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张栻著

滕文公上

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瞯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曰：若药不瞑眩，攻疾愦动之状。厥疾不瘳。」

性善之论，盖本于此。以文义考之，实门人记录，以为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也。孟子所以道性善者，盖性难言也，其渊源纯粹，可得而名言者，善而已。所谓善者，盖以其仁义礼知之所存，由是而发，无人欲之私乱之，则无非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矣。人之有不善，皆其血气之所为，非性故也。以其皆有是性，故皆可以为尧、舜。尧、舜者，能尽其性而已。滕世子闻是言，自楚反，复见孟子。盖虽有动乎中，而未免乎疑也。孟子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言天下无二道也。因举成瞯与颜渊、公明仪之语，使之知古今之无间，圣愚之本同，人人可以勉而进也。滕国虽小，犹可以为善国，亦在夫为之而已。孟子所谓瞑眩之药者，欲使之舍其旧习，远法尧、舜也。人唯自弃，以尧、舜为不可及，是以安其故常，终身不克进，犹不知己之性即尧、舜之性，而其不能如尧、舜者，非不能也，不为耳。故颜子以谓「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此诚万世之准则也。

滕定公薨。世子谓然友曰：「昔者孟子尝与我言于宋，于心终不忘。今也不幸至于大故，吾欲使子问于孟子，然后行事。」然友之邹，问于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疏衰也。之服，𫗞粥之食，𫗞粥，麋粥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丧祭从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谓然友曰：「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尽于大事，子为我问孟子。」然友复之邹问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听于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诚在我。」五月居庐，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谓曰知。及至葬，四方来观之，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悦。

三年之丧，自天子达。汉文帝之欲薄其丧，固为有戾于公理，而景帝孝爱不笃，遂废先王之法，灭人子之性。流及后世，以万乘之尊，居兆民之上，而率天下以薄，不亦悲夫！然考滕世子问孟子之辞，则三年之丧，其废也久矣。其在周之末世乎？故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又曰：「丧祭从先祖，吾有所受之也。」然则其废也久矣。世之治乱，此岂非其根柢耶？至景帝始显然从易月之制而不疑，盖亦传习之久，不以为大变也。嗟乎！三年之丧，人子至情，而圣人制之以天理者也。故孟子答世子之问，皆切其良心以告之。世子闻孟子之言于宋，而于心终不忘。盖礼义本人心之所同然，孟子之言有以感其所同然者也。至于遭大变故，于心有所不安，而遣然友以问焉，世子之资亦有可取矣。孟子告之曰：「亲丧固所自尽也。」夫人子之于亲丧，其至情深痛，孰为而然哉？其哭泣衰麻之节，祭祀之礼，凡以自尽而已。苟惟知所以自尽，则盖有不待勉而行者矣。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而后谓之孝。所谓礼者，盖不可以不勉也。「三年之丧，齐疏之服，𫗞粥之食，自天子至于庶人」，此所谓礼也。然友反命，而父兄百官皆不欲。夫父兄百官亦岂独非人子哉？唯夫狃于故常，安于逸欲，而亡其天性至此，故以为「吾先君莫之行而不可以反」。噫！天下之事，唯当其理而已矣。前人偶未及此，而后人幸而知之，乃遂以为前之所未及者为不可反，则是其失将相寻于无穷而后已耳。不知后之人一旦能改以从是，则非惟其事自此而正，而亦得以盖其既往之失，是前人所望于后人之意也。「丧祭从先祖」，谓先王之时丧祭而言也。先王之时，丧祭皆有定制，惧后世有所更张而荒坠也，则曰「丧祭从先祖」。且鲁之先祖，周公、鲁公也；滕之先祖，武王之庶弟叔绣也。在当时所行，皆先王三年之丧也。若用「丧祭从先祖」之说，则盍不反其旧乎？后人既已废其先祖之礼，而来者方循已废之失，乃曰「吾从先祖而已」，何其不之思乎？大抵人心安于放肆，故以反古复礼为难，而不知克其私意，求之吾心，夫何远之有？世子虽有好善之心，而见理未明，自信不笃，故犹惑于父兄百官之浮议，而复遣然友以问焉，其病亦在于他日未尝学问之故也。孟子以谓「不可以他求」者，盖以为父兄百官之不欲，亦在我有以率之而已矣。于是引孔子之言以告之：「君薨，听于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吾有以先之故尔，此草上之风必偃也。」又曰：「是在世子。」斯言欲世子立志为本，而无事乎外也。世子闻斯言也，而曰：「是诚在我。」此志一立，而人莫能移矣。世子之志立而丧纪明，其感化已有可见者。故五月居庐，未有命戒，百官族人皆以为可，而谓之为知。夫百官族人，何前日以为非，而今日以为知？盖均是人也，吾有是心，彼亦有是心也。吾有以先之，则彼将从而感动矣。非特百官族人，四方之来观者，见其颜色之戚，哭泣之哀，而莫不大悦，盖天下之心一而已。嗟乎！自汉景以来，易月之制，案为国论而不可改。尧、舜三王之事，则弃之不遵，而文、景之缪，则袭之无疑。以晋武帝之慨然欲复其旧，而沮其议者，当时所谓名儒杜预辈也。而魏孝文、周武帝乃能申其事情，而其品节居多可憾。此为国之大经，人伦之大节，孰谓更历世英明之主，而独不能乎？良由父兄百官用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之论，与夫丧祭从先祖之说，有以沮之也。嗟乎！盍不深复于孟氏，是在世子之言乎？其亦无能以此启告者乎？

