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驱夷狄出塞外，此非先王之智力不及始皇，盖先王仁爱兼覆，戎夷错居内地者，平时与之相安于无事，至其或叛则征之，服则抚之，不为已甚，故不暇犁庭捣穴而逐之也。要之，政治苟修，虽有戎狄，不能为患，适足以为吾之法家拂士耳。政治苟乱，虽无夷狄，骨肉皆仇雠。故斥逐夷狄，不足以救秦之亡，而后世徒戎之论，则又审于自量者也。林氏曰：戎狄错居鲁之境内，淮夷、徐、奄预武庚之乱，骄悍未服。周封建诸侯，以周公居鲁，太公居齐，此二人亲贤之最，而分地乃介于戎夷之间，去周甚远，则以控扼东夷故也。周公留辅周室，使其子伯禽受封于鲁，东夷之心必不利于鲁之建国，故伯禽始居曲阜，而戎夷并兴者，盖与之争鲁也。按史记：「太公封于营丘，夜衣而行，黎明至国。莱人来伐，与之争营丘。周家初定，未能安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淮夷、徐戎之于曲阜，亦犹莱夷之于营丘。徐戎、淮夷壤地相望，有唇齿掎角之势，服则俱服，叛则俱叛，考常武、𮤲官之诗可见。东郊不开，鲁可谓危矣。而伯禽能为战守之备以待之，号令明而赏罚信，卒使戎夷远遁，遂以立鲁社稷，辅成周家磐石之势，可为万世法，故录于帝王誓命之末。

或问：「三郊三遂」，汉孔氏及林氏、东莱诸家皆以为东郊受敌，故止言三面，然不言三乡三遂，而言三郊三遂，何也？曰：夏谓大国总四面而言之，止于三郊三遂耳，不必泥东郊不开之说，以为有四郊四遂也。若指四面而言，则天子六乡亦可以谓之四郊矣。此说已详。况东郊不开，自指夷戎并兴于东边，故东郊儆备，其门不敢开，非谓其已至东郊，兼郊在十里之外，若至东郊，则已造城下，况费在东海郡，后为季氏邑，必非东郊之地也。东郊不开，犹汉世烽火通于甘泉，而棘门、霸上皆屯兵以待之，非谓匈奴已至此。吴、楚七国反，闭函谷关，亦非谓其兵已至关下也。

或问：「东坡言费誓言征、言筑而不言战，盖妙于用兵，如何？」曰：「东坡谓伯禽舍东郊而往捣戎夷之巢穴，此乃后世行险之师。伯禽规模止为不可胜之策，盖王者节制之师也，恐未必若此。而所以不战者，盖此誓乃作于治兵之时，非如泰誓、牧誓临战而誓，故不言及战。然要之此后不曾及于战，则是亦不战也，但不如林说圆浑耳。」秦誓

或问：「先儒言王者之泽，至文侯之命已竭。受之以费誓，以法制之在故国者犹可因也；受之以秦誓，以义理之在人心犹可复也。充穆公之心而因伯禽之法，帝王何远之有？今不载，何也？」曰：「伯禽之誓自作于成王之时，恐不可谓之法制之在故国、义理之在人心，无时而不然，非待秦誓作，而始知其在人心者可复也。」夫子定书，其可以垂教者，不问诸侯之事，皆录之于帝王之末，意思平正，自有余味。或曰：「无垢谓夫子伤平王不能复雠，明王道，以为若仿伯禽用兵，则犬戎可灭；效穆公悔过，则听言用贤，王道可兴。此论甚高，不取何也？」曰：「伯禽之用兵，穆公之悔过，将为百王法，岂特平王可用，而专为平王设哉？如前说，则无垢之意已在其中；如无垢之意，则夫子定书之意似狭，而其味反薄也。或以为夫子继周，百世可知，必知秦之有天下，故终秦誓。此则其牵强，不必辩也。」或问：「责人无难数语，诸家皆以为穆公语，而子以为古人之言，何也？」曰：「上文之言古人曰，下文言我心，分别甚明，兼又文顺而意畅。若摷以为穆公之语，非惟强自分截，文意亦龃龉也。」

或问：「民讫自若，是先儒多以为民情不美，如何？」曰：孔说理自正当，若以为民情不美，非惟杀风景，亦岂可以为群言之首？

或曰：「由一人与一人之庆，多以为穆公自其身而言，如何？」曰：此公上文两节之意极明。古者称一人，哀公诔孔子称一人，子贡病之，穆公决不敢为此犯分之语，况语意与上文不相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