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序言

日中事变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加以解决，这在今天已然是牢不可破的事实。日本成为轴心国阵营的一翼，对试图在驱逐深深浸透到中国社会内部之英美势力的方向上解决事变的日本来说，可谓必然的结局。三国同盟的缔结则在世界的高度上决定了日本的前进方向。如今，旧有的世界正逐渐分裂为英美集团和轴心国两大阵营。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体系走向解体，这虽给各国国民经济以沉痛的打击，其倾向却越发明显。一方面国外市场的丧失所导致的产品积压的激增引起了某些产业部门的恐慌，另一方面原材料不足或多或少成为今日各国经济的共同问题。还有，所有民族与国家不仅无法置身于两大相互对抗的阵营之外，而且如何决定其具体的参与方式正成为重要的课题。在如此混乱的国际局势中，日本为追求“彻底解决”而发动日中事变，其路线必然要走向日德意的军事同盟，因为，这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英美金融势力的反抗。

鉴于以上情况，只有依据日本在国际政治上的根本立场，才有可能正确处理事变，这样的结论应当毋庸置疑。与此同时，应正确地团结东亚各民族以迈向“东亚共荣圈”的确立。具体而言，要坚持“日中提携”这一核心课题，面对充满苦难的斗争而果敢前行，这将成为决定日本之世界政策走向的重要因素。加入轴心国乃是内在于日中事变实现方式的必然路线，也意味着依据世界政局的动向和日本的根本态度，才能正确推导出处理事变的大政方针。在谋求作为理想的彻底结合的同时，现实中日中两国又是激烈对抗的，包括如此状况的世界本身正迈入转折时期的动乱之中，这是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围绕日中关系的基本环境。

进一步要面对的问题是，有关日中两国正确的结合方式，首先要求我们准确把握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及其动向。如果不能准确把握在充满苦难和牺牲的抗日斗争过程中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及其走向，那么将无法产生具有前景的两国连带。一般所谓深陷停滞的深渊而毫无变革欲望的中国社会，如今正在突破旧的窠臼而走向变革发展，正当此时却遭遇到与日本的历史性事变，这是应该特别强调的。一面背负着重负，一面坚持艰苦抗战的中国，毫无疑问，正由此导致了多方面的内部质变且向着起死回生的方向迈进。虽然事变将以何种方式终结实难预料，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处此世界动乱的环境之下，旧的中国将彻底解体而重获新生，日中两国的结合必然在这样的条件下实现。因此，日本若不能现实地把握以下事实，即数千年来重复着单调再生产的旧中国，于激烈抗争中虽受到沉重打击，但其社会和经济形态却发生了剧烈变化，那么日中两国高度的结合将无法形成。而目的的达成必须以具体掌握以下事实为前提，即明确测定庞大的中国社会的性质，其中特别是要了解发展到如今的中国革命的阶段和形态。因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正经历着农业革命的阶段。

中国革命的发展因此次事变而发生了多重曲折和深刻变化，但在中国社会努力再生的形态下依然继续前进着。今日中国革命的经济内容明显是在土地革命方面，事实上成为抗战力量一个重要源泉的乃是农业革命所导致的民众动员。我们说中国社会至今依然显示着农业社会千年来沼泽般的停滞性，并表现得像受列强资本侵蚀而半身不遂的巨兽一般，其原因大半隐藏在这旧有的土地关系中。然而，具有明显落后性的中国抗战方式其核心在于若不动员民众则难以实现，这必然创造出通过持续抗战而产生不得不实行农业革命的条件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确定将来正确的日中关系的基础，我们必须对今日抗战中国的农业革命状况和动向加以深切关注。“东亚共荣圈”内的各国，特别是日本及满洲的农业，与其他产业部门虽有发展阶段上的明显不同，但农业生产本身却处在与中国极为相似的状态下。这对“东亚新秩序”建设来说，是非常深刻的问题。

指东南亚及南亚问题。——译者 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以往似乎并没有得到适当的评价。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其革命在经济上的意义也即农业革命。同时，如果考虑到日本的土地及农业问题在政治和社会上所具有的重要性，那么构成日中两民族一个重要的根本合作之基本条件的，则是日中农业问题某种程度上步调一致的根本解决。我们必须时刻牢记的是，作为真正基于东亚百年大计的日中合作之绝对条件，两国农业问题需要有具备统一性的前瞻式解决。这种体现在社会经济方面的“东亚共荣圈”整个区域的一贯性与外交关系上的一贯性相照应，实在是意味深长的，正如我们一贯主张的南方问题 与中国问题具有一贯性那样。虽然有从和中国问题相互对立的，最近迅速增大了其意义的南方问题立场来考虑问题的倾向，但是，从以东亚各民族的解放与自立为前提的协同合作才是“东亚共荣圈”确立不可或缺的要素这一意义上而言，南方问题的解决与中国问题的解决实在是同出一辙的。（参见拙文《南方问题与中国问题》，载《新亚细亚》1940年12月号）

如今，将全世界卷入其中的伟大变革的怒涛，促使所有国家和民族奔向生死存亡的战争。以怎样的姿态才能使世界和平重现人间，实在不容许我们做出轻松乐观的判断，但可以确信无疑的事实是，这绝非腐朽旧世界的单纯复兴。即使在倾向于拼命维持旧秩序的英美国家内部，也已然出现了战争导致的变化。处此世界政治局势之下而欲创建“东亚新秩序”之日本，为了获得实现理想的条件，在作为前提的如此事态及对理想的预测中，必须切实地全面完成与此相关的自身革新和重组。

我们越发痛切地感到，这个时常反复提及的主张在如今仿佛完全相左的形势处于主流的现状下，尤其有强调说明的必要。

二

中国社会的发展

要想准确把握庞大复杂且明显带有停滞性的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十分困难的。在此，我将从对于问题的阐明有其必要的现实性观点出发，以大致列举其根本的动向和形态为主要目标。

中国社会的性质被归结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虽然这个概念表达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但我相信由此出发来动态地理解中国社会，是可以的。中国社会的根底里横亘着广泛的封建性要素，其经济结构中深深渗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大影响，旧的生产关系不断为外部力量所瓦解，而与列强资本相勾结的军阀、地主势力则为其自身的经济利益而顽固地维持着前资本主义关系，这些要素规定了现代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的性质。

