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问：「历试诸说如何？」曰：「东莱之说至矣。陈氏及新安王氏之说，虽未免以后世事体论圣人，亦不可不知。」陈曰：「吉人爵人于朝，犹曰与众共之，况举天下而授之匹夫，不求先有以服天下之心，安得天下之无异哉？」王曰：「历试之后，德业彰著，天下心服，则授之者公，而居之者安。」

或问：「三山陈氏勋、华之说如何？」陈曰：「尧谓之勋，舜谓之华，皆即其可见者言之也。」曰：「林少颖谓舜言华，尧言光，此说已善。尧居帝位，成功为大，故先言放勋。」舜方登庸，未有功可言，故不言勋而先言华也。

或问：「左氏传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谓之八元，舜臣尧，举八元，布五教于四方，内平外成。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谓之八凯，舜臣尧，举八凯，使主后土，以揆百事。此事当在历试之时，而书以为舜自为之，何也？」曰：「尧以五典百揆之事试舜，而舜能举贤以为之，则亦无异于舜之自为也。」

或问：「史记载烈风雷雨弗迷，如何？」史记谓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弗迷。苏氏因之以为洪水为患，尧使舜入山林相视，雷雨大至，众皆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绝人者。林氏曰：「史记言涉于妄怪，自慎徽五典以下，皆是试舜之事，则纳于大麓，亦是试之。则试之时，安知天之必有烈风雷雨，而视其迷与不迷者乎？」吴才老曰：「天欲显舜，则当使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休光景星，上下相应，何至为烈风雷雨，使其狼狈，仅至不迷而后显异之人且将以舜为得罪于天矣。要之，必是如孟子所说主祭之事，但世代久远，不知大麓为何地耳。」

或问：「孔氏以在玑衡为审己当天心与否，如何？」曰：「林氏谓历试诸事，已足以验天人之并与矣。」使其不当天心，不符人望，则不授之而已。既已受终文祖，乃始审天心，使七政有失度，则将柰何？古人授受之义不然也。此说是。此后有去取昭然可见者，不复尽辨。或问：「七政诸说如何？」三山陈氏曰：「日月五星，在天之政也。」 唐孔氏曰：言吉凶各有异政，得失由于君之政也。所王氏曰：「以人之所取正也。」 叶氏曰：「七者 以正四时，作万事也。」曰：「陈说、叶说主天而言政，唐孔说、王说主人而言政，然主人而言，要不若主天而言。但叶谓正四时、作万事则不然。日月五星所以成岁功，岂止正四时而已，不若陈说为当。然犹未明，故推其意而足之曰：人有政耳，天岂有政乎？」曰：「此但譬喻之辞，犹曰五星谓之五纬，星岂有纬乎？以其变动异于经星，故谓之纬。北斗谓之天枢，天岂有枢乎？以其持造化之纲，故谓之枢。日月五星司天之政，亦犹人之有政也，故以政言之耳。唐孔氏说亦微有意，故附见之。」

或问：「日月星之所以光者何如？」曰：「凡气之积英者，必有光，日月星盖精气之上浮者也，且人之目亦然。日月者，阴阳之精气也。五星者，五行之精气也。」张衡灵宪曰：星也者，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攸属。

或问：「浑天之说如何？」曰：王蕃浑天说曰：天之形状似鸟卵，天包地外，犹卵之裹黄，圆如弹丸，故曰浑天，言其形体浑浑然也。其术以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见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地下亦然。晦庵曰：天实浑沦之气，其行度本不可知，但星宿分为度限，每宿各有度数，合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北极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极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当天之中，极南五十五度当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道北去极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极九十一度，冬至去极一百一十五度。南北极持其两端，天与日月星斜而回转，此其大率也。陈祥道曰：天绕地而转，一昼一夜适周一匝，又超一度。天左旋，日月违天而右转。日一日行天一度，月一日行天十二度强。天之旋如磨之左转，日月如蚁行磨上而右转，磨转疾而蚁行迟，故日月为天所牵转。至于日没日出，非日之行，而天运于地外，而日随之出没也。朱氏楚辞注曰：「天，积气耳，形圆如弹丸，朝夜运转，其中乃枢轴不动之处。其运转者亦无形质，但如劲风旋转无穷，是为天体，而实非有体也。地则气之渣滓聚成形质者，但以其束于劲风旋转之中，故兀然浮空，久而不坠。黄帝问于岐伯曰：地何凭乎？岐伯曰：大气举之。亦谓此也。其曰九天，其圜九重，则自地之外，气之旋转益远益大，益清益刚，究阳之数而至于九，则无复有涯矣。」河南邵氏曰：「或问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依气，其形也有涯，其气也无涯。」

