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兴趣是恒久的，其心态和行为则取决于现实政治生态，特别是权力的运作状态——皇帝一人大权独运，权相代行皇权，还是通常情况下的几个宰相分享决策权。从北宋末到南宋，原本分享的权力逐渐被皇帝和权相集中起来，官僚参议朝政的空间近乎无，沮丧越来越普遍地成为士大夫的典型心态。偶尔，他们也会为了让自己的声音上达天听抗争一回，但其努力鲜能奏效。接下来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继续留在政府中做事，要么走人。退闲的道德保守主义者努力探索，通过各种社会渠道，特别是讲学传布自己的观点、理论和学术，力图建立声望，扩大影响，将希望寄托于来者。
1100年左右，倒数第二任皇帝徽宗（在位期间1101—1125）开始滥用皇权，最终导致了北宋的悲剧性灭亡。徽宗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有天分、技巧最娴熟的艺术家，但其政治统治却是灾难性的。他的放荡无道闻名于世：抬升道教的地位，荒唐地自奉为“道君皇帝”；紧挨着皇宫修建奢华的皇家园林，为此远从长江三角洲搜寻奇花异石；秘密地拜访勾栏瓦肆，搞得满城风雨。[79]
徽宗把江山社稷丢给了代理人，而走马灯似的代理人无一称职。他们名义上恢复了1069—1085年的改革体制，却失去了改革的本来精神，只剩下改革的缺点和腐败搅和在一起。政治报复在升级，在拿不出任何过硬理由的情形下，朝廷把保守的反对派贬谪到边远地区。正是在此期，政府给反对派贴上了“元祐（1085—1093）党人”的标签，将他们的名字刻石，竖立在各个地方政府的衙门附近，在迫害之外更添侮辱。迫害甚至延伸到未来，党人的子嗣也将永远地被摈斥在仕途之外。明目张胆地清洗异己侵犯了儒家原则，引起文人阶层的恐慌与震惊。
更为令人震惊的是来自女真人的入侵，它压缩了帝国的生存空间。传统的南宋史写作通常不惜笔墨描述宋金和战、国家秩序在哗变与暴乱中重建的斗争历程以及大将的拥兵自重。晚近的经济史研究者则更关注城市、交通、农业和财政在战争创伤、北方领土被占的情形下仍然持续不断的发展（甚至对北方的贸易也没有中断）。但是，人们却忽略了一个重要领域——12世纪前、中期在政治上的决定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影响甚至覆盖了此后的中国。下文试图考察变化的核心——专制权力的扩张，考察的重点是敏感的君相关系。
在宋代中国，皇帝掌控着规模庞大的集权制政府机构，但他通常会克制自己，避免滥用权力。官僚机构分为行政、军事和财政三大分支，每一分支在本辖范围内拥有或者说假定拥有彼此独立、互不侵越的权力。政府通过士大夫行使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士大夫的责任是自主行使权力，遵循道德原则，实行明智而灵活的统治。虽然他们通常自认为儒家士绅，但其权力的部分来源则是中国古代的法家学说。宋代是现代集权国家的先进，但远未发展到包揽一切的极端集权主义的程度。
宋代存在一个特殊的官员群体，它包括以谏官、御史为职的言论官（言官）和宫廷学士。从理论上，这个群体的作用是制止由于权力高度集中而造成的官僚甚至皇帝的滥用权力。言官只有少量或根本没有行政职责，其主要职掌就是对其他行政官员的职责加以监督检查，提出批评，在某些情况下还要进行弹劾。最理想的情形，当然是言官和行政官员互相交流讨论，达成共识。相反，当彼此出现矛盾冲突、导致派性出现，随之而来的则是辞职和勒退、政策的急转直下、行政效率和官僚精神状态的普遍下滑。
皇帝上承天命，天命赋予其统治以合法性，因此，西方人常称之为专制君主。但是，事实上皇帝通常是通过政府的宰相群或是一个宰相来行使其权力的。这里所说的“宰相”取其最普遍的含义，指在朝中行使行政首脑之职的大臣，通常拥有诸如此类官衔：仆射（古代正宰相的正式官衔）、丞相（同一官职的非正式称呼，常指首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字面意思是中书门下国家事务商讨会的参与者；标准译法当为宰相办公会第一等成员）；参知政事（字面意思是参与政治事务，标准译法是宰相办公会第二等成员或副宰相）；枢密使（军事主管大臣）；同知枢密院事（军事副主管）。宋代通常设有两员互有分工的正宰相。当皇帝需要一相独员时，便会设置一位副宰相协助其工作，一名正宰相大权独揽的情形极为罕见。此时，其他名义上的行政首脑便被压缩成了只有单纯行政功能的角色，而宰相也便成了所谓的权相（sole surrogate）。
