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如注,我便拉上窗帘,坐拥书城,享受人生的大安详。是的,有时我确实想到了古代的隐士和老僧,在石窟和禅房中吞吐着一个精神道场。
心情,大概一切藏书的学人都能体谅。
文章时想起某条资料需要引证,会不由自主地站起走向某个书架,把手伸到第几层。然而那本书却不在,这下就慌了手脚,前后左右翻了个遍,直闹得脸红心跳、汗流浃背。文章一旦阻断,远比其他事情的暂停麻烦,因为文思的梳理、文气的酝酿,需要有一个复杂的过程,有时甚至稍纵即逝,以后再也连贯不上。有的文章非常紧迫,很可能因几条资料的失落,耽误了刊物的发稿,打乱了出版社的计划。于是只好定下心来,细细回想是谁借走了这几本书。想出来也没有用,因为这种事大多发生在深夜。
毛泽东警卫员尹荆山的一则回忆。50年代末,毛泽东向黄炎培借取王羲之书贴一本,借期一个月。黄炎培借出后心中忐忑,才一星期就接连不断打电话催问,问是否看完,什么时候还。毛泽东有点生气,整整看了一个月,在最后一天如期归还。黄炎培也真够大胆的,但文人对自己的藏书痴迷若此,并不奇怪。
母亲并不识字,他也没有兄弟姐妹。当时,全班没有一个同学有足够的钱能把这些书买下来,即使有,也不想让那位可怜的母亲伤心。我估计这位母亲会永远地守护着这些书,直至自己生命的终了。照年岁计算,这位母亲已离开人世,那么这一架书到哪里去了呢,这些并不珍贵却让一个青年学子耗尽了心血的书?假设这架书还在,我敢断言,当年同宿舍的同学大多还能记起,哪一本书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买来的,当时引起过何等样的欣喜。这是一截截生命的组接,当买书者的自然生命消逝之后,这些书就成了一种死灰般的存在,或者成了一群可怜的流浪汉。
父亲面包比较靠近,但在钻研深度上往往不能望其父亲之项背。总而言之,老学者的丰富藏书,对子女未必有用。学者死后,他原来所在大学的图书馆很想把藏书全数购入,但这是图书馆预算外的开支,经费当然不足,派往谈判者既要以行家的姿态向家属说明这些藏书价值不大,又要以同仁的身份劝家属不要让藏书随便流散,以保存永久性的纪念。家属对这些言词大多抱有警惕,背地里悄悄地请了旧书店的收购员前来估价。旧书店收购了他们所需要的书,学校图书馆也就因恼怒而不再登门接洽,余下的书籍最后当作废纸论斤卖掉,学者的遗槁也折腾得不知去向……
读书、藏书的艰辛经历密切对应。书房的形成,其实是一种双向占有:让你占领世间已有的精神成果,又让这些精神成果占领你。当你渐渐在书房里感到舒心惬意了。也就意味着你在前人和他人面前开始取得了个体自由。越是成熟,书房的精神结构越带有个性,越对社会历史文化具有选择性。再宏大的百科全书、图书集成也代替不了一个成熟学者的书房,原因就在这里。但是,越是如此,这个书房也就越是与学者的生命带有不可离异性。书房的完满构建总在学者的晚年,因此,书房的生命十分短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