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几年以前，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我的师长，曾经函邀南来讲学，抱歉得很，当时因为个人在北方事务纷繁，一时未易分离，现在得一个机会到此，并且承马先生命讲题，就是“中国再生时期”，在今天得和诸位谈谈。

什么叫做“再生时期”呢？我们知道，人类的个体生命历程，是从少壮而衰老而死亡，人类的个体生命到了“衰老”的时期，必然遇到“死亡，决没有“返老还童”，所谓“再生”时期的到临。那走江湖的人和报纸上的广告，竟有什么“返老还童药”发胃，那是欺人之谈，没有科学根据的诞言。但是人类集团的生活和国家民族的文化之演进，虽也是由少壮而衰老而死亡；但是在衰老时期如何注射“返老还童”针，使变得了新的血脉，那么一朝涣发新的精神，从老态龙钟转变而振作有为，于是，国家的各方面都表现了新的活动，这个时期，历史家称为“再生时期”。

我们一读西欧的近代史，就知道西欧在中古时代曾经有过八百年到一千年的黑暗时代（darkage）。那时，欧洲一切的文物俱已荒废，民族达于“衰老”的程度；但是到了黑暗时代的末期，因为获得了新的刺激，灌输了新的血液，于是老大颓衰的欧洲民族，到了十四、十五世纪便发生新的运动，返老还童，死里复活，成为欧西近几百年一切文物发扬光大的基础，这便是“文艺复兴”（renaissance）时代。我国向来翻译为“文艺复兴”，实在有些欠当，应该是叫做复苏或再生时期，十四十五世纪是欧洲的再生时期，那么何时是中国的再生时期？试观近三四十年来——尤其是最近的二十年来，我国的一切文物无论是社会制度、政治体系、经济组织、学术思想……皆掀起了极大的变革，所以我相信，将来的历史家就要目这个时代为中国的“再生时期”。因为我国具有几千年的文化，然而，历史演进到了现在，已经表现中华民族的老大衰颓。过去中国的历史上，发生了多次的再生运动，交织起伏，希望促老大的中国返老还童；但是新的刺激奄弱，新的血液贫乏，终于未能成功。可是从历史的观点，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再生时期”的到临。

我国在中古时代，为宗教的迷信势力，和社会遗留的法制所蒙蔽，但知尊重个人的生命，不理解做人的意义；《孝经》中云：“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可毁伤。”当时一般的人们，不但是尊重自己的身体，并且求所以扬名显亲，光宗耀祖，最低限度也要做到“无辱”的地步，使自身和父母在社会上有尊荣的地位，要不是，生不如死！到战国的时候，社会上表现了武士道的精神，许多人不但尊重人生的名誉，并且形成社会的侠义风尚和爱国牺牲的精神！民族渐渐有了复活的趋向。

学者胡适

但是不多久，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侠义牺牲的精神，潜藏于无形，民族日渐衰老、怕死、念佛、求仙、遍寻返老还童药丹以期长生不死，为着将来自身得入浮图，不惜以指甲或手臂紫布浸油，在佛前燃烧作佛灯，表示信佛的虔诚，于是群起仿行，甚至竟以身殉，有的将整个身体缚布涂油，并且张贴布告“在于某月某日在某某地方某某大和尚献身佛前”云云，使得万人空巷，争往观看；大和尚一面焚身，一面念佛，一面行礼，于是大家异口同声赞美，因为大和尚从此已经成佛升天，达到人生最高的目的。这种个体的牺牲，为想达到个人入浮图的梦想，与民族、国家和人群没有丝毫的关系；和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人生观大相违背，到了这个时候，民族复回到了衰老时期。一直中国给这种黑暗的潮流荡漾了好几百年！

