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曾完整地叙述1348到1349年的大瘟疫。这次瘟疫危害巨大，影响深远，毫无疑问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但事实上，直到最近，人们对大瘟疫仍没有多少关注。
一般书籍都将14世纪中叶看作英格兰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当时，爱德华三世[1]声望正隆。1346年，英格兰在克雷西重创法兰西。1347年，英格兰攻占加来，这使爱德华三世的名声达到顶峰。1347年10月14日，爱德华三世头戴着那个时代最辉煌胜利的桂冠，驾临桑威奇，整个国家的人们或者说至少是英格兰的王公贵族们正陶醉在爱德华三世的军事胜利之中。编年史作者托马斯·沃尔辛厄姆[2]写道：“好像一轮新日在人群中冉冉升起，一片祥和，万物丰饶。这样的胜利，无比荣耀。随便谁家的女人都拥有几件从卡昂、加来等海对岸的法兰西城镇得来的战利品。”英格兰主妇们用从异国抢来的华丽服装、昂贵首饰骄傲地打扮着自己。这更是骑士精神的黄金年代，爱德华三世为了使自己的军事胜利流芳百世，特设嘉德勋位。全国各地纷纷举行骑士比武来庆祝这一难得盛举。一般历史叙述常将现在称为“黑死病”的大瘟疫搁置一旁，好像黑死病并非历史发展中的一部分，只是历史进程中的旁逸斜出一般。考虑到黑死病发生在克雷西大捷和普瓦捷大捷[3]之间，发生在嘉德勋位设立之际，这并不令人奇怪。
于是，从大卫·休谟[4]堪称经典的英国史，到其他老先生们写的英国史，都将这次灾难几笔带过，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尽管已故的约翰·理查德·格林[5]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分析胜前人一筹，但在叙述黑死病时，他仅将其作为14世纪农业变化的一部分略加提及。读者阅读至此，可能会略感诧异。约翰·理查德·格林虽然提到大约有一半人口死于此次瘟疫，但很明显没有意识到此次瘟疫的巨大影响。无论是对宗教的影响还是对社会的影响，都可以追溯到此次巨大灾难上来。
确实有人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发表了许多精彩的论述，吸引了我们对这个重要话题的注意，如弗雷德里克·西博姆[6]教授、奥古斯塔斯·杰索普[7]博士的文章，以及已故索罗尔德·罗杰斯[8]教授及威廉·坎宁安[9]博士的政治、社会、经济著作中的若干章节。但就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能将黑死病当作一个整体专门论述，或者说，还没有一个人能利用目前的资料对黑死病造成的灾难做一个相对精确的估计。查尔斯·克赖顿[10]博士将目前的研究收录到其编著的《英国瘟疫》一书中，但此书却少人问津。查尔斯·克赖顿的书出版后，人们发现，该书虽然以瘟疫为研究主题，并以大量的篇幅论及1348到1349年的瘟疫，但并没有使用瘟疫时期的各类文献，并且他处理黑死病这一问题的角度与本书完全不同。
因此，这里要说明一下，本书为什么要详细论述这个并不吸引人的主题。就1348到1349年黑死病本身而言，由专业人士将这次瘟疫作为一系列瘟疫中的一个题目来处理，是非常必要的。但仅从历史学家的视角来看，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详细叙述这次瘟疫，其中原因很多。但充分了解一下此次瘟疫所造成的结果，对正确理解英格兰中世纪末期的历史，是至关重要的。“黑死病”使社会遭受重创，给人的情感及行为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对人们的宗教情感及行为的影响，丝毫不亚于一场革命。我们只有设身处地真正理解这场瘟疫，才能够正确解释瘟疫过后英格兰历史的发展，否则就会走上“邪路”。确实，这次大瘟疫是英格兰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真正终结了中世纪时代，真正开启了我们的现代时期。它割断了与过去的联系，带来了新时代的曙光。瘟疫使人口剧减，进而造成劳工缺乏。人们认识到，底层人有了新的、过高的期望。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劳动人民开始理解自己的价值并维护自己的利益了。
但黑死病的一个重要结果尚未引起人们充分注意。对大多数人而言，回望过去，中世纪时期的英格兰教会持续稳定地发展着。然而，可以毫不夸张的说，1351年时，整个教会系统因瘟疫而全盘打乱，一半以上的教堂、修道院因瘟疫而毁，一切必须重新开始。大瘟疫对教士造成的灾难无法估计，对教育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了保证不可或缺的公共宗教仪式能有人主持，教会不得不让许多不合格的人充任其事，但即便如此，人手仍然缺乏。大瘟疫对普通人最直接的影响是他们的宗教意识麻痹了。无论是英格兰还是欧洲，灾难并没有使人们仰赖上帝，反而使人们陷入绝望。无论哪个国家，都有人记录道，人们的行为因瘟疫而放荡不羁。同时，人们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感情复兴了，但在许多方面，这是一种以新频道显示的新声音。