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以速战速决主义为中心，反复痛陈久战之害。于粮食，主张“因敌”；于俘虏，主张收编；最后则强调将帅的重要性，以结束全篇，意味尤深长。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大凡用兵的法则，因时不同。仅就普通的战争说，驾四匹马的快速而用于攻击的战车千架，与附属而用于守御的皮革装甲车亦千架，合计配置佩戴甲胄的武装士兵十万人，这大批军队，其输送粮食于千里之远的费用，国内外的战事特别费，外交费（如游说家的怀柔费，对中立的使节所花的外交费，以及其他费用等），制造弓矢甲胄的胶漆原料费，以及兵车甲胄的修缮费，补充费，合计每日约需千金的巨款，然后方能出动这十万远征军。

军队的机械化

【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中国古代的布阵，类似荷马时代的古希腊，战车为重要的原动力，每架战车配以一定人数的步兵。在春秋时代驰车配七十五人，革车配二十五人，各一千架，合计十万名。张预说：“驰车即攻车也，革车即守车也。”曹操《孟德新书》载：“攻车一乘，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共七十五人。守车一乘，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说到这里，使我想起今日“军队的机械化”来，古代所谓驰车、革车、带甲，无疑约等于今日所谓“军队的机械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列强莫不努力于军队机械化，即配属战车、装甲汽车、天然气汽车等于军队，以充实军队攻击力、运动力、防护力，并增进其机动力，而使战术与战略上的急袭，得以实现。更进而创设“机械化兵团”，使其可以独立作战。其次，古代的驰车、革车是用牛马拖动的，但现代的战车、汽车等变为燃油驱动；石油是“地球的血液”，平时列强俱为争夺石油而战，因为到了战时，倘若石油发生缺乏，简直足以导致战争的失败。军用的最重要武器——战车、飞机等若没有石油使用，则变为死物；至于兵舰没有石油使用，则速度亦低，若使用石炭，则浓烟上升，易为敌人所发现。法国福煦元帅曾说过：“一滴石油比一滴血还宝贵。”又说：“协约国乘石油之浪而游到战捷的彼岸。”真是经验之言。

【千里，千金】是模糊的数字，一言其远，一言其多。金是货币的通称，中国古代并不以金为本位。

两次大战动员及战费数目

【举兵十万，日费千金】这是两千年前战争的一种状态，降及现代的战争，其规模的庞大，迥非古代可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动员3000余万人（直接、间接参战的兵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双方动员9000余万人，约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三倍多。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双方所用的战费则为第一次的四倍多，据瑞士国际票据兑换银行最近的报告：“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耗费用，计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四倍多，至去年夏季为止，世界各国国库所负担经费约达6800亿美元。将一九一三年币值折合为一九四五年币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费用约为1800亿美元。以上各数仅为直接战费；生命之牺牲，财产之毁损，生产之减少，战事救济费用以及中立国所受损失，俱未计算在内。”我想：这个天文数字，应为孙子当时所未梦想到的吧！

战争与经济

奥国战将莫德古古里说：“作战之第一要素曰金钱，第二要素曰金钱，第三要素亦曰金钱。”足见金钱的重要。在腓特烈的记录中，亦屡涉“军力”与“财政”的密切关系，他所导演的七年战争，倘若不得英国财政上的援助，绝不会维持得那么长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各国如无美国的借款和军需品供给，恐在美国参战前，早被德国打败，亦未可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英、苏、中、法等国亦靠美国物质的租借，才能继续战争，打败敌人。据美国总统杜鲁门最近宣布，美国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一日以前，根据租借法案，曾借予盟国物资，价值达460亿美元。数目之大可见。总之，现代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比古代更为密切，而其必须依赖外国，尤为古代所未见。即以物资丰富的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亦依赖于“反租借”——由各盟国租与美国的物资，亦达62亿5000万美元（根据杜鲁门总统的宣布）。所以时代进化了，我们研究《孙子兵法》也要知有所阐扬才可。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

战争以速胜而结束得愈快为愈佳，倘若迁延时日，则兵器钝敝，官兵的锐气受挫，渐次丧失战斗力，特别是攻城战，多耗时日，易演成兵力屈竭，死伤消耗过多。同时，暴师于战场的时间既久，必使国家的财政经济枯竭。