滕文公问为国。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昼取茅草，夜索以为绞。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

张横渠曰：「彻是透彻之彻。透彻而耕，则功力均，且相驱率，无一家得惰者。及已收获，则计亩数裒分之。以裒分之数，取什一之数。」杨龟山曰：「彻者，彻也。盖兼贡、助而通用也。」故孟子曰：「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八家皆私百亩，其中为公田，所谓九一而助也。国中什一使自赋，则用贡法矣。此周人所以为彻也。郑氏谓周制畿内用贡法，邦国用助法，有得于此欤？

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王之谓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

滕文公问为国，孟子首告之以民事不可缓也。斯一言，真有国之宝，几于一言而可以兴邦者也。周公七月之诗，其所为谆谆恳恳如此者，凡以民事之不可缓故尔。所谓「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之语，盖言农隙之时，汲汲然治其屋庐，以来岁将复始播百谷，而不暇于此之故也。下所言与告梁惠王者同，盖其理之深切者也。「贤君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者，盖恭俭则自奉养以节，礼下则不敢以势陵民，而又取民以制什一之法，所谓制也。过乎此则为桀之道，而不及乎此则为貉之道。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者，盖欲为富，则惟富之徇，虽有害于人，不顾恤也，故必不仁。为仁则以爱人存心，其肯以富已为事乎？天理人欲之不两立也。言之可取，虽阳虎亦不废。虽不以言取人，而亦不以人废言，圣贤之公心也。夏、商、周之法，或以五十，或以七十，或以百亩，而皆以什一。盖五十亩者以五亩为贡，七十亩者以七亩为助，百亩者以十亩为彻，是皆什一也。彻之为言，彻耕而通计之也；助之为言，借民之力，助公上以耕也。夏后氏之贡，虽亦取其什之一，而未免有弊者，盖校数岁之中而立之常制故也。惟助法为精密，使民出其力以治上之公田，上之人收公田之入而已，其多寡视岁之登凶，与民同其丰歉也。然而夏后之时，其弊未至如龙子之言也。春秋战国之际，用夏之贡法，而暴君污吏虐赋于民，故使民至于终岁勤动而无以养其父母。见民之无以自养也，则又称贷之，名以为惠，而实取其倍称之息以自益，使老弱转死沟壑而后已。盖先王之制，本以仁民，而后之所为，祗以为富也。成周之法，盖坏于春秋战国之际，然略有存者，如世禄是也。而井田之制，则坏也久矣。助法，周人亦兼用之于野，故引「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之诗。惟助为有公田，以见周之亦有助也。夫上与民同其丰歉，而民乐共其上之事，故民之情欲先雨乎公田，以及乎吾之私，可见民之亲爱其上矣。助法之行，固有以养民之良心也。民既有以自养，则庠序学校之教可行焉。三代之学，曰校、曰庠、曰序，名虽不同，而所以为学则一。庠言其养，养其材也；校言其教，教以道也；序言其射，射考德也。其所以学者何也？明人伦也。人之大伦，天之所叙，而人性所有也。人惟不能明其理，故不尽其分，以至于伤恩害义，而沦胥其常性。圣人有忧焉，为之学以教之，使之明夫君臣之有义，父子之有亲，夫妇之有别，长幼之有序，求以尽其分而无失其性。故人伦明于上，而小民亦笃于孝爱，亲其君上而不可解。此三代风化之所为美也。后有王者起，不取法于是，而何求乎？盖三代之治，实万世王者之师也。此中庸所谓「王天下有三重焉」之意也。「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言周邦虽旧，而天命之眷顾则新。盖德之流行，有以格于天心也。然则滕国虽小，所以新之者，岂不在文公乎？惟力行王政，斯可矣。

