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应都有一整个的认识，根本的态度。这种认识和态度，就是我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和指南。否则今天一件事可以使你悲伤失望到自杀，明天一件事可以使你快乐得意到发狂，天天生活都在震荡不定之中。何况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悲喜交集的时代，如果对于人生无正确的认识，而又不幸带上颜色眼镜，则更易酿成生命的大危机。德国哲学家常在讲宇宙观之后，就接著讲人生观，实在很有道理。

悲观与乐观，都是个人的感觉，是随时可以发生的。尤其一个人在困苦艰难的时候，更容易引起这种疑问：我活在世上，究竟有什么意义？仰望天空，天空是布满了无数的星辰；据天文学家猜测，在某些行星上，也许还有生物存在。这一个小星球中的一种生物的一分子，真是“渺乎小矣”。这生命值得活吗？况且人生一世，不过数十寒暑，生老病死，无非痛苦烦恼。生命太无常了，何必奋闘，自讨苦吃？这种情绪不见得会天天有，但如假定有了，而无法解决这生命之谜，危险也随著发生了。

悲观和乐观，本来都起于个人的感觉，而且常是偏重主观的感觉；可是他对于发生这感觉的人，却具有支配的力量。若是再把他演化为一种学理，那就更不限于感觉的范围，而成为一个理智上的问题了。我现在就想从理智上来讨论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两派学说。

在西洋思想史上，悲观主义有三大派别。第一是享乐派。希腊德谟克利图斯（democritus）倡原子论（atomism），谓宇宙是由无数的原子组合而成。稍后伊壁鸠鲁（epicurus）即根据这种原子的唯物论，否认宇宙有所谓目的和道德；认为快乐就是善，痛苦就是恶。人生应该充分享受，充分求乐，不必奋闘，不必劳苦。“且以喜乐，且以永日，我躬不阅，遑恤我后！”这正是为享乐派说法。而中国魏晋六朝的清谈派，对于人生也有同样的态度。这一派理论的错误，在认为苦乐可以比较。要求得苦乐多寡的比较，还须求之于计算；但是苦乐的计算，是不可能的。我们能不能模仿商店，开一个资产负债表，把快乐和痛苦分项记入，作一平衡？第一个困难是快乐和痛苦，用什么单位来比较？假如我昨晚睡得好，是快乐，应作几个单位？假如失眠，便是痛苦，又应作几个单位？这种单位固不能定，而这种单位计算法更不适于人生。第二个困难，是快乐和痛苦，常系于个人的态度。有人以受恭维为得意，有人则安贫乐道，以不为流俗所称许自豪：寂寞中的骄傲，自有高人领略其滋味。这两种人何从比起？（黄仲则“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一诗，颇足表示寂寞中骄傲的情绪。）还有，这派学说，往往以为快乐是消极的，是负号的，快乐就是“脱离痛苦”（freedom from pain）；那痛苦便是积极的，是正号的。如此则快乐项下，更无帐可记了。快乐和痛苦，既然都是感觉，为什么一种是假的，而另一种是真的？可见这一派理论经不起批评的地方太多了。

第二是意志派。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schopenhauer），就是此派的主要人物。叔本华认为宇宙和人生的一切行动，背后都有个意志在支配。他逼迫人无目的地活动，无目的地前进。人不是自己要生活，而是意志逼你不得不生活。但意志无满足之时，纵然满足，也祇是一时的，转瞬即归消灭。生命全体是盲目的、空虚的，是为不可挽回的失败而奋闘。所以人生是充满了失望、无聊和苦恼。要解脱人生的苦恼，只有两种方法：一是从艺术中来求消散、来求寄托；一是他认为最根本的方法，就是为逃脱意志的逼迫而入于“涅槃”。这种学说的错误，在以生命为另一目的（意志）的机能，而不知意志乃是生命的机能；他是附丽生命而共存共荣的，不是藏在生命后面来盲目鞭策的。（这是我主张的意志说，与叔本华的意志说根本不同之点。）他认为生命是意志的手段，不是目的，殊不知生命本身就是目的。生命看来似永久为一过程，然而他的目的就不断的在这过程中实现。譬如游山，不必说一定到了某个寺庙、某个古迹，才算游山；善于游山的人，走一段，就可欣赏一段的风景。他游山的目的，就在这整个旅程之中。他随时有亲切的乐趣，充分的满足，这些对他何曾不真，又何所用其悲观失望？叔本华的学说，颇受他自己生活的影响。他一生很不得意，常发牢骚。他认为社会对人的待遇，太不公道。他不结婚，所以老年孤独，无人照顾，以至于恨女人。他祇看到人生的一部分，而没有看到人生的全部分。他祇看到影子的方面，而没有看到灯光的方面。所以发出那样失望悲观的论调。须知天地间固然有冰雹霜雪，但也有雨露春阳。