君相关系实际上决定着朝政的运作方式，仔细研究这一关系将有助于深入理解朝廷政治。古代史家记载君相活动向来不惜篇幅，留下了丰富史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正是如此，又兼前人很少加以利用，因此弥足珍贵。本章的基本内容大部分来自对该书三千余页的仔细搜寻。同样有价值的是《续资治通鉴》，这部内容清晰的史书反映了18世纪杰出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而当时正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成熟期。当然，没有一部主干史料是将皇帝、宰相大臣和知识分子的互动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将这三者构筑到一个理论框架中去。
为此，有几个令人疑惑的问题是必须回答的。第一，关于宰相：高宗是怎样选任又罢免他们的？从荣登大宝到1139年与女真人达成短暂和议，高宗频繁更换宰相。之后，秦桧独揽相权，从1139年到1155年死亡为止，其他宰相只有唯唯听命。秦桧死后，走马灯般的换相又开始了，直到1162年高宗终于结束其漫长统治为止。战争抑或和平似乎并非其中的决定因素。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变换？
第二，关于军事权力：自复国开始，高宗就只有几千人的部队，从未拥有过属于自己的强大武力。再说，那些分处各地、掌握着自行招募的大军的将领们更愿意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不是听从朝廷调遣。在这种形势下，高宗是怎样成功地剥夺大将的兵权、在南宋全国范围内巩固自己的专制权力的呢？宰相们又是怎样助成此事的？
第三，关于1139和议条件的争论：除了北方领土的丧失和每年贡献的钱、绢以外，最令道德保守主义者感到无法接受的是地位问题。放下皇帝的头衔，屈从敌人的要求，向女真人自称是大金上国的臣下——为什么高宗会表现得毫不在乎？
第四，关于皇帝的专制权力和权相权力的关系：人们通常认为，当后者通过委任或篡夺攫取权力，前者的权力便会被冻结。这个错误认识的基础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虚假前提：朝廷权力是一个定量，当权相所持的份额增加，按照减法，皇帝个人所拥有的专制权力份额必然减少。本文意图建立新的假设：皇帝加宰相所得的朝廷权力总量和政府所拥有的国家权力总量皆为变量。国家权力通常会随组织、集权以及社会控制力度的加强而增加。在朝廷上，宋朝政府首脑——皇帝或是权相的个人权力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得增长：它可以通过牺牲宰相们所拥有的权力获得增长。也就是说，将现有权力集中于实际统治者手中，还可以通过拓展国家权力获得增长，这两个过程互相促进。通过赋予权相以多于一般宰相的权力，通过将自身权力授予权相，皇帝制造了一个强大到足以在国家机器中行使高度组织化、集权化权力的个体，这就意味着国家权力总量的巨大增长。当权相死亡或去职后，国家权力总量的这一增长仍然保留。此外，如果皇帝将权相的所有权力转给自己，他自己的权力或者说朝廷权力总量也可得到相应的增长。那么，这一假设中所勾画的模式是否适用于南宋？
第五，关于以道德保守主义者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在针对武将的打压和迫害中，在战与和的争论中，在朝廷行使其权力的方式中，他们究竟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又受到了何种影响？
为省去冗长而枝节丛生的政治史叙述，表2提供了一个下文进行分析讨论所必需的关键史实缩要。
表2 南宋历史大事编年（1127—1139）
走马灯般的宰相（1127—1134）
表2的信息简化了我们的分析，它展示了高宗在位的头十年中频繁变换宰相的总体趋势。年轻的保守主义者张九成曾直截了当地批评高宗频繁易相，又无明确政策让宰相去执行，造成了政局的不稳定。他说，人们都知道帝国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行为，却不常意识到宰相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宰相的成败又取决于皇帝允许他们、指派他们做什么。高宗统治初期，多数宰相在位大约一年。正如批评者所指出的，这种不稳定败坏了士风。在明知上司过不了多久就要换人的情况下，没有多少官员还会恪尽职守。[80]更糟糕的是，尽管还没出现实际上的朋党，但宰相的更替无疑已将官僚集团分成了互相对立的群体。一些宰相尽量从自己的小圈子以外选任某些关键官职，力求做到不偏不倚，但这种努力太过微小，根本不足以抑制分帮结派。[81]
高宗不承认他早期所犯下的让宰相们不安于位的错误。相反，他声称自己总是严肃认真地考虑宰相的人选和任期，说除非万不得已，他从未罢免任何宰相。[82]他说：“官员数以百计，朕深居宫中，又怎么可能知道哪一个干得好、哪一个不好呢？惟一近便的办法就是观察宰相的作为。”[83]这番话暴露了皇帝及其左右手之间的紧张关系。高宗的观察怕是太急功“近”利也太迫切了。实际上，他对宰相的态度总是挑剔、不耐烦，动辄不满意。当一个宰相濒临罢免之际时，这种紧张关系便达到了极点。高宗又说：“君主所握权力的实质决定了他不得不宸纲独断。”[84]诚如其言，在行政首脑的任免问题上，君主政体存在一个严重缺陷，即它没有给皇帝提供任何可供商讨顾问的人选。但是显然，高宗还是从早年的错误当中吸取了教训；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会首先确定政策取向，然后再选择合适的宰相来将它付诸实施。