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其土地而界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至哉！井田之为法也。圣人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者，其有大于井田矣乎？井田之法，以经土地为本。「经」云者，经理之，使其分界明辨也。经界正，则井地可均；井地均，则谷禄可平。自公卿以至于士，各有常禄；自匹夫匹妇，各有常产；而鳏寡孤独，亦各有所养。自五人为伍而伍之，而兵可寓也；自五家为比而比之，而民可睦也。乡庠党塾，春诵夏弦，而教化可行焉，贤能可兴焉。为治有要，如纲举而万目张者，其惟井田矣乎？暴君污吏，其用之也无度，故其取之也无极，乃始慢其经界。盖以经界之法明，则无以肆其虐取之计，不得不遂废之也。当孟子之时，其废也盖久矣。滕文公慨然有意于治，而使毕战问及乎此，宜孟子乐闻而深勉之也。孟子欲以正经界为先，盖井田王政之本，而经界又井田之本也。一国之间，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其大要在于分田、制禄二事而己。田得其分，则小民安其业；禄得其制，则君子赖其养。上下相须而各宜焉，治之所由兴也。惟夫为君子者，虐取而无制；为小人者，畔散而不属，此井田之法所以坏，而周之所为末世也。于是稽先王之制而酌之，使之坦然而易行。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野，谓郊外。九一而助，私其九而助其一也。国中，谓近郭之地。使自赋，使私其九而赋其一也。二者皆什一也。民受田百亩，卿大夫各赋圭田五十亩，民之有余夫者，又授之二十五亩，此其谓公平均一，轻重有伦者也。民有常产，则有恒心，死徙不出其乡，乡田同井，其出入相友也，守望相助也，疾病相扶持也。其所为亲睦若此者，盖先王井田之制，有以养其良心故也。方里为一井，井九百亩，八家受八百亩，其中百亩则为公田，八家各私其所受之百亩，而同养公田。先治公田，而后及其私，盖其尊君爱上之心，亦由是而生焉。曰：「此所以别野人也，言此为治野人之事也。孟子既言其大略矣，而曰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盖立制定法，大纲既举，而其纤悉条理，要使精密无余憾，而后可行也。或曰：人皆知商鞅相秦孝公，废井田，开阡陌，今以孟子之言考之，则井田之废也久矣。盖孟子之时，井田之法虽废，而井田之名犹在，暴君污吏虽去其籍，而犹不敢易其名也。使其名存，有王者起，䌷绎而求之，庶可复也。」至商鞅，乃始荡然一泯其迹，而开阡陌，并与名亡之矣。是鞅之罪可胜诛哉！虽然，秦以虐亡，而汉继之，以高祖之英杰，使有王佐之臣导之以正学，当是时，考论王政而求复焉，则其迹犹可寻也。一失不返，寥寥千有余载，先王之制几与韶濩大武之音寂而不传，天下之法日趋于弊，间有善治终不满人意，是以先觉之士往往以复古为心。然论者以为其废也久，则其复也难，非惟人情事理有所不协，而幅员之广、山川险夷之不侔，槩以一法且将多所不可行。然则是终不可复欤？是斯民终无复见三代之盛欤？嗟乎！世有今古而理之所在不可易也。有圣君贤相起焉，本先王所以仁民者，竭其心思，揆以天道，协于时义而损益之，其公平均一之道，盖有可得而求者矣。夫岂有世异而事殊，胶而不可行之患哉？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以毳织之，或曰草衣也。捆屦，捆，犹叩𧰵也。叩𧰵，使屦坚也。织席以为食。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厉，病也。恶得贤？」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舍，止也。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许行之说，初若浅近，而乃盛行于时，从之者数十人。以滕文公之贤，一入其语，惑而不可解。陈相师周公、仲尼之道，一旦尽弃其学以从之，其所以能动人者，果何故哉？盖其人亦清苦高介之士，远慕古初，而烛理不明，见世有神农之说，不知其为后世传习之谬，则从而祖述之，以谓农者天下之本，善为治者，必使斯民尽力于农，而人君必力耕以先之，不当使民劳而己逸，以为是乃以道治天下，而非后世所及。此其说若高，而有以惑于人者也。樊迟请学稼，微夫子救之，盖亦几陷于此矣。嗟乎！帝王之道，如长江大逵，无往而不达者，以其述天之理故耳。异端之说，如断港荒蹊，卒归于不可行者，以其私意之所为故耳。愚每读至此章，未尝不为滕文公惜之。夫文公一闻孟子性善之论，而不忘于心，闻丧纪之隆，而知是诚在我，以至于问为国，讲井地，而使远方之人或执耒耜以愿为之氓，亦可谓贤君矣。而不克终用孟子之说，寂然无闻于后，意者许行之言有以夺之也。曰：文公与之处，则知文公盖亲而信之矣。文公虽警省于孟子之论，而初未有得于中也。惟其未有得于中，故他人得而移之。原文公之惑许行，盖亦志于为治者，惟其烛理不明，而不自知其非也。许行之论，以谓贤者当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以有仓廪府库为厉民以自养。孟子因陈相之论而明辨之，非特以祛陈相之惑，抑庶几文公闻之而有以悟其失耳。则问之以必种粟而后食乎，则应之曰「然。」问之以必织布而后衣乎，犹有以遁也，曰：「许子衣褐。」问之以「冠乎」，曰：「冠。」问之以「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又问之田，许子奚为不自织，而其说固穷矣。盖许子岂但食粟而已乎？其不可无衣冠明矣。许子之衣冠独不资诸人乎？则又就其食粟而问之，许子之粟，亦必种而后可成，炊而后可食也，则其种与炊之具，又岂得不资诸人乎？以粟易械器，不为厉陶冶，而以械器易粟者，岂得为厉农夫乎？盖百工各以其事而通有无者，天下之常也。许子若但欲专以种粟为事，则何不陶冶以自治其具，使凡所以为粟者，皆取足于己之家而用之，而至于纷纷交易，又何其烦与？至此理之不可行者，不复更可迁就，故陈相但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而其情无所遁矣。于是明义以喻之曰：「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夫以百工之事，犹不可耕且为，则治天下之不可以耕且为亦明矣。至此而许行之说将安所措乎？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敷，施也。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瀹，亦疏治之也。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排而下之也。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尧以不得舜为已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已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已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蛮𫛞舌之人，舌声如𫛞。𫛞，博劳也。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膺，当而却之也。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蓰，五倍也。或相什伯，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于是又从而推明之。大人者，治其大人之事于上；而小民者，则共其小民之事于下。在上者劳心以治人，而在下者听治于人。听治于人者，出力以食其上，而治人者则享其食焉。此理天实为之，万世所共由者，故曰天下之通义也。如许行之说，则昧夫理之所当然，务小惠以妨大德，昵私情以害正体，卒归于不可行。且以一人之身，固资于百工之所为，而必欲一一以为之，则是驱天下于一路而已，其可行哉？于是举尧舜之事，以见帝王之治天下者盖如此。洪水之为患，自上古以来，民巢居穴处，至尧之时，犹未可平也。尧既居治人之任，故独以是为忧。忧之如何？举舜以治之而已。舜与尧同其忧，则举益以治山泽，举禹以治水，举稷以播种而已。逮夫禽兽逃匿，中国可耕，五榖熟而人赖以养，则尧舜之所以忧民者，庶几可以少宽矣，而未艾也，盖以谓天降衷于民，而人之有道，所以异乎庶物者，以其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也。方洪水未平，禽兽未远，粒食未播，斯民方皇皇然昏垫憔悴以图其生，固有不暇议者。今斯民既得以饱食煖衣而逸居，于此时而不有以教，则安于欲而不知义，是将与禽兽奚以远？圣人赞天地之化育者也，其忍坐视斯民失其常性，以为庶物之归哉？宜以为深忧也。忧之如何？举契以教之而已。于父子则有亲，于君臣则有义，于夫妇则有别，于长幼则有序，于朋友则有信。此理本具于民之性，非契有以与之，契独开导之，使自得其所有者而已。故尧之言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劳来，言抚循之也；匡直，言正救之也。辅翼，言扶持之也。所以劳来、匡直、辅翼之者，曲尽其道。至其自得之，则系乎民焉，则又于其间举其有德者以为之表。凡此皆圣人吉凶与民同患，至诚无息，天之道也。故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盖以未得其人，则民有未被吾之泽故尔。前称禹、益、稷、契，而此独言禹、皋陶者，龟山杨氏曰：「舜徒得此两人，而天下已治。禹总百揆，而皋陶施刑，内外之治举矣。」古者兵刑之官合为一，观舜命皋陶，以蛮夷猾夏，是其责也。皋陶虽不可无禹，而禹不可以无皋陶，故传位之际，禹独推之，而子夏亦谓舜选众而举皋陶也。夫圣人为天下计盖如此，岂比农夫但为百亩之虑邪？则为之推明大小之分，以为分之以财，谓之惠可耳。至于教人以善，则宏矣。以人皆可以为善，以善告之，故谓之忠。至于为天下得人，则足以成天地生物之功，如是而后可以当仁之名也。以天下与人比夫为天下得人，则犹为易，何也？盖尧、舜未尝有居天下之意也。以天下与人，于尧、舜何有哉？而其所以为难者，所付未得其人，则非天意耳。故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也。「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者。」谓尧之所以为大者，以其法则于天，是以民无能名也。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谓舜诚兆民之主也，有天下而己不与焉。故曰：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玩孟子所言，则尧、舜之用心者可知矣。以是观之，则夫许行之私意小惠，真井蛙夏虫之见耳。既辟许行之说，则又从而救陈相学之之失。盖诸夏者，圣帝明王之道，中正和平，礼义之所宗也。夷狄者，背礼而弃义者也。春秋之法，以诸夏而由夷狄之为，则夷狄之，以夷狄而知礼义之慕，则进之，俾万世为治论学者，兢兢焉，率循其则，以自免于夷狄禽兽之归也。若夫异端之说，溺于所偏，以贼夫礼义之正，则是沦于夷而不自知者也。孟子论许行，目之为𫛞舌之类，至举周公「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之语，而不以为过者，为是故也。夫许行自楚之滕，则固楚人也，而陈良亦楚产也。孟子于许行，则以为戎狄而夷之，于陈良，则以为豪杰之士。然则孟子之夷其人，岂以土地乎哉？以陈良所学者，周公、仲尼之道，而许行之说入于夷狄之归故也。以孟子之言观之，若陈良者，虽未知其所得于圣道何如，要其笃信不回，能自拔于流俗风靡之中者。陈相不能守陈良之学，而自变于夷狄，故谓之不善变。然则陈相虽学乎陈良，未有以得乎良也。使相而果有所见，则谓水必寒，火必热，孰得而变之哉？故举孔子之门人以告之。孔子没，门人执其丧者三年，比及其去，相向而哭，至于失声。此岂可强为乎？是必有不可解于心者矣。门人既归，而子贡独留，筑室于场，又三年然后归，此复何为乎？是必有所从事者，而非他人所得而与者矣。子夏、子游、子张，盖亦圣门之高弟，而欲以所事孔子者事有若。盖有若在圣门年最高长，亦德成行尊者。曰似孔子者，其气象有似乎圣人也。曾子独不可者，曾子有见于圣人，卓然不可及者故也。「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言夫子之道，其为不可几及，如是之明且著，盖其所得者深也。今陈相乃轻背陈良之学，以胥为夷下乔木而入幽谷，舍高明而趋卑暗，是未尝有得于良也明矣。陈相闻斯言，犹未之省也，率言许行之说，以谓使其说行，其效可使天下反于淳朴，凡天下之物皆可齐也。嗟乎！岂有是理哉？有天地则有万物，其巨细多寡、高下美恶之不齐，乃物之情，而实天之理也。物各付物，止于其所，吾何加损于其间哉？若强欲齐之，私意横生，徒为胶扰，而物终不可齐也。故庄周之齐物，强欲以理齐之，犹为贼夫道。况乎许子遂欲一天下之物，而泯其一定之分，其蔽岂不甚哉？孟子应之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斯两言也，足以发明天理之大，不但可以辟许行，而庄周之说并可坐见其偏矣。故曰：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强使巨者细，多者寡，高者下，美者恶，岂非相率而为伪乎？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见孟子。孟子曰：「吾固愿见。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见。」夷子不来。他日，又求见孟子。孟子曰：「吾今则可以见矣。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吾闻夷子墨者。墨之治丧也，以薄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岂以为非是而不贵也？然而夷子葬其亲厚，则是以所贱事亲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嘬，共食之也。其颡有泚，其额汗出，泚泚然也。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蔂梩蔂梩，盛土之器。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怃然，怅然也。为间，曰：「命之矣。」