第三是历史派。此派以为社会的进化，是善恶并长，而恶过于善。最初犹太人就有这种观念，以为文明愈进步，道德愈沦丧，人类是逐渐堕落的，所以原始的快乐也逐渐丧失。卢骚主张“回到自然”（return to nature），以为古代才是黄金时代，从古代演化到现代，是从黄金时代堕入黑暗时代。人是从爱登花园里掉下来的，所以日日翘首企足，祷告要求回去。考察这派的悲观思想，由以下四个论点出发。第一、他以为进化愈趋复杂，则人性对于痛苦的感觉愈灵敏。因为欲望愈多，则愁苦也愈多，失望也愈多。所以生命愈发展，痛苦愈增加。但不知生命发展的结果，欲望固愈增，同时满足欲望的方法和能力也愈增，因此快乐也愈增。快乐是随工作及其结果而俱来的。尤其痛苦以后的快乐，更是莫大的快乐。英国诗人德莱敦（dryden）说：“甜蜜是痛苦以后的快乐”，（sweet is pleasure after pain）。这句诗很有深长的意味。许多艰苦出身的名人欢喜写自传，有一种心理是因为他们经过奋闘的痛苦，以后痛苦忘了，痛苦后的快乐仍然存在。在生命的历程中，即使不能证明快乐多于痛苦，但谁能证明痛苦多于快乐？第二、以为智慧愈发展，则对于将来的认识愈透澈。人和一般动物不同，一般动物的痛苦，是一时的，而人的痛苦却是永久的。人是有远见的，一到中年时代，更常常想到生老病死，而对于将来起一种恐惧。“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种身世飘零之感，是会不期然而然发生的。不过智慧发展的结果，虽然因想望将来而恐惧愈多，但希望也同时愈增。希望给人以一种预期的快乐。人对于恐惧感觉的灵敏，远不如对于希望感觉的灵敏，所以快乐仍然是有的。况且纵有痛苦，也能以文学艺术种种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减去不少。第三、以为人除现实的生命之外，还有理想的生命；除现实生命的痛苦以外，还有理想生命的痛苦。而且追求理想生命的痛苦，尤较现实生命的痛苦为大。理想愈高，挫折愈多。事业的打击，爱情的失望，能不使人痛苦？但不知理想之中，也有很大的乐趣存在。人类最高的发展，那件不是从对于理想的追求而来？只有不随俗浮沉，追求理想实现的人，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也才能感到别人所感不到的乐趣。理想实现时，倘能得到别人的承认，故可增加自己的快乐，即使别人忽略或竟认为不值一顾，然而我自己的自尊之心，也足以医治自己的痛苦。第四、以为生命愈扩大，则受创痕的机会也愈多。同时因同情心的发展，使别人的痛苦，成为自己的痛苦。因此自己所感受的痛苦也愈增加。但是同情虽能予人以痛苦，却也予人以快乐。自己的痛苦可因别人的分担而减，自己的快乐也可因别人的分担而增。所以德国有句话：“分担的痛苦是一半的痛苦，分担的快乐却是双倍的快乐。”（〝geteilter schmerz ist halber schmerz，geteilte freude ist doppelte freude〞）随著社会文明的增进，痛苦虽可以加强，但快乐也可以加强。由此可见以上四个论点，虽似言之成理，但皆见一体而未见全身。

总而言之，社会的文明愈进步，苦乐的强度也愈增加。悲观主义者不能证明痛苦一定多。他至少也曾尝过橄榄的滋味罢！况以常识判断，有许多痛苦，确是文明可以征服的。譬如近代的医药科学及生产技能，都能减少人生的痛苦，而增加人生的幸福。文明的痛苦，需要更进步的文明去治疗。而且进一步说，悲观是表现生活的疲乏、松弛和退却；悲观到最高的顶点，就是“涅槃”。但“涅槃”能解脱痛苦么？不能！“涅槃”仍旧是一种死境，他不过是死的别名。再进一步说，我们有现成丰富的自然产物和人力创造，供我们享受；有美丽雄壮的诗歌音乐，供我们娱乐；有伟大生动的雕刻绘画，供我们欣赏；有无数哲人杰士用心血孕育出来的伟大思想，优美的文化，供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悲观？我们自己如不努力发展生命，继续创造，配不配谈悲观？