到了唐代，渐渐地萌发了一点生机，爬出了这个黑暗的圈子，一般不再幻想升天成佛。首先在文学上，我们看到有了良好的改革，许多诗人如杜甫，白居易等不再从事去赞美自然、吟风弄月，开始描写社会的疾苦，出现了新的文学，达到了一个解放的时代。不但唐诗为我国历代最著名的，柳公权、颜真卿的书法，皆甚有名；就是散文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革。在唐朝以前，六朝的文学形成，一般人作起文章，讲求对偶，造成四六句的骈体文，走上了荒昏的文学道上，当时的文学已经失掉了作用，而表达晋人的感情、感觉和思想，还不完全。直到唐朝的韩退之、柳宗元出来，才将这种不合文法的骈文废弃，主用“散文”，当时的“散文”，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古文”。其结果，唐朝成为诗文最盛的一个时代，此外，在宗教方面，唐代也有相当的改革，就前所述，独善其身的佛教，渐进而成禅宗，从印度的佛教转变而为中国的禅宗，不立文字，不再打坐念经，见性成佛。所以唐代是中国一个再生的时期。但是，毕竟因为这时所遭受的刺激太小，新血液的灌输不足，过后，又回到了衰老的时期。

到了宋时，离现在九百余年，中国又渐渐表露复活的趋势，无论是在文学上、思想上、政治上等各方面宋朝都充分表现勃兴的气象。文学方面继续出现了几个新人物，如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他们继起对于文字的努力，亦有了新的收获，造成文学革命，“古文”的格式于是形成，后人合唐之韩愈、柳宗元称为唐宋八大家，其中宋代占了六位，所以宋时在文学上又是一个再生时期。同时，在思想方面也有了极大的改观，从前的人生观为拜神求佛，但望个人延年益寿，避祸得福。在北宋时出了一个伟大的人物范仲淹氏。提出了一个新人生观，尝言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于是思想上表现了一个新时代，由个人主义走到利他主义的道上，要在人人还未曾有忧虑的时候，而自己去忧虑；但是快乐就是要到个个都享受了然后才到自己，这是宋代思想界一大革新。不到三十年，熙宁年间，王安石出来实行政治的大改革，但是恶势力强固，改革没有成功，继有程灏、程颐、朱熹一般人出来，主敬存诚穷理为本，另成了一个学派，他们不再希望做道士和尚，而且要在世界上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于是确立了一种理想的人生观，如《大学》首章所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但是这里的“修身”和中古时候所希望为神仙成佛祖的一种自私的，出世的观念不同，而是积极的，为社会的人生观，所以“修身”的后面，就是“齐家”“治国”和“平天下”，这一种新人生观的焕发，于是代替了中古时代宗教迷信的人生观。从目的上说，由期望个人的超度推广而期望社会的改进，因此在思想方面宋朝的理学派不愧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再生时期。

然而，毕竟因为社会传统的旧势力膨胀，而新加入的血液不足，“治国”“平天下”，又是那样的艰深难行；不久，中国又回到了过去的时代，踏上从前的老路，文字方面从此跑上一个“做八股”的形式道上，体裁更坏。在思想方面，又回到静坐，拜佛，欲成神仙的圈里。一向积极的活动的人生观，转变而消极的死样的人生观，无所为而为；因着要做圣贤便要做到“格物致知”和“治国平天下”，小民何敢奢望？“格物致知”的意义，原来正与近代的科学家理想相符，“物”的范围既然是这样广泛，包罗万有，单是要“格物”，以穷究天地万物的道理，在那个时候，既没有客观的环境，生活上并没有感觉到切肤的需要，而科学研究上的设备，好像显微镜，望远镜等等都一样也没有的；而大家既不了解科学实验的方法，一般读书人但知琅琅念书；文质彬彬，长袍大袖又不用手足，那里说得科学的学习，因了这个缘故，“格物致知”，只是讲讲而没有方法去实行。到明朝，王守仁主张“知行合一”，但是“格物致知”做不到，于是想从自身下手，由静坐而提倡“良知”。初时，王阳明对于“格物穷理”等宋哲所提倡的思想，也愿笃信力行，只是行而不知其法。为着“格物”，王阳明和他们的门弟，先试“格”庭前“竹’，解开“竹子为什么中空”的道理，他的门徒坐守三天三夜，仍旧不获其理；王阳明不相信，自己亲身去守望沉思，也弄了七天七夜，仍旧，“竹子为什么中空”的道理没有“穷”了出来，反弄得病体支离，于是认为“格物致知”，那是干不通的；就改而提倡“良知良能”，以个人的知觉为做学问的出发点，我们晓得，思想方面这又回到了沉没错误的途上，宋哲所提倡那积极的人生观和“格物穷理”的道理，为了历史上从来没有研究的遗风和科学的背景设备等，于是昙花一现，思想上又返到了过去的时代！