仁莫大于爱亲，其达之天下，皆是心所推也。故其等差轻重，莫不有别焉。此仁义之道，相为用者也。若夫爱无差等，则是无义也。无义则亦害夫仁之体矣，以失其所以为本之一者故也。故孟子于墨氏之说所以深辟之，而发二本之论于此章。夷子欲见孟子，孟子以病辞，而夷子不来。他日又欲求见，孟子初无拒之之意也。然夷子既欲见，则当亟来耳，而徒使徐子往来于其间，是夷子欲见之意盖迟疑也。孟子以为不直则道不见，故示其端，使徐子言之。独举其治丧者，谁独无父母之心哉？故于此至亲至切处感发之也。谓墨家治丧以薄，欲以易天下之俗，是贵夫薄也。若使夷子而厚葬其亲，则以其所贱事亲矣，其必不然。夷子闻斯言，盖难答也，故独攻儒者之道。以为儒者谓「若保赤子」。「若」云者，则视他人与己子固有殊矣。以己所见，则初无等差，特施由亲始，言自近者始耳。孟子固已洞见其邪说之所在，以谓夷子之意亦有所取而云然。其所取者，谓夫赤子匍匐将入井，方是时，人之救之，不分于兄之子与邻之子也。盖赤子无罪而就死地，故虽他人之子，人之见之者，亦必恻隐而亟救之。乃独举其重者，而遂谓其爱与兄之子等，不亦惑乎？然虽欲强同之，亦固有不可得而同者矣。故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凡天生物，莫非一本。盖自父母而推之，等差由是而著焉，所谓一本也。若爱他人与其亲等，则是本有二矣。于是为之言古人葬其亲之道。盖上世虽未有棺椁之制，而人心之不忍乎其亲者，固已具矣。故见其委沟壑而为虫兽食也，则其痛愧之情，泚然发见于颡，有不可自已者。睨而弗视，非弗视也，不忍视也。曰「夫泚，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言无所为而其泚自见，此发于良心而达于面目，不可以没者也。孟子每于节会之处，必提其纲以告人，类如此。惟其泚之不可以已也，故从而掩之，其掩之诚是也。圣人制为葬埋之法，棺椁之度，亦本诸人心而已。本诸人心而为之节文，孝子仁人之掩其亲，其道盖如此。是盖使知一本之所在也。夷子虽溺于邪说，然其秉彝不容遂殄，闻孟子斯言，怃然莫知所对，而曰「命之矣」，犹曰孟子有以命我矣，而其陷溺之深，终无以自拔。异说之溺人可不畏哉！