毋庸置疑，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根源存在于其土地关系中。而且，由于中国社会至今尚处于农业社会阶段，因此土地关系所具有的半封建性质不能不强有力地影响到社会整体的政治经济方面：全部人口的80%以上为农业人口，国民收入的80%依赖于农业。而且，这个广泛的农业社会受到封建性残留的严重束缚。高价的实物地租以及使地主和佃农结合在一起的残酷的封建习惯和意识普遍存在于农村社会，农村共同体几乎与外界没有接触且与自古以来的大家族制度相关联，或者在内地还保留着原始共产制乃至奴隶制，等等，这是其实际的状态。概而言之，佃农的地位接近于农奴。此外，还存在连接着传统的具有共同体性质的农业社会和东方专制国家机构的官僚阶级。正如人们常常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官僚具有特殊的性格，他们与农村的地主、商业、高利贷资本密切结合，且与同样有着特殊形态的军阀相关联。他们之间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但在本质上又是相互分离的，代表着专制国家与无所不在的农业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官僚的独特性格，至今依然有部分残存。商业资本对村落的侵蚀只是造成了农村自然经济的凋零而没有改变其半封建性，反而导致其自身也成了封建性的商业资本，并与苛求农民的中世纪方式结合在了一起。

由此也可以说明近代军阀的性质，即他们与中国社会所有封建关系的维持者——地主和官僚阶级——处于同一个社会，并以此为中介而导入列强资本的统治。其特征在于，近代军阀，他们原本是封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渗透即殖民要求相关联，从而发展起来。军阀的特性在政治上反映了地主的土地所有以及与此相结合的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渗透，乃至列强资本进入中国市场这样一种中国经济的现实。

钱亦石认为，“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列强侵入的结果”。中国的半殖民地性，从其经济方面观之最为清楚明显。中国经济的亚细亚停滞性具有这样的特征：处于专制国家即官僚统治之下，商业高利贷资本与地主的土地所有相互结合而寄生于农业生产，却不曾转化为产业资本，致使农业经济凋零并产生内部矛盾。从1913年至1930年间输入总额的比率观之，食品及饮料从17%上升到22%，各种原料则从12%激增到28%。这在反映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同时，又说明受到资本主义商品的侵入而急剧凋零的农业经济如何削弱了工业原材料和食品的供应能力。中国近代产业处于列强资本的绝对控制之下。约一万公里长的国有铁路，九成依靠外资贷款建成；1937年度入港船舶总吨数中外国船舶占76%。铁矿生产的九成处在日本的支配下，煤炭年产量的52%掌握在外国资本手里。就代表性的纺织业而言，1919年至1935年中国纺织业纱锭数增长了约三倍，但日本在中国的纺织业规模却增长了约七倍。1936年中国的纱锭总数为5526847锭、织机52009台，但其中外国资本占2518368锭和27148台。中国资本为1.4亿元，而日英资本则为3.7亿元。即使在民族资本最为显著发展的纺织业中，外国资本亦占统治地位。中国民族资本乃是其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因为中国没有作为现代统一国家之经济基础的重工业。从以上这些事实来看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处于外国资本控制之下而非自生发展的中国资本主义，从根本上限制了其经济的发展。

然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乃是在两方深刻的对立和抗争中发展而来的。此事因与日中结合的具体方针策略相关联而具有重要性，我将在后文谈及。在此有必要首先指出的是，这些欧美资本对中国社会之渗透的强化不是沿着资本主义的方向，而是在封建榨取的方向上必然与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彻底地结合为一体。中国的民族运动常常以反军阀斗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相结合的方式展开，其社会基础也正在于此。欧美资本与中国的封建势力相勾结并利用之，在整体上操纵着其封建性关系并由此使中国半殖民地化。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助长了半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化而表面上有利于现代国家的形成，但在现实中则使中国在列强影响下不断沉沦，其经济形态的丑陋进一步加剧。

如上所述的具有特殊性质的庞大中国社会，与腐败至极的旧体制相交错的当然是新生力量的存在，由此构成了它极其复杂的多面性。然而毫无疑问，贯穿于整个现代中国的动向乃是追求统一的现代国家之民族、民主主义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内涵，明确地表现在作为急速成长之民族资本的理论而诞生发展起来的孙中山那充满革命热情的纲领中。纲领明确阐发了中国内部各民族间的自由平等与联合，及“实行普选制，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择制度”的政治性质，也确定了通过劳动法的制定而改善工人生活的方策。进而提出，作为中国革命之经济基础的土地革命，要通过“耕者有其田”的方式，彻底根除作为中国社会封建性根源或半殖民地化之内在要素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孙中山的这个土地纲领和政治纲领，规定了中国民主主义运动的特性，即在用无数的线索将自己与农民经济关联起来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等一系列关系中，有着民主主义运动发生发展的必然原因，而这个农民经济正在中国社会从属于列强资本和民族资本发展等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一步步走向衰败的深渊。从根本的角度来观察，可以说中国正在摆脱其古老社会的窠臼重获新生，但中国革命的历史呈现出复杂万端的形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至今依然处在过渡时期。

众所周知，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始于在东洋史上也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鸦片战争（1840—1842），以及其后所缔结的《南京条约》。这一事件，也曾给德川封建末期的日本以巨大的冲击。正如当时最优秀的尊王攘夷理论家佐久间象山所强调的那样，如果不能与中国携手防御西夷并迅速振兴现代工业，日本也将被殖民地化。始于《南京条约》的列强资本进入中国，因资本主义商品的流通致使中国的手工业遭到破坏、农民经济没落，同时为了偿还巨额赔款清政府强化（诛求）增税，又产生了农民生活极度贫穷化的结果。中国封建制的矛盾加剧和半殖民地化相结合所形成的19世纪后半叶的深刻动荡，首先表现在最大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革命（1850—1864）方面。太平天国以反封建性的农民斗争为其本质，同时附带有反抗列强的民族主义的一面，它产生于和此前不断发生的农民动乱一样的因清政府、地主、官僚、商人所导致的中国经济破产。可以说，1900年的义和团之乱本质上也带有同样的性质，只是在突出其反抗列强方面略有不同。日清战争使清政府的无能更加暴露无遗，而列强的经济侵入则采取了新的攻势。这同时与列强在1900年代初渐渐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相关联，其对华政策开始从商品输出转向以资本输出为中心。欧美资本，以与中国的商品不等价交换或依据资本输出而获得特殊利润为目的。因此，为了有利于不等价交换和获得更大的资本利益，列强拼命抑制中国本身的资本主义化，试图基于半封建关系以确保高利贷利润。这个时期，租界和铁路矿山等中国经济的命脉开始转移到列强手中，半殖民地经济的结构得以形成，其必然结果是阻碍了民族资本的自由发展。在这种关系的制约下，封建性土地所有制导致的农民贫困，因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的侵入而达到极限，农业和工业无法自然分离，这一状况导致国内市场变得极为狭小。这一时期，反映社会经济破产状况的是从生产部门被排挤出来的劳动力大量流向海外，致使具有重要价值的华侨数量急剧增长。