每个时代都有一个再生时期，不在这方面或者就在那方面具有返老还童的趋势。古文改革到了明朝，一方面，文学是走到形式的死路上；一方面是在蕴蓄着蓬勃的生机。在明朝以前的元代，已经有了白话戏曲，明朝以来，白话的词曲，虽然仍旧存在，可是明代在文学上最伟大的杰作，是用白话写的小说，好像《三国志》《西厢记》《水浒传》等都是历史上白话文长篇小说中不可多得的佳本，迄清时，又有《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小说出现，因此，这五百年来，文学上可以说是由古典的文学到了市民文学，为文学历史上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在这个时候，文学就分成了两个部位，像《三国志》《水浒》这一类的文学作品，在当时目为低级文学，为社会中一般下层阶级的民众，像卖豆腐的，拉车的，缝纫的作为茶余饭后的读物；而一般士大夫阶级，仍旧在跑其“求功名”的道路，大做典试的八股文章。

总括来说，在历史我国是发生了好几次的再生运动，从各方面表露复苏的精神，唐代可谓是我们文学上的大改革，民族也表现一些生机；但是一会儿又转到了衰老时期。迄宋朝，文学又焕发了新生，并且思想上表露复活的气象，但是因为旧势力雄厚，新刺激，新血液贫乏，不久又朝八股文学的路儿跑。明代以后，白话文的兴勃，文学上又表现了一种生机；然而一般士大夫阶级仍在做古典应试的文学。所以我国历史上虽然有了好几次的“再生时期”交迭起伏，然而返老还童的目的，仍是没有达到。不过，历史演进到了现在，试观最近之数十年中国各方面的活跃，我们觉得中国并没有死亡，过去的“再生运动”也不是完全失败，并且这依旧在继续的进行。我们从历史的观点来作一个比较，更证明现在中国所感应的刺激，所增加的新血液之强大，为历来所未有，这种新刺激新血液，有促中国复活的趋向，所以现在是中国的再生时期，恐怕也就是最末一次的再生运动。因为现在关于政治改革已经大功告成，而在文学改革，社会改革，学术改革诸端也就如狂风怒潮逐波而来，在在都充满了新的希望。现在分别说来：

一、政治改革：前者我国历史上的各种改革不容易求得实现，这原因思想、文学、宗教的改革不敌政治上的压抑，往往思想和文学的改革，在政治上稍稍加以压力，即将一笔勾销，好像三十年前，光绪二十四年（即1898年）广东一般领袖如梁启超、康有为所领导戊戌维新运动，全国震动，思想为之一新，那时恭亲王亦立意变法，并颁布了关于政治、军事、教育等等数百件改革案，但是，还不够三个月，顽固的慈禧太后复垂帘听政，不赞成变法，于是，将皇帝幽禁，一般维新的党人，捉的捉，杀的杀，如火如荼的改革运动，就给这一位老太太轻轻地一笔勾销，这是给一般人的一个大教训，皇帝或一般谋臣想图改革，尚且还没有成功的希望，在个人方面或是没有地位的人更因着畏缩而消减了改革的念头，倘若一不小心，给御史探悉，那么自己的身家性命，立刻不能保障；想在文学方面努力改革运动，更是没有办法，政治上的压力，立刻将加以取缔，或封报馆或停办书店，历史以来的文字狱，都是言论被钳制的结果。所以，政治的改革在再生时期，实在占着重要的地位，但自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成立，扫荡了几千年专制政治的积污，使中国开放苏生的时代，而一切的革新运动，无论是在文学上、思想上、学术上的，才能够发芽滋长。因此，如果没有了辛亥的政治改革，那么中国一切再生运动都不能成立。所以中国政体的改革，实在是一切改革的惟一条件。