滕文公下

陈代曰：「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孟子曰：「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昔者赵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终日而不获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贱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请复之。强而后可，一朝而获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简子曰：我使掌与汝乘。谓王良。良不可，曰：吾为之范我驰驱，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横揜之也。一朝而获十。诗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我不贯与小人乘，请辞。御者且羞与射者比，比而得禽兽，虽若丘陵，弗为也。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孟子非不欲道之行而不见诸侯者，正以不如是则为枉其道而无以行故也。陈代不知此，比之枉尺而直寻，意谓枉己之事小，而王霸之业则大故也。此盖自春秋以来，一时风俗，习于霸者计较功利之说，而有是言也。孟子首举虞人，终举王良之事以告之，意义可谓备矣。招虞人当以皮冠，而景公招之以旌，虞人守其官，义不敢往，义有重于死故也。夫使虞人而一有畏死之心，应非其招，则为见利而忘其义矣。然自常人观之，则必重一死，而以非其招为细事，不知义之所在，事无巨细，苟爱一身之死而隳天命之正，则凡可以避死者无不为，而弑父与君之所由生也。充虞人之心，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之心也，人纪之所由立也。是以夫子取之。夫非其招犹不可往，而况于不待其招而往者乎？谓枉尺而欲以直寻者，以利言也。既以利言，则何所不可？将枉寻而直尺，亦可为矣。则又举王良之事以明之。古者射与御相须而成，故曰：「不失其驰，舍矢如破。」不失其驰，谓御之者以其度也；舍矢如破，谓射者由其度而中节也。今王良之御嬖奚也，为之范，则不能由之而中，为之诡遇，则有获焉。此王良之所羞也，故以为不贯与小人乘而辞焉。诡遇之获，御者且羞之，借使所获如丘陵，亦将不就，而况于君子，而肯枉道以觊其得乎？故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夫君子之所以能直人者，为其己之直也。己先枉矣，如直人何？嗟乎！事无巨细，莫不有义利之两端存焉。惟居敬者为能审其几微，不然，鲜不失矣。曰：「比而获禽兽，虽若丘陵，弗为也。」学者要当立此志，而后可以守身也。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公孙衍、张仪持合从连衡之说以动诸侯，景春徒见其言足以摆阖摇撼，而遂以为大丈夫，其说固为陋矣。而孟子以衍与仪比妾妇之道者，盖事君以弼违为义，不当徇其欲也。衍与仪不知正救其心术，而徒探其意之所欲为以进其说，此何以异于妾妇之道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乎？广居，仁也；正位，礼也；大道，义也。盖以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与天地万物本无有间，惟其私意自为町畦，而失其广居。失其广居，则迁夺流荡，亦无以立于正位而行其大道矣。惟君子为能反躬而求之，故豁然大同，物我无蔽，所谓「居广居」也；视听言动，必以其理，所谓「立正位」也；简易平直，行所无事，所谓「行大道」也。得志与民由之，与之共，由乎此也；不得志独行其道，虽不得志，此道未尝不行于己也。富贵不能淫，不能淫此也；贫贱不能移，不能移此也；威武不能屈，不能屈此也。此者何也？广居、正位、大道是也。盖得乎己，而外物举不足以贰之也。所谓大丈夫者盖如此。然则景春之见，岂不陋哉？