成为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提的，正是以此为内容的社会经济的破产。《近代中国民族运动史》（中国当代史研究会编，生活社，1940年）一书，是这样描述其革命前夜的：“清朝政府完全成了为帝国主义压榨掠夺中国民众的工具。它在负担巨额外债和赔款的同时，又不得不给官僚机构倾注莫大的经费开支。这样，清朝政府不得不忙于残酷压榨民众以偿还外债与赔款。实际上，它完全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税收机关。”在摧毁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中国专制统治并给中国社会带来民主主义最初曙光这一意义上，辛亥革命的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然而，这个运动所要实现的砸碎封建势力与实现民族独立的目的并没有达成。掌握着这场斗争实际领导权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共和主义者，其与官僚及军阀的妥协，导致革命在未能捣毁中国社会深层古老窠臼的情况下便告终结了。这种情况从根本上说明，中国社会显著的落后性源自民族资本自身国内市场的狭小，被外国商品所困扰的同时又与地主土地所有制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以及外国列强的压力。辛亥革命并没有解决任何中国社会经济的根本问题，故而其急先锋孙中山临终前曾留下“革命尚未成功”的悲痛言辞。

利用欧洲大战和其后欧美列强暂时停止侵略中国的间隙，仅就轻工业而言，中国的资本主义确实获得了发展的机会，虽然有日本进攻大陆和军阀混战的干扰。尽管在根本上受到列强资本的束缚，但中国资产阶级还是获得了成长，同时有了无产阶级的崛起，以至于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受到欧战后期扩大开来的世界革命的大势特别是劳工俄国的影响，中国的民主主义运动已然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经过五四运动、“二七事件”等一系列高潮，反对军阀的斗争已成燎原之势，并迎来了1925年至1927年所谓大革命期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代。从根本性质上讲，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的指导精神，一般认为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是，我们不需要僵化地理解其纲领，而应该到中国社会深层所流动着的民族运动中去寻找理解的钥匙。三民主义至今还是抗战中国的指导思想，但国民政府本身仍然具有军阀的性质而处在从属于列强的地位上。然而，包括民族资本在内的试图摆脱列强重压的中国社会本身的根本要求，在一定条件下也促使国民党采取激进的措施。以打倒军阀、反对帝国主义为当前任务而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一定条件下合作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中国革命的这种性质里。继1924年国共合作后的1925年至1927年，以打倒封建军阀为旗帜的“北伐”，使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中获得稳固的地位。有消息显示，1925年到1927年间其党员人数从994人增加到57900人，工会成员从45万人激增至280万人，农会会员从20万人激增至980万人。

即八一南昌起义。——编者 然而，1927年的蒋介石政变导致国共两党决定性的分裂。分裂虽然也有指导方针上的错误，但还有来自以下的原因，即如前所述在共产党影响下农民运动迅速地展开使人们看到了农业革命的前景，甚至波及民族资本的代表浙江财阀及与其相勾结的列强资本的长江沿岸经济地盘，这使民族资本明白了自己及地主和外国资本实际上有着内在的关联性。（红军深入长江地区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农业革命的发展，如今以更深刻的形式引起了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的军阀势力的反抗，从而使得国共对抗愈发严重。最近的新四军问题，即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系统的新四军发生冲突的“皖南事变”，也需要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这之后，共产党转向地方农村谋求建立根据地，经过“南昌暴动” 、广东苏维埃创立等开始专注于农村苏维埃运动。这种运动植根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为中国社会之基础的农业社会的崩溃创造了条件，对更为广阔的中国革命而言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众所周知，蒋介石实施多次“围剿”致使两党之间发生持续的激烈对抗，直到1936年以“西安事变”为契机，受到激烈的民族运动发展和国际政治局势的牵制，最终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式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其真正的发展始于1935年8月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这个国共合作的提案将日本置于共同的反抗目标上，由此极其困难的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结成，这对日本而言提出了重要的历史性问题。直到日中事变爆发前国民政府所提出的目标还是在政治上实现国内统一，在经济上加强建设。1935年秋，国民政府断然实行币制改革，意味着要在反映中国政治统一进展的同时也为国内资本主义发展开拓道路。此时，中国民族资本与国民大众要求救亡图存的统一愿望合流，起到了促进国民政府实现统一的作用，同时其成功也产生了使列强资本在中国的对立进一步激化的效果，特别是促使英美资本为对抗急速渗透的日本而加强了对华援助。投给日中两个民族众多问题和课题的这种悲剧性抗争，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生的。

但是，无论蒋介石如何宣称国民革命的成功，也不管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以及其后十年的统治怎样，还是无法说中国革命已然成功了。如今，共产党方面正全力维持统一战线，而国民党方面虽有很多不安定因素，但也未能从破坏统一战线中看到什么益处。总之，眼下这样共同的要求开创了中国民主主义方向上的合作焦点，而为了维持艰苦卓绝的抗战更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各种体制建设的方案。

同时要摆脱半封建性和半殖民地性，基于这种深沉强烈的愿望的民族统一战线其结合力量是意外的强固，然而我们也不能迅速做出判断说，中国民族运动已经消除了所有阶级的利害对立。尽管抗战的必要产生了民主主义的必然要求，但未曾彻底解决的以中国封建性关系为中心的阶级对立，反而进一步加剧了。

正如过去中国革命的发展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其民族运动的发展如今因与日本矛盾的激化而显示出异常的紧张，但这终究是外因，根本原因在于要解决中国社会的本质矛盾——历史停滞性——并脱离封建性桎梏这样一种强烈的内在要求。问题不在于国共合作的表面，而在于合作之下抗日政权内部产生的变化，即农业革命的实质发展和与旧封建势力的相互关系。与这个重要之点相关联的是最近国共之间的摩擦，我们有必要特别加以关注。

三

抗战中国与日本农业

从摸索全面和平之具体条件的观点出发，也为了把握中国社会、经济如何实现转变及其基本动向，有必要纵观一下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毫无疑问，最重要的是抗战中国失去了曾经的经济命脉。中国沿海各城市，实际上占有着中国工业生产约80%的比重和货币财富的大半，以及对外贸易的80%至85%。而且，从中国战前日常需求的自给自足率来看，亦不能不说其完全没有进行近代战争的条件，因为只有5%的钢铁、23%的机械、16%的车辆船舶和0%的石油的低水平自给自足率。进而，农业则处在范围甚广的破坏以及人民流离失所的状态中。有消息说，在日军全面进攻之前逃难的民众达4000万人，1938年年底重庆方面则称直接、间接蒙受战祸的约1.5亿人、赤贫难民超过3000万人。