或问六宗，诸家多取张髦之说。新安王氏曰：「洛诰言禋于文王、武王，则宗伯亦可言禋。」川孙氏曰：「类上帝，祀天神也。禋六宗，享人鬼也。望山， 祭地祇也。」 王氏曰：「天子事七庙，于地不言大示，于人不言太祖，于天不言日月星辰。以地示人鬼之及六宗山川，则天地之及日月星辰可知也。以天帝之及上帝，则人鬼地示之及太祖大示亦可知也。于天则举尊以见卑，于人于地则举卑以见尊。」林氏、苏氏取孔氏之说。林曰：「七世之庙，自太祖而下，谓之六宗，则不可。」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必有德者始宗之，如摘之三宗是也。若以三昭三穆为六宗，则七世之非宗，古无是理也。 苏曰：「受终之初，既有事于文祖，其势必及于余庙，岂有独祭太祖于齐七政之前，而祭余庙于类帝之后乎？如何？」曰：林氏以昭穆不可言宗。夫祖宗专言而分别之，则有功德之辨；泛言之，则自祖而上皆可谓之祖宗。如大宗、小宗皆称宗，祖庙则称宗庙器则称「宗彝」，岂必有德然后始谓之宗乎？以三昭三穆为六宗，于义亦通。苏氏谓受终祭太祖而不及六宗，类帝之后祭六宗而不及太祖，以是为疑。夫谓受终祭太祖，则并告六宗可知；后祭六宗，则并祭太祖可知。盖先后互见耳。苏氏不疑类帝而不及地示，谓可以类推于文祖六宗，疑之何也？曰：若是，则受终与禋为两祭，宗庙不几于渎乎？曰：先是受终，后是告摄，或是二事，亦犹今士大夫前是受差除告庙，后是交割庙祭，亦何嫌乎？此二论皆未足以病张髦之说。要之，以昭穆为六宗，终是经无明据，而孔氏之说有合于祭法及家语，故以孔氏为主，而附以张说焉。

或问：汉儒六天之说，谓天皇大帝，又有五帝及五行精气之神。夫土无二王，尊无二上，二犹不可，况于六乎？曰：「赵伯循曰：禘必及五帝者，五帝功多，遂为五方之主，即月令其神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帝是也。以其功高，故历代肇于四郊祀之，次于天也。」

或问：「禘上帝不言地示，何也？」曰：「苏氏曰：凡祀上帝，必及地示。春秋书不郊，犹三望。书曰：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柴，祀天也；望，祀山川也。而礼成于一日。祀山川而不及地，理必不然，是知祀天必及地。诗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汉以来，学者考之而不详，而世主或出其私意，五畤祭帝，汾阴祀后土，王莽始合祭天地。世祖以来，或合或否，唐明帝始下诏合祀，以至于今，学者疑焉。不知祀天必及地，盖舜以来即然矣。」

或问程说曰：「觐四岳、群牧如何？」程曰：「既月，则四方诸侯至矣。远近不同，来有先后，故日月见之，非如常朝期会于一日也。」曰：「四岳，在朝之大臣；群牧不过十余人，所以日觐者，非止为其来之不齐，盖数朝见以图政也。林氏非唐孔氏正新君之说甚善，附见于此。」林曰：「唐孔氏谓五瑞敛而还之，若言舜亲付之，改为舜臣，与之正新君之始。」此说固善，然谓之「正始」则可，谓之「正新君之始」则不可。孟子言舜相尧二十有八载，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使舜正名为新君，将何以处尧乎？孔氏此说，盖进于孟子，所谓齐东野人之语也。

