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为了方便起见，中国思想史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主要时期。耶稣纪元前的一千年为上古时期。伟大的中古佛教及道教时代，以及一直通过了纪元后一千年的全部时间，都为中古时期。而近世这一时期，则为中国理智复兴期；这一时期，远从第十世纪大规模的刊印书籍，以及第十一世纪、第十二世纪新孔子学派起来的时代起，一直延长到我们这个时代。每一时期，都占了将近千年的光景。

中国思想史的上古时期，可说是古典时代。从那时传下了一些前于孔子的古典作品，诗歌的，历史的，关于行为轨范的，关于宗教崇拜的；此外当然还有许多大哲学家的作品，如老子及孔子、墨翟，一直到孟子、庄子及韩非——这可称之为中国学术的“旧约全书”时代。这个上古时期，不独为所有后来各时代的中国思想史确定了一个主要的模型，而且也提供了许多灵感和智慧的工具，使中国中古及近世思想家们，可以用来做凭借，去为哲学及文化的复兴而努力工作。简单说来，古典中国的理智遗产，共有三个方面：它的人文主义，它的合理主义，以及它的自由精神。

其所以成为人文主义的，是为了它始终而且明显的注意人类的生活，人类的行为，以及人类的社会。举例来说，当孔子被人问应当如何事鬼神时，他就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又被问关于死的意见时，他就说：“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对于人生的执着，就成了一个特点，使中国古代思想与印度、波斯甚至伊色列（israel）的古代思想，截然不同了。中国古典时期的思想家，主要的是道德哲学家、教育哲学家、社会哲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古代中国曾建立一个伟大的文明，而且又产生了许多关于人性，关于道德行为，关于法律及政治组织的，种种成熟的学说，但对含有“乐园”意义的“天堂”，看作“末日裁判”地方的“地狱”，则一无所知，并且对于生死问题，也从来没有耽于玄思默想过。

其次，中国古典思想之所以成为合理，成为唯理智主义的原因，是由于他对于智识、学问和思想的重视。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当时，中国思想的派别很多，从孔子的明显的唯理智主义的态度（孔子曾明白承认过：“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一直到老子更明确的、唯理智主义者的（rationalistic），但却几乎是反理智主义者的（anti-intellectualistic）态度。老子这么吟咏过：

不出户，知天下；

不窥牖，见天道。

在这两极端之间，可以寻到那时中国思想上一些其他的伟大学派。他们的不同之处，是在于对那比较吃力的学习及研究过程的注重程度，各有不同。这一类的差别，在两种不同的性情之间，本是些很自然的差别。这两种性情，威廉詹姆斯氏曾把一个称之为“软心肠的性情”，把另一个称之为“硬心肠的性情”。中国思想从未诉之于超自然的或神秘的事物，以作为思想或推理的基础。从这一点看，一般说来，中国思想是始终唯理的。而且，它的所有正统学派，对于知识和考察，都十分重视。再从这一方面看，它确是偏重于唯理智主义者的态度。

人文主义者的兴趣，与合理及唯理主义者的方法论结合起来，这一结合，就给予古代中国思想以自由的精神。而且对于真理的追求，又使中国思想本身得以自由。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又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讲到他自己时，他又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中国道德与理智力量仅次于孔子的孟子，也曾经更有力的表示过这个自由的精神。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这种人文的、合理的及自由的精神，就是古典时代对于后代理智生活留传下来的、最大的遗产。也就是因为这个精神，所以方能使得那个时代多样的论理、社会及政治作品，现在读起来，还是和我们现代的作品一样。

这里就是孔子和他自己国家统治者的谈话：

鲁定公问：“一言可以兴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定公又问：“一言而丧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善而莫予违也。’知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从这样一个人道的、合理的、客气的，然而在精神上又是这么坚定的、这么自由的回答里，我们可以了解二十五个世纪以来，孔子对于中国人的控制力量的所自来了。

下面是孟子和梁惠王的一段问答：

“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孟子问。

“无以异也。”梁惠王答。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王曰：“无以异也。”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人且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下面又是孟子告诉齐宣王的一段话：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从这类的讨论中，我们不禁要觉察到人文主义的精神、合理的精神以及自由政治批判的精神。这种精神，就使孟子成为人类史上民主政治的最早也许是最大的哲学家。

这个古典时代三重性质的遗产，就成为后来中国各时代文化与理智生活的基础。他供给了种子，由那里就生出了后来的成长与发展。它又尽了肥沃土壤一样的使命，在那里面，许多种类的外国思想与信仰都种了下去，而且成长，开花，结果了。它给中国一个理智的标准，可以用来判断及估计一切外国输入的理想与制度。而一遇到中国思想变得太迷信，太停滞，或太不人道时，这一个富于创造性的理智遗产，总归是出来救了它。