抗战政权理所当然要重建以资源丰富的西南地区为中心的抗战经济。然而，虽说通过工厂向内地的转移和西南的开发等取得了各种成果，甚至有了值得瞩目的西南新经济的稳固发展，但距离达到近代战争的要求还很遥远。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致命弱点，致使其与高度资本主义化的日本持续战斗时不得不依靠自身特殊的抗战方式。成为中国抗战体制核心的，是政治上的民众动员。处于半封建生产关系和半殖民地状态下的中国，在与有着强有力政治经济体制的高度资本主义化的日本相抗衡的情况下，民众动员乃是必然提出的绝对课题。而这又是以将中国民众从长期的列强资本压迫且喘息于半封建关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前提的。一直以来束缚着中国社会的商业高利贷即地主的封建性统治若得到强化，那么将难以把庞大的民众动员到有力量的组织中来。而对明显落后的农业社会中国来说，如果没有广大农民的自我解放和积极参加，对外抗战是不可能的。作为中国抗战体制的特质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民众动员，最终归结为如何把农民从古老桎梏中解放出来的问题。

在此，当然要求土地问题的解决。因为，中国社会一切半封建桎梏的源泉，即阻碍农业社会所有发展的根源，正横亘于这个土地关系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随着民众动员广泛地展开，土地问题的激化作为必然产生的农民反封建地主的斗争而呈现出深刻激荡的状态。在如今的抗日斗争中，存在着土地问题对中国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历史意义，甚至规定着国民党和共产党所代表的各种政治势力错综微妙关系的消长，以及抗战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的性质和动向。

同时，这也是给为实现真正高度的日中结合而付出巨大牺牲的日本提出的重大问题。解决日中事变的前提在于日本怎样应对中国的民族运动，而既然成为中国民族运动经济上的要素的是脱离半封建桎梏的要求，那么，这个农业革命的发展和动向就成了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问题。我相信，在内部有着相似的农业生产的日本如何面对持续发展的中国农业革命，怎样找出相互之间结合的关键点，乃是确立真正正确的日中提携关系的根本。创建“东亚新秩序”的高远理想，其实现的现实条件首先在于构成东亚各社会内涵的半封建农业社会因解体而使农民获得解放。日本自身也要不断革新，以创造各民族高度结合的条件。

由此观之，具有重大意义而发展起来的中国农业革命的前提是什么呢？不用说，这就是作为中国社会半封建性关系之基础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有关今日中国土地如何分配的问题并没有值得信赖的资料，不过依据陶直夫的统计则为：

就是说，只占4%的地主拥有耕地的一半，而占全户数70%的贫雇农却仅有17%的土地。根据薛暮桥的推测，地主土地的90%由佃农来耕种经营。佃租一般占全部收成的50%至60%。这样的土地关系必然规定了耕种经营显著的零散性和农耕技术的原始性。根据中央实验所发布的数据，中国农业经营的面积如下：

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全中国的农业平均以5—10亩（1亩相当于日本的6亩）的极其零散的规模经营着，并停留在单纯的生产方式上，牲畜、农具等生产手段也处于惊人的不发达水平。有趣的是，这个统计数据还反映了中国北方以旱田为中心的粗放经营和南方以水田为中心的集中经营的差异。比较而言，这还说明南方中国比北方中国其商品经济更深入地瓦解着农村的半封建性质。据陈翰笙统计，广东省地主仅有2%却占有着53%的耕地，而74%的贫雇农只占有19%的耕地。与此相比，在保定3%的地主拥有13%的土地，而65%的贫雇农只有25%的土地。受到商品经济更为强烈影响的南方，其土地分配不均衡的现象更深刻，北方则可以说土地所有的集中状态相当低。这种相对的差异，也反映在自耕农与佃农的关系上。

南方中国佃农的发展，可以由自耕农受到商品货币经济的侵蚀而走向没落，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土地向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的集中来说明。换言之，这说明土地所有寄生于地主。中国北方有较多的自耕农，但自耕农绝非独立的小农，其与封建时代的自耕农并没有本质的差异。中国北方最显著的是军阀的赋役或实物、货币征收以及土地税等，不仅地租、利润甚至劳动报酬的部分也遭到了剥夺，而且自耕农随时有跌落为佃农的可能。这从北方存在着更多的雇农也可以推论出来，总之中国农村广泛存在着因地租及债务而来的或婚嫁丧娶之际的徭役劳动，而在西南最不发达的农村甚至还保存着奴隶乃至农奴般的劳动。受到这种封建性雇佣劳动的制约，中国南方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那些相对现代化的农村，劳动工资亦相当低廉。

彻底阻碍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是半封建性土地所有制以及与之相结合的商业高利贷资本。一体化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总是将财富转移到高额地租收入上去，而未能转化成产业资本。农民在半封建性桎梏下，只能一步步走向零散经营的凋零末路。这种关系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变得不可能，而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为了农业中国的发展首先必须清算半封建性土地关系，这是抗战政权乃至“新中央政府”（汪精卫政权）所无法回避的。我们有必要概观一下其中以民众动员为核心方针的抗日政府，是如何发展其作为政治动员根本的土地问题和农村问题的。

中国农业在抗战体制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战争导致的破坏和退化非常深刻而广泛。数十年来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的侵入，“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发生了动摇，一些农作物实现了商品化而依存于世界市场。然而，开战以来沿海地带的失守使内地农业经济孤立起来，其资本主义商品的市场及原材料供应地的地位遭到了彻底的剥夺，不得不向自立的方向发展。这导致内地工业品物资的不足和价格飙升以及商品化的农作物数量急剧跌落，农民经济变得极度困窘。不过，中国农民经济至今有着浓厚的半自给的前资本主义性质。农民的生活费用中，衣、食、住、灯火费所占比率达到85%。据罗茨辛格·巴克的说法，在中国生产的棉花其三分之二在农村内部被消费；据卡赞宁及方显廷的判断，棉纺织品的国内消费依靠农村手工业和零散作业组的供给，其比率占75%到80%。这种半封建性的中国农业性质以及地大物博的条件，使自给自足经济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以政府抗战体制重组为中心的生产扩大和民众动员的要求，与民众方面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交织在一起，从而提出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民主化问题。国民政府在致力于和内地经济建设有关的交通及各种工业建设的同时也采取了以下措施，如作为农业改革方针的未垦荒地让给农民开垦、佃耕租种关系的改善、水利灌溉设施的建设，以及通过合作社运动使农民免受高利贷盘剥以实现生产的扩大等。民生特别是其核心的农民问题，对如今的抗战政权来说乃是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问题。

