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今學術之概括，有儒者之學，有九家之學，有域外之學。儒者，孔子集其大成。九家者，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各思以學易天下，而不相通。域外之學，則印度之佛，皙人物質及精神之科學，所以發揮增益吾學術者。三者混成，是為國學。印度、歐洲，土宇雖遠，國人一治其學，螟蛉之子，祝其類我，佛教之發揚於中國，已有明征。西土文明，吾方萌動，未來之演進，豈有窮期!以東方之古文明，與西土之新思想，行正式結婚禮，神州國學，規模愈宏。愚所祈禱，固不足為今之董仲舒道。何也?今之董仲舒，欲以孔子一家學術代表中國過去、未來之文明也。

以孔子統一古之文明，則老、莊、楊、墨、管、晏、申、韓、長沮、桀溺、許行、吳慮，必群起否認，開會反對。以孔子網羅今之文明，則印度、歐洲，一居南海，一居西海，風馬牛不相及。閉戶時代之董仲舒，用強權手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關時代之董仲舒，用牢籠手段，附會百家，歸宗孔氏。其悖於名實，摧沮學術之進化，則一而已矣。漢武帝以來，二千有余歲，治學術者，除王充、嵇叔夜、金正希、李卓吾數君子而外，冠圜履句，多抱孔子萬能之思想。謂孔子稱西方之人有聖者焉(見《列子·仲尼篇》)乃與佛教精神相往來；《禮運》言大同之世，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符於世界未來之文化。此種理論，是否合於事實，非愚所敢武斷。即令近代文物，孔子皆能前知，發為預言，遂使遠方學術，一一納諸鄒魯薦紳先生之門，漢武帝復生，亦難從事於斯矣。聖哲之心理雖同，神明之嬗進無限。孔子自有可尊崇者在，國人正無須如八股家之作截搭題，以牽引傅會今日學術，徒失儒家之本義耳。

尊孔子者又以古代文明，創自孔子，即古文奇字，亦出諸仲尼之手。沮誦、倉頡，失其功用(近儒廖平之學說)。夫文化由人群公同煥發，睿思幽渺，靈耀精光，非一時一人之力所能備；文字為一切文化之結晶，尤難專功於一人。故西方言希臘、羅馬文字者，不詳始作之人。中國文字，亦復如是。故學者言文字起原，其說不一：有謂始於庖犧者(許慎《說文解字》序)；有謂始於容成氏、大庭氏者(《莊子》雲：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有謂始於無懷氏以前者(《管子·封禪篇》)；有謂始於倉頡者(《鹖冠子》、《呂氏春秋》皆言之)。而荀子則曰：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此言古人作書者眾，不過倉頡集其大成，所以獨傳。人文孟晉，決非一代一人能奏功效。文字創造，歸美倉頡，猶且不可，況倉頡二千年後之孔子乎?周之保氏，教國子以六書，周秦諸子皆受保氏之教，孔子因此精於六書。試舉許氏《說文解字》所引孔子之說證列於左：

王 孔子曰：一貫三為王。

士 孔子曰：推一合十為士。

璠 孔子曰：美哉璠與，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學勝。

羊 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

貉 孔子曰：貉之為言惡也。

烏 孔子曰：烏，於呼也。

幾 孔子曰：人在下，故詰詘。

犬 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

狗 孔子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

六書綱要，在形、聲、訓三者。孔子解字，皆能得其本原。愚謂尊孔子者，與其奉以創造文字之虛名，無寧揚其精深六書之實德。為政之道，先以正名。鄭氏註曰：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文字為一國文明之符號，欲政治修明，必先正其文字。孔子深於文字之學，知其關系人民甚切也。周室衰微，保氏失教，列國並起，文字錯亂，實以中國文字，本不統一。一代有一代之文，各國有各國之文，學者不便，莫甚於此。其後大儒李斯相秦，統一文字，以行孔子正名之說。中國文字統一，孔子倡之，而李斯行之，誠不能不拜儒者之嘉賜矣。

古代學術，胚胎既早，流派亦歧。不僅創造文字不必歸功孔子，即各家之學，亦無須定尊於一人。孔子之學只能謂為儒家一家之學，必不可稱以中國一國之學。蓋孔學與國學絕然不同，非孔學之小，實國學範圍之大也。朕即國家之思想，不可施於政治，尤不可施於學術。三代文物，炳然大觀，豈一人所能統治?以列國之時言之，孔子之學與諸子之學，門戶迥異。讀周秦典籍者，類能知之。班固《藝文誌》曰：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