攻城战，以能避之为最上策，因为，一来牺牲太大，二来不能迅速解决。

古罗马时代，迦太基的猛将汉尼拔，带着十万雄兵，越过阿尔卑斯山，以破竹之势，粉碎敌军，于杀近敌国首都的所在地——罗马时，知道它是坚固的大要塞，攻之不利，乃出以别种巧妙的作战。要塞攻击顺利与否，影响战争的胜败甚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皇太子亲带了十五师兵（后增至六十师）攻击法国凡尔登要塞，结果浪费无数弹药，死伤50万人（法军为20万人），依然攻击不破。

德国每败于攻城

但是，德军因为受了这次攻城大创，在战争遂行上，发生一大漏洞，且引起国内的骚动，后为协约军所屈服，于此不能不谓为一因。至于此次德国之败于苏俄，亦可谓由于“攻城力屈”。攻莫斯科不下，攻列宁格勒亦不下，尤以攻斯大林格勒不下，更使战力消耗无算，遂为俄军乘此“力屈”，实行反攻，被打得一败涂地。德国军人今后如读及是书，当必后悔莫及，要奉《孙子兵法》为圭臬了。

军队久战，则经济必告破产。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到第三年，德国战线上的士兵要穿纸制的鞋子了，国内采用票券制度供给食物，也逐渐陷于不足了，刚发育的儿童得不到充分的食料，自然，母乳亦不足，其结果表现于后来德国青年的身上了（体弱）。战后德人曾慨叹道：“不到三十年，就不像从前的德国人了。”

久战的艰危

那时，德国各小学生搜集了纸屑、空罐、瓶塞、皮屑、玻璃片等物贡献于政府以变造军需品，人民则把贵金属大量地奉纳于政府以充军费，甚至有人募集女人的头发，用作制造火药的原料，结果，德国，仍因物质的不足而崩溃。

过去我国抗战，达八年之久，其间所发生的“国用不足”，实在严重，弄得士兵食不饱，穿不暖，远行无车，伤病无药。至于兵器，亦很落后。

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

这样绵亘长期的战争，在外则兵器钝敝，官兵的锐气受挫，战斗力屈竭；在内则财源枯竭，军费无着。内外均陷于疲弊之境，于是大难到来了，观望形势的中立国，乘我的疲弊而起，企图收获渔人之利，或袭击我，或干涉我，或压迫我签订不平等条约。

久战则国内革命起

久战是很不利的，尤其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革命易起于国内。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于一九一七年产生社会主义革命，德国于一九一八年爆发民主革命，鲁登道夫在其所著《总体战》一书中，曾说：“总之，世界大战之中，不以战斗定战争之胜败，而以革命定战争之胜败，革命既起（指德国），胜负随之而分矣。”

苏联与日本

一九四五年苏联在远东以中立国的地位，突然对日宣战，我们也可以解释为“诸侯乘弊而起”吧。原来日本对华之战已苦了八年，对英美之战也苦了四年，益以美国原子弹的投掷，更使其吃不消，于是苏联便“乘其弊”，遵照雅尔塔及波茨坦协定，进兵满洲之野，迫使日本从速作无条件投降。虽说日本早知苏联将“乘其弊而起”，故对苏联极尽拉拢亲善的能事，定有种种协约以维系关系，但因其罪恶滔天，已无可恕，且自己亦已危，故终难逃此厄运。

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到了这时，虽有绝顶聪明的元首与主将，都无从化解这种危机！

今日以前的历史不能避免战争，今日以后的历史（世界未大同前）大概也不能避免吧？列国之力的尖锐，均向着战争而跃动，战争随时有爆发的可能。然而开战易，收获战胜的成果难。老子说：“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不求善后的放弃责任之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媾和条约签订了不过二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虽已结束，而第三次大战又似在酝酿了。正如孟子说：“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

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基于上述的理由，战争（以及战斗）以大巧而做迅速的处理，迅速结束为最佳。反之，仅弄小巧，延长战争时间，我未见过得到善果的！

拙巧真义

【拙速】拙字，见解不一，据编者的研究，此非真拙——无谋无策，乃为老子所说“大巧若拙”意。按王弼注：“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为异端，故若拙也。”或“大智若愚”意。真拙是不成的，孙子不是把“智”列为将帅所应具的五大要素的第一位吗？足证此“拙”为“大巧”或“大智”。而“巧之久”的“巧”，乃为小巧。大巧与小巧不同，所谓小巧者，不顾将来，不管整个局势，仅是立异为高，醉心目前的利益，大巧反是。一八六六年普奥之役，普军大胜，若依毛奇的主张，乘势追击，可以击灭奥军，而陷其首都；但俾斯麦从政略上着眼，则制止追击，意在避免结成万世不解之仇，阻碍将来联合对付其大敌——法国。后来竟得结为同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便与英、法等协约国作战，便是一例证。