中国内地自给自足经济的确立，使其在现代兵器机械方面很难短时间取得成就，故首先出现的是粮食和衣物的问题。就西南、西北的需求供给来看，大米生产达1.3亿担的四川省还有剩余，而小麦的1亿担则明显不足；棉花生产过去以西北为主，但纺织厂内迁到四川后，如1938年年末就有335万担的缺口；等等。西南、西北的粮食和棉花自给自足计划，采取了以西北种粮而在工业及家庭手工业的西南地区生产棉花的方针。这种改组及各种政策下的增进生产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虽然并非像抗战政府宣传的那样。特别是粮食需求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及零散作业组的发展，因得到农村金融政策的支持而刺激了农业生产。但是，包括为提高劳动者地位而推进的工业合作社运动在内，反映中国农村现代化（这是伴随着巨大痛苦实施的）动向的农村合作社运动，也因各地区旧社会关系的制约而发展得极不平衡。其中，半封建性极强的西南边区以衣服生产为中心的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还有利用政府发放农村贷款等的地主、官僚、商业高利贷资本等新兴势力的抬头，以及由此与试图排除旧生产关系的耕种农民之间产生的深刻内部斗争，这些都与农业合作社乃至中国农业发展的特殊性质密切关联。

将此与中国农业革命相关联而提出重要问题的中国共产党，在其实质统治下的西北地区，可以说正处在民主化最进步的阶段。中共在1937年2月实现向统一战线的转折，明确表示停止作为苏维埃政策核心的“地主土地没收”，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放弃针对半封建性的斗争。标榜“贯彻抗日和真正民主主义”的晋察冀边区政权尝试农村机构的民主化，佃租一律降低25%（最高的“佃”不得超过五成，“租”“种”不得超过七成五分五厘），利息不论新旧一律10%以下，未开垦和已开垦地如果是放置两年以上的荒地，则不论公有私有一律以廉价地租归垦荒农民所有，这些措施是最近的调查才搞清楚的。这些情况，特别是其中难民组成的集体开垦和共同经营，正如内地工业合作社运动一样，是以非资本主义的形态发展的，但其内涵并不是转向社会主义体制，而是处于形态和内容极其复杂的激进民主主义阶段，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这与内地的封建性交织在一起，实际上蕴含着很多问题。

当初，对彻底实施民众动员实质上采取拒绝态度的抗日政府，转移到内地后出于长期抗战的需要也不得不将基础的土地问题的解决提上日程。1939年4月在重庆的中国地政学会第五次年会上，蒋介石指出“土地问题的解决正是实行民主主义的重要任务”。作为长期抗战的必然结果，作为中国所有半封建性、停滞性和凋零根源的土地问题，无论如何都必须加以解决。围绕此问题日益深刻化的农民阶层与旧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之间的斗争，其走向必将从根本上规定抗日政权未来的性质和抗战能力的极限。在此，有必要从与上述中国农业比较的角度来考察日本农业的现状。因为，成为稳固的“日中提携”基础的中国农业革命之解决，应该在与日本农业密切关联的条件下进行。

面积单位，1町约100公亩。——译者面积单位，1町=10反。——译者 有关日本农业的统计资料也极不全面完整，概而言之，寄生于高利率佃租的土地所有面积在五町 以上的地主只占全部农户的3%，却拥有全部耕地的40%，只有五反 以下（平均二反）耕地的贫农虽占全体的50%，却只拥有全部耕地的8%左右。佃租大概占全部收成的一半，而整个耕地的46%以上直接处在此高利率佃租的支配之下。一般认为，这个佃租吞噬了农民劳动工资的一部分。这样的土地关系必然造成农业经营的零散化，同时阻碍农业技术的发展。

指日中战争。——译者 只靠农耕无法维持生计，大概经营着不到一町土地的贫民占全体农户的将近70%。事变 前后牲畜约有百万头，而全部农户的85%没有马匹。牛也是一样，大概77%的农户是没有的。日本农业显著的停滞性源自这种农村结构，而明治初年和今天几乎保有相同的农业人口。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根源，基于原始技术之上的零散规模的农业具有明显的停滞性和凋零的倾向，在这一点上应该说，日本农业和中国农业在许多方面处在相同的条件之下。的确，二者在土地关系的深层蕴含着极其类似的问题。

不过，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农业与具有半殖民地性而至今依然停留在农业社会的中国相比，在许多方面当然存在着不同。日本的自耕农及佃农在减少，而自耕佃农的增长已成为历史趋势——自耕佃农已占44%，这显示出与自耕农多的北方中国、佃农多的南方中国的不同。日本农业中的自耕佃农经营发展的条件虽然基于自耕农的没落，但经营规模略有扩大而逐渐实现发展的农民经济，也是其条件之一。经营规模不到五反和三町以上的（多为地主做手工）在减少，而只有1—2町的在增加。自耕农及佃户农家中，原本分别占比为23.6%和15.7%，而自耕佃农中的35.8%的经营规模为1—2町，2—3町的占比7.1%，略胜于自耕农及佃户最初的6%和2.8%。虽说立刻就会遇到发展的极限，但总之不断努力发展着的农民经济之自耕型佃户受到高地租和高地价的制约，并非以农民土地所有而是以佃农借地的形态显示着发展的方向。

日本佃租的一种形态，地主和佃农按一定比率分配收成。——译者 这种经营动向暗示着未来日本农业发展实际上依然是小农经营型，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现有土地关系之下，日本的农业发展会受到根本的阻碍。在1—2町的农户经济方面，若不依靠低生活水平的节俭则难以获得仅有的剩余，实在难以产生多余的利润。昭和十三年（1938）的农户经济调查显示，自耕佃农经营的内容越发佃农化。这一事实意味着与以小农式经营为基础的农民土地所有相背反的倾向，暗示了日本农业发展的深刻问题。担负着未来农业发展使命的这种1—2町自耕佃农式小农经营，立刻会遇到阻碍其发展的高佃租的限制。而这一事实将说明，日本的土地关系比起中国来在多大程度上有所改善。徭役劳动在日本仅在东北农村作为特殊的例子略有残留，而中国的半封建性地租随附于佃租和农具征收的纳贡（例如田头鸡、田头鸭）以及押租制度远比日本比率高，分益小作 雇佣制占佃租形态的28%以上，租耕农的经济负担远比日本为重。例如，江苏的附加税有30种之多，其金额是本税的一倍以上，湖南甚至达到了本税的26倍，而据说四川的军阀把50年后的税都征收了。并且，利率一般是四到六成。这种不同可以由包括农业经济在内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来说明。与中国社会相比，日本的商品及货币经济的高度发达和国内劳动力市场的扩大，意味着从外部多少缓解或瓦解了农业生产的古老基础。

