。是以賊志益堅，人懷必死。爲今日計，惟有棄苗疆而不取。撤重兵還駐内地，要害築城，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來則御之，去則舍之。明懸賞格，有能擒首惡及率衆歸順者，給與土官世襲，分管其地。更加意撫綏熟苗，使勿爲生苗所劫掠，官兵所侵陵，庶有俛首向化之日。不然，臣恐兵端不能遽息也。”熟苗所耕，當亦苗地，顧爲漢人之傭，其地蓋爲漢人所巧取豪奪。既已奴役熟苗矣，乃又以之爲介，而進侵生苗之地，苗人安得不反抗？名時云：“爲今日計，惟有棄苗疆而不取。”明苗地當還諸苗矣。又《孫嘉淦傳》：嘉淦於乾隆七年疏言：“内地武弁，不得干與民事，苗疆獨不然。文員不敢輕入峒寨，但令差役催科，持票滋擾而已。争訟、劫殺之案，皆委之於武弁。威權所及，攤派隨之。於是因公科斂，文武各行其令；因事需索，兵役競逞其能；甚至没其家貲，辱及婦女。苗民不勝其忿，與之并命，而嫌釁遂成。爲大吏者，或剿或撫，意見各殊，行文查勘，動經數月。苗得聞風豫備，四處句連，飲血酒，傳木刻，亂起甚易，戡定實難。幸就削平，而後之人仍蹈前轍，搜捕株連，滋擾益甚。苗、瑶無所告訴，乘隙復動，惟力是視。歷來治苗之官，既無愛養之道，又乏約束之方。無事恣其侵漁，有事止於剿殺。剿殺之後，仍事侵漁，侵漁既久，勢必又至剿殺。長此循環，伊於胡底？語曰：善爲政者，因其勢而利導之。苗人散居，各有頭人。凡作姦、窩匪之處，兵役偵之而不得者，頭人能知之；鬥争、劫殺之事，官法繩之而不解者，頭人能調之。故治苗在治頭人。令各寨用頭人爲寨長。一峒之中，取頭人所信服者爲峒長，使各約束寨長而聽於縣令。衆苗有事，寨長處之不能，以告峒長；又不能，以告縣令。如是，則於苗疆有提綱挈領之方，於有司自收令行禁止之效。且峒長數見牧令，有争訟可告官區處，而無仇殺之舉。牧令數見峒長，有條教可面飭遵行，而無吏役熒蔽之患。擾累既杜，則心志易孚。所謂立法簡易，因其俗而利導者也。”其謂苗地當還諸苗，實與名時如出一轍。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鄂爾泰、張廣泗等其人也。

《清史稿·循吏傳》：李大本，附《謝仲坃傳》。乾隆時爲寶慶府理瑶同知。“横嶺峒苗乏食，籲官求粟。大本多方振之。復爲苗民籌生計。請於上官曰：横嶺峒自逆渠授首，安插餘苗，因惡其人，故薄其産，每口授田，才三十穳至四十穳。每穳上田獲米六升，中田五升，下田四升，得米無多；又峒田稍腴者，盡與堡卒，極惡者方畀苗民；歲入不足，男則斫柴易米，女則劚蕨爲粉，給口實。年來生齒日繁，材木竭，米價益昂，饑餓愁歎，深可憐閔。恐不可坐視而不爲之所。見有入官苗田一千三百四十八畝。舊募漢民佃種，出租供饟。姦良不一，屢經洮汰。請視苗民家貧丁衆者書諸簿。有漢佃應除者，即書簿之苗丁，次第受種，出租如故，則苗民得食，而饟亦無虧。乃補救之一端。議上，不許。後巡撫陳宏謀見之，曰：此識時務之言也。將陳其事。會他遷，未果。”此漢人戰勝苗、瑶後攘奪其土地之一事也。

又《徐本傳》：雍正十年，擢安慶巡撫。十一年，疏言：“雲、貴、廣西改流土司，安置内地，例十人給官房五楹，地五十畝，安慶置二十一人，地遠在來安。請變價别購，俾耕以食。”改流後之土司，殆古所謂寓公也。諸侯不臣寓公，而清人遇之之薄如此。

不徒内地也，即新闢之臺灣亦有兼并之患。《清史稿·陳大受傳》：乾隆十一年，調福建巡撫。十二年，疏言：“臺灣番民生業艱難，向漢民重息稱貸。子女、田産，每被盤折。請撥臺穀二萬石，分貯諸羅、彰化、淡水諸縣，視鳳山例接濟。其不願借者聽。報可。”重利盤剥之無孔不入如此。

漢人每能盤剥番人者，以其生利之力較强也。《清史稿·常明傳》：嘉慶十五年，爲四川總督。“寧遠府屬夷地，多募漢人充佃，自教匪之亂，川民避入者增至數十萬人，争端漸起。十七年，常明疏請漢民移居夷地及佃種者，編查入册，不追既往。此後嚴禁夷人招佃與漢民轉佃。報可。”此數十萬人之入夷地，必多由夷人招募者矣。又《吴傑傳》：道光十三年，川南叛夷犯邊，師久無功。疏言：夷族“愚惰不諳農事，漢民租地，耕作有年，既漸闢磽鹵爲膏腴，羣夷涎其收穫，復思奪歸。搆釁之原，不外於此。今當勘丈清釐。凡漢民屯種夷地，强占者勒令退還，佃種者悉令贖歸；無主之田，墾荒已久，聚成村落，未便遷移，畫爲漢界，禁其再行侵占，庶争端永息”。觀此，知漢人侵占，事實有之，然夷族召募，亦不可云無。既化磽鹵爲膏腴，復豔收穫而思攘奪，自非事理之平。然則漢、夷齟齬，咎固多在漢人，而亦不可云盡在漢人也。

《宋史·西南溪峒諸蠻傳》：嘉定七年，臣僚言：“辰、沅、靖三州之地，多接溪峒。其居内地者謂之省民，熟户、山瑶、峒丁，乃居外爲捍蔽。其初區處詳密，立法行事，悉有定制。峒丁等皆計口給田，多寡闊狹，疆畔井井。擅鬻者有禁，私易者有罰。一夫歲輸租三斗，無他繇役，故皆樂爲之用。邊陲有警，衆庶雲集，争負弩矢前驅，出萬死不顧。比年防禁日弛。山瑶、峒丁，得私售田。田之歸於民者，常賦外復輸税，公家因資之以爲利，故謾不加省。而山瑶、峒丁之常租仍虚挂版籍，責其償益急，往往不能聊生，反寄命瑶人，或導其入寇，爲害滋甚。宜勑湖廣監司檄諸郡，俾循舊制毋廢，庶邊境綏靖，而遠人獲安也。”此熟户、山瑶、峒丁，正與清時貴州之熟苗同。

《清史稿·馮光熊傳》：爲貴州巡撫。嘉慶三年，春，疏請“申禁漢民典買苗田，及重債盤剥，驅役苗佃”。光熊與於平苗之役，足見苗叛實由漢人侵奪其土地也。又《謝啓昆傳》：嘉慶四年，擢廣西巡撫。“廣西土司四十有六，生計日絀，貸於客民，輒以田産準折。啓昆請禁重利盤剥，違者治罪，田産給還土司。其無力回贖者，俟收田租滿一本一利，田歸原主，五年爲斷；其不禁客民入苗地者，廉土民馴愚，物産稀少，藉販運以通有無也。”此可見所盤剥者不僅苗民，并及其酋長，而從事盤剥者，又非僅農民而兼有商人矣。又《甘肅土司傳》，言其“輸糧供役，與民無異。惟是生息蕃庶，所分田土多鬻民間，與民錯雜而居，聯姻而社，并有不習土語者。故土官易制”云。此乃逐漸受漢人之剥削，不待干戈而滅亡者。知土地可以買賣爲封建之大敵也。

《清史稿·鄂爾達傳》：乾隆四年，調川陝總督。“疏言榆林邊民，歲往鄂爾多斯種地，牛具、籽種、日用，皆貸於鄂爾多斯。秋收餘糧易牛羊皮，入内地變價，重息還債。請於出口時，視種地多寡，借以官銀，秋收以糧抵，俾免借貸折耗之苦，倉儲亦可漸充。上從之。”此又塞外部落酋豪，招致漢民，加以剥削者也。然中原之主，亦有剥削外夷者。《金史·世宗紀》：大定十七年，十月，“詔以羊十萬付烏古里、右壘部畜，收其滋息，以予貧民。”此則漢武帝之出牝馬亭矣。

