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 | 晚熟的莫言仍然是个理想主义者

晚熟的莫言，仍然是个理想主义者

文 | 韩浩月

获得诺奖之后，时隔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推出了莫言的新作《晚熟的人》，自言“流量很小”的他，在首次上网直播的时候吸引了150万人围观，有阅读过《晚熟的人》的读者这样评价说，莫言新书读起来觉得亲切，他仍然是那个充满理想主义的人。

时间回到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表示，“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法新社的报道称，“莫言将他青春的经验和在家乡的经历放置在了作品中。”

对于诺奖，中国人已经许久不曾如此焦虑，在开奖前的几个小时，这种焦虑到达一个顶点，其中关于莫言能不能获奖、该不该获奖的争论，也达到白热化。消息公布，微博上一片祝贺之声，事实占据上风，争论暂时消失。

无论对莫言的作品有没有成见，那个时候祝贺莫言，是为一位中国作家获得如此重要奖项由衷的感到开心，也是为中国文学多了一个向世界展示、输出渠道而欣慰，中国当代文学一直缺席世界文坛，莫言获奖为中国文学多争取到了一个发声机会，尤为珍贵。

莫言领取诺奖画面

狂欢过后，无非两种可能，一种是莫言获奖让批评者开始重新审视莫言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所创作的作品，对他重新进行评价。一种则是坚持己见，认为莫言获奖有待商榷。

有争议是好的。没有哪位获诺奖的作家会没争议。作为获奖者，莫言和他的支持者，要平静面对这争议，对一位作家和其作品的不同看法，也是不同社会心理、审美标准的呈现。只要批评不是简单的贬低和攻击，日后沉淀下来，对于观察文学形态是有贡献的。

中国文学已经许久没有掀起一场大的讨论。莫言获奖，为讨论文学提供了更多的入口，可以从作家、作品入手，来重新考量中国文学的出路。

莫言获得诺奖，让中国作家增添许多自信。随着文学最好年代的过去，中国作家集体坠入了“写什么，怎么写”的创作困境，读者群的大面积流失，纯文学的不景气，以及优秀作家转行影视业，曾经让人仰视的作家，被一再边缘化，文学自卑心理业已形成。

莫言获奖，虽不至于一扫笼罩在中国作家头顶的阴霾，但却会为中国作家的写作带来光亮和希望，激励国内与莫言同样优秀的作家更专注于良心写作，重新找回文学尊严。

莫言获奖后的这些年，中国社会又重新开始发现文学的力量。此消息公布后，不少人不约而同地说出了一句话，“明天开始写小说去”，这不能简单解释为调侃，更多层面上是对文学本身的尊崇，对文学梦想的重拾，对美好年代的缅怀。

文学是一种精神，文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当我们的社会、生活缺乏了文学精神的指引与充实时，空虚就会占领人们的内心。现在，只要有契机让文学更好地活跃起来，都不应放弃。

莫言获奖后近乎于狂欢的媒体传播，也重新构建了文学观念，改善作家地位，冲击阅读环境。如果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能让日益下降的国民阅读率有所提升的话，无疑善莫大焉。

莫言在瑞典文学院所作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可以用“万言书”来形容，如果这么长的演讲稿被理论和概念化的东西充满，那么现场的听众以及场外的读者，听了或看了都难免会感到有些乏味，莫言选择用他最擅长的讲故事，完成了这场万众瞩目的演讲。

莫言在瑞典文学院发表获奖演讲

对于熟悉莫言，尤其是他获奖后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了诸多与他有关信息的国内读者来说，莫言的获奖演讲中讲到的许多故事，并不新鲜。母亲，土地，苦难，理解与宽容等等，国内读者已通过他的小说、散文、访问等，有了诸多的了解。但，在阅读这篇获奖演讲稿之前，要明确一个基本前提：莫言的演讲并不是只针对中国读者，更多是针对国外读者的。

以一名国外读者的视角看，莫言以及他带来的故事是陌生的，这位其貌不扬的中国作家，以及他的写作对象——高密东北乡里的父老乡亲，是世界文学殿堂里的新晋形象，国外读者或许更愿意通过这篇演讲稿，来掌握莫言的写作要领，尽快熟悉他那独特的由想象和现实构造的文学世界。

同样，用一名国外读者的心理去理解，莫言和他的故事也是熟悉的。莫言的演讲中都是通俗易懂的话语，翻译不会让他的演讲主旨、细节、词语暗示等产生变形，由此演讲现场无论中外听众，脸上都会流露出会心的微笑。

此外，莫言故事里所包含的人性、爱、真诚、善与恶等，也是世界化的，能引起地球上任一角落的人的内心共鸣。选择用故事来完成自己的演讲，莫言做了一个智慧的选择。

莫言的演讲稿迅速传到国内，在互联网上有了非常高的传阅率，各种各样的解读也随之出现。有些解读是在语言文字范畴内作出的正常理解，而有些解读则跨越故事、文学到达了思想的深度。正常解读也好，过度解读也好，当一篇演讲稿的最后一个字节从演讲者的口中吐出，这篇演讲稿已经不属于他个人。

把故事讲好是一名作家的首要责任，至于一名作家想在他的故事里赋予什么样的寄托，表达什么样的愿望，需要更长一些的时间来验证，也需要无数读者进行各种各样的解读。作为一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莫言完成了他的任务，他为世界范围内的读者，讲了一个说沉重也好、说精彩也好的故事。

2013年4月，莫言与库切在北京进行了一次对话。“两强相遇，必有火花”，那不过是人们的想象，当天两位作家更像是自说自话，莫言侧重于讲述获奖后的心理感受，库切则对诺奖能否坚持为“理想主义者”颁奖提出了自己的怀疑。

莫言与库切在北京对话

如果库切能够顺便谈谈莫言是否为理想主义者，那么这次“对话”会变得更有意思，可惜他没有。在获奖后，莫言前所未有地体现出了自己的避世倾向，包括厌烦出席各种活动，勉强接受他不愿意接受的采访，以及被迫针对围绕他展开的政绩工程发言等。

他一次次表示想要过清净的生活，安静地回到写作之中，这怎么符合一个世俗眼光中理想主义者所应具备的激励特征呢？他更像一个传统主义者，凭借灵敏的触觉和理性的判断，来为自己找到一片不被打扰的安身之所。

不熟读莫言作品，以及不了解莫言身处环境的人，就不能了解被他深深隐藏起来的理想主义者身份。只是，他的理想全部拴系于文学本身，很少延伸于文学之外。文学成就了莫言，莫言获得文学的荣誉，最后仍回归文学，这是条单一但完整的价值观链条，除非作家自己去打破，外界无法将之压碎。

正是因为作家个性差异的存在，才会创作出那么多风格迥异并且都无比精彩的著作。莫言和库切不存在本质上的观点冲突，只要回到文学本身，作家之间的一切矛盾都会遁于无形，文学才是最好的发声体，也是作家最好的武器，谁都不会否认这一点。

莫言获得文学的荣誉，最后仍回归文学

那些在莫言获奖之后，要求他肩负起超越一位普通作家的责任的人，才是盲目的理想主义者，指望一位作家改变他所不能改变的事物，这是奢望。莫言已经在他的作品里完成了他的任务，无法要求他太多，他这个名字背后所喻示的巨大沉默，他作品里对土地与生命的热爱和歌颂，难道不是一个认真的理想主义者天然具备的厚重情感？

莫言与诺奖“理想主义”在内里是气质相通的，当年诺奖评选委员会的选择没错，他完全符合诺贝尔想把文学奖颁给“表现出了理想主义倾向并有最优秀作品的人”这个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