或问：「五礼，孔氏以为吉、凶、宾、军、嘉之五礼，诸儒多从之，今从程说，何也？」曰：「陈少南推程说曰：修五等诸侯之秩序，故以贽定其差，非谓修五礼而又修五玉也。」愚按：五礼，依程说，则于下文义顺，如孔说，非惟下文断续，而于诸侯事亦不甚相切。夫既定诸侯五等之礼，则吉、凶、军、宾、嘉之「五礼」皆在其中，而变礼易乐、改制度、易服色之事，皆可推矣。

或问：「五玉，孔程诸家皆谓即五等诸侯所执之瑞，而新安王氏则以五玉为贽，而与五器共为一物，何也？」曰：以理推之，不应以所执之瑞而为贽，新安王氏辨据已详。按：周礼大宗伯及小行人言「五瑞」，则曰「元圭」、「信圭」、「躬圭」、「谷璧」、「蒲璧」，而大宗伯言「以玉作六器」，则曰「苍璧」、「黄琮」、「青圭」、「赤璋」、「白琥」、「元璜」，与小行人所言「六币圭」、璋、璧、琮、琥、璜同。注云：「六币，所以享也。」则五器非五瑞明矣。

或问：群后四朝，孔云：「各朝方岳之下，凡四处，故曰四朝。」何如？曰：林氏曰：诸侯各朝方岳，上文「肆觐东后」，如岱礼，如初、如西礼，已备言矣，不应于此又言。信如此说，则是诸侯惟朝天子于方岳，而未尝朝京师也，必无是理。曰：「四朝为四年一朝，固然矣，然三说不同，何也？」曰：「叶氏谓侯、绥、要、荒各年一朝，四年而周，是一岁朝一服之侯也。夫圣人详内略外，要、荒之君，政事尚从疏阔，岂与侯、绥之诸侯均责其四岁一朝乎？周官止言六年五服一朝，而不及于四服，记言四塞，世告至，正为此也。孙氏谓甸服之君，朝夕见焉，故无朝觐之礼。夫唐、虞甸服不以封，至侯服始有采，谓甸服之有君，已不合矣。至谓侯服一年一朝，则是侯服四年之闲四朝也。以绥服二年一朝，则是四年两朝也。要服三年一朝，则不及四年而朝也。惟荒服为四年一朝耳。概之四朝之数皆不合，兼荒、要必无四年一朝之理。」曰：「然则郑氏所谓其间四年，四方诸侯来朝于京师，其详可得闻欤？」曰：「此固不可强为之说，或是一年朝一方之诸侯，如巡狩之分四方，亦未可知，而要、荒恐未必与也。此当阙疑。」曰：「孔氏谓尧、舜同道，舜摄如此，则尧可知。」曰：「舜摄位之政凡三事，定巡狩朝觐之礼，肇十二州封域之制，正刑流赦赎之法。以后二事参之，疑巡狩朝觐亦有所参定也。」

或问：「王氏说封山川则材木不可胜用，濬川则谷米不可胜食。张氏推其说，以为此王道之始，正合孟子之言，如何？」曰：「合孔、陈二说已善。肇州、封山、濬川，皆疆理地𫝑之事，故连言之。王说乃虞衡之职，不应言于肇州之后。兼如王说，则是尽禁天下之山，而非止于名山。濬川，亦止说得兴利一边。若以为王道之始，何不及分田制产之事乎？」或问：「子既从吴说，以五刑非肉刑，则典刑果何刑乎？」曰：「自汉文除肉刑，至今日自死刑之外，所用止笞杖，窃意唐、虞之制，亦犹是欤？」曰：「林氏说肆赦，谓未获者纵之，已𫉬者赦之，如何？」曰：「纵谓释其身，赦，谓除其罪。纵者必赦，赦而后纵，故连言之，非谓已𫉬与未𫉬也。」永嘉郑氏虽以典刑为肉刑，然大意条达，附见于此。郑曰：古有肉刑，非圣人忍于杀戮也，民习乎重，不可遽轻者，𫝑也。时雍之世，刑措不用，舜始制为轻典，以养其自爱重犯法之心。为五刑以宥其大者，为鞭为扑，以待其小者。犹以为未也，又为赎为赦，以恕具法之可疑，情之可矜者。肉刑盖将无用矣，而不敢废也。象以示民，使之知所避耳，所谓画象而民不犯者欤？