六一四富人之不法

《宋史·吴延祚傳》：子元載。雍熙三年，徙知秦州。州民李益者，爲長道縣酒務官。家饒於財，僮奴數千指，恣横持郡吏短長，長吏而下皆畏之。民負息錢者數百家，郡爲督理如公家租調。獨推官馮伉不從。益遣奴數輩，伺伉按行市中，拽之下馬，因毁辱之。先是，益厚賂朝中權貴爲庇護，故累年不敗。及伉屢表其事，又爲邸吏所匿，不得達。後因市馬譯者附表以聞。譯因入見，上其表。帝大怒，詔元載逮捕之。詔書未至，京師權貴已報益。益懼，亡命。元載以聞，帝愈怒，詔州郡物色急捕之。獲於河中府民郝氏家。鞫於御史府，具得其狀，斬之，盡没其家。益子仕衡，先舉進士，任光禄寺丞，詔除籍，終身不齒。益之伏法，民皆飯僧相慶。淳化二年，徙知成都府。及王小波亂，不能捕滅，受代歸闕，而成都不守。時李仕衡通判華州，常銜元載因事殺其父，伺元載至闕，遣人閲行裝，收其關市之税。元載拒之，仕衡抗章疏其罪，坐責郢州團練副使。又《高斯得傳》：移湖南提點刑獄。攸縣富民陳衡老，以家丁、糧食資强賊，劫殺平民。斯得至，有愬其事者。首吏受賕而左右之。衡老造庭，首吏拱立。斯得發其姦，械首吏下獄，羣胥失色股栗。於是研鞫，具得其狀。乃黥配首吏，具白朝省，追毁衡老官資，簿録其家。會諸邑水災，衡老願出米五萬石振濟以贖罪。衡老壻吴自性，與衡老館客太學生馮煒等謀中傷斯得盜拆官櫝。斯得白於朝，復正其罪。出一篋書，具得自性等交通省部吏胥情狀。斯得并言於朝。下其事天府，索出賕銀六萬餘兩，黥配自性及省、寺高鑄等二十餘人。初，自性厚賂宦者言於理宗曰：“斯得以緡錢百萬進，願易近地一節。”理宗曰：“高某硬漢，安得有是？”此兩事可謂不法已極。然李仕衡既遭禁錮，又判華州；理宗雖不聽宦者，亦不聞加以究治；何也？可謂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之矣。

陳衡老求免罪，一出米即至五萬石，或疑其數太多，史辭不實。然《食貨志》載賈黯請立民社義倉，駁諸路難者之説曰：“若謂恐招盜賊，盜賊利在輕貨，不在粟麥。今鄉村富室，有貯粟數萬石者，不聞有劫掠之虞。”則貯粟數萬石，在宋時實非希有之事。鄉村人家多有，而況衡老之以富名者也？《元史·王磐傳》：世業農，歲得麥萬石。鄉人號萬石王家。又《王克敬傳》：元統初，起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松江大姓，有歲漕米萬石獻京師者，其人既死，子孫貧且行乞，有司仍歲徵，弗足，則雜置松江田賦中，令民包納。克敬具論免之。則歲入萬石，歲出萬石，皆視爲恒事矣，足見富人積粟之多。又《元史·史天倪傳》：曾祖倫少好俠，因築室發土得金，始饒於財。甲子歲大祲，發粟八萬石振餓者。祖成珪，倜儻有父風，遭亂盜賊四起，乃悉散其家財，惟存廩粟而已。振餓發粟八萬石，求免罪一出五萬石，又豈足異也。悉散家財，惟存廩粟，蓋亦知盜賊所利在於輕劑，足證賣黯之説。秦之敗也，豪傑争取金玉，而任民獨窖倉粟，《史記·貨殖列傳》。亦以此也。

《清史稿·范毓䭲傳》：“山西介休人。范氏故巨富。康熙中，師征準噶爾，輸米餽軍，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六十年，再出師，毓䭲兄毓馪請以家財轉饟，受運值視官運三之一。雍正間，師出西北二路。怡親王允祥薦毓馪主饟，計穀多寡，程道路遠近，以次受值，凡石米自十一兩五錢至二十五兩有差，累年運米百餘萬石。寇犯北路，失米十三萬餘石，毓馪斥私財補運，凡白金百四十四萬兩。師既罷，米轉運近地，户部按近值核銷，故所受遠值，責毓馪追繳，凡白金二百六十二萬，復出私財採蓡，市銅供鑄錢以償。”此其資財，以歲漕萬石者擬之，又如小巫之見大巫矣。《論》謂其兄弟“出私財助軍興，幾傾其家而不悔，求諸往史，所未有也。”信哉！以助虜之開邊，則何也？

六一五青苗法

青苗法之利弊，果何如乎？曰：其事在當時，相需孔殷，然行之決不能無弊。何也？曰：宋承五代之後，民困似抒而實未抒。故其時言及民生者，無不以爲困苦不堪，而重利盤剥，病民尤甚。得公家之貸款以濟之，民始獲少蘇喘息矣。故曰相需甚殷也。然官吏則安能任此？王安石以法示蘇轍。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非爲利。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宋史·食貨志》。自是平情之論。抑非獨吏緣爲姦也，官即不邀功賞，亦必自顧考成。既有令，安得不散？既散之，安得不籌及收回？於是抑配及令民相保、分配轉擇有力之户諸弊，相隨而至，而追呼亦不得不用矣。理有固然，勢有必至，斯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矣。此法李參行諸陝西，民獲其利。安石知鄞縣，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亦與青苗無異。所以能如此者，以行之者異其人；抑爲一方一邑之政，非勒以法令、行諸全國者也。

官吏不免以取息爲意；抑出入之際，能否無少與多取之弊，事極難言。然謂其取之轉浮於私家倍稱之邀，則亦未爲平允。《宋史·陳舜俞傳》：知山陰縣。青苗法行，不奉令，上疏自劾曰：“民間出舉財物，取息重止一倍，約償緡錢，而穀粟、布縷、魚鹽、薪蔌、耰鉏、斧錡之屬，得雜取之。朝廷募民貸取，有司約中熟爲價，而必償緡錢，欲如私家雜償他物不可得。祖宗著令，以財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爲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今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舊法異矣。”然則民所最苦，惟在必償緡錢。至於利率，則韓琦言“借之一千，令納一千三百”，見《食貨志》。《志》又載范鎮之言，亦曰：“陛下初詔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提舉司以户等給錢，皆令出三分之息。”祇今所謂三分。又云：“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内，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歲令出息四千。”亦不過四分。王廣淵爲此法所由行，然其傳云：“廣淵以方春農事興，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亦不過五分耳，未及倍也。《李常傳》：常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此等弊政，必積久而後致，初行時必不敢如此。故王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而常不能對也。

元祐元年，廢青苗法，四月，復之。史云出范純仁意。紹聖二年，淮南轉運副使莊公岳請勿立定額。奉議郎鄭僅等願戒抑配，止收一分之息。皆見《食貨志》。此可見青苗之弊，抑配及取息重，爲其兩大端也。

蘇頌言：“提舉青苗官，不能體朝廷之意，邀功争利，務爲煩擾。且與諸司不相臨統，文移同異，州縣莫知適從。乞與常平衆役，一切付之監司，改提舉爲之屬。則事有統一，而於更張之政，無所損也。”不從。此自是立法之弊。蓋但求其事之行，因重其提舉之權，而不計其統屬之不明也。

《神宗紀》：熙寧三年，正月乙卯，“詔諸路散青苗錢禁抑配。”五月癸巳，“詔并邊州郡毋給青苗錢。”蓋抑配等弊，朝廷未嘗不豫燭之，故禁戒之詔與行法之詔并下，且於緣邊逆絶之也。然《蔡挺傳》言：挺知慶州，蕃部歲饑，以田質於弓箭手，過期輒没。挺爲貸官錢，歲息什一。後遂推爲蕃漢青苗、助役法。則蕃部亦有資於此矣。

《食貨志》述和糴，言“陝西糴穀，歲豫給青苗錢。天聖已來，罷不復給”。《仁宗紀》：天聖四年，十月辛未，“罷陝西青苗錢。”李參之青苗錢，當源於此。《參傳》言熙寧青苗法萌於參，實數典而忘祖也。《志》又述俵糴云：“熙寧八年，令中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緡，帝怪其多。王安石因言：俵糴非特省六七十萬緡歲漕之費，且河北入中之價，權之在我。遇斗斛貴住糴，即百姓米無所糶，自然價損。非惟實邊，亦免傷農。乃詔歲以末鹽錢鈔、在京粳米六十萬貫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給錢物。秋成於澶州、北京及緣邊入米麥粟封樁。即物價踴，權止入中，聽糴便司兑用，須歲豐補償。紹聖三年，用吕大忠言，召農民相保，豫貸官錢之半，循税限催科，餘錢至夏秋用時價隨所輸貼納。崇寧中，蔡京令坊郭、鄉村，以等第給錢，俟收，以時價入粟。邊郡弓箭手、青唐蕃部皆然。”此既類豫買，亦得青苗錢之意也。