拙速论的根源

近代战争的观念是速战速决（即集中无比的武力，一举歼灭敌人，迅即结束战事，以免事久变生），这就是数千年前孙子所倡导的拙速主义。老子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这是说要果断地给敌以一大打击，不可延长战期。又说：“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战争不合乎自然之道，则早衰，所以在未衰中，非速制胜不可。这大概是拙速论的根源吧？——我想。

名将与迅速主义

古来名将的作战，莫不采取迅速主义。建设横跨欧亚大陆前古未有的大帝国者——亚历山大王即以不失时为战胜的原则。拿破仑曾简单地说过：“以一日当作十时而进军作战，而后休息。”这就是孙子所谓“其疾如风”的神速战略，同时也是孙子所谓不失时的“拙速”。又，古今无双之海军名将纳尔逊说：“时是我们最善的同志，其他的同志都嫌弃我们，所以我非尊重它不可，与战争有密切关系的时是万事之本，五分钟常决定胜败。”这样尊重用兵的神速。

上述名将的迅速与时的战略，换言之，是进而捕捉敌的虚隙而不踌躇地果敢断行，绝不是普通所谓无谋无策的拙速。

——大场弥平《孙子兵法》

“时”的原理

谋的巧拙，对于战争来说虽关系重大，但比谋的巧拙更重大而支配胜败结果的，是“时”的原理。在《孙子兵法》中有“拙速”“巧久”“迂直”“先后”等字眼，要而言之，即对“时”的研究，时的关键是“机”。

从大阪到东京的火车，分有慢、快、特快的等级，是照着等级的票价付钱。而特别快票，是把时间用金钱来缩短的最高速度的代价，所以时间越短，价格越高。

到了东京，寄宿旅馆，从一天而二天，二天而三天，时间越迟，住宿价格越高，照着与电车相反的时间换算法而付钱，为付钱而把着钱袋，这时，也许怀疑错了吧？

旅馆之迟而价昂是老子，电车之速而价高是孙子，介于两者之间，不误时之迟速是孔子。文明人比野蛮人对于时间的感念强，滥用天所赋予的时间而自疲，或为了生活而疲于无意义的劳动者，这不能说是贤人。倘若把那升于最高的阶段，达于如释迦一般的境界而超越时间，就是与天地同悠久。“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如果到了这里，仅有枯木寒岩，没有社会气味，忘却时间，忘却历日，自然战争也不会发生了。但人到底是不能脱离社会的。故，支配人的思想和战之胜败的怪物——时间究竟是怎样的呢？所谓时间，在哲学上说，是直观事物的持续关系的先验形式，一元地把一切现象表现于所谓数量上时，常导出的一种独立变量；但相对原理否认绝对时间的存在。

时间与计划互相奏效于战争。战争动员愈速，愈有利，行军也是一样。在军舰方面，速力即战斗力，炮弹以速而强；马速牛迟，所以有骑兵，没有牛兵。兵法上对于天时、地理及其他，虽是随手利用，但其中第一强调的是时间。

——北村佳逸《孙子解说》

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战争的时间延长，结局能够切实有利于国家的，过去尚无此例。总之，以速战速胜为有利于国。

但不能执此以论被压迫者对压迫者之战，因为被压迫者对压迫者作反抗之战，胜固战，败亦要战，虽不敢希望速战速胜，但能长期抗战而胜，由此得以再次独立，就算真正有利于国了。

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所以没有完全了解用兵的害处的主将，绝不会完全了解用兵的利处。

《九变》篇说：“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善于用兵的主将，仅一次动员必要的兵力以迅速压倒、歼灭敌人，而迅速结束战争，决不再动员，以免民劳怨生；并且粮食的输送，仅以二次为限，决不三次，免使国内空虚；弓箭甲胄等武器装备，供给补充自本国，粮食则征收自敌国。这样，军队的粮食就不会缺乏。

【役不再籍】役为兵役，籍为征集意，即不做第二次征兵，或第二次动员意，与“粮不三载”均是说良将的速战速决。【粮不三载】春秋时代，军队出征时，载粮送至国境。至凯旋时，则载粮以迎之于国境，仅此两次，没有第三次，因为到了敌国，必须“因粮于敌”。【取用于国】因各国兵器各有特点，制式相异的敌国兵器，不适于用，故须取自本国。【因粮于敌】有两点利处：一使国内的食料不致减少，二使敌国的粮食因而缺乏。