高宗表白说自己很愿意下放权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句真话。第一，他支持宰相的行动，表现出极大信任。[85]第二，他将前任宰相从朝廷中支走，好让他们无法留下任何阴影或实施任何残留影响，以免干扰继任者。这同北宋的做法迥然不同。在北宋，前任宰相通常会以预备在必要时提供顾问之便的名义留在朝中，任以他职。但在南宋，朝廷甚至不允许他们在首都附近居住。[86]第三，新宰相被赋予了人事变动权，这样，他们就可以选择自己乐与共事者担任关键职位。[87]这类人事变动，虽然被批评者指斥为官僚集团分帮结派的原因。但是，根据公认的儒家观念，宰相的重要职责就是“进人才，去不肖”，它又是公平合理的。[88]
高宗手下的宰相确实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与之相呼应的是王安石变法之后相权的扩张趋势。其背景，则先有司马光在反变法活动中的强力领导，后有北宋倒数第二任皇帝的沉湎享乐。但是，在北宋，宰相的权力通常仍限定在民事行政范围内，拓展也只能拓展到对财政事务的监督领域[89]，而从未介入到军事领域——枢密使相对独立的权力范围。[90]到了南宋，当整个国家在为生死存亡而奋争之际，最高行政长官则不得不在必要时插手财政和军事方面的紧急事务。[91]当民事、财政和军事权力集中到宰相手中，这个职位就成了前所未有的权力渊薮。它预示着一个大权在握，掌控一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相的出现。当然，到1139年为止，这个权相还没有露面。管理国政的通常是两员宰相，一员负责民事行政，一员负责军事事务，并各自分掌与之相关的财政权。[92]
南宋初期，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正规军队，抵抗女真人的重担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那些靠扩张私人军队并吸收流寇渐成规模的将军们。[93]这些人已经习惯在势力范围内自作主张，不喜欢中央来指手画脚。[94]从1131年开始，高宗意图明确，要想办法削弱将军们的地方性权力。他明诏赋予后来的宰相吕颐浩以便宜行事的权力，试图通过干预大将军中的人事、财政，使军队遵从朝廷政令，重申朝廷对地方的控制。[95]虽然吕颐浩未能真正完成使命，但是，朝廷确实藉此对某些地方实施了某种程度的控制。[96]这件事生动地展示了皇帝是如何藉由在集权的名义下赋予宰相更多的权力来增加朝廷权力的。换句话说，专制君主的权力和它所授出的权力互相哺育，共同壮大。
1139年之前宰相在位时间短暂的原因多种多样，绝非一个简单答案可以了得。其根源当然是南宋颓败的军事形势，那样的局面，即使是头脑最清醒、意志最坚定、最能干的领导人也难以应付得更好。面对由于非女真成分加入而不断壮大的女真军队的威胁，再加上傀儡皇帝刘豫所征召的汉人军队的为虎作伥，南宋帝国的前途看起来真有些吉凶难料。正如当时的一位论者所言“战必败……和必无成”[97]。处于如此的两难之境，朝廷既没有稳定的政策，官员们也达不成任何共识。[98]通常，一次军事上的失败便会导致一位宰相的得咎和被迫下野。继任者既缺乏经验，大多会试着采用不同的政策，开始另一条不稳定的路线，最终还是无法改善军事状况。在这种形势下，一位宰相就认识到他“不敢奢望久居相位”[99]。在某种意义上，南宋初期大多数被罢免的宰相，都是皇帝为了维护自己永远正确、无可指摘的君主形象所选择的替罪羊。
军事形势之外，个人因素也搀杂其中。1129年，杭州发生兵变，高宗被迫短暂退位。极有手腕的宰相朱胜非采取拖延策略，阻止兵变头目做出过激举动，直到忠诚的军队前来解围并扶助高宗复位。[100]尽管这位宰相在危机时刻的斡旋活动确实值得信赖，但他却亲眼目睹了皇帝不尴不尬的遭遇。[101]专制君主不能让自己的形象遭到窘困，让宰相继续留任势必造成别扭。再举一例，年轻而又过分热情的宰相范宗尹（1096—1136）坚持要剔除那些高宗为了施惠而不合理任命的官员，结果也不得不去职。[102]吕颐浩（1071—1139）的情形与之相似。他干得不错，没犯什么大错。但是，当他引起了部分官员的不满、怨声四起时，高宗觉得最好还是体面而不带责罚地请他下台，另找个能让官僚们安静下来的人替他。[103]