《遼史·食貨志》言其“東京沿邊諸州，各有和糴倉。依祖宗法，出陳易新，許民自願假貸，收息二分。所在無慮二三十萬石。雖累兵興，未嘗用乏。逮天慶間，金兵大入，盡爲所有”。案《遼史》雖云闕佚，然苟和糴假貸，出入之間，大有弊竇，不能絶無事跡散見。而今竟無有，疑其循舊斂散，頗可相安；而取息二分，滋長不已，故雖累兵興，未嘗用乏也。然則倉儲出貸，實有弘益，亦不必滋弊。宋青苗法之滋弊，實以其推行太急，未能順其自然之勢，又無袪弊之法；而攻新法者，又欲一舉而盡去之，而不肯平心商榷，以袪其弊而收其利耳。

義倉之法始於隋。朱子所創之社倉，實大與之類。所異者，一借貸取息，一但事振濟耳。足見借貸取息，未足爲病也。清雍正二年，議定社倉收息之法：“凡借本穀一石，冬間收息二斗。小歉減半。大歉全免，祇收本穀。至十年後，息倍於本，祇以加一行息。”《清史稿·食貨志·倉庫》。亦不諱取息也。

六一六羊羔利

放債者子本相侔，即禁再取利，爲中國相沿之法，已見《借貸利率》條。至元時，乃有所謂羊羔利者，至期不償，則以利爲本而復生利。人皆以是爲回鶻咎，其實不然也。《元史·太宗紀》：十二年，“是歲，以官民貸回鶻金償官者，歲加倍，名羊羔息，其害爲甚，詔以官物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仍命凡假貸歲久，惟子本相侔而止，著爲令。”《耶律楚材傳》：“州郡長吏，多借賈人銀以償官，息累數倍，曰羊羔兒利，至奴其妻子，猶不足償。楚材奏令本利相侔而止，永爲定制。民間所負者，官爲代償之。”《良吏·譚澄傳》：澄爲交城令。“歲乙未，籍民户，有司多以浮客占籍，及征賦，逃竄殆盡，官爲稱貸，積息數倍，民無以償。澄入覲，因中書耶律楚材，面陳其害。太宗惻然，爲免其逋，其私負者，年雖多，息取倍而止。”此三者即一事。《王珍傳》：“歲庚子，入見，言於帝太宗。曰：大名困於賦調，貸借西域賈人銀八十錠，及逋糧五萬斛。若復徵之，民無生者矣。詔官償所借銀，復盡蠲其逋糧。”《史天澤傳》：蔡州破後，“天澤還真定。時政煩賦重，貸錢於西北賈人以代輸，累倍其息，謂之羊羔利，民不能給。天澤奏請官爲償，一本息而止。繼以歲饑，假貸充貢賦，積銀至一萬三千錠，天澤傾家貲，率族屬、官吏代償之。”所謂西域賈人，西北賈人，亦即《太宗紀》所謂回鶻。《嚴實傳》：第二子忠濟，襲實爲東平路行軍萬户管民長官。中統二年，召還京師。“忠濟治東平日，借貸於人，代部民納逋賦，歲久愈多。及謝事，債家執文券來徵。帝聞之，悉命發内藏代償。”《耶律阿海傳》：孫買哥，襲父中都路也可達魯花赤。“時供億浩繁，屢貸於民，買哥悉以私帑償之。事聞，賜銀萬兩。”《董文炳傳》：歲乙未，以父任爲稾城令。“前令因軍興乏用，稱貸於人，而貸家取息歲倍，縣以民蠶麥償之。文炳曰：民困矣，吾爲令，義不忍視也，吾當爲代償。乃以田廬若干畝計直與貸家。”所從貸之人與民，亦必是物也。此等借貸，皆由官尸其事。亦有由民尸之者。如《王玉傳》：言玉權真定五路萬户。“有民負西域賈人銀，倍其母不能償，玉出銀五千兩代償之。”此亦必貸以充貢賦，故能由官代償。蓋官吏時有更調，其可信或尚不如當地之豪民，故以民爲借主也。官吏借貸，以充貢賦，前此未聞。《閻復傳》：復於元貞三年上疏，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厲廉隅”。元貞如此，而況中統以前？蓋迫於淫威，不得不爾。此自元朝之酷，於回鶻乎何與？回鶻之可誅者，或爲乘危以邀重利耳。然《劉秉忠傳》：秉忠嘗上書世祖言：“今宜打算官民所欠債負，若實爲應當差發所借，宜依合罕皇帝聖旨，一本一利，官司歸還。凡陪償無名虚契所負，及還過元本者，并行赦免。”時世祖尚未立，其後於此説蓋嘗認真行之。故《姚樞傳》：樞被召至，爲書數千言，其及救時之弊者，有曰“倚債負，則賈胡不得以子爲母，破稱貸之家”也。遠年債負，限於一本一利，其法蓋出鄉村。農民收入少，春耕時借，至秋穫而不能償者，待至明秋，所入亦不過如此；因其借在去年而增息，必至永不能償，故不得不限以元額。若商人之資本，則本爲流通蕃息之財，周轉之次數愈多，則其所生之利愈巨，不論歷時之久暫，概限以子本相侔，實未爲得其平，更有何人肯事出舉？故此法在中國，本未必行於城市，而回鶻竟受此限制，其所損爲已多矣，尚得爲之咎乎？或曰：劉秉忠言有無名虚契，此已爲非法。又《廉希憲傳》：“嗣國王頭輦哥行省鎮遼陽，有言其擾民不便者，詔起希憲爲北京行省平章政事。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於城外，繫富民，誣其祖父嘗貸息錢，索償甚急。民訴之行省。希憲命收捕之。其人怒，乘馬入省堂，坐榻上。希憲命捽下跪，而問之曰：法無私獄，汝何人，敢擅繫民？令械繫之。其人皇懼求哀，國王亦爲之請，乃稍寬，令待對，舉營夜遁。”又《王磐傳》：出爲真定、順德等路宣慰使。“有西域大賈，稱貸取息。有不時償者，輒置獄於家，拘繫榜掠其人。且恃勢干官府，直來坐廳事，指揮自若。磐大怒。叱左右捽下，箠之數十。時府治寓城上，即擠諸城下，幾死。郡人稱快。”此兩事則更堪髮指矣。殊不知此乃元代親貴所爲，與西域賈人無涉也。《新元史·食貨志》云：“斡脱官錢者，諸王、妃、主以錢借人，如期并其子母徵之，元初謂之羊羔兒息。時官吏多借西域賈人銀，以償所負，息累數倍，至没其妻子，猶不足償。耶律楚材奏令本利相侔，永爲定例。中統三年，定諸王投下取索債負人員，須至宣撫司彼此對證；委無異詞，依一本一利還之。毋得將欠債官民人等强行拖拽，人口頭匹准折財産，攪擾不安，違者罪之。至元八年，立斡脱所，以掌其追徵之事。二十年，蠲昔剌斡脱所負官錢。是年，詔未收之斡脱錢悉免之。二十九年，復詔窮民無力者，本利免其追徵，中户則徵其本而免其利。元貞元年，詔貸斡脱錢而逃匿者罪之，仍以其錢賞首告者。《舊史·本紀》逃匿作逃隱。又：大德四年，正月，“命和林戍軍借斡脱錢者，止償其本。”大德元年，禁權豪斡脱。二年，諸王阿只吉索斡脱錢，命江西行省籍負債者之子婦。省臣以江南平定之後，以人爲貨，久行禁止，移中書省罷其事。五年，禁斡脱錢夾帶他人營運，違者罪之。六年，札忽真妃子、念木烈大王位下遣使人燕只哥歹等追徵斡脱錢物。不由中書，亦無元借斡脱錢數目，止云借斡脱錢人不魯罕丁等三人。展轉相攀，牽累一百四十餘户。中書省議準：凡徵斡脱官錢者，開坐債負户計、人名、數目呈中書省，轉咨行省官，同爲徵理。照驗元坐取斡脱錢人姓名，依理追徵。毋致句擾違錯。著爲令。”觀此，知回鶻之借貸，入元初不久，即爲親貴所攘奪矣，回鶻在中國放債，由來已久。《舊唐書·李晟傳》：子惎，累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沈湎酒色，恣爲豪侈，積債至數千萬。其子貸迴鶻錢一萬餘貫不償，爲迴鶻所訴。文宗怒，貶惎爲定州司法參軍。即其一事。《通鑑》：德宗貞元三年，河隴既没於吐蕃，自天寶已來，安西、北廷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絶，人馬皆仰給於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於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安居不欲歸，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給，凡得四千人。胡三省《注》：“舉者，舉貸以取倍稱之利也。質者，以物質錢，計月而取其利也。”案此所謂倍稱者，猶言其爲重利耳，非謂其利與本相侔也。此等胡客，隨迴鶻而來者甚多，故亦冒迴鶻之名。讀《新唐書·回鶻傳》可見。元世西域來者，不皆回鶻。回鶻，元時稱畏吾兒，亦不稱回鶻。放債者稱回鶻，蓋猶是唐世胡客之後，元初來自西域之賈胡，與之合流也。然則西域商人在中國放債，不但爲時甚早，亦且歷時甚久矣。迄不聞其以重利盤剥，爲民所恨，爲法所誅，何哉？無如西域之親貴以資依倚，勢固不容爾也。《元史·張珪傳》：珪於泰定初論當世得失，有曰：“中賣寶物，世祖時不聞其事。自成宗以來，始有此弊。分珠寸石，讎直數萬。大抵皆時貴與斡脱中寶之人，妄稱呈獻，冒給回賜，高其直且十倍。蠶蠹國財，暗行分用。”斡脱之罔利，在此不在彼，亦時貴所爲也。