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亦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吊乎？」「出疆必载质」，何也？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周霄盖有疑于孟子，见其历聘于诸侯而不倦，疑其欲仕也，而未尝有所就焉，则又疑若不欲仕者，故从而问焉。孟子以为：古之君子未尝不欲仕也。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皇皇」云者，求而不得之意。古者臣执质以见君，士之出疆，必载其质以行，是亦未尝忘夫见君也。而公明仪又以为：古之人三月无君则朋友吊焉。以是三者观之，则古之人岂不欲仕乎？周霄疑三月无君而吊为急，孟子则以为士之失位，犹诸侯之失国家，诸侯之失国家，则无以祭；士之失位，无田以为粢盛，而牲杀、器皿、衣服皆不备焉，则亦无以祭也，是则可吊矣。盖古人于祭祀为甚重，诸侯必亲率耕，夫人必亲蚕，为士者亦必躬治其田，备其牲杀、器皿、衣服，以事其祖考，所以自尽者如此故也。周霄又以出疆载质为疑，孟子以士之载质比之农夫之载耒耜，盖其所当然者，亦犹饮食衣服之不可阙于身也。周霄复疑仕如此甚急，而何君子之难于仕？孟子谓：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者，固其常理也。然而必也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礼行而后可。不然，谓室家为急，弃礼而不恤，其可乎？士之欲仕，亦其常理也。然而必也守道以待时，可进而后进也。若谓仕为急，而不由其道以求之，则与儿女子之钻穴隙者何异？虽然，非独此也。凡一饮食、一语默、一动静之际，皆当以是体之。苟惟见利而忘其义，皆钻穴隙之心也。虽然，在己者学未成，则欲仕，其可乎？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悦之。苟惟所学未至，不胜其私，假借圣贤之言而欲以轻试，是亦钻穴隙之心而已矣。」

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周礼：「木工七，梓匠轮舆其四也。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画壁墁也。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孟子当战国之时，以身任道，其历聘诸国，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夫岂尊已而自大乎哉？亦时义所当然，有不得而避也。彭更之徒，疑传食以为泰，是以世俗利害贵贱之见观圣贤也。孟子之所以告之者，盖常道耳。夫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而不以为泰。所谓其道者，天理之所安也。故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之心，即舜禹受天下之心也。而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之心，即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之心也，皆以其道故也。以为士无事而食不可，观更之意，亦许行之类与？孟子又从而晓之，以为使子而不通功易事，则农之余粟，女之余布，无所用之，而人之饥寒者亦多矣，此固不可行也。子而通功易事，则梓匠轮舆固得以其技而食于子矣。今有贤者而反不得食于子，是子以梓匠轮舆为有用而尊之，以仁义者为无用而轻之也。其辞曰：「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玩斯四言也，则若人也，其为躬行仁义可知矣。更则以为梓匠轮舆，志本在于求食，故食之。而君子之为道，志非为食也。孟子以为君子之志固不在食，而在为国者则当食之也。如更之言，则是食志而不食功，毁瓦画墁，而志以求食，则亦将食之矣。更至此而其说穷焉。夫王者之禄夫人也，为有以赖其用而可禄耳，岂必以其志之欲而禄之哉？如以其志，则是率天下而利也。观孟子所以告之者，反复曲折，辞气不迫，而亦不厌焉，亦可窥夫所养之至者矣。

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雠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有攸不为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泰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万章之问，意者宋之君臣，见孟子谈王政，而以为迂阔迟久之事，惧王政之利未见，而齐楚之祸立至，故以为疑也。嗟乎！为是说者，是未知王政之所以为王政者也，故孟子引汤武之事以告之。夫葛伯放而不祀，而汤使人问之，为其无牺牲也，则馈之牛羊。又不以祀，而又问之，为其无粢盛也，则使亳众为之耕夫。汤奚为勤勤于葛伯若是哉？盖成汤以天下为己忧者也。葛伯之与吾邻，而旷不祀其先，汤之所惧也，故使问之。至于使亳众为之耕夫，而葛伯杀饷馈之童子，则其咈天心而纵人欲也甚矣，故汤为杀是童子也而征之。然桀在上而汤专征，可乎？盖汤于是时，当方伯连率之任，诸侯有罪者，固得以纠察，奉桀之命而征之，若文武之于商为西伯然也。四海之内，皆知汤非有富天下之心，特为匹夫匹妇复雠耳，是以毕起而应之。周武之事，亦何以异此？「有攸不为臣东征」，言有不臣于商者，武王则以纣之命征之也。非有他也，绥厥士女而已。故国人执玄黄之篚，愿见周王，莫不臣附而无二心。夫其君子实玄黄以迎君子，而小人则持食浆以迎其小人。所以乐从如此者，以武王之心在于救民之急，而除其害故也。曰「于汤有光」云者，言其相发挥云尔。以是二君观之，则行王政者，天下方将倾慕爱戴，而恨其征伐之不早，又何强大之足畏哉？嗟乎！后之人君，其无以王政为迂阔而不务，其无以敌人之强大为可畏。深味孟氏之言，以究汤武之心，则其纲领可知矣。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咻，𬤰也。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庄、岳，齐之通衢名也。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