根本的军事原因和个人因素之外，又有官僚政治的长期不稳定。1134年，高宗困惑不解而直截了当地向张浚（1097—1164）发问：“我和宰相讨论问题，只要稍微有点儿不同意见，他们就会那么轻易地要求辞职。为什么？”张浚回答说：“只要陛下您把跟宰相之间的不同意见透露出来一点点，论者就会嗅到您究竟赞同哪一边，写文章来支持它，并攻击那些意见不同的宰相。在众人的攻击之下，宰相没有其他选择，只有请求辞职。”[104]换句话说，除非有皇帝持续的支持作其权力后盾，宰相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官僚政治中妒忌和倾轧的目标。但是，在皇帝自己都还没有获得足以使他感到安全的专制权力之前，为了取得持不同意见者的支持，在朝廷内部维持平衡，他总是会倾向于迁就满腹牢骚、批评朝政的官员，至少也要听听他们的意见。再说，一个在官僚政治中不能有效应付批评的宰相，对皇帝来说也只会是政治上的包袱，而非财富。[105]
北宋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历史上官僚制国家的最高峰，不仅是因为它发展出了一套堪称典范的文官制度，还因为它优待官僚的政策。它从未处死任何高级官员，政府甚至连一个犯有严重罪行的低级官员也不愿处死。除了个别例外，南宋基本遵循这一传统。[106]但是，在其他方面，君主政体却不如从前考虑周全，被罢免的宰相有没有得到应有的尊敬。如前所述，他们既不能留在朝中，也不能住在首都附近。[107]其中的一些人被任命为知州或知府，但任期都不能长久。当批评的声音持续下去时，朝廷就会把他们从地方官的职位上罢免[108]，投闲置散，给一个荣誉官阶和“宫观官”的闲差——这意味着一笔高级官员应得的年金，仅此而已。[109]
如果政局吃紧，被罢免的高级官员的命运可能会比投闲置散更糟糕。几位最终得罪了高宗的杰出宰相被放逐安置到边远地区。在极端的情况下，他们会遭到流放。流放比放逐更严厉，流放者要受到当地地方政府的监视，作为额外的惩罚。对官员最严厉的惩罚是永久性流放到边远地区，受到严格监视，并宣告该判决不因此后的大赦而稍减。[110]
当然，流放和摒弃不一定是永久不变的。惩罚可能因朝廷后来颁布的一道允许有罪官员迁移到稍近地方的命令而减轻。又一道命令则可能允许他自由选择居住地，只要不是首都附近，尽管还不允许他重新做官。[111]真正的解禁当然是朝廷施恩，给该官员一个新的任命——通常是地方上的知州，罕有朝中职位。[112]尽管如此，未完再续的官僚生涯一般也不会长久。[113]只有一个特别的例外，张浚确实是作为一个曾经被清洗出去的高官重出江湖，又做了宰相，这当然是因为高宗想起了他的军事才能，认为他又有了用处。[114]
宰相团队（1135—1136及以后）
宋人认为，朝廷的理想状态，是宰相们能“同心同德”地像一个团队一样协作。[115]人们相信，这样一种理想状态的领导对其他大臣具有示范作用。虽然这样一个崇高的目标似乎有些可望而不可即，但赵鼎和张浚确实在若干年中曾经企及它。两人都是正直勤奋的官员，都致力于通过有效的军事力量和廉洁的行政实现帝国复兴的大业。他们对朝廷的耿耿忠心可圈可点，在士大夫群中的崇高声望和巨大影响甚至不因岁月的流逝而稍减。张浚虽然是个文官，但人们最为称道的却是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才能。1131年，他以四川为基地从西北侧翼的陕西对金发动反攻战役，不幸遭遇惨败。此后，他暂时赋闲，但为时不长。
1135年，赵鼎和张浚被任命为宰相。他们的任命标志着朝廷组织坚强防御和准备反击的决心。[116]二人合作融洽，保持了崇高的道德水准，让人不禁要联想到元祐保守派掌权的时期。[117]两人之间有着运行高效的分工：张浚负责军事事务，赵鼎负责普通行政。[118]
形势迅速好转。女真人的第二次南侵，纠集了傀儡政权刘豫的军队，最初看上去来势汹汹，但在宋朝组织有效的防御面前，却变得远不如第一次凶猛有力。女真人将这归咎为刘豫后勤供应不力，开始考虑废黜这个傀儡政权，但在当时，南宋还无缘得知其事。[119]为了鼓舞士气，高宗宣布亲征，带领军队从行在临安到达长江岸边的南京。在那儿，他欣喜地收到了藕塘前线战胜的捷报，藕塘位于南京以北大约100英里。这不啻是南宋所取得的第一次巨大胜利。[120]但是，高宗说，更让他高兴的，却是大将能严格遵行朝廷的命令。[121]在他看来，对军队的控制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朝廷的安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胜利却在两位宰相之间造成了无法弥合的裂痕。赵鼎一如既往地保持谨慎，而张浚却是大胆的。在胜利之前，赵鼎就建议放弃淮河流域，退守长江防线，以确保防御尽可能坚强稳固。胜利证明张浚迎击敌人的策略是正确的。胜利之后，赵鼎仍然坚信加强江防才是明智之举。但是，被自信激励着的张浚却认为宋朝军队北上反攻的时候到了。考虑到这一分歧和其他一些无法言明的歧见，赵鼎觉得自己应当体面地辞职，既不再挡老朋友、老同事张浚的道儿，也不要将两人的分歧公之于众。他有着一个真正政治家的胸怀，认为张浚是不可替代的，而自己则不然，另外找个人来管理行政事务并非难事。他建议皇帝让张浚按照自己的想法乘胜加强军备，那将是一桩非常重要的任务。高宗极不情愿地同意了赵鼎的去职，任命他到离首都很近的绍兴去任知府，但却极不寻常地要他随时准备奉召还朝理政。[122]