六一七印子錢

予十餘齡時，即聞上海有所謂印子錢者，專由印度人放諸華人。其後旅滬，聞人言亦如是。然其實非也。《清史稿·成性傳》：附《朱克簡傳》。康熙十一年，授工科給事中。疏陳民生十害，其九爲放債，云：“百姓十室九空，無藉乘急取利，逐月合券，俗謂印子錢，利至十之七八，折没妻孥。”則清初已有之矣。其時爲此者，似以旗人爲多。蓋法之所禁，非恃勢不能爲也。《清史稿·趙士麟傳》：康熙二十三年，授浙江巡撫。“杭州民貸於駐防旗兵，名爲印子錢。取息重，至鬻妻孥、賣田舍；不償，則閧於官。營兵馬化龍毆官，成大獄。士麟移會將軍，掣繳券約，捐資代償。將軍令減子歸母，母復減十之六。事遂解，民大稱頌。”此事可謂不法已極。然士麟徒能代償，不能懲也。又《馬如龍傳》：康熙二十四年，遷杭州知府。“杭州民貸於旗營，息重不能償，質及子女。如龍請於將軍，覈子母，以公使錢代償。杭州民咸頌如龍。”則士麟之所爲，并不過救一時之急，尚未能庇及來年也。《劉蔭樞傳》：康熙時，除刑科給事中。疏言：“京師放債，六七當十；半年不償，即行轉票，以子爲母。數年之間，累萬盈千。乞敕嚴立科條，照實貸銀數三分起息。”《衛既齊傳》：康熙時，授直隸霸州州判。“民貸於旗丁，子錢過倍，横索無已。既齊力禁戢之，無敢逞。”則又南北皆然。《成性傳》云逐月合券，此云半年不償乃轉票，似其盤剥較輕，然借時先有折扣，則亦未可謂輕也。此與趙甌北所云放京債者無異，見《京債》條。足見其由來已久。《張照傳》：乾隆七年，擢刑部尚書。“民間貸錢徵息，子母互相權，謂之印子錢。雍正間，八旗佐領等有以印子錢朘所部旗丁者，世宗諭禁革，都統李禧因請貸錢者得自陳，免其償，并治貸者罪。至是，照言印子錢宜禁，如止重利放債，依違禁取利本律治罪，禧所議宜罷不用。從之。”蓋重利放債，究以印子錢爲最甚也。參看《羊羔利》條。

上海晚近之重利放債，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八日之《時事新報》曾載之。其説分洋債與印子錢爲二。名印度人所放者曰洋債。云：其利爲十分。如借百元者，月付息十元，一年則百二十元矣。借者不書借據，但於空白紙上印一指模與之。若不能償，則彼於此紙上填寫本利而興訟。所寫利率，不過二分，以避盤剥之咎，然本錢則任其填寫矣。印子錢，該報云最爲普徧。大抵借五十元者，先扣去鞋襪費五元，實止借得四十五元，而每日須還一元，二月爲清，則共得六十元矣。所借少則爲期短。如借十元先扣一元，日還四角，一月爲清，則共得十二元也。又有曰禮拜錢者，每星期付息一次。如借銀十元，扣去鞋襪費一元，每星期付息一元。又有曰加二錢者，借百元，月付息二十元。又有曰皮球錢者，還不逾日，晨借十元，晚還十元二角。以上皆《時事新報》所載也。别有一報，予所作筆記及剪存報紙，因舊居爲倭寇炸毁，悉亡佚破損。此紙即破損者之一。所記報名及年月日，均不可考。則以印子錢專爲印度人所放。蓋印子錢本中國重利盤剥之舊名，在晚近之上海，則以印度人所放爲多也。《時事新報》此則，乃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所登，爲該行静安寺路分行創辦信用小借款而設，實廣告也。信用小借款，利率自云爲七釐半。局外人論者云：以其先扣利息及本金分期拔還，實合一分五釐以上。

六一八掌固

《通鑑》隋高祖開皇十七年：“大理掌固來曠上言大理官司太寬，帝以曠爲忠直，遣每旦於五品行中參見。曠又告少卿趙綽濫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怒，命斬之。綽固争，以爲曠不合死”云云。胡《注》云：掌固，蓋即漢之掌故。唐省、臺、寺、監，皆有掌固，固隋制也。案《舊唐書·職官志》尚書省云亭長、掌固，檢校省門户倉庫廳事陳設之事。見《尚書都省注》。此非漢掌故職，其人亦未必能上書言事；然則隋制似類漢，唐制未必襲隋。

六一九縱火

《隋書·高颎傳》：文帝問颎以取陳之策。颎曰：“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若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今按以此策施之營造多用木材之國，實良圖也。或謂安得如許人入彼境？不如彼據我境，我民之習其情，通其語者多矣。此輩固非盡忠，純然歆以厚利，質其家屬而驅使之，安見不可得數千人之用邪？彼入我境之浪人，皆是物也，今之藏穀，誠不於茅竹之舍，然今之制敵者，又豈專恃縱火邪？

六二〇競渡

競渡之戲見於正史者，《隋書·地理志》始載之云：“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爾鼓櫂争歸，競會亭上，習以相傳，爲競渡之戲。其迅楫齊馳，櫂歌亂響，喧振水陸，觀者如雲，諸郡率然，而南郡、襄陽尤甚。二郡又有牽鈎之戲，云從講武所出，楚將伐吴，以爲教戰，流遷不改，習以相傳。鈎初發動，皆有鼓節，羣譟歌謡，振驚遠近，俗云以此厭勝，用致豐穰。其事亦傳於他郡。”案觀南郡、襄陽之舉，則祈穀與習武之意爲多，屈原之説特其附會耳。京口之俗，亦以五月五日爲鬥力之戲，各料强弱相敵，事類講武，“梁簡文之臨雍部，發教禁之，由是頗息。”則其明證。而祈年、講武又非二事，《禮記》曰：季春出火可焚也。然後簡其精鋭，歷其卒伍，而君親誓命，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諸會，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凡公共集會，無不作有益之事，寓教誡之意如此。然久之迷信漸淡，争戰漸希，則徒變而爲遊戲矣。角觝之變是也，此亦可云社會進化。

六二一怪異

歷代《五行志》所載諸怪異事，有可以理解者，亦有不可解者。其不可解者或出虚誣，然亦有不解盡指爲虚誣者，要之，理無窮而人之所解知者尚少耳。《宋史·五行志》：太平興國九年，揚子縣民妻生男，毛被體半寸餘，面長，頂高，烏眉，眉毛麤密，近髮際有毛兩道，軟長眉，紫唇，紅耳，厚鼻，大類西域僧。至三歲，畫圖以獻。當時揚州未必無胡人雜居，此婦或與胡通而生此子。此理之可解者也。其不可解者，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數見，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元年以後，大作，每得人語聲則出。先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廑丈餘，髣髴如龜，金眼，行動硜硜有聲。黑氣蒙之，下人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又或變人形，亦或爲驢，自春歷夏，晝夜出無時，遇冬則罕見。多在掖庭宫人所居之地，亦嘗及内殿，後習以爲常，人亦不大怖。宣和末，𣼡少，而亂遂作。此事記載，庸不盡實，然歷時甚久，見者甚多，亦不能盡指爲虚誣，何邪？

六二二傳衣鉢

《新五代史·和凝傳》云：“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己及第時名次爲重。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貢舉，選范質爲第五。後質位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皆與凝同，當時以爲榮焉。”《文獻通考·選舉考》引葉石林曰：“唐末，禮部知貢舉，有得程文優者，即以己登第時名次處之，不以甲乙爲高下也，謂之傳衣鉢。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後得范魯公質，遂處以十三。其後范登相位，官至太子太傅，封國於魯，與凝皆同，世以爲異也。”