人君莫重于所与处，盖上智贤明之君，小人自不可得而迩，其所与处者，固无非天下之贤也。若天资降于此，不幸而小人在旁，薰染积习，而与之胥变者多矣。试考方册所载，亡国败家之主，固有天资甚不美者矣，然而其间亦岂无庶几者乎？惟其处于众小人之间，沦胥以亡者亦多矣。是以善论治者，必本于人君之身，而善救正其君者，必欲多引善类，与之共处，盖望其薰陶渐染，有以变革之也。虽然，君子难亲，而小人易狎，不幸众君子之间而置一小人，则或足以败类；使一君子而遇众小人，则其决不能以自立也必矣。愚读「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之语，未尝不太息也。夫长幼卑尊，皆众楚之咻也，而望一居州欲以变王之质，岂不难哉？非惟力不能胜，居州有言于前，而众人尼之于后，居州且将不能以自立，而况敢望有益于王身乎？然则为戴不胜者将如何？引一薛居州，未足道也。必广引居州之类，庶几君子之道长，而可望于王之感悟也。虽然，薛居州，善士也，盖可以辅成君德耳。若曰格君之事，则非居州之任也。有孟子者，而戴不胜独不能知之乎？使孟子之说行，则君心可格，群贤毕集，而众楚之咻，当如𬀪之消矣。然其遇不遇，则天也，不胜亦岂得而为之哉？

公孙丑问曰：「不见诸侯何义？」孟子曰：「古者不为臣不见。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内，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当是时，阳货先，岂得不见？曾子曰：「胁肩谄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观之，则君子之所养可知已矣。

公孙丑意孟子之不见诸侯，必有义存焉。孟子以为古者不为臣不见，是其义也。为臣，谓委质事之也。若君臣之分未定，诸侯尊德乐义，则固当就见之，盖欲见之意当在彼故也。至于段干木逾垣而避，泄柳闭门而不内，则为已甚。盖缪公屈己就见，所谓迫而欲见也。其能听用与否，虽未可知，然既以是心至，则可以见矣。于可以见而不见，则亦为非义矣。至于孔子，则可谓处之尽其道者。阳货欲使孔子见，而知孔子之不可屈，恶夫无名也。礼：大夫有赐于士，对使者拜而受赐，不得拜使者，则往拜于门。孔子，士也；货，大夫也。货馈孔子豚而瞰其亡者，欲使之不得拜使者，而必将过我也。孔子往拜，而亦瞰其亡，何也？既先馈孔子以豚，在礼当往拜，则乌得而不往？然货之意非诚笃也，故往拜其礼，而不欲见其人。于此一事，亦可以窥圣人一言一动之间，处之至精者矣。孟子之意，以为己所师慕则孔子也。曾子谓胁肩谄笑，病于夏畦者，言胁肩谄笑之劳，甚于盛夏之灌畦者也。夫胁肩谄笑，强为此以求悦于人，试循思其所萌，其趣味之迂回艰窘，盖亦甚矣。自君子观之，见其甚劳，而小人安行之而不顾也。知胁肩谄笑之病于夏畦，则亦可以知良心所发之易直者矣。子路谓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夫中心未同而强与之言，虽言也而愧见于色，赧赧然其为自欺，盖有不可得而掩者矣。以曾子、子路之言观之，则君子之所养为可知矣。盖有一毫不慊于中，君子不由也。若于所不当见而见焉，则是勉强以求合，与胁肩谄笑未同而言者何以异，孰谓君子而为之乎？

