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众是有文艺生活的。当然,工人和贫民并不念徐志摩等类的新诗,他们也不看新式白话的小说,以及俏皮的幽雅的新式独幕剧……城市的贫民工人看的是《火烧红莲寺》等类的“大戏”和影戏,如此之类的连环图画,《七侠五义》,《说岳》,《征东》,《征西》,他们听得到的是茶馆里的说书,旷场上的猢狲戏,变戏法,西洋镜……小唱,宣卷。这些东西,这些“文艺”培养着他们的“趣味”,养成他们的人生观。豪绅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民众的文艺生活!难怪上海最近的市民大会里,发见法政学院的一种传单:“大家要学《岳传》上的岳飞大元帅,尽忠救国,大举讨伐番邦,打倒日本金銮殿!”
好个“日本金銮殿”!好个“番邦”!中国马鹿民族主义大家就会利用这样“民众文艺”,来制造他们的武断宣传,这原来是驾轻就熟的。这次日本占领东三省的巨大事变,激动全国民众的热血。这种沸腾的情绪需要文艺上的组织。但是新文艺和民众是向来绝缘的。民众的痛恨——不论是痛恨日本帝国主义,或是痛恨命令他们镇静着等死的国民党,——这种痛恨的情绪往哪里去呢?难道不是幻想着一把飞剑把日本十万大军一扫而光,还是砍尽了贪官污吏国贼民蟊的头颅,或者,只割掉他们的头发和胡须,把他们吓一吓,吓成精忠报国的岳飞呢!再不然,有些什么宣讲团,编两首时事小曲,鼓吹一下杀尽日本人,鼓吹一下努力生产提倡国货,牺牲工人自由,替中国资本家赚钱——而叫做实业救国呢!
所以革命的文艺,必须“向着大众”去!
文艺上的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反对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反对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卖国镇静,投降和平,对于帝国主义无抵抗,而对于中国民众的屠杀,宣传中国民众的唯一出路——只有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统治,因为这样才可以组织真正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的革命战争:中国兵士的枪炮快要在国民党之下完全缴给帝国主义,不如快些,赶早掉过来打死卖国卖民的军阀长官,自己组织红军去打日本帝国主义,兵工厂的军械也快要被国民党完全送给帝国主义了,中国的工人和贫民还是赶早去拿出来自己武装起来,打倒中国的资本家地主官僚军阀,组织红军去打日本帝国主义罢。……所以这些事,这次满洲事变表现得何等明白,每一个不识字的“下等人”尚且只要一两句话就可以懂得。因此,我这里不说反帝国主义的大众文艺的内容,这在一般的正确的政治口号之下是很清楚的。然而,“一两句就可以懂得”的话是个什么话呢?是东洋话,还是西洋话,是周朝话,还是明朝话?!这就是说,文艺作品的形式,以及它所用的言语是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因为即使是一两句就可以懂得的话,如果你说的不是人话,不是中国话,那么,大众怎么懂得呢?大众是不懂得。大众仍旧迷恋着《火烧红莲寺》等等,大众或者还爱听听自命为岳飞的一班无耻国贼,来劝他们去做岳飞的鬼话!
革命的文艺,向着大众去!
简单的是:向大众说人话,写出来的东西也要念出来像人话——中国人的话。小说可以是说书的体裁,要真切的,绝对不要理想化什么东西的,说书就是说书,你说一件政事,你用你的人话说得清清楚楚,头头是道。要写就这么写下,叫人家读起来,就等于说起来可以懂得。写的时候,说的时候,把你们的心,把你们真挚的热情多放点出来,不要矫揉做作。歌谣小曲就是歌谣小曲,把你们嘴里的中国人话练练熟唱出来,念出来,写出来使大家懂得。这就是真正中国的新诗,大众的诗。这将要产生伟大的诗!诗和小说并不一定是高妙不可思议的东西,什么自由诗,什么十四行的欧化排律,什么倒叙,什么巧妙的风景描写,这些西洋布盯和文人的游戏,中国的大众不需要。至于戏剧,那更不必说。无聊的文明新戏,也曾经做过一时期的革命宣传工具。现在所要创造的是真切的做戏,真正的做戏,把脚本,把对白,把布景,都首先要放在大众的基础上!
革命文艺必须向着大众!
现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中国一切反革命派奉送中国给帝国主义的阴谋,——这些斗争正在一天天的高涨起来,破破烂烂龌里龌龊的贫民区域正沸腾着,在等着自己的诗人!
1931年9月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