六二三生日

生日稱慶，古無有也。《隋書·高祖紀》，仁壽三年四月癸卯詔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但風樹不静，嚴敬莫追，霜露既降，感思空切。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内爲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斷屠。”是爲帝王詔旨自言生日之始，然尚出於追念劬勞之意，未曾令人稱慶也。《舊唐書·玄宗紀》，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誕日，燕百寮於花萼樓下。百寮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爲千秋節，王公已下獻鏡及承露囊，天下諸州咸令燕樂，休暇三日，仍編爲令。從之。”則羣以宴樂爲務，絶無感愴之意矣。《新唐書·禮樂志》述其事，謂其“君臣共爲荒樂，當時流俗多傳其事以爲盛。其後巨盜起，陷兩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而離宫苑囿，遂以荒堙。獨其餘聲遺曲傳人間，聞者爲之悲涼感動”，豈不哀哉！然自肅宗已後，皆以生日爲節，惟德宗不立節，然王虔休猶作《繼天誕聖樂》以進，固知其端一開，其流不易塞也。《舊唐書·職官志》禮部：“凡千秋節御樓設九部之樂，百官袴褶陪位。”《禮樂志》又曰：“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舊唐書·睿宗諸子傳》：“（玄宗）每年至憲生日，必幸其宅，移時宴樂。”則相與爲荒嬉者，又不獨一千秋節矣。

《舊唐書·韋綬傳》：“穆宗即位，以師友之恩，召爲尚書右丞兼集賢院學士。綬以七月六日是穆宗載誕節，請以是日百官詣光順門賀太后，然後上皇帝壽。時政道頗僻，勅出，人不敢議。久之，宰相奏古無生日稱賀之儀，其事終寢。”《新唐書·唐臨傳》：孫紹，中宗時爲太常博士。“四時及列帝誕日，遣使者詣陵如事生，紹以爲非禮，引正誼固争。”是生日唐時人固皆知其非禮也，特莫能諍耳。夫古無是禮者，何也？古無曆日，安知生日。臧榮緒以宣尼庚子生，是日陳五經而拜之，失尊聖之道矣。然宣尼庚子生，猶有書傳可據也。武宗初即位，即以二月十五日爲玄元皇帝降生日，立爲降聖節，則矯誣甚矣。

所惡於生日稱慶者，何也？曰：爲其多費也。《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九月史無九月字，然八月壬辰朔，其月不得有甲申。甲申詔曰：慶成節朕之生辰，天下錫宴，庶同歡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非是信尚空門，將希無妄之福。恐中外臣庶，不諭朕懷，廣置齋筵，大集僧衆，非獨凋耗物力，兼恐致惑生靈。自今宴會蔬食，任陳脯醢，永爲常例。”觀此，知廣置齋筵，費轉大於陳脯醢者也。“又勅：慶成節，宜令京兆尹準上巳、重陽例，於曲江會文武百寮，延英奉觴宜權停。”蓋自甘露變後，帝居常忽忽不懌，見《新唐書·李訓傳》。故有此勅。然曲江之會，自此又成故事矣。《紀》於是年及三年四年皆書之。《新唐書·趙隱傳》：隱以咸通末輔政，“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可見燕集之盛。《舊唐書·哀帝紀》：帝以八月丙午即位，“甲寅，中書奏：皇帝九月三日降誕，請以其日爲乾和節。從之。丁巳，勅：乾和節方在哀疚，其内道場宜停。庚申，勅：乾和節文武百寮諸軍諸使諸道進奏官准故事於寺觀設齋，不得宰殺，祇許酒果脯醢。辛酉，勅：三月二十三日嘉會節。伏以大行皇帝仙駕上昇，靈山將卜，神既遊於天際，節宜輟於人間。准故事，嘉會節宜停。”是時唐已朝不保夕，而旬日之間，因此降勅者四焉，豈不哀哉！梁太祖生日曰大明節，開平二年，百官設齋於相國寺。三年，帝御文明殿，設齋僧道，召宰臣、翰林學士預之。後唐明宗生日曰應聖節，百寮於敬愛寺設齋。晉高祖生日曰天和節，宴近臣於廣政殿。周太祖生日曰永壽節，廣順二年七月丙辰，詔内外臣寮，每遇永壽節舊設齋供，今後中書門下與文武百官共設一齋，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已下共設一齋，樞密使内諸司使已下共設一齋，其餘前任職員及諸司職掌更不得開設道場及設齋。皆見《舊五代史·本紀》，飲食若流，萬舞翼翼，謂之何哉？

休假例爲三日，自唐至五代無變。《舊五代史·梁太祖紀》：開平元年五月“辛巳，有司奏以降誕之日爲大明節，休假前後各一日”。《末帝紀》：乾化三年三月，“文武百官上言，請以九月十二日帝降誕日爲明聖節，休假三日，從之。”《唐明宗紀》：天成元年六月，“中書奏請以九月九日皇帝降誕日爲應聖節，休假三日，從之。”降聖節本休假一日，《舊唐書·武宗紀》。《薛史·後唐·明宗紀》：天成三年正月，中書上言：“舊制遇二月十五日爲聖祖降聖節，應休假三日，凖會昌元年二月勅休假一日，請準近勅。從之。”則未嘗有三日之制也。《末帝紀》：清泰二年正月乙巳，“中書門下奏：遇千春節，凡刑獄公事奏覆，候次月施行。今後請重繫者即候次月，輕繫者即節前奏覆決遣。從之。”《晉高祖紀》：天福六年“二月辛卯詔天下郡縣，不得以天和節禁屠宰，輒滯刑獄”。則其廢事，又有出於休假之外者矣。

《舊唐書·崔日用傳》：玄宗拜日用吏部尚書，“日用嘗採《毛詩·大雅、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因上生日表上之，以申規諷，并述告成之事。”《韋執誼傳》：“德宗載誕日，皇太子獻佛像。”生日進獻，其初蓋不過如此而已。乃後遂有大相逕庭者。《新唐書·常袞傳》言：代宗時，“天子誕日，諸道争以侈麗奉獻，不則爲老子、浮屠解禱事。袞以爲：漢文帝還千里馬不用，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碎琥珀枕，是三主者，非有聰明大聖以致治安，謹身率下而已。今諸道餽獻，皆淫侈不急，而節度使、刺史非能男耕而女織者，類出於民，是歛怨以媚上也，請皆還之。”然《食貨志》言：帝生日、端午，於四方貢獻至數千萬者，加以恩澤。則豈徒不能還之而已！《舊唐書·齊映傳》：映以貞元二年拜平章事，三年正月貶夔州，又轉衡州，七年授桂管觀察使，又改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映常以頃爲相輔，無大過而罷，冀其復入用，乃掊斂貢奉，及大爲金銀器以希旨。先是，銀缾高者五尺餘，李兼爲江西觀察使，乃進六尺者，至是，因帝誕日、端午，映爲缾高八尺者以獻。”《盧徵傳》：“貞元八年春同州刺史闕，特詔用徵，數歲轉華州刺史。徵冀復入用，深結託中貴，厚遺之。故事：同、華以近地人貧，每正、至、端午、降誕，所獻甚薄；徵遂竭其財賦，每有所進獻，輒加常數，人不堪命。”蓋踵事增華，遂成風氣矣。《新唐書·鄭珣瑜傳》：“爲河南尹，未入境，會德宗生日，尹當獻馬，吏欲前取印白珣瑜視事，且納贄；珣瑜徐曰：未到官而遽事獻禮歟？不聽。”蓋吏之務求自媚如此。《舊五代史·梁太祖紀》：開平元年大明節，内外臣寮各以奇貨良馬上壽；二年，諸道節度、刺史各進獻鞍馬、銀器、綾帛以祝壽；三年，諸道節度、刺史及内外諸司使咸有進獻。此豈能男耕女織歟？又《袁象先傳》云：“梁祖領四鎮，統兵十萬，威震天下。關東藩守，皆其將吏，方面補授，由其保薦，四方輿金輦璧，駿奔結轍，納賂於其庭，如是者十餘年，寖成風俗。藩侯牧守，下逮羣吏，罕有廉白者，率皆掊歛剥下，以事權門。”觀此而梁祖之生辰所取於其下者可知矣。又《唐明宗紀》：即位後，詔“天下節度、防禦使，除正、至、端午、降誕四節量事進奉，達情而已，自於州府圓融，不得科斂百姓。其刺史雖遇四節，不在貢奉。”又《晉高祖紀》：天福六年正月戊辰詔：“應諸州無屬州錢處，今後冬至、寒食、端午、天和節及諸色謝賀，不得進貢。”觀此，知當時諸州之於各節進奉，實有力不能勝之苦也。然又《漢隱帝紀》：乾祐三年三月，“鄴都留守高行周、兗州符彦卿、鄆州慕容彦超、西京留守白文珂、鎮州武行德、安州楊信、潞州常思、府州折從阮皆自鎮來朝，嘉慶節故也。”則諸州鎮於貢奉之外，又有身自來朝者矣。僕僕道途，又增館驛之費，在朝廷亦更增宴犒之費而已。又《唐明宗紀》：天成二年九月“僞吴楊溥遣使以應聖節貢獻”，則鄰國亦有來者，可見其時之人視生日之重矣。