然而，这乃是相对的、程度上的差异。基于传统土地关系之上的零细而分散的过度小农经营完全是为了生活的需要，而生产力的发展长期以来受到阻碍，在这一根本的条件上可以说日中两国都隐含着极其相似的问题。即使在日本，随着粮食问题危机的深化而成为阻碍农业生产力的要素，高利率佃租和零细经营成了问题所在。最近，以农林当局为中心所实施的公正佃租、确定适当规模的努力等，作为日本农业发展的基本问题必须加以解决的一种反映，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上有关日中两国的对比考察，还应该进一步扩展到对“东亚共荣圈”内各国的整体观察。日本处理事变的方向要以日中两国社会高层次的结合为出发点，而在“东亚共荣圈”之内，在关系要求进一步深化的现阶段，我相信这里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基本问题。

四

世界政局与日中关系

日中关系的未来，受到与中国社会密切关联的世界各国的利害关系，进而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政局动向的深刻影响。而在世界政治乃至今日世界动乱之外，是不可能找到解决日中事变的办法的。特别是辽阔的半殖民地中国与列强资本的利害关系十分深广，因此世界政局的动向就具有了尤其重要的意义。利马教授的研究显示：

中国的外国投资（各国投资额及百分比，以百万美元为单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侵入十分明显，美国资本的发展紧随其后。进而，1934年包括“满洲国”在内的日本对华投资为40%，已经凌驾于英国的34%之上，美国则维持着6%。这说明，日本在华的经济活动和政治关注度近年来有了明显的增强，同时自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日本与英美的对抗则愈演愈烈。

进而从各国的比率来看，在中国的输入贸易中，列强地位的变动如下：

比起投资来，作为商品市场及原材料供应地的中国更成了列强激烈竞争的对象。其中，对华贸易上据有王座的美国的地位在输入方面被日本、输出方面被（英占）香港所取代，这在远东政策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建立于此种经济关系之上的列强对华政策，最终成为其世界政策的一环，这一点非常重要。英美两国的协调联手不仅在世界政治上，而且在远东亦成为现阶段政治经济方面的主要特征。英美法三国步调一致对日本之发动事变进行干扰，其过程必须在列强对华关系与世界政局变化的关联中得到阐明。

历史上最早且稳固地在中国开展营利活动的英国，其对日中事变的态度主要根源于其在华的庞大权益。英国拥有高于日本一倍的对华投资，中国的铁路事业也与其息息相关，且占有从事口岸贸易的船舶吨位的42%。作为英国在华政治经济活动根基的银行资本——如香港上海银行按五成分红那样——获得了非常高的殖民地利润。其对华政策曾经表现为露骨的分割政策，但1925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作为民族运动以英国为对象而展开激烈的排外斗争，经历了这样的教训，同时也出于对抗日本的大陆政策，英国开始转向促进中国的稳定和政治上的统一。这当然符合在华拥有巨大权益的英国金融资本的利益。1935年，英国对中国的币制改革采取了援助态度，其法定纸币的作用对事变的进展和处理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最近，“新政权”（汪精卫政权）设立新中央储备银行并发行新法币，对此英国向重庆方面提供了1000万英镑的法币维持借款。英国对日中事变抱有重大关心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担心日本霸权的确立将威胁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海峡殖民地（新加坡）、马来（半岛）、缅甸以及英属东印度。这一区域作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圈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我们只看其在英国贸易中于输出输入两方面均占20%的比率及作为橡胶、锡、羊毛、棉花等重要原材料之供给地等情况，就可以一目了然。本来，对英国来说中国只不过是其帝国主义榨取的对象，这表现在：当初沙俄与法国联手企图侵略中国之际，英国曾与日本结成同盟予以对抗；欧洲大战之后日本进攻大陆越发明显之际，则与美国联手在华盛顿会议上让日本大吃苦头；等等。因此必须指出，英国的对华援助其本质绝非以中国的胜利和独立为目的，而是为维护自己的在华权益和东方势力的一种防卫性对策。

即今日之印度尼西亚。——译者即东南亚。——译者 美国远东政策以19世纪末该国国务卿海约翰所述“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为基调，并贯彻至今。这个基调反映了在列强瓜分中国过程中落后一步的美国之帝国主义的意图。如前所述，美国对华投资为英国的五分之一、日本的五分之二，1937年该国输出、输入贸易中对华的输出、输入比率只有1.5%、3.4%，远远不及日本的8.6%和6.6%。然而，事变发生后美国始终采取强硬的亲华反日态度，但根本理由并非针对当下的中国，而是着眼于中国作为资本和商品市场及原材料供应地之丰富的未来可能性，因此对其多有肯定评价。作为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中国以其魅力强烈地吸引着最富有的投资国美国。从这个意义上讲，事变对与中国贸易中美国所据王座地位的摧毁，以及对作为有望的投资对象而暗中期待着的中国政治上之统一（符合美国资本利益的统一）的破坏，具有重要影响。美国的关切，还有一个原因来自对日本进入大陆将间接导致日本市场之丧失的担忧。但目前最重要的是日本以中国为根基向东南亚进击所导致的威胁。因为，这将使其所依赖的该地区的重要资源如橡胶、锡、金鸡纳霜、马尼拉麻等的输入及菲律宾群岛的安全遭遇危机。美国橡胶消费的66%和18%依赖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 ，锡的64.7%和金鸡纳霜的81%依赖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马尼拉麻的100%依靠菲律宾。在这样的经济意义上，与日中事变相关的东南亚问题正成为美国和英国相互合作的重要原因。应该看到，与英国的对华借款同时期，美国也出资1亿美元给重庆方面，意图在于将日本捆绑在日中事变上而牵制其对南方 的进攻。值得注意的是，1937年美国贸易中对远东、东南亚、大洋洲的贸易额占全部输入的29.3%，超过对中南美洲的22.9%，并凌驾于加拿大等的13.2%、欧洲的27.3%之上。输出上也与中南美洲的19.1%持平。在这一点上，也反映出远东政策在美国世界政策中的重要。美国对重庆的援助态度具有人道主义的色彩，仿佛一直是在支持中国的完全独立。如果信以为真，很可能忽视其帝国主义的本质。这种特色从以下两点可以得到说明：一个是美国要克服自己进入中国的落后局面而试图抓住经济上成功支配中国的机会；另一个是比起拥有众多殖民地的英国来，美国具有保守性相对淡薄的政治形态。因此，美国并非支持中国真正的政治独立，也不是要援助其彻底的民族及社会解放要求，而是为了确立自己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支配地位，这才是核心的问题所在。重要的是要懂得，最近美国的对华援助乃是在中国成为其世界政策重要一翼这一意义上而得到特别强化的。