其次为文学改革：大多数稍能涉猎西洋文学的，必能理解我国的文字，尚不足以应付生活上的需要，我国的古文为两千年前所形成的文字，这种文字到现在来如果要读通，最少要花费一个极长的时间，倘若要能够写作，那么需要更长期的训练，可是做的文章和讲的话，毕竟又是两件事体，念着文章，普通一般人们听不懂，所以这种文字实在是一种“死的语言”，如果是用来教育儿童，或是用来宣传大众，那是毫无用处的工具，尚在专制时代，早已经有人感觉到改革的需要，可是这种改革并没有成功。

清朝晚期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

何以在过去这种文字的改革不能成功？最大的原因是当时社会环境还实行科举制度，将社会划分了两个阶级，一方面是上层阶级，有智识的、做官的；而又一方面是下层阶级的民众，拉车的、卖豆腐的、缝纫的……这种“我”和“他”的界限划分以后，于是形成彼此的观念。但是环境是这样，如果要做人上人，你得学做八股文章，写端正的小楷，读古文；至于白话文虽然和普通言语音义相同，写语体文是一种实用的文章；可是上层阶级的智识分子，大家目为那是下等社会人们的读物，要想阅报、做官，丝毫没有帮助，因此改革的结果，遂遭失败。白话文虽然提倡，但是做八股的还是做八股。又因为，白话文为一般看不起，所以连下层阶级的劳苦民众，如果自己有了儿孙，还是要送去学做八股的文章，而白话文的改革，其结局，没有方法不归于失败的。

近十余年来，白话文的提倡，所以先从这一点下手，打破“我们”和“他们”的区分，彼此合一。我们觉得中国须有“新文学”，我们觉得白话文是“活的语言”，我们为要打破社会的歧视，所以无论是诗歌、小说、戏剧、传记……用白话文来写，而过去有价值的白话作品，更使在社会有机会发扬光大，无论社会的上下层，大家都对白话文发生好感，并且在生活上去应用，是这样，文学才可以改革。而近十余年以来，我们都在从事这种工作。

白话文的“白话”，和在两粤通俗所谓“白话”的意义，颇有不同，在两广说到“白话”，意思就是指“广话”而言，这里面也有一个来源的；因为在从前表演粤戏的时候，舞台上表演的人，一方面是“唱”，一方面是“白”，所谓“白”就是“道白”，“道白”都是用“广话”，这在大众听起来，“唱”的有时不会懂得，却是“道白”的，往往听得清清白白，所以“广话”又叫做“白话”，但是在白话文所谓的“白话”，其意合“普通话”（或叫官话）相同，我国全国为同一的民族，是应该有同一的语言，这就是所谓“国语”。至于凡是可称做“国语文”的，必须具有两种条件：第一，是全国流行最广，大家最容易懂得的方言；第二，要有写作的形式之标准，使大众易学易教。这几乎是全世界相同的道理，好像从前欧洲西部多用拉丁文字，但到现在，意大利就用意大利的语言文字，法兰西有法语法文，英国和德国也有其国语国文。但是意大利、法兰西、英、德等国，其国语的成文，也不外上述这两个条件，即要在全国流行最广和有其写作的形式。