《舊唐書·李德裕傳》云：“元和已來，累勅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徐州節度使王智興聚貨無厭，以敬宗誕月，請於泗州置僧壇，度人資福，以邀厚利。江、淮之民，皆羣黨渡淮。德裕奏論曰：王智興於所屬泗州置僧尼戒壇，自去冬於江淮已南，所在懸牓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後，不敢私度；自聞泗州有壇，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髮，意在規避王徭，影庇資産。自正月已來，落髮者無算。臣今於蒜山渡點其過者，一日一百餘人。勘問惟十四人是舊日沙彌，餘是蘇、常百姓，亦無本州文憑，尋已勒還本貫。訪聞泗州置壇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納二緡，給牒即迴，别無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誕節，計江、淮已南，失卻六十萬丁壯。”此藩鎮借進奉之名，以圖自利之實最顯者也。失卻丁壯，爲官家所深懼。然《薛史·梁末帝紀》：龍德元年，“三月丁亥朔，禮部員外郎李樞上言：請禁天下私度僧尼及不許妄求師號紫衣。如願出家受戒者，皆須赴闕比試藝業施行。願歸俗者，一聽自便。詔曰：兩都左右街賜紫衣及師號僧，委功德使具名聞奏。今後有闕，方得奏薦；仍須道行精至，夏臘高深，方得補填。每遇明聖節，兩街各許官壇度七人，諸道如要度僧，亦仰就京官壇，仍令禮部給牒。今後祇兩街置僧録，道録、僧正并廢。”此詔限制頗嚴，然明聖節仍許度七人者，蓋終牽於福報之説也。又《唐莊宗紀》：同光二年十月甲戌，“河南尹張全義上言：萬壽節日，請於嵩山開瑠璃戒壇度僧百人。從之。”莊宗亂政不足論。又《唐末帝紀》：清泰二年三月辛亥，“功德使奏：每年誕節，諸州府奏薦僧道，其僧尼欲立講論科、講經科、表白科、文章應制科、持念科、禪科、聲贊科，道士欲立經法科、講論科、文章應制科、表白科、聲贊科、焚脩科，以試其能否。從之。”唐世每逢誕節，恒有會三教講論之舉，見《舊唐書·李泌、韋渠牟、白居易》、《新唐書·徐岱傳》。《梁太祖紀》：開平元年宣旨罷之。然《明宗紀》：天成元年召緇黄之衆於中興殿講論，從近例也。則其後又復矣。州府蓋因之，而有奏薦之舉邪？

《薛史·晉高祖紀》：天福四年二月庚子，“以天和節宴羣官於廣政殿，賜物有差。”是逢誕節，上於其下，亦有所賜也。《通鑑》後漢隱帝乾祐三年：“隱帝遣供奉官押班陽曲張永德賜昭義節度使常思生辰物。”胡三省《注》曰：“生辰物，謂聖節回賜。”《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六月庚寅皇子治生，宴五品已上，賜帛有差，仍賜天下是日生者粟”，更爲無名之濫賜矣。《高宗紀》：龍朔二年“六月己未朔，皇子旭輪生”，“七月丁亥朔，以東宫誕育滿月，大赦天下，賜酺三日”。案此時旭輪非東宫，《新唐書·紀》書以“子旭輪生滿月，大赦，賜酺三日”是也。又永淳元年“二月癸未，以太子誕皇孫滿月，大赦，改開耀二年爲永淳元年，大酺三日”。則生子滿月相慶，唐時亦已有之，賜酺亦爲濫恩，大赦更成亂政矣。

《薛史·晉少帝紀》：天福七年七月，“遣中使就中書賜宰臣馮道生辰器幣，道以幼屬亂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堅讓不受。”豈真不記生日哉？無亦不欲受無名之賜，而爲此遜辭以謝邪？馮道猶如此，而世之遇生辰儼然受餽者可恥矣。

《通鑑》後漢隱帝乾祐三年二月：“朝廷欲移易藩鎮，因其請赴嘉慶節上壽，許之。”《注》：“《五代會要》：帝以三月九日爲嘉慶節。”洪邁《隨筆》曰：“唐穆宗即位之初年，詔曰：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朕於門内與百寮相見。明日，又勅受賀儀宜停。先是，左丞韋綬奏行之，宰臣以爲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然次年復行賀禮。誕節之制，始於明皇，今天下宴集，休假三日。受賀之事，蓋自長慶至今用之也。”

六二四瞽者審於音聲

或曰：無目則聽益聰，昔太平天囯與清軍相持，兩軍皆慮敵人之掘地道而攻城也，則於城内豫掘地道，使瞽者坐其中而聽之，知外有掘地者，則豫爲之備。案《詩·有瞽箋》云：“瞽，矇也。以爲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則古有是説矣。

六二五猴育於人

《輟耕録》有猴盜一條，云：“夏雪簑云：嘗見優人杜生彦明説：向自江西回至韶州，寓宿旅邸，邸先有客曰相公者居焉。刺綉衣服，琢玉帽頂，而僅皮履。生惑，具酒肴延款，問以姓名、履歷，客具答甚悉，初不知其爲盜也。次日，客酬燕，邀至其室，見柱上鎖一小猴，形神精狡，既而縱使周旋席間，忽番語遣之，俄捧一碟至，復番語詈之，即易一椀至。生驚異，詢其故。客曰：某有婢，得子，彌月而亡，此時猴生旬有五日，其母斃於獵犬，終日叫號可憐，因令此婢就乳之。及長成，遂能隨人指使，兼解番語耳。生别後，至清州，留吴同知處，忽報客有携一猴入城者，吴語生云：此人乃江湖巨盜，凡至人家，窺見房室路逕，并藏蓄所在，至夜，使猴入内偷竊，彼則在外應接，吾必奪此猴，爲人除害也。明日，客謁吴，吴款以飯，需其猴，初甚拒，吴曰：否則，就此斷其首，客不得已，允許，吴酬白金十兩，臨去，番語屬猴。適譯史聞得來告吴曰：客教猴云，汝若不飲不食，彼必解爾縛，可亟逃來，我祇在十里外小寺中伺也。吴未之信，至晚，試與之果核水食之類，皆不食，急使人覘之，此客果未行，歸報，引猴撾殺之。”此條所記，必多誇侈失實之辭，然必非子虚，猴固有言語，特遠較人爲簡耳。心理學有所謂隔離兒童者，謂人失撫育，而育於物，過六歲後，雖與人接，終不能言語矣。反其道而觀之，猴育於人，能解數十句人語，固無足怪，謂教以不飲不食，以冀解縛而逃，又與相期十里外，必附會造作之辭。然可使遞器物，或指使取某物，則必不誣矣。人使之竊，猴何罪焉，且亦未經鞠訊，焉知所言必實，而遽撾殺猴，而終不問其人，失刑甚矣，豈第違愛物之道哉！

六二六隋唐胡化之殘跡

自金行失馭，五胡擾亂中原者垂三百年，至隋興而後結其局。然謂隋唐之世，腥羶之跡，業已蕩滌無餘，則又不可。試觀《唐書·宰相世系表》，其族類之出於胡者幾何？河南劉氏出於匈奴，獨孤氏亦自托於匈奴，然不必可信。蓋當時不獨華夏，即匈奴亦以爲較勝於北方諸族，而攀附之矣。唐世渾氏明爲鐵勒，而亦自托於渾邪王，其明證也。元氏、長孫氏皆出拓跋，源氏出於秃髮，明白無疑。宇文氏爲南單于之裔，似非虚構，别見《宇文氏先世》條。然臣屬佚豆歸之費野頭氏，亦從其主稱宇文氏，令狐氏又嘗賜姓爲宇文氏，則亦非盡南單于胄胤矣。竇氏自托於竇氏，其實即没鹿回嘗賜姓曰紇豆陵。河南房氏自謂系出清河，使北虜留而不遣，虜族謂房爲屋引，因改爲屋引氏，後世隨魏南遷，乃復爲房氏，其實房之改爲屋引不可知，屋引之改爲房，則真耳。而侯氏之實爲侯伏氏，河間張氏之實爲比羅氏，于氏之實爲萬紐于氏，閻氏之實爲大野氏。視此矣，京兆高氏自謂與北齊同祖，北齊之出渤海不可信，則京兆高氏之出渤海，亦不可信也。丙氏自托與李陵，兼援胡漢族於假託中，又别創一格。而有唐一代用藩將尤盛。夫輔弼必資客族，則是異族之政權，未嘗見削也。戰鬥多恃藩將，則是異族之武力未嘗遂衰也。然則隋唐兩代不過躡九五而制幽夏者，不出異族而已。謂漢族之文治武功已盡復兩漢以前之舊，固不可也。抑隋唐先世皆出武川，其自托於漢族信否不可知，而其與異族關係之密，則不誣矣。謂其有以大異於北齊，吾不信也。