各家發源不同，學說主張因以絕異。儒家遊文於六經，幹說諸侯，以此為質；而道家則以六經為先王陳跡，不合當世采用；法家亦謂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必致削亡之禍；墨家則不遵孔子刪訂之六經，而別立六經。此異於孔子者一也。儒家留意於仁義之際，而道家則曰：大道廢，有仁義，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又曰：為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法家則曰：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此異於孔子者二也。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而法家則以為伊尹無變殷，太公無變周，則湯武不王；管仲無易齊，郭偃無更晉，則桓文不霸；墨家亦曰：所謂古者，皆嘗新矣；道家亦曰：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貴同而貴治(道家以上古之世為至德，而又不重守古，此其說似相矛盾)；保守主義終不能戰勝進化主義，故荀子亦不法先王，而法後王。此異於孔子者三也。儒家慎終追遠，厚葬久喪，而墨家則主張三月之喪、三寸之槨；道家則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賫送，螻蟻何親？烏鳶何疏？皆言薄葬短喪。此異於孔子者四也。儒家樂天順命，以法自然，此近於道家之無為，而悖於墨家之非命。墨家之言曰：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又曰：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法家亦言自然，其重在勢；道家之言自然，其重在理，與儒家言自然重在天者，稍有不同。此異於孔子者五也。儒家分大人之事、小人之事，不註重農圃。而道家、農家均貴自食其力，上可以逍遙物外，保全廉恥，不為卿相之祿所誘；下可以仰事俯畜，免於饑寒，不為失業之遊民。許行且倡君臣並耕，禁倉廩府庫以自養，舒其平等偉大之精神。法家亦重墾令，貴耕稼，惡談說智能。此異於孔子者六也。儒家不尚物質，重視形而上之道，賤視形而下之器；而兵家重技巧，以為攻戰守備之用；墨家長於制器，手不離規矩，刻木為鳶，飛三日而不集；斫三寸之木，以為車轄，而引五十石之重；司空之教，賴以不墜。此異於孔子者七也。以上七事，僅舉其大者。各家學術，皆有統系，綱目既殊，支派亦分，不同之點，何可勝道！莊子所謂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當時思想之盛，文教之隆，即由各派分塗，風猋雲疾，競爭紛起，應辯相持，故孔子不得稱為素王，只能謂之顯學。

證以事實，孔子固不得稱素王。若論孔子宏願，則不在素王，而在真王。蓋孔子弟子，皆抱有帝王思想也。儒家規模宏遠，欲統一當代之學術，更思統一當代之政治。彼之學術，所以運用政治者，無乎不備。幾杖之間，以南面事業推許弟子。《說苑》曰：“孔子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鹽鐵論》曰：“七十子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是孔子弟子，上可為天子諸侯，下可為卿相。孔子亦自言：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又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此明以文王自任，誌在行道，改良政治，非若野心家之囊橐天下，故幹說七十二君，而不以為卑；應公山弗擾之召，而不嫌其叛。後人處專制時代，不敢公言南面之誌，或尊為素王，或許以王佐，豈非厚誣孔子?孔子以後，有二大儒：一曰孟子，一曰荀子。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又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荀子嘗自謂德若堯、禹，宜為帝王；遺言余教，足以為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神，所過者化。可見孟、荀二巨子，均以帝王自負。列國之君，因疑孔子有革命之野心，不敢鉤用。觀《史記·孔子世家》所載：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以王天下。孔子之誌，孟子已言之。令尹子西有見於此，遂沮書社之封。儒家革命思想，非徒托諸空言，且行之事實。如田常篡齊，子貢、宰我頗涉謀亂之嫌疑。《史記·弟子列傳》：“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墨子·非儒篇》言：“孔子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則田常之謀齊，宰我、子貢均為謀主。”《莊子·盜跖篇》言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胠篋篇》言：“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並與其聖智之法而盜之。”察莊子之言，是孔子亦與聞其事矣。墨子又言其徒屬弟子，皆效孔丘。子貢、季路輔孔俚亂乎衛，陽虎亂乎齊，胇肸以中牟叛，漆雕形殘。莊子又言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由諸家所說，子貢、宰我、陽虎、胇肸、漆雕開，皆欲據土壤，以施其治平之學。此處於專制積威之下，不得已而出此。湯武革命，一以七十里，一以百里，天下稱道其仁。儒家用心，較湯武尤苦，而誅殘賊、救百姓之績，為湯武所不逮，以列國之君，罪浮於桀、紂也。墨翟、莊周不明此義，竟以亂黨之名詞誣孔門師弟，千載以後，遂無人敢道孔子革命之事。微言大義，湮沒不彰。愚誠冒昧，敢為闡發，使國人知獨夫民賊利用孔子。實大悖孔子之精神。孔子宏願，誠欲統一學術、統一政治，不料為獨夫民賊作百世之傀儡，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