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戴盈之之说盖亦知什一之法与夫关市无征之为善政，而暴敛苛征之为非也，虽未能遽复古制，然请轻之以待来年，在春秋之时不庸愈乎，而孟子何拒之严也。盖君子之远不义也，如恶恶臭，其不敢迩也，如探汤，其不敢须臾宁也如坐涂炭，而其徙义也惟恐弗及，盖其见之之明而决之之勇，以为不如是不足以自拔而日新故也。今盈之既知暴敛苛征之为非，而先王之制在所当法，则宜一日不敢安于其所非。顾乃欲轻之，以待来年，是为私意之所牵系，而不能果也。若是者，终不能舍其旧而图新，归于悠悠而已矣。故孟子举攘鸡之喻以告之。夫月攘一鸡，论其疏数，虽愈于日攘者，然其为攘之则一也。曰：「如知其为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辞气凛乎其严，盖所以破其牵系之私也。噫！士之持身于改过迁善之际，而为盈之之说，则将终身汨没于过失之中；人臣之谋国于革弊复古之事，而为盈之之说，则终陷于因循苟且之域。故自修身至于治国，所谓知、仁、勇之三德，阙一不可也。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决之，可不务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廏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孟子之时，杨、墨之说盛行，时人未知其害也，孟子独以为惧，力排而深罪之。当时未知孟子之心，则以为好辩而已。孟子答公都子之问，首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辞意不迫，而意则深矣。夫其所以不得而已者，天理之不可已者也。故夫禹之抑洪水，周公之兼夷狄、驱猛兽，孔子之作春秋，皆其不可已而不已者也。盖圣人成天地之化，而立人极者也。使古无圣人者出，则人之类沦胥而灭绝也久矣。故孟子历举三圣人之事，以见其不可以已者。自生民以来，治乱迭居。方洪水之为患，下民昏垫甚矣，尧命禹以治之，禹以是为己任，乃导水而除其害，使民得平土而居之，此在禹之不可得而已者也。尧、舜既没之后，圣道衰微，暴君相继而作，不惟民之恤，惟己之逸欲是崇，使民无以为安息衣食，邪说暴行乘间而起，沛泽益盛而禽兽多。盖人者，天地之正气，而异类其繁气也。正气悴则繁气盛，消长之理然也。至于纣之时，乱莫甚矣。周公出而佐武王，以是为己任，讨纣伐奄，诛其君，戮其臣，灭国五十，驱异类而远之，此在周公之不可得而已者也。故书称文王之谟，武王之烈，以为启佑后人，咸以正无缺。文武之所以垂于后世者，盖无非天下之正理也。迨周之末世，王道复微，邪说暴行复作。夫所谓邪说暴行者，其端毫厘之差耳，而其流祸不可胜言，甚至于子弑父，臣弑君，皆邪说暴行之所致也。孔子以是为惧，而不得时位以拯斯民，则春秋之作，其可已乎？春秋明天理，遏人欲，以示万世有国家者之大法，故曰：「天子之事。」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盖知之，则以为圣人继天心而立人极，有不可以已者；不知，则以为专断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或云僭矣。微禹，则洪水之祸被于四海；微周公，则戎狄之祸徧于中华；微吾夫子，则三纲不明，五常不叙，天下贸贸然日趋于异类之归矣。三圣人之心一也。孟子之时，去夫子之世为未远，而杨墨者出，唱其为我、兼爱之说，以乱仁义之实。孟子以为，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夫为我、兼爱，特其见之偏耳，而比之遽及于禽兽者，何哉？盖为我则自私，自私则贼义，而君臣之分，遂可废也；兼爱则无本，无本则害仁，而父子之亲，遂可夷也。人之异乎庶物，以其有君臣父子也。无父无君，则与禽兽有异乎哉？公明仪谓「庖有肥肉，厩有肥马，不恤百姓之饿莩」，为率兽而食人。孟子则以为，杨墨之道不息，则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陷民之良心，而充塞仁义之途。仁义充塞，则将至于率兽而食人。不独禽兽食人，人而无相与亲爱之道，则且将至于相食矣。盖其理必至此也。闲先圣之道。「闲」云者，立之防闲也。距杨墨，放淫辞，使人心正而邪说不得而干之，所谓「闲」也。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兼夷狄云者，用夏变夷之意也。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者，乱臣贼子之情伪毕见，而讨绝之法著焉，施于万世，皆无所遁其迹故也。孟子之所以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者，所以承三圣人之心也。故复终之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而以为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盖学者一毫入于杨墨之归，则终身不能以自拔。必也卓然自立，誓不少屑焉，则庶乎其可以自进于圣门矣。匡章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于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孟子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大指也。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之所筑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曰：「是何伤哉？彼身织屦，妻辟𮉡，以易之也。」曰：「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锺。」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辟兄离母，处于于陵。他日归，则有馈其兄生鹅者，己频𫖹曰：恶用是𬷼𬷼者为哉？他日，其母杀是鹅也，与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𬷼𬷼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于陵则居之。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

于陵仲子于其所当享有所不安，引而避之，而其穷至于无以食，而食井上之螬李。在当时或称其廉，谓其能不以一介取诸人也。曾不知伊尹之不以一介与人，不以一介取诸人，以非其义、非其道之故耳。若于其所当居而不居，则反害于道义矣。故孟子极其病之所在而攻之，以为仲子于齐国之士，号为贤于他人者，犹巨擘之于众指也，然而乌得谓之廉哉？若充其所操，必如蚓之为，而后慊于其心耳。仲子未能所居之不以室，而所食之不以粟也。以仲子之所自处者言之，盍亦待伯夷之室而后居，伯夷之粟而后食欤？使其或出于盗跖之为之也，则仲子其可安乎？此言充仲子之操，其不可行，必若是而后已也。匡章以为仲子身织屦，妻辟𮉡，以易之为可安也。孟子因其言而摭其不能充类之实以告之曰：「夫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锺。」孟子之意，以为仲子之家，在齐不为不光显矣。仲子苟以为不当虚享其禄食，则当与其兄共思社稷之计，光辅其主，治其国家，保其民人，则齐国有无穷之业，而仲子之家亦有无穷之闻，斯为称焉耳。今乃昧正大之见，为狭陋之思，以食粟受鹅为不义，而不知避兄离母之为非；徒欲洁身以为清，而不知废大伦之为恶。小廉妨大德，私意害公义，原仲子本心，亦岂不知母子之性重于其妻兄之居为愈于于陵乎？惟其私意所萌，乱夫伦类，至此极也。众人惑于其迹，以其清苦高介而取之，而不知原其所萌，若是其差殊也。嗟乎！世之贪冒苟得，肆而为恶者多矣，而孟子于仲子之徒独辟之之深者，盖世之为恶者，其失易见，而仲子之徒，其过为难知也。惟其难知，故可以惑世俗而祸仁义。孟子反复辟之，盖有以也。

孟子说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