或问：苏氏谓四凶之罪，莫得其详。林氏谓四凶之恶，其始见用于尧，其终见罪于舜，皆自为之，尧舜岂容心哉？叶氏谓三苖见于经者凡三，吕刑谓遏绝苖民，在命羲和之先，此所窜，窜在禹治水之前。大禹谟征苖，在禹摄政之始。舜典分北三苖，意其在禹徂征之后欤？盖世济其恶，非一人也。林氏谓说者以洪范言鲧则殛死，遂以殛为杀，非也。使其当杀，直肆诸市朝足矣，何必于羽山？所谓殛死，正如后世史传言贬死也。当从本传所言。数说皆善。

林氏曰：书所载于名分之际冣严，盖惧其涉于疑似，以起后世异同之论也。如舜之居摄，疑其称帝，故于命禹称「舜曰」，以见前此未尝称帝也。周公摄政，疑其称王，故于多方言「周公曰」、「王若曰」，以见周公虽摄，而号令皆成王之命也。而后世犹有谓舜南面而立，尧率诸侯北面而朝之，周公负黼扆以朝诸侯于明堂者，盖妄说也。唐孔氏谓舜本以百揆摄位，今既即位，故求置其官。此说是也。盖舜虽受禅，其实居百揆之官，但摄行天子之政耳，而尧之位自若也。尧崩毕丧，然后告庙即位，方访四岳，求其为百揆者，以代己之位，则是舜居百揆余三十年，然后禹代之。盖名分之际，其严如此也。愚按：此说有补于名教，既载其要于集传，又附其详如此。

三山陈氏说：「明目达聪，虽前辈所已言，然文意明畅，因附于此。」陈曰：「唐虞之世，下情未尝不通，而舜犹及此者，盖即位之初，天下之急务莫急于此，虽其情未尝不通，舜亦不恃其遽通而忘之也。以舜之聪明，四目四聪必非有加乎舜也。舜之意若曰：吾自恃其聪明，而使夫人不得以尽其情，则门庭万里，天下之利害休戚，岂一人所能周知？今退然处于无所闻见之地，使凡有闻见者咸造焉，则天下休戚利害可以灼见。不出户而知天下，坐于室而见四海者，用此道也。古之治天下者，莫不以是为要道。盖天下犹一身也，关节脉理，必欲其无壅，一节不通，则身受其病矣。是知下情之通塞，乃治乱存亡之所由判也。」

或问：「明四目，达四聪，诸家谓舜不自视，用四方之视以为视，舜不自听，用四方之听以为听，如何？」曰：「此说虽高而未免于过。」夫释经者，但当顺经文以明正意，不及者则有欠说之病。若本浅而凿之以为深，本近而迂之以为远，此衍说之病。夫「明四目，达四聪」，不过谓使四方之闻见皆无壅于上耳，推其本原，固出于帝舜不自用其聪明之所致，然遽谓舜不自视听，用四方之视听以为视听，揆之经文，则本无此意，乃抗而过之者也，其意反差，释者此病多矣。