令人崇敬的宰相团队就这样破裂了，原因不仅仅是战略分歧，还有一些未曾公之于众但却意味深长、后果严重的因素。其一是官僚政治。赵鼎说他和张浚曾经像兄弟一样和睦共事。不幸的是，却有那么一些不太高尚的官员，发现了二人在战略上的分歧，往来挑拨，造成了更大的裂痕。事实证明，即使是像张浚和赵鼎这样互相尊敬的老朋友，也经不起长年累月的挑拨离间。[123]另一个原因则是赵鼎不愿公开揭橥的，那就是两人在儒家理论取向上的分歧。赵鼎是一位道德保守主义者，他选择追随者的标准是共同的伦理取向和道义原则。张浚却不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更看重目的而非德行，他网罗追随者的标准是才能。赵鼎推进了程学学派。张浚虽然和任何学派都没有特别关系，却和一批从北宋末年以来就倾向于恢复变法体制和王（安石）学理论的官僚交往密切。这一点扩大了两位政治家之间的裂痕。当赵鼎推荐一位保守派学者对历史记录进行新一轮修改时，张浚表示反对。张浚也不赞成保守派所宣称的以程学为归依的儒家正统传承路线。事实上，正是在赵鼎辞去相位之后，陈公辅才对保守主义者所宣称的传承线路开了火，而他的做法却得到了张浚的默许。[124]
事情还没完。那时，秦桧（1090—1155）在朝廷官员中享有不偏不倚的好名声。因此，张浚请求让秦桧接任赵鼎。[125]表面上，一个新的团队形成了，但是，这两个人关系却从来都不曾紧密。由于希望军队尽快投入反攻，张浚撤掉了一位不称职的老将，代之以一位文官。但是，这位文官的不通武事却导致了军队的大规模叛逃。大约3万到4万的军队投向刘豫，长江防线上出现了一个大裂口。[126]惊吓之余，朝廷匆匆忙忙回迁到首都临安，而这一步是赵鼎早就建议过的。[127]弹劾张浚的章奏不计其数，皇帝龙颜大震，指责他为备战耗尽财力、人力，荒废了两年光阴。结果，张浚又一次遭到放逐。这一去就是15年，直到女真人再度入侵。[128]
张浚发现秦桧为人狡诈，鬼鬼祟祟，因此，罢职时反对让秦桧接替自己。高宗决定召回赵鼎。赵鼎请求复相张浚，即使不可能，也要把张浚任以他职，留在朝堂上。[129]他希望至少部分地恢复他们的团队。但是，高宗拒绝了这个请求，反驳说张浚已经给国家造成巨大危害。后来，又有人提到张浚，皇帝仍然难掩憎恶之情，情绪极端地夸大其辞说：“我们宁可忍受亡国之痛，也不要再任用那家伙。”[130]有人怀疑这其中也许还有其他什么原因。比如，皇帝也许担心张浚的复职会引起更多的叛逃，激怒将领，或者再出现一次冒险行为，以上任何一条都可能威胁国家安全。总而言之，赵鼎的反复请求只是改善了张浚被贬的条件。[131]
既然无法让张浚复职，赵鼎只好要求让秦桧留任，做自己最亲密的同事。秦桧无比感激，但仅在彼时而已。[132]没有一个真正的团队，赵鼎也很难有所作为。[133]他没有提出任何计划，也没有对即将发生的重大转折——和议作好准备。
在北方，女真人废黜了刘豫的傀儡政权，答应议和，将河南地区归还给宋朝，送还高宗之父——徽宗皇帝的棺材，释放他的母亲。（至于钦宗，他们继续扣留，一方面作为宋朝屈辱的象征；另一方面，如有必要，可以扶作傀儡皇帝，来动摇高宗统治的合法性。）作为这些让步的交换条件，女真人要求宋朝贡献一大笔岁币，并承认自己是大金上国的附庸。宋朝能接受这些条件吗？
高宗乐于接受，认为这些条件，包括河南的恢复，实在比预期的要优厚。他询问赵鼎的意见，赵鼎迟疑着，未作明确答复。作为一个道德保守主义者，他原则上反对议和，特别是在做女真附庸这样屈辱的条件下。但是，出于对皇帝的忠诚，他又不便直截了当地拂逆圣意。也许是为了拖延，他提议说既然是战与和的问题，那就应当咨询大将们的意见[134]，他知道有些大将反对和议。然而，这却是个致命的错误。此前的大规模叛逃事件加剧了高宗对武将的不满和猜疑。但他却不明言，而是拐弯抹角地向赵鼎抱怨武将不应再干预辖区地方政府官员的任命。而匡正此类不正常情况正是赵鼎的责任，因此这也暗示着对赵鼎本人的批评。高宗还用了一个中国古文和英文都常用的比喻说：“诸将和他们的军队……尾大不掉。”[135]
既然赵鼎没有任何计划来抑制武将，老官僚张戒就同皇帝商量了一个方法，想要通过抽空大将的军队剥夺大将的权力，即将大将手下的高级军官提升到将军的位置，并让他们控制自己手下的军队。这样，他们从前的上司——那些大将就会无兵可掌。这个主意正中高宗下怀，但要付诸实施则须再等上一两年。[136]张戒还提出了一个简要的政策纲领：“以和为表，以备为里，以战为不得已。”高宗喜欢这个纲领，告诉宰执大臣要遵行它。[137]显然，皇帝正在逐渐转向其他官员寻求建议。宰相赵鼎的表现已不再令他十分满意。
和议在朝中激起轩然大波。多数官员觉得女真人开出来的条件太过优厚，不像是真的，怀疑其中有诈。[138]他们的保留和反对招致了皇帝强烈的反弹、气愤甚至暴怒。[139]赵鼎夹在自己的看法和皇帝的意愿中间，想要两全其美。一方面，他指示宋朝谈判人员坚持收复河南之地，但绝不接受附庸地位。另一方面，他劝说高宗不要对反对派官僚的意见反应过激，以便整合异议。当然，皇帝可以解释说他之所以愿意议和，都是为了身为俘虏的父母。