《作战纲要》

《作战纲要》说：“战地人马之给养，与兵器、弹药、燃料、器材、被服等各种补给，影响于作战甚大。其中给养、燃料、弹药尤不可缺。”这是指示给养补充的重要。又说：“为增进或保持军队之战斗力，须广泛利用敌国之工场设施，故军队对于已经占领者，应即讲求防止破坏及散失之处置，同时并迅速报告，务使尽量利用而无遗憾。”再说：“必要时得以虏获品，补充其所属部队之马匹、器材、燃料、粮秣等，但须讲求所要之（除）毒或防疫等处置。”这是说因粮（物）于敌应注意之点。

两次世界大战动员人数

日俄战争：日本人口4721万人，其中男子2400万，征集了110万人，其中43万出动于战线。俄国人口1亿4680万，其中男子7450万，征集了120万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意、德均征集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德国，可以说差不多举国参加战争了，男子的工作，代以妇人，电车的售票员，以至烟囱的打扫夫，也完全代以妇人。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在“全民参战”的口号之下，同盟国与轴心国双方动员之男女合计9300万人，其中同盟国超过6200万人，敌方占300万人（据美国马歇尔《致美国陆军部二年报告书》统计）。在同盟国中英国的动员更为彻底，无论海陆空军及交通界，均有妇女参加工作，伦敦郊外的高射炮手和海岸瞭望哨，亦有女子服役。总之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人的需求是没有限度的；机械战的时代虽已到来，但不用人的战争时代还未到来。“不用人的战争”，仅是一种幻想。所谓“机械的战争”，仅是战争的一种手段，过去的两次大战，已立下铁证了。

依然，人是战争的要素，仍未改变。人的需要愈多，附带的问题亦愈大，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曰粮食。

所以出征部队必须“因粮于敌”，日军过去进攻我国所采取“以战养战”策略，即为此法。但我却采取“焦土政策”及“空舍清野”以制之。

因粮及因燃料于敌

鲁登道夫在他所著的《总体战》中说：“世界大战中，海陆军燃料之供给，为政府极焦虑之事，所以侵入罗马尼亚而占据瓦拉几亚者，非但为粮食问题，同时亦为获得燃料。罗马尼亚有极多之油池，罗军退出时，先行破坏。而德军入罗后，尚能开采、取用多少煤油，可充自动车及飞机之燃料。”这是近代因粮并因燃料于敌的实事。

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

国家出师远征，倘若不“因粮于敌”，而把大批粮秣远距离输送于国外，这不独使国贫——财政困难，而且使民贫——既被课以重税，又疲于劳役（运粮），必致生产减少。

管子说：“粟行于三百里，则国无一年之积；粟行于四百里，则国无二年之积；粟行于五百里，则众有饥色。”所赍之物，耗于道路，农夫耕牛，俱失南亩，则百姓贫矣。足见远输的不利。

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

及至军队进入敌国，倘若不“因粮于敌”，则所经过的地方，尤其驻军的附近，当地人为求暴利，乃提高物价，并以需给失了平衡，物价又行暴涨，但军用的必需品是不能不买的，因此军费陷于不敷，即须向本国请求拨给补充，政府为应此要求，遂增税又增税，演成“百姓财竭”的局面。百姓财竭后，于是迫不得已，复按丘甸的役制，着手于粮食牛马等实物的征发。

【丘役】为丘甸的役制。据《周礼》：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出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

战争与物价

战争一起，国内物价必因之腾贵，古今同然。在过去抗战中，我国因受日军的封锁破坏，益以天灾的流行，商人的囤积居奇及通货的无限制发行，弄得物价日涨一日，于最后一年平均竟涨至三千倍，真是历史所未见，世界各国所未闻。

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

这样，国内（中原）的人民为运粮至力屈，为课税而至财殚，家家财力空虚，到了这时，人民的所得已被征收了十分之七了。

战时的工役及财政问题，均要从人民的身上来求解决，即人民“出钱出力”及“出物”，在过去抗战的过程中，我们对于孙子这个描写，真有不胜今昔之感！

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楯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

就政府的消耗来看，由于战争的延长，这时，战车的破坏，军马的残废，以及甲胄、矢弩、戟楯、蔽橹、大牛、辎重大车等物的损废，已达十分之六了。

【楯】楯与盾通。【蔽橹】橹为大盾，蔽为障意，即为抵御敌人矢石的大盾。【丘牛大车】丘为形容词，丘牛即大牛。大车为重车，轻速车曳以马，重迟车牵以牛。中国的马小，非始于今，观殷墟的出土古物，便可了然。由于小而力弱，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周穆王的八骏，即是例证。