或问：「奋庸熙帝之载」，诸家多从孔氏，以「庸」为「功」，以「载」为「事」，如何？曰：下文「亮采」已为事矣，既言「奋功」而「熙事」不应重言「亮采」，兼「奋功」而始及「熙事」，「熙事」而始及于「明事」，亦失其序。如今说则文义安顺，无上所云之病。林氏谓百揆职重，以「奋庸熙载」为有已试之效者，将用为「百揆亮采惠畴」乃未试之效，其于「伯禹作司空」及「汝平水土」之语皆相恊。此说亦通，但「有能」二字不顺耳。

或问：叶氏、朱氏说伯禹作司空如何？朱曰：「使禹以司空行百揆之事，汝平水土是司空之职，惟时懋哉！又勉百揆之事。」叶曰：「犹周以六卿摄三公事也。」曰：此说文义虽顺，但禹平水土在舜征庸之初，八年而水土平，舜自摄位至此已三十余年，谓禹以司空兼百揆固无害，然以为复使之平水土则不然。

或问：「五典，苏氏从左传以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如何？」曰：「林氏谓中庸论天下之达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妇也，朋友之交也。人伦尽于此五者。敷五教于人，而君臣之义，夫妇之别，朋友之信，岂有忽而不教者哉？当以孟子之说为正。」曰：「孔氏以敷训布，而子谓敷者，宣而布之，何也？」曰：「敷有敷宣、敷布二义，宣谓阐明之，布谓班行之，兼此二义，方能敷教。」曰：「苏氏谓教民必宽而后可，亟则以德为怨，否则相率而为伪，此说如何？」曰：「此说亦可互相发明，若更添亟，则拘迫不能有成之意，则尤善也。」曰：「教亦多术矣，岂专在于宽哉？」曰：「教人者易以欲速，而受教者难以速成。易于欲速，则忿疾厌倦之所自生；难于速成，则龃龉扞格之所自起。故夫子言诲人不倦，必世后仁，皆是贵宽之意。既以敬为主，则所以教之者无不至，特虑其失之迫耳，故言在宽。」曰：「宽则得无纵弛之患乎？」曰：「主于敬而行之以宽，自不至纵弛也。」曰：「子采吕氏之说，谓为含洪广大，渐渍涵养，辞不几于赘乎？」曰：「含洪广大，以度量之宽言之；渐渍涵养，以时日之宽言之，意义方全也。」

或问：「惟明克允，夏氏谓惟明则能原情定罪，得其允当，文义为顺，今取孙说，何也？」曰：「用刑者，非但取其明而已，盖徒明则过于察而流于苛，故悉其聪明，必致其忠爱，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故知孙说为善。」

或问：「苏林氏言兵刑非一官，何如？」苏曰：「唐虞以德礼治天下，虽有蛮夷寇贼，时犯其法，然未尝命将命师，特使皋陶以五刑、五流之法治之足矣。兵既不用，度其军政必寓于农民。当是时，训农治兵之官，如十二牧、司徒、司空之流，当兼领其事，是以不复立司马也。或者因谓尧时士与司马为一官，误矣。夫以将帅之任而兼之于理官，无时而可也。」 林曰：「夫蛮夷侵乱边境，不用兵执之，则何以隶于皋陶之刑？如其用兵，以士官为将帅，古无是理。舜之时，安知其无大司马？尧官偶不及之耳。」曰：「兵乃刑之大者，唐虞以德化天下，士官之设，已非得已。隆古之时，兵既不常用，但领之于士官，兵刑合为一官，所以见圣人不求详如此，盖仁天下之深意也。苏林疑其说者，以士师不可为将帅耳。夫为将者，非必尽是掌兵之官，如今之兵部、枢密，皆掌兵而未尝为将。」意者，唐虞平时兵政，止以士官兼领，如今世之制，故征苖自属之大禹，而不以命皋陶也。夫工虞之微，且列于九官，使其果有司马，岂应置而不言乎？夫唐虞兵刑之官合为一，而礼乐分为二。成周礼乐之官合为一，而兵刑分为二。盖帝者之世，详于化而略于政；王者之世，详于政而略于化，此世变升降之异也。