法国为了保护其东南亚的殖民地（法属印度支那）免受日本的威胁，在这一点上与最强的英美处于同样的立场上。法国的关注所在，比起拥护在华投资和贸易来，更多地集中于成为整个东洋法国帝国主义策源地的法属印度支那的防卫问题。法属印度支那生产大米、橡胶、煤炭、锡、锌、钨、磷等，法国本国的输入来自印度支那的在所有殖民地中占第二位，输出则占第三位。在“二战”中败给德国之前，法国甚至染指过与重庆内地经济建设相结合的庞大的法属印度支那工业化计划。1897年就海南岛不割让，1898年就云南、广西、广东不割让与他国同中国达成协议，还有致力于广东港湾的租借及连接内地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的铁路建设等，所有这些都出自印度支那防御的考虑。虽说法国本身如今已经失去了保护这些利益的能力，但世界政局的异常紧张造成了对日本并非有利的发展态势。例如，同一阵营的英美特别是美国对东南亚的积极攻势，便是其一。日本进出海南岛并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包括对荷属东印度的经济交涉，使日本与英美在东南亚的对立越发激化。这同时与伴随着世界动乱的扩大和深刻化，东南亚问题的重要性增大有着关联。

当初，德国对日中事变的态度摇摆不定。这是由于德国资本在中国市场的经济要求与其防共轴心强化之世界政策的需要两方面的矛盾所致。中国对外贸易中德国所占比重1930年为4.2%，到了1937年则上升为15%强，其不足物资如锑、钨、兽皮、采油原料要从中国获得，而自身的重工业产品向中国的输出则对德国经济有利。1936年6月缔结的德中1亿美元的贸易协议，便意味着这种贸易关系的发展。德国的对华投资，也在1930年之后以交通部门为中心明显地活跃起来。在上述持续增长的对华经济活动之外，如今还有一个对日本军事行动无法表示赞同的要素存在于德国国内，这就是自1918年以来一直回避东西两面作战而采取亲苏联政策的德国国防军。事变爆发之初，德国国防军对日本不得不采取严厉批判的态度。然而，欧洲动乱的迅速扩展致使德国对英国的战争呈现全面扩大的态势，德国从世界政治的角度考虑，不得不牺牲在华的经济利益而向强化与日本关系的方向推进。1938年2月，希特勒改组国防军后旨在粉碎凡尔赛体制的德国，其亲日政策明显增强。1939年8月德苏协定签署，后欧洲大战爆发及其后续发展，致使日德意结成军事同盟。德国对日中事变的态度并非单纯根据其对华关系，还受到世界政局中德国立场的限制，这一点我们必须深刻注意到。而如今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德国的远东政策多受苏联动向的制约。日本在远东发挥的牵制英美的作用今后将日益增大，但政治经济上苏联对德国的重要性将远胜于此。

从对华政策乃是其世界政策中的一环这一点来说，最明显的是苏联的对华态度。苏联对日中事变的关注与资本主义列强有根本的不同。苏联在华权益和对华贸易实在微不足道。（有必要注意到作为世界上少有的自给率极高的国家——苏联，依然有无法自给的茶叶、钨、锑等，大部分需要从中国进口，还有其他稀缺的战略物资如锡与金等在中国生产。）尽管如此，苏联对日中事变深表关心且展示出援助蒋介石的态度，则与其世界政策的原则，即突破反苏战线及援助中国民族运动的方针有关。努力削弱对自身国防来说是一大威胁的日本的势力，并趁在中国问题上日本与英美法的对立激化之机，促进国内建设并视此为增强其在世界政治中之比重的绝好机会，苏联的确在积极地对待日中事变。以农民动员为根本的中国抗日斗争的长期化必然向社会革命的方向发展，并导致中国共产党势力的扩大，包括推动中国民族独立运动等，这些都符合苏联乃至共产国际一直以来的方针。1936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确定以抗日民族运动为主线的国共合作方针，可以认为是要利用因日本进攻大陆而不断激化的其与欧美列强的对立，在阻止日本进攻的同时推动中国民族运动的急进发展。从这一点来看，苏联的对华态度与欧美列强有本质不同，是建立在和中国民族运动动向相关联的政治性立场之上的。

最后，在整个日中事变发生过程中一直保持浓厚的亲日政策的意大利，其态度大概源自与以地中海为中心的英法之间的对立不断激化而要求与日本结合，还有其在华的仅有权益早就涵盖在了日本占领区内，以及对华贸易量的微小等。

如上所述，就对华政策及决定日中事变对策的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条件的考察，必然归结为一个结论，即日中事变的未来走向要在全世界政治动向的大趋势中，以彼此结合的形态获得决定，也应该这样来看待。可以说，这种事态其重要性与日俱增。轴心势力的团结和德英之战的展开，使英美的援蒋态度更加明确，罗斯福总统在议会咨文中表明对华武器租借一事，至今人们仍记忆犹新吧。“东亚新秩序”的创建与欧洲新秩序的建设正仿佛车之两轮的关系，东洋的政治动向以非常明显且不可分割的形态与欧美政局的动向结合在一起。因此，现在所痛切感到的是，日本需要清醒透彻地把握世界政治局势的动向及自己在其中的立场，而对达成目标非常重要且紧迫的日中事变的处理，必须从高远的视野出发做出积极的行动。

五

日中事变处理的诸种条件

1938年11月的近卫声明至少在思考方式上表明，日本的大陆政策站到了全新的境界上。日本最初反对欧美对中国的瓜分政策和金融资本的支配，试图清算日中之间横亘着的根本矛盾，从而迈向“东亚新秩序”建设。东亚两大国国民，即日中两民族的全面理解与合作，的确是东半球人类实现幸福生活的绝对条件。然而，为了彻底的日中结合的努力，当然要遭到英美势力的顽强反抗。我们已然对围绕半殖民地中国之英美帝国主义的利害关系及其势力的深刻程度，有了充分了解。列强以各种形式进入中国，最终给其带来了怎样的结果呢？只能是在现实上导致中国大陆进一步被列强金融资本套上枷锁。列强金融资本对中国的帝国主义支配，正是我们所看到的抑制中国社会一切成长和发展的桎梏。我们有必要不断强调，只要是身处世界旧秩序统治之下，那么中国社会的独立和发展就不可能存在，然而坚持依靠英美而持续抗战的重庆政府，其态度根本上是错误的。我们必须站在这样的理解之上而以全面和平为两个民族结合的前提。最近，英美借款以重启缅甸公路，而且苏中达成了4亿元贸易协定。这些明显使抗日的重庆政府的反和平态度变得强硬，同时也使中共态度强硬起来，暗示出事变解决的世界性道路。