六二七契丹先世

鮮卑部落興起最後者，時曰契丹。契丹者，宇文氏别種，爲慕容氏所破，竄於松、漠之間。又爲元魏道武帝所破，乃分爲二：西曰奚，本稱庫莫奚，隋以後去庫莫，但稱奚。東曰契丹。奚衆依土護真水，今老哈河。盛夏徙保冷陘山。在嬀州西北。契丹在潢水之西、土河之北，潢水，今西拉木倫河，土河，即老哈河。奚衆分爲五部，契丹分爲八部焉。魏孝文時，有部族曰地豆干者，在室韋西千餘里。欲與高句麗、柔然分其地。契丹懼，内附，止白狼水東。亦今老哈河，《遼史·營衛志》云：是時始去奇首可汗故壤。北齊文宣帝之世，擊破之，虜其男女十餘萬口。又爲突厥所逼，僅以萬家寄於高句麗。隋時，乃復來歸，依托紇臣水吐護真之異譯。以居。分爲十部。唐初，其酋長窟哥内屬，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又有辱紇主曲據者，亦來歸，以其地爲玄州。奚酋可度者内附，以其地爲饒樂都督府。又以八部、五部皆爲州，而以營州治柳城。統饒樂、松漠二府焉。唐時，君臨契丹者爲大賀氏，繼爲遥輦氏，最後爲世里氏。《遼史·地理志》謂唐以大賀氏窟哥爲使持節都督十州軍事，窟哥殆大賀氏之始主邪？窟哥死，契丹連奚叛。行軍總管阿史德樞賓執松漠都督阿卜固，獻於京師。阿卜固蓋亦大賀氏，窟哥後也。窟哥孫曰盡忠，爲松漠都督。先是高祖時，契丹别部酋帥孫敖曹内附。詔於營州城旁安置。即以其地爲歸誠州。盡忠，敖曹孫，萬榮之妹壻也。武后時，盡忠、萬榮反，陷營州，進攻幽、冀。武后發大兵討之，不能克。會盡忠死，其衆爲突厥默啜所襲破，萬榮亦敗於奚，爲其家奴所殺，其餘衆不能立，遂附於突厥。契丹是時，雖見破壞，然其兵力，則已嶄然見頭角矣。玄宗開元二年，盡忠從父弟失活，以默啜政衰，來歸。奚酋李大酺亦降。時奚亦服默啜。仍置松漠、饒樂二府，復營州都督。失活卒，開元六年。從父弟婆固襲。有可突干者，勇悍。婆固欲除之，不克，奔營州。都督許欽澹發兵及李大酺攻之，敗績。婆固、大酺皆死，欽澹懼，徙軍入榆關。是爲奚人見弱於契丹之始。可突干立婆固從父弟郁干，卒，開元十年。弟吐干襲。復與可突干猜阻，來奔。國人立吐干弟邵固。《遼史》。《唐書》云李盡忠弟，必誤。爲可突干所弑，脅奚衆共附突厥。奚酋魯蘇大酺弟。不能拒，亦來奔。幽州擊可突干，破之。可突干走。奚衆降。可突干復盜邊，朝廷擢張守珪爲幽州長史，經略之。守珪善將，可突干懼，陽請臣，而稍趨西北倚突厥。有過折者，亦契丹部長，與可突干俱掌兵，不相能。守珪使客陰邀之，即斬可汗屈列及可突干來降，時開元二十二年也。以過折爲松漠都督。未幾，爲可突干餘黨泥禮所弑，屠其家。泥里，即雅里，亦作涅里，遼太祖七世祖也。《遼史·百官志》載遥輦氏可汗九世：曰窪，曰阻午，曰胡剌，曰蘇，曰鮮質，曰昭古，曰耶瀾，曰巴剌，曰痕德堇。《營衛志》以屈列當窪可汗，則自邵固以上，皆大賀氏矣。《遼史·耶律曷魯傳》：説奚曰：“契丹與奚，言語相通，實一國也。我夷離堇於奚，豈有陵轢之心哉？漢人殺我祖奚首，奚離堇怨次骨，日夜思報漢人，顧力微弱，使我求援於奚耳。”此奚離堇指太祖，則奚首者，太祖先世，爲漢人所殺者也，疑即可突干。遼人立迪輦阻里，唐賜姓名曰李懷秀，妻以宗室之女，時天寶四年也。是歲，殺公主，叛去。迪輦阻里，《遼史》以當阻午可汗。安禄山討破之。更封其酋李楷落。禄山又出兵討契丹，大敗。《遼史·營衛志》：“太祖四世祖耨里思，時爲迭剌部夷離堇，遣只里姑逆戰潢水南，禄山大敗。”《蕭塔葛傳》：“八世祖只魯，遥輦氏時，嘗爲虞人，當安禄山來攻，只魯戰於魯山之陽，敗之。以功爲北府宰相。”即其事也，可見契丹是時兵力之强。自是契丹中衰，附奚以通於唐。其酋長曰屈戍。武宗會昌二年，回紇破，來降。《遼史》以當耶瀾。習爾，咸通中再貢獻。《遼史》以當巴剌，曰欽德，即痕德堇也。嬗於遼太祖。

太祖七世祖曰雅禮，即弑過折之泥禮，已見前。據《太祖本紀》，雅禮之子曰昆牒，昆牒之子曰頦領，頦領之子曰肅祖耨里思，肅祖之子曰懿祖薩剌德，懿祖之子曰玄祖匀德，玄祖之子曰德祖撒剌的，德祖之子，即太祖也。當大賀氏之亡，推戴雅里者頗衆。雅里讓不有國，而立遥輦氏。見《耶律曷魯傳》。時則契丹八部，僅存其五，雅里仍更析爲八。又析三耶律爲七，二審密爲五。三耶律者，曰大賀，曰遥輦，曰世里，即相次居汗位者。二審密者，曰拔里，曰乙室已，即後來之國舅也。三耶律之析爲七也，大賀、遥輦二氏分爲六，而世里氏仍合爲一。是爲迭剌部。故終遥輦氏之世，强不可制云。契丹之初，草居野次，靡有定所。雅里始制部族各有分地。又立制度，置官屬，刻木爲契，畫地爲牢，政令大行。《地理志》：慶州，“遼國五代祖勃突，貌異常。有武略，力敵百人。衆推爲主，生勃突山，因以爲名。没葬山下。”以世數核之，當爲頦領。以音譯求之，則於毘牒爲近。案雅里爲太祖七世祖，并太祖數之，實當云八世。明白無疑。而《兵衛志》誤作六世，豈《地理志》亦誤差一世，因以毘牒爲五世歟？肅祖大度寡欲，令不嚴而人化。懿祖嘗與黄室韋挑戰，矢貫數扎。玄祖教民稼穡，又善畜牧，國以殷富。德祖仁民愛物，始置鐵冶。其弟述瀾，亦稱釋魯，《皇子表》：述瀾爲玄祖三子，德祖第四。爲于越。遥輦氏歲貢於突厥，至是始免。疑當作回紇，屈戍時事。述瀾北征干厥、室韋，南略易、定、奚、霫。始興版築，置城邑。教民種桑麻，習織組。已有廣土衆民之志。至太祖，乘遥輦氏之衰，又值晚唐之亂，遂崛起而成大業焉。以上遼先世事跡，大抵見《營衛志》。兼據《兵衛志》、《食貨志》及《皇子表》。太祖東北滅渤海，服室韋、女直；西北服黠戛斯；西南服党項、沙陀、韃靼、吐谷渾、回鶻；遠至吐蕃、于闐、波斯、大食，亦通朝貢，其聲威可謂極廣。《遼史·地理志》稱其地“東至海，西至金山，暨於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猶僅以疆理所及言之也。