在中国，语言方面流行最广的就是“白话”或叫“官话”，又叫“普通话”，我们试一看丁文江和翁文灏所制的《中国语言分布图》，我们就知道“普通话”在中国流行范围的广大，从北到俄边哈尔滨，山东三省而万里长城，长江一带，南到与安南毗连的云、贵；从东边南京起到西边的四川止，我们统观中国东南西北这一个大区域，那么包括了东三省、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江苏一部），云南、贵州和广西的一部，所以“普通话”流行的地方，在我国本部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各处流行的“普通话”，虽然未尝没有多少出入，但是大同小异，都可以说是“普通话”，因此用“普通话”求做“国语”的标准，已经具备了第一个资格，至于第二个资格，也就颇有把握，近五百年以来，民间流行的有唱戏的戏本或说书的曲谱，都是由“普通话”而变成写作的形式，里面有浅显的人人可懂的，好像父母子女的欢态、爱情的、诉苦的描写；有歌唱有骂语……的表述，这些在古典的文学里是找不着，恋爱的诗歌，听了以后令到个个会动情，倘若是要用古典的文学来表达，那么值得要先下一番苦功，专心研究了二十年以后才读得到。

至于我国的方言，口中所讲的语言，能够表现写作形式的，共有三种：一是广东话即粤语，在文艺上有相当价值的写作，就是“粤讴”；二是苏州话即吴语，吴人常将口中的言语记载而成戏曲、说白和小说；三是北方官话，这种语言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很多，好像《红楼梦》《三国志》《西厢记》《封神》等。是从三四百年以前直流传到现在，为我国社会上最通俗的小说，几乎个个都读，一提起来个个都知道，所以在写作的形式来讲当然也以普通话为最佳。

在广话和吴话的写作形式，因为有许多地方并不流行，而且在写作形式中有许多文字缺乏，不敷生活上的应用，后来自行创定，音声使与方言一致，好像“没有”粤语写作“乜”，“□□□□”粤语写作“咁”，这样自制的新字，在粤语中很多很多，不下百十个，同时在吴语也是陷于同一的情状，为使“语”与文一致，也创制了好些新字，好像“不要”吴语写作“覅”（勿旁），“不曾”，吴语写作“朆”（勿旁），诸如此类的不少，在官话中，从前“这个”的“这”字是没有的。初时大家想用“之乎者也”的者字来表示，觉得不大好，后来又想用“太阳”的“阳”字来表示，也觉得麻烦，唐宋以后，用“文”（走之旁）字来表示，到最近才演进而为“這”字。又好像，你看好不好呢的“呢”字，从前也没有的，唐宋时代，以“渐”（耳底）字代表，好不费力，后来有些人用“呢”来表示，较为轻便易写，于是就成立，沿用至今。从上所述，就可见到一字的创成，实在也不容易，而一种语言的成为国语，自然也并不是偶然的。官话的演进到了现在，所以能够流行很广，其功效也颇得力于《三国志》《西厢记》《红楼梦》……种种著名的小说，在数百年长时期深入民间的宣传。

文字的改革能够彻底，非做到全国普遍的流行，和文学的内容充实不可，现在想要全国一致的以“语体文”为文学上惟一的工具，大家运用它来表达内心所蕴藏的思想、智识……感情，除了在学校里教科书要采用它外，并且在课外方面的读物，一切文学上的材料，都用“语体文”来做标准，用它去代替了古典文学的地位，能够这样地做到了这些工作使“白话文”成为全国最通行的语言和文字。

而且这些语言文字才属诸大家所有；并且成为全国最良好的宣传和教育工具，这些应是文学革命的理论所在，文学革命的历史，在此不赘；但是，从民十一年到现在，这十二年当中，全国刻刻在施行“国语教育”，成绩也颇有可观，这次我在香港、广州各处演讲翻译，这便是一个例证。我们希望“国语文”成为全国的教育和宣传的工具，同时它也就是统一全国应该着手的初步工作，记得当我们提倡“白话文”的时候，曾引起了社会上许多的人士反对，但是一种思想、言论、主张，固然恐怕没有人们赞同，更怕没有人家反对，最怕人家不声不响地放到字纸篓去。新的文字、活的语言，在这个时代已经是非常地需要着它，所以从民国八年以来，越是反对和宣传，就是像广告一般的越是传播，唤起了全国的注意，而反时代的旧文学日渐没落，新文学的内容越渐充实，利用日增，造成了中国文学历史上的再生时期，给予社会各方面以一种复活的影响。