皇帝抓住这最后一点，大肆发挥，宣扬自己议和的重要目的是要保全孝道。他说要想将父亲的棺材和母亲从囚系中解脱出来，这是惟一的办法。这番狡猾的说辞全以儒家价值观念为依托，谁又能对一桩受孝道驱策的圣上之行说三道四呢？他还向朝廷保证，除了这个最重要的目的，所有其他条件以后都是可以再谈的。一批支持赵鼎的道德保守主义官僚看穿所谓孝道云云不过是借口，但是，他们的持续反对没有奏效。一意孤行的皇帝使用了他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签署诏令再次声明不得不议和的原因或者说借口，并强调禁止官员阻挠帝意的伸张。[140]
秦桧终于从边缘走上了中心舞台。北宋覆亡之际，他被女真人掳到北方。后来，他不知怎么就躲过了女真人的监视，到南方投奔朝廷，做了高官。不久，他公开宣称时机一旦成熟，和议当是最好的选择。作为一个精明的政客和有才干的行政官员，他密切关注着女真人的动向。虽然缺乏过硬的证据，历史学家总是怀疑秦桧是女真人在宋朝精心培植的一个叛徒。尚无证据证明他曾经通过中间人与某些逐渐厌战的女真将领进行秘密联络。[141]但是，秦桧很可能曾通过他滞留在北方、服务于刘豫政权的亲戚们搜集有关女真的情报。我们在《系年要录》中发现，秦桧有一个名叫郑亿年（生卒年不详）的表亲，是刘豫傀儡政权的大臣，曾经做过其首都开封的府尹。和议之后，郑亿年来到宋朝。在言官的抗议声中，这个变节者被毫无理由地神秘授予他在北方所拥有的同等官阶。这项例外安置一定有其特殊缘由。毕竟，仅仅是秦桧的表亲是不够的，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他曾经充当秘密信使，为秦桧提供情报信息。[142]
当秦桧发现朝廷是反对议和的，便谨慎地避免在这个议题上进一步暴露自己，而是伺机而动。当皇帝本人想要议和时，机会来了。首先，秦桧搞了些预备动作来迫害赵鼎。他向皇帝密报赵鼎不忠，因为赵跟某些官员所说的与他在朝堂上所说的截然不同。然后，秦桧纠集同党，其中大多是南方人，来攻击赵鼎这个北方人。他们首先攻击的不是赵鼎，而是他的亲信。最后，秦桧的联盟对赵鼎发起了致命的一击，指控他与大将们秘密保持密切联系。高宗迅速回应说自己也这么想。[143]在这个敏感的指控之下，赵鼎长期而辉煌的官僚生涯宣告终结。
赵鼎被解职了。临行前，他告诫皇帝当心某些人会利用儒家的孝道，迫使他不经仔细斟酌就匆忙接受女真人的和平条件。[144]看来，虽然任期颇长，但赵鼎却从未明白如下冰冷的事实：决定皇帝意愿的，不是儒家教条，而是权力的算计。随着赵鼎的去职，宰相们作为一个团队为防御和尊严而奋斗的记忆也像落日余辉一样逐渐淡去。和议鬼火闪烁的漫漫长夜降临宋朝。
权相长期独掌朝纲（1139—1156）
一旦成为惟一的宰相，秦桧便盘算着促成和议，平息朝廷上的反对意见，条件是皇帝必须毫无保留地信任他，毫不动摇地支持他。他十分谨慎，不要求立即答复，而是请皇帝思考三天。三天之后，皇帝批准了他的计划。但是，秦桧建议皇帝在最后拍板之前再考虑三天。一旦确认了皇帝的全力支持，秦桧立刻在朝廷上宣布这个堂皇的决定是为了和平，他将负责和谈，他人不得插手。[145]通过这一史无前例的举动，专制君主的权力空前膨胀，可以无须官僚机构的介入而作出任何不可逆转的决定。秦桧促成了这一膨胀，他本人又通过授权得到了与皇帝同样的权力。当和议即将达成之际，朝廷摆出姿态，再次允许官僚们表达意见，但只能是在闻所未闻的一天期限内。[146]许多官员提出强烈反对，但全都如泥牛入海。[147]
高宗为什么会接受这些屈辱条件，特别是与自身尊荣攸关的附庸地位？他一点都不顾虑儒家关于体统、荣誉、自尊的价值观吗？为什么他会在宋朝刚刚取得一大胜、若干小胜，反攻的前景正趋光明的时候反而钟爱和平？[148]他难道不怕和议会引起广泛的不满？思考这些问题将有助于理解权相秦桧长期在位的现象。
问题的核心是安全，秦桧为此努力良多。和议达成前夕，秦桧将三员大将召回朝中，任命为枢密院长官，将他们“明升暗降”，与军队隔离。
大将从前的副手被提升为新的将军，继续统领原来的军队。接着，这些军队被置于朝廷的直接控制之下，成了帝国的军队。[149]军队的重组进行得相当顺利，没有引起任何混乱。事实上，很多将军早就看出风向，自请解除兵权。正如清初学者王夫之指出的，能有这么一位能干的权相按自己的心意办事，高宗一定满意极了。[150]
三大将之中最年轻、最具爱国主义精神的岳飞（1103—1141），惟一公开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并坚持反对和议。在没有正式将皇帝卷入、尚未动用皇权的情况下，秦桧仅仅凭着一个权相的权力，就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并在狱中处死了岳飞。[151]这其中的不公正是如此的臭名昭著、明目张胆和令人震惊，从此后的那个世纪直到当代，它一直是通俗戏曲和小说的题材。[152]