六二八契丹部族

契丹部族，見於史者，在元魏及唐五代時，其數皆八，惟隋時分爲十部，而逸其名。元魏八部：曰悉萬丹，亦作欣服萬丹。曰何大何，曰伏弗郁，曰羽陵，曰日連，曰匹絜，曰黎，曰吐六干。唐時八部：曰達稽，曰紇便，曰獨活，曰芬問，曰突便，曰芮奚，曰墜斤，曰伏。《五代史》八部：曰旦利皆，曰乙室活，曰實活，曰納尾，曰頻没，曰納會雞，曰集解，曰奚嗢。其名前後皆不同。《遼史·營衛志》云：“奇首八部，爲高麗、蠕蠕所侵，僅以萬口附於元魏。生聚未幾，北齊見侵，掠男女十餘萬口，繼爲突厥所逼，寄處高麗，不過萬家。部落離散，非復古八部矣。”又謂大賀氏之亡，八部僅存其五。太祖七世祖雅里，更析爲八，似乎契丹部族，時有變更，然唐之置羈縻州也，達稽部爲峭落州，紇便部爲彈汗州，獨活部爲無逢州，芬問部爲羽陵州，突便部爲日連州，芮奚部爲徒河州，墜斤部爲萬丹州，伏部爲匹黎、赤山二州，則芬問部即羽陵，突便部即日連，芮奚部即何大何，墜斤部即悉萬丹，伏部即匹絜，惟達稽、紇便、獨活三部，不能知其與元魏時何部相當耳。然則部衆雖更，部名雖改，而其分部之法，則後實承前。《五代史》部名之異於唐，此八部蓋即雅里就五部所析。當亦如是矣。《遼史·地理志》：永州，“有木葉山，上建契丹始祖廟。奇首可汗在南廟，可敦在北廟。繪塑二聖并八子神像。相傳有神人，乘白馬，自馬盂山浮土河而東。有天女，駕青牛，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葉山，二水合流，相遇，爲配偶，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分爲八部。”蓋八部之分，由來甚舊，所托甚尊，故累遭喪敗，其制不改耶？《太祖本紀》：“遼之先世，出自炎帝，世爲審吉國。其可知者，蓋自奇首云。奇首生都庵山，徙潢河之濱。太祖七年，登都庵山，撫奇首可汗遺跡，徘徊顧瞻而興歎焉。”《地理志》：上京道，龍化州，“奇首可汗居此，稱龍庭。”《營衛志》：“潢河之西，土河之北，奇首可汗故壤也。”又云：“奇首可汗、胡剌可汗、蘇可汗、昭古可汗，皆遼之先，世次不可考。”白馬青牛，説雖荒誕，然奇首則似非子虚烏有之流。然隋時何以獨分爲十部？又唐置羈縻州之先，契丹酋長窟哥及辱紇主曲據皆來歸，唐以窟哥之地置松漠都督府，以辱紇主曲據所部爲玄州，合八部亦十部也。《遼史·營衛志》説如此。此又何説耶？曰：八部者，所以象奇首八子；八部外之二部，則所以象奇首可汗及其可敦，即《遼史》所謂三耶律、二審密者也。并三耶律二審密言之，則曰十部；去此二部言之，則曰八部。漢人言之有異，契丹之分部，則未嘗變也。何以知之？曰：以太祖創業之事知之。

《五代史》述太祖之創業也，曰：“契丹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爲八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疾疫而畜牧衰，則八部共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約本如此，不敢争。某部大人遥輦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饑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爲遥輦不任事，選於其衆，以阿保機代之。阿保機，不知其何部人也。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又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其久不代，共責誚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爲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濼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似契丹共主，本由選立，至遼太祖乃變爲世襲者。然據《唐書》及《遼史》，則遥輦諸汗，世次相承，初無大賀氏亡，分爲八部之説。《遼史·太祖紀》：唐天復元年，痕德堇可汗立，爲本部夷離堇，專征討。十月，授大迭烈府夷離堇。三年十月，拜于越，總知軍國事。天祐三年十二月，痕德堇可汗殂。明年正月，即皇帝位。其汗位受諸遥輦，又彰彰也。此又何説邪？曰：太祖之所争，乃夷離堇之職，而非汗位也。夷離堇者，後來之北南二大王，《遼史》謂其統部族軍民之政。《五代史》所謂建旗鼓以統八部者，蓋即指此？世宗之立，即由北南二大王。李胡争之，卒不勝，可見北南二王權力之大。契丹雖有共主，然征伐決之會議，田獵部得自行，其權力實不甚完，況於遥輦氏之僅亦守府？《五代史》之所紀，蓋得之漢人傳述。斯時述契丹事者，知有夷離堇而不知有可汗，正猶秦人之知有穰侯而不知有王，其無足怪。然太祖之汗位，則固受之痕德堇，非由八部所推之大人而變，謂太祖變公推之夷離堇爲專任則可，謂其變嬗代之共主爲世襲，則不可也。《遼史·營衛志》謂雅里析八部爲王，立二府以總之。又析三耶律爲七，二審密爲五。三耶律者，曰大賀，曰遥輦，曰世里，即相次居汗位者。二審密者，曰乙室己，曰拔里，即耶律氏所世與爲婚姻者也。二府，蓋即後來之北南二宰相府：北宰相府，皇族四帳，世預其選。南宰相府，國舅五帳，世預其選。然則是時之總八部者，蓋即三耶律，二審密；以其象奇首，故世汗位；以其象奇首可敦，故世婚皇族也。隋時，十部。唐時八部之外，别有松漠，玄州，其故蓋亦如此？《五代史》謂八部之長，皆號大人；又謂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似建旗鼓之大人，即在八部大人之中者。然又謂阿保機不知何部人，又謂太祖請自爲一部，則太祖實非八部大人；其部族且在八部之外，亦隱隱可見也。

六二九契丹農業

奚與契丹本皆以遊牧爲生。《北史》稱其“隨逐水草，頗同突厥”者也。至太祖之考匀德，仲父述瀾，始教民以樹藝、組織。太祖益招致漢人，令其耕種。及平諸弟之亂，弭兵輕賦，專意于農。至太宗時，則獵及出兵，皆戒傷禾稼。蓋駸駸進于耕稼矣。《遼史·食貨志》。道宗時，西蕃多叛。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給西軍。唐古率衆田臚朐河側，歲登上熟。《遼史》本傳。是其耕稼，不徒近中國之地，并以施之諸部族也。然史稱“契丹舊俗，其富以馬，其强以兵”，又稱“太祖時，畜牧之盛，括富人馬不加多，賜大小鶻軍萬餘匹不加少。自太宗至興宗，垂二百年，羣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馬猶有數萬羣，每羣不下千匹”。《遼史·食貨志》。則其生業，究以畜牧爲重云。

六三〇契丹文字

契丹先世，本無文字。《遼史》本紀：太祖神册五年，始製契丹大字。九月壬寅，大字成，詔頒行之。《五代史》謂漢人教契丹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則契丹大字，實出中國。又《皇子表》：迭剌，性敏給。回鶻使至，無能通其語者。太祖使迭剌迓之，相從二旬，盡習其言與書，因製契丹小字，數少而該貫。則契丹小字，出于回鶻。今世所傳契丹書，係增損漢文爲之，則其小字，蓋未嘗通行也。《突吕不傳》：製契丹大字，贊成爲多。《耶律魯不古傳》：太祖製契丹國字，以贊成功，授林牙、監脩國史。

六三一契丹文學

契丹文化之進步，觀其種人通文學者之多，可以知之。其首出者當推人皇王倍。嘗市書萬卷，藏之醫巫閭絶頂之望海堂。通陰陽，知音律，精醫藥、砭焫之術。工遼、漢文章。嘗譯《陰符經》。善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等，皆入宋祕府云。《遼史·宗室·義宗傳》。此外通文學者，宗室中若世宗第五子和魯重，若人皇王第四子平王隆先，若耶律學古，耶律資忠，耶律庶成、庶箴兄弟，庶箴子蒲魯，耶律韓留，耶律昭，耶律陳家奴，耶律良。外戚中若蕭勞古及其子朴，蕭陽阿，蕭柳，蕭韓家奴。究心史學者，則庶成，韓家奴，及耶律孟簡，耶律谷欲，耶律儼。善畫者，則耶律顯學，耶律褭里。善醫者，則庶成及蕭胡篤之祖敵魯，耶律敵魯，迭里特等。其事備見於《遼史》，迥非草昧榛狉之舊矣。《興宗紀》：重熙十三年，六月，丙申，“詔前南院大王耶律谷欲，翰林都林牙耶律庶成等編集國朝上世以來事蹟。”《耶律谷欲傳》：“奉詔與耶律庶箴、蕭韓家奴編遼國上世事蹟，未成而卒。”《耶律孟簡傳》：“大康中，詣闕上表，言遼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上命置局編脩。”實重熙十三年之詔所由來也。天祚帝乾統三年，又詔耶律儼纂太祖以下《實録》，共成七十卷。又案《遼史》謂耶律富魯舉進士第，帝怒其父庶箴擅令子就科目，有違國制，鞭之二百。則遼人并不欲其本族人從事文學。然《天祚紀》又謂耶律大石舉天慶五年進士。蓋一時風氣所趨，雖國法亦不能禁也。

六三二契丹慕漢

《遼史·儀衛志》云：“遼國自太宗入晉之後，皇帝與南班漢官用漢服，太后與北班契丹臣僚用國服。”《太宗本紀》：會同三年，十二月，“丙辰，詔契丹人授漢官者從漢儀，聽與漢人婚姻。”《外戚表序》：“契丹外戚，其先曰二審密氏，曰拔里，曰乙室已。至遼太祖，娶述律氏。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將還，留外戚小漢爲汴州節度使。賜姓名蕭翰，以從中國之俗。由是拔里，乙室已，述律三族，皆爲蕭姓。”《后妃傳》曰：“太祖慕漢高皇帝，故耶律兼稱劉氏，以乙室、拔里比蕭相國，遂爲蕭氏。”其慕效漢人之心，可謂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