虽然当中曾经有过一千年的时光，一般人都集体改信佛教，也还并没有能够根除这个遗产。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好像中国的合理性及人文主义，已经被一个中古时代思想的洪流所淹没了。这个中古思想，就是由印度及印度化思想信仰统治下所产生的。成千成万的男人女人，都出了家去当和尚或尼姑。宗教热就像浪潮一样的冲进了中国。作为对于佛教神圣献祭的最高形式，一个虔诚的和尚，可以欣然烧掉一个手指，一条膀臂，或者甚至他的整个身体。上千万的信男信女，有时甚至是宫庭中的人物，也都蜂涌到山上去，目击而且悲泣一个高僧的自焚。

正是为了这样的出世态度，和这样非人道的狂热，才又把中国震动得恢复了知觉，恢复了理性，恢复了人性。在历史上那几次政府迫害佛教举动的背后，永远的有中国文明对于要使中国“蛮化”的这潮流的一种反抗态度存在着。

举例来说，公元845年对佛教大迫害时，上谕里的主要意思是说：“中国政府不能把中国人民弃之于对一个外国舍生宗教的崇奉了。”这就是中国人道主义对于使中国思想文明印度化的一个革命。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韩愈

中国反抗佛教的最大代表，及大声疾呼得最厉害的领袖，是韩愈。他指出过，中国思想的最高理想，是说一切的个人道德及理智培养，必须有一个社会的目的，而这个目的呢，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所有一切志在由苦行及逃世以自救的个人教育，都是反社会的，因之也是非中国的。

韩愈为这个反抗提出了著名的冲锋呐喊，所谓：“人其人！”那就是说，使和尚尼姑们一律恢复人性和人的生活！他对于佛教的严厉批评，特别是他对于皇家底庇护佛教的攻击，就使他在819年遭到了贬斥。然而，在精神上，他却是第十一、第十二世纪中新哲学运动的创造者。这个运动，后来就产生了“唯理哲学”（理学）的复兴与形式。

这次现世的及创造性的哲学运动的复兴，就为中国思想的第三或近世时期开了先河。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复兴时代。在近世中国哲学前九百年的发展当中，古典时代的人文主义唯理主义，以及自由精神，又重新像花一样的放开了来。

“唯理哲学”的最初阶段，道院的苦行及学术性的冥想，仍然继续存在。这些是从中古宗教时期接受过来的。不过就一般而论，理智自由精神已经产生了许多敌对的思想派别，而其中有几派，曾经较为彻底的脱去了中古势力的牢笼。推想已变为有条理得多，科学化得多；道德教训也变得更人道些，更合理些。

十二世纪中，朱熹学派曾特别注重对于知识采取唯理主义的态度。这一派的口号是：“致知在格物。”主张“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主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这种严格唯理主义者的精神及方法论，在中国思想里，就产生新的唯理主义。可是因为没有对于自然本身实验及处理的传统和技术，终至于，这种科学的思想，并没有能够产生一种自然科学，可是它的精神，却渐渐在历史及哲学的研究中被觉察出来了。过去三百年来，它曾经在对于古典著作的研究方面，产生了一个科学的方法论。它曾经展开了对于书本的批评，“高级”的批评，以及对于古代著述的哲学态度。那些图谋推翻传统注疏的学者们，现在却选了一个新的工具，这就是一个新的方法论。这样，他们可以凭借历史的证据及演绎的推理法，去扫除一切主观的解释，和传统的权威。固有的唯理主义，现在变成科学性的了。而理智自由的精神，也就寻到了一个有力的武器。

我将再叙述两个轶事，以结束这个简略的中国思想史叙述。中国现存的最老哲学家吴敬恒，曾经告诉我一个故事。他早年的时候，去见江阴南菁书院的山长黄以周。当他走进山长室时，他看见墙上挂着山长自己用大字泼笔写着的对联。那对联上八个字说：“实事求是，莫作调人。”

数年前，当我浏览我父亲未刊行的著作时，我寻到七十年前他在上海龙门书院所做的许多卷札记。每页顶上都用红字印着一段格言。其中一部分说：“学生研究任何题目时，都必须有先用怀疑的精神。”

以怀疑态度研究一切：实事求是，莫作调人。这就是那些中国思想家的精神，他们曾使中国理智自由的火炬，永远不熄。也就是这个精神，方使中国的思想家们，在这个新世界上，新时代中，还觉应完全的自如与合适。

（英文稿原载1942年10月《亚细亚杂志》第42卷第10期，冷观中译稿载1943年2月16日《读者通讯》半月刊第6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