如果将这种变化简单地描述一下，我认为与以前相比，英格兰人对宗教更虔诚了，更愿意自我反思了。自大瘟疫时期到宗教改革时期，这种情况就存在了。在当前的宗教复兴中，这种情况也显示了出来。特别是一批宗教作家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汉姆波尔的理查德·罗尔[11]的作品堪称此类作品的开端。理查德·罗尔本人便因瘟疫而死。瓦尔特·希尔顿[12]等作家及无数手抄本小册子的匿名作者后来发展了这一传统。这些作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般都被归入威克利夫派[13]。这是一种误导人的归类，其成因很容易理解。一方面，这些小册子充满了深深的宗教精神，另一方面，当时的人们深信宗教只是一系列的形式。直到现在，为数不多关注这一主题的人还会毫不犹豫地将宗教作家归为“罗拉德派[14]的宗教复兴”。他们自然不会相信宗教作家是受到一个“世俗神父已经沦落到追逐私利的教会”[15]的启发的。那些熟悉教导人们对天主教虔诚的作品的人，对这些作品的基调、精神及教义有着丰富的经验。于是他们就会意识到，上文中的小册子在基调、精神及教义上完全是天主教式的，这些小册子与那些受约翰·威克利夫影响而生的小册子有着根本不同。
新的宗教精神既体现在此时涌现出来的众多行会上，也体现在人们对宗教表达虔诚的种种行为上。这些对宗教表达虔诚的行为发展势头实在太迅猛了，致使一些人觉得夸张。新的宗教精神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即个人更加信仰圣体、圣母玛利亚、五伤[16]、圣名等平易近人、令人熟悉的表象，这样的表象更容易让人虔诚。这种信仰发展迅速。即便是这个时期与众不同的教堂装饰，也见证着这些变化。从14世纪末到15世纪，教堂的装饰、家具、器皿、雕像或描以图案，或镶以花边。教堂装饰日见复杂多样，与以往简单明了的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另外，这些财富及精雕细琢作品的来源，也反映了整个国家所发生的变化。教堂所得的捐献，再也不是完全由大贵族提供了，至少不是主要由大贵族提供了。现在教堂的捐献主要由城镇居民和中产阶级提供。按照当时的思想感情来看，这种慷慨大方是与人们拥有丰富的物质享受紧密相关的。从19世纪末到现在，这种丰富的物质享受是现代英国家庭的显著特征。事实上，15世纪是一场伟大的中产阶级运动的开始，其源头可以明显地追溯到大瘟疫的影响上来。16世纪时，这场运动因宗教领域的变化而停止。
本书仅简单提及英格兰人宗教生活的改变及其新趋向。如果想搞清楚英格兰宗教后来的发展史，那么将这次社会和宗教上的巨大灾难作为起点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黑死病在英格兰历史上的地位。
本书如果仅仅叙述英格兰的疫情，就会导致读者对其真实性产生怀疑。因此本书简略回顾了一下瘟疫从欧洲东部发展到欧洲西部海岸的过程。相隔百里甚至千里之遥的叙述者，所述之悲惨疫情几无二致，甚至描述疫情的语言都如出一辙，这种现象有力地证明了这场灾难的真实性。
本书对英格兰疫情叙述最详尽，展现了瘟疫从南到北一直传播到苏格兰高地的过程。
最后，本书简略叙述了瘟疫结束后英格兰的情况，以期引起读者对瘟疫所造成的直接影响的注意，尤其是瘟疫对英格兰教会生活所产生影响的注意。
* * *
[1]爱德华三世（1312—1377），1327到1377年在位。——译者注
[2]托马斯·沃尔辛厄姆（？—1422），英格兰编年史家。——译者注
[3]1356年，英军在普瓦捷大胜法军，俘虏法王约翰二世。——译者注
[4]大卫·休谟（1711—1776），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译者注
[5]约翰·理查德·格林（1837—1883），英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6]弗雷德里克·西博姆（1833—1912），英国经济史学家。——译者注
[7]奥古斯塔斯·杰索普（1823—1914），英国传教士、作家。——译者注
[8]索罗尔德·罗杰斯（1823—1890），英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译者注
[9]威廉·坎宁安（1849—1919），英国经济史学家。——译者注
[10]查尔斯·克赖顿（1847—1927），英国医生、医学史家。——译者注
[11]理查德·罗尔（1305？—1349），英格兰隐修士、宗教作家。——译者注
[12]瓦尔特·希尔顿（1340？—1396），英格兰奥古斯丁会神秘主义者，其作品在15世纪非常有影响。——译者注
[13]威克利夫派是中世纪基督教改革派，因追随约翰·威克利夫的学说而得名，14世纪形成于英格兰。约翰·威克利夫（1328—1384），英格兰神学家、翻译家、宗教改革的先驱。——译者注
[14]罗拉德派是中世纪晚期威克利夫的追随者。罗拉德一词源自丹麦语，意为“说话含糊不清的人”，实为贬称。——译者注
[15]约翰·理查德·格林：《英吉利人简史》，第216页。——原注
[16]指基督被钉十字架上两手两足及肋旁之伤。——译者注