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不同；他给人以和悦快乐向上的情绪，确比悲观主义好得多了。不过乐观主义也须有正确的信念做基础，才没有流弊。我虽然赞成乐观，但不赞成盲目的乐观。

在西洋思想史上，乐观主义也可以分为三派：第一是宗教的乐观派。西洋宗教是比较抱乐观态度的。其根本观念，是以为宇宙有一个全美全能的主宰。人生下来本有罪恶，但只要赎罪以后，就可达到最完善的境界。“原始罪恶”（original sin）的观念，本始自希伯来人。赎罪的观念，对于软弱的灵魂，有愧的良心，是一种安慰，一种希望。但把理智来省察，却难自圆其说。假定世界为全善全能的主宰所创造，他既为全善，又何为造恶？既然有恶，则全善之说，何能成立？既为全能，为何不能把恶去掉？如谓恶是安排好了来磨炼人的，意在使人去恶为善，但何不痛痛快快将恶去掉，又何必绕一大圈子，来和人开玩笑？至于“原始罪恶”之说，尤使人生一种恐怖和抱怨祖宗的心理。我们很难了解小孩子生下来有什么罪恶？如果说这罪恶是从亚当夏娃偷吃了一个苹果传下来的，那也太残酷了。难道父母是犯人，子子孙孙都是犯人？这真是一种可怕的罪恶遗传论。鼓励有罪的人忏悔，本是一种很好的意思。佛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说，也是鼓励人家改过。但是决不能把宗教的忏悔，看作一步登天的捷径。欧洲中古时代僧侣借此敛钱的事很多。中国社会里一面念经，一面作恶的事，大家睁开眼睛就看得见。中国不少军阀在位时杀人放火，一下野就长斋礼佛，等到有机会上台还是照旧的杀人放火。这都是仗著宗教的忏悔，为恣意作恶的保证。为求人类沉著的进步，不必有事前的恐怖，也不必存容易的乐观。

第二是理性主义的乐观派。这派以为世界是合理的，甚至于是理性的构成。因为恶是不合理的，所以不承认恶的存在，所以恶是不真的（not real）。这种观念，推论下去，真是危险。恶如不真，何必还要和恶奋闘？“无的放矢”，岂非多事？把恶看得太轻，便是松懈自己。恶的真与不真，应依客观的情态来决定。自然界中善与恶都是实在有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固然是真，但是洪水猛兽，狂风暴雨，又何尝不真？我们不必否认恶的存在，我们应该将恶征服。人的努力，就在于此。恶是完美人生的阻碍，但人类一切的工作，一切的文明，都由于征服这些阻碍。若是田中自有收成，树林自有果实，就用不著农艺园艺的工作；若是气候绝对宜人，风雨毫不为害，就用不著各种起居的设备；若是树上会长衣帽鞋袜用具，就用不著工商业。遍地都是鲜花，满溪流著牛奶，海水变为柠檬露，祇不过是带诗意的幻想。因为恶的存在，使我们成就了许多事业。人类不但能将恶征服，而且能转恶为善。水可以泛滥，也可以灌溉，祇看转变的力量如何。我们需要阻力，我们接受障碍；没有无阻力的成功，没有无障碍的快乐。我们不敢说整个的世界是理性的构造，我们却可以希望从我们的努力，可以把世界改造得更为接近理性。

