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这种工作可算得最自由了；凡是“心之所之”的话都尽可以说得。不过话说出去以后，是要人听的。话要是说得有理，说得好，那就必得求其理与好传到可能的最多数之中去。这里有一层困难，便是，说话的人太多了，读者们将要何舍何从呢？倘若能设立“文艺作者联合会”，会中有大家信仰的批评者组织起来一个新书审荐委员会，在机关月刊上评荐本月份各文学类别中的佳著，给读者以指导，那真要算是最圆满的解决方法了。

文学是一种职业，而同时精神最涣散的又算文人。出版业有了结合，文人却没有。作者中的夭亡，不须有的磨难，以及改行，投机等等，固然一部分要怪读者接受的时间过程较长，一大半还要归咎于作者全体之无团结力。文人并不一定要参加政治或社会的运动，才能说是“走到十字街头”；组织一个保护权利，增进公益的团体，使它能遵循了正轨来进行，发展，并且把我国社会中最可恨而最常见的一种现象，倾轧，设法去避免：这正是一班作者的惟一的来表现社会力的途径。

保障作者的权利方面有对外的与对内的两种工作。对外上最扼要的一点是稿酬。无论是售权或抽率，都应当按酌一班书籍的销路以及未来之可能性，订出一种最低的格例，用联合会的力量，监察着出版业去践行。还有稿权的专利，应当明定年限；按照国际的通例，以作者卒后的第三十七年度为专利权的消尽期，并且规定作者的承继人有承继此种专利权的权利。这各项拟有具体的计划书之时，应当向当事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交涉，进行，凭了自身的正义以及舆论的协助，求其定为律法，各方面遵行。

翻译西书时，如原著的专利权对于工作发生阻碍，可由联合会代替译者办理一切扫除障碍的手续。联合会到了势力雄厚之时，并可设立译事计划委员会，拟成系统的介绍翻译他国之文艺名著的计划，征选此种工作的健者分别担任。日本的翻译事业比我们发达得多，大家不肯作黄种中的牛后，这便是努力的时机了！

介绍我国的新旧文艺到外国去，也应该立为此会的目标之一，到了此会的实力充足了之时，便该立刻筹计出妥善的办法来进行。

保障权利方面对内的工作是侵袭的预防与惩罚，转载与采用的条例之规定。

促进公益方面，最重要的事件是失业者的救济，无名作家的援助，诗歌创作的提倡。文艺作者的性格是最怪僻，执拗的，一句话不投机，或是坚持一种异于流俗的主张，便可以自绝于生路。我所知道的，刘梦苇已经因此牺牲了充满希望的一生，这样的悲剧我们决不可坐看以后再行复演。联合会成立了，对于这类的失业者便可以推荐作品，或是给与实际的帮助。

小孩子走路，头一年最苦。初入境的作者，心中那种疑惧，不自信，简直就是地狱里的刀山。初期的作品难逃是幼稚的，不满己意的；加上文稿封寄后那长期的慢得像鲁阳挥了戈的守候——比起这种情景来，那求爱的第一书实在算不得什么。但是，感伤无益，我们要想一个补救的实际办法！

诗歌之重要，不须多说。何以在世界诗坛上占有极高位置的中国诗歌，到如今连书都不见出版了呢？是写诗的后人不争气？是中国已经变成了那全市没有公共图书馆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