武器与重工业

古代的武器和近代的不同，近代的武器以重工业为基础，重工业是军需工业、国防工业。所以假设孙子生在近代，他在这里必力说重工业的重要性了。所谓重工业，即是钢铁、石炭、石油、机器、造船、电汽等工业，举凡国防用具，如车辆、飞机、兵舰、大炮、枪弹等均为重工业的产品。故先发展重工业，始有资格参与近代的战争。记得日本军事评论家平田晋策所著《一九三六年》一书评我国说：“中国虽拥有两百万的大军队，但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军需工业根据地，徒有庞大的陆军，于近代战争上难有独立作战的能力。”

大炮与机关枪数量

近代战，因其规模的庞大，便需要大量的兵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谓“近代战的恶魔”机关枪，与“战场的支配者”大炮，于初期与末期的比较如下：

德军：机关枪：从12000挺至104000挺

大炮：从7500门至25000门

法军：机关枪：从5000挺增至20万挺

大炮：从4800门增至17500门

——机关枪为重轻的合算，大炮为重炮、轻炮合算。

坦克数量

又，为运输而活跃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的汽车总数，协约军有26万7000辆，俄军有15000辆，德、奥军有80000辆。出现于大战末期，号称“活城”的坦克车，英、法、美军有33000辆，德军有1000辆以上。

飞机数量

更至所谓“铁鸟”的飞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补给数目：

德军47637架，法军67982架，英军约5000架，美军11227架，合计13万1846架。

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间五大参战国的飞机生产数量：美国23万架，苏联12万架，德国8万架，英国79000架，日本53000架，合计562000架，约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四倍强，这真是孙子所说“驰车千驷，革车千乘”的大发扬。

武器的消耗

且，近代战亦是兵器的大消耗者，例如普法战争，普军消耗了炮弹50万发。日俄战争期间，日军所发射的炮弹达百万发。第一次世界大战，马恩河战役的一周间，法军发射了百万发。凡尔登的攻防战，二周间为400万发。索姆河的会战，一日竟射至百万发（以上均指炮弹。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飞机的投弹殆已取大炮而代之，而英美空军对德日投弹数量之大，更为惊人，见《用间》篇）。又，坦克车为英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所发明的，据一九一八年的调查，约有3300辆，其中45%已无法继续使用。飞机的寿命，平均只有两三个月，至于其他步枪、机关枪、兵舰等的消耗，也是大量的，不问可知。总而言之，这是孙子所谓“十去其六”的大证明。

新式武器的出现

近代战是需要最新锐的兵器的，所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列强莫不争相改良兵器，发明新兵器，其已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为世人所周知的，有俯冲轰炸机，有磁性水雷，有火箭炮，有喷火坦克，有火焰喷射器，有巡航导弹，有雷达，有超级空中堡垒，有原子弹等，这都是科学的产品，所以现在世界各国莫不以全力从事于科学的研究与发明，相信将来还有新武器的出现。

恩格斯说：“依赖于经济的前提条件，没有甚于陆海军。兵器、编成、组织、战术及战略——特别依赖于其当时的生产程度与交通机关。”富勒将军说：“胜利的秘密，百分之九十九在兵器。”真有见地！

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 秆一石，当吾二十石。

粮食远输，对于本国的不利，已如上述。所以智将务要尽量夺取敌国的粮秣以给养本国人马。因为吃彼一钟兵粮，足以当我们运输的二十钟；用彼一石马秣，足以当我们远输的二十石。诚以“千里馈粮”，远输的费用，以及路上的损耗，是非常大的。

【一钟】为六斛四斗。【一石】为一百二十斤。【 秆】 为豆秸，秆为禾稿，均为牛马饲料。

古今的给养问题

在交通未机械化的古代，运输，既因道路的恶劣，复以所用的运具为牛车、马车、人力挑担，加以气候的影响，平均每日走路有限。这样，若作远距离的输送，则所带的粮秣岂不是于途中已用去大部分吗？再加上途中意外的损失，则所运到目的地的，岂不是所谓“所遗无几”吗？这便是孙子所以极力主张“食敌”。在孙子之后，《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有这样记载：“秦征匈奴，率三十钟，而致一石。”《史记·平准书》：“当是时（汉武建元中），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虽然，因粮于敌，战务食于敌，固属必要；但以近代国际战争，往往动员至数百万以上，远征敌国，据军事专家的观察，以这样庞大的军队，乃欲专靠敌地的给养，实在戛戛乎其难，根本仍在乎本国的供应。至于运输，在机械化交通的现代，大可省了古代那种弊病，不过却有敌机敌艇或敌军游击队截击破坏的危险。