第三是生物进化论的乐观派。这派还是代表初期进化论的乐观论调，也可以说是幼稚观念。他以为算起总帐来世界总是进化的，于是在逻辑上跳了一大跳，以为算起总帐来世界总是进步的。他把进化与进步论两个观念混淆了。进化祇是变，变好变坏是不一定的，所以进化决不等于进步。当黄金时代在远古的观念，盛行于西洋的时候，进步的观念自属薄弱。到了十七十八世纪之间，义大利人魏柯（vico）以历史哲学证明世界进步；十八世纪初叶法人圣比耶（abbe de saint─pierre）认为进步是真实的；德国哲学家赫尔德（herder）居然从历史和文学方面，规定了“进步的定律”。但是这些大都还是富于浪漫式热忱的期望。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成立以后，思想界为之震动，于是进化论的范围，扩大到生物科学以外，连天体星辰的进化，也讲起来了。从进化的迹象之中，发现了许多进步的事实；当时的人又震慑于自然科学和工业文明的进步，于是不知不觉之中，常把进化与进步混为一谈，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的进步观念，曾经给予近代文明以不少的鼓励；祇是把他当作盲目接受的教条，把进步认为必然的现象，那就大大不安。这不但不能使人奋发，而且可以使人懈惰。须知世界上进步的现象固有，退步的现象也有。生物的种类有发展的，也有消灭的；人类的种族，有继续繁盛的，也有祇馀遗迹，供他人凭吊的；中道崩殂的文化与文明，不知道有多少。就是现在存在著的人类及其文化与文明，若是不用智慧去指导他的方向，而恣意摧毁，或是停滞不前，也终久免不了被时间卷去的劫运。况且按逻辑的道理来讲，进步是必须先假定一个目标，朝著他前进，那进步这个名词的意义，才能成立。否则譬如循著一个铁环在转圈子，从这方看是进步，从那方看是退步。又譬如养猪，将一个猪种改良，可以把三四百斤一头的猪养到七八百斤；在研究畜牧的人看来，肥猪可以多供给肉量，是进步了；若是猪而有知，能够说话的话，他能同意吗？进步必先有定向（direction），这是逻辑的先假，这道理十分明显。还有进化论里的“适应”二字，也常被滥用而易起误会。适应不祇是被动的，最高生物─人类，─的适应，是自动的、是积极的、是带创造性的，“适应”决不是将就。我们接受环境的现实，但是决不陷没在环境里面；最能适应的人是最能改造环境的人。“随遇而安，”是缺少创造精神的生活。

根据以上对于悲观与乐观两大壁垒的讨论和批评，我们正确的人生态度，可以决定了。我们用不著悲观，因为除了毁灭自己的生命而外，悲观毫无是处。我们要乐观才能提得起我们做人的兴致，但是我们决不能存过分的，盲目的乐观，因为他可以造成人生的倚赖性和惰性。世界上同时有可悲可乐的事实，我们不必否认。我们的悲要当作慈悲的悲。要以“悲天悯人”的情绪，去积极奋闘，拯救人类的痛苦。我们的乐要认为是“乐以忘忧”的乐，从乐里去解除工作的疲乏和苦闷，去求得精神的安慰和振作。“苦中作乐”不是一件坏事。要面带笑容上火线的战士，才能打胜仗。（三十一年一月六日中央社记者长沙来电，谓于长沙最危急之时，记者在街上见守城士卒，当休息的机会，还弄丝竹。他们有这种的精神，所以能奏第三次的湘北大捷。）不但前方应当如此，当长期抗战，生活困难的期间，后方更应当如此。终日愁眉不展，怨天尤人的人，不但不能帮助国家打胜仗，反而颓废精神，沮丧士气。为了不做奴隶而牺牲，就是喝碗稀饭，也应当快快活活的喝下去。

我所主张的是不断的、积极的、原动的改造主义（创译一个英文名词是dynamic reconst─ructionism）。我们不能抹煞历史、抹煞环境，这在宇宙的系统里都是真实的。人类生命的系统，在宇宙的系统里也是同样真实的。但是这个生命的系统，与其他宇宙间的系统，有一点不同的地方──这是生命的特性──就是他有智慧去指导他的命运，有意志去贯澈他的主张，有生力去推动他的工作。他和炉火一样，就把他放在壁炉里，他也可以吸收满屋的氧气，以发挥他的火焰，增加他的热度，使四座生温。他可以吸收宇宙的生机，增加自己的生机；吸收宇宙的生命，扩大自己的生命。所以他接受现实而不为现实所囿。他认识理想，但是他知道理想是不断推进的，所以他不断的动，不断的向前。他不失望，他不怨恨。他不但勇敢地接受生命，而且快乐地创造生命。他把古往今来，四方八面的原料，运用他的生力，沉著地来改造这生命更接近于他的理想。

十世纪波斯诗人莪玛开颜（omar khayyam）有一节名诗，我冠以“心愿”的题目，翻译在后面：

“要是我能同你，

爱呵，秘密的，

和造化小儿定计；

抓住这苦恼的宇宙安排，

一把搦的粉碎！

可能依咱俩的铺排，

重造得更称我们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