或问无垢：「张氏说若予工，谓因万物自然之理而为之制作，复改张说，何也？」曰：「无垢所言虽善，乃圣智创物之事，非百工之事也。不若张说为当。」

或问：「林氏说虞官正合孟子之言，不载何也？」林曰：「孟子言：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王道之始也。舜既使稷播百谷，又求掌山泽之官，诚足国之本也。」曰：「孟子所言，乃为治之初，将以厚民耳。其曰不可胜用者，乃为民而殖物也。帝舜所言，乃成治之后，推以爱物耳，其曰若草木鸟兽者，盖代天而理物也，气象固不侔矣。然舜之言足以包孟子之意，孟子之言则不可包舜之意也。」

或问：「直而温下四句，荆公言此教者之事，诸家多取之，如何？」曰：「晦庵谓如此说，则于教胄子上都无益。愚谓直宽刚简，决非施教者之事。王、张氏虽强引经据，于理终非所安也。」

或问：「苏氏谓九官，舜有不问而命者，臣有受而不逊者，皆随其实，如何？」曰：「古者君臣皆以位为忧，而不以位为乐，其所以逊者，非姑为礼文而虚逊，亦非谓不足当而逊也。盖其谨重不忽之诚意发见，自不容已。东莱谓晋王述见时人多逊官以要誉，乃不逊而受，以矫虚逊之弊。要之，虚逊固非，述亦未为见理者也。述诚不识所谓诚实之逊。苏氏谓随其实而不逊，正东莱论王述之意。而不问而命，不逊而受，乃后世直情径行者，殆非唐虞敬谨之气象也。王孙氏之说已当。」

或问：「夏氏言九官，自稷、契而下，皆旧有职任，夔典乐已久，故以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答舜，如何？」曰：「若然，则稷、契等何为无答辞乎？舜方命以职，而遽自述其功，似无此理，亦非史氏叙事之体。以上下文考之，其为益稷篇错简衍出无疑。」

或问：「舜继尧，不应遽废羲和之职，舜典止及四牧、九官，羲、和职兼天人，反不与，何邪？」曰：典谟皆彼此互见，舜在璇玑玉衡，则命羲、和可知。且九官、十二牧，尧时岂应无？然略不及者，以舜典见之也。然则尧典不载九官、十二牧，舜典不载羲、和，皆互见耳。

三山陈氏说陟方亦善，尧曰殂落，舜曰陟方，书悉记之，乃春秋书公薨路寝之意。人情以死为讳，而不知君子以是为能谨其终。故曾子启手足而知免，其斯以为顺受其正欤？或问：「子多阙疑，何取于明经乎？」曰：「孔子谈经于三代之末，尚以及史阙文为幸。孟子言书于战国之时，犹以尽信书为难。况书经秦灰汉壁之余，传于耋翁幼女之口。孔安国自谓以所闻伏生之书，定其可知者，其余错乱磨灭，不可复知。观论、孟经传所引不同处不可该举。今学者于千数百年后，乃欲以无疑为高，而强通其不可通之说，其未安审矣。」

或问：「子去取诸家之说，专以顺经文为主而尚简，何也？」曰：「传注之体固如此。且诗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天生烝民也，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只就中添四个字。」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只就中退十字，换两斯字，曾不费辞，而意味无穷。圣人之释经盖如此，此即传注之祖也。谢显道谓程明道诗不立训诂，只添一二字点掇他读过，便使人有悟。正得孔子说经之体。至如中庸言：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郑氏注云：作礼乐，圣人在天子之位，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晦庵注云：盖百倍其功。如此之类最佳。诸经疏于义理虽未透，然顺附经文，简而不繁，最为得体。曹操注孙子，杜预注左传，皆不自作文。本朝诸儒释经，始自作文，然非传注之体也。曰：易之彖、象、文言及乾、坤二卦爻辞，「子曰」以下，岂非自作文乎？曰：此所谓十翼，盖自为一书以为之辅。至王弼注易，始析而附入之，非可与烝民诗、沧浪歌之说同论。然诸卦彖、象，亦是顺卦辞、爻辞以释义，而不辞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