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

所以，要使我的士卒争先地去歼灭敌人，须先激起他们的怒气——敌忾心；要使我的士卒勇敢地去夺取敌人的利益（如军需品、城市等），在于秉公分赏他们的功劳。

【怒】可解为敌忾心，即煽动士卒对敌的愤怒心——此为现代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或精神讲话。【货】为赏赐意。

上海之战

过去上海之战，我军英勇杀敌，即是愤怒日本帝国主义的结果。总之此为攻击精神问题，福煦元帅说：“必胜之意志，乃胜利之第一条件，兵卒应以此为第一要义，同时指挥官亦必须以最高之决心，贯注于每一个兵士之精神中。”

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例如车战，如果我的士卒俘获敌人的战车十架以上，则以厚利（或升级）奖赏其陷阵先得者的功劳，以资劝励余众；同时又将其所俘获的战车，拔去敌人的旌旗，插上我的旗号，而杂配于我的战车中，每车除降卒外，又杂入我的士卒而乘之，以防叛乱；降卒善待他，使他为我所用。这就是战胜敌人后，使我兵力更强大。

车战民族

【车战】中华民族是一个长于车战的民族，有着数千年车战的悠久历史，所以我们今日在这个军队机械化的大潮流中建军，应加强我们对于车战的自信心，发扬过去车战的精神，致力于建立现代化的战车部队才可。

俘虏处理问题

【卒善而养之】这是收编俘虏的问题。收编俘虏为我国内战常有的事，即在日本战国时代也是如此。但收编俘虏，在近代国际战争中则未见。诚以种族心理等的互异，势必发生叛乱，贻祸无穷。例如日俄之战，日军虽将所俘获大炮，编为战利重炮队或战利炮连（即“车杂而乘之”一套），但俘虏一概不用——或残杀或战终放还。但残杀俘虏或敌国非战斗人员，为国际法所不许，更为人道所不容。然而过去中日之战，日军不独残杀我战俘，且残杀我非战斗人员，其野蛮可见。又，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多用俘虏从事劳役（如修路、耕种、制造等事），尚无编组为军队使其独立作战的事。

故兵贵胜，不贵久。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依于上述，战争以迅速得胜为最佳，倘若拖延长久，那是最忌的。所以深知用兵之法的贤良主将，简直可以说是握着人民生命，关乎国家安危的良人。

【司命】是星名。一种司人之命运的星神。

主将应具的慎心

主将的责任是这样的重且大，所以吴子曾指出他要具有这五项慎心，原文是“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

名将所关的重大

名震古今的政治军事天才家诸葛亮，破出茅庐后，辅佐刘备、后主，建国蜀土，促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但“五丈原头，大星先殒”，诸葛亮逝世不久，蜀也就灭亡了。

马其顿之兵，统率于亚历山大王，常破十数倍的大敌，征服广大无边的土地。

迦太基军，统率于汉尼拔，远征罗马，虽与隔海的故国断绝联络，尤能孤军奋斗十余年，席卷罗马全土。不久，汉尼拔死，迦太基便如落日一般不再隆盛。

腓特烈大帝征战数年，精锐的军队虽损失了大半，犹能逐个击败欧洲诸国的军队，确立普鲁士帝国之基。

一七五七年十一月罗斯巴赫之战，为腓特烈大帝所击败的法兰西兵众，以拿破仑的出现而指挥之，于是昨日之羔羊，忽变为猛虎，蹂躏了欧洲全土。

震骇世界，如百雷同落般的蒙古军，自成吉思汗与其孙拔都殁后，便可怜地被驱逐了。

良将与军的强弱关乎国之安危，已如前述，在现代，因为国家的机构，国策的根本，与前不同，若以全盘“律古证今”，当是不对。但一八六六年普奥战争，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以毛奇将军一人的连战连胜，而建立德意志帝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霞飞、福煦将军等的努力，终救了沉于死渊的法兰西。

同时，在德军方面，倘若当初就起用名将兴登堡与其参谋长鲁登道夫在大本营中指挥，或者不至于失败，也未可知。

第二次世界大战，美有艾森豪威尔，英有蒙哥马利，苏有朱可夫诸将，终把希特勒打垮，博得大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