言归正传。与女真人的媾和保证了外部的安全，剥夺大将的兵权则保证了内部的安全。安全对高宗的意义非同寻常。作为皇帝，他挣扎了十余年，经历了一连串的艰险逃亡和死里逃生。早期那场曾迫使他退位的兵变，近期大规模的叛逃，还有几个武将对和议的反对，常常使他对武人感到恐惧。现在，当秦桧完成这一切之后，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而且，如果以后出了什么问题，他还能把秦桧推出来做替罪羊——秦桧死后，他正是这么干的。当然，如果什么严重问题也没出，他还会让权相秦桧继续为他统治。从他的立场看，一小撮官员的反对，在野知识分子的不满，都可以通过政治手段压制、平息。这样，帝国就天下太平了。[153]
任免宰相的频率归根结底取决于皇帝的安全感知度。当他觉得帝国是不安全的，政策是不确定的，那么，高宗对各种危机——内部的、外部的、个人的以及混合的——的反应就是频繁地试用新的宰相。而当形势转向稳定，相反的情况出现了。素桧独相的时间不同寻常地长达18年，直到1155年去世为止。甚至在他之下的副宰相也没有经常更换，18年中只有四任副相。
与女真人达成和议之后，权相要做的，就是将知名的政治反对派和其他有反对派嫌疑的官员驱逐出朝廷，高宗在幕后支持他。一位深洞时情的官员预言说：“当皇帝独运皇权、达成和议之后，会比以前更加轻视士大夫。”[154]高宗本人则诟病士大夫，说：“他们几乎不讲信义。他们彼此相异的言论、观点对国事丝毫无补。”[155]更糟糕的是，他们分散了国家的注意力，“自从和议达成之后，国无大事。我们惟一能看到的，就是那些宣扬自己标新立异的错误观点、扰乱朝纲的士大夫”[156]。皇帝命令地方政府严加看管那些放逐到偏远地区的官员。[157]
在被放逐者中，前任宰相以其声望成为士大夫的天然领袖。1139年的和议达成后不久，朝廷为了表示和解，将他们全部任命为知州。[158]但是，第二年，他们又被以种种借口全部解职，重新退休或遭放逐，甚至遭到流放。[159]下一章将透过赵鼎的个案描述他们的困境。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些年迈的政治家被置于某种类似于“驱逐出教”的境地。亲戚们甚至不敢与他们交往，更不用说老朋友了。[160]
秦桧还建立了一种前现代的思想控制手段。尽管不是太公开，但几部史书中都提到了绍兴年间的“禁学”。起初，他命令重修官方实录，以便清除对己不利的内容，[161]后来又反复重申禁止出版、流通包含政治流言的私家历史记录的命令。[162]著名保守派政治家司马光的一位后人吓破了胆，以致否认一部长期流传的笔记是他那位著名先人的作品。[163]遭到压制的不仅是政治方面的书籍，还有那些包含所谓异端理论、奇谈怪论的书，以及谤诗。[164]每有书籍即将付印，都要送一部到国子监，接受审查。如果不能通过审查，书版就会被毁掉。四川和福建这两个出版业发达地区，受到了严密关注。值得庆幸的是，禁令时松时紧、未能贯彻始终，所以，反对派思想并没有全部消失。例如，程学学派虽然看似境况暗淡，但却在私人的圈子里延续着，特别是在福建。[165]
在种种威压之下，多数士大夫都不再参与政治讨论。甚至高宗都注意到了这种沉默，他看到“近年以来，只有少数几篇议论国家大事的文章”[166]。他告诉秦桧，在和平时期，宰相应当放松。[167]然而，他根本就不明白，在秦桧看来，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不断揪出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士大夫，消除其潜在影响。传说就在临死前几天，秦桧还正在制定一个53人的应弹劾、解职官僚的名单。[168]
别有用场的前宰相（1161—1162）
清除异己之后，秦桧任人唯亲，公然将自己的家人和姻亲安排在政府的诸多关键职位上。秦桧死前，他的儿子也是在他身边供职多年的一位高官，要求接替其职位。高宗拒绝了这个厚颜无耻的要求，而后迅速对秦氏家族开刀，罢免了在朝的秦家子弟，命令他们离开首都，返回原籍。[169]帝国已经相当巩固，不再需要一位权相。相反，高宗希望通过肃清秦桧流毒来抬高自己的形象。
皇帝决定亲自掌管国政。[170]秦桧时代为方便揽权，办事不循程序制度，监司郡守有事直接报请相关机构，不经朝廷；而高宗则下令事事必须直接上报朝廷。[171]对秦桧时代更为显著的一项拨乱反正，是下令叙复了一批遭到贬谪的前宰相和其他因受牵连而遭罢免的官员。这些被平反的官员得到了新任命，或是恢复了先前的职衔，至少也获准在他们喜欢的地方居住。已经去世的赵鼎得到了身后哀荣。[172]惟一一个突出的例外是张浚，他获准回四川老家葬母，但事后还须回编管居住地报到。[173]
高宗是否会罢免曾在秦桧手下任职的宰相们呢？恰恰相反，他还要留任他们一段时间，因为政策取向基本上仍保持不变。但是，这班宰相却不免遭到被平反者的攻讦挞伐。[174]比如，其中的一员很快被骂作秦桧第二。[175]这班宰相自然都没能在朝廷上立足太久。走马灯似的频繁换相模式重新出现了，人浮于事的风气也在官僚群中重现。[176]阿谀奉承在朝廷里大行其道。一位善于逢迎的高官[177]进呈“揽权论”，主张皇帝既“取法于天”，权力无所不包，则当如此这般行使其权力。[178]对于一个孱弱的政府来说，把专制主义捧上天可不是什么救弊良方，而是一个坏兆头。