三为社会改革：全国在这个时期，旧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动摇，而趋向大众化的途径。最明显的因新思想的介绍，而产生了思想上的改新，一方面有十九世纪欧美的民主立宪思想，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又一方面输入了最近欧洲的独裁政治思想。在二十世纪世界思潮，从最左倾的如共产主义到最右倾的独裁政治思想，中国无不应有尽有。非独思想方面如此，在经济组织方面，在社会积习方面也引起了莫大的革新，社会改革的范围很广，别的且不多讲，就是个人的容仪方面也掀起了极大的变动，由剪发、衣服改革，直到裸体运动，五花八门都像雨后春笋般的勃发。在妇女方面，如女子现在也在社会有相当的地位，可以参政，男女可以同学，有受同等教育的机会，回想提倡男女平权，男女同学到现在已经有十余年，而这种风习到现在，普及了全国。在民十六七年的时候，全国大学男女同学的仍是很少，但到现在，全国高等教育的机关，男女分校的却是寥若晨星，如今试统计全国女子大学不过是有两处，从男女授受不亲转变到现在的情状，所以实在是社会上一种极大的变革，其他，在民法和刑法上也有了改革，现在女子也可以和男子一样，有享受承继财产的权利，在婚姻方面也有了改变，结婚离婚都比较从前容易。此外，一切在社会上足以妨碍进步、不合人生的要求，违反公众福利的制度和习惯，都渐渐淘汰了许多，而现在中国社会的改革，依旧还在迈步进行着。

四为学术改革：我国在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都有一次再生运动。试观由唐到宋，由宋到明便是很好的例证；但是每次的再生运动，都不能使中国返老还童，达到再生的时代。而欧洲十五十六世纪的再生运动能够做到了使欧洲衰老的民族复活，因为西洋再生时期，除了政治、文学、宗教、社会……的积极改革外，还加上了一种重要的返老还童的药针，这就是新科学的提倡和发扬。在宗教方面有德国的马丁路德和法国的加尔文等创行新教，在科学研究方面就有哥白尼、伽利略和英国的牛顿相继的研究和发明，因为欧洲有了新科学的研究，然后其再生运动不仅限于复古，恢复从前希腊罗马时代的文物，而运用这个的新的工具，更进而谋创造新的文明，所以到了十八世纪以来，新科学倡明，生产方法改良，新工业得以加速进展，发出了世界新的光芒，造成了社会组织的新基础，而欧洲的再生运动，才得以开花结果。

学术上的改革，新科学的提倡，这实在是返老还童最强而最有效力的药针，它能加强和充实新生命的血液，可是它不容易使人得以窥见，在政治、文学、社会上的改革，往往有形式的表现，但是学术上的是潜在的，假如我们不是加以注意，那就不容易觉得！可是，在二十三年以前，我国没有一个自行研究科学的机关，也没有一间纯粹研究科学的大学，但是，到现在来，情形就是不同，各省大学及关于学术研究的机关，纷纷成立，并且从科学智识的接受更进而做创造的研究，过去我国历史上也曾有过科学的再生时期，一般读书人致力于“格物穷理”，但是因为没有科学的背景，行而不通，于是却步不前，达于学术的没落时代；但是现在的环境已经不同，我国受到了这个新刺激，一般人们已深深地明了科学的真价值，社会正需要这种新工具，大家正在努力于科学的设备和其方法的应用，所以学术上的发展，得以一日千里。在这二十余年来，我国在科学最有成绩的就是地质学，世界上如欧西各国研究地质学有了两百年的历史，我国现在以二十年的努力，竟获与世界地质学的知识并驾齐驱。在生物学方面，国内一般生物学者的拼命努力，亦已上了正轨，此外在物理、化学、医药等科学，我国皆有长足的进步，自然科学以外好像历史学、音韵学、语言学、考古学皆表现很好的成绩，虽然为时较暂，尚不如欧西的进步，但是为中国数千年来所仅见的现象。