日中两民族高层次的结合，只能在如今已然成为世界史之事实的世界新秩序中得以达成。欧洲的德英对抗正与东亚的围绕日中事变产生的日本同英美的对抗结合在一起，不久将演变成日德意对抗英美势力这一最终形态。欧洲战争与日中事变相关联，整个地球已被抛到轴心国势力对抗英美势力这样一种形态的世界性动乱之中。日德意军事同盟的缔结，使日本在这场以全人类生命为赌注的抗争与混乱中所处的立场更加鲜明了。众所周知，日本走上这样的方向也是经历了种种曲折和阻碍的。第一届近卫内阁更迭后，有三届内阁倒台，平沼内阁要短时间内召开七十余场内阁会议，这些都反映了外交和国策转变的曲折迂回。而其困难，就在于日本经济立场的脆弱。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带着明显的后进性而发展至今的日本，因为是在国内市场的特殊狭小性和资源不足的条件下完成今日之成长的，故不得不深深依赖于英美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日本在中国大陆经济活动的强化过程，也便是对美国经济依赖程度越发深化的过程。与英美经济关系的不断深化，使日本开始进入大陆，经济史的事实正说明了这一点。最近，美国似乎控制住了日本的经济命脉。1937年美国对日贸易输入占33.6%，输出占20.1%，石油及重油输出为76.6%、铜为97.1%、汽车及零部件为94.3%、生铁以外的铁为51.1%，棉花的36%由美国输入，在获得外汇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生丝贸易其3.2亿日元送给了美国市场。此外，英国对日贸易输入占27.9%，输出为24.6%。日中事变发生后，日本经济依赖英美的状况依然没有变化，反而显示出强化的态势，1939年的贸易统计表明，日本贸易的65%为与第三国的贸易，其中英美占了此中的70%。

来自英美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关系上的制约，对于日本来说乃是难以切断的铁锁。然而，如上述多所触及的那样，对于追求日中事变彻底解决的日本而言，清算此种关系并加入轴心国体制乃是必然的外交路线。因为，真正的日中合作的前提就在于要切断东洋的英美金融资本的统治。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社会，对日本自身而言也是如此。

日美关系的恶化，特别是美国撕毁通商条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扩大，使日本的经济特别是通商关系遭遇到史无前例的困难。与欧洲、北非、近东及阿拉伯方面的贸易几近断绝，而与美国大陆的通商关系更是一路恶化。美国对日的经济压迫以及军需品、机械和石油等的禁运，无疑是日本经济当下的重大问题。

摆脱对英美的经济依赖，这已经是内在于日中事变彻底实施的过程中，并在加入轴心国阵营后必然要提上议程的问题。如今，经受着艰难困苦而逐渐迈向“东亚共荣圈”之确立的日本，在与东南亚诸地域的关联下提出所谓的南方问题，可以说这又是必然的路径。而且，这个东南亚现在依然是英美法资本支配下的所谓殖民地地带，该地区的印度、缅甸、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等仍然存在着反抗旧世界统治秩序的民族运动的潮流，对试图创建“东亚新秩序”而不断前进的日本而言，南方问题和中国问题根本上是具有同样性质的，需要同时加以解决。如前所述，英美对事变的态度源自其对东南亚统治的维护，而南方问题的重要性在某些方面则来自英美与轴心国之间世界性对抗的激化。新加坡军港与澳大利亚英美海军势力在南太平洋的合作，对日本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近来，南方问题成了我国的世界政策焦点，绝非不可思议。去年年末罗斯福总统的“炉边谈话”就明确将轴心国各国规定为敌方，称“欧洲和亚洲的战争制造者试图不让我们获得通往西半球的大洋制海权，这对美国乃是最严重的生死存亡问题”，并强调“要把美国变成实现民主主义的最大兵工厂”。而今，“东亚共荣圈”的确立乃是关乎民族命运的日本之道，这正是必须在现实的意义上加以申述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将此仅仅理解为暗示了只能与英美发生冲突。我们与假借确立“东亚共荣圈”的口号追求资源的获得而一味强调南进的部分论者，意见大不相同。我们坚信，确立“东亚共荣圈”的最大必要条件在于构成“共荣圈”之各国国民的内部组织化和相互谅解的推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相信日本作为调停者介入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严重的国境冲突并使其达成和解，实在是意义深远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共荣圈”内部自发的组织化和高度结合的结果，日本的势力自然会延伸到南方，故而这不应该受到任何责难。

“东亚共荣圈”确立的前提不仅在于驱逐东洋的英美资本势力，而且还在于根除其民族支配的旧秩序方式。中国问题和南方问题所包含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其民族问题。我相信，这些地区身处殖民统治下而呻吟着的各民族之自我解放，才是“东亚新秩序”不可或缺的要素，通过中国民族的解放和独立而实现日中两民族的正确合作，才是成为“东亚共荣圈”成立基础的首要前提。以中国民族为首的南方各民族的自我解放，也将意味着英美旧秩序维护者在东洋的根基遭到瓦解。

在深刻的日中事变的彼岸和日中两个民族高层次结合的根底里横亘着的土地农业问题的解决方向，同时也构成南方民族问题的根本内容。存在于东亚各民族高度正确的结合法则根底里的，必然是土地问题和农业问题的同时解决。

作为构成“东亚共荣圈”要素的各地区，其社会经济通过农业革命的推行将上升到更高阶段。而通过东亚农业社会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将创造出“东亚共荣圈”更为高远的结合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东亚的民族问题和农业社会革新的推进力量，二者并非完全没有关系。

因此，在紧密关联的视野下考察确立“东亚共荣圈”之中心课题的民族问题和农业革命问题，也就成了核心的课题。

而且，这还直接关联着日本自身的自我革新。我想必须铭记的是，克服所有困难以建设新东洋的日本，如果不同时进行自我革新，通过东亚各民族的正确结合而实现新秩序创建的伟大事业，也将无法达成。

（194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