秦桧高压政策的代价是道德沦丧。“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虽然气氛有所缓和，但是，几乎没有士大夫敢冒政治风险往前迈一步或是畅所欲言。[179]一些大臣建议，既然士大夫爱重名誉，皇帝就当承诺言者无罪，鼓励他们表达观点。皇帝表示反对，似乎害怕打开一扇洪水之门。[180]相反，他采取了另一种方针，让官僚们对如何节约政府用度之类毫无政治敏感的技术性问题提供意见。半年过去了，仍无人大声疾呼。[181]
官僚群体的人浮于事还不是最严重的病症，比这危险得多的，是1161年女真人的再度入侵。这是时隔20年之后女真人第三次企图灭亡宋帝国。宋朝小心翼翼地恪守和约，以为这样就可以保有和平。[182]谁也没有料到金朝会出现一位篡位者，他以诗言志，妄想马踏临安山巅。[183]前任皇帝钦宗已经在囚禁中亡故，女真要收回河南、挺进长江流域。消息传来，朝野震惊。一位宦官建议迁都福建，高宗拒绝了，开始组织防御。[184]为表率群伦，他御驾亲征到南京，但在那儿只待了两个星期。[185]同时，为安抚主和派，也为再度和议作准备，他召回了一位曾经接任秦桧并在某些方面尚颇有影响的前宰相。[186]为了表示自己的不偏不倚，他既宽恕了北宋末年因主和而遭贬谪的宰相的子弟，又宽恕了主战派象征——屈死将军岳飞的子孙。对这位将军迟到的承认赢得了许多爱国者和保守派的好感。[187]
高宗似乎漏打了一张好牌：富有军事才干的主战派领袖、前宰相张浚仍然处于放逐之中。最终，高宗还是违心地任命张浚出任贬居地附近一个州的知州。[188]接着，张浚还来不及歇一口气，又被任命为南京守臣，负责组织防御。[189]而就在张浚到达南京之前，宋军已经打了一个大胜仗——但却不是因为武将们打得好。令人称奇的是，当时正好在前线的士大夫虞允文（1110—1174）重新组织军队投入战斗，并取得胜利。[190]之后没多久，厌战的女真军队谋杀了篡位者皇帝，放弃侵略，班师北还。恢复和平有指望了。[191]
张浚到达南京之后，立即越过长江，筹划在淮河流域进行大反攻。[192]由于他崇高的历史声望和积极的现实活动，许多人都盼望他能成为下一任宰相，这个愿望却没能实现。[193]在一次觐见时，张浚提出要和宰执一起同皇帝商讨军政事务，遭到了皇帝的拒绝。[194]高宗可不想让张浚这么一位主战派人物留在身边，阻挠自己的计划。主战派们充满理想主义地希望收复北方，而高宗则非常现实，只关心当务之急和实在事务。在他的算计中，第一是安全，第二是加强安全。持续战争隐含巨大风险，近期的胜利绝不会动摇他对和议的渴望。[195]相反，高宗认为，应当抓住胜利的大好时机，在再度媾和时争取更有利的条件，比如说恢复宋朝的皇帝头衔，不再称金朝为上国。[196]
既然意见与朝廷恢复和议的方针明显相左，有人建议张浚辞官还乡。他却继续留在南京，处理常规政务。也许，他是在静观待变。但是，他却说人们已经把自己视为主战派的象征，退隐只会引起普遍的不安，而不安对国家是有害的。[197]对张浚来说，静观待变也许是正确的。在下一任皇帝统治时期，他确实得到机会尝试了一次大规模反攻，虽然又是无功而返。[198]
1162年，统治南宋长达36年之后，高宗选择退位，传位给养子[199]孝宗（在位期间1163—1189）。也许是厌倦了近期的军事危机，也许是为能够在第二次和议之后传给继承人一个尽可能安全的帝国而感到无比欣慰，不管怎么说，太上皇高宗晚年身体康健，继续在幕后对重大朝政施加影响。过去，在前台出头露脸的代理人是不是无法完全让他称心如意呢？如果是这样，新皇帝便是那个代理人。
高宗遗产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个倾向于绝对独裁的君主专制权力。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再明白不过，一切都仰赖皇帝的决策。皇帝个人，不依靠任何官僚，制定国家政策。从此，知识分子们意识到，政治必须从皇帝的教育开始，别的都还在其次。这正是为什么后来哲学家朱熹会长篇大论地对新皇帝强调诚实地“格物”以“致知”，从而达到“正心”、“诚意”的重要性。[200]很多人认为这些哲学概念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但是，在极权主义的语境中，朱熹所强调的，正是从他的立场看来最为现实、最中要害的东西。如果在朝廷上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他个人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将直接影响国家的繁荣昌盛，那么，一位优秀的儒者必定要问：除了让皇帝皈依儒家学说之外，还有什么能更好地建设好国家、好社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