我们看到近二三十年，中国无论政治、文学、社会、学术各方面积极改革，我们知道中国已是再生时期的到临。这个复活时代，而现在正在开始萌发，因为外在的新刺激强大，而内在的潜力膨胀，所以这个再生时期为历来所未有，最少，其前途的进展，可与欧洲的再生时期的洪流相比。

中国的再生时期，而现在是开始，将来其创造与改革，必将随洪流而膨胀增高；而我们一般中年人所能效力的时间已很短促，兹次再生运动是失败或成功，是在一般青年们如何的努力和前进！

（本文为1935年1月12日胡适在广西梧州市中山纪念堂的演讲，梁明政笔记，原载1935年1月22日至25日《梧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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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原有的稻为晚熟种，九月方才登场。到宋朝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中国才经福建传来占城稻，是一种比较能够抗旱的早熟稻（见《宋史·食货志上》一）。以今日河北省境而论，小站稻为早熟种，八月上旬登场，京西稻或海淀稻为晚熟种，由八月末尾开始，直到九月上旬的末尾，才全部收割竣事。但有一点，我们须要注意。今日稻的变种极多，恐怕远非古人所能想象，无人敢说中国今日的晚稻就是先秦的普通稻种。我们惟一所要说明的，就是古代中国只有晚稻，九月成熟，而今日华北的晚稻，成熟仍在九月。今日与稻同时成熟的尚有玉米，那是明朝晚期欧洲人由新大陆传入中国的。玉米是印第安人对于农业最大的贡献，也有早熟晚熟的变种。早熟种八月上旬收割，与早稻同时；晚熟种八月底、九月初收割，与晚稻同时。明末有三个人在他们的作品中著录玉米：（1）李时珍《本草纲目》曰：“玉蜀黍，种出西土，种者亦罕。”可见明末玉米虽已传来，而种植仍少，尚无今日成为华北许多地方主要民食的情形。（2）王世懋《学圃杂疏》，提到此谷，称为“西番麦”，（3）田艺蘅[人名]《留青日扎》曰：“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故名御麦。”由田氏的记载中，我们或者可以断定，今日通行的“玉米”或“玉蜀黍”一类名词中的“玉”字只不过是“御”的简化字，因为此谷无论就形，色，或任何其他特征言，都与玉联系不上。此谷在中国各地名称不一，除上面已提到的外，尚有玉高粱、戎菽、玉麦、玉蜀秫、包谷、红须麦、珍珠米等异名。然而最特别的是江淮之间有些地方的“六谷子”之称，证明此谷非同小可，是中国旧有的所谓“五谷”之外的最重要的谷类。

[2] 关于李悝为变法之祖一点，《晋书·刑法志》曰：“是时[曹魏]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商鞅受之以相秦。”关于商鞅，见《史记·秦本纪》及《商君传》。关于吴起，见《史记·吴起传》。李悝在历史上处在一个关键的地位，可惜司马迁史识浅陋，没有能够根据汉时仍存的丰富资料特别为他立传。李悝的著作或别人论他的作品（见《汉书·艺文志》），后世全部失传，只有《汉书·食货志》保存了一段很简单的有关他“尽地力之教”的文字。

[3] 近两年的多雨，使我们在北京近郊可以具体地明了沟洫的功用。北京近郊公路的两旁，多有明沟，乃为防止公路夏季积水而设。最近两年，夏季沟满，公路交通仍然无阻。但附带受益的还有沟旁的农田，田中的余水也都流入沟中，所以路旁的田没有受灾。然而不出一二里之外的田，只要较为低洼，就或多或少地遭到立潦。

[4] 编者按：《史记》作《老子韩非列传第三》，传中言及申不害。

[5] 编者按：《史记·老子列传》作“字聃”。无“字伯阳，谥曰聃”六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